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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便提早进入了秋季。 一天早上我上班时，在我的办公桌上看到一只内部专用的牛皮纸信封和一只长方形的小木盒。我提前到了一会儿；德里克还没有来，现在我一个人占有这个办公室。我坐下来，拿起了信封，看着上面一行行名字。信封的发信地址上用不同颜色的印油盖着上个月的邮戳，签着不同的名字。它使我意识到我对自己的工作有多么讨厌。当我浏览虚线下面完全应付式的潦草签字名单和部门名称时，我发现没有一个是跟我接近的。 我还意识到我已经来了多长时间了。 3个月了。 一年中的四分之一。 很快便会到半年。然后一年。然后两年。 我连看都没看就放下了信封，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压抑。 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看着我面前既丑陋又空旷的办公室墙壁，然后拿起了小木箱，拉开上面的盖子往里看。 是一些名片。 好几百张名片，装满了小小的木箱。我看见在第一张名片的正面，在自动化界面公司的标志、地址和邮政编码旁边印着我的名字和头衔。 我的第一张业务名片。 我本应感到高兴才对。我应该感到激动。我应该感到某种积极的东西。可是那些像钱夹那么大的巨大名片使我深深地感到畏惧。名片预示着承诺，代表公司向我简单说明了，我将要在这里呆很长一段时间。名片在这～时刻看上去就像是一份合同的约束，持久不变的工作岗位以及责任的调查表。我想尖叫，我想把名片扔掉，我想把它们交回去。 但是我什么也没有做。 我从盒子里又取出了几张名片放进钱夹里，把其余的放进了写字台最上面的抽屉中。 抽屉关上了。金属滑轮不合时宜地响了一下，发出了终成定局的一声。 我发现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抽屉中间永远堵塞着的锁孔上。 就是这么回事。这就是我的生活。在这里我将度过我剩下的功多年或者更长的时间，然后退休，然后死掉。这种情形过于悲观，也许有点儿像悲剧。但是它基本上是正确的。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样。我知道自己的性格和类型。从理论上说，我可以换一份工作。找甚至还可以回到学校去，再拿一个学位。我有许多选择。但是我知道任何一种也不会实现。我只能调整我的现状，像以往那样去适应它。我不是～个创始人、行动者，或者有进取心的人。我是一个依赖者，一个虽不喜欢却能容忍的人。 而且我的生命将会结束。 我回忆起我上小学和中学时的那些梦想，我要当宇航员的理想，后来又想当摇滚歌星，再后来还想过当电影导演。我想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些梦想，我肯定他们都有过。没有一个孩子想当一名官僚或者技术专家，或者中间管理人——或者，内部程序及二级软件协调助理。 这些工作只有当我们的那些梦想死亡的时候再去做。 这就是每个人都有过的东西——梦想。我不去当宇航员了，不去当摇滚歌星了，也不当电影导演了。我就在这里，我就是我，生活的现实剥夺了我心中的欢乐。 德里克准在8点钟前走进了办公室。他像往常一样冷落着我，立即开始打电话。9点钟，班克斯打来了电话，说他想跟我和斯图尔特开一个会，我上楼去了他的办公室，他们两个人已经在那里谈论了半个多小时，告诉我说，我搞的地质商务软件到现在为止多么令人不满意。我花了整个上午和下午重新写原来已经写好的地质商务指令说明。 我想起来，就在5年前的这个月，我开始在加州大学布雷亚分校学习。5年的时间使我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那时我刚刚从高中毕业，我的前途无限。现在我以最快的速度向对岁靠近，锁定在这份可怕的工作上，我的生命等于终止了。 我在个人电脑上用文字编辑软件修改文稿，我偶然敲错了一个键，删掉了10页文件。我看了看钟。已经4点30了。只剩下半小时了。我根本不可能在半小时以内重新打好所有的文件。 见鬼，这活儿不是人干的，我想。不会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 可是跟以往一样，我又错了。 我回家的时候，房子里面一片漆黑，还能闻见早餐的残余气味儿。吐司，鸡蛋，橘汁的气味漂浮在凝固的空气中。我进了门，摸到了电灯开关。 起居室显得很空旷。不是没有人，是没有家具所产生的那种空旷感。长沙发不见了，还有咖啡桌。电视仍在原处，可是录像机却没有了。波士顿家具无影无踪，连墙壁也变得光秃秃的，原来上面所有的镜框都不翼而飞了。 我感到自己走进了另外的空间，进入了交界地区。也许这种反应过于激烈了一些，但是住宅里的景象令我震惊，使我意外，我的心已经不能集中地考虑任何问题了，只能思考目前的现状，这现状让人吃不消，我已经再也无法理清自己的思路了。 但是我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简走了。 我一边匆匆往厨房跑去，一边拉掉了领带。这里同样有很多东西失踪了：平底锅，烹饪罐等等。 餐桌上放着一张纸条。 纸条？ 我看了看那张折叠起来并写着我的名字的纸条，惊呆了。 这绝对不像是简的风格。她不是这种性格的人。她不会这样做事。假如她不高兴，假如她有了任何问题，她都会告诉我，我们会共同努力解决困难。她不会就这样打点行李偷偷走掉，只给我留下一张纸条。她不会离开我，也不会离开我们两人的家和我们共同拥有的一切。 我最应该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有什么人带走了她，她被人绑架了，那人同时还洗劫了我们的家。 但是我并不相信这个。 她已经离我而去了。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但是我确实知道。也许我是亲眼看着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却不想说出来。我回忆起她曾经告诉我，交流是两个人的关系中至关重要的。即使两个人相爱，如果他们不能交流的话，他们之间就不存在任何关系。我回忆起在最近几个月中，她曾经努力试着跟我交谈，试着让我跟她谈话，告诉她是什么东西在烦恼着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记起了爱丽斯饭店的那个夜晚。 自从那天晚上起，我们就再也没有真正交谈过。我们为了交谈的问题曾经多次发生争执，她责备我在感情上讳莫如深，对她不够开放，不让她分担我的感觉，我还对她撒谎说我没有苦难可以与她共患，一切都很正常。但是我们的争论一直在不冷不热地继续着。 我又看了一眼写着我的名字、折叠成正方形的那张白色纸条。 也许她会告诉我她打算离开的想法。但是毫无疑问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谈得太少了，在这种前提下，她给我留一张纸条绝对是可以理解的。 我坐下来，拿起那张纸条，打开了它。 亲爱的鲍勃：有些话很难说出口，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对你说出来。 我并不想这么做，我也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我认为我现在无法跟你面谈。我认为我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我知道你怎么想。我知道你的感觉。我也知道你现在很生气，你有权这样做。但是我们之间无法沟通了。我已经反复考虑了很久，想知道如果我们试着分居一段时间是否有利于解决问题。