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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夫和我经常谈起，若能了解世界该有多好。德国恶劣的经济状况更增强了我们的愿望。为此，我们请求罗尔夫的好朋友瓦尔特给我们寻找机会。他是德国一家大康采恩在中国的代理人。 有一天我们收到一封瓦尔特的电报，一个报纸广告上说，上海市政局在招聘一位建筑师。市政局是由英国人管理的，上海有一大部分属于它管辖。罗尔夫回电应聘。他的应聘书被接受了，条件是他必须立即上班。 前景令我十分鼓舞，我可以作为德国共产党人与中国受迫害的同志一道工作；我去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做了汇报，他们清楚地知道我在美国逗留过。当我毫无顾及而天真地向他们提出这个建议时，那些同志一定非常惊讶。到目前为止，我并不显得多么能干。他们告诉我中国的形势是严峻的，做地下工作是严格的，在那里每个共产党人都面临着危险。 第二次谈话时，他们告诉我，一俟我到达上海，便会取得联系。我把瓦尔特的地址留下，最初我们想住在那里。 由于建筑师是在上海任命的，按照通常的惯例，在外国聘用人员，工作单位不支付旅费，合同也得经过一段长时间试用期之后才能签订。这次旅行要耗费我们全部积蓄，若是在上海不成功，我们连返程路费都没有。 1930年7月我们离开德国。我们先到莫斯科，从那里乘西伯利亚快车直达苏联东方边境，我们不是像其他外国人那样乘坐一等车箱，为了节约，我们也不去餐车用餐，而是在车箱地板上用一个小酒精炉，偷偷摸摸地烧点汤喝。除此之外，我们背包里有面包、耐储香肠和猪油。 我们经常下棋，要么我卧在上铺上浏览从眼前闪过的风光：乌拉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欧姆斯克、伊尔库茨克等城市，美丽的贝加尔湖、草原和一望无际的白桦林。我喜欢在半路上进行意外休息。有一次我们在一座森林边的草地上停留了两个小时。下车的踏板很高，可每个人都想活动活动，呼吸点新鲜空气。男人们从各节车箱里跳出来，女人们跳进他们的怀里。周围充满欢笑声，有人拉手风琴，人们开始跳舞。我们观看着，有人伸手拉我们，于是我们被人们的热情和快活所感染，也跟着跳起舞来。 在满洲里开始乘坐中国东方快车，从长春开始是南满铁路。火车一共行驶了14天，我们到大连，再从那里乘船，到上海大约有一千公里路程。 抵达码头时，我对剥削和贫穷的程度感到震惊，在这之前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纤夫们从船舱里走出来，一个紧挨一个地行走在斜搭在码头上的踏板上，他们那担着沉重货物的竹扁担几乎互相碰撞在一起。赤裸的上身流淌着汗水，脖子上，额头上，腿上都鼓满青筋。大蒜味和汗臭味从这条传送带的人们那里飘到旅行者们一边来。乞丐坐在摇摇欲坠的小船里，围着我们的船只转悠；哭诉着的残疾人，有的断臂，有的折腿，孩子们带着化脓的伤口，有些是盲人，有些人的癞痢头上没有头发。 瓦尔特身着浅色麻布上衣站在码头上，软木遮阳帽盖着他那棕色头发，旁边是他那时髦的太太，她手捧一把巨大花束表示欢迎和问候。家里有一名中国仆人接待我们，他戴着白色手套端来冰镇饮料。 我们住在瓦尔特家里。我们那屋顶下的两间卧室空气闷热。睡床的蚊帐上爬满蚊子。就这样，在陌生的国土上开始了第一个夜晚。 罗尔夫有一个体面的职位，我们常常被请去参加各种晚会，我们也必须回报人家，有一些女士来拜访我，并且期待着我们回访；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厌恶这样的世界，它与我迄今为止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照。我并不反对这些活动，我明白，如果我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有朝一日从事地下工作，一种表面的资产阶级生活，是一个重要保障。 我在一周复一周，一月复一月地等待着党的消息。 摘自给家里的书信： ……上海对于我这样一个总是闲不住的人来说，是无聊的，除非从事职业性的工作。在家里无事可做，一切都由仆人、厨师和苦力们干。这里热得简直令人无法忍受。不是炽热，而是潮湿的热。人们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冒汗，汗珠子不是滚动，而是流淌。 ……星期六和星期天是在威廉博士家度过的，他是一位著名律师。一部分客人打网球，其余人都在花园里的躺椅上躺着，喝茶，喝苏打威士忌，要么吃水果冰淇淋。威廉博士的口头语是“下等人”。比如说：“那里是不能去的，只有下等人才去。”完全是个符合我的趣味的人！ ……首先再一次为欧洲人唱一首悲歌。女人们都是些不折不扣的享乐动物，既无职业，又不干家务，对科学和艺术都不感兴趣，甚至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照管。男人们要好些，因为他们至少还有职业，至少做点工作……昨天去喝茶……总是老一套，这种事情我和德国人、白俄（俄国流亡者）、美国人干过多次。开头是聊几句关于桥牌和麻将的话题，然后便谈论最近一次赛狗，刚看过的电影等等，电影院充斥着美国有声电影，大多是内容低俗的歌舞剧和说唱剧，它们倾倒了这里的所有人。 ……最近上演了《小高尔夫》，在上海大受欢迎。如果我们学会了打麻将、玩桥牌和斥骂雇员，我们就成了百分之百的上海人…… ……伯恩斯坦（来自布莱斯劳）是个光棍汉，是个有点古怪的人。战争期间（1914—1918），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死里逃生，“他的最美好的岁月”是作为平民战俘在英属印度度过的，他在那里跟朋友们吃美食，从事体育活动。当和平到来时，他们说“和平爆发了”。在他看来，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是个重要问题。但是世界上也有一些人，对于他们来说，能否吃饱肚子更重要。这一点，他是不理解的。他大量出卖火车头，并收获了许多“面包”，为奥伦斯坦＆科佩尔（柏林一家企业，具有3600万马克资本。柏林工人称呼它为“奥伦猪油和干鼻涕”）。 ……库克老师是一个青年人，棕色头发梳得光光的，中间分缝，一双张得大大的眼睛，戴着一副角架眼镜。本来他想养牲口，现在却在带孩子（在上海一家德国人学校里）。 每个星期天上午，他都去市交响乐团听音乐会，听得如醉如痴，边听边吃无花果。每个星期天下午，他都去打曲棍球，跟德国队对大胡子细腿的印度警察。 还有一对夫妇姓勘，妻子是这里德国剧团的灵魂，丈夫是一家俱乐部（艺术家俱乐部）的灵魂，职业是交易所经济人。照理他应该干自己的本职工作，因为这种俱乐部根本不吸引人，遗憾。对罗尔夫可能是件好差事。 ……希波①博士是法本公司的职员。据说他的父母很富有，在德国有财产或者宫殿，或者类似的东西。他有大约300张唱片，在电影《雪橇的奇迹》中参与过滑雪。他有一只眼球是玻璃的，好眼球在汽车赛时丢掉了。他喜欢罗尔夫，因为他说话不多，安静与和谐给这个没有主见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①希波是德国一个名门旺族，至今还同法本公司合作。 星期六我们应邀去施图姆夫教授家里，他是中德大学的工程师。他在这里创立了一家“德式武器公司”，现在结婚了，婚礼时还收到他那威廉二世皇帝陛下拍来的电报。我相信，我们若去参加婚礼，可能会发生不幸。 ……最近参加了温格伦一施特恩伯格家的招待会。妻子是凯塞灵伯爵的妹妹。二人，她和他，都很有才华，过分的肥胖。温格伦一施特恩伯格的哥哥是波罗的海白卫军的男爵，曾卷入反动的间谍案。 ……我写信告诉过你们，罗尔夫是楚克迈耶《奎本尼克上尉》的导演。所有参加演出的人都非常热心。为这事总领事吕德·封·科伦贝格·波迪希海姆还写来一封长信，请求不要上演这出戏。“这出令人作呕的戏……剧团应该竭力保持高水平，对于剧中所表现的那些可怜家伙，人们不可能表示同惰，只能引起反感。” ……这封信是不近情理的。罗尔夫和瓦尔特提出了抗议。剧团没有冒险上演这出戏，人们也无法改变这老傻瓜。 ……昨天晚上在切斯特弗利茨家里。他是这里最大的交易所经济人公司的老板，他是个美国人，非常富有。 星期六我们举行了一个12人的茶话会，到会的有松本，这是一个漂亮的日本人，住在伯恩施坦那里，他是乌发电影公司的代理人（我们觉得他是在为自己的政府工作）。还有法本公司的魏灵和希波，科尔夫，梅尔询公司老板，福格尔博士，他是驻当地德国商会会长。福格尔和科尔夫比这里通常人显得明智，我们将同他们进行一次划船。詹姆松，市政局工程师部领导人，他是个疯疯癫癫的单身汉，送给我们用于小花园的花肥，因为这是他的业余爱好。梅兰斯，罗尔夫的英国同事，我们的三明治他一块都不动，因为它们是打开着的，而不是按照英国习惯把它们合起来供人食用！童和普劳特都是远洋新闻处的，还有一个名叫索乌尔的美国人，他是市政局的。他的妻子是一个葡萄牙人，生于本地，她讲了下面一段故事：有一次外出郊游，他同一个农民说话时，那农民问她，“您讲中国话，可您先生只会讲三个字，他在中国多长时间了？”“三十年”。“那么说，学会一个中国字，需要十年时间喽。”这就是那个农民的惊讶的回答。 ……你为我适应这里的社交活动感到高兴，遗憾的是，从未听见过狠嚎，只能听见羊在咩咩叫。 在我写这些信的时候，我的真实生活内容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的样子。这是后话。我回头再讲讲在上海最初几周和几个月的经历。