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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38年6月份去苏联之前，把奥罗和孩子们送往英国，为他们在费尔番找到一间屋子，这是位于英国海滨的一个地方。夏天他们就住在那里。关于在苏联逗留的那三个月，我已经叙述过了。 在莫斯科这段时间将近结束的时候，即1938年的8月份，中央向我提出两条建议：我要么去芬兰，要么去瑞士。芬兰对我有吸引力，因为我对它比对瑞士更感兴趣，在瑞士接通关系更容易，父亲在国际联盟有一帮子朋友，去那里也没有语言困难。我让中央拿主意，他们决定派我去瑞士。 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了自己的军衔。在中国时我是上尉，现在我是少校。我知道，、数年以后我还会第二次获得更高的军衔，我估计是上校，但就我的记忆，并未公开通知我。对此我持无所谓的态度。我不穿军装，也不能按规定行军礼，更不要说正步行走了。当然，我用步枪和手枪射击成绩是不错的。尽管我对军衔、军规不感兴趣，但做一个红军士兵，我还是很骄傲的。 离开莫斯科之前，哈奇把一个未来的同事带到我这里来，这是一个德国同志和西班牙战士，他刚刚结束军事情报员训练。 我们在瑞士的工作是针对纳粹德国的。一旦我在那里站稳脚跟，赫尔曼随后便来瑞士，然后我们要设法与设在弗里德里希港的道尼尔飞机工厂建立联系。除赫尔曼之外，我还要独立地建立一个小组，和我一道工作的同志，要么我可以把他们派往德国去，要么在德国找到这样的同志。我把在瑞士的事务处理好之前，罗尔夫一直要住在我们这里。他也清楚地知道，我们不可能以这种方式长期在一起。他愿意回中国去，中央满足了他的愿望。 我建议首先从莫斯科去英国，并在那里为我在瑞士的工作做好准备。我要设法同英国的西班牙战士建立起联系，以便把他们派往德国去。尽管希特勒无休止地谩骂那些“不讲信义的英国人”，但个别英国人在战争爆发之前，在纳粹德国仍然受到某种尊敬。这个或者那个富裕的英国人在世界上到处旅行，在相当长时间内定居在他所喜欢的地方，并非异常的事情。如果他有这种想法，并为此而选中了德国，这并不违背人们想象中那个古怪的英国人形象。中央赞成我的计划，并再一次嘱咐我，不要与英国党建立联系。这一点我当然知道。这一点我一直恪守不误。 我从莫斯科绕道去伦敦。回忆我在欧洲那些年的各种旅行路线和护照，对于我来说是困难的。我记得我曾经两次经过德国，一次用的是假护照，在纽伦堡换飞机，在柏林和科隆换过火车。我也多次在巴黎停留过，在另外一次旅行中去了芬兰，在赫尔辛基我得到一个瑞典护照。 在伦敦我又见到了米沙和雅尼娜，他们被奥罗照料得十分出色。我的孩子跟着我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未过过像样的安定生活。米沙以其七岁的年龄，便居住过上海、北京、奉天、华沙、但泽、扎科帕内、捷克斯洛伐克和英国，在这段时间里陆陆续续学会了德国话、英国话、中国话和波兰话。现在他在瑞士又要开始学习法国话。对于他们的成长来说，最好是有一个固定的家园，让他们在那裹扎下根来。为此，只要工作允许，我总是尽力为孩子们提供一种健康的、美好的生活。他们曾经长时间生活在波兰的塔特拉高山上，现在又在英国海滨住了三个月，我打算在瑞士也为他们创造一种良好的家庭生活。 在伦敦我做过几次徒然的尝试之后，与一位我在德国就认识并在西班牙作过战的同志建立了联系，他出生于奥地利或者捷克斯洛伐克。我只把最必要的情况告诉给他：我的政治工作是针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我需要一位或者两位同志，他们在西班牙斗争中证明自己是勇敢的、可靠的，并且愿意去德国从事危险的地下工作。我根本未提到苏联。 这位同志认识国际纵队不列颠旅当中居领导地位的共产党人。他与他们进行了研究，然后向我推荐艾伦·福特。我向他要了一份生平简历，把它寄给中央，并获得允许，可以吸收艾伦·福特做合作者。我们约定，我尚在伦敦时与他见面，但是他生病了。我去瑞士之前给他留下一个接头地点。 我们于9月份到达后不久，西方势力便与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使希特勒扩张领土的愿望变成行动。 我给家里的信这样写道：“我们这里的气氛自然完全像你们那里一样，零度以下。” 首先我们在洛桑住在一家膳宿公寓里，10月上旬我们找到一栋房子，与扎科帕内那栋颇为相似。它位于瑞士法语区的山里1300米高的地方，距库克斯村不远。在山下平地上我们可以看见蒙特吕斯和日内瓦湖和像蓝色飘带一般的罗内河，我们的对面是3000米高的法国阿尔卑斯山，我的后边是纳耶的罗歇尔山峰。这个新家是一栋改成新式样的农家住房，孤零零地坐落在一座小山岗上，它叫鼹鼠岗。房子的后半截是一个牛圈，里面喂养着十几头奶牛，牛图上面是草棚。奶牛在房后鲜嫩的草场上吃草。它们是一个叫弗朗斯瓦的农民的，他住在距我步行只有10分钟远的地方。很快我们便熟悉了每一头牛，孩子们给每一头牛都取了名字。夜间牛铃的叮当声或者不睡觉的奶牛的哞哞叫声传进我们的梦里。 房子的正面是由三间卧室构成的。春天的时候，从远方到来许多客人，欣赏房后那片著名的水仙花原野。花的香味十分浓郁，我们夜里必须关上窗户。冬天时初学滑雪的人们从库克斯的旅馆里来到我们这个平缓的小丘上练习，有谁口渴，便在我们家得到一杯饮料，有谁累了，就在我们小房子前边的板凳上休息。在别的季节里这上边是相当寂寞的。如果谁有一辆汽车，必须停在距我们房半里远的地方。只有细细的几乎看不出来的长满草的小径通向“鼹鼠岗”。 邻近有一家幼儿园，里面也开学校的课程，我在那里给米沙报了名。在波兰的两年，一直由我自己给他上课，现在我骄傲地发现，他的知识远远超过同龄的孩子。法语这种新的语言他学得很快。冬天他穿着雪橇穿过草地去上学；出发之前我把一个手电筒拴在他的短大衣上，以便他天黑时能找到路。 在“鼹鼠岗”我装备我的发报机，现在它能覆盖2000米的距离。屋内有一个砌人墙壁里的衣橱，最下层有一个用木板封起来的空格，罗尔夫和我把最下面放鞋的木板拆下来，把发报机装在空格里。工作时我不需要把它抽出来。我们把两个为香蕉插头准备的洞，用木塞子封起来，看起来像两个节孔。 相对说来，工作进展是顺利的，与莫斯科的联系也是好的。在技术方面，或许我还应该多学几手。 在第二层的走廊里有一扇门直接通往草棚。农民是从外面取草的，他永远不会抵达我们的门，我只有惟一的一把开这扇门的钥匙。我把器材藏在这里的草里。 给父母亲的信： 住在狭小的膳宿公寓时，我们还要求孩子们养成听话的习惯，现在他们可以享受自由，无拘无束地在草地上嬉闹。我们这里的风景，不是那种只能在度假时从饭店里看到的风景，而是经过长时间攀登以后，从一个非常美丽的观景点看到的风景。对于日常的刷锅洗碗和涮墩布来说，这种风景简直是不现实的。爸爸，谢谢你给B写的信。大包裹到来之前，我得推迟拜访，因为我那顶用白色的棉纸裹着的时髦帽子在包裹里。 B指的是英国人布力洛奇先生，他在日内瓦国际联盟的“国际劳动组织”中有一个相当高的职位，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有用的关系。我也结识了他的妻子。她来“鼹鼠岗”拜访过我，每当我在日内瓦有事情做的时候，都去看望她。我尤其喜欢与她父亲罗伯特·戴尔聊天，他是一个左翼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虽然年事已高，却依旧活泼、明智、正直。她为“曼彻斯特贫民救济会”写稿。 假如我父亲“给B写的信”这几行字已经不存在的话，我的报告里也不会提到这一家人。他们的存在被我忘得干干净净，我在阅读这封信的时候，怎么也想不起这家姓B的是些什么人，在后来的一封信里，我才知道了全名。 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关于在任何信中都未曾提到过的其余人也是如此。 同样，我也认识了玛莉，她是国际联盟图书馆主任。她喜欢说话，认识许多人，有些事情我就是从她那里知道的。她结交许多不同国家的新闻记者，他们同样也是些健谈的人。通过玛莉我又认识了卡嘉，这是一个左倾的女记者。我跟她成了好朋友。我们这两个对政治感兴趣的人，经常讨论她所获得的消息。自然，她并不知道我的真实工作。多次去日内瓦时，我都在她那里过夜，而不需要到任何一个旅馆里去登记。玛莉和她那个圈子的特点是，每当她得知我偶然在卡嘉那里过夜时，总是散布说：“真是这么心地善良吗？卡嘉可是只有一个双人床的房间啊。”这种窃窃私语很少能妨碍我在日内瓦的逗留，这无非是一种怀疑，而这种怀疑却是接近实际的。说句公道话，玛莉对于我们是有帮助的。必要的时候，她在瑞士给我弄一份洪都拉斯护照，后来又给伦弄了一份玻利维亚护照，当然是花了许多钱，这些钱被当时的领事馆得到了。玛莉参与一个受美国影响并有复国主义倾向的犹太流亡者组织的工作，所以她有这样的机会。 1938年秋末，我在日内瓦遇见了艾伦·福特，别名吉姆。他当时尚不知道我们的工作与德国有关系，我只是问他是否愿意参加国际工作，这件工作像他在西班牙的斗争一样危险。 我与吉姆在日内瓦见过两三次面，谈了好几个钟头。这种集中精力的谈话是重要的。我注意观察一切，每一句话，声调、手的动作、面部表情，谈完话之后，还要长时间地回想这些。 他理解得不费力气，还提一些冷静的问题。