我最终决定，我们最好现在就一刀两断。开始时可能会很难过（至少我会如此），但是从长远考虑的话，这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我爱你。你知道这一点。但是有时仅仅相爱是不够的。为了保持关系，两个人必须互相信任，同甘共苦。我们之间恰恰缺少这个。也许我们之间再也不存在这一点了。 我不知道。但是我想我们曾经有过。 我不想在这里责怪任何人。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不是你的过错。也不是我的过错。是我们两人共同的过错。但是我了解我们。我了解我，也了解你，我知道，我们即使再努力也是粗然。什么也不会改变。我想，在事情变得更糟之前，我最好说声再见，就此告别。 我永远忘不了你，鲍勃。你永远都是我的一部分。你是我所爱过的第一位，也是惟一的一位男人。我会永远记着你。 我会永远爱你。 再见。 最下面是她的签名。她签上了她的全名。把姓和名都写上了，就是这样一个熟悉的名字，它对我的伤害却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我的心里感到空虚，这个词似乎有些陈旧过时，但是我的确有这种感觉。内心的疼痛几乎转变成了生理上的，那种无法确诊的、没有重点部位但是在大脑和心脏之间不停变换的痛苦。 “简。雷诺兹。” 我又看了一眼手里的纸条。现在我看着它，把它重新读了一遍，才发现不仅是由于她的签名过于正规才使我感受到了伤害。尽管整个信都写得十分生硬，疏远，那些话也击中了要害，但它们看上去却那样熟悉。我曾在上百本小说中读到过这样的句子，在上百部电影中听到过它们。 假如她真的这么爱我，为什么没有流泪？我感到奇怪。为什么信纸上没有泪痕？墨水没有被泪水浸透？ 我扫视了一遍厨房，回到了起居室。一定是有人帮她搬走那些家具，长沙发，桌子。是谁？哪个家伙？她遇到的什么人吗？她睡过的男人吗？ 我重重地坐在一把椅子上。我知道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她没有约过别人。她不会向我隐瞒那种事情。她甚至连试都没有试过。她会这样告诉我。她会这么对我说。 他父亲可能会帮她一起搬那些东西。 我走出厨房，穿过起居室，来到卧室。这里的损失虽然小一些，但是它们更伤人，更令人痛苦。家具没有搬走。床也在原来的地方，还有梳妆台，但是床单和梳妆台上盖着的桌布都没有了。壁橱里只剩下我自己的衣服。床头柜上装着镜框的照片全都被拿走了。 我坐在床边。我由衷地喜欢我的这套公寓，从生理上这一点没有任何改变，但是最重要的是，它被掏空了，没有了灵魂，心离去了。房间渐渐变得暗了下来，我仍然坐在那里，傍晚变成了黄昏，黄昏之后又是一个黑夜降临。 我为自己做了晚餐，通心粉和奶酪，吃完之后看了电视新闻，《娱乐今宵》，以及所有那些我通常爱看的节目。我在看电视时似春非看，若即若离，似乎在等简的电话，又好像没有等。好像我的性格具有了多重性，心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想法和希望，同时又清楚地知道能有怎样的结果。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长沙发上，直到门点晚间新闻开始。 我向黑暗而空旷的卧室走去，走廊里听不到简刷牙洗澡的声音，我的感觉很奇怪，看到电视机没有打开，我才意识到公寓里太安静了。从楼下某个地方传来压低嗓门却仍旧清晰可辨大学生联谊会的声音。外面的生活像以往一样在进行着。 我脱掉衣服，没有像过去那样随手扔在地板上之后爬上床；我决定像简平常要我做的那样，把它们放进洗衣篮中。我拿着裤子和衬衣走进了浴室，打开洗衣篮上的塑料盖，正要扔进去时，我往里面看了一眼。 在洗衣篮的底部，我的袜子旁边有一条简的裤子。 是那条白色棉布裤子。 我把自己的脏衣服放在地板上。我使劲往出掏，看见那件卷成一团的裤子，那是简的。我想哭，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想起自己第一次看见她的情形。她那时穿着一条牛仔裤去上学，裤裆上裂开了一条缝，露出里面的白色棉布裤子。我始终能看见她那个蓝色的裤缝里露出的白色裤子，它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弯下腰，从洗衣篮中够那条裤子。我勉强把它拿出来，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好像怕碰坏它似的。我全神贯注地打开了裤子，它摸上去有些潮湿，当我举到面前时，我甚至能够闻到她身上的气味儿。 “简，”我默默地说。说出她的名字我感到好受了一些。我又一次默默地呼唤着，“简，”我说，“简……” 简离开我已经3个星期了。 我坐进椅子里面，注视着墙上的日历。这个月的工作日上已经打了15个红叉。 我每天早晨照例在日历上划掉当天的日期。我找到了第一个红叉，日期是9月3日。自从简走了以后找再也没有得到她的音信。她既没有打电话询问我过得怎样，也没有写信告诉我说她生活得很不错。我原来指望她即使不是感情上的原因，也会出于实际需要而打个电话给我。我猜想她一定会找个合理的理由跟我联系，例如有什么东西落在家里了，让我送去或者寄给她等等。可是她竟会如此冷酷无情，彻底斩断了我们之间的所有联系。 我为她担心。我不止一次地想去她上班的日托中心找她，甚至想给她父母家打电话。我只想知道她过得怎么样。可是实际上我一次也没有打过，我想我是害怕。 尽管我从急剧减少的信件中猜到她已经向邮局提出了更改地址的请求，我仍然能够偶尔收到她的账单、信件或者免费广告，我将它们全部保存了起来。 只是为了防备万一。 下班以后，我在万记商店买了一些牛奶和面包，但是我实在无精打采，甚至连通常从不放过的半加仑巧克力冰淇淋和多丽特斯曲奇饼都引不起我的任何兴趣了。所有的收款台前都挤满了人，我找到人最少的收款台，排在队伍后面。出纳员是位身材苗条、金发碧眼的漂亮女孩儿，她一边毫无顾忌地跟排在我前面的那个男人逗趣，一边为他找钱。我不无嫉妒地听着他们两人轻松自如的调侃，希望自己也有这种跟陌生人信口开河的本领，讨论天气情况。近期时事等等，无论什么话题都行。事实上我甚至连想也不敢这么想。我实在无法想象我应该跟他们说些什么。 我和简第一次见面时是她首先打破了沉默，假如这个重大的责任不幸落在我肩上的话，我们两个人可能永远也不会走到一起。 轮到我付款时，那位女出纳对我笑了笑，“嗨，”她说，“你好！” “你好。”我回答了她。 她开始扫描我选购的商品，我静静地在一旁等候着，“6美元43美分。” 我默默地把钱递给了她。 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当我把巧克力冰淇淋放进了冰箱，并把多丽特斯曲奇饼和面包放在餐桌上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总是希望远离人群。我跟祖父母的关系很正规，我们之间甚至从来没有过拥抱和亲吻，尽管他们很爱找；我跟父母的关系也是这样。在我的一生中，我们全家人的朋友以及我父母的朋友都对我十分友好，但是我从来没有感到他们中有谁真正喜欢过我。 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我。 他们只是没有注意到我罢了。 我是一个没什么本事的人，一个无名之辈。 难道事情会永远这样下去吗？我真想弄明白。这种结果很有可能。尽管我在小学、初中、高中都有一些朋友，但是从来都很少，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意识到，他们其实都跟我一样，因为没有个性特征而无法详细描述。 我产生了一阵冲动。我匆匆走进卧室，打开壁橱，在衣服底下找到了一些密封的盒子，盒子里藏着我的全部历史。