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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莫斯科时，有人来接我。安德列同志在情报局大楼热情地欢迎我。他说我面带病容；比起18个月前离开莫斯科时，我的体重减轻了20磅。他要送我去看医生，被我婉言谢绝了。我们谈了在奉天的工作，他向我询问了罗尔夫的情况。然后他建议我跟罗尔夫一道去波兰。安德列丝毫不知道我与恩斯特的私人关系；关于孩子的事情我未向任何人透露。我刚才还以热情的语言谈了罗尔夫的情况。安德列记起来，我当初是反对离婚的，从他的角度来看，那是个充满人性的，合乎逻辑的建议。 尽管我的身体状况不佳，这一次怀孕也不会使我陷入一种需要帮助的处境，在这九个月里我的身体状况大概会一直这样下去。我并不惧怕单独承担要求我做的工作。现在到处都有在外国忍饥挨饿的德国流亡者和被希特勒法西斯分开的家庭。我可以一个人去波兰。罗尔夫和我都不曾想到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居住在一起。我当然知道，罗尔夫凭着他的职业可以为我提供一个体面得多的公开身份，而他第一次为中央所做的工作中，若能与我在一起，对于他来说肯定会更有益处。有两件事情令我担心。在某些方面罗尔夫显得天真，做起事情来容易从错误的设想出发，他就是凭着这样的设想，构建了一座完整的大厦。这样会使他做出错误的决定。除此之外，他是个软心肠的人，不懂得全力以赴。第二个担心被证明是多余的。他处理危险事情是镇定自若的，不会耽误事情，不会像某些粗鲁之人那样，轻易丧失理智。他的风度，尤其是他对待女人的那种无可挑剔的礼节，使他在资产阶级社交界出现时，很容易讨人喜欢，许多门路都向他敞开着。 我同意中央的计划，去波兰，罗尔夫的事情应该由他自己决定。我已经不记得，我走以后，他在去欧洲的旅途中是否遇见了在莫斯科的朋友们，他是否并未停留便去了伦敦，我是在那里向他传达了建议。他坚持自己的决定，在孩子生下来之前，不让我单独行动。 尽管罗尔夫给恩斯特和我往奉天带过发报机零件，作为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在艰苦条件下经受了多年考验，但我从未向他讲过我在上海的工作。里夏德·左尔格被杀害以后，他才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而不是通过我知道的。经他手装修的那家照相器材商店老板，在地下工作中与我有联系，罗尔夫是在若干年后出版的那本关于左尔格的书中才知道的。 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我最后去拜访了通讯学校，也看见了马莱克，他是我们班上惟一尚在莫斯科的人。然后我带着米沙去列宁格勒，从那里搭乘轮船用了五天时间去伦敦。在船上的第二天，餐厅里的所有花瓶全部固定起来，海上刮起大风。照理我也应该采用同样方法，把米沙的夜壶固定起来，它像装上发动机一般从船舱的这一个角落滑向另一个角落，直到破碎为止。我晕船太厉害，无精力去顾及它。 我的父母在伦敦码头迎接我们，我已经五年的时间未见过父亲和妹妹们，现在我终于又见到了他们大家，在我们之间立即又恢复了旧日那种真挚的关系。最年轻的莱纳特只有12岁，便称自己为共产党员。与我们不同的温柔的萨碧内已经17岁了，她是惟一继承了母亲的美貌的人，在这方面我是最吃亏的一个。23岁的“哭百精”聪明，好虚荣，有责任感。布莉吉特比我小3岁，已经在瑞士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对待当前的职业始终是那么勤奋和热情。于尔根和他的妻子、孩子也生活在伦敦。 对于我来说，现在这里就是“家乡”。与施拉赫滕湖畔的别墅相比，伦敦NW3号要寒酸得多，那里有许多房间和一个延伸到湖畔的巨大花园，父母亲在这里仅住着三个破旧的房间。当然，大家都想念我们在那里成长起来的房子，想念我们熟悉的那个环境，但是不论父母亲还是妹妹们都并不过高估价物质财富。即使这处住宅也由于父亲的学术工作而获得了它应有的气氛；他的写字台上摆满上千页洁白的纸张，上面写满他那密密麻麻的均匀的手迹。 在摆放父亲书架的地方，墙上悬挂着母亲那些颇有艺术造诣的油画。每个星期天这个由女婿和孙辈们扩大了的家庭都聚集在一起，有时12口人聚在一起吃午餐。母亲做起饭来，像她做画一样，厨房里那种特有的杂乱无章，可以与施拉赫滕湖畔她那间画室相媲美。 第一次参加这样一次星期天聚餐会，对于妹妹们未来的丈夫们来说，大概不会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女婿作为外国人偶然闯进一个家族部落，现在突然陷入这个部落的重重包围之中。机智的语言和思想火花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他自己或许也梦想着做出某种类似的姿态，以便赢得大家的赞赏。但是他怎么可能以这样快的速度做出反应呢？当他尚勉强地对前边说的俏皮话做出某种笑脸的时候，别人已经又在细心倾听父亲那智慧的语言，准备开展一场生动活泼的讨论了。这6个孩子对待他们母亲的那种失礼的言行，一定同样令他感到震惊，直至他发现，原来这是一种充满了爱的失敬言行，其中同时包含着尊重。母亲是惟一一个试图为女婿创造一种正常谈话气氛的人。我们大家都认为，只有当这位未来的女婿投入家庭的水里时，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学会游泳。不久他就成了这个家庭中的一员，姊妹们待所有的女婿们都很友好，一直是如此。我们只是疏远了“哭百精”和她的丈夫。二人执意要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扮演某种角色的虚荣心，使他们的进步思想失掉了光辉，毒化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其余的人都保持了十分亲密的关系。 奥罗（奥尔迦·穆特）始终是家庭中的一员。奥罗不是别名，我从三岁起就这样称呼她。她是在布莉吉特出生以后来我们家当保姆的，很快便成了我们大家不可缺少的人。母亲与父亲的婚姻是美满的，她是一个快乐而漂亮的女人，兴趣广泛，知识渊博。如果孩子们身上发生了某种严重事情，母亲会满怀爱心和牺牲精神地照料他们，孩子堆儿里有着足够的日常小麻烦，但是生活中一切实际的小事情全都由奥罗负责处理。除了洗洗唰唰，侍候最小的孩子穿衣吃饭之外，还要关照较大的孩子们按时上学，生病时照料我们，替我们绑扎碰破的膝盖，调解纠纷，用她那甜美的声音唱儿歌，为我们缝缝补补，编织钧结。