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
里夏德回到苏联以后，一定是向中央做了详细汇报，不管怎么说，保尔和格里沙和我谈起过我的前途问题。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去莫斯科接受训练，半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当然不能保证我再返回上海。 条件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必须把刚两岁的儿子寄养在什么地方，不能让他去苏联，不能让他学会俄语。 这个建议来得令人十分惊讶，它意味着我的生活将发生重要转变。 我答应了。 我从来没想到过放弃工作，重过所谓“正常”生活，这样一次训练将会帮助我把目前从事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每天所经历的日本的战争行动，来自遥远的家乡的同志们的话“希特勒意味着战争”提醒我，这两个侵略者有朝一日将会反对什么人，对这个问题的忧虑促使我做出迅速决定。 说我从世界形势出发为自己的生活做出这样的决定，在目前的时代听起来似乎是不现实的或者是具有宣传上的修饰色彩。 我可以用这样一个问题回答：为什么三年之后有上千位同志去西班牙为反对法西斯和战争而斗争？有多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年轻人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同样的热情去越南①？我的工作不论在哪个国家，对于我来说就是西班牙、越南、智利。 ①60年代时许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年轻人曾志愿参加抗美援越斗争。——译注 我知道，离开米沙对于我来说是痛苦的，在这段时间里他应该到哪里去呢？我的父母不能收留他，我们那个施拉赫滕湖的家已经遭到了多次搜查。我母亲正准备和孩子们出国流亡，父亲在罗尔夫父母帮助下，已经逃出了德国，他们在捷克那边的深山里，在紧挨着德国边境的地方有一栋度周末的房子。他们准备接纳米沙，当然，他们并不知道我请求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我只是告诉他们，气候的变换对于这孩子有好处，罗尔夫提出了这样的希望。对于外国人来说，把他们的女人和孩子送到欧洲去长期度假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告别上海的同志们，对于我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他们必须留下来经受各种风险。我不必告别那只大旅行箱子，它曾经长时间地存放在我们卧室的樟木箱子后边。它要装满信件跟随我一同走。在保尔或者格里沙的组织下，一艘通常并不载客的货船将把我驶向海参崴。这条海路是与一半属于俄国一半属于中国的东方铁路有联系的。格里沙送我到港口，那里有一个我们认识的名叫贝恩哈德的游动哨在走来走去。我们决定由格里沙随后驾一条小船把邮件箱子送过去，因为船并不直接靠近码头。 我抱着米沙提着包裹先上货船，在黑夜里的甲板上等了很久才听见格里沙轻微的呼唤声。我们沿着船梯把箱子拖上来，才互相道别。我再看了一眼格里沙的面孔，然后只听见小船的橹声。 在轮船上我并未受到特别友好的欢迎。一位军官为我腾出一问船舱。当米沙睡下以后，我打开灯看见他的脸上落着十几只蚊子。不知是什么人把舱盖打开了。船员们谁都不愿意与我接触，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我的饭也是特殊准备的。我不在乎这些，令人高兴的是，这几天我可以全力以赴地照料米沙，这孩子见我有这样多空闲时间，反倒感到很幸福。每天我给他讲3—4个编造的故事，我得到的回报是，在我讲故事的时候，他眼巴巴盯着我。米沙已经两岁零四个月了。他喜欢他那本有许多诗行的画书，他能背诵30多首诗。有时我们一块儿观察那只挂在舱盖上的一只笼子里的金丝鸟。天气十分晴朗，货船上装载的木材散发着迷人的香味。 新的形势有时会令人产生一种充满冒险乐趣的兴高采烈心情。我的面前是一个陌生的完全不同的前程，它会是什么样呢？只是面临与孩子的离别会使我心情沉重。至少在他成长的半年内我会见不到他，而在这个年龄里每天都会发生新的事情。每当我想到这种离别，我的胃里便如同翻江倒海一般。不管怎么说，米沙在祖母身边会得到精心呵护，深山里的气候对于他是很理想的。 格里沙告诉我，在海参崴会有人接我。船靠岸了，那港口及其规则的海湾，看上去仿佛画册一般。 没有任何人来接我，我的行李被卸下来，严格的苏联海关要打开我的所有箱子。即使在苏联境内我也不让他们这样做，因为我携带的是信件，我告诉他们我只是过境。于是所有的箱子都被封了起来。 于是我带着自己的行李坐在码头上，我一句俄语都不会说，并且拒绝人们把我的东西运到一家饭店或者火车上去。我不能轻易地坐上火车就走，在莫斯科我没有地址，海参崴也没有。官员们摇着头任凭我坐在那里，我们是码头上惟一的旅客。天气炎热，脚下的石板仿佛着火一般。一个小时过去，不见有人来，孩子口渴的不行，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 一个领港员，这是一个高大的蓄着红色胡须的男人，在观察着我们。他懂得一点英语，走过来跟我说话，我反复说，有人来接我。他感觉到我的不耐烦，用手拍着我的肩膀说：“您看看天空，太阳是很远的，夜里有星辰，在那里等待几个小时，不过是几秒钟而已。” 一切都令人感到是这么奇怪。若是在别的时候，我会感到领港员的话没什么意思，可是现在这是一个智者在说话，于是我的心情平静下来。 智者的话应验了，一个臂上镶着金色条纹的海军军官走来，他把我们领到另一位军官那里住了几天，这位军官有一个女儿，比米沙年少些。 这些同志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他们带我去逛大街，我觉得这个城市是美丽的，他们还带我去城市附近郊游。我与苏联公民在他们的家乡初次友好相遇，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 同志们把我送到火车站并告诉我，在莫斯科火车站会有人来接我的箱子，然后我可以继续驶往布拉格，驶向边境上的小木屋。我们乘坐火车大约行驶了9天，第一天米沙惊讶地望着车窗外面，晚上他不想睡觉，他对耳旁车轮的巨大轰鸣感到害怕。于是我挨着他躺在木椅上，他终于在我的怀里睡着了，于是我想到，与儿子分别是多么困难啊。 在旅途中我看到了俄罗斯男人对孩子的爱，大家都接纳他，宠爱他。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在吃饭时喂他酸黄瓜和各种甜食，他的胃居然容得下这些杂七杂八的食物。上铺睡着一个鱼类加工厂的领导人，他感冒以后便在隔壁车箱里进行了一番商议，他们决定不能让孩子染上感冒。一个未患感冒的红军士兵跟病人调换了他的座位。 在旅途中有时我会想到，三年前我在同一条铁路上向着相反的方向驶去，这中间又发生了许多的事情。 我到达莫斯科时没有遇见任何人，幸好我在火车上遇到一位德国女同志，她男人在西伯利亚工作，她给了我一位来自汉堡的女同志的地址，她在莫斯科与其男人住在索科尔尼克城区。在长时间徒然等待之后，我租了一辆马车，径直向那里驶去，我向她讲了我的来历，她没有多问，便接过我的箱子。同志之间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 我继续向捷克斯洛伐克驶去。我告诉罗尔夫的父母，我们想迁往苏联，因为去德国是不可能的，而苏联却需要建筑师。我想学习俄语并教授英语，我说我跟一个学校签订了合同。 实际上，罗尔夫在政治上的确达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认真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他的父母很赞成我们的计划，他们一直还是那么友好和乐于助人。我的母亲也来到边境的小木屋与我相会，我对这次重逢感到非常高兴，特别是我要让她看看外孙。但是，母亲这时尚生活在德国，她对什么事情都不再有兴趣。 告别米沙比我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尤其是我不知道这种分别要持续多久。最糟糕的是，米沙似乎感觉到了什么，虽然我竭力克制自己。他开始伤心地哭起来，一再重复说：“妈妈，留下吧，求求你，求求你，妈妈，留下吧。” 当我返回莫斯科的时候，一位同志在车站上等待我，他把我送人位于莫斯科河畔的“新莫斯科”饭店，我的箱子已经从索科尔尼克取走了。 从汉堡来的德国工人成了我的朋友，那位女同志名叫莉萨。当苏联需要技术工人和专家的时候，这一对夫妇追随自己的信仰来到莫斯科。我记得，那位男同志是在一家皮革加工厂里工作，他们住在索科尔尼克公园对面一个旧住宅区里。那些木房子质量并不好，街道也未铺石块，下雨天或者化雪的时候，房子周围到处都是水，但室内还是舒适的。莉萨有两个孩子，男孩跟米沙一般大，女孩年长些。这两位同志给了我一种家庭生活，这是我在这段时间里所没有的，我很愿意拜访他们，每次来时，事先都无法打招呼，因为只能如此。她的男人当了厂长以后，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未发生任何变化。 我到莫斯科不久便被接到一家饭店并去了阿尔巴特街，当时我们工作单位就在这条街上。两位军官跟我谈话，他们询问了我的健康状况和我个人的愿望。他们称呼我索尼娅。我从他们的话里得知，是里夏德为我取了这么一个别名，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喜欢它。不论如何，我立即习惯了叫这个名字。 两位同志建议我开始学习之前休息一下。他们问我是否有兴趣花四周时间去奥得萨附近的黑海休养院。 四周的休假意味着四周以后重新见到米沙，同志们想为我做些好事。 乘火车去奥得萨花费了三天或者四天。我欣赏了黑海，那里有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干热气候，尤其是接触了俄罗斯人。休养院里没有其他德国人，令我惊讶的是，有一天忽然遇见了马克斯和弗兰茨。他们带着自己的妻子到莫斯科来了。弗兰茨的妻子听说去苏联，曾经十分害怕，但她很快便适应了。两个女人并未跟来奥得萨。 我经常伙同一位保加利亚同志出去散步，他从前是季米特洛夫的同事，现在也属于红军。我们一同去参观城里的名胜古迹，尤其是参观了《波将金》影片当中那个著名的台阶，我还随他去参观了奥得萨的保加利亚人聚居区。 最令我敬佩的是一位苏联同志，他的胸前佩戴着当时最高的军事勋章——“红旗勋章”。我非常想知道他是怎么得到这枚勋章的，但是我未敢问他。 返回莫斯科饭店之后，在电梯里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这是艾格尼斯·史沫特莱。 她不知道我在苏联，我也不知道她的情况。我们拥抱在一起，一切不快的阴影都一扫而光。在我逗留在莫斯科的那几个月里，我们经常在一起，像从前一样，由于有她，我的生活过得十分丰富多彩。 