除了忍受炎热、无聊和我在上海“社交界”所遇到的困难之外，在最初几周同中国人丝毫未发生关系。我见到的是肮脏、贫穷和残酷。我那实现兄弟般团结的愿望，我那很想接触人的努力，都失败了。我们心自问，我是不是只能在理论上做个共产党人，不懂得这里的实践完全不同于在家里？ 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因为我不断的恶心。我天天呕吐，身体日渐消瘦。医生们担心我不适应这里的气候，他们把一切都归咎于生活没有规律。直到10月份，我的健康状况才见好转，当然，我感觉到“肠子在蠕动”。医生诊断说，不是肠子，而是孩子在蠕动。我已经有了5个月的身孕，却没有一个医生做过这方面的检查。现在我高兴了，“命运”做出了另外的决定，完全不同于我们的计划，再有4个月，宝宝就要出世了。 天气稍微凉爽以后，我便出去逛大街，假日时，我和罗尔夫去郊游。我读了许多书，上中国语言课，我对自己的进步感到非常高兴。在不知不觉之中我习惯了这个国家，看到了它的人的素质，周围环境的美，享受着它的文化。特别是我在设法理解政治事件方面取得了深入的认识。 1930年10月28日—30日 昨天，星期天，我们搭乘公共汽车出游了一段，在中国人中间，我们是惟一的欧洲人，别人都有自己的汽车，要么根本不出游。在一条河旁我们走下车来，发现了非常好的道路。偶尔见到一座小村庄和农民住房、竹林、棉花地，到处都是棉花。 上海居住着300多万人口。在外国人聚居区里住着4.8万外国人和140万中国人，另外160万中国人居住在闸北中国人城区。外国人中大约有18万日本人①，6000白俄人（流亡者），7500英国人，1400法国人，1800美国人，2000印度人，1300葡萄牙人，1400德国人。这期间我了解了各种各样关于中国的事情。这里的共产党人在三个所谓红色省份里力量最为强大：它们是江西、湖南、湖北，它们合在一起像德国一样大，有全德国那样多的人口。它们都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农村里有公共的土地和谷仓，没有大地主等等。这些省份里的红军合在一起有15万人，在他们背后是数百万有组织的农村和城市居民。 ①大部分日本人生活在外国人聚居的虹口区。 ……两个月之前，蒋介石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共运动”，要在4月份彻底消灭所有的红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军出动了35万人进入红色省份。 ……外国势力自然都支持蒋介石。这里的121艘外国战船当中的大部分都游弋在扬子江上，与中国舰队一道攻击两岸和江上的红军。 ……下面的事情也有助于了解这里的形势：南京中央政府（蒋介石）在许多省份根本没有影响，这个国家的大部分领土是由将军们私自管理和指挥的。每个将军都有自己的士兵，将军们之间的战争蹂躏了这个国家。在有些地方，南京的将军们和地方将军们互相调剂，比如在剥削他们管辖的省份方面，他们的兵力也互相调剂，因为他们的驻地社会条件十分恶劣。 我一直还未与党建立起联系。我暗示给我哥哥，同志们在德国似乎尚未采取什么措施。现在我希望得到随便什么消息。虽然这在中国对于已婚欧洲女人来说通常并非如此，但我还是竭力要做些事情，直到我知道自己要生孩子，才停止这种努力。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工作机会。 1930年10月21日 令人非常高兴的是，我到底还是找到了一份有趣的半日制工作。我曾经提到过普劳特，远洋国民电报公司的领导人。首先我为他建立一个政治档案室，搜集德文和英文新闻剪报…… 1930年10月30日 我的工作非常有趣，普劳特是个非常喜欢摆架子的人，但他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亚洲和中国通，我从中也得到许多好处，每当我刨根问底地向他请教时，他总是不厌其详地给我解释一切，当然，政治上是片面的。 通过普劳特我结识了许多新闻记者，其中就有塔斯社的代表。以资产阶级女人的身份出现在这位同志面前，令我感到十分痛苦。有时我会想，你为什么不去拜访他，把一切都告诉他，说你是一名党员，感到十分孤独？但是，我清醒地意识到，不能这样做。 普劳特认识住在上海的美国女作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在德国时，我就怀着激动的心情读过她的《大地之子》，在这本书里她描写自己那充满辛酸与贫困的生活。艾格尼斯是一个非技术工人的女儿。她父亲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她是作为刷盘子女工和摘烟叶女工挣钱读大学的。后来她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上的大学里工作了多年。她在印度生活过，参加过那里的革命活动。关于她的生平，我在柏林时，大概是1929年或者1930年，还有过一次奇特的经历。当时党在波茨坦广场组织了一次大型书展。扬·赫特菲尔德负责布置展览厅。每天晚上我们的宣传鼓动队都在那里演出。展览搞了4周，从14点到22点开馆。 有一次两个印度人来到我的书摊前，我想把艾格尼斯·史沫特莱的《大地之子》卖给他们，还讲述了书的内容。我详详细细地讲述了艾格尼斯跟一个印度人结婚，后来又离婚的事情。二人当中那个年长的说：“全都对，我就是跟艾格尼斯结婚的那个印度人。” 我知道艾格尼斯作为资产阶级的《法兰克福报》记者在中国工作，她自己却左倾得多。我很想认识她，却总觉得有什么东西阻碍我去接近在我看来如此了不起的人物。 普劳特知道我的愿望以后，便在电话里把我介绍给她。我记得我们约好第二天见面，我向她描述自己：“23岁，身高1.70米，黑头发，大鼻子。”她纵情大笑，回答说：“34岁，中等身材，无特殊标志。” 次日是11月7日，俄国革命13周年。我为我们的住宅买了红玫瑰，至少提醒自己记住这一天。在共产主义青年团里庆祝11月7日多么好啊！ 我们约好在市中心见面，立即互相辨认出来。艾格尼斯手里捧着一束红玫瑰，跟我家的红玫瑰一模一样，她要把它送给塔斯社的代表，祝贺11月7日。 我记得，我们坐在震旦饭店的咖啡厅里，艾格尼斯刨根问底地盘问了我一通，由于我知道她的信仰，而且非常喜欢她，自从在上海生活以来，我第一次丝毫未隐瞒自己的世界观。我提到我为自己的孤独而感到不幸，但我未请求她帮助我建立联系，因为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党员。 关于这次会见，我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1930年11月10日 ……艾格尼斯看起来像一个聪明的女工。穿着朴素，稀疏的棕色头发，非常活泼的、灰色的大眼睛，她有一张虽不漂亮但却端正的脸庞。当她往后梳理头发时，人们可以看见她那巨大而隆起的前额。她在这里生活得并不轻松。欧洲人拒绝跟她来往，因为艾格尼斯彻底伤害了他们。当年她抵达上海时，封建的美国俱乐部为她举行了一个茶会。艾格尼斯去了，她对一切中国东西都非常感兴趣，她问是否有中国人参加，回答说：没有，我们这里没有中国人会员。她又问道：也没有中国人顾客？回答说：中国人不许进俱乐部。听了这话，她起身走了。 英国人最恨她，因为她从前为印度革命运动工作过。 中国在一步一步地观察她，尽管她确实是《法兰克福报》驻这里的记者。 艾格尼斯和我成了亲密朋友，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互通电话或者见面。 1930年11月12日 星期天晚上，我们去艾格尼斯住宅接她时，我径自扑向她那些德文、印度文、中文和英文书籍。然后我们跟她和两个中国朋友去一家中国饭馆吃饭。其中一人是一个学校的中国文学教师，另一个是她的秘书。 艾格尼斯的秘书在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了女作家丁玲的伴侣。我也认识了丁玲并取得了她的信赖。她曾经长时间在中国红军里。我遇见她时，她正积极地在新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里工作①。关于1930年的圣诞节，我曾经这样写道： ①丁玲在“文革”中长期被关押，今天她是中国在世的最伟大女作家。不久前我收到她的几本新书并有题词：索尼娅留念，丁玲。 晚上10点钟我们和艾格尼斯进了一座中国剧院。最著名的中国演员梅兰芳正在上海进行旅行演出，这是一次经历。他扮演的是女人角色，他是那样妩媚和漂亮，你简直无法描述。开始有片刻时间，人们需要克服这是一个男人在表演的想法……首先是所存的赠品。书籍：高尔基的《一个人的诞生》；米勒的《如果我们1918》；爱伦堡的《汽车的生活》；谢夫林娜的《维丽涅娅》；《中国短篇小说杰作》；埃里希·凯斯纳的《一个男人的答复》；皮佩尔出版社的《艺术年历》；孔·维因纳的《亚洲》；斯丹达尔的《帕尔玛修道院》；佩克汉默的《中国》；豪森斯坦的《当代艺术》；安德雷·莫洛亚的《拜伦》；里尔克的诗集；约翰·多斯·帕索斯的《北纬四十二度》。 1931年1月6日 我们的图书馆里突然增加了5本马利克出版社①的图书，对此我们一点都不伤心。艾格尼斯请求我给一家杂志写一篇关于上述5本书的书评，为此我可以保留这些书。 ①马利克出版社创立于1917年，柏林，领导人是德国作家维兰德·赫茨菲尔德，曾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做出重要贡献。