他显得伶俐而精明；这对于我们的工作是有益的；在新的不习惯的形势下，他会迅速做出反应。在西班牙时他一定证明自己是个勇敢的好战士。否则人们不会建议他来做这项新的工作。 尽管我今天知道吉姆这个叛徒出版了一部可耻的《间谍手册》，我还是要设法描述出我当时所了解的他的形象。在我们整个合作期间，直至微小的细节，吉姆都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第一次会面时我就感觉到，他很愿意让自己活得滋润，讲究好吃好喝。第一次谈话时，我就发现他有点玩世不恭，但由于这是针对我们的敌人的，我觉得不值得指责。吉姆当时大约30出头，他长得高大，有些过分肥胖，有一头发红的淡黄色头发，淡色的睫毛、淡色的皮肤，蓝蓝的眼睛。模样看起来还不错，并且懂礼貌。英国人从他的口音就知道，他是“来自小城镇的市民”，不过这在德国不会有什么作用。吉姆应该去慕尼黑住下来，多看多听，设法认识纳粹党徒，如果可能的话，要与梅塞施密特飞机工厂建立联系。我已经不记得我们是否建立了通信联系。他既不知道我的姓名，也不知道我的地址。 在那以后不久，又有第二个英国同志来到瑞士，他是我以同样方式争取来的。自然，吉姆和伦在西班牙时就认识。我第一次遇见伦是在1939年的卫月份或者2月份，在维维伊一家平价商店门前。他当时是25岁，有一头浓密的棕色头发，眼眉连在一起，一双灰绿色明亮的眼睛。他显得瘦削，但身材健壮，肌肉发达。既腼腆又好斗，给人一种朝气勃勃，不成熟的印象。与吉姆相反，他在物质方面要求不高，感觉非常敏锐。 当他听说要他去德国从事危险工作时，便开始喜形于色。我向他解释说，德国的同志们多么困难，英国人做这件工作有什么优越性。他把这项新的工作视为他在西班牙土地上所进行的斗争的继续，是他的生活的最高峰。他只是担心一点：他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完成这项光荣任务？我相信他会尽最大的努力。他聪明、博学，是个好的观察家，在组织工作方面有些笨拙，在抛头露面方面不像吉姆那样自信。他给同事们的印象，是个令人喜欢的、谦逊的年轻小伙子。 伦应该去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定居，设法与法本公司取得联系。当时我把他对待一项危险工作的热情归结为他的年轻气盛，忽视了这背后的政治信仰。后来我认识清楚了，这种热情是他的性格的一部分，它是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减退的。 1959年，英国和美国的西班牙战士第一次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通过他们我才了解到伦那种极为大胆的无所畏惧的精神。恰恰是这种特性促使一位在西班牙的美国心理学家请求伦作一次“职业性谈话”；他之所以对这件事情怀有这么大的兴趣，是因为他迄今为止从未见过什么人没有肉体的恐惧。这种无所畏惧的精神导致伦对日常生活的不满足。如果认为他天生是个冒险家，那是一种误会。他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花了20年的时间，以勇于牺牲和忠于职守的精神，一直伏案从事一项重要工作。 伦早在西班牙的时候，就成了西班牙共产党员，回国以后立即又成了他自己的党的成员。现在让他毁掉自己的党证，不作任何声明便离开党，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他去了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在那里成了一个枢密顾问的寡妇的“付房租的寄宿客人”。她儿子有在法兰克福经营布吕特纳钢琴许可证，与年轻的妻子住在母亲家里。 伦为自己编了下面的经历：他父亲在战争中牺牲了。他的叔叔，即他的监护人，是一个富裕的人，对德国人评价高，希望他的侄子去游览这个国家，学习它的语言。 这一家人接纳了这个年轻的英国人，带他去剧院，参观展览会并设法帮助他学习德文。 我们小组的最后一个人，是1939年4月底到达的，他叫弗兰茨·奥伯曼，别名赫尔曼。接头地点是伯尔尼的国际邮政纪念碑。我早些时候曾经在那里等待过他，但是在学校的一次化学实验中发生了爆炸，赫尔曼在爆炸时从关闭的窗户逃了出去，玻璃划伤了他的下巴。他总算幸运，爆炸是在平地上发生的。 一个带有火红疤痕的地下工作者是不合适的。于是他必须等待疤痕愈合。赫尔曼是同五个德国人一起接受训练的。所有的人都被派到外国去工作，但是根据赫尔曼的描述，只有他一个达到了目的。在战前几个月那种紧张气氛中，工作任务对于我们这些地下工作者来说是艰难的。赫尔曼到达的时候，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已经被希特勒占领了。 赫尔曼在瑞士西部的弗里堡住下来，最初的几个月他应该从容不迫地寻找一个合适的住处，然后把他的发报机组装起来。赫尔曼的遭遇和其他德国共产党人一样。自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加入了组织，积极从事活动，他被纳粹逮捕过，后来又去西班牙参加过斗争。我与他在一起感到非常放心，只是对他那芬兰护照不大放心，因为赫尔曼根本不会说芬兰话。 我们那栋田园式的小房子，“年轻母亲带着两个小孩子”，“老保姆曾经带大了他们的母亲”，这一切都使我们显得有一个受人尊敬的典型中产阶级背景。 我们到达三个月以后，即圣诞节时，我把两个与英国人结婚的妹妹和她们的丈夫请了来。我父亲也来到库克斯。他们的来访，除了我很高兴他们大家来我家之外，对我的公开身份同样也有好处。 我从瑞士当局那里得到许可，允许我居留到1939年9月30日。1939年初罗尔夫准备起程。他到法国去打听过并在马塞找到一所报务员学校，他要在去中国之前到这所学校去学习。他将过流亡者生活并学习第二种职业。这并不奇怪，因为流亡者必须以各种方式艰难度日。他想学习得够用了以后再离开。 在库克斯最后的那些日子里，我感到非常孤独，这里既没有文化生活，与人们又没有多少接触。我从来没有读过这么多的书，我想尽办法改善自己的语言知识。不久我便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英语我掌握得很好，我可以用俄语、波兰语与人对话。今天，除了英语，大部分都忘记了。 罗尔夫起程之前，我们结识了一对德国夫妇。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再有过这样好的出身自中产阶级的朋友，像米莉雅和维尔纳那样。他们作为流亡者生活在瑞士，等待着去南美的签证。他们都是我这样年龄的人，有两个孩子。维尔纳是个好脾气的，有点软弱的人，他的妻子妩媚可爱，思想活跃，从许多方面来看，她都能开阔商人的眼界。我们之间很快变得谁都离不开谁。 我父亲在两次或者三次来瑞士做客时，也喜欢上了米莉雅。我在写往伦敦的信里说： 米莉雅对爸爸的来信非常高兴。虽然我非常高兴做你的女儿，但我还是要说，你给你女儿的女朋友的信，写得有趣得多。 维尔纳和米莉雅住在蒙特吕斯。我们经常见面，常常是整天呆在一起。自然，他们一点不知道我的情报员活动。我像他一样，靠着我那点“越来越少的财产”过日子。当然，在我们的多次谈话中我也让他们知道，我是非常左倾的。米莉雅在政治方面比她丈夫激进得多。 我不记得是通过什么途径，也许是通过我的家人，也认识了伊蕾内·弗贝斯一莫塞。她已经70多岁，由于身板挺拔，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和满头白发而显得尊贵高雅。她是歌德的同时代人和崇拜者贝蒂娜·封·阿尔尼姆①的亲属。她的堂兄弟和亲近的朋友是1931年去世的国民经济学家路约·布伦塔诺。她居住在瑞士舍布雷兹一栋装演美观的房子里。 ①19世纪德国女作家．着有《一个孩子与歌德的通信》。浪漫派作家克莱门所·布伦塔诺之妹。 有教养，从不在乎各种流言蜚语，兴趣广泛，政治上信仰进步自由主义，像贝蒂娜·封·阿尔尼姆一样。在伊蕾内·弗贝斯一莫塞看来，我这个31岁的人还很年轻。也许是她与年轻人很少来往，所以她由衷地喜欢我，还有后来的伦，对我们的来访又高兴，又激动，待我们如她的孙子辈孩子。有一次我说自己是她的孙女，她流着眼泪说：“你们两个人真像我的孙子一样。” 我之所以要提到我与米莉雅一家和与伊蕾内·弗贝斯一莫塞的亲密关系，因为他们是我在瑞士生活的一部分，当然还有另外一层原因。诚然，我曾经想到要与中产阶级的熟人保持往来，但与这些人的往来却不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是互相尊重的，后来当我需要时，他们都帮助过我。同样，我与农民弗朗斯瓦妻子的关系也是如此。她的劳动是繁重的，与丈夫的婚姻并不幸福，他比她年长得多。我们互相尊敬，当我需要的时候，她也支持过我。 不管怎么说，这些人都是痛恨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否则他们不可能成为我的朋友。 早在1939年2月我再一次见到了吉姆，3月或者4月又见到伦。那以后我又在6月一起见过他们。俩人知道，除了他们主要从事的气氛报道的消息（在英国人看来，某位德国人在表达他们的意见方面要坦率得多），进行破坏活动的可能性也是有趣的。有一次伦的房东一家去飞机场去参观在一个大厅里展出的齐佩林飞船①，据说它飞越过大西洋。