艾格尼斯来莫斯科，是为了出版一本书。苏联当时正致力于一切反日力量的统一战线，认为在这样的时刻，像艾格尼斯所希望的那样，出版一本毫不留情地批评蒋介石及其政党的书，是不合时宜的。 学校设在一栋巨大的红色砖房里，门口站着哨兵，苏联军人在这里工作，我猜想他们也住在那里。这栋建筑物位于一个俄罗斯乡村附近，这乡村的名字我忘记了。有一辆公共汽车通往莫斯科市内，途经列宁山和高尔基公园。今天这座村庄已经消逝了，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房子的一侧住的是外国人小分队。我们七八个学员接受无线电报务员训练。我还记得格尔达，她是我的同屋同伴，还有凯泰，她是一个既聪明又妩媚可爱的法国女人，我和她成了好朋友。我猜想她当时不超过18岁。我还记得一个叫路茨的德国海员，一个叫马莱克的捷克人和一个叫尼可的希腊人。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叫海尔塔的法国女人。我们大家都是20岁左右的人，只有马莱克年长些。一位与我们没有个人来往的德国同志教我们。我在上海时已经认识的弗兰茨给他当助手。卡洛什是个比较年长的同志，他从青年时代便加入了组织，出生在拉脱维亚，已经在苏联生活了多年，我们大家跟他相处得很好。卡洛什负责处理学员们的生活事宜，但是他却不懂得处理自己的事情，他有十次得到一套住宅，却总是让给别人，自己住在他那兼厨房的卧室里。 我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我对组装收音机很感兴趣，发报技术我学得很好，只是怎么也不明白它的理论。我猜想，我是个用功的学员，但在这个领域里却不是个有天赋的人。我组装发报机、接收机、整流器和电波测量仪，还学习俄语。我对政治课也很感兴趣。 自从离开上海以来，我经常享受着与同志们在一起的乐趣，不必承担任何责任。时光按照既定的计划在流逝着，我不需要为任何事情担心，我应该做的一切就是学习。 我容光焕发，脸蛋儿越来越圆，越来越红润，我的体重达到了从未有过的130磅。苏联同志建议我照一张相，印在以宣传苏联为目的的招贴画上。若不是想念米沙，我是很幸福的。每月我可以给罗尔夫父母写一封信，我也在同样间隔的时间里收到他们的来信，我用的是假地址，他父母却以为这就是我的真实地址。 格尔达与我共住一间卧室，她吃不惯这里的饭菜，除此之外，还要忍受严寒之苦。她长得很漂亮，喜欢打扮自己，可她那苍白的面孔仿佛从来都不是很健康。 也许是我在共产主义青年团时期便染上了宗派主义情绪，我无法理解，一个人若是那么注重时髦衣着、口红和香水，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共产党人呢。在我看来，格尔达是轻浮的，但并非不友好。我们能够相处，但相互之间却没有特殊的交情。一位苏联下士爱上了她，还送她一只镶着珍珠的微型手枪。卡洛什这个老布尔什维克，也如醉如痴地议论她，我却以我这种直率的，往往是不怎么讲究策略的方式告诉他，即使面对一个漂亮女人，也该做出客观的判断。后来他惊讶地来我这里说，我的看法是对的。 凯泰，那个法国女人，比格尔达优秀得多，她聪明，感情深沉，阶级觉悟高，她也许是我们当中品质最高贵的人。她那一头黑色头发，仿佛油漆的一般，她有一双黑色晶莹的眼睛，美丽的眉毛，一张圆圆的面庞和娇小丰满的身材。凯泰能讲～口流利的德语，她学习俄语很用功，比我们学得都快。 路茨是一个漂亮的德国海员，他从来不缺少崇拜他的女人。希腊人尼可有点被我们大家宠坏了，因为他跟任何人都无法交谈，他只能讲希腊语。马莱克是个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他比我们年长，学习对于他来说并不轻松，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学习得更为认真。马莱克是个可靠的好人，大家都信赖他。他喜欢我，我也常常逗弄他。当他做功课的时候，我却做完了，便围着他跳来跳去，嘴里唱着“好学生，好学生”。这是他学会的第一句德国话。我几乎不会说俄语，更不会说捷克语，我不知道我们是怎样交谈的，但是我们交谈过。每当我从莫斯科返回来的时候，他还未睡。 不久之后、，艾格尼斯把一个外出的新闻记者的住宅接收过来，我几乎每个星期六放学之后都到她那里去。她为我们准备好了晚餐，若是她感到疲乏，我们一道出门或者在家里聊天。星期天我们常常是徒步去米哈依尔·鲍罗亭那里去吃早餐。 鲍罗亭同志在20年代曾任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总统孙逸仙的顾问，孙逸仙是致力于与苏联合作的。鲍罗亭当时领导着政治使团，布吕歇尔将军是军事顾问。 曾经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20年代的中国》一书的马尔克·卡萨宁，关于他们二人曾经这样写道：“这两个杰出的人物是布吕歇尔和鲍罗亭。他（鲍罗亭）的出现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令人难以忘怀。他身材高大，宽阔的肩膀和低沉的声音……他作为演说家具有非同寻常的天才，他的演说具有引人入胜的特点，能抓住和影响他的听众，这些都保证了他的成功和不可侵犯的权威……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分量的，有思想深度的，他的每一个表情都充满了力量和意义……” 我认识鲍罗亭时，他正担任英文版周刊《莫斯科新闻》的主编，很喜欢与了解许多中国事情的美国女记者见面。在常常持续几个小时的早餐上的谈话，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有趣的。鲍罗亭每当谈起自己在中国逗留的情况时，总是很谨慎的，但是由于他也像我们一样热爱这个国家，艾格尼斯又提出许多问题，谈话常常要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中国与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与农民相比对工人阶级作用的评价，缺乏马克思主义知识的危险，以及孤立的处境。鲍罗亭那些聪明的谈话对艾格尼斯产生了平息情绪的作用。 有时他的儿子和儿媳们或者其他的客人也来吃早餐；包罗亭夫人的烹调技术十分出色，桌上摆满美味糕点，这一天我们就不需要吃午饭了。包罗亭和他的夫人英语讲得很好，这减轻了艾格尼斯和我谈话的困难。米哈依尔·包罗亭待我特别友好，也许是我初次来俄罗斯的热情打动了他。他组织我们乘轮船参观，凡是他不能跟随一道去的时候，总是让我讲讲又发现了什么新鲜事物。艾格尼斯得到一张11月7日去红场观礼台的票，她也设法为我弄了一张。 艾格尼斯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匈牙利同志，我们把关于中国的稿件交给他，里夏德答应我为艾格尼斯复写了一份。我只知道这位匈牙利同志是《国际新闻通讯》的成员，他的名字我忘记了①，他当时已经是个比较年长的人，有一个小儿子。我的礼物令他十分高兴，因为他自己没有这份材料。艾格尼斯遇见许多新闻记者，我在那里结识了才气过人，热情洋溢的《真理报》通讯员米哈依尔·科尔左夫。他那本数年后出版的作品《红色战役》，被许多同志认为是描写西班牙内战的最好的书。恰图，艾格尼斯的前夫，即我在柏林的展览会上向他推销艾格尼斯的《大地之子》的那个人，也从列宁格勒来到莫斯科，他在那里的科学院里工作。 ①即拉约什·马加尔。 艾格尼斯和我拜访了中国的廖同志，他娶了一个来自德国南方一座工业城市的女工。廖姓夫妇有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大约六岁的男孩，他的名字翻译成德文叫“少鹰”。他们住在一座有庭院的平房住宅里，宅内有卧室和起居室。令人惊讶的是，当许多客人来他们家里聚会时，这位年轻的德国女同志懂得如何招待他们，为他们营造一种来到家里的感觉。 对于我来说，最有趣的是在廖家里遇见王明，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位领导同志，是共产国际领导当中的一位代表。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可惜谈话的细节我已经想不起来，好感或者恶感总是比语言在记忆中停留得长久。 王明逝世于1974年。 大约15年前，我听说廖和他的一家人生活在北京，他已经瘫痪，而且病得很重，他的夫人在一座大学①里教书，那男孩已经成了职业工程师。 ①即“外贸大学”，今日的“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译注 红色救援出版社邀请艾格尼斯写点关于中国红色省份儿童的东西，她很忙，便请求我接受这个委托，她还介绍我认识一位中国红军的军官，他刚从中国来。出版社对我的稿子很满意，不久便出版了，里面附有艾格尼斯和我在中国拍的照片。我把一份复印件寄给米夏埃尔·高尔德，他在美国是《新大众》的编辑，他把它译成英文发表。我猜想，那稿子是以连载的形式在一家进步少年报上发表的。不论美国版还是俄国版均未保存下来；我手里尚保存着《中华苏维埃少年》的德文手稿和照片。 除了我们自己这个集体里的人之外，与这样多的人接触，在我们学校里是不多见的。我的班长们都知道我和谁在一起，我从未背着他们做任何事情。我可以见艾格尼斯，他们也知道我拜访过鲍罗亭并为红色救援出版社写了一本小册子。我很感激他们的慷慨。在苏联的这段时间里，我在那里所遇到的人们对我的成长产生了重要作用。 在学校里，我们除完成自己的许多课程之外，还做许多社会工作。我曾负责壁报工作。有一期关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壁报，”曾经在阿尔巴特街红军总参谋部我们那个局所在的大楼里展览过，还受到了特别的赞赏。我提起这件事情，只是为了说明我过着一种良好的内容充沛的生活。诚然，有时我也会因为没有单独生活的机会，日日夜夜都必须与别人生活在一起而感到心情沉重。然后我便长时间地出去散步，再心情平静地返回来。我很喜欢莫斯科的冬天和它的严寒。 1934年2月，我被召到阿尔巴特街来。一位少校和我谈话，他不会讲外语，我必须用俄语向他讲述我的生活经历；由于我学习过六个月的语言，所以我做到了这一点。他说，在今后的几周里我必须特别集中精力工作，我要很快被派出去，而且是去满洲的奉天。① ①即现在的沈阳。——译注 后来我听说，去奉天在同仁当中被视为是一种惩罚性的调职，意味着被“派到荒漠里去”，他们认为我不会提出任何借口或者顾虑而表示同意。我猜想，做出这样判断的，只有那些不了解中国的同志。尽管奉天是一张网，但满洲的政治形势是有趣的，奉天是许多重大事件的一个焦点。 返回学校以后，我像面临一场考试一样不停顿地学习。 在第二次谈话时，少校告诉我，我要和一位德国同志一道去奉天，最好扮做他的太太，我将得到一份相应的护照。这位同志同时也是我的上级领导。我感到很惊讶，我设法说服这位少校，这样做是不行的。罗尔夫和我在上海到处都有熟人，上海人也到奉天去，我自己就遇见过几个住在奉天的家庭。我不可能在公开地回欧洲度假之后，突然又带着假护照以另外一个人的妻子的身份出现，何况我在上海德国领事馆里以罗尔夫妻子的身份登记过的。