——译注 关于这家杂志和它的主编，我在给家人的信里没有详细描述。它当时的名字叫《奔流》，是由中国作家鲁迅主编的，它的名字必须经常变换，要么只能秘密出版。 后来还写了一些别的文章，当然都是用的笔名。我还记得我写过的一篇文章，它的标题是：《德国工人手里的毛笔和钢笔》，我写的是关于20年代工人作家和工人画家的事情。 我常常到鲁迅家里去拜访他，他同他那非常年轻的妻子和他的小儿子生活在一起。 鲁迅，生于1881年，被称为中国的高尔基。像高尔基一样，他描写普通人民，描写他们的尊严和痛苦。令人惊讶的是，他的长相也颇似高尔基。他有一张端正、苍白、敏感的脸，当时已经得了肺病，1936年死于肺结核。 鲁迅生活得十分俭朴，有一次我送他那大约只有三岁的儿子一只带轮子的木鸭子，这位父亲十分感动，一再说：这是一件多么漂亮的礼物呀。 鲁迅想出版一本凯泰·珂罗惠支的画册，我帮他搜集了那些画，后来他赠我一册，还写了一句友好赠言。由于我对珂罗惠支评价颇高，又十分尊敬鲁迅，这份礼物对于我来说双倍珍贵。这本画册在后来的战乱中丢失了。 1931年1月14日 昨天我整整忙活了一天，把艾格尼斯为《法兰克福报》写的一篇7页打字稿长的文章译成德文。是关于中国农民和红军的。法兰克福方面的译员在她的上一篇文章中犯了一个大错误①，所以这次她请我来翻译。 ①政治性错误。 在最初的时间里，我们的友谊对于我是十分重要的，令我无法理解的是，像艾格尼斯这样的名人，居然愿意经常和我在一起，我怎么会成为她所信赖的人呢？ 艾格尼斯是一个独身女人，她经历过充满革命斗争的丰富生活。我是个共产党人，但我在物质上是无忧无虑长大的，现在面临着生第一个孩子，对此我非常高兴，我生活在精心呵护之中。除此之外，我比艾格尼斯年轻得多，我还没有经验。 艾格尼斯有着十分突出的个性，她以自己所写的书籍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她为中国的解放斗争做出了很大牺牲。同时她也是个不稳定的人，她常常表现得很风趣，以她的幽默来感染人，但也更经常表现出压抑、沮丧的心情，这一点影响了她的健康。也许她需要我的沉着和我的乐观主义。除此之外，我总是为了她存在的。只要她感到寂寞，便来拜访我。凡是在她感到沮丧的时候，夜里3点钟给我来个电话，我也会立即起身到她那里去。 我们的友谊刚开始不久，艾格尼斯就告诉我，她在观点和行动上都是和我们一致的，但是服从我们党的纪律，对于她来说是十分困难的。 也许是由于地下工作的缘故，她不愿意向我透露自己的党派属性。但是，我依然相信她说的是真话。我尊敬艾格尼斯，世界上很少有像她这样的人，对我的发展产生过这样大的影响，但是，每当她那自发的感性反应，影响了她对政治事件的评价时，我便表示不赞成她的意见。一旦我们之间发生争论，她便怒气冲冲地走出去。几个小时之后，她便打电话找我，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她又对我好了，我也高兴。 在她的《中国胜利》那本书里，艾格尼斯说，她始终是同情共产党的，并积极支援了中国革命，但她从来不是党员。这本书是维克多·高兰仕出版公司出版的。 许多年以后我再一次通读了她的书，我发现《大地之子》这本书包含了她的许多苦闷、仿惶和自发的行动，这是我年轻时未曾意识到的。 1931年3月19日 ……你问我有多少朋友。我们没有多少朋友，但有许多熟人。在朋友当中，除了圈外，自然首推艾格尼斯。 1931年10月4日 ……艾格尼斯迁入一栋公寓大楼，有了自己两间一套的住宅，距我们只有两分钟路程，我们都很高兴。罗尔夫装修了住宅，设计了所有家具。当然一切都应是俭朴的，可他那些图纸占去许多地方。 1932年3月6日 ……艾格尼斯又生病了，她下周进医院打针，对她的心脏进行照射治疗。主要是神经紧张，她埋头于正在写作的这本新书。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许多我们共同的朋友都出现在这部书里，我们常常讨论这本书的内容，但我不能透露得太多。我相信，这将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最近两夜我睡在她那里，只要有人夜里和她住在一起，她就感觉良好。 我在给家里写的信中谈了许多关于艾格尼斯和其他熟人的事情，但对我今后生活产生重要作用的事情，却不得不保持沉默。 艾格尼斯知道我十分期待着同党组织取得联系，急于过一种积极的、有用的日子。 我们相识之后不久，她说，假如我同意，她可以为我寻找一个我完全信得过的共产党人。 这位同志来到了我的住宅。他就是里夏德·左尔格。艾格尼斯知道左尔格博士同样也在为德国新闻界写作，她觉得在新闻工作之外支持左尔格，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与他见面时，艾格尼斯并未在场，只有我自己。她只是为我们初次会面当了中介入。我不相信她完全清楚左尔格的活动。 我用不着描绘这个不平凡的人的外貌，他在许多书籍和文章里都出现过。他第一次来拜访我，是在1930年的11月。当时，我们还住在瓦尔特家里。里夏德·左尔格当年只有35岁，我也同样觉得他的确像别人描绘的那样，既有魅力又漂亮。他有一个狭长的脑袋，一头浓密而卷曲的头发，脸上已经有了皱纹，一双深蓝色的眼睛，镶着一圈深色的睫毛，他有一张轮廓漂亮的嘴。 我现在之所以要描绘一番里夏德·左尔格，也许是因为不在眼前看着他，就无法想象他的样子。 我们初次会面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姓名对于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里夏德说，他听说我愿意支援中国同志的工作。他谈到了反对这个国家反动政府的斗争，他谈到责任，谈到即使给中国同志哪怕是最小的帮助，都会遇到的危险，他劝我再想一想这件事情。现在我还可以拒绝，无论谁都不会埋怨我。 他看出来我正怀孩子，艾格尼斯肯定也提到过我怀孕的事情。 听他问我能否在危险情况下参与工作，尽国际主义义务，我觉得受了委屈。我当时并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冒这种风险，万一遭到拒绝，可不是个人的事情。在我以某种生硬的态度做出肯定答复之后，里夏德沉默了半个小时，然后他仔细谈了在我们住宅里与中国同志接头的可能性。我的任务只是提供房间，并不参与谈话。 此后不久，便开始了会面。这类会面在里夏德·左尔格领导下进行了两年，直到1932年底。据我的记忆，后来一个叫褓尔”的人接替了他的位置。 令我惊讶的是，从我与艾格尼斯第一次会面，到里夏德来访，在我看来这段时间是很短的，他是怎样如此迅速地了解到我的可靠性的呢？ 我记得里夏德建议我到一条主要街道上去观看一次游行，不必直接参加进去，扮做购物的样子，作为欧洲人证明我在现场；我站在巨大的永安百货商店门前，看见许多中国人遭殴打，被逮捕。 在多数情况下，被逮捕即意味着死亡。我注视着那些刚刚被判处死刑的年轻人的面孔，我知道，若是有人向我提出要求，我会为他做任何工作。 后来我才知道，格哈特·艾斯勒①在那里看见了我，我们在柏林曾经有过一面之交。他让同志们提醒我，往后再遇见这种情况，要把自己打扮成贵妇人模样，比如说戴上一顶帽子。在那之前我并不知道他在中国，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那里见过他。 ①原为德共政治局委员，1928年因反对台尔曼被解除职务，1929年中—1930年底，被共产国际执行局派往上海从事秘密工作。——译注。 格哈特·艾斯勒知道我父亲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是很受尊敬的。我父亲是国际工援的积极分子，在进步的资产阶级人权协会中代表左翼势力。作为国民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他每个月都计算一次“最低生活水平”，那些撒谎的资产阶级统计学家总是回避这个问题，可它对于为工人阶级提高工资而斗争的工会却是有用的。这些统计数字都发表在父亲个人主编的《财政通讯》上，我们在施拉赫滕湖的家里把这份杂志当做家里的第6个女儿看待，亲昵地称它为“菲娜”。 结识里夏德之后，我听说他接到共产国际的通知，欢迎我参加工作。 里夏德很希望我留在他的小组里，他觉得从秘密工作的角度来看，更换是不利的，但是他让我自己拿主意。 我留在里夏德这里并参加了他的小组，我丝毫未考虑这个小组要执行什么任务。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是参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的工作。 对我来说丝毫没有改变。我知道我的活动是支援我生活的这个国家里的同志的，而且这种支援是从苏联来的，我觉得这更好。 我已经无法回忆起我们住在瓦尔特家时每一次会面的情形，但是我为这个小组所做的工作，从与里夏德谈话之后，就在那里开始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1931年2月，我儿子过生日时，里夏德向我表示祝贺，我一方面由于自己忙于生孩子这类私事而感到难为情，另一方面又不无骄傲地把他领到婴儿床旁边看儿子；他弯下身去，小心翼翼地用手推动弹簧床，长时间地，默默地观察着孩子。我当时想，他大概还从未见过这么小的孩子呢。 瓦尔特帮助罗尔夫在上海谋到了他的职位，还在自己家里殷勤地接待了我们，我在他家做地下工作若是被发现，可能会毁了他那前程远大的职业生涯，甚至更多。关于我的工作，我必须保持沉默，一旦他知道了，或许会给他带来更多的危害。 