|
|
星期一。 由于在科斯诺梅萨附近有3辆车发生了追尾，致使交通堵塞，因此我上班迟到了10分钟。但是我并不着急。我即使迟到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我已经利用周末给我记得的父母的朋友们打了电话，问他们是否知道我父母的个人财产怎样处理了。结果没有任何人知道。还有几个人甚至不愿意理睬我。 他们都不记得我是谁。 没有任何人知道或者愿意告诉我殡葬仪式是在哪里举办的，我的父母亲被埋葬在哪一块墓地，我只好去图书馆复印了圣地亚哥电话簿上相关的电话号码，打遍了所有的葬礼室，结果是最后一个。我问葬礼司仪，他是否知道我父母的遗物怎样处理了，他说他不知道。我问他谁为葬礼支付了费用。他说这些信息是保密的。他很理解我，也很抱歉，他告诉我假如我能够拿出任何足以证明马丁和艾拉。琼斯是我父母亲的东西，他会乐于将信息透露给我，但是不能在电话上告诉我。 “什么证明？”我问道。 “就是出生证明。” 我的出生证明在我父母那里保存着。 他确实把我父母的埋葬地点告诉了我，我对他表示了感谢，记下了地址，然后挂断了电话。 我终于意识到，我的父母已经不存在了。我再也无法找到自己的根了。我没有了历史。我现在完全生活在现在。 当我走进办公室时，戴维正在聚精会神地忙于工作，甚至连头也没有抬一下。我走过他身旁，脱掉外套，坐在了我的椅子上。办公桌上放着一大堆文件，封面照例是一张斯图尔特用专用稿纸匆匆写就的留言：“请将这些程序写成文献资料。12月10目前完稿。”底下草草签着斯图尔特姓名的缩写，“雷。斯”。 12月10日。也就是今天完稿。 留言条上的日期是11月2日。 我注视着稿纸，将留言又读了一遍。这个杂种故意这么做，好让我为难。我迅速地浏览了一遍文件，里面有班克斯及其上司在好几个月以前做的备忘录，要求按照指定的程序写成文献资料。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程序。 斯图尔特故意设计陷害我。 我怒火中烧。但是我早已经适应了，实际上我已经拿出了笔，从第一页开始写了起来。我绝对不可能在今天完成所有的工作，甚至连其中三分之一也完成不了。我恼怒地写了几分钟后，意识到我再也写不下去了。我必须离开这里。我扔掉手中的笔，抓起外套，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办公室。 这种情况下我确实无法考虑到是否会被解雇的问题。我只要能离开办公室就行。 大楼外面，阴霾的天空开始晴朗起来，从灰色逐渐转为了蓝色，云层里射出了一道道阳光。我的车停泊在距离公司最远的一个角落，等我找到汽车时，我已经开始出汗了。我把大衣扔到后排座位上，降下了车窗，往后倒了一些，离开了被一大片崭新汽车包围的那个孤独的车位，向位于南方的艾默里开去。我在第一个红绿灯向右转弯，然后在下一条街上向左转弯。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没有想好确定的目标，只希望消失在像欧文市一样令人舒适的、完全相似的迷宫般的街道中，但是我发现自己正在下意识地向西行驶。 我最终抵达了南部海岸的大商场。 我把车停在西尔斯公司楼下，步行经过了一段沥青路面，走到大商场的主要人口。从酷热的大街进入有空调的大商场里面，我立刻有了一种如释负重的感觉。 尽管圣诞假日已经临近，停车场里也早已停满了汽车，可是商场里却人影稀疏，顾客少得可怜。扬声器里正在播放着穆扎克的圣诞歌曲。 橱窗里耸立着瑰丽多彩的圣诞树，引发了人们对于节目的想象力。圣诞节永远是我最喜爱的节日，我总是如此地喜欢圣诞节的感觉，浓郁的节日气氛、耶稣诞生的场景、幻想中的圣诞老人……在这个神圣的节日里，圣诞老人装扮成一副世俗的面孔，在全世界进行节日巡游。可是今年我却感受不到节目的欢快。我不需要给任何人买礼物；我自己也不期望能得到任何人的礼物。去年，我和简在11月和12月几乎将所有的周末都用来购买圣诞礼物，为我们的庆祝活动做准备，享受着对方给自己带来的快乐以及节日给我们带来的希望。今年我形单影只，没有任何计划，生活毫无意义。 我站在圣诞树旁，观察着行人的面孔，但是连我盯着他们看的举动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从理论上来说，大商场里的妇女和儿童应该能够注意到我。店里的雇员应该用怀疑的眼光注意着我。毫无疑问，我绝对应该引起别人的注意。 可是事实上我却没有。 然而并非每一个人都在冷落我。 一名看上去比我年长几岁、目光冷峻的男子站在雷索利书店和比斯特罗花园餐厅之间的长凳旁紧紧地盯着我不放，他在观察着我的每一个举动。我开始并没有注意他，只是用眼角的余光看着他。当我开始感到不舒服，觉得自已被人监视时，我转向左侧，注视着那个家伙。他发现我在注意他，便将脑袋转向了别处，假装对比斯特罗花园餐厅的菜单发生了兴趣。现在轮到我观察他了。他又高又瘦，一头乌黑的短发越发强调了那副严肃冷峻的面容。他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一副威严的样子，就像一位流露着庸俗市民味儿的王公贵族。 我想弄明白他为什么要盯着我，他又是怎样注意到我的，于是我向他走去，打算问问他。但是他立即走开了，在商场中央绕了几个弯，从两位女土面前夺路而逃，匆匆地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我想跟踪他，便跟了上去。可是他推开了一群人，上楼梯去了商场的二层。我知道我追不上他了，便眼睁睁地看着他惶恐不安地爬上了楼梯。这件事真有些奇怪。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他为什么要盯着我看？为什么当我发现自已被他监视时，他的表情十分内疚和可疑？我的服装和发型有可能会引起他的注意，这个推论似乎合情合理。然而为什么别人没有注意到呢？ 我注视着最上面的一层台阶，在那里我最后一眼看到那个人，他匆忙向西尔斯公司一侧走去。也许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也许这些都是我的幻觉。我急于知道是否有人看见我而产生了过敏反应。 可是当我走进诺得斯托姆专卖店时，我感到很不舒服。 我在商场里面呆了整整一天。我实在是没有地方可去，没有事情可做；我不想开车，也不想回家，所以我就出入于各大商店，在小卡尔斯商场里用了午餐，在大通商场里翻阅了几本杂志，在音乐总汇里尽情浏览了激光唱片。 各家商店的生意从下午开始繁忙起来，那时学校的课程已经结束。我站在米勒百货公司里，从这个位置我可以看到我想看到的一切。我正打算离开的时候，偶而回头看了一眼。 我看见那个目光冷峻的男人从货架的缝隙中盯着我。 这并不是巧合。 我们四目相交地对视了一会儿，我感到背后有一股冷气直逼大脑。他又转过了头，向别处看去，并加快脚步穿过走廊，向着商场大门的方向迅速离去。我紧紧跟在他身后，但是当我走到商场的主要人口时，我发现他早已钻进了购买礼物的人流中，在被大包小包夹裹着的顾客中间消失得踪影全无了。 我想让他回来。但是我该怎么办？紧追不放吗？或是大喊大叫？ 我一动不动地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眼睁睁地看着那人竭尽全力地往人堆裹扎，终于离开了我的视线，我想象着，如果我仔细审视他那双冷峻的眼睛，我一定会感到恐怖。 