不跟罗尔夫离婚，这个计划是无法实现的，而办理离婚也需要时间。这位少校同志请求我说出奉天的熟人的名字。我一时记不起来，我感觉到他对我所提出的理由是不相信的。于是我记起了瓦尔特·弗克斯，一位住在奉天的汉学家，我们是在黄海之滨的北戴河度假时相识的。 在与这位少校谈话后不久，我又第三次被召到局里。这次与我谈话的是另外一位同志，我立即与他建立起联系，他多年都是我的上级领导。这位同志叫安德列，他是一个亚美尼亚人，有着一张瘦长的面孔，黑色卷曲的头发和黑色的眼睛。我很快便发现，我在同一个聪明人打交道，他熟悉自己的专业，他是信赖我的。他表示理解我的处境。他说话的声调是友好的，尽管他保持军队上级的威严。他很喜欢从外国回来的人那里得到好处。后来我结识了他的家庭，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曾经一次或者两次在他家住了好几天。 安德列告诉我，人们对事情进行了审查，我可以像我所建议的那样，利用我的旧护照在奉天生活，人们已经放弃了关于婚事的想法，尽管这事令与我同行的同志感到不愉快。安德列边说边开心地笑了起来，我也跟着大笑起来。 通过安德列我在阿尔巴特街的大楼里结识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女同事，她叫娜达莎，是个聪明而又热心肠的女人，她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她那直率的眼神简直令人无法回避。她的面孔是冷冰冰的，但却透着一种独特的美。我很遗憾，我相信她也是这样，我们不能经常在一起。后来我们才有机会补偿了这种遗憾。 安德列和我讨论了在奉天公开活动的可能性。我毫不担心找到合适的活动方式，我只是请求允许我去上海见罗尔夫。 令我担心和不安的，是我在奉天的未来的上司。我们要长时间孤零零地在地下活动中共同生活。尽管有良好愿望却不能互相适应，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的工作和共同生活可能成为一种痛苦。安德列告诉我，那位同志的别名叫恩斯特，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职业是海员。他这一说，我的心情略微平静下来，我在多数情况下与海员能够相处得很好，他们坚强，有韧性，见过一些世面，在非常情况下能迅速适应环境。除此之外，他们喜欢大海。 恩斯特像我一样受的是同样的训练，但愿他在发报机组装方面比我懂得多一些，因为我的知识尚无把握。自然我不会把为我规定好的前程泄露给我同学中的任何一个人。 我对安德列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恩斯特是否知道我有一个儿子。这个问题谁都没有想到！安德列建议我自己把这事告诉恩斯特。 这件事情偏偏在这个时候又来给我添麻烦。跟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去冒风险，而且根本不知道他是否喜欢我的孩子。 一辆小轿车把弗兰茨和我送到恩斯特学习的学校。我被领进一间屋子，把我的大衣挂在走廊里，在冰冷的房间里等待着。这间屋子也许并不怎么冷，可由于激动，我的牙齿直格格打颤。门开了，弗兰茨首先走进来，一个明显比他高的同志跟着走进来。 “这是恩斯特，这是索尼娅，你们认识一下吧。”弗兰茨走掉了。 我下定决心保持沉默，等待恩斯特先说话，到底他是我的上司嘛。恩斯特生着一头浅色的头发，有一双细细的蓝眼睛，一个粗大的鼻子和一张薄嘴唇的嘴。他肩膀宽阔，身材修长而结实。“你在发抖，”他说，“你想披上我的大衣吗？”没待我回答，他便脱掉大衣，披在我身上。这大衣又长又重，可我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然后我提醒自己必须把最重要的事情解释清楚。“我有一个小孩，我不能丢下他。” “你有什么？” “一个男孩，一个三岁的男孩，他必须跟着。” 关于孩子我早已下定决心。若要我自愿离开他，除非是参加一场革命或者参加游击队的武装斗争。恩斯特若是拒绝我的男孩，我就不会跟他一道去。 恩斯特沉默着，而我却在想：立即把大衣还给他，我去找安德列。 “我没有理由反对一个孩子，我们需要新的一代。” 弗兰茨和我又乘车返回去。几天以后我得到任务，打点我的行李，与恩斯特一道学习14天。学校是由一栋一栋的木屋构成的，挨近森林里的一座村庄。 在训练结束之前，我们只有不多的时间，可这点时间却足让我认识到恩斯特在技术上比我熟练得多，他是一个非常具有韧性和细致认真的人。弗兰茨是个优秀的实干家，但不是个理论家，恩斯特常常用一些问题为难他，直到他把一件事情完全弄明白之前，决不让他安静下来。他从来不看钟表，也不休息，晚饭之后接着工作。与他相比，我是个意志薄弱的人，愿意服从他的工作方式。在发报方面我比他快，这一点令我感到欣慰，至少在这一点上我是超过他的。 在我们共同度过的这14天里，像我历来习惯于与同志们友好相处一样，我竭力创造了一种友好的气氛，免得恩斯特为此花费脑筋，免得他做更多的设想或者提出更多的希望。 恩斯特对我做了这样多工作表示满意。他不知道，没有他做出的榜样我也不会做得这样好。由于我既不娇惯亦不任性，他显然感到放心了，我也竭力做出一副经得住摔打和粗旷的样子。我要让他知道，跟他一块儿走向未来风险的是一个合格的同事。 出发之前，情报局达维多夫将军与我告别。我作为一名德国同志还缴纳了我的党费。关于这种缴纳党费的可能性，我请教了已经在上海的同志，这件事情是由里夏德处理的。 我没有再见到艾格尼斯，1948年或者是1949年我曾经有一次机会，她当时生活在牛津，我则生活在牛津附近的一座村庄里，但在我当时的困难处境中，去见她会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会在政治上给她带来危险。另一方面，关于她的发展状况我一无所知，我应该怎样对待她呢？我只是听说艾格尼斯精神上颇为苦恼，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她那些书当时还是很受人重视的。她是在1950年3月做了一次手术之后去世的，她的死令我十分伤心。 恩斯特和我分头去布拉格，我们在那里住在不同的饭店里。我的护照是从布拉格开始利用的，表面看来，这整个一段时间我是在欧洲度过的。我们买了一张意大利轮船的二等舱船票，轮船的名字叫“Conte Rosso”或者“Conte Verde”，从特里斯特出发。按照情报局的惯例，应该乘坐一等舱，被我拒绝了。 现在我终于可以去接米沙了，他在捷克深山里的边境木屋里，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我们应该从布拉格起程去特里斯特。 我与米沙分别了七个多月，除了想着再见之外，心里什么都想。长时间的怀念使我产生盼望孩子的欲望，在大街上我常常迫在他们后面观察他们，每见到一辆婴儿车，我都要往车里看上一眼。 起程去边境木屋之前的晚上，恩斯特提议我们共同去看一场电影，在布拉格只有十分必要的时候我才见他。事前并没有这种打算，既然他作为领导这样定了，我也甘愿出去散散心。我们看的是《托儿所》，一部非常美的法国电影，里面的主角都是儿童。这部电影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十分钟以后，我已经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恩斯特肯定不需要一个看了一部电影便嚎啕大哭的女同仁。最初我还以为他什么也未发现呢，我任凭眼泪流淌，不去擦它们，我用了最大的努力，阻止新的眼泪流出来，毫无效果，它们依旧像天然喷泉一般涌流。我很不好意思，最后只得说：“平时我并不是这样的。” 恩斯特把他的胳膊放在我的肩上。“你这样，我很高兴。” 这天晚上，我由于哭成这么一副样子而不想去咖啡馆，但是恩斯特坚持要去，这天晚上他第一次谈起自己的身世。他父亲是一个汉堡渔民，他的钱全都喝了酒；他母亲忍饥挨饿为四个孩子而工作，把他们培养成体面的人。他谈到当他父亲虐待母亲时，他是怎样痛打了父亲，离开父母亲的家庭开始走向大海的。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成了一位同志，但这并非一条轻而易举的道路，他面前根本不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当新的世界观吸引他的时候，他开始研究这种新世界观的理论。每当别的同事玩牌，去农村度假或者休息的时候，他却在读书，在反反复复地折磨自己，因为不明白那些生词和长而复杂的句子。他毫不放松，直到他能够说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为止。 恩斯特谈了很长时间。 第二天我去边境木屋。许多事情我都忘了，惟独这次乘车旅行我还记忆犹新，因为我当时感到自己是幸福的，每一分钟我都距儿子更近了一些。我设法抑制自己的激动和高兴。这孩子也许不会欢呼着投入我的怀抱，也许他根本认不出我来。 罗尔夫的母亲来车站接我，她未把米沙带来，这令我非常失望。距离森林边缘小房子的最后一小时显得特别的漫长。我无法集中精神谈论任何话题，并且从早起我就没吃饭。当我们走进小屋子时，一个陌生的小男孩向奶奶扑来，藏在她的裙子后面。我儿子甚至都不想跟我握握手。有三天时间他不理睬我，没有礼貌、倔犟，沉默寡言，到第三天时，我实际上不得不违背他的意愿把他拖过来。直到我们两个人重新恢复平静，着实花费了一些时间。 从布拉格到特里斯特的路上，恩斯特和带着孩子的我乘坐的是同一辆火车，但却在不同的车箱里。我们想后来公开地作为旅客在船上相会。 轮船停泊在码头上。我们的旅行路线是穿过苏伊士运河，途经印度，在开罗、孟买、新加坡和香港停留。 米沙在船上得了百日咳，他不能跟别的孩子一块儿玩耍。我必须在他身上花费许多精力，照料我那瘦小的孩子。恩斯特心上总是挂牵着米沙，他待米沙既耐心又友好，他觉得我是一个好母亲。 当时在苏联已经下雪了，在船上我却身穿无袖白色连衣裙跳来跳去，还与恩斯特在甲板上的帆布浴池里游泳。漫长的乘船旅行，暖洋洋的白天，晴朗的夜晚，太阳和星空都创造了一种令人不忍离去的气氛。恩斯特和我有许多时间互相熟悉，互相讲述自己的经历。我26岁，恩斯特27岁。当我们傍晚在黑暗中伏在船舷的栏杆上观看水面，或悄悄低语，或长时间沉默的时候，我心里拿不定主意，我是否还想保持纯粹“同志式的关系”，恩斯特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我知道他对这种事情反正并不在意。但是我不想顺水推舟，把自己捆绑在一次梦幻般的旅程中，未来的日常生活也许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假如我们互相之间并不喜欢，就很难有分手的机会，最好是我们目前谁都不特别喜欢谁。 在旅途中有些事情也会成为我们之间的障碍。当我拒绝乘坐一等舱旅行时，我认为我做的是对的。后来我也总是这样做的，一个德国工人，以自己共产党员的勇气和忠诚选择了情报员的生活，怎么可以突然闯进这样的环境里去呢？每一个一等舱的旅客，当他走进来时就应该明白，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不对头的。同样道理，最好是在外国就过俭朴生活，然后再学着出入资产阶级圈子。