瓦尔特是一个成功的、顾体面的生意人。他是一个既聪明又实在的人，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是了如指掌的，当他需要它的物质可能性时，他会以嘲笑的态度说些风凉话。他对自己能从底层晋升上来感到骄傲，他有意识地继续晋升。瓦尔特对中国感兴趣并且同情中国。我们之间相处得很好，进行过无数次交谈，在这些交谈当中，我成功地影响了他。瓦尔特作为罗尔夫的朋友，我从18岁时就认识他，他也知道我从前的政治态度。尽管如此，他对我在上海的活动却一无所知。我相信他从未想到我在当时中国的情况下，政治上会如此积极，因为在他看来，这太冒险，太不可思议。 瓦尔特的家和他的名字，对于地下工作是一种很好的伪装。另外我们也不可能经常在那里组织会面，因为瓦尔特的妻子经常在家里。里夏德建议我弄一个自己的住宅，罗尔夫和我本来也打算搬家，于是我开始注意寻找新的定居点。我们在法租界，即法国管辖的城区，找到了合适的地方。1931年4月1日，我们迁到那里。我们的地址是霞飞路①1464号，后来改为1676号。 ①即今日之淮海路。——译注 摘自一封信： 整个住宅区如同坐落在一座小花园里。从大街上沿着长长的未经修饰的花园路一直走，然后拐弯走上另一条花园路，就直接通到家了。我们从所有四个房间都能看见绿地，看不见别的房屋。 尤其重要的是，房子有两个出口，整个绿地毗邻着两条或者三条不同的大街。 里夏德和他的同伴们每周在我这里聚会一个下午，有时中间还插入长长的休息。除里夏德之外，还来两个或三个中国人，偶尔也来一个或者两个另外的欧洲同志。我从未参与过这种谈话，我只是警戒着不让同志们受到干扰。会面是在二层楼进行的，下层的房间不安全，怕来客人。 仆人们的房间，确切说都是些砖砌的简陋小屋，都是孤零零的，它们既无窗户，也没有通向房屋的直接入口，厨师、保姆和勤杂工都经过庭院走后门进厨房。在中午和“主人”下班之前这段时间内，他们要以欧洲的家务方式保持安静，因为“太太”也要休息。仆人们只要不摇铃召唤他们，是不会进室内来的。我自己给所有的客人开房门。楼梯从楼下通到楼上，我们把楼下布置成起居室，这里没有我的命令是不能利用的。 经常来的那些中国同志，陆续地成了我的语言教师，这样他们就可以公开地来拜访我，他们的来访对于地下工作来说，也不显眼。 参加会面的同志们不是全都在同一时间来，走出我家时，他们也同样是间隔开来陆续离去。里夏德是最后一个离开，他总要与我谈上半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与他的相识，必要时可以通过我们二人与艾格尼斯的相识说明。他偶尔拿一份新闻稿来让我抄写，当做他来访的借口。此外，欧洲人总是有类似的社会生活，互相之间的来往几乎用不着说明。实际上，除了我们小组的人之外，谁都不知道他的拜访，尽管在这两年里他来过我们这里至少有50次。 在最初的几周里，一旦他为了跟我聊天耽搁时间久了，我表现得颇为拘谨，因为我不愿意显得多么好奇。我的确不是这样，而且也绝不因为在我家里发生的事情自己却几乎毫无所知而感到委屈。我接受从事秘密工作的基本原则。可是这种要表现出不好奇的愿望使我心神不定，关于这个问题或许应该和里夏德谈谈。而当他问起来时，我的回答却十分简单。 在进行这样一次谈话时，经过一阵尴尬的停顿之后，我不礼貌地说：“时间到了，您该走了。”（里夏德是惟一一个我不用“您”称呼的人。）他站起来，拿上帽子说：“看样子，我要被轰”走了。”我低头未语。 《左尔格博士东京来电》一书说，有人认为里夏德有时流露出伤感情绪，对他的这种看法完全是错误的。在我较好地了解他之后，偶尔我也感觉到了他的伤感，这或许是一种身体痛苦的表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过伤，有些日子他不是像往常那样生机勃勃、那样幽默和尖刻，而是显得沉默和压抑。 翌年春天，我儿子大概已经两个月了，里夏德突然问我，愿不愿意跟他骑摩托车出去兜风。我们在离我家不远的城市边缘会面，我这是有生以来头一遭骑摩托车，他还得向我解释怎样才能坐得牢固，双脚要蹬在踏板上。 半年以后，里夏德躺在医院里，腿上打了石膏，当我去探望他时，同志们告诉我，他总是超速行驶。 这种飞驰一般的行驶令我十分振奋，我反复喊着加油啊，他也满足我的愿望。当我们行驶了好长一段时间停下来时，我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一样，那可恶的上海社交生活，什么要不断成熟起来，什么地下工作的责任和对十分娇嫩的孩子的不必要的担心，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大笑着，欢跳着，嘴里滔滔不绝地说着，全不管里夏德对我的行为有什么想法。他搞这次出游，也许是为了考验我的身体耐力。假如他真的是这么聪明，设法在我们之间建立良好关系，那么他算是选对了方法。这次出游之后，我不再那么拘谨，我们之间的聊天也更有意义了。这证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重要啊，为了建立这种关系而冲破严格的地下工作限制，也许是对的。 里夏德从未教过我关于从事秘密工作的规则和理论。为了对同志们的生命负责，别人的经验也是有用的，但是责任心本身给人的教育最为深刻，想到他们和自己的安全，就会采取适当的行动。理所当然的是，白天或者傍晚，我要注意观察是否有人监视我的房子或者我本身。同志们会面之前和之后，我要不动声色地检查一下大街上的动静。虽然没有人教，我同样也懂得，要尽量多请些资产阶级的客人来，免得“地下工作的客人”太显眼。 在与里夏德谈话时我发现，他对我与我们的熟人如法本公司的希波、瓦尔特、威廉律师、伯恩施坦、温格伦一施特恩伯格、普劳特等进行的某些谈话是感兴趣的，于是我便有目标地邀请客人们来。只要里夏德同意我的想法，我很愿意这样做，从他的面部表情我会发现，他觉得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 就这样，我通过他的举止几乎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学会了驾驭自己，只要他认为是重要的，我就能习惯地采取恰当方式与人们谈话。即使他不说，我也明白这对于他是有用的，现在我可以说，我了解我们的“机关”了。也许我不能向他提供重要情报，他自己有许多更好的联系，但是也许能形成一幅画面，我对人的性格和行为的估价，对他们的看法的估价，也许会偶然对经济和政治问题有价值。 我也很快认识到，对于里夏德来说，光事实是不够的。一旦我掌握事实不多时，他便会问道：“您的想法呢？” 有一次他说：“好，好，这个分析是正确的。” 我要再强调一次，后来也不曾有过我知道自己在为谁工作的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只了解工作当中的那些事情，随着工作的增加，我知道得越来越清楚。我相信这很能说明里夏德和他的同志们的工作方法的特点。当然，这期间我的求知欲并未给我带来什么烦恼。我为自己能在这样一些出色的共产党人圈子里工作而感到幸福，后面我还要讲述别人的情况。我通过他们的榜样学到许多东西，他们并未有意识地教我。秘密行动成了第二天性，因为我要保护的那些同志不断地受到威胁，我以同样的直觉守护他们，像守护我的小儿子一样，这可能是一个奇异的比方。犹如孩子的轻微哭声唤醒我一样，在同志们周围哪怕有最微小的异常现象和不正常的事情，都会引起我的警惕。 回顾这段时间，在今天看来，我写给家里的那些信件都过分坦率，不言而喻的是，这些信从未涉及地下工作，甚至没有丝毫的暗示，我的思想状况则不同。这也许与我在上海资产阶级社交圈子里为自己所设想的角色有关，从一开始我就是以一个资产阶级进步分子的面貌出现的，我从来不隐讳自己对中国的兴趣。我认为，在周围环境允许的条件下，应该找到符合自己身份的行为方式。我不需要绞尽脑汁去扮演一个纳粹女人的角色，由于种族的原因，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是办不到的。对于我这样一个人来说，扮演一个“民主进步的知识女性”是最合适的。1933年以后，对于我来说，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是惟一的可能。从一开始我就必须考虑到，通过随便一个什么偶然的机会公开我过去的经历，这并不意味着是灾难，一个人在青年时代曾经是共产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理智”起来，这对于资产阶级的人来说，不是什么不寻常的道路。通过罗尔夫的职位，我们牢牢地坐在了资产阶级的交椅上，任何人都不会想到，我会通过与共产党的接触，葬送我的家庭，葬送我们在中国所创造的一切，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发疯的想法，尤其是作为一个幼小孩子的母亲。 我们在地下工作中的行为是由中国这个特殊环境决定的，一方面在蒋介石政府之下，民主的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左倾的新闻作品和机构并未遭到禁止，比起纯法西斯国家，这里对秘密活动给予较多的宽容。在上海的欧洲人，他们生活在法国或者英国管理下，享受着外国人的特权，他们允许做某些事情，而在希特勒或者日本统治下以及后来在日本占领的中国地区，秘密工作则会遭到最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在反对共产党人方面与他们那些欧洲国家的职业同伙进行着积极合作，反共活动与一个纯法西斯国家相比并未采取更宽容的形式。 