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局


  回到勒库弗朗斯圣母院路的家中,我直接躺在地板上,把唱片放得震天响。那是我喜爱的一个歌手埃及人法利·埃拉特拉克的歌。我卷着烟,躺在地板上抽起来,圆瞪着眼睛。我糟透了,觉得自己从地板上抬升起来。法利像催眠一样重复着歌词,听众快乐得低声叫着。我不懂阿拉伯语,虽然每年都下决心要以父亲为榜样。电话响个不停,我拔掉了线,昏沉沉一连睡了一天一夜。费迪南从昂蒂布至少给我打了十来个电话。我差点要给阿伊达打电话,但后来改变了主张。如果她哭起来的话,我也忍不住会哭的。
  我往旅行包里装了些东西,然后开车驶上了南方的高速公路,一路风驰电掣,简直不要命了,到了第戎,我不假思索地往东走,没有去马松和里昂。我决不会去找费迪南的:爱情已离我而去,就像脱掉一件裙子。我身心疲惫,但很愉快。战胜痛苦,无异于得到快乐。三天来,邦雅曼的话一直在我脑海中回响,不断地说服我。听完这个神奇的故事后,我已慢慢地有些相信了。我在仪表板上摊开邦雅曼给我的地图。他的斜体字又细又小,跟路线混在一起。太阳仍高挂在天上,从敞开的车顶照在我脸上,照得我眼花缭乱。我抬起头,迎接它那令人惬意的温暖。
  在这群山之中,有个东西在呼唤我,但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经过贝藏松,直奔蓬塔里埃。我越往山上走,路边的房子便越沉重,越厚实。梧桐树在国道上方搭起阴凉的拱顶,空气甜蜜得令人难以置信,青草茂盛,沟壑阴森森的,不见阳光,狭窄的隘口巨石嶙峋,如沙皮狗的下巴。在令人目眩的索道上,一些小小的缆车满载着游客,慢慢前行,保持着平衡。这些山村有一种巨大的魅力,它一片寂静,泉水的一点点声响就足以使行人心旷神怡。我来到了高山牧场区,这些高地崎岖不平,种着一望无际的冷杉。道路像细长的飘带,在翠绿的牧场中蜿蜒。有些缆车停了下来,吊舱在有节奏地摆动。缆车下面,奶牛一边慢慢地咀嚼,一边沉思。我拐进针叶林中的一条柏油路。天暗下来了,我遇到了几辆汽车,车上满是欢笑的儿童和晒成古铜色的度假者,他们无事可干,到处闲逛。天凉了起来,出现了茫茫的雾气。桥下急流奔泻,形成白色的浪花。谁能相信在这充满欢笑的地方会发生那种可怕的事情呢?
  我感到一阵莫名的激动。我正在进行一场令人厌恶的旅行,但我却无比欣喜。这里的气氛非常特别我拐进一条小路,汽车的底盘擦到了地面,我把车停在矮树林旁边。“晾草架”应该就在这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尽头,邦雅曼的草图标得很明白。我决定步行免得被人发现,我穿过田野,幸亏我穿了牛仔裤和运动鞋。我把羊毛套衫绑在腰间,在松软的泥土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森林的浓阴越伸越长,冷杉的矮枝像是刺人的树干,灰灰的,长满青苔。一只鹰伸展着翅膀,在我头顶默默地盘旋。我在想,它是不是在看我,太阳眼看就要下山,已经快8点了。
  起伏的山峦模糊起来,雾气升腾,我仿佛在海中游泳。当我爬上一个小山岗的顶部时,我首先看到一座高大的悬崖,崖前有树。它围起那座木屋,就像戴在一个小脑袋上的帽子。我弯着腰,在湿漉漉的草中慢慢前行,终于看清了“晾草架”。“晾草架”的屋顶几乎触到了地面,跟邦雅曼所描述的一模一样。看着它,我的呼吸都停止了。四周静悄悄的,通往“晾草架”的小道几乎已被植物淹没,很久没人走了,好像这地方出了什么事,屋子似乎已被遗弃。我越猜越糊涂,不管怎么说,邦雅曼讲述的事情发生在一年多以前,斯泰纳夫妇可能已经搬家了。
  夜幕降临了,黑暗中传来昆虫的嗡嗡声,还有“噼噼啪啪”、“叽里呱啦”的声音。“晾草架”蛰伏在森林边缘,尽管已很破败,但仍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它似乎在沉睡,但我的出现已被它录下。它伸展着特殊的天线,感应着人类的存在,分辨着朋友和敌人。这个年轻人的养老院正等着我呢!
