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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少女》： 东海岸少女多魅力， 时装都会笑眯眯。 南方少女多矜持， 走路、说话是组装式。 中西部少大多温柔， 一见心脏就跳得急。 北方少女多可爱， 令人浑身流暖意。 假如出色的少女全都是 加利福尼亚州的…… 第三天下午，T恤便寄来了。 翌日早，我穿上那件棱角分明的崭新的T恤，在港口一带随便转了一圈，然后推开眼前一家唱片店的门。店内没有顾客，只见一个女孩坐在柜台里，以倦慵的神情一边清点单据一边喝可口可乐。我打量了一番唱片架，蓦地发现女孩有点面熟：原来是一星期前躺在卫生间那个没有小指的女孩。我“噢”了一声，对方不无惊愕地看着我的脸，又看看我的T恤，随后把剩的可乐喝干。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做工的？”她无奈似他说道。 “偶然，我是来买唱片的。” “什么唱片？” “比齐．鲍易兹的《加利福尼亚少女》。” 她不大相信地点头站起，几大步走到唱片架以前，像训练有样地狗一样抱着唱片折回。 “这个可以吧？” 我点下头，手依然插在衣袋没动，环视店内道： “另外要贝多芬钢琴协奏曲第3号。” 她没有做声，这回拿两枚转来。 “格伦．古尔德演奏和巴克豪斯演奏的，哪个好？” “格伦．古尔德。” 她将一枚放在柜台，另一枚送回。 “收有《加尔在卡尔克》的戴维斯．迈尔斯。” 这回她多花了一些时间，但还是抱着唱片回来了。 “此外？” “可以了，谢谢。” 她把三张唱片摊开在柜台上。 “这，全你听？” “不，送礼。” “倒满大方。” “像是。’她有点尴尬似地耸耸肩，说“五千五百五十元”。我付了钱、接过包好的唱片。 “不管怎么说，上午算托你的福卖掉了三张。” “那就好。” 她吁了口气，坐在柜台里的椅子上，开始重新清点那扎单据。 “经常一个人值班？” “还有一个，出去吃饭了。” “你呢？” “她回来替我再去。” 我从衣袋里掏香烟点燃，望了一会她操作的光景，“喏，可以的话，一起吃饭好么？” 她眼皮没抬地摇头道： “我喜欢一个人吃饭。” “我也是。” “是吗？”她不耐烦地将单据挟在腋下，把哈伯斯．彼扎尔的新唱片放在唱机上，落下唱针。 “那为什么邀我？” “偶尔也想改变一下习惯。” “要改一个人改去。”她把单据换在手上，继续操作。“别管我。” 我点下头。 “我想上次我说过：你分文不值！”言毕，她撅起嘴唇，用4支手指啪啦啪啦翻动单据。 我走进爵士酒吧时，鼠正臂肘支在桌面，苦着脸看亨利。 詹姆斯那本如电话簿一般厚的长篇小说。 “有趣？” 鼠从书上抬起脸，摇了摇头。 “不过，我还真看了不少书哩，自从上次跟你聊过以后。你可知道《较之贫瘠的真实我更爱华丽的虚伪》？” “不知道。” “罗杰．贝迪姆，法国的电影导演：还有这样一句话：‘我可以同时拥有与聪明才智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并充分发挥其作用。’”“谁说的，这是？” “忘了。你以为这真能做到？” “骗人。” “为什么？” “半夜3点跑来，肚子里饥肠辘辘。打开电冰箱却什么也没有。你说如何是好？” 鼠略一沉吟，继而放声大笑。我喊来杰，要了啤酒和炸马铃薯片，然后取出唱片递给鼠。 “什么哟，这是？” “生日礼物。” “下个月呀！” “下月我已不在了。” 鼠把唱片拿在手上，沉思起来。 “是吗！寂寞啊，你不在的话，”说着，鼠打开包装，取出唱片，注视良久。“贝多芬，钢琴协奏曲，格伦．古尔德，波斯顿。哦……都没听过。你呢？” “没有。” “总之谢谢了。说白啦，十分高兴。” 我一连花三天时间查她的电话号码——那个借给我比齐．鲍易兹唱片的女孩。 我到高中办公室查阅毕业生名册，结果找到了。但当我按那个号码打电话时，磁带上的声音说此号码现已不再使用。我打到查号台，告以她的姓名。话务员查找了5分钟，最后说电话簿上没收这个姓名——就差没说怎么会收那个姓名。我道过谢放下听筒。 第二天，我给几个高中同学打电话，询问知不知道她的情况。但全都一无所知，甚至大部分人连她曾经存在过都不记得。最后一人也不知为什么，居然说“不想和你这家伙说话”，旋即挂断了事。 第三天，我再次跑去母校，在办公室打听了她所上大学的名称。那是一间位于山脚附近的二流女子大学，她读的是英文专业。我给大学办公室打电话，说自己是马科米克色拉调味汁评论员，想就征求意见事同她取得联系，希望得知其准确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并客气地说事关重大，请多关照。事务员说即刻查找，让我过15分钟再打电话。我便喝了一瓶啤酒后又打过去。这回对方告诉说，她今年3月便申请退学了，理由是养病。 