我后来读到的数字表明，从1927到1935年之间牺牲了35万到40万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少数人走出了监狱，大多数人不等进监狱便被枪杀、打死、活埋或者砍头。在省城里，他们的头颅被悬挂在城市旁的木桩上，用以恐吓老百姓。 秘密工作问题深深影响了我的私生活。离开上海资产阶级社会，罗尔夫在政治上更接近我。从第一天开始，他对待中国人民的态度就是正确的、积极的。还在我认识里夏德之前，当我告诉他我盼望着做党的工作时，他急切地请求我放弃这种想法。他说他正在一个陌生的、困难的国家为谋生而奔波，为了对我和孩子负责，他必须劝阻我。我错误地估计了自己，总以为自己是十分坚强的，共产党人所面临的残酷的和血腥的镇压，若是让我遇上，我可能是经受不住的。我似乎也没有想到，即将出生的孩子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罗尔夫还未从来禁止过我做什么，更未限制过我的自由，但是这一次他似乎是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意见。 这次争执使我和他都很激动，也就是在这次争执当中，我打定主意，一旦与党接上关系，绝对不让罗尔夫知道。在里夏德与我第一次谈话时，我就觉得有必要把这一切都告诉他，里夏德感到很吃惊，显然他从艾格尼斯那里只听到了关于罗尔夫的好话，这些当然也是对的。 诚实是我们婚姻的基本伦理准则，与其对对方保密或者撒谎，还不如让他受一次痛苦，对于我们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规矩人就应该这样过日子。 现在，对于我来说一切都变了，在上海的三年里，罗尔夫从来不知道我的住宅成了地下工作接头的地点，装满情报资料的箱子长期藏在衣橱里。有一部分同志，他们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他却不认识，有时碰上他们，也只装作是无关紧要的商人，在他面前我也只好这样对待他们。 我不能与他谈论与我最接近的那些人，也不能谈论成为我生活内容的工作。 在19岁的时候，在给于尔根的信里，关于我与罗尔夫在政治上的分歧写过这样的话：“每当这种时候，我总觉得他很陌生，告别时，我们没有握手。” 现在的打击更大，并且影响了我们的共同生活。若是想到在中国从事地下工作的严峻性，或者想一想德国的纳粹时代，就能更好地理解我的反应。比如我参加了抵抗运动，我的伴侣却警告我，并且不支持我。 罗尔夫对我的态度一如既往是好的，是体贴人微的，在后来的几年里，他忍受了由于我的工作而造成的分离和困难处境，总是希望保持我们的婚姻。 罗尔夫在上海顺便认识了我们小组里的韩和温，把他们当成了我的语言教师，关于他们，更多的事情他并不知道。 韩有一副生动的面孔，一天里他要上百次地梳理他散在前额上的过长的头发。他生性活泼，具有非常敏捷的理解力，这两点促使我们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温是个沉着而细心的人，我很赞成他那科学的工作方法，这是我自己所没有的。上课时我给他们读共产国际机关报《国际新闻通讯》，与韩用德文，与温用英文。二人学习很用功。 关于温，我在给家里的信中这样写道： 1931年5月27日 ……我的中国学生令我十分振奋，不是我学得特别多，而是说英语的诱惑力太大了，这位老师是讨人喜欢的。固然他的英语说得并不好，所以我才给他上课，但这足以能够判断他是一个出色的聪明人。 1931年11月11日 ……今天晚上我的温老师来了，我每周与他讨论一次中国的事情。现在他写了一本书，关于政府军在农民地区的征收问题，里面有许多统计资料。他送我一本，还带有一手漂亮的签字。当然我不能阅读它，从他口头叙述来看是有趣的，农民们被公然地剥夺了大批财富。一个朋友把它译成德文，有100页，超过了小册子的限度…… ……昨天参加了温的婚礼。事先我询问有多少客人参加，他回答说：“非常简单，只有家里人。”130！我们去了，让我大吃一惊，我发现我那友好而俭朴的温老师穿起了燕尾服。他穿的是“洋服”，他用这种方式逃避那没完没了的中国式婚礼仪式。这样办事倒也简单，根本不需要什么公职人员，只需由证婚人签署一张纸，收藏在家里。杨教授是证婚人，他身着一件十分漂亮的衣裳①，显得非常亲切。 ①“衣裳”二字是用拉了字拼写的（Ishang），作者在其他中国题材作品中经常采用这种方式拼写中国词。——译注 婚礼上有精美的中国菜肴，席间他的朋友走上台去，一人唱歌，一人吹口琴。 家里人大都带着孩子，有的需要喂奶，有的必须换尿布，要么便是在演出节目中间咿咿呀呀地说个不停，表现得兴奋不已…… 我的老师作为一个国家社会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必须告诉我并说明某些对于外国人来说不易明白的事情。 1931年12月15日 ……从9点到下午3点，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有趣的郊游。温也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冒着严寒行驶了一个小时到达闵行，这是中国农村，我们立即钻进一家为苦力们开设的茶馆里去取暖，我们在那里喝茶，吃花生米。最后我们徒步走入一个邻近的农村，那里的女人们冬天都要糊火柴盒，我们在一旁看着她们，她们每糊1000个纸盒能挣到30个铜钱，合15芬尼。白天干14个小时，能糊1300个火柴盒。 1932年1月11日 ……星期六我与韩乘去南京的列车到无锡，这是一座居住着15万人口的城市，以它的棉纺织业和丝织业而闻名。 三等车箱里塞得满满的，对于外国人来说，这是不很常见的，但更为有趣…… ……棉花像白雪一般覆盖着巨大的田野，这种景象我们在上海郊区经常看见。现在我们看见的是装满棉花包的帆船停泊在工厂前……① ①下面是参观工厂和关于生产过程的描述。 关于生产棉花的一切有趣的事情，我只能用一只眼睛观察，因为我对女工们更感兴趣。 立新棉纺厂有2000工人，其中有1500女工和数百名儿童。每天工作12小时，女人和儿童有1小时休息，男人没有休息，他们就站在机器旁边一边工作一边用餐。大多数女工年龄在16到22岁之间，女人的工资每月相当于8到12个马克。多数儿童看上去只有10岁，在炎热的屋子里震耳欲聋的喧闹声，十分可怕。儿童的年龄在莱尼和宾欣①之间，却要工作12小时！我看见他们站在机器旁边吃饭，两分钟之内他们要多次放下饭碗去操纵把手，接上断了的线头儿。 ①她们都是我的妹妹。 公司盖了一排两层的房子，一个工人把我们让进他的住宅，这住宅像其余住宅一样，只有一间卧室，里边刚好能容纳两张床……他一家共有五口人，这间屋每月值1.5马克。他的孩子从10岁开始工作，前半年他们得不到工资，如果他们证明自己称职，每天可以得到15到20芬尼，若是不称职，将无偿地被赶出去。这家工厂每月有两三天假期，这要视它有多少活儿可做，当然是没有工资的。没有星期天。 这封信还有许多页，说的都是参观工厂的事情，其中说到了婴儿们躺在机器旁边，母亲们则用赤裸的双手从几乎沸腾的水中捞取蚕茧。 傍晚我们沿街进行了一次散步。整个城市被包围在城墙里，城市的四面有四座巨大的城门，每天夜里12点关闭。城外有许多人居住在茅草棚里，这些住户都是来自灾区的失业者。无锡有48家丝织厂，只有4家开工，由于日本人和意大利人的竞争，提高了出口美国关税，这是普遍性的世界经济危机…… 温和韩就是这样通过生动活泼的直观教学法，帮助我认识中国和它的问题，我开始理解和热爱这个民族。 同样，我也十分感激杨教授和他的夫人，他在一所大学里教书，他的夫人是图书馆员，我们称呼他们为彼得和茜必莉。 我不记得彼得是否参加过与里夏德的会面，但是我们偶尔也互相传递情报。彼得人生得又瘦又小，看上去更像个柔弱的男孩子，不像个学者，他的智力令我想起我的哥哥。他像于尔根一样，脑袋里储存着无穷无尽的笑话和故事，一遇合适的机会他便要露一手，要么就杜撰自己的笑话，他会像自己的听众一样，为这些笑话开怀大笑。不间断工作的，严肃的学者和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大概需要这种调剂和放松。 茜必莉生着一副充满智慧的漂亮面孔，棕色的皮肤，脸上有对小酒窝和特别白净的牙齿，她政治上十分积极，具有组织工作才能。 罗尔夫认识这两个人，他们也成了他的朋友，艾格尼斯也从彼得的知识和联系中为她的记者工作获得了益处，每当彼得和前必莉来我家做客时，她常常也过来。由于彼得是个声望颇高的学者，跟他来往是不会引起怀疑的，与“上层”中国人在一起是没有问题的。在商界与这个国家的富商们保持私人交往是能够赚钱的。罗尔夫在英租界城市工程建设方面的“承包商”拜访我时，总是给我带来许多珍贵礼物，我总是悉数收下，以免超出欧洲女士们的常规。里夏德同样劝我这样做。 在里夏德的同事当中有一个年轻而温柔的中国女子，她梳着短发，有一副苍白的面孔和略微突出的牙齿。她出身自一个颇有影响的家庭，我记得她父亲是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当她根据自己的选择与一个贫穷的共产党人结婚时，被她父亲轰了出来。她是一个聪慧、勇敢而又谦逊的女人，里夏德有时也带她到我这里来，我特别喜欢她，我在《一个不平凡的少女》这本书里，以一个“马银”的形象，为她树立了一座纪念碑。“马银”的丈夫得了肺病，遵照里夏德的愿望，我在莫干山中为他租了一栋小别墅。我还去那里探视过他。 当我想起这些同志，想起我们的许多政治谈话，想起和韩与温共同学习的情景，我几乎无法相信，假如他们还活着，他们会敌视我们。