参观的人像流水一般穿过长长的被隔成许多小间的船舱。伦把整个展览看得十分仔细，座位的靠背垫子、窗帘，飞船那被化学制剂浸泡过的帆布壳等等，在观众不多的时候，他又回去参观了一遍。伦向我提议说，在这里可以很轻易地安放一包燃烧剂。我认为这个建议是对的，万一中央同意这个建议，吉姆也可以参加。伦去慕尼黑看望了他，可他对这个计划并不感兴趣。他认为那里通风不够，因为齐佩林飞船是在一个大厅里。伦和我持不同看法。吉姆不愿意在纳粹德国卷入这样一种冒险。但我们却认为对敌人的任何干扰和损害都是重要的。 ①即德国人费迪南·齐佩林伯爵（1838—1917）发明的飞船，1900年首次升空。 他们俩人向我汇报了在慕尼黑的一段经历。今天伦回忆起来，事情是这样的：他接近音乐厅广场时，偶然看见了在那里结束的党卫队游行。他们在纪念德国法西斯神鹰军团的牺牲者。希特勒曾经把这个军团派到西班牙去支援佛朗哥。党卫队员们把广场四周围了起来，每人举着一块写有牺牲者姓名的牌子。 伦和吉姆要去吃午饭。他们走到莱奥波德大街，那里的右边有一家中档饭馆，他们走了进去。他们附近坐着一个黑头发的漂亮的年轻姑娘，后来进来一个淡黄色头发的高个子女人，俩人相当冷漠地互致问候，并排坐了下来，但并未交谈。门开了，走进来两个高大魁梧的党卫队员，跟着他们后面进来的是希特勒。店主人问候希特勒，希特勒与他的随从走进旁边一间屋里。人们请求伦和吉姆把烟熄掉，因为“元首”是不吸烟的。一个副官出现在饭馆里，俯下身去向两个女人说了什么，然后把她们带去旁边屋子里见希特勒。吉姆有一个德文教师，这是一个不怎么热心的纳粹分子，告诉他说，这家饭馆的主人早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就支持过他，自那以后“元首”偶尔来光顾这里。两个女人就是爱娃·布劳恩①和尤尼蒂·梅特福德。尤尼蒂·梅特福德出身自一个著名的英国贵族家庭，她是一个纳粹主义信徒，与希特勒关系密切。 ①爱娃·布劳恩是希特勒的姘妇。 后来，与伦经过一番仔细讨论之后，我向中央汇报了接近希特勒并消灭他的可能性。在我们得到回答之前，一系列政治事件使这种可能性成了泡影。伦十分失望。他和我关于个人暴力是无益的看法，是符合我们党的理论的。这一点并未阻止他和我把某些人视为有害的和残忍的，我们打算在这些人身上冲破理论。 中央对齐佩林飞船一事是感兴趣的。于是我请求伦和吉姆于1939年6月一同到瑞士来。我准备好了一切必要的化学药品，并教给他们如何运用。我们配制了一种燃烧剂，并对它进行了试验：一种溶液在一个固定时间内通过一条胶皮管并点燃燃料。做好的小炸药包像一个香烟盒那么大。 伦和吉姆带着任务返回德国，亲自去制作和试验燃烧剂。这件事他们做得很成功。 1939年初夏，当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时候，过期的德国护照在流亡者手里已经毫无用处，我手里的洪都拉斯护照，也不意味着真正有保障。中央问我有没有弄到另外一本护照的可能性，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计划，即在罗尔夫离开欧洲之前，我们要办理离婚手续，我要和一个英国人缔结形式上的婚姻。吉姆和伦二人都是单身汉。吉姆在年龄上与我正合适，于是我们决定，我和他结婚。这在我们生活的框架里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离婚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以的。吉姆表示同意。 1939年夏天，罗尔夫又到我们这里来了一次。当他返回中国的事情定下来以后，中央又来问我，他是否愿意让恩斯特作为上级领导并一道工作。罗尔夫是个慷慨大方的人，他表示同意。 恩斯特从苏联来，在欧洲只停留了很短的时间。他想去探望多年未见面的母亲，在最后一个月，由于时间不够，他决定只到我这里来。现在他看到了自己的女儿，这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雅尼娜三岁了，生得很漂亮，文雅，非常热情。自那以后，尽管我仍和他保持联系，再未打听过她，从来未照料过她。我并不责怪他，但我却无法理解这一点。尽管我很想见到恩斯特，可他宁愿不去探望他的母亲，这令我感到心情沉重。我自己有孩子，我觉得他未能给她带去这种巨大的快乐，是令人伤心的。 不了解当时瑞士形势的人，几乎无法理解，为什么我离开恩斯特和罗尔夫，心情如此沉重。要想避免一场战争，几乎是毫无希望的。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已经被希特勒占领；下一个国家该轮到瑞士？战争将在我们这个角落里开始？今天大家都知道并非如此，瑞士在这几年的世界事变中仿佛是一个安静的地方。实际上那气氛是可怕的。每一个怀里揣着德国护照的流亡者，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迅速地离开这个国家。到处都在传说，流亡者的居留许可不再延长，犹太人将被送到德国边界去。据我所知，这些传说在个别情况下得到了证实，战争爆发以后，它对于许多人来说，成了悲剧性的现实。“引渡难民回他们的出生国”是瑞士联邦议会的要求。一个布告里说，犹太流亡者不准参加工作，参与任何微不足道的政治活动，都将被“驱逐出境”。 英国护照是重要的。当我陪同恩斯特和罗尔夫登上从库克斯驶往蒙特吕斯的小火车时，它的实现还是遥遥无期的事情。尽管离开他们二人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并不为这种决定而后悔，我以失望的心情想：战争将要开始了，而惟一能帮助我和孩子做一切事情的人们，永远地离去了。我站在车站上，眼望着那小小的山区火车，直到它转过弯去。 1939年8月份，我的妹妹们又一次来探望我。 8月15日，我们把一张写有诙谐话的明信片寄往父母亲的地址：伦敦西北3区，上公园路25a；不久形势变得十分危险，我的客人们都匆匆忙忙离开了。 8月23日，也就是苏联和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那一天，我在苏黎世遇见赫尔曼。我们讨论了好几个钟头，能与一个有经验的同志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对于我是有益的。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促使我们思考许多许多。我们知道，西方势力希望共产主义的苏联和纳粹德国两败俱，他们做个幸灾乐祸的第三者，应该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是人们必须排除感情因素，只有用理智才能做出正确反应。 大约在同一时间，我等来了吉姆。14天之前，伦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最后告别了他的房东，自称去伦敦长期度假，实际上他去了泰格恩湖畔①。他想再一次重返法兰克福去放置燃烧剂。他打算把小炸药包放进齐佩林飞船的船舱里，燃烧之前他应该远离那里。现在他在泰格恩湖畔等待着吉姆的返回和我的最后指示。 ①泰格恩湖是德国上巴伐利亚著名风景区，位于慕尼黑东南的阿尔卑斯山麓，周围环山，有森林和草场。——译注 我十分不安地注视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伦也开始担心战争是否会使他无法在德国住下去。他居住的那家饭店客人越来越少，伦已经是那里的惟一外国人。法兰克福的情况也不会是另外一副样子。他的任务是等待吉姆，执行关于齐佩林飞船的计划。这期间我问过中央，两个英国人在这种形势下要不要留在德国，还在吉姆的逗留期间，我得到消息，把他们二人接到瑞上来，并把他们训练成报务员。我们立即给伦发去一封电报，恰好在战争爆发之前，他到达蒙特吕斯。 8月27日瑞士军队实行总动员。库克斯的最后一批客人匆匆离去，饭店都空了，商店也都关了门，只有小副食品商店为农民敞开着。我们像所有瑞士人那样，为了应付战争危险，购买了两个月的食品储存起来。 9月正日，但泽被希特勒军队占领。我想起了在那里的我的那些朋友们。他们处境怎样？他们的工作现在显得特别重要。幸好这时我们的发报机已经准备停当。 随着希特勒军队入侵波兰，1939年9月3日宣战。 致父母亲的信： 1939年9月5日 事情终于走到了这一步，人们对它还根本无法理解。请尽快写信告诉我，它对你们有多大影响。我们可以继续享受这个国家的客居权利。我将继续住在这座山上。我的许可证即将到期，但是人们会给我延长，因为我无处可去。在这里日子过得是寂寞的。火车交通受到很大限制，我只能很少有机会下山去…… 令人奇怪的是，落日仍然时刻是那么美丽和宁静，孩子们那无拘无束的快乐心情，令我感到十分陌生。 1939年10月寄往伦敦 我现在听不到你们多少消息，信件走得很慢。这中间我将寄出一些用英文写的明信片，它们肯定会走得较快。我无事可做，只能偶尔帮助农民割草。流亡者不许得到帮助。这里山上组织了红十字。但是除了往枕头上缝镶边之外，我无事可做。我觉得自己像是这个时代的寄生虫。所以我报名为伤员输血。 上周我去了日内瓦。布莱洛赫一家请我在那里过夜。他们一直还是特别友好。罗伯特·戴尔也在那里。