可是他为什么如此明显地怕我，就像我怕他一样？ 假如他这样怕我，为什么还要跟踪我呢？ 跟踪。 我怎么会想到这个词呢？ 我慢慢地走着。在我的潜意识里，这个人的身上有某种令我感到熟悉的东西。我从他的表情特征中几乎捕获到那种东西了，但是我却无法辨认它究竟是什么，直到他近在咫尺时我才看得出，某种东西使我非常烦恼。我直奔停车场，直接开车回了家。 我琢磨着要装出一副很高兴的样子回去上班，并编了一大堆故事作为没有来的理由。但这些似乎都没有必要。没有人问及我为什么没有来。事实上，当我告诉戴维说我今天感觉好多了时，他居然很奇怪地看着我，“你病了吗？” “我昨天没有来。”我告诉他。 “哦，”他说，“我没有注意到。” 斯图尔特可能也没有发现我曾经离开过，但却记得我的任务已经过了他规定的最后期限。刚吃完午饭，他就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里，“琼斯，尽管我已经给了你足够多的时间，而你却没有按时完成那项重要任务。” 足够多的时间？我直直地盯着他。我们都知道他指的是什么。 “这件事将被记入你上半年的工作总结之中。”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鼓起勇气问道。 他流露出一副无辜的样子看着我，“为什么要怎样做？提高部门工作标准吗？”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真的吗？” 我迎着他的目光，“你特意为我提高了工作标准，对吗？” 他脸上那副自鸣得意的笑容承认了我的怀疑，“是的，的确如此。” “这是为什么？” “我不喜欢你，琼斯。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我鄙视你所做的一切。” “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这很重要吗？” “对我来说确实很重要。” “琼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有多大关系。回去工作吧，至今为止，我对你的表现十分不满意，班克斯先生也是如此。我们有着同样的看法。” 见你的鬼，我想说。但我只是用眼神表示了心中的不满，之后便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我很平庸，所以才遭到了人们的冷落。这似乎是最合乎逻辑的答案，也是最合情合理的推论。我是在20世纪后半期成长起来的，因而也是大众媒体所泡制出来的标准化文化的产物。 影响并决定我的思想、品位和情感的那些因素，同样也作用于我这一代的每一个人。 但我并不甘心于这种现状。 从某一方面来说，我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平庸之人。假如我真的是个极其平庸的人，假如我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符合这一解释的话，那么我的生存状况就很容易理解。然而理论与现实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即使我所收看的电视节目与尼尔森收视率碰巧完全一致，或者说我内心的排序和报纸上的排行榜丝毫不差，但是我的读书品位却与主流相去甚远。 即使我的读书品位与普通大众相左，它与那些跟我的社会、经济及教育背景相同的白种男人相比却仍然显得极其平庸。 这种比较究竟烦琐到何种地步？ 把这些信息加以归类共从中选出一个模型将花费一个统计学家好几年的时间。 我近乎绝望地努力想证明我到底是谁，我被无休止的冥思苦想折磨得几近发疯。 我审视着我的房间，看着受到我的影响而变得枯燥乏味的怪异的家具，忽然想起了什么。我走进厨房，在存放废品的抽屉里找到一张洛杉矶交通图。我翻开地图，找到了洛杉矶地方艺术博物馆。 在我公寓前的街道上停着一辆白色的道奇车。开始我并没有想到什么，可是当它跟着我驶出车道，随后紧跟着我上了学院路，之后是帝国大道，直至我的汽车上了高速公路，它还在我后面紧紧地咬住不放时，我这才感到有些心慌意乱。我想，也许什么事也没有，只怪自己电影看得太多了，独居的环境也使我得了妄想狂。但那辆车确实还跟在我身后，我拐弯它也拐弯，我加速它也加速，我减速它也紧急减速。我想不出任何理由被人跟踪……尽管这个念头十分可笑，它却使我感到不安，甚至还有些害怕。 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一辆黑色的四门微型汽车急驶而来，恰好插入了我和那辆道奇车之间。我看准时机，在立交桥分岔路口猛踩油门，从距离最近的一个路口窜出了高速路，在桥下的红绿灯处停车等待。绿灯亮了，我仍然在留在原地不动，继续等待着那位不速之客的光临。那辆车却再也没有出现。 它已经被我甩掉了。 我重新返回高速公路，向络杉矶方向驶去。 艺术博物馆附近拥挤不堪，几乎找不到停车的地方。我最后不得不穿过布雷亚塔市场，花5块钱找了一个黑车位。我走出停车场，经过一个狰狞可怕的动物木乃伊市场。来到了博物馆入口处，花5块钱买了一张门票。 博物馆里凄冷、黑暗启温。屈指可数的游人在这座气势宏伟的建筑物里显得稀稀落落，甚至平日活跃的人在这种肃穆而压抑的环境下也会变得沉默寡言。 我不停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从一个侧厅来到另一个侧厅，从一层楼爬到又一层楼。看过了英国的家具、法国的银器和印度的雕塑，又去画廊参观了一些油画，在里面仔细寻找一幅表现了人类强烈痛苦的名画。最后它终于被我找到了，那是一幅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阿的作品。 在这个画廊乃至整个侧厅里，除了一名穿制服的保安默默地站在入口处走廊上以外，没有其他参观者。我站在画廊中央。 我知道，这便是登峰造极的经典之作，这是我们的所谓文化，这是艺术的精华。 我注视着这幅油画，感到浑身发冷。我想感受一下神奇的艺术感染力，领略一下令人畏惧和惊奇的感觉，那种当人们面对伟大的艺术品时所产生的超越感。可是我只感觉到了些许快乐。我倒览着其他陈列品，它们都是稀世珍宝，是人类历史上的财富，而它却无法引起我更多的兴趣。我的感觉被我的本性所抑制，自己是个平庸的人的事实抵消了我的其他感觉。 我又一次欣赏着雷诺阿的作品，这一次离得更近了一些，以便更仔细地欣赏和观察，迫使自己感受画中所包含的一切，不管它是什么；渴望理解别人从这幅油画中所感悟到的那种东西。 但我终于力不从心，因此打算放弃了。我转身准备走时，忽然看到有个人站在画廊的入口处凝视着我。 他是我在林荫大道上遇到的那个目光冷峻的高个儿男人。 一股冷气向我袭来，渗透了我的全身。 眨眼间他便不见了。他是从大门左侧消失的。我迅速追到了入口处。但是当我赶到那里时，他已经没有了踪影。一对身穿黑色情侣高领衫的夫妇从大厅侧面向门口缓缓走来。 我想知道门卫是否看见了那个人，但立即意识到这不可能，因为他正背对着大门，距离那个人的位置很远，他一定什么也没有看到。 博物馆突然变得比以前更加黑暗、阴冷、空旷了。当我独自穿过寂静无声的侧厅和大厅，向艺术博物馆正门走去时，我意识到自己正屏息呼吸。 我真的感到了害怕。 