我打开其中一只，在里面搜寻起来。我从最上面开始，一本接一本地寻找着，终于找到一本我高中时代的纪念册。 我翻阅着那本纪念册。高中毕业以后我已经很久没有翻过这些纪念册了，今天又看到了五六年前的地方、老面孔，以及当时的流行时尚及发型等等，我感到十分新鲜好奇，同时也感到自己正在衰老，心里产生了一丝悲哀。 然而我更多地感受到了不安。 正如我所怀疑的那样，我找不到任何一张我和朋友们在运动场上、俱乐部里或者舞会上的照片，甚至连在校园中抢拍的也没有。到处都看不到我们的踪影，好像我和我的朋友们从来就没有在这所学校里出现过，从来没有在校园里吃过午餐或者在教室外面散过步。 我看了看照片上的姓名，其中有约翰。帕克和布兰特。伯克，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们的照片贴在我的个人相册中，照片上的样子跟我记忆中一点儿也不像。我反复地、一幅接一幅地翻着照片，从布兰特到约翰，又从约翰回到布兰特。我记得他们的外表看上去比他们的照片有趣得多，聪明得多，也活泼得多。不过也许是我的记忆发生了扭曲，因为他们的照片就在我眼前，他们在5年前就是用这种眼神注视着摄影师，现在仍然在纪念册里用同样的眼神注视着我，我甚至从表情中也看得出他们是一些毫无个性的人。 纪念册的最后是一些绿色的留言纸。我想看看他们在毕业前夕给我留下了什么样的临别赠言。 “我很高兴认识了你。祝你过一个愉快的夏天。约翰。” “过一个最棒的夏天，并祝你好运。布兰特。” 难道这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吗？我合上纪念册，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真是两个毫无个性的家伙！他们的赠言跟别人的没有什么区别。 我坐在卧室地板的中央过了很久，用呆滞的目光一动不动地看着墙壁。难道我得了所谓“早老性痴呆症”吗？要么就是我疯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准备鼓起勇气，再一次打开纪念册。照片上的人究竟是他们还是找自己？或者两者兼有？难道他们对我的看法就像我对他们的一样，认为我是个白痴吗？也许我们只是姓名和面孔不同罢了。我又一次翻开了纪念册，翻到我自己的照片，仔细地审视着我的容貌。我发现我的外表既不单调、枯燥，也不平庸、乏味，是个既聪明又有趣的年轻人。 也许经过这么多年的磨难之后，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平庸的人。我可笑地想道，也许我真的有病，而且是约翰和布兰特传染给我的。 我倒希望如此，如果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就好办了。然而情况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也可怕得多。 我匆匆翻完纪念册里剩下的几页，将它们大致扫了一遍。 突然从最后一页和封皮之间掉出了一只十分眼熟的信封，里面应该是我的成绩单。我打开它，读着上面的内容。我高中时期的成绩全部都是中等，初中的成绩同样如此。 我知道，我的英语才华绝对不可能是中等水平。我的文章总是写得格外出色。 可是我所有的成绩单都没有反映出这一点。 多年来我只是得了一大堆中等。 一阵冷气迅速传遍了我的全身。我扔掉纪念册，匆匆走出卧室，从厨房的冰箱里拿出了一罐啤酒。随着砰的一声，我开始大口地往嘴里灌起了啤酒。房间里又安静下来了。我站在厨房水池边，目光紧紧地盯着冰箱门。 事情究竟会发展到怎样一种地步？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甚至不愿考虑这个问题。 外面的天空渐渐暗了下来，太阳下山了，房间里到处笼罩着黑影。隔着门厅，我看见客厅里那些家具正在渐渐地变成一堆黑色的阴影，便走出厨房，打开了照明灯。从这里我能够看见原来长沙发和沙发罩所在的位置。我看着客厅，突然感到了极度的孤独。该死，我是如此孤独，我真想大哭一场。 我想打开冰箱门，再拿出一罐啤酒，干脆喝个酩酊大醉。可是我不希望这样做。 我不想将整个夜晚都浪费在家中。 我走出房门，开车上了科斯塔梅萨高速公路，一直向南开去。等到开出一半路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要去哪里，那时我已经不想再改变主意，尽管我内心的痛苦正在变得越来越尖锐。 我在高速公路的尽头转向了纽波特和布瓦尔方向。我一直开到了海滩，这里曾经是我和简的两人世界。我把汽车停在离码头不远的小型停车场上，锁好了汽车，在拥挤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起来。人行道上到处是身着漂亮的比基尼泳装、被阳光晒成了棕褐色的女人和体格健壮、长相英俊的男人。玩滑板的游人从人们身旁飞快地一闪而过。 我又听到了影楼酒吧里传来的那种音乐声，同样是是桑迪。 欧文的曲子，不同的是它这一次似乎没有了魔术般的穿透力，而是带着某种悲哀和忧郁的情绪，我又一次感谢上帝，在不同的夜晚里它让我从同一支音乐中听到了截然不同的东西。 我向码头望去，洋面上是幽暗深透的夜空。 我在想念着简，不知道她正在干什么。 我想知道她现在跟谁在一起。 德里克在10月份退休了。 我没有参加他的告别聚会，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受到邀请。 但是我知道聚会在什么时候举行，因为通知就贴在休息室的公告牌上。聚会那天我特意请了病假。 奇怪的是，他走了以后我居然有些想念他。不管他是德里克还是别的什么人，只要这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我就不会感到孤独。他简直成了我跟外界交往的惟一纽带。他走了之后，办公室变得空旷了许多。 我开始为我自己担忧起来。我跟外界的联系已经彻底中断了。德里克离开的那天晚上，我意识到我这整整一天里没有说过一个字、一句话，甚至连一个音节都没有发出过。 我在别人眼里却和往日没有任何不同。甚至没有人注意到我是如此孤独。 第二天我去公司上班，早上跟斯图尔特说过一两句和工作有关的话，中午向德里。泰克公司的雇员交待了工作方面的要求，整个下午便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回家后我准备了晚餐，看了一会儿电视，然后上床睡觉。在这整整一天里，我跟斯图尔特和德里。泰克公司的雇员总共说过6句话。情况就是这样。 我需要采取行动。我必须换一份工作，改变自己的性格，同时改变我的生活内容。 然而我却做不到这一点。 “平庸。”我想，这个词对我的描述并不是最准确的。尽管它基本上正确，但是还不够充分和深刻，它显得过于宽厚了，算不上是一个贬义词，“被冷落‘洲更符合我目前的状况。我遭到了人们的冷落。 也就是说，那个在英文书写中永远大写的“我”受尽了世人的冷落。 第二天我故意走过程序员以及霍普、弗吉尼亚、路易斯的办公桌。我向每个人都问了一声好，他们却故意装作没有看见我的样子，极力地冷落着我。连平日对我最善良的霍普也只是心不在焉地冲我点点头，嘴里含混不清地嘟哝着一句问候话。 事情正在变得日益恶化起来。 我的形体正在日渐消遁。 在回家的路上，我疯狂地开上了高速公路，一口气超越了前面的许多车辆，而且不给任何一辆超车的汽车让路。当我感到后面有人距离太近时，我便突然刹车，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他们把喇叭按得震耳欲聋，并竖起中指以示愤怒。 我想，我终于受到了别人的关注。我现在不再是个隐形的人了。这里的人们都知道，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超过了一个黑肤色的女人，听到她在我身后猛按喇叭，我感激涕零。 