对于他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他的精力充沛得惊人。我们交谈得十分热烈。 帮助农民割草是我一天的工作。每两周我在夜间发一次电报。每次拜访布莱洛赫，我常常向中央发一次电报。 我是在别有用心地窃听那些与我要好，友好地接待和信赖我的人们吗？如果这样看就错了。我对国际上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准确地追踪着各种事件，这使我有可能在较高的水平上讨论这些问题，而像罗伯特·戴尔这样信息灵通的新闻记者感到高兴。其实我与他谈话时也并无特殊目的。自然，由于经历的多，也就练出了这样一种本领，常常把讨论引到对苏联有益的事物和意见上来。在这些谈话中，比如说我所得到的关于互不侵犯条约或者关于战争开始的解释，在国际联盟工作人员圈子里远比国际联盟各国的报纸上的反应多得多。当时没有可供我利用的军事情报，但政治情报对于中央也是有意义的。我每次去日内瓦都尽量与熟人们谈话，回来时虽然两手空空，但脑袋却不是空的。 伦和吉姆住进了蒙特吕斯“伊丽莎白”公寓。在一家店铺里我发现了一件讨人喜欢的儿童玩具，经过换算只相当于七个马克，我立即把它买下来，这是一个带键盘、蜂音器、手电筒电池和密码的莫尔斯发报器。下午米沙用它玩耍，米沙上学的时候，吉姆和伦拿它做试验，借此进入有规律的学习。 9月底或者10月初，赫尔曼想利用我的丰富经验帮助他组装一台发报机。赫尔曼在我这里住了几天。当他在二层楼上摆弄发报机时，来了两个瑞土秘密警察局的官员。我让奥罗去警告赫尔曼，他迅速把发报机零件收拾起来，但我不能隐瞒他在我家里。他必须出示自己的证件，我做出一副尴尬的样子，因为我是一个正在办理离婚的年轻女人，在我家里却被人发现有一个年轻男人。我已经不记得关于我们的收音机他们问了一些什么问题。我们希望这次来访只是例行公事，自从战争以来，形势的恶化是常见的事情。 瑞土的气氛变得非常紧张和敏感。反间谍组织在加班加点地工作。日内瓦作为国际联盟所在地是一个国际性的焦点，它吸引着各国的特务和一系列不明身份的外国人，在这座城市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 随着战争的开始，业余通讯联系被禁止。这样一来像我这台个别的发报机很容易被发现。瑞士的探测技术手段远比波兰发达。 总动员以后，一队瑞土士兵，大约有30人，迁入我们房子上边一座废弃的木板房里，距离我们大约有200米，这种条件对于我的工作是不利的。 秘密警察局的官员到家里来过之后，赫尔曼和我在漆黑的夜里，把我们的发报机藏到“鼹鼠岗”下边茂密的森林里。我们在房子右手的森林里有一个良好的隐藏处，但是站岗的哨兵或许能够从木板房那里听见或者看见我们。下山既陡峭又没有道路，我们只能尽量轻轻地行动。把两个像唱机那么大的发报机在黑暗中埋藏在树根和灌木丛中，要花费艰难的劳动。我们爬行着，浑身浸透汗水，两只脚是湿的，双手也划破了，我们紧紧地抓住灌木再爬上来。 忽然，赫尔曼气喘吁吁地停下来。 “轻点，赫尔曼，轻点，”我悄声对他说。 当他又能说话时，他告诉我：“用一叶肺，这可没那么简单。”这时我才知道，他在西班牙丧失了一叶肺。 我们必须考虑，官员的来访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令我们特别担心的是，赫尔曼持的是芬兰护照，我们仔细商议了，万一他被捕，我们应该怎样说。 次日清晨有两个陌生人沿着直通我们房子的小道走了下来。在远处我们就看见了他们。我们已经把发报机藏起来了，零件也不在屋里，我们不能让奥罗和孩子受到干扰。赫尔曼非常镇定地看着他们，我心想，他要说的话，一定会与我要说的话一样。 两个陌生人来到近处，原来是两个士兵。他们围着我们的房子转了一圈，多次停下来，不一会儿便又撤回去了。这是一次令人奇怪的，无法解释的行动。 几天以后我接到通知，说瑞士安全部门的什么人要在洛桑一家咖啡店与我见面。 那是一个官员，他彬彬有礼地询问了我的生活状况。最后他说：他们得到暗示，说我有发电报的可能性。库克斯那家小副食店的送货姑娘揭发了我。他确实是用的揭发这个词。有一次她来我家送货时，发现了一个莫尔斯键盘。我笑了，我提议到附近一家玩具商店去参观一下那件危险东西，要么干脆买下来给那姑娘去演示一番。若是商店里没有这种玩具，索性我们一同上山到我家里。当然我不知道那玩具能不能用，因为它是我那个9岁儿子的东西。那官员挥手作罢，尽管我又请求了一遍。然后我便不再说什么，免得使这件事情比官员想象的更重要。针对他的问话，我告诉他我们是流亡者，我父亲在英国当教授，我仰仗自己存放在英国的财产和已经与我离婚的丈夫的支持过活。 我还准备了他提问赫尔曼时该说的话，他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官员临走之前，我对他说，我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人们在中立的民主的瑞士不信任德国人，不信任这些被希特勒迫害的人，却不把精力集中起来对付德国纳粹，在瑞士有许多这样的人。我说的是真话，我相信他说的也是真话：“我宁愿上百次地做这样的事情。” 我说我在英国有存款，这是确实的。我在那里一家银行始终存着节约了三个月的生活费，作为孩子们的保险，以备万一我遇到什么不测，或者突然离去之用。在英国有一笔存款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必要的。中央用它来支付我和我们小组费用。战争爆发不久，英国便封锁了支付英镑的可能性，于是我们陷入了财政困境。 据我判断，我并未受到监视，在短暂的停顿之后，我又开始发电报。这一次是伦帮助我把发报机挖出来的。 尽管森林里的隐藏处相对来说是安全的，但不方便，费事并且只能在黑暗中去寻找，所以我们决定在房子里准备一个地方，应付“不太危险的情况”。我们觉得堆煤的仓库合适。吉姆请木匠做了一个发报机大小的箱子。借口说往美国寄珍贵家庭用具，为了长途运输保险起见，他请求做得细致并有防水外壳（当时一切都需要说明）。这箱子是一位优秀木匠的杰作。可惜的是被我们埋在了仓库的地里，吉姆和伦把仓库的地板撬起来，挖了一个半米深的洞，然后再把地板放回去，把煤堆在上面。我们可以随时进入仓库，而不致引起疑心，遇到危险情况时，便把我们的发报机放进箱子里。若是用今天的方法发现金属，这个深洞和洞上面的大煤堆可能是不管用的，但在当时这是一个有用的隐藏处。 吉姆和伦按时到我这里来，借助玩具热心学习并且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有时他一整天都留在我这里。他们不只是学习无线电发报，而且也学习理论和组装发报机。我把自己在苏联学校里花几个月时间学到的东西全部教给他们。人们都知道我丈夫离开了我，而我正想着重新结婚，这一点使他们的来访显得合法。 吉姆一直情绪很好，伦则是个感情细腻的人，他热爱大自然，对我的孩子感兴趣，与粗扩、灵巧的吉姆相比，我更喜欢他。吉姆的机智，他的组织能力和迅速结交朋友的能力显得更有希望。他与生活在蒙特吕斯的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的妹妹开始保持一种暧昧关系。她爱上了他，凡是他想知道的事情，她都告诉他。 伦和吉姆共同住在蒙特吕斯公寓期间，我发现他们的关系恶化了。当我问到原因时，伦说他那些性格在西班牙时是没有余地的，现在在吉姆身上全都表露出来。说他自私，大想过舒服日子。但是我们丝毫未想到政治上不诚实或者双重人格的可能性。照我的看法，他当时还不是这样。 从年初开始我就设法办理离婚手续。罗尔夫留下一封信，它可以减轻办理当中的麻烦。我多次去律师事务所和行政机关，才看到一线成功的希望。可当假结婚的可能性眼看着成为现实的时候，吉姆开始犹豫了，他说他必须向我坦自承认，他在去西班牙之前，曾经在英国答应和一个姑娘结婚，恰好在这时，他去了西班牙。现在提到结婚，他又想起了这件事情。看样子我只得选择和伦结婚。伦比我年轻好几岁，对于我来说是无所谓的，否则通过谁获得英国公民资格。 我不喜欢吉姆的解释。要么是结婚的谎言（后来我听说那姑娘怀孕了）促使他去了西班牙，而不是出于政治动机，要么这条理由是他编出来躲避形式婚姻的，而这种形式婚姻对于我来说是重要的，也是中央希望的。 伦同意假结婚。我向他保证，他完全可以信赖我，只要他需要，我可以办理离婚。我当时不明白他为何答应得这么痛快，他说没有我的进一步解释，他也理解这种纸面上结婚的意义。 35年以后，当我们手挽手在施普雷河畔进行春天的散步时，为了写这本书，我们设法回忆当时的情况，我曾经问伦： “你从什么时候意识到，你是喜欢我的？” “小说里总是说，爱是第一眼的事情。在维维伊平价商店前我们第一次秘密接头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你。” 我十分惊讶地说：“我至今也未料到，你从那时候就已经……” 他回答说：“我也是长时间都未觉察。”这一段故事引得我们一起大笑起来。 就在吉姆和伦住在蒙特吕斯并逐步学会了操纵莫尔斯发报机的时候，我才深入了解了伦。当时像今天一样，我感到自己是大自然中最幸福的人，我常常出去漫步。吉姆身体懒散，他总是留在房前的草地上，但伦愿意跟着我去漫步。在1939年初秋进行的这些散步过程中，他开始较多地谈到自己的身世。他是一个孤儿，父亲在战争中牺牲了，从未见过儿子。母亲想放弃这男孩，一个铁路工人家庭有偿地接受了这孩子。