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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2月18日，我们开始了从日内瓦到英国的行程。早晨7点钟我们登上公共汽车，伦帮助司机把行李摆好。当公共汽车启动时，伦伫立在路旁。我们当时未料到，20个月以后我们才又见面。 致父母亲： 1941年1月，里斯本 8时左右我们越过法国边境。货币检查非常严格。人们必须半脱光。旅费是昂贵的，因此我与孩子共买了一个座位的车票，尼娜在整整28小时内一直坐在我的腿上。公共汽车未生暖气，行走了一个小时以后，我们便都冻得冰凉。我们的前一排坐着立陶宛的前任财政部长，他和蔼地询问尼娜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穿过法兰西的一路上，令人十分伤心，这个国家看起来十分荒凉。副食品商店里没有货物，全都关门。23时左右到达尼莫斯。早晨6时继续出发，晚上停车在法国与西班牙边境的庇里尼山脉。在这里我们必须在漆黑的夜里，在冰冷的寒风中站在公路上等候三个小时。我必须照料孩子们，让他们不断地来回跑步。没有吃的，不能上厕所，人们单独地被传唤到海关小屋里去。 又走了200米，来到西班牙边境。在这里又等待了三个小时。孩子们在整个旅途中表现得非常出色。 西班牙人打开每一个行李，并进行严格检查。本来应该夜里19时到达巴塞罗纳，实际上清晨3点半才到达达。夜间乘坐公共汽车穿过西班牙，夜色非常美丽。灿烂的月光，沉睡的小城镇，具有波浪式阳台的房屋，和一些面向地中海的小丘。在巴塞罗纳我才弄明白，原来这两年多我所惦记的是人民群众。这贫穷是令人心碎的，没有面包，没有食糖，人们面带饥色，但是，他们那勃勃生机，他们那有趣的面孔，他们的气质和谈吐方式，整个气氛，都让我感到亲切。我领着孩子穿行在市场和狭窄的街道上。 从巴塞罗纳到马德里，火车行驶是正常的。我们只有一张过境签证，必须乘下一辆火车，即12月23日夜里23点，从马德里去葡萄牙。上千的人拥挤在5个封锁的检票口前。我设法从窗户把孩子递进火车里，还有我的手提行李。但我却无法进去，一个男人把我从台阶上挤下来，我惟恐孩子在火车里被窒息，有人又把他们给我递到站台上来。我的行李却留在了车箱里。这时发生了一场殴斗，一些士兵走过来，用顶上子弹的手枪把殴斗的人们驱出火车。我设法走进国际卧铺车厢，它们都被看守着，没有卧铺车票，任何人不得入内。我谎称我只是把孩子送到车箱里，他们的父母随后即来。人们居然相信了我。我们穿过挤得满满的车箱，又发现了那位立陶宛财政部长，他把米沙藏到他的床上，他的妻子把尼娜放到她的床上。我也隐藏起来，直到次日清晨才敢露面。孩子们睡觉时，这一对夫妇告诉我，他们几乎是“惟一幸运的人”，终于从布尔什维克党人手里逃了出来。 我们于12月24日到达里斯本，三口人全都病了。尼娜发高烧。我在自己躺倒之前，请了一位医生到饭店里来，并迅速为她买了一个洋娃娃，给米沙买了一盒积木。这时恰好是圣诞节。 英国驻里斯本领事馆告诉我，过境旅客不是根据等待时间，而是根据他们的重要性安排起飞，而我在那长长的名单上，大约是最无关紧要的人。当时有许多贫穷的人们必须被遣送回去，因为英国当局拒绝任何形式的财政支出，即使是对自己国家的公民。 我搬到城外的埃斯托里尔海滨。这里的气候非常温和，我们可以躺在沙滩的躺椅上晒太阳，好像世界上既无战争又无忧虑……孩子的身体恢复得很好。我总是把他们拢在身旁，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只是我并不像他们那样无忧无虑。 我们必须过得非常节俭，因为究竟等待多长时间，尚无法确定。货币兑换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我只得设法尽量少为旅行从中央在瑞士的存折上支取现金。我的钱在减少，我们不可能在这里久留。 在英国等待我的是什么呢？根据驻里斯本领事馆对待我的态度，我可以猜想，我只不过是个二等公民。或许是奥罗已经达到了目的，我已经引起了人家的怀疑？ 在里斯本时我必须设法为伦寻找一条过境的道路。佛朗哥西班牙拒绝为他签发过境签证。当然，这也适用于其余正处于尽军事义务年龄的英国人。这是佛朗哥西班牙向希特勒做的一种友好的姿态。伦已经有了法国的过境签证。但是，如我计划的那样，经过非洲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我去各家船舶公司，一切尝试都无济于事，包括让他从马赛出发搭乘货船的旅行都失败了。 大约三周以后，领事馆告诉我，人们将从海路送我去英国。 我们的轮船在12艘其他船只护送下，首先沿相反方向驶往直布罗陀。到达英国的航程，几乎用了三周的时间。船舱里一片漆黑，窗户不许打开，每位旅客一个救生圈，我们必须始终穿在身上。由于救生圈只有成年人这么大的，穿在尼娜身上，只露着脑袋和两条腿，这救生圈对于她来说显得太宽，她必须始终紧紧地扶着它。船上的英国人对我们都采取审慎态度。 抵达利物浦以后，只有我一个人受到盘问：您的丈夫在哪里？为什么他未跟来？为什么您未跟他留在一起？您想住在什么地方？您的生活来源如何？他靠什么生活？ 孩子们又疲乏又冷，尼娜开始啼哭起来。审讯过去之后，官员给了他们每人一个便士（相当于10个芬尼）。天色晚了，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饭店。未待两个孩子睡熟，空袭警报开始号叫起来。我急忙摇醒孩子，遵照人们的建议，我们跑步钻进地下室。 次日早晨我们乘车去牛津。关于这次旅途我给伦的信中写道： 从利物浦到牛津的火车上，有一个英国士兵和我们在一个车厢里。尼娜立即讨得他的喜欢。他用她的橡皮泥捏了一尊大炮，她也可以把他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然后他脱掉自己的夹克，孩子们发出一片啧啧称羡之声，原来他的皮肤上到处刺有花纹。尼娜的双眼无法离开那个浑身缠着一条蛇的赤裸裸的女人，并提出许多令人难堪的问题。米沙是个有礼貌的男孩，他喜欢那两只啄食一个人心脏的鸽子。尼娜请求给她刺点花纹，那士兵在她胳膊上吐上唾沫，用钢笔画了一幅漂亮的图画，一直画到肘部。我必须向她保证，无论如何也不能擦掉。米沙与士兵玩了好长时间纸牌…… 在经过一番不友好的接待之后，孩子们在一个陌生国家有这样一次美好的经历，我是多么高兴啊。 伦敦由于受到德国空军的袭击，绝大部分居民都疏散出去了，我的父母暂时居住在牛津的朋友家里。我们设法在这座城市里寻找一个住处，但是在这个地方寻找住房是毫无希望的，因为这里面对袭击相对说来是安全的。在那些遭到轰炸的城市，由于破坏，也找不到住宅。我终于发现了一间有家具的房子，足够我们三人住，但是女房东只愿意把这间卧室租给一个人，于是我只得再一次把米沙和尼娜送进寄宿学校去。我找到一个森林小学，校长是个进步人士，学校距牛津不远。尼娜一句英语不懂。她已经四岁，她在陌生环境里学会的最初两句外国语是“stop it”和“go away”（“放下”和“走开”）。 几天之后，女房东请求我搬家，因为她忍受不了我这副外国人的面孔。我所找到的下一个卧室，又不允许孩子进来。 致伦的信： 昨天我在孩子们那里只呆了一个钟头。我是多么想念他们啊。学校领导不愿意父母来访，并且让人感觉到这一点。我的女房东也不愿意看见他们在我这里。学校认为手绢是违反自然的，应该允许孩子们流鼻涕。但是这里的教师和校长都很和气，伙食也好。米沙觉得挺舒服。尼娜却失掉了往日的欢乐，在她的顽皮当中又加进了许多别的孩子的坏毛病。我多么希望把她留在我身边啊。 最令人吃惊的是，那些未经历过困难的人们，比起那些亲身体验过战争的人们，更冷淡，更不宽容。 我的女房东下决心宁愿接受一位“先生”。我在乡下伍斯托克附近的教区一个乡村教士家里找到一间卧室。教士的妻子问我：“您是否属于我们的教堂？……张伯伦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吗？您祈祷吗？您晚上跟我们玩牌吗？” 经过这样一番考试之后，我才允许搬人这栋异常美丽的房子里来，它有一个公园似的花园，一条小河从中流淌而过。 我每两周定期去伦敦，并给伦写下我的印象。 自然，我是痛恨飞机和炸弹轰鸣的，但是，也许是由于我没有足够的幻想吧，拉警报时我感到非常镇静。我对自己的生命毫不恐惧。 地铁车站及其热闹的夜晚！数百人睡在搭在那里的木板床上。他们在几个月之前就来了，形成了一种住宿集体。他们从自己的大包裹里拿出晚餐，装茶水的暖水瓶，拿出他们的针织品和报纸。父亲在吸烟，母亲在与邻人搬弄是非，孩子们在玩藏猫儿。情人们坐在角落里拥抱在一起。喧闹的车辆驶进来，人们从车厢里拥出来，尽量不要踩着那些找不到空板床，躺倒在地上的人们…… 昨天我在伦敦转悠了好长时间。一处被炸毁的小住宅，比起大商店的废墟更令我痛苦，洗过的衣物尚晾在厨房炉子上方的一条绳子上…… 我在电影《大独裁者》里看见了查理·卓别林，我几乎无法把它看完。卓别林把一切都弄成笑话。但最后他发表了一通非常漂亮而感动人的演说。 我与父亲一同看的《大独裁者》，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认为这电影是好的。我无法面对纳粹发出笑声，即使像卓别林这样天才把他们漫画化，我也笑不出声来。在英国人们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个国家的情况是特殊的。自从战争爆发以来，英国军队经历的只有失败。他们被从挪威、法国赶出来。在著名邓扣克小海港，集合了30万英国和法国士兵等待撤退，疏散到英国去。由于这次撤退是在全体解除武装的情况下成功的，而被称为“邓扣克奇迹”。 在经受了这些打击之后，英伦三岛面对希特勒入侵威胁，只是做了薄弱的准备。1940年9月，希特勒开始对英国城市的可怕轰炸，这次轰炸持续了数月之久。 未进行充分准备的原因何在？统治阶级及其政党，保守的“托利党人”，直到1939年纵容希特勒壮大自己，希望他发动战争不是反对西方势力，而是反对苏联。待到希特勒来掐他们的脖子，才决定行动起来。战备物资生产被置于先于一切其他的优势地位，保守派首相邱吉尔要求人民“流血、劳动、流汗和流泪”，人民做出了牺牲，他们痛恨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由于整个英国奋起自卫，很少产生那种压抑气氛，像在“中立的”、四面包围的、在许多方面不得不让步的瑞士那样。希特勒的空中武器无法对人民群众实行道德上的折磨。情况恰恰相反。 后来，当英国战争物资生产全力运转起来时，生产出头等的飞机，它们的性能远远超过希特勒的空中武器。英国飞行员由于勇敢，熟练，受到全国的爱戴。在战争当中他们的损失是巨大的。 虽然我还没有自己的住宅，我却在焦急地等待着我的工作的开始。 关于第一次接头以及相应的替代性接头的指示，我在瑞士时已经收到了。让我去伦敦见一个苏联同志，在海德公园附近的一条街上，距大理石拱门不远。当然，我们有暗号，并且约好固定的语句，与陌生人会面必须这样做。我觉得详细描述这些东西是多余的。 在一个新的国家进行第一次接头，每一次都令人激动不已。来的是什么人？中央希望做什么样的特殊工作？我有能力完成这项工作吗？假如没有人来怎么办呢？ 一个或者两个约定的时间已经过期了，我没有想到在葡萄牙和海上行程会耽搁几周的时间。与我会面的人也许会因为这一次没有白来而感到高兴的。 我的等待远远超出了约定的时间，却没有人出现。第二天晚上我又徒然地等待了一次。14天以后，我又徒然等待了一次。我已经不记得我到伦敦去过多少次，在大街上来来回回走了多少越。这个地方选得不恰当，因为这里是妓女出没的地方，她们不喜欢我经常在这里停留。我越来越焦急，关于接头地点是否产生了误会？我是否记错了地址？去苏联大使馆，是不允许的，我从未这样做过。 有可能我在无意之中犯了一个错误，在瑞士时由于赫尔曼的被捕而弄错了什么，或者是通过奥罗的告发，或者根本就是我自己弄错了，错误也许是出现在阿尔伯特的机器上。我知道一旦某个同志的工作遭到威胁时，要与他中断联系，他会接受这种做法，并不感到自己受到伤害。在地下工作中，保护工作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不能继续从事这项工作，我就得去为自己寻找生活来源，加入英国党，在那里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继续工作。 不久，与中央某人会面，几乎不再有这样的希望。 