我加快了步伐，想跑却又不敢。当我安全地走出博物馆，置身于喧闹的人群中，回到灿烂的阳光下时，才感到自己的呼吸又恢复了正常。 戴维星期一走了。没有人告诉我他为什么要走，我什么也没有问。他的桌子被撤走了，身后的书架也空了。无需多问我也知道，他不再到自动化界面公司上班了。我不知道他是辞职还是被解雇了。我想他一定是被解雇的，否则他会告诉我。 也许不是。 通常人们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我发现我在回忆他对我说过的一些话。当我告诉他，自从简弃我而去以后我再也没有尝试过跟她联系时，他曾经对我说过一些关于女人的话，它们一直困扰着我，在我思想深处不断地提醒我。它使我感觉到，尽管简没有回到我身边不能完全归咎于我，但至少我是有责任的。我想了想，毅然关上了办公室的房门，拿起了话筒。虽然她离开我已经很久了，我却仍然清楚地记得日托中心的电话号码，我的手指几乎是本能地按下了那七位数字。 “请问简在吗？”我问接电话的女士。 “简。雷诺兹吗？” “对。” “她4个月前就辞职了，早就不在这里工作了。” 我似乎感到有人在我的腹部狠狠地踹了一脚。 尽管我们分手以后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谈到过或联系过简，但我认为她就在附近，她还在继续过着她的生活，尽管我已经不是其中的一部分了。这种想法一直在安慰着我。虽然不能和她在一起，但是只要知道她还在那里，我就放心了。可是我现在才发现，她在抛弃我的同时就已经把过去的生活全部抛弃掉了。 她现在究竟在哪里？她到底在干什么？ 我想象她正骑着那只该死的天使在全世界巡游。 不对。我驱除了这种想法。那不是简。即使是她，也与我毫无关系。我们已经不在一起了。我没有必要让她的新生活影响我的情绪。 “喂！”老太太在电话里喊着，“你还在听吗？你是谁呀？” 我放下了电话。 那天晚上，我在我的公寓外面看到了那个目光冷峻的男人。 他站在一棵树的阴影下，身体的左侧被街区的路灯照亮了一部分。我站在窗口准备拉上窗帘的时候看到了他，刹时我吓得尿了裤子。我努力不去想他，这样我也用不着竭力搜寻他跟踪我的理由。但是看到他在黑暗中注视着我的公寓，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这足以令我恐惧万分了。事实很清楚，他正在监视我，并且始终在跟踪我。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还是冲到门口，打开房门，勇敢地站在门廊上。可是当我向那棵树望去时，他已不在了。那儿一个人也没有。 我关上房门，浑身直哆嗦。我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念头，这一定不是个活生生的人。也许是电视节目中经常播出的那种用搭便车的办法纠缠女人的家伙；也许是个幽灵；也许是守护天使；或许是个被我的祖宗冤屈、现在注定要跟我寸步不离的鬼魂。 我觉得自己简直愚蠢透了。 果真是这样吗？既然我能接受自已被冷落的事实，为什么我就不能接受他是一个鬼魂或者其他超自然存在物的可能性呢？ 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我梦见了那个目光冷峻的男人。 我开始旷工，不再去上班。只要每个星期五填写一下出勤表，其他日子去不去都没有任何区别。 我一点也不想回家，便开始在各条马路上闲荡起来。我走遍了哥斯塔梅萨的海岸市场、圣安纳的中心大厦、奥兰治的奥兰治大街以及布雷亚的布雷亚街。但我很快就厌倦了这一切。后来我发现自己就像被火光吸引的飞蛾一样，在欧文市区里转来转去。 我总是将车子停在某个地方，然后穿过欧文市的购物区，在十分相似的商店里寻求安慰，那种协调和一致使我感到轻松。 我的生活逐渐摸式化，每天在同一个汉堡王连锁店里吃午饭，在同一家音乐店、书店或服装店里创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熟悉了那些跟我一样在大街上闲逛的人，尽管他们的打扮很像上班族，但显然他们并没有上班，他们也不是在寻找工作。有一次我还看到有人在便利店里偷东西。当时我站在路边准备过马路时，突然看到一个穿着讲究的高个儿男人走进一家71连锁店，从窗前的货架上顺手拿了两瓶库尔啤酒就往外走。他显然没有付钱。那个人在便利店门前的人行道上跟我擦肩而过。 我在想，那人是否留下了指纹？他有没有触摸过啤酒以外的其他东西？他必然要推门，假如我告诉了那个店员，警察会不会从门上获取那个人的指纹，从而将他逮捕呢？ 我伸出右手，举到眼前仔细观察着。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指纹吗？当我审视着自己食指上微微突起的纹路时，我怀疑它的真实性。我暗暗地怀疑我的指纹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并不真正是我独自拥有的。如果我身上的其他的东西都不是独特的、举世无双的，为什么推独指纹会与众不同呢？我曾在杂志和报纸上看到过一些指纹照片，其中的差别细微得几乎难以察觉。假如指纹的图案只有极其有限的几种，那么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难道真的找不出两个完全一致的指纹吗？这个世界上一定存在着同样的指纹。 毫无疑问，我的指纹肯定是最普通的那种。 这个问题实在可笑透顶。假如事情果真如此的话，决不会没有人注意到。警察迟早会发现机率极低的同类型指纹，自然这会使得利用指纹进行刑事侦察和法庭证据变得毫无价值。 也许警察已经发现并非所有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是他们不愿意道破天机而已。人们总是喜欢维持现状。指纹在绝大多数案件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假如有一小部分人漏网了，也只能认为是为了维护这个有序的社会而付出的必要代价。 我突然感到有一股冷气向我袭来。整个安全系统刹那间变得如此狰狞可怖，我的脑海中仿佛看到一个无辜的人，因为其指纹恰好与凶手相同而被判刑，受到终身监禁，甚至被执行了死刑。我甚至看到电脑列出了那些与凶手指纹相同者的名单，而警察则用抓阔的方法找出一个替罪羊交差了事。 一切西方文明都有着这样的理论，即人是截然不同的、完全区别于他人的、独一无二的个体。这是我们的哲学观念、政治结构乃至宗教存在的基础。 但我认为这种假设是不真实的。它是虚构的。 我告诉自己别再胡思乱想了，不要以自己的心态去设想整个世界。我应该好好事受自己的假日。 我转身离开了便利店，走进一家音乐店，中午在汉堡王快餐店吃了午餐。 圣诞节来临了，接着是新年。 我独自度过了两个假期，一直呆在家里看电视。 工作一天天地积压起来。我清楚地知道，即使我旷工不被发现，堆积了那么多的工作迟早也会被人发现，至少斯图尔特会知道。所以我决定在办公室里呆一个星期，处理一下工作。 大概在周三前后的某一天，我到休息室去买一听可乐。我刚要进门，就听到斯图尔特在说：“你们知道吗？他是个同性恋者。” “我想是的，”斯泰西说，“他从来都不主动搭理我。” 我走进休息室，斯图尔特朝我咧嘴笑了笑。斯泰西、比尔和保罗都转过头去看着别处，表情有点儿尴尬，随后便迅速离去了。 