母亲还来看过他几次，并对刚刚六岁的孩子说：“假期我再来。”男孩计算着日期，当假期开始的时候，每天早晨他都站在铁路工人家的房子前面，火车就从这里经过。他能听见火车进站的声音，每天早晨他都产生一种新的信念，母亲今天一定会来的。但是她没有来。这个假期未来，下一个假期也未来。她根本不再来，并停止了付钱。这男孩觉得自已被人以一种可怕的方式抛弃了。 我叙述这些并不是把它当做一段伤感的故事，我讲述这段故事，是因为他再未见过面的这位母亲的行为方式，对伦对待周围世界的关系在他的一生中产生了不良影响。过分敏感和性格内向，在那些令人沮丧的时间里，他感到自已被一切人抛弃了。 从14岁开始他便参加劳动，最初是干农活，后来在采石场干活，当卡车司机，最后成了汽车修理工人。 在英吉利海峡杰兹岛上的采石场工作着一个从前的海员，他曾经驾驶帆船周游过世界，他的原籍是爱尔兰，姓莫利埃蒂，70岁，宽肩膀，2米高。他曾经在美国海港城市西雅图居住过十几年，这座城市在美国工人运动史上所起的作用大约相当于我国的汉堡。莫利埃蒂在那里参加了革命的无政府主义的世界工业工人协会。伦可以当他的孙子，他向伦讲述了捕鲸船上海员的起义，海港工人的罢工，讲述了被敌人谋杀的革命者焦·希尔，讲述了西雅图的游行，群众集会，在这些集会上发表演说的杰克·伦敦，他的作品是伦最喜欢的读物。这位老人的阶级意识，他的革命激情，他关于工人阶级斗争力量和罗曼蒂克的叙述，都对伦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库克斯的时候，我从秋天到春天都滑雪。早在波兰时我就多次练习过，在瑞士时我经常与维尔纳进山区去。我们从1000米的高度直达超过2000米的高度，几乎到达纳耶的罗歇尔山峰，再从那里风驰电掣一般冲下陡峭的山坡。我是有把握的，伦同样对此也很感兴趣。可跟着我做这样长途滑行，对于他来说是过早的考验。他那无所畏惧的精神这一次得到一个坏的结果。他从陡峭的山坡上飞驰而下，冲到一个大冰块上，他受了伤，还折断了雪橇。没有任何人在我们附近。我们在严寒当中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走下山来，而在这里步行是很危险的。在这次滑雪旅游当中我才意识到，我是多么喜欢伦。 作为一个年事已高的女人，我现在（1974年2月）要从当前的角度补充几句话。几天之前我把几页稿子又看了一遍，于是我产生了一些怀疑，在这篇报告里，个人的东西是否讲得太多了。有谁会对喜欢滑雪，或者我与伦的关系是怎样发展的感兴趣呢？ 我放下稿子，像每天晚上一样，我要读两三个钟头的书。这一次读的是《在索伦特过圣诞节》。玛莉埃塔·沙吉娘描写了列宁与高尔基之间的友谊和争执。我怀着巨大的兴趣读这本书，因为像许多其他同志一样，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受到过高尔基的重要影响。在我15岁的时候，高尔基的小说就激起过我的热情，使我成了一名共产党员，两年以后，列宁的著作以其对理性的召唤巩固了我的感情。在我生活的一切纷乱中，我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这一点我要感谢列宁。 八十多岁高龄的沙吉娘同志，在她的书中回顾自己青年时代时写道： 夏天（1906年——著者注）在瑞士，我和当时尚年轻的母亲一起从蒙特吕斯或者格里翁出发……攀登纳耶的罗歇尔山峰，我们漫游了一整天……纳耶的罗歇尔！10年以后，1916年12月，列宁在给伊内斯·阿尔曼德的信中写道：“您滑雪吗？您一定要做这件事！您学习吧，您为自己弄一副雪橇，您一定要到山里去。” 读到这里，我停下来。 每个人都知道，列宁的工作非常多和紧张，但是多么精彩啊，他也滑雪，给一个年轻女人的信里还写上：您要去山里，您一定要滑雪。 我几乎要从手稿里删掉，我是多么想这样做啊！ 不只是列宁，列宁夫人也加强了我的信念。沙吉娘同志描绘说，据她所知“纳捷日达·克鲁普斯卡妮很生气”，因为她与“列宁在舒申斯科伊的时间总是这样安排，仿佛他们“无别的事情可做，除了翻译维布①著作。简直是胡说八道，他们年轻并且互相爱着对方。” ①希德尼·维布（1859—1947），英国经济学家、政治家，费边社和工党领袖，着有大量主张社会改良的经济学著作。——译注 我仿佛看见玛丽埃塔·沙吉娘于1906年在太阳光底下沿着“我们的道路”在攀登纳耶的罗歇尔，我随着她的描写仿佛看见列宁十年之后在瑞士生活、工作并为他的国家准备革命。 我不再继续讲述我的过去，但是我很想告诉这位老同志，23年以后，我在纳耶的罗歇尔山峰下一栋瑞土农民房屋里，坐在我的发报机前为遭到威胁的列宁的故乡发电报。 1939年底，中央问我有没有一种可能性，给罗莎·台尔曼转送一笔钱去。 这时我才弄明白，不但她，就是恩斯特·台尔曼与红军都丝毫没有关系。从询问的方式也可以看出来，这是一次援助和支持行动，我们有这种可能性，应该充分利用。 于是我想到派奥罗去。她在德国有一个弟弟，可以到他那里去度假。德国人可以来往旅行。奥罗不到60岁，矮小，灰白头发，不显眼。不但瑞士人，连德国人也不会注意她。她表示愿意去。 我们有一把衣服刷子，木柄上有一个空洞，我经常用它运送钱。奥罗携带着刷子毫未受干扰地到了德国。罗莎·台尔曼深受感动。在德国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任何人都不准接近她，而现在却从苏联来了这种支援的信号。罗莎说，花这些钱是很难的，因为人家知道她到底有多少钱，她的每一张钞票的号码都记录在案。不过，单是居住在苏联的德国同志发动了这次捐赠这个事实，对于她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道德胜利，它比这个可观的数目具有更大的分量。 1939年冬天我从中央得到一个新的任务：让我去会见一位同志。当我把密码译出来以后，我猜想，这个陌生人要么立即离开瑞士，要么进行一种密切合作，否则不会把这种细节告诉我。我乘车到日内瓦，找到洛桑大街13号，投了一封信进去，几天以后，我第二次去日内瓦拜访那位同志。 中央向我交待了一系列问题：他的机构是否还在工作，他的财政状况如何，有无向中央传达关于意大利消息的可能性，或者他是否需要通讯联系，他能否用自己的力量建立这种联系？ 当我去拜访他的时候，这位同志言行颇为谨慎。他似乎不太喜欢什么人径直闯进他的家里来，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问。 一阵停顿之后，我们沉默地观察着对方。“阿尔伯特”生得矮小结实，倾向于丰满，他的动作给人以迟钝的印象。他有一头黑色头发，一双黑色的眼睛带有忧郁的表情。我喜欢他的办公室，里面摆满书籍和地图，桌上堆满杂志和纸条。阿尔伯特给我的印象，他是一个于巴巴的学者。他想从我这里知道，他的回答能否迅速传达过去，什么时能再收到中央的答复。 我迟疑起来。尽管中央请求我帮助他，但并未提起我的发报机。另外，阿尔伯特一个问题还未回答。 当我告诉他，一切都会进行得很快时，他才开始描述自己的处境。通过意大利的路是不可能的，尽管这样，他还是迫切需要与中央取得联系。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他就没有了联系，许多重要消息放在那里毫无用处。中央中断这种联系肯定是有原因的，可这对于他来说太可怕了。他的发报机坏了，而他又没有报务员。 我明确回答他说，发电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将向中央建议，在找到别的道路之前，向他提供这种可能性。 我就是以这种方式认识了山道尔·拉多同志，19岁时他就成了匈牙利红军的政治委员，他的一生充满了两种热情：一是积极的共产党人的热情，一是在制图学领域博学的科学家热情。他在日内瓦开设的“地图新闻社”是一个极好的合法身份。拉多同志在他那本名叫《朵拉来电》的书中，把这一切都描写得十分精彩，这本书在匈牙利、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都出版过。 第二次拜访时，我同样也遇见了阿尔伯特的妻子，这是一个德国女同志，我立即与她建立了联系。莱内与阿尔伯特不一样，她生性活泼，机智，爱说话，当然是在秘密工作允许的范围内。他的孩子一个10岁，一个14岁，还有莱内的母亲，这是一个完美的家庭。 对于我来说，结识莱内这样一位女同志，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可以时常到她家里来，在一位科学家及其精力充沛的妻子的和谐婚姻生活的气氛中，我感到十分幸福。 只要一想到莱内，眼前便浮现出我们共同回忆早年作为共产党员的情景，我们讨论各种书籍，但更经常的是我看见我们在大笑。我们开许多荒唐的玩笑，阿尔伯特却以不赞成的目光看着我们，因为他不是个无忧无虑和轻浮的人。这反到刺激我们闹得更欢。 莱内对文学感兴趣，有写作才能。她出身自工人阶级家庭，青年时代生活并不宽裕，她必须亲自学习各种知识。 1959年，当莱内已经不在的时候，我在我的那本《奥尔迦·贝纳里奥》里写到过她。莱内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同志曾经在柏林我们的中央委员会里做过办公室工作。有一次萨宝，共产党帝国议会代表阿图尔·埃沃尔兹的妻子，在那里看见她在哭。