我也反对结合作的同伴许多钱。有时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尽管少见，到目前为止一个同志过着俭朴的生活，或者可能生活在贫困的边缘上，却经不住过富裕生活的诱惑，甚至开始喝酒，搞些风流艳遇，变得娇惯起来，或者堕落下去。 恩斯特仿佛并不喝酒，如果他是这样的人，我会拒绝他做我的上司。 后来他在奉天的公开身份是金属与打字机公司的代理人。他是怎样取得这种联系的，我已经不记得了。他在旅途中扮做一个“带着少量财产的商人”。恩斯特说一口带有语法错误的德语，他的趣味是低俗的，他的举止也不符合一个商人的风度。有时他把一只未拍完的烟卷夹在耳朵后面，准备以后再接着抽。我试探着跟他谈谈这种习惯，但是每当字斟句酌地说起这件事时，他总是对我表示反感，变得好斗，说我骄傲自大或者小市民气，要么称我是个知识分子。 有一次他拿一张准备寄给他母亲的明信片给我看，这是城堡的彩色照片，屋顶上有尖尖的小塔、城垛和落日。 我没说话，他感觉到我的犹豫不决，便问道：“你是不是觉得不漂亮？” 我不想撒谎。“我觉得不自然，有点俗气。” “是这样，我不过是个工人，这种事情我一点都不懂。” 恩斯特一定知道，我把他看作一个比我自己坚强得多的人物。我很尊重他的热情和作为共产党人的感情世界。我赞赏他的勤奋，他那巨大的意志力和他那丰富的经验；他长期担任过秘密信使，如今又在苏联接受了第二次训练。其他的事情，比如说一种良好的举止，在我看来并不是价值判断，这对于公开活动简直可以说是必要的。服从他作为上司的权威，对于我来说是毫无异议的，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有这种权威的。尽管我不想惹是生非，但是涉及到书籍、绘画和人，我还是要讲出自己的看法。可他似乎对我所掌握的一切都不以为然，比如我所受过的教育、我的流畅的英语、我与人打交道时的稳重自信。 我们于1934年4月的第一周到达上海，旅途花费了三周的时间。 罗尔夫非常高兴地迎接我们。事先我没有机会告诉他，我们只是路过这里，到达之后立即把这种情况告诉他，对于我来说并不容易。当我最终把实情告诉他时，他显得十分沮丧，但他依然像往常一样平静，只是无论如何他也无法接受这是最后的分手。罗尔夫具有一种特殊的韧性，人们很难设想在一个表面看来软弱的人身上会有这样的品质。当我告诉他，我在奉天可能不是一个人生活时，他丝毫未责备或者难为我，他接受了这个现实。他只是坚持不肯永远放弃米沙和我。 我发现罗尔夫心情十分沉重，因为他同样有要儿子的权利，若是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应该得到满足。他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遇到危险可以退缩的同情分子，而是一个共产党人，已经参加了工作，是日本在上海发动战争和德国法酉斯主义促使他走到了这一步。正是因为这样，与他分手使我的心情更为复杂。 我们并未公开办理离婚，因为我出现在奉天需要一个可靠的公开身份。我访问了上海的各家书店，成功地得到了一份工作，充当美国伊文斯驻上海书店的代理人。我以书商价格购买了少量图书，拿到了图书目录并得到了我需要的最重要的东西：我的驻满洲公司代理人的证明。潜在顾主应该是日本管理机构、医院、大学生和日本企业界。我印了名片和信纸：满洲国①图书代理商，经营教育、医学、科学图书。满洲国奉天P·O·30号信箱。至今我还保留着一张信纸。 ①日本占领满洲以后的国名。 有了这个“代理人头衔”，在我们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在满洲境内公开旅行。 格里沙大概是通过瓦尔特知道我到了上海，我们又见面了。我们认为我们这次会晤是并不违背地下工作纪律的，因为我们的社交往来是众所周知的。这是一次热烈的重逢，我向他谈了他哥哥的情况，我在莫斯科拜访过他。 离开上海之前，恩斯特和我购买了组装发报机的零件，估计在奉天是买不到这些零件的，我们把它们装进箱子里。 在《左尔格博士东京来电》一书中，奥托·布劳恩说他从满洲到上海的旅途中携带了2000美元现金，以便援救诺伦斯一吕格夫妇。他描绘了白俄和日本密探不断地对旅客进行监视的情形。 恩斯特和我向着不同的方向驶去，我的米沙当然也跟着我一同走。在1800公里长的旅途中我们时刻注视着自己的箱子。在满洲边境箱子被打开了，在我们的发报机零件当中，除了较小的物件之外，有两只电子管，这种电子管当时有煤饼那么大。边境上的这种检查已经成了我们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事情，若不是奥托·布劳恩在他的旅行记中提醒我，我根本不会提到携带零件的事，下面这段回忆也是在他的启发下想起来的： 我们希望在奉天能够买到为组装整流器所必须的变压器，这种变压器是由坚硬的铁构成的，是一个大约20厘米见方的又笨又重的大家伙。在奉天根本买不到我们所需要的零件，恩斯特又踏上漫长的路程返回上海，到那里去采购变压器。天津近得多，也许他到那里去过。但是隐藏变压器需要做充分准备工作，这只有在上海才可靠。恩斯特需要罗尔夫的帮助，罗尔夫很愿意助他一臂之力。他们买了一把沉重的安乐椅，运回我们上海的住宅里。恩斯特和罗尔夫小心翼翼地撬开底座的嵌板，把变压器放在里面，用铁丝固定在弹簧上。罗尔夫和恩斯特二人都是细致认真，尽职尽责的人。在最后的一瞬间，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又决定用结实的细绳把变压器再固定一遍，然后把嵌板重新钉好，安乐椅寄到我的或者是恩斯特的地址。我记得是寄到我这里，因为我让人从上海寄家具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安乐椅收到了，但捆绑变压器的铁丝却断了，变压器虽然依旧固定在绳子上，但却沉下来把嵌板磨得薄薄的，万一在运输途中再震动几次，它那锐利的棱角会穿透嵌板，变压器就要从里面掉出来。对于那些驻扎在满洲的歇斯底里的日本密探来说，这足以招来对我们的怀疑。一个有益的教训是，工作不仅是双倍的，而是要三倍的谨慎。 我们于1934年5月到达奉天，住进大和饭店。恩斯特弄来的莱因金属与打字机公司介绍信，我从伊文斯书店弄来的信件，我们全都公开放在卧室里，以便减轻密探们的工作。在饭店里我们从来不谈及我们的活动。 我们在奉天的任务，就是要配合满洲的特殊形势。中国最进步的势力，自从日本入侵那天起，就下决心进行积极抵抗。在满洲的山区里，当然也在小城市和农村里，出现了许多游击队小组，其中有工人、农民、大学生和士兵。许多游击队小组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满洲通过它的工业产生了一只强大的工人阶级。 游击队运动在中国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6年以前，中国共产党第6次代表大会就做出决定，建立游击队分队，他们后来成了中国红军的核心。参加党代表大会的共产国际代表，对这个决议表示欢迎。在这之前，共产国际执行局，即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机关，号召它领导下的各国共产党，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持中国党。理所当然的是，苏联最有力地参与了这种国际主义的援助，毫不奇怪的是，在日本人占领的满洲从事活动的同志们可望得到苏联的援助，他们也的确得到了这种援助。中国同志在苏联学习了开展游击队活动的方法，那些被选出来参加学习的人，感到特别骄傲。 我们手头掌握着几个游击队员的别名和接头地点，他们要组建游击队小组，进行训练开展活动。组建起来的游击队小组，在我那个时期尚未开展打击日本军队的战斗，他们的活动仅限于运输领域、工业区和日本司令部所在地。 我们电台的任务是在游击队和苏联之间建立联系，转达游击队的问题和报告，向他们传达苏联的建议；恩斯特像我一样，受的是同样的训练，凡是他不能亲自处理的事情，都由我来做。 恩斯特和我与三个游击队领导人有联系。像许多具有重大影响的任务一样，我们的任务也分解成细部的工作，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可能取得微小的成功，也可能遭到失败。遗憾的是，我们的工作一开始便遭到一次失败。 到达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那些已经约定的接头和寻找一处可用来安装电台并使之运行起来的住宅。 自从离开莫斯科以来，每天晚上我都把接头地点和时间以及我的电台信号的格式，在头脑里重复一遍。为了保护领导同志，因为他负有更多的责任，根据原则规定由我去与游击队接头和操纵电台。尽管如此，恩斯特也很难逃脱被怀疑的阴影，说不上会遇到什么风险。他是个勇敢的人，总是把更多的危险揽到自己身上。 我与一个住在哈尔滨的姓李的中国人的接头时间，是我们到达奉天之后的数日。在经历了上海到奉天的漫长行程之后，我不想让米沙再一次经历两次六百公里的旅途劳累。他得了一次百日咳之后特别虚弱，我想尽一切办法让他健康起来。恩斯特答应照看米沙，我给他写了一张纸条，上面有许多指令，包括如何喂鱼肝油的小窍门，但愿这些指令都能有用。 在我生平所看到的城市中，当时的哈尔滨是最为阴森可怖的城市。除了中国人和日本人之外，在那里生活的主要是俄国流亡者，他们身上都带有与十月革命不相容的旧时代的印记并且彻底堕落了。许多人衣衫褴褛地沿街乞讨，这样一番景象在一个中国城市里显得比在欧洲更加可怕。乞丐、小偷、妓女决定了城市的形象，晚上人们不敢单独到街上去走动。 不知是谁出的主意，让我夜晚去一个偏僻的墓地入口处与李接头。我走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偶尔有一个喝醉酒的人在那里踉踉跄跄地走过去，我感到害怕，倒不是怕死人，而是怕活人。我等了十分钟，越等越害怕，我被人辱骂了两次。我等待了25分钟，李也没来。 我不能就这样离开这座城市，次日夜晚我再一次去那个墓地，这一次我等待了20分钟，李仍未出现。我心情压抑地返回奉天。 恩斯特和米沙正坐在饭店里用晚餐。恩斯特小心翼翼地往米沙嘴里喂了一匙稀粥，我被感动了，恩斯特见我回来很高兴。我的迟归令他颇为担心。听了我的详细汇报之后，他的脸阴沉下来，甚至问我是否真的去过接头地点，等待的时间是否够长。他不能忍受工作中的失败。 我们必须等待下一次的接头，据我记忆，是在14天以后。 寻找住宅的事情一时没有着落。庞大的日本官员机构把所有空住宅都贴了封条，剩余的是些逃跑的中国将军们的孤零零的豪华别墅。蒋介石在满洲从未有过置啄的地盘。这一方土地在日本人入侵之前是由张学良控制的，在他之前由他父亲张作霖控制。 恩斯特终于在一对经常吵架的德国夫妇那里找到一间屋子，他们在经济上并不宽裕；许多欧洲商人都在日本人的竞争中吃尽了苦头。 我需要一个独立的住宅来设立电台。我再次去看了一处豪华别墅，它属于张学良将军的一个亲属，对于我们来说显得太大。他从前的仆人带领我们看了一遍。在我们离开这块地产的时候，我发现院子里有一栋石砌的小房。仆人微笑着说，房主，即一位将军的情妇在那里住过，有一条地道直通正房。我问他，我可不可以看看，仆人花了好长一阵时间去寻找这栋房子的钥匙，我走上石阶，发现入口门后有三间带有护墙板的屋子。