我们是带着随身穿的衣物来到英国的，我没有家具，我不需要住宅，必须照料两个住在宿舍的孩子。我在经济上早就维持不下去了。我不愿意对我的家人透露我的经济困难。他们谁都没有多少钱，我也不能搬到他们那里去。我的父母在牛津朋友家里住得很拥挤，“哭百精”在寻找一个住处，布莉吉特住在一个一间套的住宅里，萨碧内要结婚，正在寻找一处住宅。莱尼在剑桥学习。于尔根的住宅刚好够他一家四口之用。我已经不能给孩子支付更长时间的学费，我也指望寻找住宅，与中央的什么人会面，或者让伦返回英国。 我也很担心罗尔夫，他曾经间隔较长时间给我往瑞士写过信，或者从中国把给我的信寄到我妹妹们的家里。他还想着孩子们的生日。后来他告诉我，他要到中国内地去，许多月没有收到他的信件。后来我听说，罗尔夫被中国人逮捕了。我知道，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后来我知道了许多细节。恩斯特和罗尔夫未能在上海把工作开展起来。罗尔夫希望到政府所在地重庆去建立联系。在架设电台或者在第一次发报时，他在那里被捕，并被判处死刑。据我所知，他是经苏联的努力才获得自由的。 1941年4月，我终于找到一栋有家具的小房子。它是一排房子中的一栋，与许多其他房子一起坐落在市郊，距牛津四公里远。租金很贵。我靠着节约下来的最后一笔钱生活。但是我享受到了没有女房东的快乐，尤其是，我可以把孩子们接回来。 5月份我又去伦敦的接头地点。我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一个男人向我走过来，他不是这条该死的大街上的随便一个人，这一次来的正是我要找的那个人。他用约定好的辨认语言跟我打招呼，我的脚下如同生风一般，急匆匆地穿过两条大街，来到我们最终的接头地点。这位苏联同志叫谢尔盖（我给取的别名），他对我的到来表示问候和祝福，给了我足够的钱，使我可以解决一切的财政困难。他发生了车祸，所以才推迟了这次会面。 他以俄罗斯人的镇定和不慌不忙肯定无法理解这几个月我的心情如何沉重。我决心今后不再受这类事件的影响，而是要想到海参崴那位领港员的话，把一切等待时间都与地球与太阳之间的巨大距离相比较。 谢尔盖向我说明了在一个与希特勒交战的国家开展工作的意义，在这个国家有影响的反动势力准备随时牺牲苏联的利益与希特勒达成一种谅解。中央希望得到情报资料。我能建立什么样的联系？跟军方？跟政界？我应该设法建立一个情报网。我的电台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工作？ 像以往一样，中央总是给我足够的时间。中央从来未在时间问题上催逼我。当然，我自己就是一个急性子的人，不论做什么，宁可提前，也不缓慢执行。于是我为我的电台买齐了所有的零件，在祈祷和玩纸牌之间的空闲时间里，我在教士家里把电台组装起来，这机器可以24小时坚持工作。 我希望于尔根和父亲能帮助我搜集情报。父亲是个十分体谅人的人，从来不问我的工作。现在我觉得应该告诉他，当然不必提到我的工作单位的军事性质。在我们家里，我只向他一个人讲述了我获得勋章的事情。父亲并不理解勋章是怎么一回事，也未把这种奖励与军事方面的事情联系起来，但是当他听说加里宁同志在克里姆林宫授子我勋章时，他感动了。 我只需要告诉他，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事情对我的工作十分有用处。他点点头，这就是一切。我们的谈话跟以往没有什么两样，因为我们的谈话历来大都是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父亲主要是跟左倾的经济学家和工党政治家交往，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从事与战争有关的活动，他把这些情况都讲给我听。 希特勒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在英国引起巨大反响。叙述这一事件对我的巨大震动是没有必要的，我当时没有多少时间思考这个问题。 我听见了邱吉尔首相的演说，他表示全力支持苏联，我做了笔记并设法评价这次演说。像邱吉尔的多数演说一样，这是一篇在修辞和文体方面出色的演说。我赶往伦敦去与父亲讨论，我从他那里得知，英国政界和军界领导人估计苏联将在三个月之内遭到失败。父亲从斯塔佛·克利普斯勋爵那里证实了这种看法，他是工党的一位领导成员，曾于1940至1942年间在苏联出任大使。 克利普斯补充说：“德国军事力量将会像用热刀子切黄油一般，长驱直入进入俄罗斯”。后来它成了众所周知的观点，但是当我报告了这个观点以后，中央，我相信整个苏联，第一次了解到这个观点。我从局长那里收到一封感谢电报。这是很少发生的事情。我之所以还想起这则情报，也许是因为许多别的情报我都忘记了。 长时间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错误，就是低估了苏联。 他们打心眼儿里就不愿意一个工人国家及其共产党人能够“保持”自己的政权。他们的错误开始于俄罗斯十月革命以后的各种武装干涉，继而是多年不肯承认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这种错误，如克利普斯所说的那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依然存在。 希特勒开始把他的士兵和空军全部投入到反对苏联的战争中。这大大减轻了英国的压力，入侵的危险消除了，纳粹的轰炸也减少了。 希特勒入侵苏联以后，我的电台多日呼叫对方均无回答，后来我的电台又开始工作。我每周两次利用我的发报机，每月我到伦敦去两次，最初只是与于尔根和父亲谈话。于尔根为苏联制定经济分析，这些资料与他的本行无关，对于我却是有用的，他让我知道这些资料。根据与父亲和于尔根的谈话，我每月可以发出四条至六条消息。 按照规定我与英国的党完全没有关系，与在英国的德国流亡者党组织也没有任何联系，于尔根除外，他最初是党的政治领导人，后来由于有别的工作，只是党的一位领导成员。我与他讨论了补充情报的可能性，尤其是军事方面的，他还介绍我认识了德国同志汉斯·卡莱，他曾经在西班牙国际纵队作为师长发挥过领导作用。在西班牙时，他由于自己的勇敢和迅速决断的能力曾经受到过特别的尊重。在英国他主要是充当资产阶级刊物《时代》和《好运》的军事记者，这些刊物均属于著名的美国路斯康采恩。我当时并不了解这些活动的背景。无论如何这种活动使他能得到某些情报。中央同意我与汉斯·卡莱建立联系。我每月大约与他也只能见面两次，并获得有用的情报。有时中央也向汉斯提出一些问题，在我们看来，这些问题都涉及中央认为重要的事情。我很喜欢与汉斯·卡莱一道工作，他的早逝对于我们国家是一个损失。 每次我去伦敦都住在我父母家里或者住在妹妹们的家里。我偶尔在那里与汉斯·卡莱见面。妹妹们的职业都是不在家工作的，因此她们对此都一无所知。除了父亲和于尔根之外，我和任何人都不谈论我的工作，当时不谈，后来也未谈过。甚至连我的早已长大成人的孩子们都不知道我曾经获得过红旗勋章，那还是30年以后，当一位苏联将军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找我，再一次把它交给我时，他们才知道。（这是我自己的944号勋章，还有勋章证书。在那些战争的混乱年代，他们把它保存得多么仔细呀！） 除了与苏联保持无线电联系之外，我还继续与苏联同志谢尔盖会见。在我成功地与军界建立起联系之后，我得到一些无法用无线电转送的资料。在一次会面时，谢尔盖转交给我一个小包裹，大约有20厘米长，15厘米高。这是一台小型发报机。尽管我对无线电理论一直不太热心，但我还是很喜欢这台轻便的，技术进步，工作性能可靠的机器。我拆卸开比它大六倍的我的这台发报机，只留作应急之用。我在英国从事了五年或六年报务员工作，在英国也像在瑞士一样，战争期间业余无线电通讯是被禁止的。 我在英国期间，“谢尔盖”们换了两三次人。我对我们的会面感到很高兴，除了第一次的失败之外，我们的会面总是准时的，分秒不差的。这些同志都很友好，实在和有经验。我们的会面总是在夜间的街头，尽量安排在不受空袭警报干扰的时间，我们果在一起最多15分钟。 我曾经多次说过，在地下工作当中我并不害怕，但是我必须承认，在黑暗的大城市里，没有路灯，或者没从窗户里透出来的灯光，”我仍然是感到害怕的。大街上几乎空无一人，如果有谁沿街走来，也是看不见的。我站在漆黑的街上，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人会突然间摸我的脸颊，或者扼住我的咽喉。一旦我听到轻微的脚步声，就会恐怖地屏住呼吸，如果是“自己人”的脚步声，便会松一口气。 我们在小房子里住得很舒服，只是缺少了伦；在写往日内瓦的信中，我是这样向他描述我们的生活的： 1941年春天 明天父母亲来。我与父亲的关系特别好。当然，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与他的关系都特别好。由于他现在已经65岁了，必须离开大学。他在经济上几乎没有什么积蓄，这意味着他必须寻找别的工作。他这个人特别谦虚，可作为一个寻找工作的人，他又特别有自尊心。他的学术成就是毫无问题的，到处都能作为荣誉客人受到欢迎。在他的领域①里他是世界著名的。他工作了一生，在学术上取得了有价值的成就。只是以65岁的高龄，他不知道能否找到一份能够挣面包的工作！政府和学术机构给了他一大堆任务，一旦这一切都是尽义务的事情。其实这是一种耻辱……世界形势一片黯淡，暂时并不令人欣慰。克里特岛事件遭到尖锐批评。但它至少有一个好处，即暴露了英国的弱点，人们必须及时加强反对侵略的保卫工作。没有克里特事件人们或许不会充分认识到保卫这个岛屿的困难在什么地方②……我读了一本诺尔·克瓦尔的传记。他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的反应，完全是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反应，他不能遵守纪律，不能服从，不能放弃自己的个性，不能忍受身体的劳顿。我并不蔑视他不喜欢过士兵生活，而是蔑视他不喜欢过士兵生活的理由，但是我佩服他的诚实…… ①当时从事人口问题研究。 ②英国于1941年5月在希腊被打败后，花了很大力气才把4－5万名士兵撤退到克里特岛上。 我正在读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我什么时候失掉了对这个国家的怀念吗？…… 尼娜①对她所经历的第一次近距离轰炸的反应是：“房子晃动得好厉害！墙壁、床底下和我的耳朵里，充满可怕的嘈杂声。”从那以后她一再提到死亡。每天她都让我向她保证，在她长大之前，我不要死。平安对于她来说，总是与另外一句话联系在一起的：战争结束以后，“我要每天吃一个鸡蛋，到那时我就不再上学前班，到那时飞机飞得高高的，让我不再听见它们。”米沙对于来英国换一个环境适应得很快…… ①尼娜这时已经5岁，她在幼儿园里经历了这次轰炸。 我在这里尚无朋友，但我与附近平房里的女邻居相处得很好。她是一位泥水匠的妻子。她为人朴实、平和、友好，她有一种智慧，不是来自头脑，而是来自她的热心肠。她怀上了第四个孩子，我是多么羡慕她呀…… 尽管没有什么好说的，我还是愿意每天给你写一封信；这样琐碎的事情，你应该跟着一同经历……我今天推着儿童车飞跑着去拉一口袋煤。我恰好听到了有煤的消息。这意味着几周以来第一次沐浴…… 星期天我带着孩子们去散步了。尼娜站在一棵矮树前听一只小鸟在歌唱，她那可爱的动作，十分引人注目，有些人仿佛天生如此，这是另外一些人所没有的。 我买了一件新衣服，这是第一件你没见过的衣服，红色带有白色小斑点，白色腰带，白色衣领…… 给我写一封长长的信吧。让我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在学习什么呢？一种语言？数学？我非常希望你扩充自己的知识…… 现在已经过了午夜，警笛又开始号叫起来，几分钟以后又要有像我们一样的人，他们扶养大了自己的孩子，他们热爱大自然，将受到炸弹的轰炸，不再活在世界上。 伦来信告诉我，他在瑞士的工作需要他，不能到英国来。我回答他说： ……现在，无事可做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是多么期盼着你的到来。上百种的日常事情：“这一次我们必须一块儿去散步。”“这本书我们要一块儿讨论。”“当我有沉重物品需要拖回家时，你去公共汽车站接我。”“我的晚上不能是孤独的。”