她的父母早就过世了。她的父亲曾经在皇家海军里当过水兵，她是在普雷池军队孤儿院里长大的。奥罗一生未婚，我们6个人成了她生活的主要内容。她很想独自扶养我们。有时她跟母亲发生口角，然后她会收拾自己的东西走人。于是我们的生活中失掉了条理和奥罗的巧手，直到有一天她又重新出现在我们中间。“没有孩子们我无法生活。” 当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攫取了政权，并来施拉赫滕湖多次搜家时，她勇敢地护卫了这个家。父母流亡时，奥罗离不开他们，她也跟着走了。于是我在英国又见到了她。尽管她没有任何基本理论知识，在政治上却赞成我们的观点。 当我告诉家人我又怀了第二个孩子时，大家高兴极了。直截了当地说谎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大家都认为孩子的父亲是罗尔夫。我只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于尔根。他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他支持我。 孩子们当中只有最小的莱纳特住在家里。奥罗打心眼儿里喜欢莱纳特，但是她觉得她在家里的事情都由我们的母亲做了，所以她请求我把她带到波兰去，她非常喜欢我的孩子。罗尔夫和我很愿意接受她的建议。 我们到达华沙的那一年，皮沃苏德斯基死了。他于1926年在波兰建立了一种非常反动的专政。他死后没有多少变化。政府依旧是反苏的，共产党被禁止或者是半公开的，皮沃苏德斯基与希特勒签订了一个针对苏联的协定。这个国家充斥着沙文主义，并与排犹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经济状况很糟糕。 当我研究这个国家日益向我们逼近的危险时，绝对不是对事态的夸大，我们理所当然地要尽可能迅速地弄清和面对这些危险。 倘若我们充当情报员的活动被发现，我们会遭到比判处重刑更糟糕的下场，我们会被引渡回希特勒德国。就在我们到达波兰的同一年，盖世太保从巴西政府手里引渡了奥尔迦·贝纳里奥一普雷斯特斯。1933年以后，屡次在施拉赫滕湖搜家时，他一再问起我的下落，而且总是以威胁的口吻说：“我们会捉到她。” 在赴波兰的路上，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范围并不广泛，让我们有充分时间在这个陌生的国家站住脚跟，获得居留的许可，找到能掩护我们的工作，组装起电台并与苏联建立起联系。 最后一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最为简单。 在那个时代获得居留许可与找到工作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流亡者从纳粹帝国逃往世界各国，波兰则实际上封锁了它的国界。 我们开始尽量从罗尔夫的职业出发寻找生活过得好的熟人。最初找到的是生活富裕，思想进步的西尔库斯夫妇。他们友好地支持我们，却没有预料到这种帮助对于我们是何等重要。我特别想到西尔库斯太太，她是个聪明而古怪的女人。 数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到了他们的名字，二人在1945年以后重建华沙城的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西尔库斯夫妇给罗尔夫介绍了一位职业上的合作伙伴，帮助我们在这个国家留下来。人们没有把我们推出去，而是每一次仅给我们10天的签证。我们决定不为此而伤脑筋，而是开始过正常的生活，这就是说，找一个自己的住宅，把电台架设起来。 1936年2月27日，我们迁往阿宁的一栋两家合住的房子，它位于华沙郊区。最上边的一层只有在夏季才有一对老年夫妇利用。男人是军队上的上尉。这对我们似乎不甚合适。 我是第一次独立地把发报机组装起来，我十分担心能否建立起联系。我们想同随便一个苏联机构的代表建立联系，但未成功。我学着恩斯特的样子，把发报机装进一个留声机的空壳里。 我还清晰地记得，我是第一次在这栋住宅里，在夜间昏暗的灯光下操作电键的，它的下部分还是那根刻有美丽格言的中国尺子，它跟着我周游了世界，现在用它来熨平我那些各种长度的稿纸。 我呼叫了两分钟，然后打开接收机，那是一种奇妙的轻松感觉！在第一次呼叫之后，立即得到了回答。我高兴得不得了，以至于在回话时变得语无伦次，揿错了电键，这是通常不曾发生过的。 我们开始住下来以后，我所关注的理所当然的是波兰的经济和政治。我为自己不能下功夫去研究我所居住的这个国家，感到既不自然又无聊，且不说这种研究对于我们的工作是多么重要。我学习波兰语言，却忘记了我花那么大力气学会的中文。早在奉天和上海时我就意识到，我可以从不同的人那里了解许多情况，如果再花些功夫去研究各种不同的报纸，会得出许多有趣的结论。当然，最初我们丝毫不理解波兰的新闻。 工作总算有了一个开端。为了工作我们有一栋自己的房子，与中央建立起了良好的联系，西尔库斯给我们介绍的那位建筑师，表示愿意接受罗尔夫作为合作者，并支付一笔不多的报酬。当然，他并不知道我们本来的任务。不过还有一个困难，我们始终尚未得到长期居留的许可。我们必须反反复复地往行政机关跑，去申诉理由，听人家训斥，保持礼貌和耐心，每一次都要重新申请延期。 致父母的信： ……尚未批准年度签证。我们仅仅获得一个短期签证。罗尔夫几乎天天跑签证处，他已经有了良好的关系，由我们的熟人西尔库斯做保证人。每个人都告诉我，说这是很困难的，在这之前罗尔夫不能正常工作。 四周之后： ……我们的问题必须在这几天里做出决定，天晓得已经跑了多少遍。罗尔夫肯定跑了有40次，我不夸张，去过各种不同的负责机构。 在这种形势下，罗尔夫证明自己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我不知道，若是由我与这些半法西斯主义的行政机构打交道，能否保持这种镇定和具有这么多的灵活性。 不管怎么说，经过数月的努力，我们终于获得了一年的签证就这样，罗尔夫在困难情况下，完成了我们面临的两项任务：办理签证和使我们得到合法地位。 除了我之外，有一位我在莫斯科遇见过的保加利亚同志，也来到了波兰。他定居在卡托维兹或者波兹南，他要与西里西亚建立联系，还要亲自在这个国家建立一个情报员小组。妻子与孩子都留在莫斯科，他不太适应波兰的生活。我每个月与他会面一次，给他出出主意，帮助他向中央转递他的消息。他的工作运转起来以后，我已经不记得那些细节了。 我们把工作安排就绪之后，关于我们要建立的第二个联系，具体情况我一点都不知道。 适应这里的生活，对于我来说也并不容易。