房子下面是厨房、仆人住室和地下通道的出口。这里没有暖气、浴室和厕所，但是这房子很适合我的工作，尽管它的房顶对于天线来说显得太低。仆人摇着头说，他必须给那位将军往北京写封信。很快得到回答。经过换算，只要每月支付30马克，便可以住进这栋小房。我可以从别墅里挑选家具。小房子有一张睡椅，大概是这位将军从前来看望情妇时用的，现在可以做我的床。我给米沙买了一张儿童用的藤床，还添置了一个圆铁炉子。袖木写字台上，像从前一样，摆放着一幅具有家乡风格的德国湖的照片。 幸好仆人们的居家都在小房子底下，只要我把门关上，任何人都进不来，同样合适的是，尽管我的居室坐落在一层，但由于它们高出地下室，所以任何人都无法看进来。除此之外，到了夜里，窗户都有向内关闭的坚固护板。我们利用大房子里从前仆人们用的厕所，它位于院子里50米远的地方，那是一个乡下性质的板棚子，没有冲水设备，门上只是缺少一个插销。米沙和我都在大木桶里“洗澡”，冬天我们把它放在我卧室的炉子旁边。两个石雕的虚构动物装饰在大门两侧保护着我，但愿它们在寂寞的夜间工作中也保护着我。一堵墙把我们的地产与德国俱乐部隔开，高大的杨树从墙那边伸向我们这边来。 在找房子之前，我和恩斯特发生了意见分歧，在他看来，我与他迁在一起是理所当然的，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而我却拒绝这样做，不知为什么，尽管如此，我却喜欢他，像他喜欢我一样。我们都理解对方的心情，但是他是一个人，我必须在一切方面都顺从他。为了工作我什么都能接受，尽管他毫不顾忌自己，也对别人提出过分的要求，对我要求的更多，当然不会对我造成纯体力上的伤害。在许多个人的事情方面，我尽量顺着他，但是，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我无法在一种完全由伴侣决定的气氛中生活。恩斯特需要一个普普通通的好女人，无论在哪方面都服从他，跟着他过他的生活。改变他需要花费许多气力，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想进行这样的斗争。 把电台架设起来之前，我遇见一位在苏联情报机构工作的同事。这位同志个头儿又小又畸形，留着一头刷子发型。我交给他一些用密码书写的消息，也得到一份用密码书写的回答。在我从莫斯科出发之前，中央就是向他询问过我在奉天是否有一位叫弗克斯的汉学家。 我们当时所采用的密码，尚不符合马克斯·克里斯蒂安森一克劳森在《左尔格博士东京来电》第268页中所描述的系统。我们所采用的第二套密码，是由相加的数字组成句子，这套密码来自另外一本书，我们还要把这本书的字母转换成预定的数字。 于是我必须向这位苏联同志通报与李接头所遭到的失败，这是“第一号消息”。中央的回答听起来颇为气愤，在他们眼里这是我们第一次独立执行任务，可我们却未能完成。 我迁入新居，安乐椅和变压器也来了，我们又架起了电台，其实，主要是由恩斯特组装的，他做得更好。我们所采用的发报机型号与马克斯采用的一样（见《左尔格博士东京来电》一书）。人们可以采用不太通用的接收器零件组装这种发报机。根据我的记忆，它叫赫特莱发报机三点振荡电路。但是，我们并未像马克斯三年以后做的那样，省略整流器，它和它的配件变压器给我们带来许多困难。 我们的设备在奉天尚有巨大潜力，也许马克斯当时组装得更好。每一次都把电台拆开是不可想象的。除了沉重的整流器和那些巨大的电子管之外，我们还采用过粗铜线制成的线圈，它是把粗铜线缠绕在啤酒瓶子上制成的。光是这些线圈就比十年以后的整部发报机占的空间都多。我利用两根尺子，下边一根是黄铜的，表面上刻有中文字，上边是一根缠有棉线圈的木尺，充当电键，在它们的缝隙间插人一颗螺钉。在揿动棉线圈时，螺钉击打黄铜尺。一条金属线通向螺钉，第二条被我缠在黄铜尺子①上。触键每二三分钟须重组一遍。那句镌刻在我那根黄铜尺上的中文格言是：“深刻理解‘感觉’与‘生活’的真理的人，能活五百年”② ①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根尺子，中国人用它做镇纸。 ②原文为“此中有真意，得寿五百年。”——译注 我从别墅里搬来一张巨大的写字台，这是我的最重的家具。我还从上海带来那只樟木箱子，把它放在写字台下正合适。我们把发报机和整流器都装进这只防蛀箱子里，再在上面盖上一块木板，夏天在木板上存放冬天用的防蛀衣物，冬天保存夏天用的衣物。箱子本身相当沉重，所以很难发现它的附加重量，再加它还有金属护皮和一把保险锁。我这小小卧室是存放樟木箱子最合适的地方，通常居家过日子都离不开它。若是进行彻底搜查，这发报机是会被发现的，我们希望在奉天颇为流行的密探们不再窥视欧洲人的家庭。这些又大又重的设备我们无法隐蔽得更好。我们慢慢地学会了运用较小的零件，大约一年以后，恩斯特把发报机，当然是没有整流器，装进一台可以搬动的留声机里，以代替发动机。整个在奉天的那段时间，我们的发报机始终放在樟木箱子里。恩斯特是个不知疲倦的人。我们在上海买了一本美国的教科书，有250页，印得密密麻麻，是为广播电台的技师和维修师而写的。恩斯特没白天没黑夜地研究这本书，由于他根本不懂英语，我必须为他翻译。那些专业术语我常常既无法翻译，亦无法解释。这时他会说些难听的话。最终他还是掌握了这本书，我记得他能背诵其中的绝大部分。 在奉天我每周从我的卧室拍发两次电报，并非每次都能播发一条消息，但是我必须报到，惟恐中央有发给我们的消息。一巳遇到干扰，我们或者对方听不见，我便在次日夜里再尝试一次。 尽管我后来没有别人帮助也能成功地组装发报机，但始终未能像恩斯特那样成为一个内行，但是我会发电报。后来我才知道，我发报的能力相当迅速、准确，超过通常的水平，我能毫无错误地接受最快的密码。在一切都进展得十分顺利的夜间，工作是一种乐趣，但是我们这台功率颇弱的发报机，却很少能给人带来乐趣。 我常常中断发消息，问对方：“你听得清楚吗？”得到的回答常常是相反，于是我必须把一切再重复一遍。利用我这台普通受话器，连海参崴的对方都听不清楚，常常被别的电台所淹没。遇到这种情况，夜间工作即使拍发不很长的电报，也要花费几个小时，收听比发报更令人烦恼，因为它要求特别集中精神。一旦遇到可疑情况，毫无危险的接收事实上比危险的发报更让人神经紧张。我很佩服马克斯·克里斯蒂安森一克劳森，他似乎能在一个小时里拍发500组，而且他所掌握的距离比我们远得多。500组在我来说，因为要经常进行必要的重复，须持续半夜。有时连续工作两夜，终于把消息弄到手里时，大约在清晨3点或者4点钟左右，便又开始破译工作，因为纸条不能保留的时间太长。最迟在7点钟左右便天亮了，于是我的米沙又要唤醒我。 我们发出去或者接收到的消息，通常在60到500组之间，每组五个数字，很少有更多的时候。我们在不同的钟点发拍，但总是在夜里。我们只有两个波长可供选择，因为我们的接收天线的长度只能在一个固定米数之内工作。它叫弗克斯天线。每周工作两次、三次直至四次，再加重复，很容易被敌人测定出来。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的电台居然未被敌人发现。 关于我的处境的危险性，它无法每一次都引起我的警觉，上面所提到的缺陷更令我伤脑筋。工作顺手时，我感到很高兴。我的房子带有关闭的护板，仿佛是一座城堡，室内灯光被这起来，足够我阅读和写字的微弱光亮照在桌面上，其余的一切都在黑暗之中。米沙在隔壁房间里熟睡。整个城市都人睡了，只有我一个人醒着，向太空里发送着游击队的消息，在海参崴坐着一个红军，他在接收这些消息。 不过也有这样的夜晚，在那里我对着闹钟和室内寒冷骂街。夜里炉火熄灭了，我穿着运动服，裹着毯子，坐在写字台前，戴着无指手套在发报。飞机在房顶上盘旋。说不上哪一天他们会捉获我。瞬息之间我也会产生这样的愿望；若是对方不通话，我很愿意回到我那温暖的床上去，可是第二天夜里，我又得钻出来。 与李的第二次约会，我的等待也毫无结果。据我的记忆，第三次是恩斯特代替我去的，依旧徒劳。后来中央或者是我们通过另外一个游击队员了解到，李对自己的任务感到害怕了。由于他接管了一个现存的小组，我们丢失了整个小组。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他虽然背弃了工作，却并未出卖任何人。若是被捕他会怎样？ 中央告诉我们说李是十分遵守诺言的人。中央给予他这样高的评价，肯定是有道理的。 在我们的工作中对一个人做出绝对正确评价是困难的，尤其是当他重新开始工作的时候。可靠性只有在危险中才能证明，一个可靠的同志即使在做了多年的有益工作之后也会变化的。诚然，人们不可以不信任自己的同事，这样什么工作都无法做，但是人们不应该只是尽可能详细地认识他们，而是应该一再地重新认识他们。人与人之间必须保持一种经常的联系，必要时甚至保持个人的联系。从中央这方面来说，道义上的支持对于在危险而孤立的工作中的同志是重要的，不论他多么坚强。尊重他的工作，肯定他的成绩，理解他个人的问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不能忽略的。 一个另外的考虑。李从那些一起学习过的同伴那里知道多少其余的事情？真实姓名，他们出生的省份，他们有没有家庭，他们将要在哪里工作？对付叛变最可靠的方法，是让每一个人知道最必须的东西。的确，这是老生常谈，但具体的例子最有说服力，这是最基本的理论。 我们的游击队员应该把他们的活动集中在日本人控制的穿过满洲的铁路线上。他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多次成功地破坏铁路网，使交通陷于瘫痪，尤其是他们曾多次使军车脱轨。游击队小组在增加，他们吸收了新队员，借以加强他们的战斗力。他们的活动今日本人惊慌失措，这从新闻报道和日益强化的针对性措施中已经表现出来。 我们向中央汇报游击队小组的计划和执行任务的情况，拍发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情绪和事实的报道，通报新的，有趣的队员的情况。 另外，我们的游击队员小组并不是固定的单位，队员们作为工人、农民或者职员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他们集中几个小时或者几天，要么进行训练，要么有组织地从事打击日本人的活动，即使这时也不总是全组出动，小组的实力只有领导人才知道。这种游击活动形式在当时是经常采用的。 除了指导各游击队小组之外，我们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他们筹措所需要的炸药。恩斯特和我去奉天或者别的城市的药铺和杂货铺，购买化学药品，它们本身并无危险，但配到一起便成为爆炸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购买硝酸铵（钾硝）。我们在一家店铺里打听过多次。恩斯特不会讲中国话，我只得跟他一同去，我们带着我的米沙，以便尽量给人一种和善的印象。硝酸铵是有的，可我拿不定主意是买一公斤或者更多些，其实这是农业上大量需要的物品。我请求买10磅，售货员把我的意思理解错了，他拿来50公斤。太棒了，我们心满意足地把买来的东西装在一辆马车上，运到我的住处。 假如我的记忆是对的，一公斤硝酸铵，加入百分之二十的糖或者铅粉或者高锰酸盐，放在一条火车铁轨上，可以充当炸药。这种药品，还有附加药品，也许是为了代替另外一种也并不难买到的原料，代替氯化钾，引爆硝酸铵用另外一种配方。