现在我必须使自己习惯于这些东西都不是为我们而存在的。 不久我从伦那里听说，他要继续争取回英国。后来我才得知详情，原来拉多同志希望把伦留在瑞士。因为有许多情报需要传达，所以这是可以理解的。拉多同志解释说，英国没有多大意思，相比之下，德国与瑞士的联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伦像我一样从中央得到迁往英国的任务，但拉多的理由影响了他。他觉得这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尽管他也对我们的长期分离感到痛苦。伦采用我们的旧密码，除了发他自己的消息之外，还要为阿尔伯特发消息，于是他决定问一问中央： “我应该像索尼娅指示的那样，争取回英国，还是像阿尔伯特希望的那样，留在瑞士？” 回答是：“按照索尼娅说的做。” 伦也像我一样，已经不记得他从瑞士发往苏联去的那些情报。他还记得一个联系。我们曾经认识一个被派到国际联盟工作的姓王的中国记者，他娶了一个荷兰女人。从前当过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在纳粹战争中任驻比利时最高军事指挥官的法尔肯豪森将军经常在瑞士逗留，他与王和那个荷兰女人十分熟悉。伦通过王偶尔能知道一些这位将军所发表的意见和看法。 伦继续通过英国领事馆争取回英国，但毫无结果。那里的人们忙得很，他们急于把那些适合军龄的英国人，不再通过被占领的法兰西，而是采用假护照，以各种可能的借口送回家乡去。首先要运走的，是那些从德国和意大利逃出来的英国战俘。也许人们想到了伦有一个德国妻子；想到了他有西班牙国际纵队的背景，因此未给公使留下好印象，总而言之，像我当时在里斯本一样，人家告诉他，在他面前有许多紧急情况需要处理。 这中间我与汉斯一卡莱和英国西班牙委员会的杰克·布伦特商量过。杰克是一个在西班牙受了重伤的同志，在过早的去世之前，他战胜肉体的痛苦，做了许多工作。杰克和英国西班牙委员会，当时并不了解伦的工作。他们只是为西班牙战士服务。最终我在西班牙委员会支持下，给左翼工党议员艾伦·拉斯本写了一封信。事情传到议会里。艾伦·拉斯本向下议院提出一项质询。这项质询在发表所有议会议题的1942年“议事录”中一定能找到。它的大意是：为什么一个英国公民，从西班牙内战中回来的有军事经验的反法西斯战士，他生活在国外并且志愿回来从军，却得不到政府官员的支持，无法返回他的家乡呢？ 拉斯本太太答应说，他们会办理这件事情的。的确，“外交大臣常务秘书”（相当于国务秘书）通知了驻日内瓦总领事，他立即召见伦并为他铺平了一切道路。伦从领事馆得到一本护照，署名约翰·米勒，还有一份患有肺结核的医生证明，说明他“不宜服役”。 1942年夏末，即在我离开瑞士20个月以后，他到达英国。最初他的确是“不宜服役”，他由于犯神经性胃病，瘦得很厉害。 我们也并未欺骗艾伦·拉斯本，质询中所说的一切，都是符合伦的情况的。 伦回到他的故乡还没有三天，便接到一封财政部门的信件，提醒他把四年前欠的债务（1938年）退还给政府，即作为国际纵队成员从西班牙国界到达伦敦的运输费。当时由西方势力组成的“不干涉委员会”与佛朗哥和共和派政府达成协议，国际纵队和德国援助佛朗哥的法西斯军团撤出战斗。共和派信守诺言，可佛朗哥却破坏协议，让法西斯军团继续留下来。 这笔账单显示英国财政部门的规章之严密和办事效率之快捷。现在我们知道，官方得到了伦返回家园的情报，也许不只是财政部门。 与此相反，军方工作则是缓慢的，伦在呈递申请一年之后，才被征召入伍。这也许与他的西班牙战士的背景有关系。 1942年秋天房主通知我们，他们自己急需这栋平房。因为我要发电报，所以我们又去寻找一栋独立的房子。在牛津避暑区我们发现了“别墅大道”，乔治街50号有一栋经历过几代人的古老建筑物，并有一个不大的长满草的后院和许多库房，这栋建筑物与这条小街上的其余非常具有小市民气味的房屋，是隔离开来的。 从前这些库房用做马厩，它们是属于对面讲究得多的街道上一栋大别墅的。马车夫曾经住在我们的房子里，马车夫与主人别墅的关系以某种方式保存下来，现在住在别墅里的是富有的和有影响的法官尼威尔·拉斯基一家。他是著名工党领袖哈罗德·拉斯基教授的兄弟，这些库房一直还是属于他们别墅的。 拉斯基太太是个丰满、漂亮的女人。我是上午10时拜访她的，她当时正穿着上等的睡衣在床上躺着，像电影里的富人那样，她吃早餐时用的是亮晶晶的银托盘。拉斯基太太是个关心社会的女人，积极参与慈善机构的活动。她收养了一个来自德国的受到威胁的犹太孩子。 我去拜访她是有特定目的的，我请求她允许我在我们的房子和她的库房之中拉一根天线。她表示同意，在别的事情方面，她对待我们也是友好的。 令我感到满意的是，这一次可以由伦来架设天线，在吉德林顿平房住时，是我自己在房顶上爬来爬去。 紧挨着房子有一堵用灰白色自然石头砌成的厚厚的墙，150多年以来，就是它把庭院与外界隔离开来。我们在一个沙浆断裂的地方，撬动一块石头，把它从后面抽出来，把我们的小型电台放进去，再把长满鲜苦的拱顶石放回原位。这堵墙一点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我们的房子里是由四个房间和一个螺旋楼梯构成的，最大的房间是不能利用的，一个“莫里松防空洞”把它装得满满的。赫伯特·莫里松属于工党的领导阶层，在联合政府当中任内政大臣。这座家用防空洞，看起来仿佛是一个用金属丝编成的大甲虫，它背着一块沉重的钢板作为封盖几。这是政府无偿提供给他的，可牛津并未遭到轰炸。 联系到另外一件事情，我又想到了大甲虫。我到达英国时曾经买了一辆便宜的旧自行车。伦20个月以后看见它便解释说，骑这样的自行车有生命危险。有一天，我从伦敦回来，发现门锁着；当我揿铃时，听见孩子们激动的窃窃私语声，他们给我开门并指示我把眼睛闭上。两分钟以后才允许我走进大房间。我发现防空洞上放着一辆崭新的非常漂亮的自行车，上面装饰着红旗，家里的台灯和手电筒全都照着它。我经常用它，也用来进行地下接头。后来我迁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时候，伦把它拆卸开带到飞机上。刚到柏林时，尼娜还骑着它上学呢。现在它停放在地下室里。谁都不想把它卖给旧货商。 1942年，伦回到英国之前。我建立了一个重要联系。他是一位空军军官，他的妻子和孩子被遣散到牛津来。他原来的职业是焊接工，他是少数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军官。他从16岁起就有进步的政治观点，现在依然保存着。他叫詹姆斯，我是通过他的妻子认识他的。他对国际政治感兴趣，热心于与我交谈。我发现他是尊重苏联的，并对英国不执行开辟反对希特勒的第二战场支持苏联的诺言而感到厌恶。詹姆斯不常来牛津，花了一段时间我才对他有了足够的了解，然后我建议中央，争取他的合作。中央表示同意。对于他我是有把握的，即使他不愿意冒险，拒绝与我合作，也不会出卖我。我们在一起谈了好几个钟头，当我越来越接近实质性问题时，他最后几乎能猜出我的用意并表示同意。 詹姆斯是属于空军技术分部的，他了解飞机制造的一部分新发展的情况。他给我们提供准确的数据、重量和体积的说明、承重能力、特殊性能甚至还有尚未试飞过的飞机图纸。我还记得一种新的发明，一个小的构件，他把原件给我拿来。这些器材都是编号的，并且都是密封的。这一构件的丢失曾引起一场巨大骚动。 詹姆斯是个谦虚而乐观的人，他成了我们的朋友。每月我见他两三次，在距离牛津几百公里的地方，他的家人都离开了城市，每一次我都能得到一些有用的材料。詹姆斯不拿我们的钱，他并不认为自己是“间谍”。他帮助了这个同盟国，这个国家为反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最为顽强的斗争，付出了最为沉重的牺牲。 业余无线电通讯是被禁止的，我必须考虑到，说不上什么时候，我的电台会被人发现。中央希望我再增加一个合作者，把它培养成报务员。我找到了托姆。他因为缺少一只眼睛而未能入伍。 跟着托姆可以去盗马。他是一家汽车工厂的钳工，不管要求他做什么，他都能毫不迟疑和没有不必要的思考去完成。托姆懂礼貌，幽默，有感情，人也可靠，必要时甚至冷酷无情。为了教给他发报技术，伦和我必须到他家里去，要么他到我们家里来。托姆也拒绝付钱。为了有富裕的时间进行学习，他找了一个不必整天忙乎的工作，他成了贴广告的人。 伦回来后不久，同样也建立了一些联系，这都是我不认识的人。一个偶然机会，他又见到了从前认识的一个同情分子，他是一个精通装甲车从水上如何登陆的专家。从他那里我们除了得到关于装甲车如何登陆的材料之外，还获得一种用于潜水艇雷达装置的重要仪器。当时雷达还是一种新技术，中央对此特别感兴趣。我们把这些珍贵东西埋藏起来，直到下一次与谢尔盖会面，或者，假如我们觉得它们特别重要，便安排一次临时会面。约定这种会面的方法是这样的：我去伦敦，在一个规定的时间里，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丢下一小截儿粉笔，并把它用脚碾碎。这个粉笔记号便意味着，我们当天晚上要会面。 伦还与一位化学家有联系，从他那里也能获得情报。 我用这样短的篇幅谈到伦和我的关系网，实际上所用的时间要漫长得多。当然，伦与他的那些熟人也必须多次会面，他们也得为我们的请求逐渐做准备。当然，即使在托姆面前我也并不是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经过几番交谈，我们要把了解到的关于这些同志的情况向中央写一个汇报说明，中央或者表示同意，或者表示拒绝。詹姆斯和托姆都知道自己为什么国家工作。伦的朋友们大概也都猜出来了。我们这种争取人的工作直到战争结束，进行得并不怎么困难，因为在当时为苏联而工作，就是在为反对希特勒的战争中的英国的同盟者工作。 英国人民是同情苏联的。在战争期间，一旦人们知道，某种作战物资将运往穆尔曼斯克，生产效率便会明显地提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成倍提高。即使“上层社会的妇女”也无法摆脱这种气氛，她们为红军编织连指手套！ 英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迟迟不愿意在大陆上开辟第二战线，在许多人当中引起愤怒，或者至少引起不满。尽管他们许下各种诺言，这两个国家却让他们的盟国苏联在相当长时间里只是孤军作战和流血牺牲，即使是后来，他们也只是以有限的手段投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者：苏联是2000万，英国是38.6万，而美国包括远东是25.9万。）① ①据1972年9月24日“观察家”统计。 1942年在英国许多城市的墙壁上都用红颜色写着人民的要求：现在就开辟第二战线！” 甚至连孩子都受到这种要求的感染。米沙于1942年1月为一家杂志画了一幅画：“一个英国士兵的日常生活：他给自己擦皮鞋。一个俄罗斯士兵的日常生活：他在保卫一个飞机场。” 人民群众的呼声是合理的，我们给予苏联的帮助也是合理的，35年以后，一位著名美国军事科学家汉森·W·鲍德温从今天的角度证明了这一点。他在不久前出版的书①中写道： ①《决定性的岁月，1939—1941》，威顿菲尔德出版社，伦敦，1977年。 德国入侵俄罗斯使美国有可能避免全面战争。事情绝对不像战后十年所表现的那样，为了美国和世界的利益，用一个危险（苏联——鲁·维）来代替另一个危险（纳粹德国——鲁·维），似乎只有摧毁两个国家才是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 在这里我不需要描写我们自己是如何每天关注着苏联的斗争，如何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担忧，如何钦佩它的公民们的抵抗力量，如何为他们的行动而哀悼。我们工作中的每一次成功对于我们来说都具有加倍的重要性。我们或者我们的合作者借这种工作背叛英国的思想，不论当时还是今天都是我们所拒绝的。 伦报名参加空军，目的是当一名飞行员。在他甘冒危险之前，我想跟他要一个孩子。我非常希望满足自己这个愿望，我的理由像从前一样，婴儿是一种有益的掩护。尼娜已经6岁了。我坚持这样的想法，当1942年底德国军队开始围困列宁格勒并在这条战线上出现胜利的迹象时，伦最终同意了我的想法，因为按照他的意见，这种事情应该由我来决定。后来他成了一个骄傲的，迷恋自己儿子的父亲。 在伦敦的一次会面是8月份，即彼得出生一个月以后，傍晚出现了飓风一般的暴风雨天气。