至于什么病，现在是否恢复到已能进食色拉的地步，以及为何不申请休学而要退学等等，对方则不得而知。 我问她知不知道旧地址——旧地址也可以的，她查完回答说是在学校附近寄宿。于是我又往那里打电话，一个大概是女主人的人接起，说她春天就退了房间，去哪里不晓得，便一下子挂断了电话，仿佛在说也不想晓得。 这便是连接我和她的最后线头。 我回到家，一边喝啤酒，一边一个人听《加利福尼亚少女》。 电话铃响了。 我正歪在藤椅上半醒半睡地怔怔注视早已打开的书本。 傍晚袭来一阵大粒急雨，打湿院子里树木的叶片，又倏然离去。雨过之后，带有海潮味儿的湿润的南风开始吹来，轻轻摇晃着阳台上排列的盆栽观叶植物，摇晃着窗帘。 “喂喂，”女子开口道，那语气仿佛在四脚不稳的桌子上小心翼翼地放一只薄薄的玻璃杯。“还记得我？” 我装出想一会儿的样子，说： “唱片卖得如何？” “不大好。……不景气啊，肯定。有谁肯听什么唱片呢！” “呃。” 她用指甲轻轻叩击听筒的一侧。 “你的电话号码找得我好苦啊！” “是吗？” “在爵士酒吧打听到的。店里的人问你的朋友，就是那个有点古怪的大个子，读莫里哀来着。” “怪不得。” 缄默。 “大家都挺寂寞的，说你一个星期都没来，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还真不知道我会那么有人缘。” “……在生我的气？” “何以见得？” “我说话太过分了么，想向你道歉。” “啊，这方面你不必介意。要是你还是放心不下，就到公园撒豆喂鸽子去好了！” 听筒那边传来她的叹气声和点香烟的声音。身后传来勃布．迪兰的《纳什维尔地平线》。大概打的是店里的电话。 “问题不是你怎么感觉的，起码我不应该那样讲话，我想。”她一连声他说道。 “挺严于律己的嘛！” “啊，我倒常想那样做的。”她沉默了一会儿，“今晚可以见面？” “没问题。” “8点在爵士酒吧，好么？” “遵命”“……哎，我碰到好多倒霉事。” “明白。” “谢谢。” 她放下电话。 说起来话长，我现已21岁。 年轻固然十分年轻，但毕竟今非昔比。倘若对此不满，势必只能在星期日早晨从纽约摩天大楼的天台上跳将下去。 以前从一部惊险题材的电影里听到这样一句笑话： “喂，我从纽约摩天大楼下面路过时经常撑一把伞，因为上面总是噼里啪啦地往下掉人。” 我21，至少眼下还没有寻死的念头。在此之前我同三个女孩困过觉。 第一个女孩是高中同学。我们都17岁，都深信相互爱着对方。在暮色苍茫的草丛中，她脱下无带鞋，脱下白色棉织袜，脱下浅绿色泡泡纱连衣裙，脱下显然尺寸不合适的式样奇特的三角裤，略一迟疑后把手表也摘了。随即我们在《朝日新闻》的日报版上面抱在一起。 高中毕业没过几个月我们便一下子分道扬镳了。缘由已经忘了——忘了也不以为然的缘由。那以后一次也没见过。睡不着觉的夜晚倒时而想起她，仅此而已。 第二个是在地铁车站里碰见的婚皮士女孩。年方16，身无分文，连个栖身之处也没有，而且几乎没有乳房可言，但一对眼睛满漂亮，头脑也似乎很聪明。那是新宿发生最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的夜晚，无论电车还是汽车，一律彻底瘫痪。 “在这种地方游来逛去，小心给人拉走哟！”我对她说。她蹲在已经关门的验票口里，翻看从垃圾箱拾来的报纸。 “可警察会给我饭吃。” “要挨收拾的！” “习惯了。” 我点燃香烟，也给她一支。由于催泪弹的关系。眼睛一跳一跳地作痛。 “没吃吧？” “从早上。” 喂，给你吃点东西。反正出去吧！” “为什么给我东西吃？” “这——”我也不知为什么，但还是把她拖出验票口，沿着已无人影的街道走到目白。 这个绝对寡言少语的少女在我的宿舍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她每天睡过中午才醒，吃完饭便吸烟，呆呆地看书，看电视，时而同我进行索然无味的性交。她唯一的持有物是那个白帆布包，里边装有质地厚些的风衣、两件T恤、一条牛仔裤、三条脏乎乎的内裤和一包卫生带。 “从哪儿来的？”有一次我问她。 “你不知道的地方。”如此言毕，便再不肯开口。 一天我从自选商场抱着食品袋回来时，她已不见了，那个白帆布包也没有了。此外还少了几样东西：桌上扔着的一点零钞、一条香烟、以及我的刚刚洗过的T恤。桌上放着一张留言条样的从笔记本撕下的纸条，上面只写着一句话：“讨厌的家伙”。想必指我。 第三个是在大学图书馆认识的法文专业女生。转年春天她在网球场旁边一处好不凄凉的杂木林里上吊死了。尸体直到开学才被发现，整整在风中摇摆了两个星期。如今一到黄昏，再没有人走近那座树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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