我在给家里写的信里这样写道：“……华沙给我们的印象并不坏，但是与中国相比，欧洲是无聊的。” 我的生活摆脱了五年来苦心经营的那些事情，现在没有什么能代替它们。罗尔夫和我都以友好的方式对待对方，没有争论，我们有共同的兴趣，共同的儿子，但是我觉得压抑，”罗尔夫一定也不轻松。 生孩子之前不久，我还得去一趟克拉科夫，与保加利亚的同志会面，我一直盼望着做这样一次旅行，因为克拉科夫是个美丽的城市。每一次我都要去看看城堡、教堂和那些纺织品商店。可是这一次我很快便感到疲倦了，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返回我那坐落在第三层的狭小而又未生暖气的饭店房间。我必须尽量克服自己的坏情绪，心想多么可惜，未能两个人等待孩子的降生。饭店房间的对面有一栋房子，一个男人侧身站在窗前，突然一个姑娘钻进他的怀里。他们活得多么滋润啊。 1936年4月27日，雅尼娜诞生在华沙赫米尔纳35号“奥皮耶卡”医院。她是一个结实漂亮的孩子。5月1日，当尼娜①降生4天，我在房间里喂她奶的时候，突然从大街上传来音乐声：国际歌！这是一次非法的游行！我站起身来，怀里抱着孩子向窗前走去。 ①“尼娜”是“雅尼娜”的爱称。——译注 突然有人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这是乌克兰契克太太，主任医生。她眼望着楼下的大街对我说：“我的女儿们也在里边。” 在后来的年月里，有时我问过自己，她和她的女儿们是否在华沙的犹太人聚居区了结了自己的一生。 尼娜正是生逢其时。白天需要发报的时候，我可以离开医院，在夜间的电报里我附加了一句：我生了一个女儿。 致父母的信： 1936年5月14日 ……当我从城里回来的时候，看见森林里的房前放着一辆婴儿车，里面躺着一个小人儿，你们根本无法想象这种快乐…… ……米沙很喜欢小妹妹，当他看到我在他身旁时非常高兴。今天我告诉他：“我们要偷一次懒了。”他说：“什么是懒，我知道，可什么是偷呀？” 奥罗给了我极大帮助，她被雅尼娜迷住了。 罗尔夫正忙于一次竞赛，这是他以另外一个建筑师的名义进行的，这场竞赛当然没有荣誉，但可以得到一些钱。 对于我来说，有奥罗在这里，可以减轻许多的精神负担。在中国工作时，我常常为米沙而担心和不安，现在又要照料两个孩子。当然会产生矛盾，我当时对这种矛盾的程度还是估计不足的。 致父母的信： 1936年5月 ……米沙只习惯于跟着我，一点都不喜欢奥罗。他常常暗示奥罗回伦敦去，因为现在常常是奥罗照顾他，而不是我。他哭，不听话，一旦我走进屋里，他便立即喜形于色。有时奥罗会伤心地掉眼泪，她是那么喜欢米沙，可就是无法赢得孩子的爱。 事实证明，在波兰只有举行洗礼的孩子才能得到一张出生证，于是我们只好把雅尼娜带到教堂去。于尔根曾于1936年7月来探望我，在我的请求下，他做了孩子的监护人，奥罗是另一个监护人。当我们走出教堂的时候，大家全都笑了起来，教堂执事居然把于尔根的职业登录成“统计员”，而不是“统计学家”。 我带着雅尼娜离开医院回家的那天，还发生了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瓦尔特从上海来拜访我们。他回欧洲来度假，在我们这里住了几天。我没有询问他工作中的细节，他也没有询问我，但是，我们谈了上海和波兰的政治形势，他讲述了我们那些熟人的情况。这是一次愉快的聚会。从那以后，我再未见过他。 按照中央的指示，我所建立的第二联络点，是在但泽①工作的同志们的一个小组，那是在雅尼娜出生之前。我曾多次到他们那里去，1936年冬天我授命迁往但泽去几个月，以便更有效地支援这个小组。在这之前我曾经在他们和中央之间转达过消息。 ①现名“格但斯克”。——译注 1936年底，但泽按照官方说法，仍是一个“自由市”。 实际上是另外一码事。这里的纳粹分子在一个很小范围内重复着他们在德国所做的那些事情。但泽的“一体化”作为“并人帝国”的前奏，属于希特勒的战争准备，它在德波走廊里对于苏联来说是特别危险的。这种一体化的方法是残酷的。 市长是一个叫格莱塞尔的纳粹分子，他是受纳粹市党部头目弗斯特领导的。国民议会的某些代表，如德意志民族党人、中央党人，要么服服帖帖，要么被打垮，要么被囚禁起来。德国共产党早在1934年就被禁止，数百名党员被投入监狱；德国社会民主党是1936年被禁止的，中央党是1937年被解散的。带有纳粹标志的旗帜出现在官方的建筑物上，希特勒肖像悬挂在办公室里，对波兰人实行恐怖统治，犹太人遭到恐吓、迫害、逮捕，直到“自愿”离开但泽。当我在奥利瓦区一个美丽的公园里坐到一张椅子上之前，或者走进一家商店之前，我必须看看有没有禁止我这样做的牌子。朗福尔一家咖啡馆把事情做得特别彻底：“犹太人、波兰人和狗不受欢迎。” 波兰政府按照宪法是有权参与但泽的事务的，却很少去保护那里的波兰少数民族，许多波兰邮局职员、铁路员工、教师和工人只得自己起来为自己在但泽的权利而斗争，并抵制纳粹的迫害。 当人们就纳粹肆意违背但泽宪法向国际联盟提出抗议时，后者却解释说“不宜介入但泽内部事务”。于是希特勒可以肆无忌惮了。冲锋队、党卫队、警察和从前的军人联合会都在有计划地准备下一次战争。德国和波兰共产党人开展地下工作，进行积极的抵抗。他们当中活下来的人是不多的。 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时，在但泽的德国共产党人存活下来的，大约只有65人；他们主要是居住在我国海滨的一些古老城市里，在罗斯托克、格莱弗斯瓦尔德、施特拉尔松和格雷威斯米伦。 自然，我只与我们那个只有大约六位同志的小组保持联系，他们都是定居在但泽的工人。他们搜集情报和准备反对纳粹的实际斗争。但泽造船厂制造潜水艇，从但泽出发把军火运往西班牙。那些重工业工厂全都为法西斯主义进行生产。任何干扰因素都是重要的。当时工作刚刚开展起来。我只知道对一栋小楼进行了成功的尝试，这栋小楼被烧毁了。 小组的领导人来自共产主义青年团。他有一副柔嫩的面孔，一双棕色的眼睛和一头棕色的头发。他得过相当长时间的肺病，现在和他的妻子、女儿住在一个花园住宅区的一栋朴素的小房子里。他刚刚30出头。除了他之外，我还遇见一对夫妇，也是来自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之所以还记得他，是因为他或许主要是他的妻子感到无法再适应但泽越来越危险的处境。他妻子坚持认为他应该放弃地下斗争。他无法解决婚姻中的这种矛盾，他请求离婚。我没有见过其他的小组成员。① ①保尔·伊维尔托夫斯基同志原是但泽一家造船厂吊车司机，他是我曾经工作过的但泽地下工作小组成员。小组扩大以后成员都受过特殊训练，准备在纳粹人侵时破坏某些特定的交通枢纽。1939年，战争开始前不久，由于叛徒告密，小组成员全遭逮捕。