谢尔盖出现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几乎不指望我会到来。他给我带来了局长对于我此前给他的一条消息的赞扬。要么是谢尔盖这中间去过莫斯科，要么是他得到这个任务，向我准确地传达他的话。局长说。“假如我们在英国有五个索尼娅，战争早就结束了。”虽然我并不觉得自己这么能干，但我还是很幸福的。对于我们工作的意义的最好表达方式莫过于：为了全人类，打倒法西斯主义，结束战争。人们在急切地等待着。 给母亲的信： 1943年9月8日17时 ……12时45分时，我还在采购，而现在孩子已经降生两个小时了。你可以想见，我的生产是顺利的。这是一个男孩，体重只有6磅半。他早出生了两三个星期。 下一次会面恰好是在彼得出生的那一天。伦代替我去伦敦。深夜时刻，他回来后立即来医院看我，他说：“我从未见过你这样幸福，看样子你像两个索尼娅。”然后他走向婴儿床去看他那已经降生6个小时的儿子。 在这段时间里，父母亲又回到伦敦去生活，父亲在牛津有事情，住在我这里。当他在彼得出生那天来医院看望我时，我第一句话便问他：“你对意大利有什么说的？”9月8日实现了停火，这决定了意大利的最终失败。 父亲容光焕发：“多好啊，你又开始谈论这个话题了，照我的想法，政治性的话题对于产妇是不合适的。”我们谈到了这场失败的影响，谈到全面战争形势，这时睡在身旁的彼得醒来，像小猫似地啼哭了几声，复又睡去。 彼得出生不久，伦应征入伍。 给母亲的信： 1943年1月 伦的信里流露了某种郁郁不乐的情绪。圣诞节度假之后，他觉得一切都特别令人沮丧。只有当人们暗示他可能从基本训练转向飞行员训练时，他的心情才开朗起来。伦从来就不欣赏小市民那一套，尽管如此，他还是对周围人们的无动于衷感到惊讶。他与同一营房里的25个人在持续的联系中已经生活了6个星期，但人们却没有一次提到过邱吉尔、俄罗斯、意大利、德黑兰、希特勒或者别的什么与战争进展有关的事情。 尽管有一位指挥官推荐，他又在结业时得了最高分数A1，伦还是被拒绝参加飞行员训练。西班牙战士大多数只能当普通士兵，尤其因为他们曾经是工人。伦报名参加报务员训练，一直还是期望着参加有效的服务。这次训练再次被拒绝之后，他请求被派到一个战斗部队里去。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他进了英国最具封建色彩的团队，即“金流卫队”。近卫军团都是皇家卫队。他在那里受了步兵训练，后来又接受装甲兵训练。像在空军里一样，在这两方面他都获得了最优秀的分数。 致于尔根： 你听着会惊讶的！伦成了模范士兵。他在800人当中作为最优秀的士兵，独自获得了一次周末休假。除此之外，他还打破了历来在兵营里创下的长跑纪录。 凡是伦在训练和周围环境中有用处的消息，中央自然全都知道。在空军的那段时间里，他的驻地距牛津只有40公里，有几次我曾经骑着自行车去找他。他在结束装甲车训练之后，战争结束之前不久，去了欧洲前线。 伦的装甲车部队属于“金流卫队”第一装甲车兵营的侦察部队。 在1942—1943年之间，随着工作量的增加，接头的机会越来越频繁。我不知道在我出门的时候，由谁来照看孩子们。母亲有时从伦敦到牛津来帮我一把，可是这时她又病了。 我第一次感到遗憾的是，你这5个女儿当中没有一个是未婚少女，否则她可以什么都不想，只管家务，减轻你的一切负担。我发现她们所有的人都在伦敦忙得不可开交。你对爸爸调教得太糟糕了，他什么都不能自理，你只好亲自照料他。无论如何，你应该按照医生的意见，尽量呆在医院里。 我必须找到解决办法。需要说明的是，当着米沙的面，还要以隐蔽的方式在夜里发电报，这又谈何容易。我决定把他送到一家寄宿学校去，至少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好成绩取得奖学金。6岁的尼娜被我再一次送进坐落在御猎场区美丽的农村环境中的一家寄宿学校。 不久，我收到一封电报，说尼娜得了有生命危险的腹膜炎。我赶快到她那里去在病院里住了三天三夜。几周以后，当我可以把她接回家的时候，我发誓，再也不把她送走。我当然无法实践自己的誓言。尼娜至今尚承受着这次手术结果的痛苦。 彼得出生6周以后，在伦敦有一次接头。没有任何人能替我照看孩子，我只得带上他一同去。战时的旅行是不容易的。母亲十分担心我带着吃奶的孩子在这一带乘车来来往往。 她的健康状况稍有好转，只要我必须外出，她就得一再到牛津来。许多次她都是这样帮助我的。关于我的工作，我从未和她说过。 1943年，英国国王乔治四世为了祝贺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决定性胜利，送给斯大林一把宝剑，作为荣誉馈赠；但是第二战场却迟迟没有开辟。 在第一次德黑兰会议上，苏联要求从法国进攻希特勒。邱吉尔想得更多的则是进军巴尔干！罗斯福支持斯大林。 1944年6月6日，当苏联军队的胜利已经确定无疑的时候，才开始开辟早已答应的第二战场，英国和美国士兵在诺曼底登陆。7个星期以后，37个师团在法国打响了进攻希特勒的战斗。 一位英国资产阶级新闻记者劳伦斯·汤普森在企鹅版《图画邮报，1938—1950》一书中写道：“自从入侵俄罗斯以来，德国第一次被迫把主要军事力量从俄罗斯战场上撤回来。” 1944年7月，德国第一批“神奇武器”V1，一种飞弹，轰炸了伦敦。三个月之内投掷了大约9000枚，接着在9月份又投掷了“V2火箭。”伦敦市民又必须重新疏散。 1944年11月17日这一天，谢尔盖意外地给我带来了局长的问候；祝贺俄国革命纪念日。我送给他一份小礼物：一本书。红玫瑰当时是没有的，这也是不符合秘密工作规则的。伦当时不在家，我不能同任何人欢度这个节日，我回想了许多过去的岁月。 多年以后我才得知，里夏德·左尔格被日本人判处死刑，于1944年11月7日被杀害。 于尔根由于对德国经济状况的了解，并在这个领域发表过许多著作，美国军方便于1944年秋天给他提供了一个职位。他要在“美国轰炸战略研究所”以上校军衔从事工作。于尔根请求给予考虑的时间，以便让我请示中央。 在一家美国秘密警察部门从事这种反对纳粹德国的工作，只有中央认为是有利的并从中央那里得到相应的任务，才是有价值的。很快便得到回答，中央对此是感兴趣的。从此以后我定期从于尔根那里得到有用的情报。像我一样，他也想不起那些细节了。我们只记得一件事情：战争期间曾经在战略服务研究所工作的哈佛大学戴克·拉格莱斯教授，正在研究间谍活动方法学并制定一套体系，运用这套体系人们可以根据仔细登录的一切被摧毁的德国装甲车、飞机等武器的系列号码，判断敌人持续装备生产的情况。这种统计每14天出版一期，只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分发：罗斯福、艾森豪威尔、邱吉尔、英国总参谋长伊斯梅、“战略服务研究所”所长和“美国轰炸战略研究所”所长等。除此之外还有惟一的一份在与制定“美国轰炸战略”概况有关的大约五名成员中传阅。据我所知苏联军队最高指挥部能定时得知它的内容。这份高度机密的刊物，持续发表拉格莱斯的统计数字，它是“美国轰炸战略概况”的一部分。 于尔根由于与“战略服务研究所”有来往，便在那里结识了美国中尉“麦克斯”。“麦克斯”的任务是网罗德国流亡者从事间谍工作，并对他们进行降落伞训练。他请求于尔根给予支持。 中央对于德国人加入“战略服务研究所”工作是感兴趣的，回答的大体意思是：可以与“麦克斯”一道工作，但要谨慎。我把这个答复转告给于尔根，他向我和“麦克斯”介绍了一位德国同志，让他去接受一切与“战略服务研究所”有关的工作。从这一时刻开始，于尔根不再与此事发生关系。这位同志是埃里希·亨什克，他原是伦敦党组织的领导成员。我也为他的合作取得了中央的同意。 埃里希是西班牙战士，在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期我便认识他。1928—1929年间，我曾经奉柏林区党委之命，建立一座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图书馆。当时没有奖金。我们在柏林步兵大街租了一个从前养鸽子的地下室，为了支付租金，我们要收一角钱的借书费。马克思主义工人图书馆的书籍是我们推着手推车从同志们家里和出版社募集来的。埃里希·亨什克、马克斯·卡哈内和格尔德·戴根哈德是第一批志愿出纳员。在《一个不平凡的少女》①一书中，我描写了图书馆的建立，后来这家图书馆转交给了“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 ①作者第一部描写中国题材的小说。——译注 现在我在这里又遇见了埃里希。他是一个思维缓慢的人，迅速做出决定，对于他来说是困难的。他待人处事特别慎重，不愿意冒险，但是他并不怯懦。埃里希有从事党的工作的经验，是个非常可靠和有责任心的人。 我未见过那个美国人麦克斯，他对我的事情也一元所知。他接受埃里希作为合作者，并且同意他的建议，选择共产党员作为跳伞员。他们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确是最可靠的人。在罗斯福执政期间和在反对纳粹德国的战争中，曾经有许多美国进步人士在军事机构和间谍组织里工作。后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下面的事情是我于1968年与埃里希·亨什克进行了一次谈话后写下来的，关于这些事情，他记得比我清楚。 我们的同志可以不经过在英国的德国党领导同意去执行这些任务。埃里希与威廉·奎能交谈过。假如埃里希如所要求的那样严守秘密工作的义务的话，他可能从未提到过我的事情。埃里希·亨什克、汉斯·卡莱和威廉·奎能受党领导的委托，拟定一个投入这项工作的同志的名单。埃里希·亨什克暂时脱离党的工作，全力以赴投入这项任务，即与“战略服务研究所”进行合作并把资料转交给我。在埃里希向我转交了这些同志的照片和简历之后，我向“战略服务研究所”建议由这批同志参加工作。我把这些材料寄给中央并很快得到同意。这些同志都知道，他们的工作是得到苏联允许的。其中有两位同志遭到“战略服务研究所”拒绝，剩余的同志有：阿道尔夫、瓦尔特、彼得、保尔·林德纳、维尔纳·费舍尔、库尔特·格鲁贝尔、安东·卢。 埃里希不是“战略服务研究所”的正式雇员。他每周从“战略服务研究所”得到5个英镑，从中央得到5镑手续费。事实上与这七位同志一道工作，把他们的情报转交给我，埃里希在他们与“战略服务研究所”之间保持联系，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是一种完全的职业活动。 上述同志与“战略服务研究所”签署了一份合同，他们得到很高的报酬，并获得一份可观的人寿保险。他们在英国接受了8周的训练，他们练习跳伞和利用“步行对讲机”，这是特意为他们的用途研制出来的，它可以直线工作，是一种轰动一时的新鲜事物。他们学会了一种数字密码。他们的护照、服装，他们的生平经历等等都做了充分准备。他们的航空背包里装有隐形墨水、服毒药片和强化食品。我把情况告知中央，局长认为我们的材料很有趣，特别是数字密码。 这些同志每个人都应该在一个约定日期，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到达一个约定地点，带着他们的降落伞离开飞机，着陆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他们的步行对讲机。一架美国飞机将出现在降落地区，通过对讲机建立起空中与地面的联系。 埃里希接受“战略服务研究所”委托，搜集留在德国的纳粹反对者的通讯地址，如果这些同志本身没有联系，可以去找他们。为此埃里希得到中央的同意，与麦克斯一道乘一架美国飞机去巴黎，“自由德国运动”①在那里具有广泛影响，巴黎在地理上距离德国很近，他带回来足够用的通讯地址。 ①德国反法西斯组织。 麦克斯对于与巴黎的自由德国运动建立直接联系也感兴趣。中央表示同意。于是埃里希把这个组织介绍给他。在与美国间谍组织工作的过程中，没有中央的同意，我是不采取任何步骤的，因为判断这种处境对于我来说太复杂了。我估计，中央是通过它在巴黎的联系亲自掌握那里的事务的。 我与我们那些跳伞员同志当中的任何人都不直接联系，而是只通过埃里希。 根据埃里希的回忆，阿道尔夫是第一个跳伞的人。托尼·卢①和保尔·林德纳是一同起程的。他们跳伞之后成功地与飞机建立了联系。如前所述，这是第一台实现了空中与地面联系的可利用的设备。我希望他们能够保护好这台设备并向中央汇报。②我知道，托尼找到了他的姐姐特莱杜普太太，她勇敢地支持了他。