我立即意识到他们是在说我。 我感到一阵阵脸红，我想我应该为他们偏执的言论而火冒三丈，应该用激烈的言词来抨击他们的狭隘思想。他们居然敢说我是个同性恋者，这使我感到无地自容，羞耻万分，我脱口说道：“我不是同性恋者！” 斯图尔特仍在咧着嘴笑，“你很想念戴维吗？” “狗杂种！”我忍无可忍了。 他的嘴咧得更大了，“你真想干这事儿吗？” 我非常明智地意识到，同时也感觉到，我们就像两个初中生在校园里互相对骂。我也是其中的一方，从感情上讲，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瘦弱的孩子，在操场上受到蛮横无理的大块头的侮辱。 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你纯粹是在故意捣乱，我要将你的所作所为向班克斯先生如实汇报。” “哟嗬！你要向班克斯先生告我的状啊！”他夸张地带着哭腔说道，随即又换上一副强硬的口气，“那好啊，我也会写一份报告，说你不服从领导，并将你一脚踢出本部门，那速度保证快得让你脑袋直发晕。” “别指望我会在乎这个！”我说。 那几位程序员谁都没有正视我们，但也没有离开的意思，显然打算留在这里静观事态的发展。他们全都躲到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或者假装留意着自动售货机里的饮料品种，或者随手翻阅着桌上的女性杂志。 斯图尔特冲着我笑，那是一种生硬而残酷的笑，幸灾乐祸的笑，“你已被解雇了，琼斯，你已经成为了过去。” 我目送他离开了我，步出休息室，向大厅里走去。走廊里有很多其他部门的雇员，我突然发现，尽管他在跟每一个人点头致意，但没有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搭理他，既没有人对他点头、冲他微笑，也没有人跟他打招呼。 我想，他终于回到了那间寂寞、冷清的办公室里，这正中我的下怀。 我惊喜地发现，他同样也受到了冷落！ 只有这样解释才说得通。他被人们注意的惟一理由就是他的部门负责人身份。是他的职位使他没有完全陷入冷漠的世界之中。程序员和秘书们注意他是因为他们必须这样做，那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因为他是他们的上司。而班克斯先生注意他是因为班克斯先生必须对各部门总体负责，必须清楚每个人，尤其是部门负责人的行为。 除了他们以外，再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他的存在。 也许这就是他不喜欢我的原因了。他在我身上看到了他自身所具有却又最不愿意看到的东西。问题在于他并不知道自己受到了冷落。在职务的掩护下，他可能根本就意识不到这一事实：本部门以外的任何人都不会对他有丝毫的注意。 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了一个念头：我即使杀了他，也不会有任何人注意到。 但是我立即打消了这一想法，尽量装做压根儿没有这样想过。但是已经不可能了，这个想法已经在我的脑海里生了根，即使我竭力用别的事情进行干扰，也将它驱赶不走。我也不知道我究竟在向什么人极力否认我的想法，也许是向我自己。也许是上帝，设想他或者她正在聆听我的胡思乱想并用道德观念对我进行控制。尽管这也许并不仅仅是胡思乱想。我努力不去想，结果却越来越多地去想。我开始意识到，虽然我觉得这个想法有点儿可怕而且可憎，但是我确实想这么做。 我也许可以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杀了斯图尔特。 我想起了那个在对便利店偷啤酒的人。 我确实可以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杀了斯图尔特。 我不是杀手，我没有枪。杀人与我所受的教育以及我的信仰都背道而驰。 但是，要干掉斯图尔特的念头却无时不在吸引着我。当然，我决不会那样做，那只是一个幻想，是白日梦——不，那不是个梦。 我决意要杀了他。 我开始理性地考虑这件事。斯图尔特真的是个受到了冷落的人，还是一个不怎么合群的无聊家伙？我杀了他之后能确保自己平安无事吗？ 他是否受冷落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我自己已然是个受冷落的人。人们即使注意到他死T，也不会想到是我干的。我可以在他的办公室里干掉他，然后浑身鲜血地走出大厅，乘电梯下楼，穿过门廊，绝对不会有人注意到我。 程序员们离开了，休息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站在房间中央，身旁只有嗡嗡作响的电冰箱和自动售货机。事情发展得太快了。我通常不是这样。我从来没有过犯罪记录。我从未杀人，我甚至连想都不应该想到去杀人。 可是我确实想要杀人了。 而且当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自己决意要动手了。 在动手的那天，我穿了一身小丑的戏装去上班。 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促使我那样做。在潜意识里，我希望有人会发觉并阻止这件事的发生，或者有人来强迫我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但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准备工作比我预料的要少一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决意杀死斯图尔特的念头越来越坚定，我开始做计划。我想我首先必须了解这座楼里的所有出入口，火警的位置，以及每层楼梯上保安人员换班的准确时间。结果我很快就发现，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么复杂，我又不是抢劫银行。实际上人们根本就不会注意到我，我只需要走进去，干掉他，再走出来，便完事大吉。 惟一重要的问题在于斯图尔特本人。他不会看不到我，不仅如此，他还比我强壮得多，他一只手都能打过我。 如果他知道我是谁的话，他会反过来杀了我，扭头便走，没有人会知道，也没有人关心这事。 我必须对他进行突然袭击，使他大吃一惊。 我跟踪了他好几天，希望摸清楚他的生活规律和作息时间，从而确定最有效的袭击地点和方式。因为没有人注意我去哪儿。干什么，所以我能够在软件处的一角偷偷监视斯图尔特的办公室。找观察了两天，目睹着他出出进进，发现他的生活非常规律，每天的作息时间像板上钉钉一样准确，这使我异常高兴。之后我又隐藏在大堂里继续进行观察，以便进一步了解他离开办公室以后到底去了哪里、干些什么。 他每天午饭以后，大约1点1刻去卫生间，在里面呆整整10分钟。 我知道，我可以在那儿干掉他。 那是最适合于动手的地点。因为那时他毫无防备，我正好可以突然袭击。如果能趁他脱下裤子的那一刻将一切搞走，那就更好了，他不能马上跑掉。 就这么办。 一切似乎简单到了极点。我知道会成功。 我将动手的日子定在1月30日。 星期四。 30日那天，我早早地起来，穿上我的小丑服装。这身服装是我在最后一分钟才决定使用的。