保尔·伊维尔托夫斯基于1945年在毛特豪森集中营被解放出来。四位同志，其中包括我提到的小组领导人被绞死。他叫卡尔·霍夫曼。现在他的名字被镌刻在为红军牺牲者光荣榜上，所以我要提到他的名字。 我的任务是在但泽给小组出主意和发电报。 罗尔夫于一月份先去但泽租了一个住处，名义上是为全家；为了架设电台，必须是一栋独立的房子，但他想留在华沙他那家建筑师公司里，免得丢掉他的公开身份。 1937年春天我从但泽给于尔根写了一封信： 我们找到一栋可爱的小房子。这小房子盖得很舒服，讨人喜欢，周围是个巨大的花园，距但泽只有万分钟的汽车路程。从现在开始，我的通讯地址是：但泽欧利瓦区，洪堡大街7号。 奇怪的是，我的手头恰恰保留着这个地址，而一周以后已经不再是这个地址。在试用发报机和接收机时我发现，一种巨大的嗡嗡声掩盖了发报和收听。附近有一座发电厂。搬进来之前我应该注意到这一点才是。当时找房子是很困难的。第二次我们未找到房子，至少在指定的时间内没找到，后来我迁入同一个欧利瓦城区的一栋新建的住宅。 与在但泽遇到的其他困难相比，这算不了什么，但是每个经历迁居的人都可以想象，带着全部家当，九个月的雅尼娜和六岁的米沙，从华沙迁往但泽意味着什么，又要找房子，又要布置屋子。而恰恰在做完了这一切之后，再去找新的住宅，把全部家当包装起来，再一次迁居。这对于房东来说也不是一件愉快事情。我们又绝不愿意把事情弄得特别引人注目，令我们高兴的是，他与我们签订了一份正式住房合同，可在一周之后我们又突然废除了合同。我们应该提出什么理由呢？我们仍然住在城里，却为此而失掉了已经支付了数周的房租。我们决定由罗尔夫把一切责任都推在他那任性的妻子身上，说她突然觉得一栋房子花费的劳动太多，宁愿住进单元式住宅。这以后罗尔夫回到华沙，我和奥罗、孩子们把新的住宅布置起来，把我随身携带的“留声机”、发报机组装起来。一每周发两次电报。 我们的住宅里充满阳光，大房间里有宽敞的双层窗户，可以养花。我们没有养花，而是把雅尼娜的儿童车放在里面。她在那里睡觉和长时间的玩耍。米沙开始在但泽过他的六岁生日，为了庆贺这一天，我们去了剧院，对于他来说，这是第一次。霍莱太太也一同去。 我尽量了解一些这栋房子里邻居们的情况。我的楼上住着一个纳粹干部。他妻子感到无聊时，喜欢与我说些家长里短的话，房子里住着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 有一天夜里我破译了一个刚刚收到的通知，我以为是发错了接收人。这样一种弄错的情况不可能出现吗？但这条消息的开头恰恰是：“亲爱的索尼娅”，据我的记忆，它的内容是：“国防人民委员会决定，授予您红旗勋章。我们衷心祝贺您，愿您在工作中取得更多成就。局长。” 本来我以为，这种军事勋章只授予在革命时期和内战时期在前线表现了特殊牺牲精神的人，我不理解，为什么我会获得它。最初我颇为惊讶，慢慢地高兴起来，其中也夹杂着疑虑，人们是否过高地估计了我。 这天夜里以后，我在购物时遇见纳粹的妻子，她丈夫出差了。我们谈到严寒的天气，这是个说不完的话题，谈到那些可爱的邻居。谈话中间她问我：“您的收音机是否常受干扰？昨天夜里又特别厉害！” “我什么都未发现”，我回答说。“几点钟啊？”她说出时间。“这么晚我从来不听，早就睡下了。” “我丈夫说，有人在我们附近发电报。他要想办法从星期五开始搜查我们的住宅区。到那时他会回来的。” 星期五以前我还有一次发报的机会。我仔细观察了一切。她丈夫确实未在家。我争分夺秒地迅速把留声机隐藏起来，把纸张烧掉。其实这没有多少用处。中断发报我会犯错误的。 发报时间临近了。楼上的纳粹家里漆黑。房子没有遭到搜查。这也是不正常的。照理他们早该测出这栋住宅的方位。接收是清晰的，工作时间相应地缩短了。我告知对方出于什么原因我未能发报，但星期六或者星期天我可以收到回答。次日我把“留声机”发报机带到我们小组一个同志家里。 今天看来，我当时犯了一个错误，恰好在这个城市里，我的行动是轻率的。搬进来之前，不论找住房多么困难，我应该想到，在但泽的政治形势下，住在新住宅区里的主要是纳粹。 在这样的住宅区里，我也应该把发报时间放在深夜无人听收音机的时候。而为什么我在这种形势下还在自己住宅里发电报呢？诚然，我并不想威胁到别人。如果我把机器立即搬到我们小组一个成员家里，在那里架设天线，拍发电报，不是更好吗？我只需注意在去同志家的路上不被人盯梢即可。我也可以返回华沙，从那里发电报。我在把发报机带往但泽的路上，已经越过了政治界线。自然，检查是有的，但比我的做法，危险少得多。我总归是要把机器带回波兰的。也许我当时想不经中央允许便离开但泽。 当时我来不及想这么多，而是觉得我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我今天的谨慎和经验对我当时的工作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今天我没有精力再去想这些事情，没有那么强的反应能力。 中央的回答是星期四来的，反复传达了几次，因为我没有发报，并且无法证实已经收到。于是中央安排我返回波兰。 就这样，我又退掉了房子。 我们是1937年3月迁回波兰的，我在但泽大约停留了四个月，我们迁入另外一个郊区，距华沙有40分钟的公共汽车路程。地址是邮政总局斯科里莫夫，约阿斯卡别墅。又是一处带有森林花园的两户人家住房，上面一层未住人。 在这里我收到了中央的消息，那是在五月份，一位同志在华沙新世界大街街头一个特定地点与我见面。暗号是不必要的。 像历来一样，我按时到达那里。在每一次会面时我从未退到过一分钟。当时，即使是今天我也认为准时是地下工作绝对必要的条件。 我只是来回走了不长时间，然后我真感到不好意思，无法高兴地欢迎从我身旁走过的这个人，他就是我的上级领导，安德列同志。他是来实地检查我们的工作的，这是应该经常做的一件好事。 安德列同志在华沙停留了几天，他很喜欢我们把住房布置得这样好。他说，他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在定居方面用了这样少的经费。由于我们不知道在波兰能停留多长时间，所以我们未去商店购置家具，而是在一家木匠铺里买的未经加工的家具，罗尔夫把它们刷上漂亮的油漆。 安德列的来访，我感到如同一位好朋友的拜访，我满怀骄傲地让他看雅尼娜。我告诉他，恩斯特是孩子的父亲。 我们谈了我的工作，还一道去了但泽。 在途中安德列说，他不愿意只作为我的上级领导与我说话，而是作为朋友，如果我也这样看待，他将很高兴。他觉得我的脸上不再流露出那么多的快乐，像在莫斯科的学校里那样，那时大家都非常喜欢我的快乐。问我是否因为与恩斯特分手而感到痛苦，问罗尔夫和我的情况如何。我告诉他，我很佩服恩斯特，一直还在想念他，但我不想再回到他那里去。我也告诉他罗尔夫和我的处境。