① ①60年代初期中苏两党开展论战以后，中国与当时的民主德国之间关系亦十分紧张，故作者才有此说。——译注 在里夏德小组里最密切的人里，有德国报务员马克斯·克里斯蒂安森一克劳森，他因在日本与里夏德合作而成了著名人物，还有弗兰茨、约恩和保尔。弗兰茨生得结实，并不高大，他与一个在上海生活的白俄女人结婚了，让一个如此年轻的女人适应另外一种生活，委实是一个痛苦过程，里夏德也为此而感到不安。弗兰茨有一头像小面包一样淡黄色的头发，红扑扑的面颊，有一副好心肠，他生活得十分轻松。里夏德是否需要两个报务员，是否要取消一个，要么就是为另一个城市准备的，这些我都不知道。也许弗兰茨还有一种我不熟悉的特殊技能。 其实，我当时对报务员这门职业什么都不懂。弗兰茨和马克斯都当过海员，当时在情报机构的同志们当中有许多是海员，他们借助自己的职业充当信使，他们经受了考验，进一步接受了训练。 比起马克斯或者弗兰茨来，我与约恩在一起的机会更多。约恩是波兰人，有时我们称呼他格里沙，我发现他喜欢这个称呼，于是我一直这样称呼他。也许这就是他的真实名字。格里沙20多岁，他有一头侧分的深色卷曲的头发，额头如同磨过一般锃亮，一双黑眼睛和突起的颧骨。格里沙很少谈起自己，他沉默寡言、严肃，他比马克斯或者弗兰茨显得更复杂，我们认识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到一些他的个人生活。我记得他的父母根本就不知道他住在上海。 奥托·布劳恩①在《左尔格博士东京来电》一书中提到，他在上海一家照相器材商店遇见里夏德和一个德语讲得很好的波兰人，这就是格里沙，那家照相器材商店是他的公开职业。他卖照相机，为顾客冲印胶卷。他是小组里的摄影师，负责把情报资料复制成微缩胶卷。 ①中文名字叫“李德”，曾在中国工农红军中任顾问。——译注 里夏德问过我，罗尔夫作为建筑师能否接收照相器材商店的内部装修，这个照相器材商店是1931年底，1932年初开业的。让格里沙以这样的方式认识罗尔夫，对于他到我家来是一个好借口。格里沙为装修他的商店提出一些特殊要求，需要与罗尔夫当面磋商，又不让他准确知道是为了什么。 我已不记得我是采取什么计策把他们二人弄到一起的，反正我是让罗尔夫公开认识格里沙的。格里沙兴致勃勃地用吻手和“尊贵的夫人”对我表示问候，但这出喜剧却苦了我。 商店开业不久，罗尔夫满足了我一个大的愿望，在那里给我买了一台莱伊卡照相机。我开始以极大热情拍摄人像和风景，格里沙为我冲印照片。 1932年6月7日致母亲 我寄给你的相册里都是旅行和郊游的照片，那张大照片不是我让摄影师给放大的，而是他觉得这张照片好，是他自己让放大后送给我的。我的谦虚性格不允许我有这么大规格相片，所以我寄给你。这张照片是我去兰溪旅行时，瓦尔特用我的照相机拍摄的。 我还记得格里沙当时关于这张照片所说的话：“太像了，典型的你，可以称它为‘一个海盗的肖像’。” 这张照片和格里沙为我洗印的许多别的照片今天尚在，我今天甚至还保存着当年在格里沙商店里买来的那台已经45年的莱伊卡，用它来摄影仍然是无可挑剔的。 我们的儿子叫米夏埃尔，罗尔夫知道我给他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美国同志和作家米夏埃尔·高尔德。我是1928年在美国逗留期间在哈德逊一个夏令营里认识他的，他那本《没有钱的犹太人》是我当时最喜欢的作品之一。后来他还到德国来看望过我的父母，那时我已经在中国了。直到他1967年去世我还尽量阅读他在美国党报《工人日报》（后改为《世界日报》）上发表的评论。他未能写完自己的回忆录，这对于国际工人运动是一个损失。 不言而喻的是，小儿子在我的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出生以后我立即给于尔根和玛格丽特写了一封信： 这孩子简直太令我幸福了，可我又害怕他会消耗尽我的全部精力。在这一个月里我什么都不能做，既不能侍候罗尔夫，也不能从事政治工作，也不能读书，不能给你们写信，只能侍候孩子，一切其余的事情只能围绕着孩子。这仿佛是一个充满全新感情和思想的全新世界。 米沙①降生11天时，政治又作为“竞争者”出现，写给母亲的信中只有一半讲的是儿子的事情。 ①米夏埃尔的昵称。——译注 1931年2月23日 现在每次哺过奶我都称称他，总能增加一克，若是达不到最低限度，我便再给他哺一次奶，每一克奶都是重要的……罗尔夫不断观察小儿子，哺过奶之后我们就互相提醒，把他放回婴儿床上去，让他睡觉，亲亲他，不厌其烦地议论他的小脸蛋儿。 经常陪伴我的是《婴儿的哺乳与护理》和《健康的孩子》，作为调剂读皮利尼亚克的《伏尔加河流入里海》，拉狄克写的那篇十分有趣的前言，内容很丰富。 非常有趣的是，欧洲新闻界突然那么认真地关心起苏联的五年计划来。到目前为止他们总是说工人在五年计划当中如何受苦，当然他们要忍受十分清贫的生活，不过我的印象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赞成吃苦的，以便实现他们的事业——五年计划。也颇为有趣的是，资本主义一方面在肯定五年计划取得的成就以后，立即采取针对性措施，不向俄罗斯输出机器等，不购买便宜的俄罗斯商品…… ……若是米沙夜里两点醒来，尿湿了床，我真不应该给他换尿布吗？可当他啼哭，两脚胡乱踢蹬的时候，我还是应该起来看看吧？…… 艾格尼斯以爱心和伤感注视着我的孩子的成长，当米夏埃尔第一次露出笑容时，我打电话告诉她，她也看见了他第一次迈步。米沙是个快乐而聪明的小家伙，所有的同志都喜欢他。彼得和前必莉自己尚没有孩子，经常照料他。最离不开米沙的要算我的女友伊萨。在1931年3月24日的一封信里，我第一次提到伊萨。 我要向你们描述一个熟人。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姑娘携带着几箱子书来到这里，她开了一家摆满德文、英文和法文进步书籍的小书店。从前她是柏林一家书店的职员，一家中国出版社提醒她的老板留心在上海的机遇。顾客主要是中国的大学生。她今年刚好23岁，勇敢，是吗？遗憾的是她对销售这一行十分不熟练，我的手痒痒得直想帮她一把…… 伊萨比我在信里写的可要勇敢得多，她也是一位同志，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她跟她的生活伴侣，一位中国同志，曾长时间地生活在莫斯科，并跟随他一道来到中国。由于从事秘密工作的原因，他们不能生活在一起。伊萨把她的孩子留在了莫斯科，她十分想念她那尚不满两岁的女儿，关于她的孩子，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伊萨的丈夫参加了一个托洛茨基小组，由于在政治上争执不休，她离开了他。 伊萨那白净的皮肤上有些雀斑，她有一双乳蓝色的眼睛和一头红色的，一点都不服帖的头发。她不善于，也不懂得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在欧洲人看来，伊萨在上海的生活是十分俭朴的。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她很快跟我亲近起来，像亲姊妹一般。她与罗尔夫相处得很好，于是我们的家便成了她的第二个家。我们从来不谈秘密工作，我不知道她是否认识里夏德小组里的什么人，她也不知道我的情况。上海的人们都知道，我像她一样从事过书商职业。 伊萨到我家来时，总是问我她可不可以给米沙洗澡，在她得知她的孩子的死讯之后，她才谈起自己的孩子，这孩子死于脑膜炎。她对米沙的坦率而毫无忌妒之心的爱，是符合她那十分美好的性格的。 我们常常谈些关于她的书店的事情，我帮助她组织了一个凯绥·珂罗惠支作品展览。伊萨比我勤快和无私。我做事情比她快，点子多。 我已不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遇见里夏德的副手保尔（保尔·里姆）的，他有时与里夏德一道来我这里。他有一个圆圆的，几乎光秃的脑袋，一双小眼睛和一张敏捷而和善的笑脸，他那巨大而笨重的身体只能缓慢活动。从他那张脸上看不出他的聪明，他那安静的好脾气令人想不到他常常能证明具有一个革命者的坚毅和热情。 保尔出身于一个爱沙尼亚农业工人家庭，他的经历：当过红色近卫军，国内战争中的政治委员，曾经被选人苏维埃，在军事学院读过书，当过苏联将军。我不知他在上海生活中所用的姓名，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出生于爱沙尼亚，我曾经数次见过他那丰满而慈祥的妻子露易丝，她出生于拉脱维亚。我当时知道他开着一家饭馆，所以我不相信如《左尔格博士的东京来电》说的那样，他也是约恩那个照相器材商店的老板，两个同志利用一个合法身份是毫无意义的，尤其是保尔已经通过饭馆取得了合法身份。我从未在格里沙的店内见过他，只在冲印胶卷的后室里见过。 我提到过，在我家住宅里会面时，我并不在现场，我只是为同志们提供一个安全的房子，我用茶招待他们，亲自把茶水给他们端进屋里。这是反常的，因为欧洲女人把任何工作都交待仆人们去做，为此我偶尔也要侍候其他的客人，以便让仆人们看来，这至多是我的一种怪癖，并非特殊对待某些特殊的客人。 我为同志们保存的箱子是会面时用的，里面装的是印刷的和手写的资料。不久，里夏德又提来第二个箱子，像第一个那样，我把它放在壁橱里，放在我们那个在夏天存放防虫蛀衣物的樟木箱子后面。这是一种巨大的旅行箱包，这种东西并不显眼，每个欧洲人家庭里都有许多，因为谁都不是长期在上海生活。 当我第二次把茶水送到楼上房间里时，同志们手里都拿着手枪，地毯上的箱子里装的也是武器，我示意里夏德和保尔，我在这个时刻是不受欢迎的，尽管如此，我却很高兴。 不只是纸张，还有武器！