因为前一天晚上，我下班的时候路过戏服租赁商店，在那里停留了一会儿，我想用它作为掩护。可是我知道这纯粹是胡思乱想，小丑服装在商业社会里根本起不到有效掩护的作用，反而是大张旗鼓的宣传。我终究用信用卡付了租金，在那里记了账，这将留下可查的记录，以备日后作为证据使用。 我想，也许我在潜意识里渴望自已被人抓到。 我用服装租赁商店提供的油彩仔细地化装了脸部。先用白色油彩涂满整个面孔，再画上嘴角微微翘起的大红嘴唇，最后将鼻子安放在准确的位置。 我离开家的时候已经过了8点。 我身边的座位上放着从厨房拿来的切肉刀。 我好像是在银幕上观察着自己似的，不知道我是谁。我来到自动化界面公司，把车开进停车场后，绕过一排排汽车，进了大楼，乘电梯来到了我的办公室里。我一直将刀子举在面前，明白无误地公开我的计划，无意对此次行动进行任何掩饰。令人悲哀的是，仍然没有一个人注意我，更没有人进行劝阻。 我坐在办公室里，将刀子摆在面前，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一直等到1点钟。 5分钟后，我站起来，穿过走廊来到卫生间，走进了第一间厕所。我本来以为我会紧张，结果并没有。我的手既不出汗，也没有发抖，我十分镇静地站在那里。其实这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若是回心转意还完全来得及，只消立即取消计划，不会有人知道，也不会有任何人受到伤害。 可是我想让斯图尔特受到伤害。 我决心让他死。 我暗暗对自己说，如果他走进我隐藏的这间厕所里，我就杀了他；如若他走进别的厕所，我就永远不再想这件事。 我将刀子攥得更紧了，并且开始出汗。嗓子似乎在冒烟，我下意识地舔了舔嘴唇，努力咽下了口水。 这时传来了开门的声音。 我的心在砰砰直跳，不知是出于激动还是害怕。心跳的声音在我的脑子里异常响亮，我怀疑斯图尔特是不是能够听到它。 脚步声穿过瓷砖地板，渐渐向我逼近。 假如这个人不是斯图尔特怎么办？假如其他人走进卫生间，看到我扮成小丑的模样，拿着切肉刀站在厕所里，他们会怎么想？我该怎么办？ 脚步声在我的厕间门口停了下来。 金属门被拉开了。 斯图尔特走了进来。 刹那间，他惊呆了。我毫不犹豫地向他刺去，但是刀子无法轻易进入他的身体，它受到了肌肉和肋骨的阻碍。我努力将它拔了出来，再次用力刺去。这时他已经顾不得吃惊了，因为他已经开始狂呼乱叫起来。我腾出左手压住他的嘴巴，迫使他安静下来，但实际上即使他不喊叫，空旷的卫生间里回荡着的激烈的打斗声也足以令人毛骨悚然。我把他压在墙角，他拼命地挣扎和跟打，试图逃跑，鲜血流淌得到处都是。他向我的右膝猛踢了一脚，几乎使我摔倒；接着又～拳击中了我的脑部。刹时我感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可是已经晚了，一切已经成为无法挽回的定局。我只能继续向他奋力猛刺。 我此时的感觉并不像原先想象的那样好。我没有体验到满足感，没有品尝到正义得到伸张的喜悦。我只是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冷血杀手。在我原来的计划中，我想象这一幕应是故事中的高潮，我应该为“我”这位英雄而喝彩，因为他终于使恶霸得到了应得的下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是血腥、肮脏、丑陋的一幕：他疯狂地希望挽回自己的生命，尽管我已经不再想杀他，却彻头彻尾、无法挽回地完成了这一过程。 他终于倒下了，脑袋重重地碰在金属门框上，额头上又涌出了一注鲜血。他的挣扎逐渐衰弱，直至最后变得无声无息。我也受了伤。如果他动作再快一点儿的话，刀子早已被他抢了过去，这件事情将会是另一种结果。 他突然猛击我的脚趾，我向后退了几步，歪倒在便池上。我翻身起来，又向他脸上刺了几刀。 他的身体疯狂地抽搐了几分钟，终于一动不动了。 我从他的鼻子上拔出刀，又有一股鲜血和一些粘稠的灰色块状物涌了出来，流到了我的鞋上。 我该怎样向服装租赁商店解释呢？我这样胡思乱想着。 我站起来，用卫生纸将刀上的血迹擦干净，跨过斯图尔特的尸体，从厕所里走了出来，将金属门紧紧地关上。他的脑袋和一只胳膊从厕所底下露出来，紧挨着小便池旁边的台阶，但是我已经顾不得这些了。此时此刻，我实在无法掩藏尸体，甚至无法对所发生的一切稍稍进行一番掩饰。 这时我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感觉：没有内疚，没有恐惧，没有慌乱，也没有兴奋，什么都没有了。我想也许我会感到震惊，可是实际上也没有。我的头脑似乎非常清醒，思维十分正常。事情的发生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但我还是坚持按照我的计划执行。我走出卫生间，来到大厅，乘电梯下楼，从大堂里走了出来。 但是当我开始四处寻找我的汽车时，我其实已经走过了它停放的地点。我站在人行道上，茫然若失地望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车流。我的实际状况比我想象的要糟糕很多。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 我扔掉了刀子，浑身发抖，泪水模糊了双眼。我依然清楚地感受到刀子穿过肌肉插进骨头上的感觉、我的手压住他不断乞求的嘴巴时的感觉、以及他垂死挣扎的绝望表情所产生的惊心触目的感觉。我还能将这些刻骨铭心的印象和感受从记忆中抹掉吗？ 我茫元目的地在街头转悠。如果注意一下自己的装扮，我也许会发现我现在的模样有多傻。但此刻我无论如何都顾不上考虑个人形象了。 我只是在不停地想着：我杀了人，我剥夺了一个人的生命。 我现在才意识到我对斯图尔特除了工作之外一无所知。他结婚了吗？有没有家庭？或许他的小儿子或者小女儿双手扶着白色的栅栏，站在家门口等待他回家吃饭。我感到内疚和恐惧，心里空落落的十分郁闷和凄冷。杀人那一刻的勇气和毅力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极其厌倦和无尽的失望。 我究竟干了些什么？ 我身后突然传来了警笛声。 是警察。 “鲍勃！” 我循着声音望去。 我看到那个目光冷峻的男人正在穿过马路向我跑来。 我感到一阵惊慌，同时夹杂着恐惧，我想跑却又不能，只好转过身面对着他。 快到我身旁时，他放慢了脚步，朝我咧着嘴笑，“你杀了他，对吗？” 我尽量抑制住惊恐的神情，表现出不知所云的样子问道：“你指的是谁？” “你的上司。”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知道，鲍勃。你很明白我的意思。” “不，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他笑了。最奇怪的是，他的笑容里好像没有丝毫恶意，“别怕，你知道我一直在跟踪你，你知道为什么。” “你错了，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你通过了加入组织的仪式，你已经加入了我们。” 恐惧笼罩了我的全身，我突然想，我不应该将刀子扔掉，“加入了？” “你已经是我们中的一员了。” 我就像突然解出了一道困扰很久的数学题那样恍然大悟了，我知道他是什么人了。