安德列是一个我可以向他讲述这类事情的人。我补充说，我的身体状况不坏，我只是像所有活泼的人一样倒霉，这种人不同于静悄悄的人，一旦他不那么快乐时，便很容易被人发现。 他笑了，抓住我的双手说：“索尼娅，索尼娅。”后来他告诉我，他对我的工作很满意，这也是局长要向我说的话。 相反，我却明白告诉他，我对自己的职业尚不熟悉，我感到很难跟上发报机组装方面的新发展，我很想去苏联再接受进一步的训练。 令我惊讶的是，安德列居然表示同意，让我到苏联去几个月，然后再返回波兰。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让奥罗住在我们家里，我不在家的时候，米沙和尼娜可以得到最好的照料。 安德列同志让我把他返程的时间报告给中央。这只是一条简短的消息。在华沙时，我在工作中采用的是电池，我记得是2乘120伏。我这天晚上组装发报机时，罗尔夫在屋里。我不记得我是怎样接通的，只记得我遭到强烈的电击，我大喊一声，却无法把手从电路上抽回来。罗尔夫立即断掉电路，他的脸变得苍白。我闻到烧焦的味道，拇指和食指显出漆黑的伤痕。最终我还是把发报机装好，可这天夜里一切都不顺手。接收机不断地发出嗡嗡声、刷刷声和噼啪作响，我听不懂对方的意思，对方同样也接不到我的消息。这一夜我只发出去四五十组数字。我尝试了几个小时却毫无结果。次日我向安德列同志汇报夜里的经历时，感到很难为情。他颇为不愉快地问道，如果我传递十分重要的事情时会怎样。 第二天夜里我终于成功地把消息传递过去，尽管也费了许多周折。 安德列向我告别之前说，是太阳黑子引起的环境干扰，到处的无线电通讯都受到阻碍，这个消息已经在报纸上登出来了。 我应该于1937年6月去莫斯科。我们把孩子和奥罗送到罗尔夫父母家那栋边境小木屋里。他们租住在那里邻居家的一栋房子里。每当我想到他的母亲和尼娜这个所谓孙女时，我便感到这是一种令人讨厌的欺骗，我不想长期隐瞒下去。但是罗尔夫却请求我，在这个困难的希特勒时代，不要给他母亲增添过多的烦恼。 从通信中可以看出，我去了英国伦敦并在那里得到一份苏联的签证，写在假护照上或者是写在一张单独的纸上的。 在苏联我逗留了三个月。 由于一年以后，即1938年夏天，在我被派往一个新的国家去之前，又在莫斯科停留了大约同样多的时间，所以我很难把这两次停留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区分开来。所以我将不按时间顺序，而是同时叙述两次逗留期间的事情。 到达莫斯科不久，我在阿尔巴特街大楼里等了安德列好长时间。我遇见一位德国同志，他也是赴安德列的约会的。我们的交谈颇为谨慎，像所有的地下工作者一样，我得知这位同志是我同一宿舍的格尔达的丈夫。第二次见到他时，我才了解到他的经历。他和格尔达越过大洋到一个殖民地国家去一道工作。在船上格尔达爱上一个英国警察下士，她说自己没有这个男人便无法生活并且自杀未遂。在这种情况下她丈夫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独自一个人返回莫斯科。 在我的工作中，也发生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低级趣味小说中的故事。 我到达之后，安德列立即送我去黑海边的阿路普卡度假。卡洛什现在直接在安德列领导下工作，他负责为外国同行处理一切技术性事情，他把我送到火车上。卡洛什是个安静而谦逊的人，从不过高估价自己的能力，但是人们总能感觉到。他是一个可靠的老布尔什维克。 我在阿路普卡一家疗养院住了四周。我们20个女人住在一间大寝室里。我结识了许多可爱的苏联妇女。从阿路普卡出发，我乘车去拜访女作家贝尔塔·拉斯克，她当时住在塞瓦斯托波尔或者亚尔塔。她丈夫在那里当医生。在1924年到1928年之间，我常常与加保·列文和海因茨·阿尔特曼去她家里拜访她，当时她住在柏林——利希特菲尔德。从贝尔塔那里我得知，她的长子、加保及其妻子波尔塔，在柏林时我就认识，全都生活在莫斯科。海因茨·阿尔特曼和加保都是我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中最要好的朋友。我18岁那年，还跟这个总是快活的加保去吕根漫游过十个星期。1924年他设法为我买了一把气枪，花去我节省下来的学徒费。他和他的朋友海因茨·阿尔特曼，还在格鲁内瓦尔德教我学习射击。纳粹搜家时，武器就藏在我们那栋大房子的房梁上。 加保为在莫斯科再次见到我，感到特别高兴。他从别人那里听说。我从中国的来信表明，我完全市民化了，脱离了运动。 海尔塔和加保用儿童车推着他们的小儿子。今天他们的儿子也有了孩子，成了一个颇为能干的同志。 从阿路普卡回来以后，最初我在莫斯科住在饭店里。曾经到那里拜访过我的同志当中，有布鲁诺·昆。我是在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里认识他的，在街上偶然遇见他。我立刻认出他那一头红色的头发，一脸雀斑，非常蓝的眼睛。我们在柏林时曾经在集会、游行和周末郊游时见过面，互相之行并不很熟悉。在莫斯科的大街上遇见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位同志。该是多么高兴啊，我从他那里知道，纳粹曾经逮捕过他。他出狱以后参加了西班牙内战，成了第一游击队旅的政委。我们谈了许多关于西班牙的事情，谈了德国的形势、谈了共产主义少年运动，他对此一直怀有特别大的兴趣。 1941年他在法西斯主义后方的斗争中牺牲了。 有一天我走在阿尔巴特大楼的走廊里，一个年轻士兵从一个门里走出来，通过门缝我看见从上海来的保尔坐在办公桌旁边。我闯进屋去以我那重逢的喜悦拥抱住他，对于这栋房子里的规矩来说，这是一个过分不拘形式的动作。保尔穿着一身高级军官制服。他像我一样高兴，请我这天晚上到他家里去。 我从阿路普卡回来不久，安德列通知我准备接受我的红旗勋章。我穿上我那套质地优良的灰色礼服，皮鞋擦得锃亮，从未花过这么多时间梳理我的头发，我忘记了从什么地方登上一辆敞篷卡车，车上都是苏联军方人士。我们坐在既无油漆又无靠背的板凳上，呼吸着灰尘，风吹散了我的头发。在克里姆林宫里我们经过许多岗哨，穿过许多走廊，来到一间小厅里。我们等待了几分钟，然后一个灰头发的老同志走进厅来。这是加里宁。我要从他的手里接过我的勋章，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荣幸。我读过他的许多东西，我尊敬他。革命前，加里宁坐过14次监狱。后来他成了苏联第一任总统。现在他已经60多岁了。虽然对于他来说授勋只是一种例行公事，但他却往自给人一种热情、真挚的印象。