  我围着木屋转了一圈,手里拿着电筒。我考虑得挺周到,没忘了带手电。一楼有扇百叶窗没有关紧,我折了一条树枝当橇棒:树枝撬断了,百叶窗也开了一半。我抓起一块石头,砸烂了玻璃。我努力了好几次才镇定下来。我跨进百叶窗,来到一间空屋里。屋里一股霉味,布满了破烂,角落里有个大壁炉,想必这是餐厅。我在屋里搜索,扫视着每一个角落,然后来到前厅。前厅的墙上挂着一个野猪头,野猪已没有眼睛和獠牙。我靠在一张扶手已经断了的椅子上。
  我感到很压抑,一副可笑的样子。有座木楼梯通往楼上,我已记不清邦雅曼所描述过的背景了,心里有些怀疑。整座木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短促而有力,犹如一件备受凌辱的家具。我推开一扇门,进入应该是厨房的房间。房间的墙上和房门的把手上布满黏乎乎的脏东西。有张桌子铺着已被烧焦的亚麻布,上面端放着一个凹凸不平的有柄平底锅。一个旧炉灶开着门,散发着湿煤的味道。洗碗槽中,一只蜘蛛被我惊醒,落荒而逃。我用手电筒照着墙壁,惊讶地发现了邦雅曼提到过的那个木门。木门半开半掩,一座石阶通住地下。现在,一切都与邦雅曼说的相吻合,准确得让人怀疑。我试图打开转换开关,但它一动不动。地下有点冷,手电的微光在颤抖,照到一块踢脚板、一块破地砖和一块破布。我来到一个圆顶小房间,里面布满了黄色的纸盒。木筐和十字镐。
  我寻找着那个锅炉,它曾使邦雅曼那么惊讶。但那儿只有一块权作隔板的穿墙石,粗糙地抹着水泥,挡住了去路。地窑的尽头已被封住,我用手电的顶端敲击泥水加工过的地方,声音很实。我又照着地面。在一堆乱七八糟的电线和旧盒子当中,有一张布满斑点的床垫,上面都是霉点。我的大腿哆嗦起来,于是我坐下来,想恢复镇定。
  突然,我相信听到楼上有脚步声。我关了手电,等待着。一些捉摸不到的东西在我四周呼吸,一些轻微的响声在黑暗中汇成众多的嘈杂,一些奇怪的影子忽现忽隐。我想站起来,想说话,想喊“救命”,但人却像被钉在床垫上一样。我觉得到处都有眼睛在监视着我。
  慢慢地,我一切都明白了:“他们”派邦雅曼到医院里去找我,把我引到这儿,然后关起来。经过严密的调查,“他们”选中了我。为了吸引我,“他们”表现得异常耐心和细心。我上钩了。费迪南本人也可能是这个骗局中的一员。我曾到处寻找我最可笑、变得最厉害的病人。而他却倾诉衷肠,设计谋引我上当。但我并不恨他,被认为有资格出现在囚徒的名单上,我甚至觉得有点沾沾自喜。
  是的,我钦佩他们:他们使我想自我毁灭,自我囚禁。说穿了,等待时间的判决又有什么好处呢?若干年后,我就不会光彩照人了。我这张年轻姑娘迷人的脸将变成老妇人庄严而干瘪的脸。我会有那一天的。最近几天发生的事迅速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重温着这些错综复杂的偶然事件、它们丁以乎是精心策划的,使我相信一座无人居住的屋子,让我一直来到这里,真是天才啊!