我说：“你也是一个受到冷落的人吗？” 他点点头，“不过我们自称为恐怖分子。平民恐怖分子。” 我现在的感觉和刚才不同了。我有点儿迷惘，不知道这种感觉究竟是好是坏，“你们有很多人吗？” 他又笑了笑说：“是的，我们有很多人。”他特意强调了一下“我们”。 “可是——” “我们希望你加入。”他往前走了两步，靠近了对我说，“你已经切断了与他们那个世界的一切联系，现在你已经是我们这个世界中的一员了。你从来就不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你只是觉得必须遵守他们的游戏规则罢了。要知道，现在你已经不再需要那样做了，没有人认识你，也没有人会记得你，从此以后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了。”他那冷峻的目光注视着我，“我们都做了同样的事情，也就是你刚刚做的那件事。我也干掉了我的上司，还有我上司的上司。当时我觉得很孤独，但是……我发现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还有许多人也同样如此。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组织起来。我第一次在海岸市场看到你时，就知道你也是我们中的一员。可是我知道你还在寻觅，你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自我，所以我一直在等待着。” “可是你并不认识我啊！” “我不仅认识你，我还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以及你对于服装的品位；我知道有关你的一切，同样，你也知道我的一切。” “你的名字除外。” “菲利普。”他笑道，“怎么样？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一切。” 他说得对。我站在那儿看着他，一种奇怪的感觉充盈在心头，这种感觉好极了。 “你加入我们吗？” 我转身向大街上望去。看着自动化界面公司那镜子般的外观，慢慢地点了点头说：“我加入。” “噢！”菲利普向空中挥了挥拳头，笑得更开心了，“你是一个胜利者，而不是一个罪犯，你不用为此而遗憾。”然后他伸展着四肢，以胜利的姿势欢呼雀跃着，“这座城市必将属于我们！” 我丝毫不感到内疚。除了刚开始稍稍有些忧虑之外，我对我所做的事一点儿也不感到内疚，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想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我甚至尝试着分析其中的原因。当我小的时候大人就告诉我，杀人是不对的，我也这样相信，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那是一种邪恶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我并没有不好的感觉呢？ 我想，尽管我表面上反对杀人，但是内心深处仍然觉得斯图尔特该杀。可是我为什么要这样想呢？怎么能认为一个人对下属傲慢无理就该以死亡来惩罚呢？这并非出于理性的考虑，它只是一种本能的感觉，一种情感的反应。不管是因为菲利普颇具说服力的解释，还是我自己的理性判断，总之我很快便使自己相信，我的所作所为是无可非议的。也许这种行为是非法的，但它却是合乎公正的，是正义之举。 这样做究竟合法还是非法？ 这种概念对我适用吗？ 我认为不适用。我想正如菲利普所说，我是被造物主为了一定的目的派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我的平庸是一种福气而不应该是痛苦；我的不为人知使我不必受世俗道德的约束。菲利普不止一次地告诉我，我是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特别的人，因为平庸的本能赋予我一些周围人远远无法获得的权利和自由。 我生来就是个恐怖主义者。 对于平民而言的恐怖主义者。 这是个很有吸引力的概念，菲利普曾经为此反复思考过。 他当天就把我带去，介绍给了其他几位同伙。我当时仍在发愣，有点儿不知所措，任凭他跟我一起坐进了车里，顺着他指点的方向，驱车来到了奥兰治的一家叫做丹尼的咖啡馆。其他人都已经集合在那里了，他们在餐厅里面，用两张餐桌拼成了一大张。 没有任何一个服务员和顾客注意他们的举动。我进来时，发现除了菲利普之外还有8个人，是清一色的男性。其中4个人的年龄看上去跟我和菲利普差不多，大约20多岁，另外3个人估计30岁左右，还有一个老家伙至少有65岁了。 看着这些人，我忽然意识到究竟是什么使我对菲利普印象如此深刻，是什么使我觉得他看起来很面熟。因为他跟我太相似了，这些人都跟我十分相似。当然这并不是指长相方面，比如说大家长着同样的鼻子或者同样颜色的头发；我们在表情以及姿势方面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一种很难界定的气质将我们划为了同类。我一眼就看出，我们中间没有少数民族，但这一点并不重要，我们之间的相似性远比单纯的种族关系深刻得多。 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是被冷落的人。 “这就是我向你们提起的那个人，”菲利普向他们介绍我说，“我一直在培养他，他今天终于干掉了他的上司，成为了我们中的一员。” 由于紧张和难为情，我不由自主地低下头，看着双手。这时我才发现，在我指关节的招皱及指甲缝里满是干了的血迹，我意识到我仍然身着小丑的服装。 他们都微笑着站起来，热情洋溢地跟我握手祝贺。那位老人名叫巴斯特，以前是个看门的。那4位年轻人是约翰、詹姆斯、史蒂夫和汤姆。约翰和汤姆在与菲利普认识之前都在连锁店工作。詹姆斯曾经是报社的发行部经理。史蒂夫是一家临时代理机构的职员。比利和唐都在30岁左右，曾经是中层管理人员，比利在奥兰治县，唐曾在一家私人投资公司工作。另一位30多岁的人名叫皮特，曾经是一个建筑工人。 这些就是恐怖组织全体成员。 “请坐！”菲利普拉出一张椅子，看着我说，“你饿吗？想吃点儿什么？” 我点点头，挨着他坐下。我早就饿了，早饭和中饭我都没吃，而所发生的一切……我太激动了，胃口因此而特别地好。我发现自从我们进来之后，便没有一位女招待注意过我们。 “别担心，”菲利普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似的，走到餐厅中间，停在一个正要去厨房的又老又胖的女招待身边，那个女招待差点儿撞到了他身上。她停下来看着他，一脸奇怪的表情，“能为我们提供服务吗？”菲利普一边大声说话，一边指着我们的桌子，那个服务员顺着他的手指望去。 “对不起，”她说，“我——”她突然止住，又说，“现在可以点菜了吗？” “是的。” 她跟随菲利普来到我们桌前。菲利普点了馅饼和咖啡，我要了奶酪堡、洋葱圈和一大瓶可乐。其他人都吃过了，只要了一些饮料。 我挨个儿打量着这些受冷落的伙伴们。显然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我的大脑已经接受了这一切，而感情却滞后了一两个节拍。