我又在一个朋克青年的奔驰车前方来了个急转弯。他从窗口伸出脑袋，冲着我大喊大叫，我却得意地笑了起来。 我开始在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去买彩票，每周仅在这两天里举行开奖。我知道我没有机会中大奖，按照报纸上一篇文章的分析来看，我遭雷击的机会应该大于中奖机会。然而我仍然开始热心地观看比赛了，因为这是我把自己从工作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惟一途径。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夜晚，当我坐在电视机前，看着那些标上号码的白色乒乓球在密封的玻璃瓶里飞来飞去时，我不仅希望赢，我还认为自己能够大获全胜。我开始在头脑里编织着更多的故事情节，暗自计划着怎样花掉这笔从天而降的横财。首先我会一解心头之恨，雇人买一吨牛粪放在班克斯的桌上；其次我还要雇一名杀手，强迫斯图尔特随着爱情歌曲的旋律赤身裸体地在一楼大堂里翩翩起舞；我还要用最不堪入耳的下流话大声辱骂这个公司的私人助理制度，直到人们找来保安，强行将我赶出大楼为止。 这之后，我就立刻离开加利福尼亚。我不知道我会去哪里；我暂时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但是我知道我一定会离开这里。 这个鬼地方代表着我生活中所有的错误，我要摈弃它，找到另一块净土，一个全新的、从未去过的未知世界，一切重新开始。 至少我是这样计划的。 但是在彩票揭晓的星期四和星期一，每当我拿自己的彩票跟中奖号码对照之后，我照例失望地回到办公室里去上班，兜里又减少了一个美元，又迎来了更加沮丧的一天，我所有的计划都见鬼去了。 其中有一个星期一，我在电梯地板上无意中捡到了一张照片。那是一张测试部的全体会影照，约6X8英寸见方，显然是一幅60年代的作品。男人们留着过时的连腮胡，系着宽大而鲜艳的领带，女人们穿着短裙和喇叭裤。我从照片上认出了几张熟悉的面孔，实在让我感到沮丧，一位长发披肩的美貌女郎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剪短发的老太婆；几位笑容可掬的、有着无穷魅力的男人现在已经皮肤粗糙、身材臃肿，满脸都是岁月留下的永久性年轮。二者之间的区别如此明显，使我感到似乎目睹了一部恐怖电影的化装术。我从来没有这样明白无误地看到过如此真实的化装效果。 就像狄更斯小说里的吝啬鬼在圣诞前夜看到了幽灵似的，我从那张照片中看到了我的现实，又从现实中那些长满皱纹的脸上看到了我的未来。 我回到了办公室。我不愿意承认我遭到了极其惨痛的打击。我在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堆文件，封页附有一张黄色的即时贴，上面是斯图尔特字迹潦草的留言：“为人事部修改一下终止程序。明天早上8点钟交给我。” 交稿时间是早上8点。 这是第二次了。我叹了一口气，坐下来，拿起了文件。我用一个小时将文章大致浏览了一遍，看到斯图尔特在页边距上写着一些东西，显然他想让我把它们补充到文件之中。我进行了一些润色之后，拿着修改好的文件来到了大厅另一侧的速记中心。我微笑着对路易斯和弗吉尼亚打了个招呼，她们两个人却对我毫不理睬。我扫兴地在墙角的终端机旁坐了下来。 我全神贯注地开始工作。当我把软盘插进驱动器，准备打印终止程序的修改稿时，不知为什么突然停止了下来。我不知道自己的脑子里钻进了什么想法，总之我不由自主地用键盘敲下了这样的话：“全日雇员可以在以下三种终止程序中任选一种中止其生命：绞刑，电刑，注射药品。” 我把这段文字又读了一遍。我打算放弃了，几乎要把光标移动到这一行的开端，将它全部删掉。 就差一点儿。 我的犹豫仅仅持续了一秒钟。我知道，如果我把这样的修改文字交上去，我一定会遭到解雇。可是出于某种原因，我希望这种事情会发生。至少它能结束我长期以来所忍受的遭到冷落的痛苦。它将迫使我去别的地方，寻找另一份工作。 但是我的经验告诉我，不会有人读我写的这篇东西。每当我把修改好的东西交给那些人，他们从来都不把它放进适当的文件中，更不用说会浏览立了。现在甚至连那个该死的斯图尔特也不再过问我的工作。 “按照最新规定，由于表现不好而被执行终止程序的雇员无权享受溺水和肢解的方式，”我继续在键盘上敲着，“经过修改的大纲中明确规定，对这类雇员只能用绳子勒紧颈部，直至生命终止。” 我把这句话又读了一遍，一个人暗自发笑。路易斯和弗吉尼亚在我身后一边工作一边聊天，谈论著她们前天晚上看过的一部轻喜剧。开始我担心她们会从我肩膀上偷窥这份杰作，后来我想大概不会，因为她们甚至已经忘记了我的存在。 “无病假条或非疾病原因无辜旷工3天以上者，执行电椅终止程序，”我继续在电脑上敲着，“电椅的开关由部门管理人员控制。” 我急切地等待着，想知道那篇被称做“终止程序”的作品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响。然而任何动静都没有。一天过去了，接着又是一无，很快时间过去了好几天。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完了。 显然斯图尔特自己也懒得读那篇修改稿，尽管他交给我的时候对我表示过不放心，非要我立即改完不可，好像那是一份最重要的文件。 为了确保不出任何问题，我还是去斯图尔特那里问了一次。 一天早上，我正好在霍普的办公桌前碰到了他，我问他是否读过我的修改稿，我想知道它是否符合他的要求，“哦，”他毫无兴致地摆摆手示意我走开，并说，“还行。” 他根本没有读过。 或者……也许他已经读过了。 我的胃部出现了一阵熟悉的痉挛。难道我所写的东西和我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也跟我的性格一样毫无个性吗？难道没有任何人注意到我写的那篇作品吗？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实际上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极有可能。 我想着英语成绩单上的那一大堆“中等”。 在我的下一份地质商务软件屏幕指令中，我写道：“在所有的联机指令正确的情况下，按一下回车键，你妈会把它塞进你的屁眼儿里。她最喜欢这么做。” 除了这句话以外，我没有再加任何评论。 由于依然没有人注意我，我又采取了进一步措施。我穿上了牛仔裤和T恤衫，那是平常上街穿的休闲服装。我再也不容正规的西装衬衣，也不再打领带。既没有人当面谴责我，也没有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我每天早晨身穿着皱皱巴巴的棉布裤子走进电梯，夹在一片白衬衣、红领带中间，人们从来都没有任何表示。我还穿着裤腿紧绷、腰上钉着铜牌、已经有裂缝的莱维斯牛仔裤，肮脏不堪的旅游鞋以及从摇滚音乐会上买来的T恤衫，去参加过斯图尔特和班克斯召开的会议，他们居然没有注意到我的这身打扮。 10月中旬，斯图尔特打算休息一个星期，临走之前在我桌上留下了下一周要完成的工作任务以及交稿的日期。他离开之后我感到轻松了许多，但是他离开期间也将意味着我和别人之间的小范围交往在本周内即将中断，他走了以后不再有人跟我谈话。没有人会主动跟我打招呼，没有人能够看到我、注意我，我简直完全变成了一个隐形人。 星期五晚上我回到了家，极度渴望著有个什么人能够跟我说说话，什么人都行，什么话题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与之说话的人。 我绝望了。我随手翻着一本过时的杂志，偶然在上面发现了一个色情电话号码，一般说来，在这种电话中总会有女人跟你谈一些有关性的话题，每分钟收费3美元。