  轮到我还债了。我平躺在床垫上,双臂垂在腰间。骨头压迫着我,身体塌陷了,好像我已摆脱了自身,离开了这具衰老的躯壳。于是,他们就要出现了:一个老色鬼,一个令人讨厌的侏儒,一个肥胖的巫婆。我不知道他们的来临对我来说是解脱还是灾难。我想逃,但我太累了,一股力量似乎把我钉在床垫上。我想钻进这座山的中间。我睡着了又醒来,醒来又睡着,如此数次。我渴了。谁也不知道我在哪里。20年后,我将重返人间。我在人类当中将没有自己的位子。我大喊“救命”,喊着费迪南的名字。我看见阿伊达在我面前哭,她的辫子一下子散成鬈发,一下子长发披肩,后来,辫子缠住她的脖子,把她勒死了。
  终于,楼梯上方有扇门开了。好了,他们来抓我了。我牙齿咬得“格格”响,头昏眼花,但这种恐惧中有一种激动,一种狂热的急躁。这个时刻我等待已久,我早就梦想当老太婆了。我也许能在地牢里见到埃莱娜,我们将成为一对衰老的朋友,两个没有前世的小老太婆。我在黑暗中伸出手臂,免得他们费事。行行好,带走我,把我关起来吧!
  然而,把门弄得“噼啪”响的是穿堂风。它继续笨拙而机械地拍打着门。我其至有点失望了。我用肘支着地,站起来,太阳穴痛得要命,耳朵嗡嗡直响,腰阵阵生疼。我的眼睛已适应了黑暗,分辨出台阶,且看到一道朦胧的微光。几只苍蝇“嗡嗡”地围着我飞。难道,我已经解体,变成了死尸?
  我的身上发出一股酸味,那是因为害怕和出汗。我差点要晕过去。我咬着嘴唇,只相信是自己弄错了。我一定是老了,而自己却浑然不觉。我伸手去摸自己的脸,想知道究竟有没有皱纹、裂口和肿块。我没有发现任何不正常的地方。鼻子还在,额头和那一大把头发也都还在。我急着想照镜子。我饿了,饿坏了。当我准备跳起来时,我太冲动了,我因此感到羞耻。
  我从臭气熏天的床垫上爬起来,头晕眼花,冻得发僵,一直冷到骨头里面了。我拍掉身上的灰土,踉踉跄跄地踏上光滑的台阶。我毫无时间观念,浑身疲惫不堪。我推开厨房门。百叶窗关着,光亮从窗缝里透进来,直射阴暗的角落,照亮了悬浮的微粒和尘埃。我撞在一个啮齿动物的死尸上。墙角还有一只死鸟,羽毛乱糟糟的,倒在一个用细枝搭成的窝里。
  我打开窗,打开百叶,爬出了窗外。光线刺得我一阵目眩。天已经亮了,万物苏醒,发出细微的响声。我闻到一股湿青草的味道。空气纯净,清新得恰到好处,使人精神振奋。
  一个橘红色的大太阳从树尖后照过来,唤醒了山中五颜六色的动植物。
  一头母鹿在一座小山上望着我,一点也不害怕。它低着头,颤抖着四肢,胸前有一块白色的斑点,就像挂着一枚勋章。它想跟我说些什么东西,睫毛长长的眼睛试图向我传递一个信息。它摇了几次头,又用蹄子刨地,然后不慌不忙地离开了我,优雅极了,树枝“噼噼啪啪”地被它踩断。
  在我的四周,无数条溪流在歌唱,就像小孩在“牙牙”学语,非常动听;一条小瀑布冲落山涧,发出“隆隆”的声音,泛起许多水泡;一些含脂树木的树梢燃烧着片片的火焰;一只饶舌的乌鸦在向树皮讲述它的故事。到处都是飞去的鸟儿和“哗哗”作响的威严的冷杉。高空飘过一片片巨大的白云,就像是天使鼓起的脸。这是一首声音和色彩协调的交响曲,妙不可言。
  天地万物都对我非常友好,整个大自然都催促我新生,重返人间,回到我的兄弟姐妹当中去,重新迎接世纪的挑战。在这个荒凉的木屋里,我有幸得到了第二次生命。我怎么会害怕它呢?“晾草架”即使是幻想者头脑中产生的幻象,也不会丝毫影响它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故事的力量不在于它与事实是否相符,而在于它所造成的断裂和它所传递的活力。邦雅曼即使是在虚构,也给了我强烈的生之欲望。我犯了一个错误:相信了他跟我讲的故事,正如我相信别人一样。我做得对。我感到自己幸福得无法形容,感到自己获得了新生。风吹走了我从地窖里带出来的腐烂味,灿烂的光芒和巨大的欢乐自天而降。
  在离我几百米的地方,有一堵矮矮的石墙,那是法国与瑞士之间的边界。我来回穿越了几次,好像是在嘲笑边界:嗨,我在瑞士!嗨,我在法国!我走回木屋,半路上被冷杉的树根绊倒了。树根就像一只瘦骨嶙峋的手突出的青筋。我直挺挺地倒在湿漉漉的地上,笑着把脸埋在肥沃的土中。突然,我发现眼前一块扁平的石头边,露出一盒沾着泥土的录音带。我把它拽了出来,仔细地看了看正反两面。没有任何内容提示。我迅速把它擦干净,装进口袋,对自己说,以后再听吧!