莱内啜泣得十分可怜，因为一个同志口述了一篇糟糕的德文稿，而她的知识又不足以修改这篇口述记录。萨宝设法让她进一所夜校正式学习德文。莱内于1936年在法国解救奥尔迦和萨宝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她们被一只德国船从巴西运回来，要交给盖世太保。解救未成功，因为这只船并未停在预定的海港①。这些细节是米娜·埃沃尔兹，阿图尔·埃沃尔兹的妹妹，萨宝的亲密朋友在1959年告诉我的。她当时也参加了解救活动。米娜·埃沃尔兹曾经生活在波茨坦一所名叫“奥尔迦·贝纳里奥”的养老院里。 ①见《奥尔迦·贝纳里奥》第282页。 中央交给我发阿尔伯特的消息的任务以后，我非常高兴，现在我的发报机可以充分发挥作用。在最初的三个月阿尔伯特总是把他的无线电报稿抄得清清楚楚地交给我，而我则勤勤恳恳地工作。除了我的消息之外，我还去取阿尔伯特的稿子，把它们译成密码，夜间用我的发报机发出去，我还要破译中央给他或者给我的回答。我把这些回答带给阿尔伯特，再取回新的消息。从库克斯到日内瓦的路途大约花费了3个钟头。伦和吉姆的训练也在继续进行。 伦想出一个主意，准备一只手电筒，用它来运输阿尔伯特的稿子。他把一只电池掏空，在它的底部装上一些铅，以保持它的正常重量。我们把写在薄纸上的稿子卷起来，塞进剩余的空洞里，然后再把电池塞好，表面上与别的电池没有区别。我们采用了一个少耗费电量的灯泡，但却有正常的亮度。 通向我们那栋房子的路上没有路灯，我们晚上回来时，一定要随身携带一把手电筒。后来，当瑞士人也必须实行灯火管制的时候，手电筒便成了所有人不可缺少的陪伴物。 纳粹德国要求中立的瑞土实行灯火管制，因为城市灯火能给英国轰炸机指示去德国和意大利的道路。瑞士是言听计从的，它同样也给德国制造大量的武器，德国的战争物资大部分都是通过瑞士运到意大利去。为了不造成错误印象，应该说瑞士人民中的绝大部分是拒绝法西斯德国的，并且痛恨希特勒。 如果不发生令人担忧的事情，我是愿意做这样多工作的。我已经不记得，我是怎样维持赫尔曼、伦、吉姆、我自己的家庭和奥罗的生活的。这中间从别的国家汇款过来的一切可能都中断了。当中央通过我的发报机通知阿尔伯特有一位同事来访，并为我们小组捎钱来的时候，我的心情变得十分轻松。他是3月份来的，给阿尔伯特带来一台自己的发报机，但却未给我带来资金。我不记得我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在前边提到，1939年12月我们遭到一次打击，比缺钱还厉害。 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赫尔曼从我这里取走他自己的机器，并在弗里堡省“玫瑰女”城堡的住宅里准备发电报的工作。我从未到他那里去过。大约一个月以后，我们在苏黎世或者在伯尔尼见面。他交给我一些消息，让我转发给中央。从此以后他用自己的发报机工作。 1939年12月第二次见面时，赫尔曼没来。替补会面他也未能遵守。我等待几周，然后按照我们的约定，我从日内瓦的一个电话亭里给他的城堡打电话，一个陌生的声音说，他已经不再住在那里。 赫尔曼于1939年12月11日被捕了。当时我并不知道，但我估计可能是被捕了，于是我把自己的猜测汇报给中央。自然，中央了解赫尔曼在我家里与安全官员相遇的事情。 我能为赫尔曼做什么呢？我找了一位律师。我与瑞士的党毫无联系，与个别的同志也没有私交。这位律师我在上海时就认识，他曾经在那里援救过被捕的诺伦斯一吕格同志。电话簿里有他的开业地址。我提醒他我们在中国见过面，幸运的是，他居然认出了我，我把赫尔曼的事情告诉他，当然并未提到我们的服务单位或者苏联。他答应去问个究竟，一段时间之后他证实赫尔曼的确是被捕了。他告诉我另外一个律师，说他可以想办法援救赫尔曼。 后来，大家都知道赫尔曼被捕了，而他又是个德国人，盖世太保要求引渡他。他被纳粹在一次叛国案审判中宣布判处死刑。瑞士官方并未遵循这个判决，因为他们要以自己的方法起诉赫尔曼。 我必须考虑，他于1939年9月份到“鼹鼠岗”我家里来，官方是知道的。我暂时停止了发报工作，但仍在继续教伦和吉姆。突然中断联系是毫无用处的。伦是我的“未婚夫”，他和他的朋友多次到我家里来，是自然的事情。我自己很少去他们的公寓。 没有人能去了解赫尔曼的处境。后来我得知，并未向他询问我的情况。也许是我们的希望变成现实，这类案件通常是由地方审理的，而我们这个省在法律上是与弗里堡省不相干的。当时曾经约我产咖啡馆，而今由于意外事故而死去的那个安全官员，可能与官方的疏忽没有关系，赫尔曼认为就是由这个官员造成的。这其中一定存在着什么原因。也许那个官员真的没有记住我的地址。除了认真细致之外，我在执行任务的这些国家见过许多无能的安全官员，我根本没有必要花费脑筋去推测这种事情。 赫尔曼最初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日子。他未受到肉体上的虐待，但却遭受了某种形式的折磨。他们让电灯一直亮着，审讯一直进行到赫尔曼精疲力竭，还用引渡威胁他。他后来被判刑，只是因为他违背了护照法，而处罚也是轻微的。直到战争结束，他一直被拘留，但享有某些自由，例如1941年夏天，那时我已不在瑞士，他见到了伦，后来还与吉姆见过一面。这些会面都是那位我从未见过面的律师安排的。 在与伦会面时，赫尔曼事先得知，在到达日内瓦火车站以后他应注意一个仿佛因为刮脸负了伤而面颊上贴着一块橡皮膏的年轻人。这位同志将在傍晚与他会面。除此之外，伦还把中央的问题转告他，问他能否帮助那些从德国逃出来，如今关押在瑞士的苏联军官。我相信，后来赫尔曼在组织苏联军官逃回家园的复杂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有趣的是吉姆在他的书里常常写到为赫尔曼弄钱的事情。赫尔曼曾经从伦那里得到100美元，他在与吉姆会面时未得到过一分钱。据赫尔曼说，在那段时间里他从别的渠道收到过3000美元。那些军官们在逃亡的路上需要衣物、钱和食品。战争结束时，中央把这笔钱还了回来。 伦与赫尔曼于1941年夏天的会面，是关于德国同志的最后一条消息。 战争又延续了四年。我担心赫尔曼在健康方面能否经得住拘留。今天若要青年一代明白，我们是怎样不仅献身于我们的事业，而且为它做出了什么样的牺牲，又是怎样不假思索地做出这些牺牲的，是一件困难事情。赫尔曼经历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啊！在德国从事地下工作，受到叛国案审判的威胁，在西班牙进行武装斗争，在苏联接受情报工作训练，在瑞士从事地下工作，我们一道工作的时候，赫尔曼已经31岁了。难道他不想爱一个姑娘、结婚、生孩子？他放弃了这一切。他在瑞土的被捕恰恰发生在他开始工作的时候，这对他是个沉重打击，不过，他在拘留期间仍然做了许多工作。福特在他那本变节性的手册里居然叹息什么为赫尔曼筹措经费对他来说是徒劳无益和白费精力！ 1958年秋天，当伦和我在柏林接受“反法西斯战士奖章”时，我们带着我们的彼得参加了授奖仪式，他当时已经15岁了。 突然在我身后有什么人唤了一声“索尼娅”，那是赫尔曼。 我们互相看着对方，我们拥抱，二人眼睛里都含着泪水。彼得从未见过我会这样，站在一个角落里看着。我告诉他：“这位同志在我们的反法西斯斗争中被捕过。他受了折磨，但他什么都未说。否则我现在也许不会坐在这里，根本不会有你。” 彼得两眼闪着亮光说：“他能跟我们一起回家吗？” 赫尔曼跟着来了，我又经历了第二个令人高兴的事情。他告诉我他结婚了，有五个孩子。这是生活中多么美丽的日子啊！后来我们也结识了他的妻子，我们很喜欢她。 1939年底我办理完离婚手续。在这之前我进行了长时间的咨询，配偶双方的国家正在打仗，我要知道，这样两个人结婚都需要什么手续。这会招来许多麻烦。我的德国护照早已过期，若是英国当局不承认这个护照，我就什么证件都没有了。英国人允许跟没有证件的人结婚吗？当局若是承认我的旧护照，我作为一个德国公民是不受欢迎的。英国人若是把我看成流亡者和受希特勒迫害的人，我同样是不受欢迎的，因为有许多独身的流亡女人花掉她们的最后一分钱，以便通过假结婚到英国去。 奥罗知道我要结婚的计划。她希望我由此而减少担忧。她与吉姆和伦相处得很好，每当他们来访时，都给二人以最好的照料。她与米沙的关系越来越恶化，她始终宠爱尼娜。 给父母的信： 1939年11月29日 ……若是有谁说几句米沙的好话，奥罗立即会反驳，并开始讲尼娜的事情。维尔纳告诉我，他问米沙：“妈妈好吗？” 米沙答：“妈妈很好。” “奥罗呢？她健康吗？” 米沙答：“太健康了。” 这是很不容易理解的，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代，在一个舍己为人的老年女人和一个绝对不是顽皮或者难对付的小男孩之间产生这样的矛盾。我一再设法公正地对待二人，并且开始为米沙担心，因为这种紧张关系会对孩子产生不良影响。 1940年2月，我终于办妥了结婚的一切证明材料。尽管这只是“纸面上的婚姻”，我们还是愿意选择一个良辰吉日。我们选择了2月23日，即红军诞生的日子。 我们的结婚戒指简直像是纸做的，我们是在维维伊平价商店买的，一个马克一只。谁若是喜欢罗曼蒂克，他会记起来，那里是我们第一次接头的地方。当被问到证婚人是谁的时候，我丝毫没有准备，临时拉婚姻登记处的看门人和一个职员。中午奥罗给我做了蛋糕。 英国驻日内瓦的领事馆接待了我，当我根据结婚证明材料填写英国护照时，他们表现得颇不友好。两周以后，即1940年5月2日，我得到了这份珍贵的证件，其余的德国流亡者好羡慕我。 