我拨通了电话号码，但愿跟什么人说说话，或者听一听她们的声音。 我听到的却是电话录音。 下个星期一早晨，当我走进办公室时，有个人正坐在德里克的座位上。 我格外吃惊，并停住了脚步。那个家伙跟我年龄相仿，也许稍稍年长几岁，留着棕色的胡子，浓密的长发。他身穿公司规定的白衬衫、灰裤子，打着一条极其宽大而且色泽鲜艳的丝绸领带，上面印着几只站在菠萝上的巨嘴鸟。他看见我便微笑起来，笑容宽厚、大方、真挚。“嗨，伙计。”他在跟我打招呼。 我点点头回答了他，一时无法确定应该如何反应。 “我的名字叫戴维。”他站起身，伸出手来跟我握了握，“我是从书局调到这里来的。你大概就是鲍勃吧？” 我又一次点了点头，“你接手德里克的工作吗？”我痴呆呆地问道。 他笑了，“什么工作？那个职位已经不存在了。它只不过是个职位而已。他们完全是出于同情才让那个家伙一直在这里呆到退休。” “我一直纳闷，他到底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大家都跟你想法一样。你跟他相处得怎么样？” 我含糊其辞地耸了耸肩膀，“我不太了解他。我到这儿才几个月——” “知道吗，那个家伙是个性无能。” 我发现自已被他逗乐了，“没错，”我承认道，“而且我们根本就谈不上是朋友。” “说实话，”戴维说，“我已经喜欢上你了。” 我在自己的办公桌旁坐下，感觉好极了。我已经很久没有过这种真正的谈话了，刹那间，我长期压抑的感情被这种眼外界的接触激发了出来。我突然有了一个新同事，而且他真正注意到了我的存在，这使我变得精神饱满，信心大增。 也许我的状况从此将发生一个彻底的改观。 “你做什么工作？”我问。 “还是跟书籍保存有关，”他说，“只不过现在改在你们这个部门工作。他们设立了这个职位，以便把我从楼下赶到楼上来。 我们部门的那些蠢货们不喜欢跟我在一起。“ 我大笑起来。 “我不骗你。” 我冲他直乐。他那个部门的人很可能不喜欢跟他在一起，可是我却很喜欢他。 我猜对了。戴维和我一拍即合。我们年龄相仿，有着同代人之间的共性，而且他很好相处，性情温和，平易近人，有一种天生开放型的性格，从他刚开始跟我谈话时起，我就感到我们好像是多年的老朋友。他没有任何话题不能跟我一起讨论，也没有任何观点需要向我隐瞒。在我和戴维之间绝对不存在恐怖主义者之间的那种俗套。 他不仅注意到了我的存在，接受了我，而且还喜欢我。 星期三，他终于向我提出了“那个问题”。我知道这是迟早要发生的，我早已有所准备，可是仍然感到有些吃惊。那天下午，我正在校对着我打印出来的地质商务系统指令，而戴维则正在休息，他靠在椅背上，用力咀嚼着福丽多斯牌薯片。 他往嘴里扔了一片薯片，扭过头来看着我，“我想知道，你有妻子或女朋友之类吗？” “女朋友，”我说，“是前任女朋友。”我纠正自己的话。我感到我的胃开始折腾起来。我的感情一定流露在脸上了，因为戴维立即缩了回去，“真抱歉，老兄，我不是故意想伤你的心。如果你不想谈的话……” 但是我的确想跟他谈谈。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谈到过我跟简分手一事，我发现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想把所有的一切对什么人全部说出来。 我把一切都告诉了戴维。哦，并不是一切。我没有告诉他我受到了冷落。但是我告诉他，自从我得到这份倒霉的工作以后，我们就怎样开始逐渐疏远起来，我变得很固执，甚至很少跟她见面，后来有一天当我回到家时，才发现她已经收拾行李离我而去了。我希望谈出来以后感觉会好一些，但是说句实话，我却感到更加糟糕了。事情刚刚过去没多久，那些记忆还很新鲜，把它们抖落出来只能稍稍减轻痛苦，不能驱除心中的魔鬼。 戴维摇了摇头，“这太残酷了。她留了张便条就走了吗？” 我点点头。 “哦，你追上她的时候她都说了些什么？她怎么对你解释这一切？” 我眨眨眼，“什么？” “你找到她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她最终决定彻底离开了你？”他看着我脸上的奇怪表情，皱了皱眉头，“也许你真的把她追回来了，我猜的对吗？” 难道我应该把她追回来吗？难道她真希望我这样做，以此证明我在乎她、关心她、爱她、需要她吗？难道我应该追随在她的左右，像电影上的男主角那样，带她回家吗？我有一种感觉，我的确应该这么做，这是她希望我做的事情。我看着戴维，无奈地摇了摇头，“不，我没有去找她。” “哦，老兄，事情被你搞砸了！现在你别想让她再回到你身边了。这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两个月以前。” 他摇摇头，“时间太长了，她大概已经找到别人了。你的机遇已经飞走了，兄弟。你难道没有试着给她打过电话吗？” “我不知道她去了什么地方。” “你应该给她父母打电话。他们一定知道。” “她说她要彻底切断一切联系，跟我一刀两断。她还说这样做比较简单一些。” “她们嘴上总是这么说。但是毕竟只是说说而已，跟实际情况完全是两码事。” 走廊里有动静。原来是斯图尔特，“嗨，孩子们，”他说着，把头伸进了办公室，“别聊了，赶快干活儿。” 我迅速拿起笔，开始读指令。 “我在休息，”戴维说着，吃了一片福丽多斯薯片，“我还有5分钟。” “那你去休息室，别在这儿打扰——”他在回忆我的名字的时候停顿了一下，“——琼斯。” “没问题。”戴维慢慢地站了起来，冲着我咧嘴一笑，跟随在斯图尔特身后走出了办公室。我也对他笑了笑，但我感到心里很难受。 人们嘴上说的和实际情况是毫不相干的两码事。 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他的话是对的。 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快车道上有3辆车连续追尾，等我回到家时已经6点半了。我把车开进车库，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上台阶，回到了公寓。我打开信箱，摸索着里面的邮件。有一张煤气公司的账单，本周余额明细表……还有一张卡片，摸上去像是贺卡之类的东西。 一张贺卡？会有什么人给我寄贺卡呢？ 简？ 我心中的希望猛增。也许她等待着我跟她取得联系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也许她终于决定跟我联系了。也许她像我想念她那样在想念着我。 我迅速地撕开了信封，眼前是一幅热气球在蓝天白云中飘荡的彩色画面，上面写着“生日快乐！”几个字。我打开了生日贺卡。 白色的卡片上用喷墨打印机打印着电子信息：“自动化界面公司的朋友们祝你生日快乐。”我的心沉下去了。 一张非常正现的、来自单位的生日贺卡。 我把贺卡揉成一团，随手往台阶上一扔，眼看着它落在了地上。 还有两天就是我的生日。 我几乎把这事忘光了。 我的生日是在不停地打印、起草文件、起草文件、打印的过程中度过的。戴维病了，因此我一整天都是独自一人。 晚上我一直在看电视。 单位里没有一个人为我祝贺生日。我原本就没有指望他们为我做什么，但是我仍希望简能来个电话——或者至少给我寄张贺卡。她知道节日对于我来说多么重要。不过我自然是什么也没有收到。更使我垂头丧气的是，连我的父母也不记得我的生日了。既没有礼物，也没有生日贺卡，甚至连一个电话也没有。 我试着给他们拨了很多次电话，但是始终在占线，最后我只好放弃了。 我想，再过5年我就该30岁了。我记得当我母亲30岁的时候，她的朋友们为她举行过一个生日聚会，给了她一个意外的惊喜。那天每个人都喝得醉醺醺的，我也获准比平常睡得晚了一些。那年我才8岁，我母亲却已经显得十分苍老了。 现在我也在衰老下去，奇怪的是我却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按照文化人类学教授在课堂上所说的，美国文化中没有那种人生新阶段如出生、命名、结婚、患病、死亡而举行的特别仪式，也没有成年仪式，因此在童年与成年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也许正因为如此，多年来我仍然感到自己是个孩子。