同样我们买过硫磺、盐酸和其他的化学药品，它们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我们把配方和制造炸药包的任务交给游击队小组来做。 为了把这些材料交给我们的游击队员，谨慎行事是十分必要的，而运输这些材料就更为困难。 我们最喜欢和最重要的一个同事，我们称他冯。他有一副北方中国人的魁梧身材。他给人以镇定与威严的印象。尽管他还年轻，在我们那些短促的接触中，我看出来他是一个沉着、和善、严肃的人，他的这种严肃中带有热心和尊敬。 我与冯的接头是在奉天和安东进行的，安东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在朝鲜边境附近，他在那里与妻子和两个孩子生活在一起。他始终身着中式服装。我不相信，除了一顶礼帽之外，他还有别的欧式服装。 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困难是，冯像其他与我们来往的中国人一样，只讲中国话。我在上海的最后几年荒废了我的课程，忘掉了许多。读与写的水平都不好，我还不会利用中文辞典。可现在我们要指导游击队员，要传递他们的报告！我必须尽快地学些新的单词。为了能与中国同志互相交流，我递给他们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我掌握的单词，他们只能从这些词汇里选择单词写进他们的报告里。同样我也必须把中央或者恩斯特的指示，用这些有限的词汇表达出来。当然，这对于我加速学习是个很大的推动。每次我与这些同志接头时，在他所收到的纸条上，都会发现我已经记熟了的新单词。 致父母的信： 1934年9月28日 我每天都学习中文，和我的男仆比赛着学习写字，他每天下午去上课，这是一个可爱的、聪明的小伙子，我很愿意在他身上花时间和几角钱。为此，他给我烧非常可口的饭菜。学得越多，兴趣越大。我现在能写和读600个汉字。说的更多。超过2000汉字的人，已经是汉学家了，多数人都会变得有些疯疯癫癫。现在我的同乡们都有点替我担心了。 我的奉天的语言教师，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是痛恨日本侵略者的。他跟我熟悉一些以后才承认，由于他家里困难才给我来教课，因为我公司的信笺上印着“满洲国”的字样。这是日本人给这个国家取的名字，所有中国人都痛恨它。他感觉到我对中国有感情，有兴趣，但是这样的公司标志使我在中国人当中永远也不会赢得朋友。 我回答说，我也是因为需要才出来挣钱，不得不用满洲国这个名字，因为买我的书籍的顾客是日本人。 当我于1935年秋天离开中国时，我已经能读和写大约1000个中国字，说得还要多。米沙有许多中国朋友，他掌握了属于一个四岁孩子范围内的所有词汇。 中国语言不是由字母构成的，而是由词画构成的。由于复杂，对于外国人来说，几乎是不可学习的，人们既要说出这些词画，又要发出不同的音域。 为了避免发生误会，我们必须违背地下工作的规矩，把消息写到纸上，偷偷地塞给同志们。中国人常常要遭到警察和日本占领军的搜查，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当时没有别的办法。 每次我与冯接头的时候，一看见他出现，我就很高兴。我们随便在哪条街上见面时，时间总是短促的，我和他以及别的同志，只能说上很少几句话。我几乎不了解他的情况，他也不了解我。一个局外人怎么会知道是什么把我们联系到一起的呢？我们在同样的危险中，为同样的事业而工作。可危险对于中国人来说，比对于我们要大得多。有一次，与冯接头以后，突然拥来许多警察和占领军，街道被封锁起来，每个中国人都必须举起胳膊站在那里。当我们的目光互相注视着对方时，我感觉到，除了危险之外，这种搜查方式是特别有害的，可冯尽管举起双手，却不失自己的尊严。 警察没有发现纸条，他们搜查的是武器。否则他们马上会辨认出来，这笔迹不是中国人写的。 也是冯从我的住处取走了50公斤硝酸铵，于是他知道了我的地址。 与另外一个游击队小组领导人的接头发生在吉林，那里距奉天五百公里远。这肯定是中国游击队员提出的建议，我只能说，哈尔滨那个可恨的墓地与这个接头地点相比更为理想。吉林也有火车站，但并不很热闹。除了我之外，没有一个外国人在这里下车。我跟随那个等待我的中国同志，像约定的那样，并未向他表示问候。他上了一辆人力车，我也上了一辆。两辆人力车在坑坑洼洼的沙土路上行走了大约40分钟。尘土像烟雾一般笼罩着我们，不过尚未把我们弄到辨认不出来的地步。多年来似乎不曾有过欧洲人，特别是欧洲女人在这里行走过。大家都转过头来看我们。若想把我们的游击队员和我从人群中区分开来。恐怕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办法。最后我们停在一栋简陋的茅草房前，在我们走进去之前，已经围着我们站了许多人，惊奇地注视着我。游击队员的妻子招待我们，给我们端来茶。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制造炸药的材料交给他，是一种特殊的技能。这位游击队员既勇敢又能干，但他却不懂得如何进行地下接头。 像在上海一样，我在奉天过的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1934年春天，法西斯主义尚未如此强烈地影响德国社团，尽管第一批受迫害的人已经从德国来到这里。 什么人与领事馆有联系，与德国社团有来往，在日本人看来并不值得怀疑，因此我尽量利用这种关系。我接受德国领事馆的邀请参加招待会，也去德国俱乐部。与我比较亲近的熟人，都不想拼命去当纳粹，都是对中国感兴趣的人。 自然，我的社会地位，作为打字机公司的一名小小的代理人的女友，比起在上海时作为英国城市管理机关一位有声望的建筑师的妻子的地位要低得多。 致父母的信： 1934年春季 在这里我到处都受到友好接待，在德国俱乐部……我经常和弗克斯博士在一起，我们是三年前在北戴河相识的，当时我们很喜欢他。他在这里一家日本人学校里教书，假日时他常常做些有趣的旅行。他会讲12种语言，刚刚30岁出头，是个冷静而稳重的人，常常讲些讨人喜欢的和令人高兴的故事…… ……我常常也能看见一个刚刚出现在奉天的比利时建筑师。他出身于贵族，曾长期生活在巴黎，在伦敦生活过八年，他的生活作风和思维方式跟我们一样，与表现出来的其他特点相比，他是个令人高兴的人。此外，还有一个讨人喜欢的漂亮日本人（松本），他是伯恩施坦的朋友，在上海时我就认识他，他现在在这里工作。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个新来的医生。我在信里写过关于他的事情吗？他是年纪较大的德国犹太流亡者。我跟那位建筑师打网球，跳舞；跟弗克斯一块吃中餐，出去郊游；跟松本去看电影。医生夫妇来我这里做过客，最好是大家都来，因为我有一栋如此滑稽可爱的小房子，有这么多漂亮唱片，还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小厨师。侥幸的是，我只是顺便欣赏一下这些女人，这就是说，有时在喝茶时，有时在俱乐部里，在那些地方，我只能谦虚地赔着笑脸，在必要的时候，颇有耐性地坐上两个钟头。 由于伊萨和艾格尼斯不在这里，我倒宁可不见我那些熟人的太太们。 那位比利时建筑师的姓名，我已经不记得了，我称呼他“领带”，我之所以关注他，是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他在政治上是靠近我们的。我曾经很想争取他至少做我们的外围人士。但是他的过去，他在奉天何以只停留个把月，且又没有任何职业，都令人捉摸不透。 松本，伯恩施坦的朋友，我们在上海时就不信任他。在奉天我可以肯定，他不只是推销乌发电影，他在这里对于我来说，要危险得多。当他出乎意料地来拜访时，我正穿着孙逸仙夫人赠给我的那件衣裳。他说，我穿这件衣裳很合身，可不可以为我照张相。反正伯恩施坦那里有我们的集体照片，背着我照我的相，对于松本来说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我友好地接待了松本，任何回避或推辞都会引起他的怀疑。我把这当做一次有用的训练，当着他的面多留点儿神，又不让他感觉出来。对于这样的态度，我已经练就了一种可靠的本能。 我给家里寄出的信，比从上海寄出的那些信件理所当然地要慎重得多。有一次我在信里提到：“现在正忙于结算进项。”这是撒谎，我卖出去的书籍并不多，为了平息父母因为我与罗尔夫分手所造成的不安，必须拿职务来搪塞。 关于满洲的情况，我在给父亲的信里是这样写的： 1934年7月20日 这个国家非常有趣。日本人慷慨地实施了一些建设项目。奉天出现了一些全新的城区，首都新京正在建设巨大的政府大厦。航空线和铁路线遍布整个满洲国。日本货物充斥城市和乡村，它们摧毁了所有的欧洲公司，百分之六十的住在奉天的欧洲商人，在最近两年都破产了。与此同时满洲国的一半遭了水灾，另一半遭了旱灾。其结果是饥荒。上个月只是在满洲国的奉天省就发生了650次土匪和抗日小组的袭击事件。 在满洲的深山里历来就有小股土匪，他们常常袭击富裕村庄。随着游击队小组的增长，分别的和准确的数字究竟有多少，是很难统计的，日本人把游击队也称为土匪。 我也侦察更遥远的地方，这是不言而喻的。 周末我和领事的侄女，还有弗克斯博士进行了一次非常快乐的郊游。这里有非常漂亮的地方，乘火车两个半小时到达，在奉天谁都想象不到有这么好的地方。山区里有深蓝色的河，有布满岩石的山和绿葱葱的山、有陡峭的山谷，古老的树木，清洁的小村庄，非常迷人。按照日本方式吃饭、睡觉、洗浴…… 在另外一封信里，我抱怨“讨厌的人，做不完的工作和奉天的小城市气氛。” 我从未提到过恩斯特的存在，其实我每天都和他在一起。 我带着自己的书箱子也去过两三次抚顺，这是满洲的工业中心，那里出产煤和石油。我到那里各处看看，拜访工业界的领导人，他们买了我几本书，我在那里拍了一些风景和人物照片。 实际上，我并未努力去利用奉天和满洲为我提供的重要读者群。我也偶尔去拜访一些官员、军方和工业界人士。当然，我们没有与日本人取得联系的任务，不论是恩斯特还是我，均未向中央做过这样的建议。尽管如此，在这个或者那个问题上也能产生一些粗浅的认识，然后把这些成果用电报的方式转发给中央。 在一次与恩斯特所做的郊游中，我们遇见一些为日本人服务的中国士兵并和他们谈了话。在这次会面的启发下，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寄给当时尚存在的家里。 我们在满洲，在奉天附近。天在下雨，我们走进村头一家小铺里。 这村庄大约有20户人家。在小铺里可以买到香烟、豆油和空铁桶。后面的大炕上坐着三个士兵，其中一个在拉二胡。年纪大的掌柜靠在账桌上，两个机灵的小青年蹲在地上。 在这里见到外国人是稀罕事情。我们被邀请坐在炕上。士兵是中国人，在为满洲国服兵役。他们问：“你是俄国人还是英国人？” “我是德国人。” 三个人都发表了一通自己的看法。“德国人脑瓜儿聪明。德国的枪最好。”“中国人只会吃饭和睡觉，却不会读书和写字。” 我问道：“这附近有土匪吗？” “没有，现在高粱都割光了，那里藏不住红胡子。①你知道张作霖②从前也是土匪吗？” ①“红胡子”在满洲是对土匪的称呼。 ②张作霖是从前控制奉天的将军。 那个拉二胡的年长的士兵笑着说：“张作霖小的时候，还没长胡子便当上了红胡子，待他长了胡子，便成了一个大将军。” 我接着问道：“可你们为日本人工作，这是为什么？你们喜欢他们吗？” 