  我自由自在,充满了希望,似乎无所不能。我对各种生命都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友情。在小路的尽头,我找回了自己那辆布满灰尘的汽车。我在倒视镜里照了很久。我很脏,脸上沾着黑乎乎的东西,浑身都是草屑,头发乱糟糟的,像一簇荆棘,但人没变。我的肤色仍然那么没有光泽,睫毛还是弯弯的,皮肤并没有皱得像一块旧抹布。我仍然是一个26岁的女人没有必要为生存而受罪。我接了三下喇叭,向“晾草架”告别,向那座奇幻的屋子,那块俯瞰着屋子的沉重的石灰质巨石告别。
  我在十来公里远的一家客栈里停了下来,从那里可以看见瑞士平原。远处,阿尔卑斯山的山峰像是点着蜡烛的停尸室。山下,一列红色的老火车钻进单地,留下一缕缕细烟。我问客栈老板今天几号了,他告诉我今天是8月19日。我在那座木屋的地下室关了三天三夜。我要了一个房间,住了下来,订了一份大餐,尽管是在早上,在厨师赞许的目光下,我狼吞虎咽,吃了一份红酒洋葱小野猪肉、一份干酪笋瓜土豆、两根莫多香肠、一盆色拉、一碟当地产的奶酪,还吃了一些猪肉,所有的菜统统浇上美味的当地红酒。这番大吃应该归功于邦雅曼,这份债是我欠他的。我在斜坡上的平台花园中大吃大喝了两个小时,太阳很猛,但阳光照得我很舒服。我拒绝遮阳伞。当天的剩余时间,我什么都没干,吐个不停,把吃下去的东西都吐出来了。我三天三夜没吃东酉,现在突然大吃,胃受不了。但我并不在乎。我对着厕所打饱嗝,吐得翻江倒海。但这至少证明我还活着。
  现在,我要做的只剩下一件事了:寻找阿伊达。当命运把她托付给我,让我照看她时,我却抛弃了她。先知和命运的使者是阿伊达,而不是邦雅曼。她在我心中激起了一种长期以来没有人能激起的冲动。她拥有绝对的优势和启蒙的本领,那种孩童的活力是无法抵挡的。当上帝想在人间展示完美的东西时,他便创造了小女孩。
  阿伊达美丽而活泼,是天工造物。我做梦都想把她搂在怀里,吻她胖乎乎的脸,凝视她调皮的眼睛,笑她滑稽的动作。我这种成年人的弱点如果加上她的羸弱,便差不多会有常人的力量。第二天,我回到了巴黎,希望还来得及。我在她奶奶的一个邻居家里找到了阿伊达,并成功地说服了这个邻居,她同意假期间由我照看阿伊达。我和阿伊达在汝拉山区和上萨瓦省之间度过一个美妙的夏天。在那一个月当中,我们幸福地密谈,说悄悄话,分享美食。她总喜欢搂着我的脖子,躺在我身上,我的身体好像成了她的身体。我成了她的东西,她的领地。我试图调教这个我所喜爱的顽童,尽管我对她还相当陌生,但我已把她当作是自己的女儿。有时,她痛哭流涕,指责我囚禁了她奶奶。她推开我,不理我。假期结束后,我办理了正式的领养手续,理由是自己不能生育。虽然我是个独身女人,但我是个医生,而且,我是在那种情况下遇到阿伊达的。凡此种种,都应该有助于我说服办事严格认真的行政官员。在这期间,阿伊达被寄养在慈善机构里,但她可以每周来我家住两天。有关方面正在对我进行道德调查。我回到了医院,重新写我的论文,去医院……
  6个月后,12月的一天下午,正在隔壁房间玩耍的阿伊达突然叫我。当时,我已忘了那个故事,正处于漫长的精神恢复期中,阿伊达想让我听什么东西:8月份我在“晾草架”附近捡到的那盒小磁带。捡到磁带的那天早上,我马上就把它塞进了汽车音响里,但磁带卡住了。可能是磁带上的泥土堵住了槽口的小齿轮。阿伊达后来在车中的杂物柜里发现了这盒磁带,并一定要留下来。否则,我早就把它扔掉了。