于是我感到自己比我想象的要有用处。我总觉得我的工作意义不大，还为此而烦恼过呢。① ①箱子里也装有一部地下电台。这是50年后我在苏军报纸《红星》上的一篇文章中知道的。 这些武器可能都是样品，要么苏联会对它们感兴趣（蒋介石军队里有德国将军当顾问），要么它们对于中国红军有意义。也许是那两位在场的中国同志要学习拆卸和组装这些武器。 就在这个时候，米沙大概6个月了。两只箱子都空了，里夏德建议我为自己和孩子准备好另外一只箱子，说我可能会很快要转移到内地去，在中国人当中隐蔽起来。 没问缘由，我便打点好小衣服和尿布，灌了一瓶消毒水。所幸我还能给米沙哺乳，这样就不至于给这么幼小的孩子过早断奶。牛奶或者任何一种奶粉，在中国大城市之外，都是不可想象的。照料米沙的中国保姆，在中国称“阿妈”，她告诉我，她有四个孩子，每个孩子都哺乳三年。有些贫穷的母亲把自己的奶卖给富家婴儿的母亲，自己的孩子则靠大米粥养大。令我欣慰的是，不论我隐蔽在哪里，都可以为米沙买到大米。我告诉阿妈说，穷人家的母亲必须采取这样的方式挣钱，我觉得太可怕了，她回答说：我知道太太打心眼里非常喜欢中国人。 我天天等待着消息，不敢离开家，惟恐误了约定的电话。我丝毫未把这种担心告诉罗尔夫，这种担心也只是有限的，因为对于我来说，随时都会发生点什么不测。由于里夏德知道这种危险和躲避危险的可能性，所以我不会像从前那样受到威胁。 我的出行是不必要的。14天之后，两只箱子又装得满满的，同志们重又来我家会面。但是从这时开始，我一直为自己和米沙准备着第三只箱子。 把武器和情报资料存放在秘密会面的地方，似乎是不谨慎的，不过情报资料是会面时用的，武器我也只是见过一次，我估计，它们在我家里存放的时间并不长，也许在两年半时间里，它们始终存放在壁橱里。 当里夏德要求我把一个处于生命危险之中的中国同志隐藏在我家时，会面又一次停止了。这回我必须把事情透露给罗尔夫，于是令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反对这样做，提出的理由与孩子出生前提出的理由一样，他说这对于孩子和我太危险了。我告诉他，他的这种态度可能招致一位同志的牺牲，如果我连这件事情都不能做，我将永远不会原谅他。他终于还是赞成了，但我心里明白，我们的婚姻不可能长期这样维持下去。 后来，罗尔夫成了共产党人，他多次证明自己是忠于党，忠于苏联的。 这位同志在我家大约住了两周，他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一旦我们在楼下有客人，他便躺在楼上的床上，免得让人听见他的脚步声。我是怎样向阿妈和厨师编造关于这位暂住我家的客人的故事的，我已经不记得了。这位同志住在我家时，尽管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罗尔夫对他是客气的，热心地招待了这位客人。 即使在他离开以后，我们家仍然不许同志们来，直至它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倘若有人被逮捕，即使遭到中国警察拷问，也是不能泄露地址的。 里夏德有两次拿来文稿让我抄写。一次是法本公司整理的关于中国地理、农业状况和市场可能性的机密资料。另一次是同样有趣的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文稿，大约有350页的打字稿。这是由一位懂德语的匈牙利同志撰写的，这位同志的姓名在“国际新闻通讯”界是国际驰名的，我已经不记得他的姓名了。① ①关于我不知道姓名的这位匈牙利同志，伊什特万·品特尔同志在1977年11月27日发表在匈牙利党报上的文章中指出，这可能是拉约什·马加尔，他是一国际新闻通讯”的成员；1918年参加过匈牙利议会共和国活动。 前面提到，艾格尼斯已经迁居到我家附近。我在10月17日给家里的信中写道：“家具令她十分兴奋，屋子装饰得非常漂亮……罗尔夫再一次证明自己是能干的。” 在这段时间里，我还结识了尾崎秀实。①我曾多次见过他，但我已记不得是以什么缘由见到他的，他的形象在关于里夏德的书中已多有描述，我没有可补写的。在共同的地下工作中我与他有过密切接触，他曾把随身携带的几帧小女儿的照片拿给我看。可怕的是，数年以后我看到一幅照片，那是他被杀时照的。 ①日本新闻记者、作家（1901—1944），里夏德在上海与日本时的亲密合作者，与里夏德一道被判处死刑，1944年11月7日被绞死。 我对我居住的这个国家已经产生了深厚感情，我曾建议于尔根到中国来。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你应该毫无条件地结识一下亚洲，这会让你大开眼界。经济和政治方面都非常有趣，我认为这里比美国更重要，学术上尚未经过研究，潜藏着许多资料，你可以用它取得巨大的成就，且不说一切关于人的兴趣了…… 中国街面上的生活是令人振奋的，挑夫、卖花人、敞开的店铺、敞开的熟食厨房、儿童，我无法详尽描述，但是我现在已经知道，这将是日后在德国令人十分怀念的事情。我相信，如果你们能来，将是让你终生难忘的旅行。 当然也有许多事情是我所不习惯的。在上海住了一年以后，我曾去北戴河海滨度假，给于尔根写过一封信。 北戴河是一个绝妙的地方，有连绵不断的山和蓝色的大海。对于我来说，这是离开上海一段时间的好机会。我的体重减轻到了107磅。在中国生活的确不容易。我不知道玛格丽特会怎么样，如果在她的屋子里每周有两个晚上看见15公分长的红红胖胖的百足虫在明亮的墙壁上爬行。若是有幸一条虫子在身上爬过，四个月，常常是一年，留下一条化脓的伤痕。几乎无法弄死它们，总是反复地出来。罗尔夫用锤子捣烂它们。它们会令我发疯。连这里的蚂蚁都有德国蚂蚁的四倍那么大。 苦力们的生活状况，既贫穷又肮脏，十分可怕，简直像欧洲的傲慢一样，中国的腐败真是举世无双。芝加哥犯罪和酒精走私与这里的情况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彼得和茜必莉想创办一所外国语学校，让我去那里教德文，我对此非常高兴。 致于尔根： 1931年9月30日 学校的情况是这样进展的：教授和他的夫人是这所语言学校的核心，经过精心筹备之后终于开学了，还在中国城市管理机构的教育局进行登记，可三天之后，学校突然被关闭了，既无个人原因，亦无政治原因。管理机构的官员们要求1000金圆券的贿赂，并非官方付款，纯粹是贿赂。现在我们尚不知道该怎么办。 为罗尔夫施工的那个承包商，顺便谈到一个欧洲侦探，他要探明那些被禁止的鸦片商店。上海共有36家鸦片商店，这位侦探在他生日的时候，从每家商店得到3万上海金圆券作为礼物…… 关于1931年即将到来的圣诞节礼物，我做了这样的描述： 一个巨大的塔形糖衣蛋糕，一块16磅重的火腿，两只活火鸡，12磅糖，4磅上等茶叶，一只精致的筐里装满葡萄酒、威士忌和利口酒。这一切都是罗尔夫从上海市政局的中国建筑企业家那里得来的礼物。另外一个企业家与罗尔夫几乎没有交往，送了我们一张价值100多金圆券的在上海最大商店永安公司的购物支票。接受这类东西在中国或者在局里并不是不诚实的，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这封信里，我还提到我的阿妈的丈夫死亡的事情，他是一个扫大街的工人。 她有一个24岁的儿子，失业了，罗尔夫或许可以把他安排在市政局里。她那15岁的女儿每天去一家店铺弹棉花，每天挣10个分币，有时挣10个分币5个铜板（一个铜板相当于半个芬尼）…… 在我最为美好的回忆当中，只有少数几次是“非秘密”地和同志在一起。一次是1932年我们在一家饭店的聚会，到场的有奥托·布劳恩和他当时的生活伴侣，这是一个德国女同志，格里沙、里夏德和东道主，这是一个我不认识的，黑头发、黑眼睛的精力旺盛的同志，我像别人一样称呼他弗雷德。我已经不记得我们是为什么聚会的，那是一个高兴的晚上。奥托的妻子的年龄跟我一样，同样也在青年团里参加过体育锻炼，我们以巨大的灵活性练体操。弗雷德那纵情的笑声既粗扩又欢快，他的声音好听，会唱许多歌曲，听他唱歌是一种享受。他是这天晚上的中心。 两天以后，里夏德让我去给弗雷德送材料，这材料装在一个不适用的长长的硬纸筒里。弗雷德跟我闲聊了一阵。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他兴趣广泛，或者恰恰因为我对他并不熟悉，我对他讲起了我与罗尔夫之间的矛盾，我问他我们是否应该为了工作而离婚。弗雷德耐心地听了我的话，他说他非常感谢我对他的信赖。我已经不记得他提了什么建议。三个小时以后，当我走的时候，我才想到，递送这个纸筒只不过是个借口，实际上他是在考验我是否适合做这种工作。 多年以后我在一张“马德里英雄”的照片上又认出了他。原来他是曼弗雷德·施特恩，他就是那个以克雷伯尔的名字而著称的指挥官，马德里前线的保卫者和英雄。在德国他参加过1921年的三月斗争和1923年的汉堡起义，在中国他于1932年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军事顾问。西班牙内战以后，他成了红军的高级军官。 我和里夏德、保尔、格里沙、弗兰茨、马克斯到黄浦江对岸的上海进行了一次郊游，关于这一次郊游我在给家里的信中写道： 1932年10月27日 最近我到浦东去了一趟，它位于黄浦江的另一岸，上海对面，这是一个工厂区。我们拜访了中国基督教徒协会的实验区。他们在那里盖了一个学校和大约30栋工人住宅，月租金4个马克。我问他们按照什么标准挑选租房人，当然他们必须是基督教徒，除此之外，每月必须有40到60上海金圆券的收入，这就是说，只有工人贵族才允许住进来，因为这是一种高工资…… 然后我们去了乞丐、苦力和失业者们的土坯棚。