伦搬到“鼹鼠岗”上来。他是一个体贴人微和照顾周到的配偶。这一场婚事对于他来说肯定是一次重要经历，他成了这个家庭的一部分，感觉到温暖和关照，只要奥罗和米沙不拌嘴，就能生活在一种欢乐而平静的气氛中。我们是通过工作和危险联结在一起的同志。我们二人立即想到了人和书籍。我们每天都有意识地去经历那美丽的风光。伦对孩子的理解，特别是对米沙，是值得钦佩的，即使孩子们现在都长大了，他也从未改变过。 虽然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是一致的，也仍然有困难。我当时并不了解伦是一个怎样复杂的人，对待他的态度是错误的。我低估了他的敏感性，他那毫无根据的不信任，我面对他那经常的情绪变化，面对那无法说清楚的沮丧情绪，我感到手足无措。我对他那种面对在我看来无关紧要的小事情上表现出来的拘泥态度感到不耐烦，我那些迅速的，常常是过分果断的决定，给他以专制的印象，这些都加强了他的精神烦躁。 1940年春季，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都遭到法西斯军队铁蹄的践踏。每一次可怕的打击，都令人感到，瑞土也将遭到同样打击的危险即将来临。米沙的学校必须关门，家长们都把孩子领回家去。在库克斯没有另外一座学校。我不愿意把九岁的孩子送走，于是我决定把他送到一家英国住宿学校去，这家学校坐落在库克斯山下不远的格利翁。这是一家费用较贵的学校，但是经过测试，校长对米沙的成绩感兴趣，他建议只收减价学费。我现在是英国女人，他认为孩子的教育应该在英国继续下去。 米莉雅和维尔纳终于得到了他们的签证，他们是1940年春季离开瑞士的。我给家里写的信中说： 最近几个月，像从前一样，我们成了好朋友，他们都这么可爱。这简直是个奇迹，恰恰是这样的人住在这里。我们的关系没有笼罩任何阴影。① ①从这时开始，我的信件都是用英文写的。 米莉雅的母亲最初留在蒙特吕斯，她尚未得到签证，我答应照顾她。她从波兰来，17岁就嫁给一个犹太教经师，她恨这个人，后来离开了他。现在她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老妇，十分担心自己的女儿和外孙。 米莉雅和维尔纳走前曾经满怀忧虑谈到我的未来。那时他们不知道我的工作，他们也不理解，为什么我要留在瑞士，这是一个随时都可能被德国人占领的国家。他们劝我们赶快去英国，因为我现在有这种可能性。难道我会认为这本护照能在纳粹面前保护我吗？ 我已经想不起来，我们在进行这样一种谈话时，奥罗是否在现场，要么就是她自己产生了这种想法，以为我们要迁往英国，而她拿着德国护照是没有可能跟着一块儿去的。反正这种思想在她身上以不健康的形式表现得很牢固。她几乎不再吃饭和睡觉，她哭着说，没有厄娜她无法生活。我曾经多次劝她平静下来，当我建议她休假的时候，她表示拒绝，并且说：“我会眼巴巴盯着你们的。”此后便产生了一种令人可怕的气氛。有一天奥罗打点好自己的衣物，搬到与她要好的朋友，农民弗朗斯瓦妻子那里。她把自己的威胁变成了实际行动，她长时间地坐在我们小房子上方的一条板凳上，用望远镜观察我们。 奥罗设想了一个可怕的计划，最初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虽然我们认识到她这种病态可能是一种危险。她下决心要告发我们，她希望一旦我出了事，她可以把孩子留下，带着他们去德国。 她带着这个计划去见了英国驻蒙特吕斯领事馆的代表。她用结结巴巴的英语所做的激动的报告，混乱得让人无法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当时有许多流言和告发。奥罗想第二次去领事馆，但无人帮助，她去不成。于是她找到米莉雅的母亲，把一切都告诉了她。这位害胃病的老太太，一心只是想着重见自己的家人，对于我们的活动一无所知，她的态度非常了不起。她想尽办法使奥罗平静下来，让她明白，假如她去领事馆告发我们，她今生今世都不会快乐，不但害了我们，也害了她自己。紧接着她把这个消息通知我，并保证说，一旦有机会，她要去见奥罗，对她施加影响。我们分手的时候，她的两只眼睛闪烁着光芒。她说：“请你不要笑话我，我佩服你，我一直觉得，你身上有什么东西像罗莎·卢森堡。” 尽管这种比喻令我非常难堪，我还是把它写下来，因为这足以表现这个女人的惊讶的反应。她还在年轻的时候就对她的男人进行了反叛，自己扶养大了两个孩子，她是希特勒的敌人。尽管她在眼巴巴地盼望着自己的签证，还是介入这种并非不危险的事情，把消息转告给我，并善意地劝告奥罗。 奥罗知道什么？我在摆弄发报机，这她肯定是知道的，尽管我们从未谈起过发报机的事情。不论在但泽还是在波兰，她都未见过我的同事。在瑞士她认识吉姆、伦和赫尔曼，但她既不知道赫尔曼的名字，又不知道他的地址。她也丝毫不知道他被捕的事情。 奥罗住在弗朗斯瓦太太那里，她向她讲述了同样的故事，这样我们的处境变得几乎无法维持下去。但那农妇也告诉我，她喜欢我并且知道我不会干什么坏事情，她自己早就反对希特勒。她绝对不愿意我发生什么不测，她理所当然什么都不会说出去。她对奥罗非常生气，不愿意她住在自己家里。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就这样帮助了我。 我把我对米莉雅的母亲说过的话，也告诉了弗朗斯瓦的妻子，我说，奥罗说的那些蠢话大多数都是她想象出来的，但是我并未隐瞒我要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做点事情的愿望。 米莉雅的母亲得到签证以后也走了。她向我保证，整个事情无论到什么地方她都不会提起，即使对她的孩子们也不说。米莉雅多年里一直满怀深情地把给我的包裹寄到父亲那里。在我觉得自己的处境允许的时候，便于1946年冬季给她写了信，我还收到了回信。下面我要引一段米莉雅回答我母亲的一封信中的话： 你简直无法想象，当我在信封上看见你的手迹时，我有什么样的感觉。我是那样地幸福。维尔纳写道：“读你的信是一件长时间以来最美丽的事情。在这样长时间的停顿之后，越过如此遥远的距离，我向你保证，我依然保持着我们旧日的友谊。” 我不可能再给他们写信，因为我的处境变得恶化了，我的一封信也许会给他们造成伤害。 我必须经常去日内瓦。阿尔伯特对待奥罗的事情并不那么认真，但是我非常担心，我不在家时她会把尼娜领走，把她带到德国去。这样我就等于失掉了这孩子。在这段时间里，凡是我出去的时候，伦总是以他那无畏而镇静的方式帮助我，始终让尼娜寸步不离自己，弗朗斯瓦的妻子也答应我，密切注视奥罗。不论什么事情，总是要发生的。这中间她又向她的理发师讲述了我们的事情，可他是反对希特勒的，根本不想过问这种事情。我在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让这孩子离开奥罗，我在邻省找到一家讲德语的“阳光”寄宿学校。它是按照萨莱姆城堡乡村寄宿学校的现代方法办学的，那家乡村学校的校长在希特勒时代到英国去了。在“阳光”学校里充满了一种令人心情愉快的气氛。 伦和我决定离开库克斯，在日内瓦找一处住宅。由于我为阿尔伯特做的事情越来越多，这种迁移更显得必要。 米沙已经习惯了他的英文学校。教师们都认为他聪明，竭力挽留他，但我不能把他放在那里。奥罗一旦得知尼娜走了，她会跪到学校去，在他身上做出难以想象的事情。我也想当尼娜突然离开我们的时候，至少让哥哥在她身旁，因为她离不开他，对他充满了深情。就这样，米沙必须再一次换个环境。 在库克斯谁都不知道我把孩子带到哪里去了。尼娜在一个对于她来说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当我们告别时，她紧紧地抓住我大哭大叫。米沙自己几乎流出泪水，他拥抱着她，安慰她。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罕见的令我灰心丧气的时刻。我这是对孩子们做了什么呀！陷入包围之中的瑞士，赫尔曼被捕，奥罗的告发，我还能再见到自己的孩子吗？ 当我们在库克斯把自己的东西打点好之后，我和奥罗谈了一次话。她变得苍老了，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歇斯底里特征。我告诉她，我把尼娜和米沙送走了，她要习惯于这种离别。孩子们都受到了可靠的保护，至于我会发生什么不测，我一点都不在乎。她了解我，也知道我不害怕。这是我第一次暗示，我知道她的告发。奥罗身体僵直，嘴唇发紫，突然倒在地上。这样的突发病，她曾经在几个月之前发生过一次。她伤心地哭着并对一切表示懊悔，几天以后她便回德国去找她的弟弟。 对此我想过许多，为什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这是否该怪我自己，因为我相信了一个不可靠的人。 奥罗的政治信仰，既无理论知识做基础，也与联系着她的家庭的阶级意识无关。奥罗对我最小的孩子表现了一种病态的、过分的爱，当她下定决心放弃这种联系的时候，便发生了道德的和政治的堕落。 奥罗返回德国之后，主动找到我家一个熟人，给她在一家幼儿园里找到一份工作。幼儿园的女院长收留了一些受到种族和政治迫害的儿童。当幼儿园的一条规定触怒了她时，奥罗又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告发，但由于她的态度又是那样引人注目，被园长及时发现，并及时把孩子们转移出去。