我没有父母在我这个年龄时的那种感觉，无法用他们进行自我评价的方式来评价我自己。我也许过着一种成年人的生活，但是我的感情仍然是儿童式的，我对事物的态度和兴趣也是青少年式的。我并没有真正长大成人。 我距离30岁只剩下5年了。 我整夜想着简，想着这个生日应该怎样度过才对，有哪些方面跟过去有所不同。 我躺在床上，怀抱着一个又一个希望，渴望着能听到电话铃声。 但是它始终都没有响。 夜深了。我不知道我一直到几点钟才睡着。 感恩节来了，又走了，我一个人在公寓里度过了节日，收看着5频道转播的“黄昏地带”马拉松比赛，心里仍然嘀咕着，不知道简在干什么。 一个星期以前，我曾试着给我父母打过很多次电话，希望他们邀请我去吃感恩节大餐，但是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尽管他们曾经连续3年邀请我和简跟他们一起过感恩节，我们却一次也没有去过，理由无非是学校、工作等等，总之所有能想到的理由都用遍了。今年，当我终于渴望着回家过节的时候，却再也没人向我发邀请了。尽管我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但是找并不吃惊。 我知道我的父母不是出于恶意，或者故意不邀请我去——他们只是猜测我和简仍然有自己的安排——其实我没有任何安排，我渴望他们能给我一些爱。 我还没有告诉父母我和简分手之事，因为事情发生之后，我跟他们一次都没有通过电话。我父母从来没有对我真正表示过亲热，如果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用成千上万个问题来问我，最终使我感到尴尬和难为情——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谁的过错？你们打算彻底分开吗？我不想强迫自己跟他们谈这类问题，我也不想处理这个问题，我想尽可能让他们知道得晚一些。我宁愿他们从别人那里间接听说这个消息，而不是从我嘴里直接听到。 如果我打算去圣地亚哥过感恩节的话，我就得准备撒谎，告诉他们简临行时生病了，只好回家去跟她的父母一起过节。尽管这个蹩脚的理由明显站不住脚，但是我坚信我的父母一定会相信。他们属于那种很容易受骗上当的人。 但是我从来没有骗过他们。我很清楚，我完全可以自己邀请自己，在星期四那天突然出现在他们的台阶上。不过我感到这样做不太合适。 因此我便留在了家里，躺在长沙发上，看电视直播“黄昏地带”马拉松竞赛。我的感恩节晚餐是我自己做的通心粉加奶酪。 我感到十分郁闷，我从来没有过如此强烈的孤独感和被抛弃感。 我几乎盼望着感恩节尽快过完。 星期一早晨，戴维比我先到了，他双脚搭在写字台上，慢慢咀嚼着不知什么牌子的松饼。经过了4天的孤独时光之后，我很高兴终于又见到了他。但是当我看到办公桌上那一大堆文件的时候，我仍旧感到心情无比沉重。 我喜欢戴维，但是，我的天，我痛恨这份工作。 我转过脸看着他，“真他妈的该死。”我说。 他吃完最后一块松饼，把包装纸揉成一团，扔进了两张办公桌之间的垃圾桶里，“我读过一个故事，它说地狱是一个长廊，那里塞满了你这一辈子消灭掉的所有苍蝇、蜘蛛和蜗牛，你只能在这个长廊里赤身裸体地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永远无休止地走下去。”戴维微笑着，“这就是地狱。” 我叹了一口气，“它似乎离我并不很远。” 他耸了耸肩，“其实这应该叫做炼狱。我倒不认为它就是人们所说的普通地狱。” “你说得对，这的确很有可能。”我回答说。 我拿起笔，将最后一稿地质商务系统指令又浏览了一遍。 我已经厌倦了这个该死的地质系统。从表面上看来我好像前进了一大步，承担了更加重要的任务，但是它却变成了我的沉重负担。我开始想念过去的日子，那时我的工作很少，而且每天都有所不同，尽管工作十分琐碎，但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千篇一律和乏味无聊。 4点钟了，按照弹性工作时间上班的雇员们已经要走了，他们经过我的办公室，向大厅另一侧的电梯走去。戴维靠在椅背上，转过身来看着我，“嗨，你下班以后干什么？有空吗？”他问。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我的直觉告诉我，无论他邀请我去哪里，我都应该婉言谢绝，找一个不能跟他一起去的理由。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有跟任何人去过任何地方了。我听到自己对他说：“有空。有什么事吗？” “我想去亨廷顿海滨。那里有很多女孩儿。我想也许你应该去。” 这实际上是一个邀请。 我有些想去，我沉思了一秒钟，觉得这可能会救了我。我应该提议由各人分别承担费用。我们会变成很好的朋友，最亲密的伙伴；他会帮我找女人；我的生活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将得到彻底改变，这一点并不难。 但是我真正的自我战胜了我自己。我摇了摇头，遗憾地笑着说，“可惜我不能去。我已经有安排了。”我说。 “什么安排？” 我摇了摇头，“我不能去。” 他看着我，慢慢地点了点头，“我明白。”他说。 从此以后我跟戴维就不再像以前那样亲密了。我不知道究竟是谁的过错，但是我们之间的那根感情的纽带似乎已经断裂了。我们的关系当然不同于我跟德里克之间的关系。我是说，戴维跟我仍然说话，依旧友好相处，我们只是不再那样亲密无间了。我们似乎曾经接近过友谊，但是又远离了它，我们最终发现，我们更适合保持一种相互了解的关系。 我们又开始了例行公事。其实我们始终没有摆脱过例行公事，但是自从戴维跟我分享了这个办公室以后，从某种角度来看，我已经不再适应日常的惯例和俗套了。然而，既然我已经逐渐退出了戴维的周边生活，他也逐渐退出了我的注意，我又开始每天面对枯燥乏味的日常工作。 我是一个毫无个性的人，干着一份毫无个性的工作，过着一种毫无个性的生活。 我注意到我的公寓也是那样平淡乏味，没有任何特色。新买来的家具看上去极其普通，既不丑陋也不漂亮地摆在房间里，无论漂亮或是丑陋，它们都展示着家具主人的审美倾向，至少它打上了家庭生活的烙印。事实正是如此，我客厅里的每件家具都完美无缺，完全可以收进家具设计专集中，和家具展销会上那些经过防腐处理的家具同样显得毫无个性。 我的卧室看上去像是假日饭店标准卧室的复制品。 显然，无论这里曾经有过什么样的风格，全都应该归功于简。但是过去的风格显然随着她的出走一起离开了我。 我知道事情往往是这样。我想改变一下风格，努力使自己不再平庸，变得回归自我，独领风骚。即使市政服务机构迁怒与我，我也不再甘心于那种默默无闻、不引人注目的俗套了。我要尽最大可能地张扬个性，要穿上最醒目的衣服。假如我因为天性而受到世人的冷落，我则要对抗自己的天性，设法使自己受到人们的关注。 那个周末我去了家具店，订了一只长沙发，一张床，一个床头柜，还有台灯——它们是我从所有家具里挑选到的最荒诞怪异、最不合情理、最胆大妄为、而且最不配套的一些家具。我把它们捆在我的别克车顶上，带回了家中，摆在了最不恰当的地方。我把床放在了餐厅里，长沙发放在了卧室中。这样做既不平庸，又不枯燥乏味。没有人会注意不到这种极不合理的奇特布局和风格。我绕着新布置好的公寓转了几圈，欣赏着自己胆大妄为的杰作，心里感到非常满意。 我又去逛了一趟马歇尔服装店，买了一套最新款式的服装，包括一件鲜艳夺目的衬衫和一条最厚颜无耻的裤子。 我还去了“超级锋利”刀具店，买了一把经过改造的印地安匕首。 我干完了这些事情，改变了自己，几乎从头到脚地翻新了一遍。我现在感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新的自我。 