我们是按照字母顺序被召唤起来的，加里宁长时间地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红军官兵们长时间地鼓掌，也许是因为我是他们当中惟一一名妇女吧。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加里宁的慈祥和他的面部表情。 我的勋章是994号，当时尚无别针，为了佩戴勋章，我不得不为它那粗粗的螺钉在我礼服的衣领上穿一个洞，再把一枚两厘米宽的螺母拧在上面。 同一天我遇见了弗莉达·鲁必纳，在德国时我就认识她。她是一位老革命家和出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弗莉达亲自见过列宁，还把他的某些作品译成德文。她看见勋章，拥抱了我。我只在这一天佩戴过我的奖章，当我再到外国去的时候，把它留在了苏联。 我在莫斯科又遇见一位同志，在1924年到1928年之间我最初参加工人运动时对我发生过影响，他就是埃里希·库尼克。在柏林时，他在中央委员会工作过，当时他住在柏林采伦多夫，我是在10区做党的工作时认识他的。埃里希是个聪明的，长得很漂亮的共产党人，非常理解年轻人。在莫斯科时我去他家里拜访过他，他和妻子、儿子住在那里。我和他立即又熟悉得像在德国时一样。 在波兰时我曾经尝试创作一部小说，这是完全违背地下工作纪律的。从14岁开始我就梦想着当作家。许多“作品”都存放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书桌里。 与弗兰茨的经历启发我创作这样一部小说：一个白俄女人在上海结识了一个德国男人。她爱他并和他结婚，却不知道他是一个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在去欧洲的旅途中她才知道这一切。途中丈夫把真实情况告诉她，并说他们要留在苏联。面对可怕的未来，她颤抖了。但在苏联的经历的强烈印象和丈夫对她的影响，使她发生了转变。作品结尾之前，她成了共产党人。 我偷偷地把手稿带到莫斯科。不论写作还是运输，都是不符合地下工作基本原则的。我非常希望哪家出版社会对它感兴趣。 再次离开苏联之前，我在1937年10月11日致于尔根的信中谈到这个问题： 手稿是完全不成功的。六个人读过它，五个人认为素材是很有趣的，但许多地方写得不够流畅，尤其是应该写一个相反的结尾，才符合今日的实际情况。 那姑娘不应该接受大夫的观点，相反她应该使他走向毁灭！ 经过彻底加工或许会有人愿出版它。临出发乏前不久我放弃了这个决心。为此我带要花费三个月的劳动。阅读过这部手稿伪第六个人是埃里希·库尼克，我曾经多次拜访过他。他说。他读了这部手稿的一半，我应该平心静气地把它都进火炉里，它绝对没有用处。他妻子（有人转达给我的意见完全不同）称这部手稿是“侦探式的低级趣味小说”。我同意前五个人的意见。埃里希的意见，我认为太尖锐，他妻子的判断，我认为毫无意义。 我的手稿在弗莉达·鲁必纳那里得到了最多的赏识。她把它交给一家出版社，这家出版社答应作些修改后可以出版。但是我没有时间进行修改，我寄希望于某个天才的想法是完全不现实的。看样子，这部手稿的确是毫无用处。我把它留在了莫斯科。 所有六位读者的意见恰恰反映了那迅速怀疑年代的特点：共产党人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允许白俄女人（俄罗斯流亡女人）转变的，而是她一定要停留在敌人的地位上，她要拖着自己的丈夫走向毁灭！ 那是一个个人崇拜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时代。忽视这个时代是错误的，它在许多人身上都产生过悲剧性影响。 当我去索科尔尼基拜访我的老朋友们时，只遇见了莉萨和孩子们，她丈夫被捕了。莉萨心平气和而冷静地告诉我，她丈夫从未犯过反对党或者苏联的罪行。 我们俩人做出同样的解释。他在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是可能的。在这个时代，帝国主义分子在反对苏联的激烈斗争中，会打进大量特务，因此对于那些负责的人来说，区分诚实的同志的错误和敌人的行动，是不容易的，但这是可以澄清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在以特别绝望、残酷和聪明的方式进行反抗，在想尽一切办法损害苏联，从内部破坏这个国家。 我像信赖自己一样，信赖这些朋友，一旦他们遭受到这个时代的结果时，我便感到深深的震惊。我坚信他们是共产党人，不是敌人，当然，他们可能犯错误，结果受到怀疑。我自己在一个军事机构从事地下工作，这个机构犯一个错误，可能危及许多同伴，而犯错的人则必须为此承担责任。 多少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审判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法制，分辨清楚这件事情并不那么容易。 卡洛什也是忧心忡忡，有一次他在告别时说：“唉，索尼娅，至少我在你这里还能有个好心情。”后来我再未见过他。 这期间我有一段时光是在安德列同志和他的家庭里度过的，和他在一起我享受到了聪明的交谈。后来我在一栋军队公寓里得到一个居室，住在那里时，我进了一个情报员学校，学会了组装一种复杂的发报机，这种发报机叫推拉式发报机，我记得德文叫反节奏发报机。一个名叫乔治的和蔼的美国同志给我上课，他是一个好教师和好同伴。后来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到莫斯科，1938年我第二次在莫斯科逗留时，常去拜访他们。 在莫斯科我又遇到了来自上海的格里沙，我们经常见面。通往伏尔加的联系渠道就是借他设在莫斯科郊区西米基的电台刚刚开通的。格里沙要做点令我高兴的事情，于是便请我出去旅行了几天。他觉得我获得红旗勋章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并请求我在秘密工作允许的条件下告诉他怎样才能获得勋章。由于我无法向他讲述什么英雄业绩，使我感到颇为难为情，尽管如此，我还是什么也未跟他讲。他始终不知道我曾在波兰，在他的故乡生活过。 我还记得，我们在电影院里时，他是怎样讥笑我的。一艘船遇到海难，通信兵设法发出呼救信号，但发报机出了毛病。水浸入船舱，而且越涨越高。通信兵抓起机器，在死亡的恐怖中激烈地摇来摇去。我悄悄对格里沙说：“我的发报机发生故障时，我也总是这样做。”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格里沙。每当我到外国去时，总是与最好的朋友中断联系。 战争爆发以后，条件更困难了。 