这是我1945年以后听说的。 我们离开“鼹鼠岗”。山里的风光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所有的季节，在各种各样的心境中，我都能认出它来：春天的空气，白雪皑皑的法兰西阿尔卑斯山后的夏天的落日，日内瓦湖，蒙特吕斯的阳光、附近山岗上的冷杉树林，草地和围绕着房子生长的许多花儿。这风光是永远享受不尽的，它是我每日的欢乐，离开这里的风光，我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 我们从库克斯搬到日内瓦，阿尔伯特很满意，因为我除了发消息之外，还要为他训练一个报务员。 这是一个瑞士人，名叫艾德蒙·哈梅尔，他在日内瓦开着一家小商店，经营通讯器材与维修。商店楼上便是俭朴的住宅。艾德蒙是个诚实的，心地善良的人，他的妻子奥尔迦具有一种生机勃勃的美，有一头浓密的深黑色头发和同样黑的双眼。她能对这种生活感到心满意足，似乎是不可理解的。我们熟悉以后，她告诉我，她是从农村来的，在城里一家酒吧工作过，在那里她很快便对男人的举止感到讨厌。那时遇上了艾德蒙，他诚实、规矩、安静和腼腆，她喜欢这样的人。 他们二人都是共产党员。奥尔迦在店里接待顾客，艾德蒙是无线电专家，他只能慢慢地学习。由于职业的原因，他的业余时间有限。我们决定也教给奥尔迦发报。她以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工作。授课是在晚上进行的，有时艾德蒙身穿睡衣裤，脚登托鞋睡眼惺松地走进我们上课的厨房抱怨说：“你们还没学完？你什么时候才上床啊？”她不耐烦地摆摆手。尽管如此，我们也没有理由嘲笑艾德蒙。当时他就承担着报务员的全部危险工作，后来在困难处境中，他证明自己是勇敢的，行动是慎重的。 有许多夜晚我在那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住宅里教他们二人。有时伦代替我。哈梅尔夫妇既不知道我们的姓名，也不知道我们的地址。 按照阿尔伯特的要求，我并不在日内瓦我那带有家具的两间套住宅里发电报，而是在哈梅尔的厨房里，或者在阿尔伯特所建议的其他地方。我记得有一次是在日内瓦附近一栋度周末的房子里，它坐落在一个孤零零的地方的森林里。我每周大约工作两次，传递我的和他的消息，他的消息更重要些。 1940年晚秋，中央建议伦和我转移到英国去。阿尔伯特反对这样做，我猜想，他认为我同意这样做是一种临阵逃跑。但是后来这种临阵逃跑却是逃人一个处于战争当中的国家，当时这个国家正遭受着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法西斯空中武器的可怕轰炸。阿尔伯特的工作是重要的，所以他希望把伦和我留下来。另一方面吉姆已经受过培训，奥尔迦和艾德蒙不久也可以充当报务员，伦也可以听从阿尔伯特调用。伦作为国际纵队战士，是不能穿过西班牙的，他必须留在日内瓦，直到我们为他找到一条通行路线。 到英国去只能走一条荒唐的弯路。当时在法国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是开放的，这条道路要通过希特勒的附庸佩丹将军控制的地盘，才能到达西班牙边界。旅行路线从那里通往西班牙和葡萄牙。在里斯本才有通往英国的飞机或者轮船。 我准备12月底出发。我最后一次去拜访奥尔迦和艾德蒙时，艾德蒙两眼含着泪水，奥尔迦以责备的目光看着他。她突然坐下去，以农民的方式用围裙捂着脸哭泣起来。 伦接过教课的任务。后来哈梅尔与吉姆建立起联系。二人都是优秀的报务员。由于阿尔伯特的消息重要，他们超负荷地工作了三年的时间，直至1943年10月，他们在发报时被探测出来，遭到逮捕为止。 阿尔伯特，即山道尔·拉多，在他那本书《朵拉来电》中描写了70名警察带着狗，在联邦政府警察局一位领导人亲自率领下，采取行动进行逮捕的情形。 为了说明探测一部发报机的过程，让我从《朵拉来电》①中引证瑞士警察局的一段报告，这里指的是吉姆的发报机。 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出版社，第477页。 在日内瓦的观察中（观察哈梅尔夫妇）我们探测到了第三个电台…… 1943年10月9日我们已经确切地知道，它们（电台）在洛桑…… 1943年10月22日我们已经确定在哪个城区…… 1943年10月25日……我们已经确定了电台的地址……（楼层） 警察局设立了特殊的监听电台，记下了多日吉姆的电报文本。 1943年11月19日，他在发报时也被捕了。 我是1940年12月告别吉姆的，后来他作为变节者受到英美特务机构敞开怀抱的欢迎。关于他的历史我须作少许补充。我不相信他从一开始便扮演了两面派角色。我相信，他在《间谍手册》里以玩世不恭的方式所描写的一些情节，当初他并不是那样看待的。此外，他在变节之后也并非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是个什么从容的人。一位我们当初吸收他时就与他相识的奥地利同志，曾经于1947年请求我立即去见他，他讲述了下面的情节：门铃响了。他打开门，在他面前站着一个哆哆嗦嗦的男人，他并未立即认出他来，以为是个乞丐或者病人。那是吉姆。他拒绝进屋，他颤抖着，结结巴巴地说了些不连贯的话：“伦和索尼娅。太危险。别于了。毁掉一切。”然后他急匆匆地走掉。这位同志觉得吉姆的脸色和表情比他说的那些话还可怕。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投降的事情，后来我们才弄明白他这一次出现的原因。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出于英国资产阶级的“礼貌”而已。他并未做什么针对我们个人的事情，所以在安全部门抽出时间上门来找我们之前，他冒险秘密警告我们。 吉姆是1944年9月从监狱里放出来的，这时瑞士已经确信法西斯主义要失败了。吉姆很可能是在瑞士监狱里便开始动摇了，他是从这时开始变节的。我认为更可能的是，他于1945年在拉多帮助下去了苏联，他是在那里做出这个决定的。吉姆从西班牙回来以后便加入了党，但他的思想基础很薄弱。在苏联他经历了1944—1945年那些不信任的岁月对别的同志所产生的影响，当他再度被送去外国以后，遇到合适的机会他便跑掉了。 与这些可怜的人们不同，许多真正的同志，像加保、罗尔夫和数百个别的同志，在这个犯了倾向性错误的时候，比吉姆经历的困难更多，他们却从未动摇过，一旦他们获得自由，作为共产党人立即开始继续工作。我愿意，我能够就这些同志生活中的一天写成一本书，不论是苏联同志，还是德国同志，他们的行为对于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是一个了不起的证明。 吉姆的投降表明，他与我们很少有内在的联系。他满怀厌恶的心情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变节者。他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才采取最后的步骤的。放弃为苏联工作，也只不过意味着前途未卜，但如果向英国特务机关报告，官方便可以接受他，并给他提供一个体面的职位，事实也是如此。此外，再发表一本引起轰动的书，他在经济上也就完全有了保障。 1940年12月，与我尊敬和喜欢的人们告别，我感到心情特别沉重，特别是想到不会再见到他们。伊蕾内·福贝斯一莫塞说，我恰好在这个时候走，她感到特别遗憾，因为她打算圣诞节时来拜访我们，给我们每个人，伦、米沙、尼娜和我各送一辆自行车。现在我必须从她手里接受点别的东西，尽管我拒绝，她还是送了我40个英镑。她知道我们生活得十分节俭。这笔钱对于我是个很大帮助。她那热情友好的态度，令我更为感动。 我不记得我去英国的旅行是怎样进行的。反正我未能带许多行李，我的书籍都寄到了舍布雷伊蕾内·福贝斯一莫塞家里。在上海时，我只得把一个丰富得多的图书馆留在那里，现在在瑞士我又有了许多书。书籍帮助我在陌生的国度如同在家里一样，而它们在我的家乡德国却被付之一炬。 它们在舍布雷存放了11年。后来一位自1939年就与伊蕾内·福贝斯一莫塞住在一起的女朋友，于1951年初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写了一封信，说这个家庭解体了。伊蕾内多年前已经去世，我的书箱子她应该寄往哪里呢？信是寄给我哥哥的，因为她没有我的地址。当时我正在我们的国家机关里任处长，情况不像现在这样，人们可以与资本主义国家通信，甚至可以收到包裹。她给我写了两封信，我未能给她回信，这令我感到十分内疚，我是多么希望再得到我那些书籍呀。 告别阿尔伯特和莱内。 我后来又见到过拉多同志，他在70年代时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来过。那时莱内已经去世。我在匈牙利也见过他。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得知他非常愿意生活在自己的家乡，非常愿意作为同志从事他的科学工作。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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