托尼·卢，这位几年前已经去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和海关与商品检验部门的早期领导人，肯定会详细记录下自己的历史。 ①托尼·卢即安东·卢，托尼是他的爱称。——译注 ②我在柏林从瓦莉·施密特同志那里听说，托尼·卢保住了他的步行对讲机。瓦莉的姐姐朵拉·塞尔霍夫和她在共产主义青年团时期便认识托尼。她们把这台设备藏到她们在柏林瓦尔滕贝格“鹰岗居民区”的菜园里，埋在李子树和鸡舍之间。托尼和保尔隐匿在保尔父母家里，他们自己的生命也受威胁。保尔的父母居住在泰尔托运河附近。红军入城之前，托尼和保尔曾经设法挽救运河上的两座桥。在今日的鲍姆学校桥头，他们遭到射击，桥被炸毁了。在另一座桥头他们剪断了引线，阻止了爆破。第一批苏军人城时，瓦莉·施密特把这台设备交给了一位军官并为此得到一张收据。 托尼和保尔完成任务以后返回英国，我把他们的汇报转达给了中央。 后来，通过我们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共同朋友，我亲自结识了托尼，我们常常在台尔曼广场的共和国宫饭店共进午餐。我从未提到我们在别的事务中有过共事关系。 彼得和瓦尔特是在巴伐利亚上空从一架飞机上跳下去的。从彼得那里没有得到多少消息。瓦尔特返回以后，他的那些情报都是实实在在的、有趣的。 库尔特·格鲁贝尔是威斯特法伦人，职业矿工，从1933年到1936年，曾经在柏林做地下党的工作，后来流亡到国外。库尔特在苏格兰做过矿工，娶了一个苏格兰女人。他是苏格兰矿工工会会员，出版过一部小册子，书是：《我是一个德国矿工》。 他要跳伞的那架飞机在空中爆炸了，他与乘务人员全都牺牲了。他的妻子得知丈夫死讯之后，表现得非常勇敢和镇定。这些跳伞员的家人全都不知道我们的工作。① ①在一位新任上司领导下，美国机构失掉了对这些工作的兴趣。库尔特·格鲁贝尔是风雨交加的天气起程的，飞机只经过匆忙的维修，乘务人员也没有经验。这只能意味着坠落与死亡。 据埃里希回忆，维尔纳·费舍尔跳伞时，怀揣一份署名劳特巴赫的纳粹护照，几乎可以肯定他是牺牲了。我曾经徒劳地向中央询问过他的情况，德国党领导查问过，英国律师普瑞特也为此做出过努力。维尔纳·费舍尔失踪了。 我想，现在是时间了，这些同志也应该受到尊敬。 战争结束前不久，托尼·卢把一个飞机的小零件交给埃里希，埃里希和我把它存放起来，我们用婴儿车推着小彼得，走到大拐弯附近的森林边上，把这个零件埋藏起来。 由于某种原因，我与中央有好几周没有联系，当我终于想到把这个零件挖出来的时候，却未能找到它。我花费了好几个钟头去寻找，却怎么也未找到准确地点。这种情况在我20年的实践中只有过一次，而一次也太多了。 战争结束数周以后，美国人遣散了我们的同志，与“战略服务研究所”工作便中断了。我的其他联系尚在进行当中。关于同盟国战后政策的情报，对于苏联来说仍然是重要的。 为了庆祝和平，1945年5月到处都在举行盛大的活动。大街上摆列开桌子，还铺上桌布，市民从有限的食物中捐出面粉、猪油甚至一个鸡蛋，当时每人每周只有一个鸡蛋，人们烘制饼干，摆出茶水和汽水。 拉斯基太太组织了我们街道的庆祝活动，一张共同举办茶话会的照片还保存着。我与所有其他的人一道为战争的胜利结束而感到欢欣鼓舞；我感受到了同样的轻松，因为人们不必再为在战斗部队里的亲属而担忧。大家都盼望着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但是在这方面我们的想法是有差别的。 战后随着与“战略服务研究所”关系的结束，我与埃里希的联系也停止了，在这之前他借给我一些有趣的材料：这是一个美军下士的档案，人家怀疑他与共产主义有瓜葛。这是一次有必要与谢尔盖迅速进行特殊接头的机会。他让人立即把大约200页的材料拍摄下来，这是些有价值的材料。 假如我在莫斯科的中央工作，我一定把这些档案材料翻译出来，充当所有情报人员的必修教材。它能够代替关于最严格的地下工作的必要性的任何理论教材。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这些材料涉及到的是一个普通人，除了通常所说的对于共产主义的同情之外，人们对他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一个下土，无论在军队里还是作为个人都不曾扮演过重要角色。但是单单怀疑他是共产党人，审查结果足以写成200页的材料。没有任何遗漏。审查从他的父母亲开始，所有的亲属，从学生时代到他的学徒生涯。所有居住过的地点，他的房东和许多邻人的供词全都记录在案。他的同事，他的朋友，他的读物都记载下来，他的书信，他的休假旅行，他的情人，他的结发妻子，几乎无一遗漏。我在自己的所有经历中，认为这简直是无法令人置信的事情。 战后工党在选举中赢得胜利并组成政府。当时哈罗德·拉斯基，奈威尔的兄弟，是工党的主席。 战后英国经济状况呈现一幅十分可怕的景象。只有向美国借一笔巨大贷款才能挽救它的经济困境。这笔贷款无可挽回地决定了英国对美国早已存在的依附关系。美国和英国开始反对苏联的冷战。如果有谁怀疑这种有计划进行的行动，那么邱吉尔在法尔顿、密苏里的演说便可改变他的看法。遗憾的是，工党常常是追随保守党的反苏路线的。 1945年5月，女房东要迁回“别墅大道”来。我们必须再一次迁居。伦这时尚在德国，在军队里。战争结束21周以后他才被遣返回家。 我对带家具的住宅和那些隔三差五来视察一遍的女房东们讨厌透了，她们对地毯上的每一个污点都表示不满，还要特殊收费。但是像从前一样，要想找到一处带家具的住宅是不容易的，而一处不带家具的住宅，那就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愿望了。一位女邻居偶然间提到一处叫“云杉”的农庄想出租，这处农庄坐落在“柯茨沃尔”山区距大拐弯不远的一座村庄里，柯茨沃尔山及其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距离牛津大约有30公里路程。我去看了一下这栋房子，这是一栋三层的小楼，里面有7个房间、巨大的厨房和许多的附属房间；整个住宅对于我们来说委实太大了。房子里没有电，也无人收垃圾；每天有一趟公共汽车通往附近的城市。但是这里的环境十分美丽，这栋二百五十年的老宅子，有很厚的木板阳台，低矮的房间，被院落、谷仓和荒芜的花园环绕着，我很喜欢，除此之外，房租也只是我们从前所付房租的三分之一。我租下了这栋房子。也许我还能把部分房间租出去，万一我外出时，家里有人照看孩子们。对于发电报来说，一个和别人住在同一栋房子里的人自然是不合适的。 我购置了必要的家具，妹妹们把她们剩余的钱也捐了出来。在长长的走廊里，我悬挂了一些中国明代的绘画。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绘在绢绸上的画非常适合装点这栋古老的农家房屋。 在村庄里与邻人们建立联系是困难的。我们对面有一家地主庄园住宅，这位富裕的地主叫伦斯代尔。他从前是一个著名的海军指挥官。菲利浦亲王年轻时在他的麾下服过兵役。我们住在那里时，菲利浦和他的妻子，后来的伊丽莎白女王，还来拜访过这位地主。其他居民是农业工人或者小农，他们并不像我这样，知道什么是“外国人”。 就这样，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但是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有尼娜和彼得，米沙假期时从他的寄宿学校里回家来。伦偶尔也从德国回来度假。我知道他喜欢柯茨沃尔山区，我们从前骑自行车游览过这里的风光。我很高兴把我们这第一个正式的家指给他看。他回来度假之前，10岁的尼娜便发过一通议论： “我敢打赌，他会激动得整夜睡不着觉，他不会在自己的床上安静地躺着，也许他会不顾一切地从船上跳下去，向我们游过来。” 但是，当他终于从特拉威敏德回来时，他一点没有心思看看我们的房子和田园般的乡村。他来自一个充满了灾难、巨大矛盾、紧张和困难的德国。 我感到伤心，并设法在他走了之后通过在信中描述我们的生活，使他建立起与家庭的联系。 1946年夏天 ……从早晨9点到晚7点，我带着孩子们在斯特拉特福镇①。这是我答应过他们的一次夏日郊游，他们可以大吃大喝一通。喝了四次汽水，吃了三次冰淇淋饼干，逛了两次平价商店，参观别的高级的东西，例如莎士比亚故居，步行穿过剧院大厅。然后在河上划了一次摩托艇，在一处美丽的游泳池里泡了几个小时。 ①斯特拉特福镇为莎士比亚故乡。——译注 1946年2月① ①米沙已年满15岁。 为了祝贺生日，我给米沙买了一条领带，在这之前他眼巴巴盯着橱窗里的领带，看了好长时间，领带是鲜黄色的，印有许多马头。这是一种可怕的风流男子的事情。如果你想送给他什么，一块颜色显眼的绸手帕即可，越俗气越好…… 1946年12月 ……圣诞节过得非常有特点。我把两个德国战俘请到家里来与我们一同过节，他们都住在这个村子里，在伦斯代尔那个巨大的农场里干活；他们都是从为战俘开办的“民主教育营”结业的。我们刚要坐下喝咖啡和吃纯正的胡椒蛋糕，便有人来敲门。进来8位“敲钟人”，按照古老风俗进行了一通表演：他们手里拿着14口钟，各有不同的音响，他们表演了许多圣诞节乐曲，美极了。村民们对于我家的客人似乎感到惊讶，可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我发表了一番关于圣诞节的演说，祈求世界和平，克服战争的敌对情绪。 在这一年里，我又听到一些关于恩斯特的消息，他的处境非常不好。他想返回他的家乡德国来，他问我能否在这方面援助他。他需要向德国流亡者组织证明自己是作为被纳粹迫害者离开德国的。这我当然知道，我可以帮助他。据一位医生计算，他在最后30个月里，每天仅靠400个卡路里热量生活着，他居然活下来了。 我通过玛格丽特的发信人给德国流亡者组织写了一封信，寄往上海铜山路696号。 恩斯特到底未能踏上返回德国的路程。我今天依然坚信，如果他当时能够成功地返回来，我们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会多一个诚实的，能干的，有牺牲精神的同志。 我又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直到1966年于尔根接到一封来自南美洲的信，这是20年以后，第一次得到他的消息。恩斯特在信中写道，他想念欧洲，也很想回来。此外在观点方面他依然如故。秋末我得到消息说，如果我同意，他要来看望我。 恩斯特是1967年1月上旬来的。这是28年以后的第一次见面。我打开门，看见他几乎要晕倒的样子。他无法说话，我其实也无法说话。我扶他坐在一张沙发椅上。他抖做一团，抱怨天气寒冷。我给他煮咖啡，拿来一件毛衣给他披上，当恩斯特冷静下来以后，我才请伦进屋里来。真正平静下来对于他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他显得精疲力竭，神经紧张到了极点。最后他给我讲述了他的经历： 恩斯特与中央的联系，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固执，在罗尔夫在中国被捕以后，很快便中断了。恩斯特找不到工作。1949年中国解放以后，政府要求所有外国人都离开这个国家。恩斯特去了阿根廷，以机械工人身份维持生计。他娶了一个阿根廷女人。现在他十分想念欧洲，最初是他自己先来的，一旦节约出路费，他妻子随后再来。 他说，他很想居住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如果不行，在西德他也可以挣一口饭吃。他没有过高的奢望。不论逗留在哪里，他都要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来生活。他谈了很长时间，而我也并未打断他的话。在听他说话时，我竟忘记了他那虚弱的身体和精神状况。 当他把所有的话说完以后，我问他对中国持什么态度，他明确表示，他同意中国的发展状况。他保证自己愿意忠实地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作，自己决不介入论争①，但是如果有人问他，或者听到有人“攻击中国”，他一定要做出回答。 ①指60年代初期开始的中苏（包括东欧各国）之间的意识形态论争。——译注 伦和我与恩斯特讨论了很长时间，他依然像从前一样固执，寸步不让。 的确，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眼光看世界和从南美洲的角度看世界是不一样的。