我知道所发生的一切，却不知道应该如何体验它。我发现自己在盯着约翰和汤姆，或者汤姆和约翰，我分不出他们两个人。我努力回忆，是否在辞去工作后在欧文大街上见到过他俩。 我感觉到我跟他们比跟其他人更相似。 我是否真的看到过他们？ 那个在便利店偷啤酒的人是不是他们中的一个？ “好了，”菲利普笑着说，“我知道一切对你太陌生了。你想知道什么尽管问，我可以向你详细介绍。” 我挨个地看着他们。我在这里找不到冷漠、怀疑和鄙视一切的优越感，我看到的只有同情和理解。他们都理解我所做的事情，理解我此刻的感觉。他们的表情都十分坦然。 我感到他们一点儿不像恐怖分子。菲利普也许是最狂热的，但他看上去也不够凶狠，不像是一名真正的恐怖主义者。他们就像一群假装成恐怖分子的孩子在闹着玩。 我忽然想起来，虽然他们已经告诉我他们以前曾干过什么，但谁也没说他们现在在干什么。我清了清嗓子，问道：“你们干什么工作？都在一起吗？” “工作？”巴斯特笑道，“我们不工作。我们恨那玩意儿。” “我们不需要工作，”史蒂夫说，“我们是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那是什么意思？你们都做些什么？像一个社团一样住在一起，还是隔一周聚一次？” 我注视着史蒂夫，但他立即转身看着菲利普。所有的人都看着菲利普。 “这不是某一项工作，”菲利普开始说话，“恐怖分子不是说我们干些什么，而是指我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其他人点头表示同意，没有人打断他。 “你问我们在干什么，”菲利普继续说，“我们在哪里工作，这正是问题的所在。许多人需要用工作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如果没有了工作，他就等于没有了身份。他们除了工作以外什么也不知道，需要从工作中获得生活的目标和满足感。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份秘书的工作能得到多少满足感呢？只要有充足的时间，我们可以做任何凡是能够想象得到的任何事情！很多人不理解生活的意义，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在世上，也不愿意去想它。但我们跟他们不同，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操劳一生，忙碌到死。我们要生活！” 我回忆起过去那些漫长的周末和枯燥的假期，我曾经一直是那些人中的一员。我看了看我的伙伴们，我知道他们也跟我一样。 菲利普是对的。这是一个打破旧式格局的机会。虽然餐桌边的每一个人看上去都既善良又友好，但他们都曾经杀过人。 人都杀了，还有什么顾虑呢？还能有什么忌讳呢？我们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我们不受任何社会规范的约束。 我向菲利普点点头，表示赞成他那慷慨激昂的演说。 他笑着继续说，“我们比任何人都拥有更多的自由。许多人认为，他们的职务非常重要，他们很在意自己的工作。他们真糊涂。例如有的售货员生了孩子之后立即回到工作岗位，因为她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如此重要，贡献如此巨大，假如没有了她们，地球将停止转动。可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大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如果他们辞职或者去世了，立刻就会有人替换他们的位置，丝毫没有任何区别。 “这就是我们之所以感到幸福的原因。人们无视我们的存在，认为我们微不足道，因而使我们有机会去做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到底子什么呢？”我问道，“我是说作为恐怖分子，我们要做些什么？”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巴斯特说。 “我们究竟想干什么呢？” 所有的目光又一次转向了菲利普。 大家对他的信赖使他十分欣慰和自豪。他挺直了胸膛，身子稍稍倾斜着，胳膊肘撑在桌子上，就像反对派领袖向部下发布动员令一样，表情神秘而又充满激情地开始发言。他说我们就像一群复仇天使，我们饱受那些名声显赫、健康聪明的大人物歧视和虐待，我们懂得被冷落的滋味。正因为我们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我们所受到的压迫、我们看到的社会阴暗面，我们才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他说他已经想好了怎样干，只要我们有组织、有计划，我们就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 大家就像市道会上的忠实信徒般热情洋溢地点头表示赞同，我也感觉到体内有一股自豪感在升腾。但同时我又有些怀疑，难道我们的心中都有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 或者只是希望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真正跻身于某个组织，成为它的一名成员？ “我们真的是恐怖分子吗？”我问道，“我们是不是也要从事杀人、抢劫、破坏、绑架等恐怖行动？” 菲利普激动地点点头，“我们正是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将我们的事业逐渐发展壮大起来。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还不长，但我们已经破坏了一些国内知名度最高的公司或商店，其中包括一家麦当劳餐厅。最初我们只想打击那些压迫我们的家伙，让那些极力吹捧自己、贬低别人的所谓名人遭受一些损失；但是同时我又意识到，所谓恐怖组织只不过是一支游击队，它只能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件事情上。个别行为决不会带来永久性、待续性的变化，只能就某个具体问题引起公众的注意。对于我们来说，恐怖分子这个词也许有点儿言过其实。我们还从来没爆炸过任何建筑或劫持过任何飞机。”他说完笑了笑。 “从来没有吗？” “我说过，我们会逐渐将我们的事业发展壮大，最后扩大为一场大规模的运动。” “我们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菲利普十分满足地笑着，坐到了椅子上，“我们将变成名人。” 服务员送来了主菜和饮料，我狠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人们的话题也从由我引起的讨论回到了日常琐事上。 菲利普表现出一副超脱的样子，没有参加大家的议论。我似乎觉得他比其别人更深刻、更有思想。 我很快吃完了奶酪堡。两个服务员拉上了百叶窗。我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已经3点多了。 