格里沙若是还活着，他一定会设法找到我，他一定会成功的。他知道我娘家的姓氏。找到我父亲和哥哥是完全可能的，他们的书籍在同志们当中是出名的。其他人利用过这些书籍。 又见到伊萨，令我特别高兴。我们立即又成了最要好的老朋友。伊萨与弗莉达·鲁必纳也很熟悉。当我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便永远地告别了伊萨。50年代她曾经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给于尔根写过一封信。 非常尊敬的教授！ 不久前我买到您的书《德国帝国主义史》，从书（俄文版）的前言中我得知，您在柏林大学任职。我给您写信提出下述请求：请您转告我您妹妹的地址。我们是多年最要好的朋友，但是由于不幸的战争和战后岁月，我们失掉了联系。若能仍与昔日的朋友再建立起联系，我会感到非常幸福的。 数周以后我才得以给伊萨写信，但未收到回信。那以后我去拜访过弗莉达·鲁必纳同志，她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后给我写过信，她住在克兰马赫诺夫，她对我的拜访感到非常高兴。她听说过伊萨的情况，但没有她的地址。 关于莉萨的家庭情况，我同样什么都不知道。1959年我去莫斯科为写作关于奥尔嘉·贝纳里奥这本书搜集资料时，我曾经去过索科尔尼基公园。那些老住房尚在，但我已经不记得她住在哪栋房子里。在这样长时间之后，若想找到这一家人，几乎是没有希望的。 1938年我在苏联也见到了情报员学校时的凯泰，还结识了她的丈夫。每次与这些有经验的同志和著名学者聚会都是一种收获。凯泰第二次怀孕了。我很高兴她生活得很好。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上级领导和朋友安德列得到另外一种我不熟的工作，我为此而感到惋惜。接替他的工作的是哈奇同志，一个奥塞特人。他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娶了一个外国女人。哈奇是个结结实实的人，有一个光秃秃的脑袋，一双黑眼睛和一张圆圆的，常常显得狡猾的面孔。 非常能干的情报员伊万·维纳罗夫在他那本《无形战线上的战士》一书中关于他的描写，比我的描述好得多，这本书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出版社出版的，在181页以后有这样的描写： 乌马尔·奇奥洛维奇·马姆苏洛夫，即哈奇，当年在高加索反对白色近卫军匪徒的革命斗争中就积累了丰富经验。乌马尔是被米哈依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发现的。1922年，加里宁在一次穿过当时尚不安定的国家的旅行中，在高加索一个村庄里遭到一股匪徒的袭击。当时乌马尔就在这些抗击匪徒的红军当中。在返回莫斯科的途中，加里宁带上了这位年轻的，尚不满20岁的受伤的共产党人，并把他推荐给别尔辛①。这位令人注目的苏联情报员的生活道路，就是这样开始的。 ①J·K·别尔辛将军，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长，左尔格的上级领导和亲密朋友。 维纳洛夫在205页以后，描写了一段有趣的插曲。他曾经在西班牙遇见自己的朋友哈奇，当时他正在那里与游击队员们进行卓有成效的活动，后来又成了诚实的战斗的无政府主义者杜鲁提的顾问。那时作家、新闻记者海明威正想结识一位游击队领导人，于是便找上他来，可哈奇却总是避而不见。 海明威的朋友米哈依尔·柯尔左夫和伊利亚·爱伦堡为他们促成了第一次会面。哈奇拒绝讲话。“他酒喝得太多，我不信赖这种人，”哈奇说。“况且，他在什么时间写作？”他问柯尔左夫，后者恳求他，让他当一次外交官，至少把他的经历的一部分讲给海明威听。“海明威写的好，他那些关于西班牙的报道，是西方报纸上发表的最真实、最优秀的作品，你们不能伤害这样一个人。” 哈奇是尊敬柯尔左夫的，经过一番劝说，他表示同意并耐心地回答了海明威提出的关于游击队的斗争、炸毁桥梁、拆毁铁路等许多问题。 我要补充一句：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海明威关于西班牙的那本书《警钟为谁长鸣》会获得成功。 我与哈奇的关系不像与安德列那样密切，但是我也很尊敬他。他和安德列都是能干的上级领导，在那个并不轻松的时代，他们都是好伙伴，正派而勇敢的同志，我相信，他们都亲自保护过我。 多年来，我一直在怀着美好的感情想念这两位同志，关于他们的遭遇我一无所知。后来我听说，哈奇在第二次大战当中，曾经作为将军在俄罗斯西部战线参加过战斗，几年之前才去世。安德列在战争当中也当上了将军，他逝世于1972年。我多么想再一次见到他们呀。 1937年或者1938年，我在莫斯科逗留时，当时的军事情报局长唤我到他那里去。他询问了我在波兰的经历，他对我们为取得居留许可证所做的努力特别感兴趣，例如提了些什么问题，我们如何回答的，我们以什么身份在官员机构中谈判的，在波兰有什么样取得合法身份的可能性，地下工作者怎样以最合适的方式出现，人们相信你们什么样的经历。我回答的时候，局长手里拿着我那本盖着许多延长居留期限公章的护照说：“索尼娅，我知道单单是在这里就包含了一种什么样的斗争，使你们在那里坚持下来。” 我怀着高兴的心情，就这个话题指出罗尔夫的功劳。这位同志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是我再也不曾见到他。处于领导地位的同志们在当时是经常变换的。 我要进莫斯科附近的一所学校，在这里除了训练情报员之外，也训练游击队员。我在那里开始上课之前，哈奇同志来找我，他通知我说：“你的一个好朋友在莫斯科，他想见你，条件是，要取得你的同意。” 这个朋友就是恩斯特。 哈奇把他带到我这里。这位职业革命家的第一句话便是：“多么漂亮呀，你还像从前那样苗条。”我搂住他的脖子，什么话都未说。 恩斯特在同一所学校里学习，我们在一起的这三个月里，又恢复了我们的老关系，既没有矛盾，也不去思考未来的事情。只有一次，恩斯特给我讲述了这中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之后，他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生活。 他的容易激动，他的严厉和不宽容，即使它们是一个品质高尚的人的特点，也比从前变得更严重了；尽管我在苏联期间并未亲身体验过这些特点，我还是给了他一个否定的回答。 恩斯特与我在同一个班里学习。我保留了在莫斯科的住房，在学校里我有一张弹簧床，工作时间久了我可以住在外面。