这一点，不论是伦，还是我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在讨论中以更广阔的视野反驳他的观点，但是所有的理由都被恩斯特批驳回来。这表明他不准备接受另外一种意见。我们仿佛是对着墙壁谈话。 假如恩斯特作为一个人从来不曾有过什么作为，我和伦也不会如此伤心，伦刚刚才认识他，也许我们会很快便与他分手。但是他的所有那些好的品质尚存，诸如意志力，牺牲精神，对于被压迫者的同情心，他们的贫穷状况每天都呈现在他的眼前。 第二天我们带着恩斯特参加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游行，他在青年时代就参加过这种活动。红旗、口号和人群令他颇为感动。当我们踏上弗里德里希费尔德纪念台时，他看见游行的人们向站在平台上的领导同志挥手，他也看见那些同志在招手致意。这时他的眼睛里闪着光芒，他说：“这样好。” 回来后我们接着讨论，但未能取得任何成效。晚上恩斯特乘车走了。伦像我一样感到心情沉重。后来他从西德寄来一封”信，恩斯特在信中写道，欧洲工人阶级没有丝毫希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资产阶级化了。因此他决定返回南美洲去。 从此以后，我再也未听到他的消息①。 ①1977年我得知恩斯特病了，并且生活拮据。当我独自一人躺在医院里时，收到一封他从南美洲寄来的信，他问我能否告诉他我缺少什么，是否重要？在信封棉纸村里后面夹着一张五个美元的钞票。几周以后我得到这位朋友去世的消息。 1946年夏天或者秋天，中央中断了与我一道进行的工作。可能并非由于福特的缘故，因为他的背叛是后来的事情。也许在别的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我是丝毫不知道的。于尔根当时生活在柏林，伦所在的部队也驻扎在那里；我请他和我的哥哥弄清我的情况。于尔根告诉我说，他也听说别人中断工作的消息，这在目前似乎是普遍现象。 我们有一个特殊约定，以备万一失掉联系之用。在牛津班伯里路上距大拐弯几公里远的地方有一处旱桥下的铁路。在第一条横路之后左手第四棵树的地方，在裸露的树根底下应该放着一条消息。我们约定每月的一个特定时间去取情报。每个月我都骑自行车到那里去。那里从未放有什么东西。 中断工作的时间大体上是可以确定的，因为信件里提到过紧缩开支的问题。 致玛格丽特的信： 1946年9月 我现在很少买东西……你想要我的衣服票①吗？…… ①当时纺织品实行定量供给。 伦被遣返以后，可以把他的大衣改染成别的颜色给米沙穿，他现在急需一件……2月中旬以后我将出租一间带膳食的房间。如果你认识什么人，可以介绍我去当“熟练保姆”并带着“自家菜园的蔬菜。” 伦终于被遣返回来了，他在伦敦接受了玛格丽特介绍的一份工作，在一家工厂里，这家工厂发明了一种合成材料喷射成型方法。托尼·卢也在那里工作，他们二人是在这里相识的。 在我们这个地区是没有希望为伦或者为我找到一份工作的，即使有工作，我把三岁的彼得放到哪里呢？退掉房子，我也做不到，我们再也不可能找到这样便宜的住房。伦敦根本就没有空房。伦交替着住在我一个妹妹家里。 1946年和1947年之间，英国经历百年来最严寒的冬天。大雪纷纷下了一周，风雪交加，煤很紧张，交通运输在全国几乎陷于瘫痪。有250多万工人陷于失业状态。 我们的房子里有七个冰冷的房间，用火炉保持两个房间温暖都是困难的。 当时的农村尚不通电，我对于用冒烟的煤油灯，用煤做饭，用铁熨斗熨衣服已经烦透了。抽水泵冻住了，水管子也裂了。 给父母亲的信： 1946年—1947年冬天 看样子明天我得再一次花上三个钟头把我们一家从大雪里挖出来。没有公共汽车在行驶，人们感到孤独和封闭，农民们心情沮丧。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坏年头儿，似乎也是一个政治上的坏年头儿。美国的外交政策是灾难性的。人们当然知道它的路线，但是我没想到他们会采取这样残酷无情的公开行动。他们一点儿都不掩饰自己，他们到处插手，想扼杀各国的左翼运动，他们建立反对俄罗斯的军事基地，他们要尽可能多地占领战略据点。希腊和土耳其事件，他们公布这些事件的方式，他们为此而选择的时间，全都是走向下一次战争的重要步骤。我感到沮丧和可怕。我在新闻汇编上所读到的回答是愚蠢的和轻率的。大概的意思是：“这将给希腊带来一个更加民主的政府，因为美国将坚持这样做！” 附言Ⅰ 我们现在完全与外界隔绝了。著名的大雪堆在整个村庄里靠近我们的房子，有屋脊那么高。 附言Ⅱ 对副食商店三呼万岁。四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徒步来到村里。每人背着一个装有80磅面包的大口袋。我将把这封信交给他们。 1947年早春 我的第一位付钱的房客又走了。一张托盘上放满好吃的东西，给一位年轻女士端进屋里，伺候她“在床上用早餐”，我感到非常滑稽，但这样却增加了收入。 我下定决心，要尽可能地自己养活自己。为此，我们的菜园是够大的。 致于尔根： 1947年5月 令我十分惊讶的是，我在菜园里播下的所有种子，果然全都长出来了，当然不及杂草长得那么茂盛，我相信可以除掉它们。 的确，不久我们便有了一个收成颇丰的菜园。与我一生痛恨的家务劳动不同，经营它给我带来许多乐趣。我那些花椰菜头，甚至得到专家的称赞。我买了许多鸡，让母鸡孵卵。我还买了一只五个星期的小猪。孩子们非常喜欢它，我必须答应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要杀它。 我在1947年给于尔根的信里提到了伦和他的职务： 伦在他的工作中颇受人尊敬。他是那样地精疲力竭，除了这种本职工作和睡觉之外，什么都不能干。就这样我们两个人陷入一个道德的泥沼，由于他的泥沼在伦敦，而我的却距离他的有120公里，情况就更为糟糕。当了三年兵，现在每月又只能回来两次，即使我愿意这样，也是不好的。玛格丽特，现在我的床就是我的大学；每天晚上我在床上读一篇于尔根的讲义。我非常欣赏他的语言。 1947年6月，趁父亲休假之机，父亲母亲都到我家来。他们的假期结束之前不久，一天夜里2点钟左右，我听见他的房间里有呻吟声。母亲的心脏病发作，服药仿佛不管用。村里惟一的电话机设在绿色广场上，已经不能用。我骑上自行车以最快的速度到附近城里去请大夫，他用自己的汽车把我带回来，但为时已晚。母亲躺在那里去世了。大夫即使早来一步也无济于事。当时母亲忍受着巨大痛苦，在离开她去请大夫的时候，她说：“上帝啊，好孩子。”她想到了于尔根，这是她的长子，在自己的孩子当中，她最疼爱他。 母亲被安葬在我们村子里最美的古老的墓地里。她的墓碑上刻着她的姓名，末尾作为哀悼者，除父亲之外，还有她的六个孩子的名字。 父母亲结婚45年，一直生活得幸福美满。现在父亲害怕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到卧室里去。他留在我的屋子里，写作他那部关于殖民地国家人口问题本质的著作。只要有机会，我便陪同他去散步。父亲经常去墓地看看。父亲是个具有进步思想的人，他对自己的行为发出尴尬的微笑，但他还是要不断地到那里去。我告诉他，从墓地正好可以看到农村的美丽风光。他很感谢我。 伦的公司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塑料当时还被认为是皮革的不好的代用品。分开过日子对于我们来说开销太大，我敦促他回到大拐弯来。1947年夏天他在班伯里一家铝厂找到一份工作，这家铝厂有3000员工，距我们家20公里远。他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每天骑摩托车上班。 我已经有9个月没有听到中央的消息了。我再一次强调，我并非有什么不满，我从未把我为它所做的工作视为维持生活的来源，而是视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活动。中央的态度肯定是有理由的，这一点后来得到了证实。尽管如此，我依然感到不愉快。这么多年我就是为这件工作而活着的，可如今这么多天无事可做。我觉得很难告诉詹姆斯和托姆我们与中央没有联系了。托姆是受过训练的，他会发电报。我从詹姆斯那里搜集的情报却无法传达出去。詹姆斯本来可以离开空军，回去干自己的职业，可他却按照我们的愿望，在很长时间内尽职尽责地工作。我在书里很少提到詹姆斯和托姆的情况，每当我想到英国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那部分人，他们便会出现在我的眼前。 詹姆斯死于白血病，当时他还年轻，在某些人身上死亡是很难令人接受的，这不只是由于我与他们有密切关系。他为人是那样正派，对生活充满乐趣，他是那样乐观。与托姆我们也不愿意彻底断绝关系，尽管与他的工作停止了。但是我们无法长时间地享受这份快乐，不久我们便发现，即使没有工作，我们也会威胁到他的安全。 由于我和伦不愿意长时间不参加政治活动，于是我们决定加入英国共产党。不过我与党的联系较少，因为我属于班伯里的较远的基层党组织。伦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在他的工厂里有8位同志，他们分散在不同的班组里工作，他们当中至多有3个人能碰到一起，而且也只有在冬天里。 如前边提到的那样，1947年8月或者9月间，我从一位奥地利同志那里听说，吉姆曾经到他那里去警告我们不要再继续活动。遗憾的是我们本来就不再工作了。 在8月份或者9月份，亦即父亲还住在我家的时候，他是10月份离开我家的，有一天有人敲门。我打开门，只见两位先生向我鞠了一躬，其中一位先生跨进门来之前，非常快地，连口气都未喘便说道：“多年来您是俄罗斯间谍，直到芬兰战争时您才感到失望。我们知道，您在英国已经不再活动，我们来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逮捕您，而是为了请求您的合作。” 这种突如其来的心理袭击，显得十分可笑，我丝毫未感到惊慌，我不得不努力克制自己，以免笑出来。我反问道：“进来喝杯茶好吗？” 二人显得有些扫兴的样子，对我的提议表示同意，并在我的要求下出示了自己的证件。 伦当时正在屋后花园里什么地方，父亲正坐在我们楼上的屋子里工作。两位先生说了几件我在瑞士工作时的事实，这更加强了我的怀疑，是福特①出卖了我们。他们一再强调，说他们知道自从“苏联侵入芬兰”以来，我对共产主义失望了，说他们知道我是合法的英国公民，在这个国家未做过错事，因此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为什么我不愿意与他们合作并谈一谈在瑞士那段时间的经历呢？ ①福特即吉姆，原名叫艾伦·福特。——译注 我向他们证实了我的合法性，但是我认为我没有义务向他们讲述我成为英国公民之前那段时间的事情。关于我在英国居住这段时间的事情我是愿意讲的。 他们一再重复，说他们知道我在英国未犯什么错误，他们惊讶地问我为什么拒绝说出，我已经认识到了共产主义的意义。 我当时想：我们订阅英国党报，还是党员。父亲曾经是左派自由德国运动主席。于尔根的政治书籍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回答说，虽然我曾经有过失望，但是我不能说自己是反共分子。除此之外，照我看来，英国公民的合法性和左派观点并不矛盾。 官员们想跟伦谈话。我唤他进来并问他们，我要不要回避。不必了，这没有必要。他们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知道，您是艾伦·福特的好朋友。”伦回答道：“福特？是啊。他现在做什么呢？”他们不耐烦了，我给他们倒茶。伦自然也拒绝讲述在瑞士那段时间的事情。他们最初以为他也是个反共分子。尽管我们事先并未约定说什么，伦所说的话大体上也像我一样，据我记忆，用的词几乎都是相同的，他说，虽然他有过失望，“尽管失望”，却并非仇恨共产党人。 他们心平气和而又毫无结果地告别了。告别时，他们之中的一位先生说：“这里太美丽了。我也愿意住这样的地方。”我回答说：“这不难，我出租宿舍。” 这次来访引起了我们的思考。叛徒福特果真“保护”了我们并向英国军事特务五处（反间谍机构）汇报了我们对于芬兰战争的“失望”吗（在他那本当时我们尚不知道的书里，据我所知，他提到过我们对苏联与法西斯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失望）？ 