大家都笑起来，说起话来既兴奋又杂乱无章。“日本人非常坏。我们袖子上戴一道杠，每月挣11个满洲银元，日本人戴一道杠，却挣60个银元。只要戴两道杠的日本人说一句：拿这个去，干那个去，戴两道杠的中国人立即便跳起来。日本人又肥又胖，走起路来这样。” 年长的士兵把双腿作成罗圈样，下颌前伸，两个拳头撑在腰间，“中国人却是这样。”他弯下腰，用双手捂着面孔。 那个20岁左右的年轻士兵说：“希望早日发生战争，到那时我们不会跟着日本人打仗，而是反对日本人。” “德国有许多土匪吗？”年长的士兵问道。 “能读书写字的地方，没有这么多土匪，”年轻的士兵答道，他接着说：“满洲国现在就像英国占领的印度。” 第三个士兵说：“你这位太太中国话说得真好，我祝贺你。” 其他人点头称是。 外面在下大雨，又打闪又打雷。 年长的士兵问：“德国也有这个吗？” 我回答说：“有这个，有雨也有太阳。” “跟我们这里是同一个太阳吗？也这么回？” “是的，太阳是同一个太阳，月亮也是同一个。” 年轻士兵点头说：“我们大家同在一个圆圆的地球上。” 有一天令我大吃一惊，一个新来的纳粹，他是一家钢铁公司的代理人，其实是莱因洲一家兵器公司的代理商，他有意租下这个巨大别墅，我的小房子就是它的一部分。我的水和电都是从别墅里来的，他可以把两者都给我断掉，或者他只消说一声，他不喜欢我住在这里，房主马上就会解除我的租约。即使他不这样做，这个邻居也会让我不高兴。他搬进来以后，并不觉得有什么理由来拜访我，可我必须知道我该怎么做，我必须过去。 这位新房客坐在一间又大又冷的屋子里，别墅里有大约12个房间，他以一个旧派骑士的礼节迎接我。他是个贵族，50多岁，他的女人和四个孩子都留在德国。他的姓名我忘记了，我们称呼他“封·××先生”①。第一次谈话时我就肯定他从前是个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现在是个纳粹，与希特勒相比，他更喜欢威廉二世皇帝时代。封先生为他那古老的家族及其战争传统而感到骄傲。从他那彬彬有礼和妩媚可爱的举止中可以看出，他是反对排犹主义的，希望我无论如何也要在小房子里住下去。 ①德国贵族姓前都加一个“封”。——译注 “您不要因为我在这里而感到压抑，您要是搬走，我会感到伤心的。”封先生也不想规定一个计算电费的方法。“那几分钱的电费是不值得说的。”可我认为，让一个德国民族主义的贵族，为与苏联红军建立联系而在夜间消耗的电流付款，这简直是开玩笑。 封先生和我在我们比邻相住的那段时间里，保持了一种良好的关系。 他常说：“我佩服聪明，我喜欢活泼，比起这里那些德国小市民来，我更喜欢与您闲聊天。” 封先生是个贪杯的人，有一次他请求我说：“邻居太太，如果您在什么地方遇见我，认为我喝够了，您就把我拖到家里来，好吗？” 有一次他邀请我去德国俱乐部，但是我不愿意再到那里去。他坚持让我去。事后他把自己那一点都没贵族气的胖胖的手放在我的肩上说：“假如有哪个德国人敢于动您一根头发，您告诉我。” 封先生在德国社团里是有影响的，这是因为他有地位，因为酒喝得多，不妨碍别人，还因为他以自己的方式做人。我毫不费力地从他那里知道了一些德国商人的情况和与他有交往的日本人的情况。 我之所以能够把他描述得这么详细，而游击队员们许多重要行动细节我却想不起来，是因为我还保持着一些信件。关于封先生我在给家里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由此可见，此人与内蒙古的头人有关系，他叫德旺，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我的邻居现在正在内蒙古拜访他，他想任命我的邻居做他的总顾问。他可能会放弃自己的钢铁公司，只跟这位头人工作。这位头人有这样一个计划：他希望由国家来收购和销售羊毛，现在是中国商人在蒙古私人收购，每200公斤羊毛，付给蒙古人一盏马灯；我的邻居要做他的中介入，把这些羊毛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卖给德国。百分之五十的羊毛以货物形式偿付。这是一桩有趣的，非常了不起的事业。最为精彩的部分是，我的邻居需要一个女秘书，她必须“能说会道”，当然要跟他一同去头人那里，跟着他去旅行整个蒙古，处理全部有趣文件。这是一个诱人的机会……但是你们不必担心，总有一天要结束这种流浪汉生活，我不会答应干这种事情。 我敢肯定，这里所涉及的不只是羊毛问题，我很想跟随他去两三个月，一定会很有趣。我记得我请示过中央，内蒙古和这样一个头人，对于他们来说或许并非没有兴趣。但是这件事情落空了。 在这段时间里，最令我高兴的事情，是米沙和他的成长。他那些聪明的，发人深思的问题，他的逻辑和观察能力，都是令人高兴的真正原因。 当他1935年1月份在上海跟随罗尔夫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我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 尽管我从早忙到晚，还是非常惦念着我的大大小小的生活内容。不是享受，而是6点半钟就被闹钟唤醒，晚饭和中午饭都不需要在家里，打字时怀里不必坐着一个讨厌的孩子，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伤感问题，但愿只有这四种情况。 罗尔夫把米沙送回奉天，他还第二次来探望过我们，两次都给我们带来急需的发报机零件，我记得，有一次还带来了化学药品。 罗尔夫的父母和我母亲，都不同意我这样生活，我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你根本用不着替我担忧，这是绝对没有必要的。我过的完全是我所希望的生活，并且活得非常满意。我承认，如果我只是在罗尔夫身旁做他的妻子，我会过一种受到精心呵护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只能在理论上，而实际上我不会感到幸福的…… 你们的失败的，但却心满意足的女儿。 我敢肯定，我的父母至少自从我在苏联长时间逗留以后，便猜测到我与罗尔夫分手可能是由我生活中的政治背景造成的。 在我长时间使用发报机之后，电子管坏了。恩斯特很生气。也许是我的过错。我必须去大约七百公里以外的天津，设法在那里买到新的管子。我带上米沙和他的玩具熊。为了应付边境检查，我事先把管子缝进玩具熊里，熊里面原来充填的是木棉。在奉天我没找到与熊的颜色一致的棉花，现在想办法在天津买到。我拿着一块旧皮子当颜色样品，走进一家小商品商店。 我前边有一个又胖又圆的女人在挑选花边桌布，她从容不迫地挑选着。那时我就忍受不了在商店里参观。当米沙开始不耐烦时，这位女士转过身来，这是路易丝，保尔的妻子！我们二人由于激动和高兴而一言未发。 保尔现在生活和工作在天津。路易丝请我到她家去。我高兴地跟她去，这天晚上过得十分开心。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客人，保尔的报务员，即当过海员的路茨，他是我在莫斯科的同学。我们共同度过的那几个钟头（到我们回饭店之前，米沙一直睡在路易丝的床上）让我回味了一个多月，回到奉天以后，我觉得在天津的那几天，简直像在天堂里一样。 奉天的气氛几乎是无法描述的。最令人讨厌的是占领军那种小题大做的、愚蠢的，但是由于他们的规范而变得危险的秘密侦察。那些为日本人服务的中国人，会因此而受到他们的同胞的蔑视。他们要么搜查外国人的住宅，要么把人传唤到警察大楼里去。我还记得在警察局的一次“谈话”，一个日本军官跟我讲英语，顺便用俄语说：“您请坐！”由于我在这种谈话里头脑特别清醒，我反问了一句：“您说什么？” 我相信，任何占领军最初都特别神经过敏，日本人神经紧张的程度也不会减轻。当然，有许多事情会令他们心神不宁。这个我们知道得最清楚！ 经常利用发报机，购买化学药品，把它们存放在家里，把它运送出去，和游击队员的接头，对外国人的监视，尤其是对共产党人的歇斯底里的恐怖，这些都是经常的危险源。在奉天行贿，像在诺伦斯——吕格事件中所做过的那样，也有不顶用的时候。日本人不入这个圈套。不过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危险，像习惯了这个国家的气候一样。客观地估计我们的处境，恩斯特像我一样同样会遇到这个问题，它并未使我们成为特殊的人。我可以因为买了一件新衣服而感到高兴，为丢失一双手套而沮丧。我喜欢跟“领带”去跳舞，他领舞的本事非常出色，可恩斯特会为此而嫉妒。而当他与那个住在他那栋房子里的非常漂亮的白俄女人调情时，我也感到痛苦。我们就是这样过着“平常”的生活。当然，在这段时间里我也为我的一生学会了不过高估价日常生活中的不快，并迅速克服它们的本领。 我们多次遇到过危险。我们为那个惟一的工人阶级取得了胜利的国家而工作，我们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我们痛恨资本主义、压迫和战争，不只是理论上。我们每天都亲眼看见它们的恶果，我们热爱中国人民，热爱他们的苦力、农民、儿童、母亲，他们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受苦受难的人们。 我们在奉天几乎工作了一年，1935年4月我去与冯接头。这是我第一次必须等待他。5分钟，10分钟，20分钟。我告诉自己，他坐的车可能晚点了，他可能生病了，或者关于我们约会的时间出了误会。我绕道去找恩斯特，我从未在接头之后直接去他的住处。 两天后冯也未来。 第三天我未带纸条去，我们把我的电台在房子外面藏起来。我相信还能见到冯，他向我走来，我心情放松得直想哭出声来。可这不是冯。 我发现这是一个日本人，上一次他就在接头地点来回游荡。他也像我一样等待了15分钟。我心里想，现在可是死到临头了。 那日本人并未跟踪我。 我一直在设法压抑对冯的担心，6天的期限过去了，假如他真的生病，有可能持续6天的时间。 我把电台取回来，向中央汇报他的失踪。不久我们便听说他被逮捕了，人们从他家里发现了炸药。我们知道被捕意味着他的死亡，事先要上刑，只有他供出自己的同志，才能停止刑罚。冯并未出卖任何人，假如他这样做了，某些同志，其中包括我，也就不会活着了。 中央指示我们，中断与游击队员的一切联系，离开奉天、迁往北京，在那里重建我们的电台。我想起了冯的妻子和他的孩子，我们却眼睁睁地无法向她们提供一点援助。我对这种严酷性感到害怕，对那些寄希望于我们的同志弃之不顾，我觉得这是无法让人忍受的。他们的领导人若是来接头，而我却不在了。我们向中央发报请求留下来，中央坚持自己的意见。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又向奉天派来新的同志，以代替我们。晚上我吃了安眠药，仍然几个小时不能人睡。我并未急急忙忙地离开，而是公开地，像普通老百姓那样离开奉天的。封先生执意要举办一个大型告别宴会，我无法表示拒绝。 恩斯特把单个的零件，两只电子管和一台整流器，装进一个普通的收音机里，把发报机装进一台没有发动机的留声机里。我带着我的全部财产，以便让收音机和留声机显得更自然一些。 在满洲边境一切进行得都颇为顺利，于是来到中国边境车站。在这里箱子也毫无挑剔地被检查了一遍。突然海关官员说：“收音机您不能带走，需要政府的一个许可证。” 我的异议毫无用处。我要求找海关领导人谈话。一个海关官员和一个警察把我带到站台上。我那听话的米沙留在车上看护箱子和收音机，等待我回来。