  阿伊达对音响世界情有独钟,兴致勃勃地把旧的晶体管收音机拆来拆去。她几小时几小时地听某个电台,锁定若于个陌生的长波频道,十多种乱七八糟的外语把她迷住了。她弄走了我的所有磁带,扯出带子,像绕毛线一样没完地绕。这盒带子,她不断地重听,想从“噼噼啪啪”的杂音当中寻出和谐的声音。她和一位电声学教授保持联系,并在后者的指导下对磁带进行了修复,清除杂音。经过几个星期的努力,她终于在60分钟的磁带上清出了5分钟的声音。当她把这盒小录音带插进放音机时,我有一种痛苦的直觉。这是一场含糊不清的谈话,是两个女人之间的对话,一个年轻,一个年纪大一点。年轻的声音细小,差点要哭了;年纪大的一副挖苦人的口吻,声音要生硬一些。她们的交谈不时被磁带的杂音所打断。以下就是她们所谈的一些话:
  “……一个因自身软弱而干坏事的人,我一回去,就把一切都告诉新闻界,告诉出版商……一行行地证明他的抄袭……”
  “……您会这样做吗?让我发笑……您不可能……”
  “……您对我不了解……他不满足于服从你们的命令,而是满腔热情地合作……真让我感到恶心。”
  “……可怜的家伙……我们完全说服了他……我想您还是喜欢他的……而他却忘了您……任您被囚禁……”
  (此处的句子听不清。杂音和噪声使磁带声音难辨。过了好一会才听清她们的对话。)
  “……失望的时候梦想报复……我毁掉了他剽窃的所有证据(哭泣声),一切证据……他不知道……您说得对……他的结局感动了我,这种背叛是本能的,不是由于卑鄙,而是由于害怕……(吸鼻子的声音)我对他的爱比任何时候都强烈……您向我引述过一位希腊哲人的话:没人自愿当坏蛋……我疯狂地爱着他……重新跟他一起生活(重新抽泣)……我惟一的惩罚就是饶恕……”
  我立即就听出是谁。我的脸一定苍白得厉害。我躺下来,免得失去知觉。阿伊达发现了我的慌乱。我借口说头疼,消化不良。我又把那盒磁带听了好几遍,然后,扔掉了它。我从来没有跟阿伊达提起我去过“晾草架”,也没有告诉她关于邦雅曼的故事。
  后来,我去佩尔内·沃克吕斯医院工作,并在一家诊所设私人门诊。以前,面对精神失常的病人,我往往爱理不理。现在,这个毛病基本上改掉了。想当初,我并不想治好我的病人,而是想让他们就这么神经紧张下去,从中得到一种邪恶的欢乐。我希望他们需要我。有时,当他们向我诉说他们小小的不幸时,我甚至睡着了。每看一个病人,我就听几分钟莫扎特、巴赫或舒伯特的曲子:音乐仍然是治疗世界创伤的法宝。我并不比别人更坏。为了纪念母亲,阿伊达学起了阿拉拍语,我也跟着学。她比我聪明。她把我叫做她的小妈妈卢库。我回了好几次摩洛哥,我又见到了父亲。我远离男人有一段时间了:爱阿伊达就足够了。我感到了比肉体快感更甜蜜的一些快乐。
  但我首先等待的是:一天,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走进我的办公室,用少女般的清脆的声音对我说:
  “您会觉得我是个疯子。我看起来有60岁了,是吗?其实我才25岁。我没有任何办法向您证明这一点。我只求您听听我的故事,在我讲完之前不要把我赶走。”
  是的,我知道总有一天有个人会来到我的诊所,告诉我可怕的故事。
  也许是埃莱娜。
  我坚定不移地等着她,想明确告诉她,我相信她,并准备帮助她。
  我也知道那几个盗美贼正躲在阴暗中窥视着,继续卑鄙地破坏和糟蹋美。
  我常常去主宫医院的急症室,希望能有幸遇到邦雅曼。我留着他的面具、他的破帽和他褪色的草图。我敢肯定他有许多话要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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