军事特务五处是相信了他，还是他们利用这个诡计来稳住我们，以便识破我们的真实面目？在这次来访之前和以后，都无人监视我们。判断这种事情，我们是胸有成竹的。 我已经不记得福特的书是什么时候来到我们手头上的。总而言之，从军事特务五处这次来访算起，我们在英国已不再为中央工作。但是，这件事情完全是由中央决定的。 10月份时，父亲感到身体不适，他返回伦敦后便进了医院。父亲得了癌症。 致于尔根： 1947年11月 别人①已经把爸爸的死讯告诉你们了，最近几周我没有给你们写多少信，我觉得把他每日逐渐衰弱的悲剧性细节写给你们没有多大意思…… ①指作者居住在英国的其他姊妹。——译注 爸爸直到最终表现得很了不起，在某些方面甚至令人想象不到地了不起。在这之前他从未真正得过病，现在他证明自己是个勇敢的和能够忍耐的人。他几乎从未叹息过，我们每次去探望他时，他都表现得既激动又感谢，在最后几天，当我们当中有谁去探望他时，他还微笑。直到他去世前三天，偶尔还谈些现实问题，如新的预算案，道尔顿①的免职等等。 ①英国财政大臣。 他有幸看到了第一卷关于殖民地人口本质问题的书。当我和布莉吉特一起在那里的时候，布莉吉特给他读了你关于11月7日纪念活动的那封信。星期一晚上他还在谈论各种各样的话题，星期二他睡着了，只有晚上6点到8点之间醒过一次。然后他又睡着了，再未醒来。事先我们早已知道会是这样，最后两周我们只能期望这个结局。尽管如此，这还是一次沉重打击。 父亲去世时，于尔根收到许多封信。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一封吊唁信，是由威廉·皮克和奥托·格罗提渥签字的。我从中摘录几句： 1947年12月12日，柏林 ……他的辞世是德国人民的一个沉重损失，因为库钦斯基教授不仅代表了现代进步的科学与研究，他有意识地用它们来为德国工人阶级服务，在英国流亡期间，他深感自己是与德意志故乡密不可分的，与它一起承受苦难，为了它而斗争。为了德国反希特勒势力的统一，他付出了自己的全部人格力量。他对待具有不同思想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无可指摘的客观性和始终不渝的宽容精神，使他在不列颠成了进步的民主的德国人的中心…… 图尔帕诺夫和阿布拉莫夫同志，以苏联驻军的名义在他们的信中写道： ……他的一生是为他的人民和全体进步人类崇高目标无私服务的一生。 我致于尔根的信： 1948年1月29日 在读这些信的时候，我深受感动。我是多么希望爸爸和妈妈在世时，能感受到一点这种荣誉和真诚的爱慕啊。 于尔根曾经设想过把父母亲接回德国来。 敦促伦回到大拐弯来，是我的一个错误。班伯里的工作是单调的，对于体力来说是沉重的；他痛恨这里的工作，而且根本看不见改变处境的希望。伦是不会丢下我不管的，但是，被拴在这种枯燥无味的工作中，必须养活一个女人和三个孩子，却又看不到摆脱这种处境的出路，他可没有这样设想过自己的一生。他深深怀念在西班牙的那些生机勃勃的日子。 伦作为战车驾驶员，穿行在枪林弹雨之中，损伤了耳神经，留下了不断的耳鸣和头痛的毛病。他的工作令他疲乏，值夜班又加强了他的神经性失眠。他的情绪越来越消沉，有时一整天不说话，深居简出。我也感受到这种痛苦，却无法帮助他。我自己的生活也陷入困境。日子不能这样过下去。 致于尔根（无日期）： 关于我自己简直没有值得向你报告的。在给孩子和男人创立一个家之前，我的生活暂时可以被视为是毫无价值的。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不幸，但是对于这种生活来说，每个人又都大好，太重要了。 ……写作？我当然很愿意做这件事情。我常常考虑能否为你们写几篇文章。写点关于这里的德国战俘的心理状态和处世态度的东西？写点关于普通工党成员对待危机的态度或者关于美国的东西？你有什么可以向我建议的题目吗我用英文写过一篇文章，伦认为写得好，符合我的“生动而有魅力”的风格。我梦想着他们能够接受，然后我会向他们建议写一系列文章（我的文章给退回来了）。 其实，我们并未生活在一种持续不断的沮丧情绪之中，孩子们在调剂生活并带来欢乐，我们与迷人的自然风光保持着密切联系。一旦我感到心情郁闷的时候，便跑到我最喜欢的草地、田野和连绵不断的山岗上去观看风景。 由于我有一个家庭、大房子、花园、房客、家畜等等，所以我没有多少空余时间，不过我还是尽量利用空余时间，来阅读那些久已荒废的马克思一列宁主义著作，我参加了“工人教育协会”，它就坐落在附近一个叫奇平诺顿的小镇上。“工人教育协会”是接近工党的组织。 我设法使自己目前的生活过得更丰富些。但是，从我断定中央不会恢复联系那一刻起，我便想着返回德国去。为此我必须与于尔根谈谈。1948年1月份，我想去见他的尝试未能实现。 致于尔根： 我想去拜访你们的申请被美国军事当局拒绝了。他们说，进入奥地利和德国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才是允许的。 女秘书是个小小的顺民，令我根本看不到希望。她把我的申请书放在卷宗里说，我可以在夏天的时候来问问。尽管我本来对此并未抱多大希望，现在我仍然感到非常失望。在这里我像旱地上的鱼一样。在德国我会工作得很好。我想亲自去德国看看，去感受一番…… 从政治上来看，这世界还是颇为令人振奋的。我完全相信未来，我也常为它而欢欣鼓舞。目前许多人犯的错误是，混淆了反动派的疯狂（还会更厉害）与反动派的力量。当然，我常常在思想上也担心他们在灭亡之前，还会为世界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从建设的第一天起，我就对新德国的许多问题感兴趣。于尔根不断地给我寄资料。 致于尔根（无日期）： 你们寄来的那些诗歌，大部分我都不懂。是我的过错还是诗人的过错？昨天我收到了《快活信念的国家》①。就在同一天，说得准确些，是在夜里我便读了它，我觉得很好，我甚至想建议你集中精力创作儿童文学。这本书充填了一个我历来想自己去充填的空白，但是你的书比我想象中自己的书好得多，你写了这本书，我便没有后顾之忧了…… ①作者为于尔根·库钦斯基，文化与进步出版社，1949年，柏林。 非常感谢，特别是那一期《经济》。工人教育协会请我去谈谈德国战后经济与欧洲的关系，这些新的生产数字来得非常及时…… 你发表在《劳动》上的那篇文章《德国对外经济与投资》，我觉得特别有趣。这篇文章至少为我说清楚了许多问题，它的风格是清新的，不同于各国新闻界那些单调而空洞的文章。 你想写一部家庭历史，我认为这完全是发疯。假如你能给我说的再详细一些，我的看法也许会缓和一些。除了爸爸和你之外，我们不可能宣扬家里的任何人。一位祖父是个银行家，另一位挥霍了他的半个家产。一位曾祖父曾经在加里西亚推着小车贩卖鞋带；另外一位大概在政治上是个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但是，也许你会使这一切具有更多的历史社会意义①？ ①《回忆录：于尔根·库钦斯基成为共产党人和科学家的教育》，建设出版社，1973年。 22点15分，该是为伦准备夜餐的时候了，他将从晚班回来了。 1949年1月我终于能够与于尔根在布拉格会面。他在捷克同志家里为我借了住房，他们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当我见到于尔根时，也许是太高兴的缘故，霎时间在英国的情景全都涌上心头：与中央中断了联系，伦对他的生活的不满，对钱的忧虑，无法确定的前途。如今把一切都说出来，听到有人给出主意，该是一种多么轻松的感觉呀。我拥抱于尔根，两眼潮湿并且一再地说：“我太高兴了，现在一切都好了。”这时我居然完全忘记了于尔根是个不善于倾诉衷肠，感情外露的人。他想简短地了解一下我的计划，看看能否帮我一把，除此之外，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在布拉格是很忙的，只有两次各给了我半个小时的时间。于尔根告诉我，没有中央的同意，我在德国停留是困难的。 于是我决定到布拉格的苏联大使馆去，把一封给中央的信放在那里。信封上写着“武官处”。收信人写的是：“军事情报局局长，莫斯科，阿尔巴特街”。寄信人写的是：“索尼娅，巴西。” 信本身是用密码写的，我提到了中断联系的事情，并请求允许我回到德国去。我再次重复了失掉联系之前我们隐藏情报的地点。 致玛格丽特： 1949年6月6日 格哈特·埃斯勒事件①在这里的确令人振奋。恰好在于尔根最后一包书到达那天，报纸上发表了一份声明，呼吁人们给他寄书，为此我利用了于尔根的包裹和他那部“意志与知识”丛书中的著作。在这段时间里，书籍在我的生活里起了巨大作用。 ①格哈特·埃斯勒在美国遭通缉并逃跑，在英国被捕，后来由于群众强烈抗议被释放。 致于尔根： 1949年冬 一年一度围绕漏风的窗户和冻裂的水管子的斗争又开始了。连尼娜的一对老鼠也冻死了，这对于她是一个特别沉重的打击，因为老鼠妈妈怀孕了，尼娜为这件大喜事准备了一个名单。 读了舍尔的《相逢》，我喜欢其中的两章；读了珂罗惠支卷，在她的画里比在她的日记里能更多地看到她生活的形象。 关于北极地区的短篇故事中有一篇特别出色（戈尔巴托夫《出生在黄瓜土地上》）。没有一句宣传的语言，没有伤感的描写和标语口号，许多别的俄罗斯小说都设法借助斧头楔进读者脑袋里去。出色不是确切的语言。我把它用英语译给伦听，他说：“非常动人和有魅力。”这个评语是对的。还有一本书你们必须读：艾略特·保罗的《黄石公园河畔的精神城市》。它对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请与斯坦贝克的《任性的公共汽车》做个比较，你会明白，斯坦贝克只不过是个可怜的玩弄辞藻的人，十分庸俗，与人们没有关系。保罗几乎选择了同样的典型，也采用了粗俗语言，但他却取得了另外的效果，他是爱人的，是了解人的。 米沙来信很少，但他的信却十分令人高兴。他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居120名大学生中的第5名。他的新生活过得十分充实。 米沙在亚伯丁大学得到一笔奖学金，他学习的是哲学。他非常聪明，但对于实践中的事物却不感兴趣，也不信赖。 1949年秋天，伦发生了摩托车事故。工厂听说需要拖很长时间才能再开始工作，于是便解雇了他。 致于尔根： 1949年10月17日 ……伦住在班伯里医院里，一只胳膊有两处骨折，一条腿有两处严重骨折。医生估计，腿需要打8个月的石膏…… 1950年1月28日 ……伦整天在家里，这对于彼得来说自然是太好了。他们一块玩搭积木，傍晚有半个小时是他的“世界”节目。在“世界”节目中回答他想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看插图书籍，有关于动物的，关于发明的，关于地理和机器的。伦很会深入浅出地解释各种问题，尼娜和我常常也听得入迷。就这样，骨折倒成了一件好事情。 一旦伦能站立起来并带着石膏绷带活动，我便又去咨询去德国的签证问题。现在可能性是有的。我能够不经中央允许便冒险去尝试一下吗？中央并未回答我在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发的信。我不能长期无所作为，我几乎没有什么积蓄了。 我骑上自行车又到旱桥下的铁路那里去了一趟，我终于在我们的树下发现了一张纸条。我去德国的旅行得到了允许。这消息及其中包含的内容，使我感到十分幸福。 出发之前我挖出自己的党证和电台，从陈旧的美国军用物资中买了四条带拉链的防水布袋，士兵们托运自己的物品都用这种布袋。用它们装我们的全部家当。口袋很实用，既结实又几乎无分量，直至今天我们还用来装我们的旅行物品。 我想尽办法动员伦移居到我的一个妹妹家里去，她们每个人都准备接待他，但是他宁愿住在大拐弯，直到恢复健康为止。 在目前的情况下，伦尚无法决定自己未来的出路。一旦能工作，他想迁到一个工业城市去，在那里他能对党有用处，并且等待着我和中央有什么说法。这是一次前程未卜的离别，也许是一次永远的离别。最初米沙也必须留在英国，他当时已经18岁了。尼娜和彼得作为未成年人登录在我的护照上，他们可以跟着一同走。 按照公开的说法，我是去德国探亲。我们从伦敦起飞，经汉堡到达西柏林，再从那里乘车到达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我给住在施拉赫滕湖的于尔根打电话，当时是夜里10点钟，孩子们在四面通风的火车站里忍受着寒冷坐在我们的口袋上。