另外一个官员走过来，我竭力说服他。像在中国任何地方一样，凡是发生什么事情的地方，都会聚集许多人。 在站台的另一侧驶进来一列火车，下车的人们扩大了围观的人群。这位官员建议我留下我的地址，一旦许可证到达，会无偿地把收音机运往北京。我不想留下我的姓名和地址，因为收音机里装着与接收器无关的零件。争执越来越激烈。我借德国领事馆，借我的美国公司来威胁他，还说要到中国政府去抗议他虐待外国人。人群聚集得越来越多。 我们的火车在鸣笛，司机走来生气地说，他要开车，火车已经晚点了。米沙站在车窗前嚎哭。这时站台对面的火车鸣笛了，我向对面望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尼可，那是我在莫斯科的希腊同学，他靠在一节车厢上，充满忧虑地看着这里发生的一切。我登上我的火车，没有携带收音机，向北京驶去。 我们选择了所有外国人下榻的饭店。我尚未来得及欣赏这座城市的美，第一件事便是去找海关。原来只有中国人带收音机才需要许可证。我得到一张相应的证件，盖着图章，别人建议我通过邮局把它寄到边境去，一周之内我便会收到我的收音机。 把收音机和一些附件留在边境上，即使存放一个小时，我能负得起这份责任吗？况且恩斯特立即会在我和他之间确定一个发报的时间。我接过这张纸条，沿着这几百公里路程又返回到边境。这次还得带着我的米沙，否则我把他放在哪里呢？这次返回去我特别不甘心，在边境上可能发生复杂的事情。我把纸条递给一个海关官员，他的上司为这件错误出面向我道歉。任何人都未发现收音机里有发报机零件。 中央发往北京的第一封电报是5月份到达的，里面包含一个焦虑的疑问，我在边境遇到了什么麻烦。于是我断定，看见尼可不是幻觉，他也安然到达了那个陌生的预定地点。 这次去边境之前，我的牙痛起来，现在痛得难以忍受。在饭店有人推荐给我一个好的日本牙医。我带米沙找到他。一颗牙齿必须拔除。牙根长歪了，必须把颌骨切开。米沙兴致勃勃地看着，我一声没吭，却出了一身大汗，牙医也是一样。 麻醉过去以后，被损坏的颌骨疼痛起来。由于旅行和拔牙，前一夜我未能入睡，次日夜里我把与恩斯特进行无线联系的日期定下来。 今天我要问：为什么我们必须知道从来都不会利用的奉天与北京的联系是否接通？在一家住满客人的饭店里，22点30分左右在一间屋子里发电报，这是轻率的。由于害怕，我不敢躺下睡觉。为了照顾米沙，我不想上闹钟。面孔的整个右侧在扑扑地跳动，我的头痛得不行。若是由于一夜未眠和疼痛而不发电报，这个想法对于恩斯特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时间终于到了，我把发报机组装起来，最后一道手续是把插头插到墙上的电线插座里，啪的一声响，整个饭店陷于一片黑暗。我以最快的速度摸索着在黑暗中把一切零件隐藏起来。幸好未被发现短路是在我的房间里造成的。人们换上了保险丝，我再也没有勇气冒第二次短路的风险。 饭店里要么有直流电，要么有一条高压线路，不管怎么说，我必须立即寻找一个新的住处，尽管我预约了一周的时间，可恩斯特将在今后的两天夜里等待我的电台呼号，我必须与他接上联系。我们重又收拾起我们的物品。多么不必要的风险！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让恩斯特去做别的选择，而是由我自己来做出选择。 我们搬进一家一个德国寡妇领导的公寓。我在我那墙很溥的房间里，发了两个晚上的电报，均未能与恩斯特取得联系。后来他来到北京，还怀疑我是否真的发过电报。他当然知道，我会遵照他的安排行事，我并不胆小，尤其是从来未欺骗过他。他的指责令我颇为伤心，尽管我知道他对我的指责并不是认真的而是因为没成功而感到沮丧。 我找到一个合适的住处。威廉兄弟中的一人是汉学家，他是他父亲职业的继承人，在北京居住着一处中国式住宅，他答应在他去欧洲度假的几个月里，把他的住宅租给我。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便去上海做客。我在那里又见到了瓦尔特，是否见过格里沙和伊萨，我不记得了；反正是有人告诉我，说有一位我认识的女同志要见我。那是凯泰，我在莫斯科的同窗密友，她在上海是一位男同志的同事和妻子。她怀孕了，身体不太好。从地下工作的角度，我们的会面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很高兴，我给她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建议，如何工作和如何带孩子 五月份我迁入威廉在北京的住宅。这里有四个房间，按照中国建筑方式，每个房间都有侧房，它们组成一个方形内院。窗户分成若干木格，上面糊着羊皮纸似的纸张，既看不进来，也看不出去。 致父母亲的信： 1935年6月 北京漂亮极了。我可以在这里活一辈子。这座城市一种闻所未闻的美，我还从未见过这么美丽的城市。一大路穿过许多门或者进入紫禁城，即使第十次进去，也一次伟大的经历。我在意大利见过的东西，在德国或者美国，或者在别的国家见过的东西，都无法与这里媲美。美得无与伦比…… 中午饭为了讨米沙喜欢，我们吃中餐。 昨天，我们花两个美元买了140枝盛开的花束，有紫菀、金鱼草、桂竹香。它们立即被栽到土里，现在我们名副其实地生活在一个小小的鲜花盛开的庭院里。米沙有自己单独的小花圃，他会精心地照管它。最近我带他去了一趟颐和园，这是一处临水傍山的绝妙风光。我们划了一个小时的船。我把米沙从船上投入水里（当然是带着救生圈）。让他在一片空旷的地方游泳，周围是盛开的荷花。 恩斯特来到了北京。关于我们在北京工作的细节，我几乎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在相当长的时间距离内我才与中央联系一次，我收到过电报，也发过电报。也许我们当时根本就没有工作可干。只有在游击队小组暂时停止活动时，我们才有这样的安静日子。我知道，我们与游击队员中断联系是不可避免的，恩斯特的情况大体上也是如此。任何逻辑都是不管用的。我感觉到我们脱离了游击队员们，尽管我常说，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央的决定是必要的。后来我学会了，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便严格地中断联系，在几周或者几个月的平静之后，再接上联系。冯的被杀害长时间里在我的生活中投下一道阴影。 北京相对平静的气氛对于我们是有益的。恩斯特感到松快多了，不再那么容易激动。我很高兴让他看看这座城市的名胜古迹。8月份我们甚至花了10天时间去渤海之滨的北戴河度假。我们想享受一下对于我来说没有危险的这些少有的日子的每一小时的时光。遗憾的是我却做不到这一点。我感到不舒服，既不想游泳，也不想出去漫游。不久，我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在我告诉恩斯特或者别人之前，我想自己做出决定。在中国中止妊娠是个很简单的事情，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都应该中止。尤其是我们的活动。但是米沙现在四岁了，我很想要第二个孩子。对于我的工作来说，任何时候怀孕都是不合适的。一旦与恩斯特分手，也许我再也不会与什么人生活在一起并按照我的愿望生个孩子。现在既然怀孕了，我就要留下这个孩子。 时机特别合适。几周之后，罗尔夫在上海工作了五年之后，要开始去欧洲度假。他的英国工作单位将为全家支付旅费。中央希望我利用这个机会，去莫斯科向他们汇报我的工作，我也为有这么个机会而感到非常高兴，也许会重新见到我那些已经流亡到伦敦去的家人们。问题是罗尔夫能否把他那与上海市政局签订的合同再延长五年。罗尔夫现在是坚定的共产党人，不愿意长时间地脱离政治活动。我向中央通报了他的情况。 生第二个孩子，一个必须照料和扶养的婴儿，肯定会使我的生活更加复杂，但是只要我不放弃工作，无人能够指责我。一个小孩甚至是一个很好的掩护。 开始去欧洲度假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它加速了我离开中国的行程并使返回成了问题。在上海有一个外国人被逮捕，他就是接替里夏德从前的工作的那个人。在审讯中他一言未发，人们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他的绝对沉默成了轰动一时的事件。世界新闻界在报道他时，称他为×先生。① ①我国新闻界当时称此案为“神秘西人案”。——译注 这位同志是凯泰的上司和生活伴侣。我井不认识他本人，从未与他有过任何交往，但是中央警告恩斯特和我，与被捕者有关系的那台莱因金属——打字机的号码可能会引起对恩斯特的怀疑。无论如何，我应该立即离开，一旦恩斯特被牵涉进去，只要我越过边境，到了苏联，他可以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推说他把打字机卖给了我，别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斟酌好了一笔相应的账目。恩斯特应该设法在北京留下来。 这样一来，我的前程变得完全无法确定，可以肯定的只是，未来意味着与恩斯特分手。离开他对于我来说是痛苦的。我们并未在一起，因为我俩人只是偶然地做同样的工作，我们真正互相喜欢对方。 离开中国，我也是打心眼儿里感到沉痛。 我在这里生活了五年。 当1949年这个国家解放的时候，我把这一天视为自1917年10月革命以来国际工人运动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对于我个人来说，它是生平最大的喜悦之一。 在1935年的仓促行程之中，罗尔夫也像恩斯特～样，一再劝说我中断妊娠，毫无结果。于是罗尔夫说，在这种情况下，他绝对不能丢下我一个人不管，让我回欧洲以后去找他，对他不是孩子的父亲这一点要保持沉默。恩斯特为此很佩服他，并对我说：“如果我未能和你走到一起，世界上没有比罗尔夫更好的人；对于我来说，这是个巨大安慰。”当他们俩人商议我的前程时，我一言未发。我不想为孩子而撒谎，关于工作，去哪个国家，与谁一道去，反正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 到哈尔滨我才能得到去苏联的旅行签证。我与恩斯特约好，在我出境的那一天，他可以把一切都推委到我的身上。待到哈尔滨，领事馆已经关门了。我问自己，是否到最后一刻我要倒霉呢。 一切顺利。恩斯特并未受到指问。×先生后来也获得了自由。凯泰的表现一定很出色。回到苏联以后，她获得一枚高级勋章。遗憾的是她当时失掉了已经怀孕8个月的孩子。1937年或者1938年，我在莫斯科又见到她，还在那里结识了她的丈夫，那个×先生。 在火车上的漫长旅行中，我感到身体很不舒服，我对这个尚未出生的小生命感到害怕。相反，米沙倒是喜欢他的日常生活的这种突然中断，不论走到哪里，他都能迅速适应。在旅途中惟一令他伤心的是，与任何人都无法交谈。他设法与人用德语、英语、汉语交谈，全都徒然。有一次火车停下时，一只猫喵喵地叫着穿过站台，这个四岁的小家伙悄悄地说：“猫比人聪明，它们都说一种语言。”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shuku.net)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