星期一去上班时，仍然没有任何人注意我。 我穿过停车场，走进了大堂，感到自己像个傻子一样地引人注目，剃得光秃秃的脑袋中间耸立着一撮头发，腿上套着一条大口袋般的闪闪发光的红裤子，身穿一件鲜艳夺目的黄绿色衬衫，系着一条闪光的粉色领带。然而这身打扮并没有引起更多的注意，甚至没有任何人看我一眼。两名等着乘电梯去5楼的秘书就站在我身边，她们之间的谈话甚至连一秒钟都没有中断过，而且两个人都没有看我一眼，似乎压根儿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 甚至连戴维也没有注意到我与往日有什么不同。当我走进办公室时，他向我打了个招呼，吃完了当作早餐的松饼之后便一头扎进了工作之中。 即使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依然没有得到人们的注意。 我垂头丧气地坐在办公桌旁，感到这身奇装异服和怪异的发型使我变成了一堆臭狗屎。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么倒霉的事？ 他们为什么要漠视我的存在？我究竟是怎么了？我摸了摸我的印地安匕首，好像要安慰自己说，这一切都是真的，我是个真实的存在物，是个物质的实体。我用手抚摩着被发胶弄得硬邦邦的、直立的头发。 我究竟是什么？我是人是鬼？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我却怎么也找不到答案。 这个星期过得很慢，一秒钟似乎变成了一个小时，一小时变成了一天，一天则漫长得难以容忍。戴维后半个星期外出了，从那天起直到星期五之前，我一直在忍受着万般歧视和冷落，我已经打算向其中一位秘书进行攻击，以证明我的存在了。我在回家的路上毫无顾忌地疯狂疾驶，我的心完全没有放在开车上，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我的前后左右还有许多车辆。 我的客厅里摆满了各种鲜艳夺目的家具，相互之间不协调的格局只能使我更加疲劳和压抑。一把粉红色的蝴蝶椅后面挂着一幅魔鬼罗斯特的招贴画，那是一个最不适当的地方。 我松开了领带，坐在长沙发上。我已经筋疲力尽，然而阴郁的周末正在向我逼近。两天的自由时间，我将始终面对我自己。 我开始试着找一些我可以参加的活动和可以去的地方，以便摆脱阴暗而又毫无意义的独处状态。 我想起了我的父母亲。我可以拜访他们，他们一定不会冷落我。我还没有沦落到被自己的母亲遗忘、或者被自己的父亲当成废物的地步。我可能无法向他们说明我的现状，但是只要跟他们在一起，只要跟这些注意我、在乎我的人在一起就足够了。 自从感恩节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试着跟他们联系过。他们居然忘了邀请我一起过节，我模模糊糊对他们这种态度感到有些失望，很想为此而惩罚他们，但是圣诞节即将来临，我需要知道我的父母今年有些什么打算。 我猜想这就是我要给他们打电话的最好理由。 我走到电话机旁，拿起话筒，拨了号码。占线。我挂掉了。 重新拨一遍。我跟我的父母并不亲密。我们在很多事情的看法上都不一致；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并不喜欢对方。可是我们都爱着对方。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如果一个人在需要家庭的时候它却无法帮助你，还能有谁帮得了你？ 仍然占线。我挂断了电话。我有一个计划。我突然产生了一阵冲动。我会让他们大吃一惊。我要立即动身，驾车去拜访他们，在晚餐时突然出现在他们家门前的台阶上。 平庸的人是不会产生冲动的。 我收拾起我的牙刷和换洗衣服，10分钟之后，我的汽车已经汇入了高速公路的车流之中，直奔圣地亚哥方向而去。 我想在凯皮斯特拉诺海滨的圣胡安、然后在欧申塞德、最后在德尔马各停一次车，继续给他们打电话。我想，假如我不事先打个招呼就出现在父母家门口，他们二老会不高兴的。但是我不想等待别人用商量、考虑之类的话来推迟答复。因此我继续在高速公路上驱车，飞快地向南方驶去。 当我开到父母的公寓门口时已经快9点了。从我的童年时代到现在，我们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这使我得到很大的安慰。下车后，我踏上了通向门廊的那条短短的水泥路。尽管我最后～次来这里距现在还不到一年，我却感觉到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我感觉到我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回来过了。我抬起脚，踏上了门廊的台阶，先敲了敲门，又按了一下门铃。 来开门的是一个陌生人。 我目瞪口呆，吃惊得几乎要跳了起来。 从这位陌生男人的身后传来另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是谁呀，亲爱的？” “我不认识！”男人冲里面喊道。他没有刮脸，身材肥胖，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他从玻璃窗上观察着我，“你找谁？” 我清了清嗓子。我的胃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请问，我的父母亲在这里吗？”我问。 那个男人皱了皱眉，“什么？” “我来拜访我的父母亲。他们住在这里。我是鲍勃。琼斯。” 那个男人看上去相当迷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住在这里。” “这是我父母的房子。” “也许你记错了地址？” “塔斯！”那个女人大喊起来。 “马上就来！”男人也大声地喊道。 “我不可能记错地址。这里是我父母亲的家，我是在这里出生的。我的父母在这里生活了对年！” “我现在住在这里。你说你父母叫什么名字？” “马丁和艾拉。琼斯。” “从来没有听说过。” “他们是这座房子的主人！” “我从桑切斯先生手里租了这套房子。他是房主。也许你应该跟他谈谈。” 我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着。尽管天气十分凉爽，我却在不停地出汗。我试着保持冷静，试着告诉我自己，这件事一定会有合理的解释，这一定是一场误会。但是我知道事情绝对不会是我所想象的那样。我强忍着没有流露出自己内心的恐惧，“请你把桑切斯先生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给我好吗？” 那位男人点了点头，“没问题。”他刚要转身，却又停下了，“我不知道桑切斯先生会不会介意我透露他的私人电话——” “那就请你给我一个白天的联系电话。你有他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吗？” “哦，没问题。请等一下。” 男人退回了那个住宅，也就是我们老家的住宅里面，去找一支笔、一张纸。我意识到工作地点的电话号码对于我来说毫无用处。现在是星期五的夜晚，除非我想在这里呆两天，一直等到星期一，否则没有别的出路。稍稍过了片刻，我看见了邻居家的木栏杆。年久失修的栏杆上挂着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住户的名字：克劳福德先生和夫人。克劳福德一家！我早就应该想到他们。克劳福德先生和夫人仍然住在隔壁，他们应该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应该知道我的父母为什么不在这里，为什么这对陌生夫妇要住在我们家。 我等不及那个人返回，便纵身跳下门廊，穿过草坪，向克劳福德家走去，“嗨！”