玛格丽特来到高速铁路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她告诉我们说，她们刚刚搬家，于尔根住在朋友家里。我们来的机会不对。我们到哪里至少住这一夜呢？我们跟着玛格丽特徒然地从一家饭店走到另一家饭店。大约午夜时分，今日“索菲娜”饭店的看门人告诉我们，在现在的威廉·皮克大街上，罗森塔尔广场附近，有一对老年夫妇向旅行者出租房间。 我们揿了好长时间门铃，才唤醒女房东，她收留了我们。 两个孩子合伙睡在一张又潮又凉的床上，我睡第二张床。 时值3月初，房间每三天用三四块煤烘暖一次。周围环境当时还相当荒凉，许多小酒馆，许多醉汉，许多房屋都被炸毁了。彼得是惟一一个觉得这卧室非常好的人，因为他可以从第四层楼上往大街上吐唾沫。 于尔根通知了大使馆或者苏联的什么人，说我来到柏林。没有中央的允许，我无法如我自己希望的那样，再一次成为党员。最初只得孤零零地生活着。于尔根组织我们在文化联盟用午餐，还给我们弄了够几周用的钱。我们没有食品票，我们早餐吃得很节俭，并尽可能推迟到罗森塔尔广场附近一家饭馆里去用餐。我们无法长时间地呆在我们那冰凉的房间里，午间我们早早地离开家，站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前的桥上看海鸥，然后我们再徒步去今日奥托·努什克大街的文化联盟。那里所有的客人我们都不认识。惟一一个人，当他听见孩子们只讲英语时，与我们友好地打招呼的，是波多·乌塞①。饭后我们大多是去德苏友协取暖，并在那里看一次电影。 ①德国小说家，曾在西班牙任国际纵队政治委员。1954年访问过中国。——译注 孩子们应该赶快学习德语，我得把他们送进学校里去，但我还根本不知道我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没有德国护照。于是我再一次决定把孩子们托出去，直至把一切办理妥当为止。 在芬肯克鲁格还有一家半私营的幼儿园，就是奥罗要向纳粹告密幼儿园园长的那一家。女园长张开双臂欢迎我的两个孩子。就是从她那里我听见了奥罗的那些危险举动。厄娜参加听学校的课程，比起迷迷糊糊而又胆怯的彼得来，她的德语学得快多了。我仍然住在我们那个房间里。 直到4月底我才听到中央的消息。一位负责的同志专门为了这次会面从莫斯科赶来，他请我到一家住宅里去赴宴。 我向他详细汇报了最后几年在英国的情况。他对一切都表示理解。他向我解释说，中央必须在长时间里中断联系，但是钱和给我的一则消息还是放在树底下了：在旱桥铁路后面第四棵树下，但未考虑到十字路口。收到我从捷克斯洛伐克寄出的消息后，才弄清楚隐藏情报的地点。不是中央，就是我弄错了。 他问我是怎样设想自己的未来的，他们为我准备了各种不同的工作可能性。我感到惊讶。在福特事件和长时间的休息之后，我根本不再考虑为中央做工作。我希望自己过我国的公民和党员的生活。这位同志同样感到惊讶，他坚信我会继续为中央工作的，他想方设法以同志的方式争取我的同意。我告诉他，我与苏联以及与我迄今为止的工作的联系，像从前一样，是坚贞不渝的，但是我的神经和集中精力的能力已经不如从前了，我干了20年已经足够了，现在是我定居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时候了。他应该理解我的心情，在离开这样长时间以后，我想留在自己的故乡，回到党里来。党会给我找到一份工作的。 我们讨论了很长时间。这位同志请求我再想一想这一切。我坚持自己的意见。 的确，尽管我还尚未弄清楚自己的处境，从第一天起我便感到自己很幸福。有人称我为“同志”，我吃了一惊；有人在大街上讲柏林方言，令我容光焕发。 摘自一封致妹妹们的信： 1950年年初 我在这里的生活自然完全不同于在美丽的与世隔绝的大拐弯的生活。我在吸收一切。剧院，电影院，各种各样的困难，进步、消极的和积极的人们；我每天读三份报纸，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我倾听我遇到的每个人说话，像挤柠檬汁一样，把他的话挤得干干净净。我参加各种各样的集会，逐渐对各种事物得到一种感觉，我准备开始做工作。究竟做什么工作，尚未确定。我希望干一件重要职业性工作，晚上还参加社会活动。但是，家庭问题又来了：孩子！于尔根这个残忍的家伙，建议我永远把他们放在幼儿园里，即他们现在住的那个地方。我坚决不同意。一个家庭也许会分开几年，这已经够可怕了，两个年幼的孩子，我无论如何也要留在身边…… 苏联同志在他们居住的卡尔霍斯特区给我弄到一处住宅，三周以后，即5月下旬，又在他们的居住区之外，给我找了另外一处住宅。我不喜欢这套住宅，它的光线黑暗，门前有一个大垃圾堆，隔壁是一家酒馆。我几乎整天坐在公园里读书，这就是现在的动物园。 大约在5月中旬，我的愿望实现了：中央把我与德国党的联系建立起来。党中央干部局长维利·克灵同志接见了我。从第一天起直到他1973年去世，我与他保持了一种具有完全特殊意义的友谊。我希望许多与他长时间相识的朋友当中能有人把这位无畏的、坚定的，从不动摇的德国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写下来。 1950年夏天，在与维利·克灵商谈之后，我开始在当时的“情报部”工作，任新闻处处长。这个工作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但是我又感到幸运。格哈特·埃斯勒领导这个部，我这个局的局长是阿尔伯特·诺尔登同志。德芭·维兰德是苏联处处长，后来进了部领导。大约工作开始后半个小时，处长们在格哈特办公室里开会。他和诺尔登同志已经看过了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新闻，我们当时称诺尔登为“孔尼”，这个名字是他从事地下斗争时留下来的。他们对形势做出评估，他们表达自己思想时，常常快得令人惊讶，直至他们把世界上阶级斗争的画面形象地摆在我们面前。德芭·维兰德在这段时间里读完了苏联新闻，平心静气地讲出她经过慎重思考的意见。 格哈特·埃斯勒是个非常遵守纪律的工作人员。从不迟到。如果他到外地出差，清晨5时回来，他总是按照惯例，8时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在谈话过程中，他会忽然从提包里拿出一个凸凹不平的铝饭盒，从中拿出两片面包，有时还拿出一个苹果，在不打断工作的情况下，开始他的早餐。 孔尼·诺尔登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与他每天都有工作接触。他以机智的语言和笑话，使自己的指示和批评变得有滋有味。通过于尔根我已经习惯了这一点，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好的合作和学习方式。德芭教给我如何从方法方面深入把握新鲜事物。她那同志式的帮助令我得益良多。不久，我便负责每月出版两次的针对美帝国主义的公报，后来又负责发给所有报纸的政府每日要闻。 我们得到一处较好的住宅，我把孩子接回家来。彼得人了一年级，下午进一家当时尚拥挤得爆满的托儿所。他学习的首先不是德语，而是柏林方言。他一时很难适应这里的生活，每当我傍晚准时回家时，他便感到很幸福。我永远忘不了有一次他是如何拥抱我，运用他刚刚学到的新词汇满脸笑容地问候我：“你好，老母猪。” 14岁的尼娜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不久她便忘记了自己搜集的那些英国国王家族的照片，成了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热心的盟员。 中央同意伦迁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统一社会党将给他介绍适合他的能力的工作，保证给他作为一个同志和抵抗战士所应得的关照。我把这里的建议转告给他，伦来了。 伦在维利·克灵支持下开始了在德意志新闻通讯社的工作，在那里呆了20年。当时的领导人是格奥尔格·汉森和马克斯·卡哈内，从1953年起换了德芭·维兰德，他们都颇为称赞他的工作成绩，也颇为理解他的困难。伦作为同志的正直，他的高尚道德情操，他在从政治角度利用英美新闻方面所做的忘我的和高水平的工作，受到所有同仁的称赞。每当他情绪不稳定时，大家都会关心他。 伦回来一年以后，米沙也决定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全家人重又聚在一起，我感到非常幸福。 与中央的关系结束了，我听不见来自苏联的消息，我也不再期待什么。在我看来过去的事情已经结束了，我要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干适合我做的工作。只有维利·克灵了解我生活中的某些事情，他认为我应该把自己的勋章拿回来，因为住在际联的朋友们提到过这件事情，令我十分惊讶的是，我真的得到了它。关于这件事情，我已经说过了。 1953年，我的单位换了名称、任务和领导，我与新领导的关系不怎么融洽。有一次我忘记锁保险柜，里面并无保密材料，我受到了党纪处分，说我“缺乏警惕性”，几乎要开除我公职。我得到一个很坏的评语。除此之外，还指责我有“小资产阶级倾向”。我无法摘掉这顶帽子，这简直是对“命运的嘲笑”，我实在忍受不了。我开始在外贸部工作。 早在情报部工作的时候，我就利用一切机会从事新闻和文学写作。格哈特·埃斯勒和孔尼·诺尔登在我发表了第一篇新闻报道之后，曾经鼓励过我。我是在维利·克灵帮助下进入外贸部工作的，在外贸部工作期间，除了做好新闻处长的本职工作之外，我还为我们的出口工厂撰写报告文学小册子。读者的反响和魏斯科普夫的一篇积极的评论，增强了我的自信心。为了以几乎50岁的年龄实现旧日的梦想，再一次转换我的职业，我需要这种自信心。 1956年我辞去固定工作，开始写我的第一本书。从此以后我不断地从事文学创作，直到我撰写这些回忆录的时候；这部回忆录我并不认为是文学创作。 人到老年又从事一种职业，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它将对人提出许多的要求。也许是兴趣所致吧，我并不是怀念旧日的光阴，而是努力把握今天。不过，无论如何我也不可能完全脱离这种过去。 在睡觉当中一个噩梦折磨着我，有一个敌人在跟踪我，再也没有时间去销毁情报。 我来到一个新的风景区，发现了一个适合隐藏材料的地方。 过去！在七年前的一次老战士旅行时，在莫斯科的一次招待会上我遇到一位苏联老同志。简短的谈话之后，我们幸福地拥抱在一起。这就是娜达莎，她就是安德列任我的上级领导时的一位工作人员。 这次会面令我们多么激动，大概只有老人们才能理解。我邀请娜达莎来柏林到我家来。她问我是否认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奥尔迦·贝纳里奥》这本书的作者，她很想去柏林时见见她。当我说这个女作家就站在她面前时，她又一次拥抱了我。娜达莎76岁了。战争年代她参加过战斗。现在她已经作为上校退休了。我们经常互相拜访。有时我们互相看着对方，觉得我们二人居然活下来，简直是个奇迹。 当我被请求把这20年的生活写下来的时候，过去重又复性了。在我放弃用沉默保持遵守纪律的习惯之前，我仍然感到是有障碍的，并且需要有人做出保证，尽管如此，党请求老同志们（我并非惟一的一个）把他们的回忆写下来，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情。 1969年，我家出乎意料地接到一个请帖。像32年前一样，让我穿戴得好一些。这一次我穿的不是灰色衣服，而是一身黑色衣服。 我第二次被授予红旗勋章。 我默默无言地站在同志们面前，于是我想起了米哈伊尔·加里宁，想起了装满年轻红军士兵的卡车，想到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遭到法西斯军队的杀害。我想到永别的同志，他们理应三次获得这样的勋章，然而却不再活在这个世界上。 现在出版我的回忆录的合同正在准备之中。 我把这部回忆录献给那些为创造现在，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基础，而快乐地生活过，战斗过并做出了牺牲的人们！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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