我仍有一个问题不明白，我没有提问，他们也没有告诉我。 我放下手中的叉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生来就是这样，还是慢慢演变成现在这样的？我们到底是一些什么人？”我扫视了一圈，大家准也没有看我，表情却显得很不自然。 “我们是与众不同的人。”菲利普说。 “可是我们究竟是什么人？” 大家都陷入了沉默。甚至连菲利普也显得无所适从。 “我们是一群被冷落的人。”巴斯特说。 “我知道，”我说了一半又停了下来，看着他，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我是说，你怎么会想到‘被冷落’这个词儿的，是谁告诉你的？” “我不知道。”他耸了耸肩。 菲利普这时忽然明白了我的意思，“海广他激动地说，”我们每个人都想到了这个词儿，难道不是吗？我们大家都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它，这是个准确的表达。“ “可我不明白它究竟指的是什么，”我说，“它是否真的代表着什么？如果仅仅是巧合，就太令人奇怪了。” “就是说，我们天生如此，”菲利普说，“我们注定就是恐怖分子。” “是命运。”汤姆和约翰随声附和着。 我对这样的谈话感到不舒服。我不觉得自己是被挑选来干一件事，也不觉得上帝为了特别的目的而选中了我们十个人，我只是感觉到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引导着我们，一种意志在指挥我们行动。这种感觉使我烦躁不安。 菲利普看了看表，“天不早了，我们大家上路吧！”说完掏出20块钱扔在桌子上。 “这些够吗？”我问。 “没有关系，即使不够也不会有人注意。”菲利普笑了。 我们在停车场分手，说好第二天早上在圣安那市法院大楼前见面。菲利普说他想破坏美国司法系统，这次只是小试一番，以便知道是否奏效。 菲利普原来打算和史蒂夫一起走，但是穿过马路朝史蒂夫的丰田车走去时，他又突然改变了主意，“你跟我们一起去好吗？” “当然没有问题。”我说。 当然没有问题。 我已经在今天早上杀了人，又跟一群自称是恐怖分子的陌生人在外面呆了一个下午，我早已把自己当作他们中的一员了，并认为参加他们的活动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们7点半去接你，行吗？”菲利普说，“我们得先吃早饭。” “就这么办。”我点点头。 然后我就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他们7点一刻就来到了我家，全体在门外等候。我刚刚冲过澡，穿着浴农打开了门。我很高兴见到他们，昨天夜里我整夜辗转反侧，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产生怀疑，为什么摇身一变就成了一名恐怖分子。然而当我看到他们时，所有的疑虑顿时烟消云散。我注定是他们中的一员，这就是原因。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加入过任何组织，我为发现了自己的同类而感到格外兴奋，在邀请他们进来时我高兴得合不上嘴。8个人全都挤进了我的小客厅里。 “好啊，”詹姆斯羡慕地说，“你这里真不错！” 我顺着他的目光扫视着这个房间。自从装修以来，我还是第一次发现它的确不错。 我穿好衣服，梳理了头发，跟大家一起出发了。我们先去麦当劳吃了早餐，然后分别乘坐三部车行动。我、詹姆斯和菲利普坐进了菲利普的道奇车。 我们好像生来就认识一样，大家都不把我当成新来的成员，我自己也不觉得陌生，立即被同化了。和这些朋友们在一起，我感到非常自在。 不，不只是朋友。 我们是兄弟。 9点钟才开庭，我们8点半就到了，来早了一步。菲利普从他的车箱里拿出一个很大的帆布袋，我们问他是什么，他微笑着，没有告诉我们。大家跟着菲利普进了大楼，来到了交通事故庭，在后面的被告和公众席上就座。 “我们准备干什么广詹姆斯问。 “看我的眼色行事。”菲利普说。 法庭里又来了一些其他交通违规者及其家属。书记员念了一串名字之后，一名法警走进法庭，接着是尊敬的塞尔威法官大人。他宣布开始审理第一个案件，于是一个警察带着一个流着骇人的长发络的黑人走了进来，那个黑人自称是出租车司机，介绍完自己就开始交代他违规转弯的情形。 接着是短暂的沉默。 “塞尔威法官是个大傻瓜！”菲利普忽然大喊。 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向这边扫了一眼。法庭里的观众坐得很分散，我们周围只有我们几个人和一对西班牙夫妇。 “你女儿是个婊子！”菲利普又喊了一声，他用胳膊肘碰了碰我，又冲我挤挤眼，怂恿我说，“说啊，快点儿说啊！” “他们会以藐视法庭罪把我们抓起来的。”我低声说。 “不会的，他们不会注意我们，”他又轻轻推了我一把，“快说吧！” 深吸了一口气后，我终于喊了出来：“去死吧！” “不许喧哗！”法官击了一下锤子，宣布道。然后示意法警来到我们前面的栏杆边。 “杂种！” “王八蛋！畜生！” 巴斯特和汤姆喊道。 法官再次敲击木锤，法警往我们这个方向看了又看，那对西班牙夫妇则不停地侧着脑袋在我们周围寻找，似乎想知道到底是谁在捣乱。 “你妈是个婊子！”我吼道，随后回头向菲利普得意地笑了笑。我的感觉好极了。 “王八蛋！”巴斯特又喊了起来。 “吃屎去吧！”我使劲大叫着，和其他人一样，声音里充满了愤怒。以前我从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惹我生气，现在才发现我已经可以愤怒了。我痛恨命运，痛恨这个世界，痛恨每一个使我变成这样的东西。长期以来的不满与失望突然在此时此刻得以发泄出来。 “我强奸你妹妹！”我大声喊道。 “你精神失常，你是畜生！”詹姆斯大叫。 菲利普打开他的帆布袋，取出了几盒鸡蛋。 我激动得放声大笑起来。 “快！”菲利普边说边将盒子放在椅子上。 我们开始向法庭上扔鸡蛋。有一只打中了法警的帽子，刚刚击落了，接着又是一只飞到他的秃头上。法官在一阵鸡蛋炮的轰击下抱头鼠窜，我拿起一个向他砸去，准确地砸在他的胸口，黄色的蛋液在黑袍的衬托下闪闪发光。他只好匆匆宣布休庭，狼狈不堪地回到了办公室。鸡蛋很快便用完了，菲利普抓起了帆布袋，“好了，伙伴们，我们走！” “可是我们才刚刚开始啊。”史蒂夫不情愿地说。 “找们并没有隐身术，”菲利普说，“我们只是被忽视和冷落，如果继续呆下去，我们都会被抓住的。该撤退了。”说着走出了审判庭，我们跟在他的后面。 “婊子！”巴斯特边走边回过头道。 我听到法警骂骂咧咧地关上了法庭的大门。 我们都异常兴奋，情绪高扬得就像要飘起来一样。大家激动地聚在一起说笑，谈论刚刚发生的事情，重复着自己喜欢的诗句，把应该想到却没有想到的事都一股脑说了出来。 “太好了！”菲利普高兴地说，“试想，如果我们砸的是一场很重要的审判会，它必将引起所有媒体的关注，我们将会公开露面，新闻媒介还会对我们争相报导。” “下一步呢？”我们推开玻璃门走出大楼时史蒂夫问道。 菲利普笑了笑，双臂搭在史蒂夫和詹姆斯的肩膀上，“别急，伙伴们！我们会设想出其他方案来的。” ------------------ 书路 扫描校对 |
|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