那个人在我身后喊道，同时传来他妻子骂骂咧咧的声音。 我跨过两家之间低矮的护栏，跨上了克劳福德家的门廊，按响了门铃。我的运气真不错，克劳福德夫人很快便来开了门。 我害怕她被我的印地安短刀吓坏，便尽可能使自己的神态看上去像是没有危险的样子。她毫无惧色地给我开了门，“什么事？” “克劳福德夫人！感谢上帝，你还住在这里。我父母去哪儿了？刚才我敲开了隔壁的门，里面住着一对陌生的夫妇，他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我父母的名字。” 现在她的眼中充满了恐惧。她慢慢地往后退缩着，准备在我有任何不当之举时突然把门撞上，“你是谁？”她的声音比我记忆中的苍老井衰弱了许多。 “我是鲍勃。” “鲍勃？” “鲍勃。琼斯。你难道不记得我了吗？”看来她真的不记得我了，“我是马丁和艾拉的儿子！” “马丁和艾拉没有儿子。” “你过去经常照看我！” 她开始关上那扇门了，“我很抱歉——” 我几乎失去了控制，只想对着她大喊大叫。但是我尽可能使自己的声音保持着正常的音量，“告诉我，我父母马丁和艾拉在哪里？他们现在去了什么地方？” 她眯起眼睛将我仔细打量了一番，那样子使我误以为她会认出我来，然而她摇了摇头，最终放弃了从记忆中搜索的努力。 “他们现在在哪里？” “由于司机酒后开车，琼斯先生和太太6个月前死于一场车祸。” 我的父母亲去世了！ 她在我的面前撞上了大门，我仍然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没有任何反应。在我的幻觉中，我能够看到窗帘被拉开了，克劳福德夫人的眼睛通过窗帘的缝隙向外偷窥。我模模糊糊地觉得，我父母的住宅里那个叫做塔斯的家伙正在喊我并对我说着什么。 我的父母亲去世了！ 我想哭，可是我不能。当父母活着的时候我对他们没有足够的关心，当他们死亡时我亦不能做出及时的反应。我没有时间做出充分的准备，并表现出一种失落感。打击来得太突然。 我想感觉到悲哀的滋味，然而我没有。我只是感觉到自己麻木不仁。 我慢慢地转过身，走出了门廊。 没有任何人通知我参加父母亲的葬礼。 遗憾的是我和我的父母过去并不怎么亲密，不过我经常在假设，我总会找到时间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最终会和好起来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逐渐会有更多共同语言以及更多的团聚。这些都不是我刻意计划或者杜撰出来的东西，而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感情。然而现在那些模糊的希望永远弃我而去了。 我想，我真应该努力一次，我真应该想到，他们随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情况，我不应该继续摆出一副天真幼稚、可怜兮兮的样子，只因为相互之间的争论而疏远了我们的感情，我应该在机会尚存的情况下加强跟他们的联系，使我们更加亲近一些。 塔斯仍然冲着我大声地喊着什么，但是我根本没有心思听他说些什么。我把钥匙插进发火装置，坐上驾驶座，转动了钥匙。在我最后离开时，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克劳福德夫妇。他们正从窗口上观察着我。 6个月以前。那应该是6月份。那时简还跟我住在一起。 我在两个月前刚刚得到了工作。 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他们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难道没有人从他们的私人物品中找到我的姓名和住址吗？ 我从来没有设想过我会被自己的父母所冷落。但是当我回顾我的童年时代时，我吃惊地发现我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我想不起任何具体的事例，能够说明我曾经跟母亲一起做过什么，跟父亲一起去过哪里。我记得老师、小孩儿、宠物、好玩的地方。 玩具，还有那些跟它们有关的故事。但是对于自己的父母，我只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因为他们养活了我，所以他们很了不起。我曾经有过一个正常、快乐的童年，至少我自己这样认为，但是我却没有温暖和爱的回忆。我应该拥有的那些回忆现在再也找不到了。我记忆中的父母亲是没有个性的，也许那就是我们不太亲密的原因。也许对于他们来说我一直只是一个普通的男孩儿，一个毫无个性的孩子，一个他们有义务抚养、教育的没用的家伙。 也许我从诞生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刻起便受到了冷落。 不，这不可能。我没有被父母冷落过。看在上帝的份上！ 他们总是给我买生日礼品和圣诞节礼物，他们总是邀请我回家过复活节和感恩节，这些足以证明他们在注意我，关心我。 不过简过去也很关心我。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受到冷落。 车祸发生在6个月以前。 那正是我刚刚开始注意到我的状况、开始了解我的个性期间。也许这两者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也许当我父母去世时，当最了解我、最爱我的人离开了这个世界时，蛰伏在我内心深处深藏不露的东西开始蠢蠢欲动了。也许正是父母亲对我的生存状况有着深刻的了解，才使我没有遭受他们的冷落。 自从我失去了简以后，我从人们的注意中消失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了。 我开上了海港大道，从脑子里驱走了这些想法。我不想再考虑这些令人头疼的问题了。 我感到奇怪，我父母的遗物在哪里？它们被拍卖并捐给了慈善机构吗？我的父母除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亲戚了，而我却什么东西也没有得到。我们全家所有的照片和影集又在哪里？ 照片。 照片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它成了导火索，使我爆发了。 我开始大哭起来。 我在高速公路上飞快地疾驶，任凭眼泪哗哗地流淌。我突然什么也看不见了，所有的东西都变得模糊不清，我把车开到路旁，擦干了脸颊和眼睛里的泪水。我听到自己的喉咙里发出抽泣的声音，我强迫自己停止下来，最后终于抑制住了哭泣。现在不是动感情的时候。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现在什么人都没有了。没有未婚妻，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只剩下了我自己，一个被遗弃、被忽略的家伙。我只有我自己了，只有我的工作了。然而非常奇怪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只能从我的工作中获得某种认可。 但是这一点总会改变的。我要查明我究竟是谁，我属于何方神圣。我现在生活在黑暗和蒙昧之中，机会正在从我身边溜走。我已经从我的错误和历史中学会了许多，我的未来会截然不同于以往。 我继续在高速公路上奔驰。我估计将近半夜才能回到布雷亚。 我把车停在一家汉堡大王门口，要了一杯可乐。回家的路程还很遥远。 ------------------ 书路 扫描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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