所有其他的学生，包括恩斯特，都住在学校里。除了我和恩斯特，那里还有5位同志，都是从前的西班牙战士。 其中有一位我记得最清楚，他是一个高大而健壮的同志，名叫费利克斯。他是个波兰人，会讲德语，在西班牙受了伤，一只胳膊不能活动，尽管经过医生治疗，仍然不能弯曲。他勇敢而聪明。第二个西班牙战士，他的好脾气和迟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的教师是个苏联上尉，他训练我们如何从事游击队活动。他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红旗勋章获得者。他和妻子，两个孩子住在学校里。我们学习的是一个游击队员在敌国必须知道的事情，特别是如何利用炸药。我的化学基础比无线电理论好得多，也许是由于我在奉天接触过的缘故。我学习了用所谓的安全炸药硝酸铵、氯化钾以及各种添加物如食糖、高锰酸盐、铝粉和氧化铁所进行的一切混合。大多数我今天都忘记了，我在这里所重复的可能都是错误的。我们用大炒勺在火上把潮湿的硝酸铵烘干，我们摆弄这些化学原料的态度是相当轻率的。我们用丙酮、硫磺和盐酸制造了一种爆炸性的，异常敏感的混合物（我的配方可能是错误的），还制造了具有腐蚀性的危险气体。每一次我们都迅速离开教室，待气体散尽，我们便把剩下的刺激性固体并不十分谨慎地装入雷管。事先我们已经把空雷管和电动点火器焊接在一起。我们在外面露天里把炸药放在一截钢轨旁边，我学习正确地切割和点燃起爆线。除了电动点火器之外，我们还制作导火索点火器。我们及时跑开，并卧倒在地上。 我们用燃烧剂点燃炸药，燃烧剂是通过一条橡胶装置传过去的。 我们把一只表装在炸药箱上充当定时炸弹，把炸药箱装上压力点火器，爆炸行驶中的火车。我们采用木箱，是为了使炸药保持防磁功能。所有这一切都是1939年以前的东西，与今日的技术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我很愿意在这所学校里学习，令我不快的只是，恩斯特对我们的教师评价不高。并对他表示蔑视、恩斯特已经是第二次学习这门技术了，他以自己那顽强认真的精神学到了许多东西。也许他真的一比我们的教师知道得多、总而言之，他们之间的关系颇为紧张。我总是设法使恩斯特平静下来，免得产生公开对立。我离开以后，由于他的麻烦。人们把恩斯特调离这所学校。 学校大概是在新建的运河附近，因为我们小组经常到那里游泳。那年夏天特别干燥。最初我们还为经常照耀的太阳而高兴，但是当草开始发黄的时候，一我们便叉为农业担起心来。 其他人都知道，恩斯特和我早就相识，不过，我们当着他们的面还是互相克制的，谁都不知道我们有一个女儿。 我在1937年9月24日给父母的信中曾经写到，我从莫斯科返回波兰。是绕道斯堪的那维亚各国走的。共飞行了12个小时，与恩斯特分手，我的心情是沉重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住的那栋房子，被房主卖掉了。由于罗尔夫经常在克拉科夫从事职业工作，而我也是一直在那里与保加利亚的同志见面，我们便决定离开华沙。我们搬到扎科帕内，在那里租了一栋我们非常喜欢的木房子。“五月别墅”就坐落在900米以外的高岗上，用眼睛可以望到2000米以外的高山。附近的风光十分美丽，我以极大的乐趣学会了滑雪。我们穿着滑雪鞋去远处郊游。 我写给家人的信中不再有任何政治性的内容，全都写的是家庭生活，并且总是那么高兴。 1937年冬天 雅尼娜十分讨人喜欢……她是我们的一首歌曲，只可惜这首歌没有歌词。她还根本不会说话。米沙最近表现了一种统计学的天性，这一点现在今我十分开心。每天都提出许多问题：“世界上有多少孩子上学？今天吃菠菜吗？”然后突然又问：“在一只跳蚤看未，我们的房子是什么？”我发现他在测量我们的火炉，结果是“火炉对于一只跳蚤来说，就像对于我们来说一栋房子有98层。我们的房子对于它来说有多高，只要我会两位数乘法表，就能计算出来。” ……我得了轻微的感冒，几乎未睡觉，但是我喝了糖水。我们的报纸上说，这是一种非常管用的催眠剂。此外，我们的报纸上现在连续登载一部小说《我是一个丑姑娘》。说的是一个少女去理发馆，让人把前边和后边的头发烫了，涂上颜色，抹上油。一下子她就漂亮了。 罗尔夫说：“这正是你所缺乏的。”于是我找到一位女美容师，她在我的双眼下贴上报纸，在睫毛和眉毛上涂了一种黑色液体。烫得厉害，但是我闭着眼睛强忍着。这一切都像那部描写丑姑娘的小说一样，所以我也期待着变得美丽。当我可以睁开眼睛的时候，从我那烫得通红的眼睛里流出来的是黑色的眼泪，混杂着真实的泪水。我根本未变得更美。我简直不敢回家，当我走进屋里时。罗尔夫看了我一眼，便笑得在沙发上直打滚。他大呼道：“像一位情妇”。为了使自己再变成一个正常人，我用浮石和板油足足磨了两个晚上。 我们在扎科帕内定居不久，我得到命令，再次去但泽，那里的一位同志不会组装他的发报机。我在但泽见到旧日的小组，又增加了一位报务员。这是我们学校里的一位年轻同志，我在苏联时就发现他是一个理解力迟钝的人。 他在当地娶了一个不过问政治的妻子，她对改善他作为一个地下报务员的处境毫无帮助。我帮助他组装好发报机，我们对它进行试验运行，建立起联系以后，我就离开了。我总是在想，为什么从那些在西班牙战斗过的出色的同志们当中，偏偏选择了这位同志，诚然他是勇敢的，但是，单单是这一点是不足以完成现在要求他做的任务的。 我发现我在波兰没有多少可做的事情，因此，当我们一年以后，即1938年6月，被召回去的时候，我非常高兴。但泽的同志们有他们自己的报务员，从保加利亚同志那里只能得到少量消息，我每14天只发一次电报。 告别这里的风景和房子，我的心情是沉重的。在这里，喜欢哲学思辨的米沙学会了大与小的相对性，我教会这个六岁的孩子读书这件奇妙的事情。在这里，尼娜健康而无忧无虑地成长起来。 38年以后我又见到扎科帕内，卡斯卜罗维和吉耶翁特欢迎我，这里盖起了成千栋新房子，这里的风景令我感到陌生。在这一带寻找我们旧日的房子，是毫无希望的。我保留着一张从前的照片，我朝着有山的方向走去，沿着一条我不熟悉的大街走去，一直走到公共汽车站那里，我往前跳了几步，然后停下来。 那就是我们的房子啊！ 但是，当年这里只是一片草地，并无用石块铺设的大街。我数着那些阳台，数着阳台上的木板，再数一遍，于是我看见，在那里刻着“五月别墅”的名字。我的心直跳。我揿响门铃。一位很老的男人走出来、戴上他的眼镜，嘴里念叨着：“这是我们家房子的照片……这是阳台……”而那里，在房顶上，我们曾经架设过天线。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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