棚子这个词对于这些简陋的小屋子来说，是一种高雅的表达方式，有些棚子是用废旧铁皮搭起来的，既无窗子又无砖石，没有地板，一个做饭用的小炉子，就放在棚前的露天地里。人们的模样简直无法描述。成年人几乎是光着身子披着几块破布片走来走去。这里有上千栋这样的小棚子。有些幸运的家庭，他们的孩子能在附近一家工厂里找到工作，每月挣6个金圆券。这些棚子都归住户所有，只需每年为盖“房”用的这块“地皮”付两个金圆券的房租。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些人居然存活下来。附近是一栋富裕的中国住宅，带有漂亮的花园。房主是从前一个工厂苦力的监工，他的财富是十个分币十个分币地搜刮来的。大房子旁边有一栋简陋的小房子，几年前他还住在那里。现在连这栋大房子都嫌不够好了，他住进上海一栋更大的房子里，刚刚娶了第四房老婆，这是他的财富的一个新标志。 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们聚在一起进行这样的参观，并非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也并非不负责任的行动。我说过，许多欧洲人互相都是认识的。在这次郊游中我们还步行到了乡下。我还记得我们在一片草地上所做的游戏，其中就有我和保尔做的“搅黄油”。我们背靠背站着，把胳膊交叉在一起，设法把对方背起来。简直不可理解的是，我居然成功地把沉重的保尔背了起来。一张照片尚保存下来，这是里夏德拍摄的，遗憾的是，只能看见保尔背我的情景，只能看见他的一截胳膊。 最有趣的一次“结伴郊游”是由我和艾格尼斯、阿图尔·埃沃兹的妻子萨宝和奥托·布劳思的伴侣进行的，共出去三天。令我高兴的是，里夏德经过略微迟疑之后，居然允许我乘坐了一次篷船，这是一次无法忘怀的经历。关于工作一个字都不谈。萨宝给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她作为一个革命同志的经历，她的理智和她那干巴巴的幽默，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在上海也只有一次或者两次见过阿图尔和萨宝，我很钦佩阿图尔的活泼和聪明，可是他很容易发脾气，每当他过分激动的时候，萨宝都会设法使他平静下来，他们夫妇①一生厮守在一起，从未分离。 ①阿图尔和艾丽丝（萨宝）·埃沃兹从青年时代便是同志，阿图尔曾任共产党国会议员团成员，后任共产国际代表，在巴西被捕，因受刑致精神失常，萨宝从巴西引渡回德国，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被杀害。 我们在上海相会30年以后，我在《奥尔迦·贝纳里奥》一书中描述了萨宝的死和阿图尔的遭遇。 除了与克雷伯尔将军度过的那个晚上，除了去黄浦江对岸郊游和乘坐篷船之外，在工作以外的时间里我从未遇见过那些与我家没有来往的同志。我能够详细描述我的欢乐气氛，但我已不记得都说了些什么。有些事情记述下来也许没有多少价值，例如萨宝在篷船里做饭，艾格尼斯给我们讲笑话，克雷伯尔将军在那家饭店一个房间里唱歌，我和里夏德、保尔在草地上赛跑，直至连跑带笑地喘不出气来，躺倒在草地上。 我讲述那些大人物，描绘的都是不重要的事情。不过，处于我们的地位，这样放松是极少见的，极特殊的，只是这不多的时间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1年9月，日本入侵满洲，这种强盗行为的辩护方式，对于我们来说是太熟悉了：“人口众多的日本需要生存空间”，后来又说：“希特勒德国在共同的敌人，共产主义和它的滋生地苏联面前必须受到保护。” 摘自书信： 这里的政治形势在德国报纸上出现的很少，所以我写了一则短讯。中心问题是中日矛盾。大概的情况你们是知道的，即日本人用军事力量占领了以奉天为首府的满洲的一部分……日本人暂时的兴趣是占领南满，很快就会去占领北满，这就涉及到俄罗斯了，因为俄罗斯是中东铁路的合伙人。俄罗斯为了完成五年计划，无论如何也要阻止一场战争，它根本不想打仗，但是向它的边界推进的日本，意味着一种危险…… 关于满洲：日本通过占领满洲铁路，在那里取得了据点。满洲的中国人是非常勤劳的，他们沿着日本人占领的铁路，建设了一条平行的铁路，这条铁路威胁着日本人的收入，因为他们从中国农民种植大豆当中获得许多收益。近些年来有上百万的中国农民迁居来满洲，他们依旧像刚来时那样贫穷，一把镐、一栋土坯房和几件遮体的破烂衣服。中国政府以可笑的价格收购大豆，从中获取巨大利润。同样，满洲具有巨大的铁矿和工业，总之，这是一块比人们所看到的那些令人沮丧的土坯房和干涸的田野富庶得多的土地。日本人入侵的时间选择的恰到好处。中国军队正在把金钱和将军们都投入到反对共产党人的斗争，另一部分投入到反对分离主义的广东政府的斗争…… ……所有中国人在感情上都是强烈要求抗日的……抵制日货在上海进行得非常彻底。所有中国人都离开日本工厂、日本建筑工地和日本商店。 中国政府对抗日运动的支持，要么是软弱无力的，要么根本不支持。相反，中国大学生却非常活跃…… ……典型资产阶级的抗日委员会召集群众大会，一个温和的演说家要发表讲话，5万大学生和工人出席集会，他们激动地要求采取强烈措施，并轰走了那个温和的演说家。一个人跳上讲台，发表了一通激昂慷慨的演说，这演说颇有“赤匪”的味道，吓坏了委员会。上千名大学生占领了一列火车，向南京驶去，要求与蒋介石谈话，他们还殴打了姓王的外交部长，因为他在与日本的矛盾中，未采取任何积极措施，人们还提出了许多激进的要求…… 蒋介石的反应是采取了极为残酷的措施……在北戴河与北京大学教授结婚的包太太对我说：“我丈夫在课堂上遇到许多困难，全班的一半人进了监狱，其中的一半又出来了，他的学生当中有许多人被杀害了。他们活该得到这样的下场，我听说共产党人把富人家孩子的手钉在桌子上，给他们的耳朵穿上铁丝……” 有人说满洲要走朝鲜的道路，这就是说，日本人要把一个满洲中国人立为“执政者”，宣布满洲独立，用日本人的话来说：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这个预言应验了。我的另一个预言是，日本立即要转向北满，却并未实现。深谙采取每一个步骤都要针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西方势力除了一纸温和抗议之外，未采取任何针对日本挑衅的措施。苏联单独向日本提出严重警告，它知道日本的梦想是占领北满并尽量在苏联边境制造骚乱。苏联加强了自己的军队和远东的设防。于是日本改变了它的计划。一月底日本武装力量进攻上海。惟一勇敢地与日本人战斗了数周之久的是中国十九路军的士兵。蒋介石背弃了他们，签署了一项停战协定，这项协定赋予日本以巨大权利。 上海战争的阴影对于那些经历了这场战事的人们来说，笼罩了一切其他的事件。 表面看来，欧洲人在战争行动期间，相对来说是安全的，没有受到威胁，但这次进攻给人们的世界观上了关于资本方法的清醒的一课，从而引起一些人的思想转变。一切被卷入战争旋涡里的人，全都变成了另外的人。我相信这段时间对于罗尔夫成为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它甚至对瓦尔特的发展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我想再引用一封信，这是罗尔夫写给他父母的信，与过去的信相比，这封信具有另外一种性质。 1932年2月22日 ……每个人内心里都受到巨大震动。侵略一个软弱的国家，通过放火和强盗行径来剥夺最贫穷的人们的最后的财产，是令人愤怒的和心情不平静的。在这里可以正确地看到这场入侵的根源，这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侵略，从前我在历史书里读到这种侵略。 ……这里不断地进行激烈的讨论，因为外国人的态度也是令人愤怒的。 这个社会表明它是好战的，希望在战争中获得最大的利润，它背叛了那些使他们做出点名堂来的人们，它理应得到最坏的报应，总有一天会走到这一步的，我相信，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 1932年1月29日 上海的中国部分是惶恐不安的……人什片巨听到许多枪声，所有的街头都设有带刺的铁丝和木头堆起来的路障。日本人的态度是恶劣的，“中立的”租界也是一样。租界当局的国际视察团偏偏把日本军队安排在多事地段守卫租界。这些日本兵当然是向中国人住的城里射击，而不是保护他们，可中国人却不敢向租界还击…… 昨天我登上一家房顶，看见了燃烧的闸北，这是中国人住的城区。整条大街燃起熊熊大火，北站被烧毁了，商务印书馆也被烧毁了，这是中国最大的印刷厂，也是世界最大的印刷厂之一。日本人进攻最疯狂的一次是，在他们向上海市长提出最后通牒，并得到充分满足了日本人的要求的答复之后，他们反倒开始了射击。 1932年2月2日 信还在那里，把它投递出去是毫无用处的，因为什么都寄不出去。租界被封锁了，夜里10点以后，任何人都不准上街。我们家里住满了人，厨师把他的妻子和妻子的妹妹领来了，稍后阿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也来了，大家都睡在我们这里……成千的人从中国人居住的城区逃出来，有的步行，有的乘车，有的乘人力车和汽车，女人们带着孩子，提着包袱和行李。有些人则无可奈何地坐在大街上。空房子塞满了逃难的人们。 在这段时间里，阿妈和厨师的七个亲属都住在我们这里。对于我们家住的这个英国社会来说，有一封信是很典型的，信里装了一份协议书，要求我们不许把房子租给中国人，违背者将收到一份抗议书，这封信被我们拒绝了。 同志们在我们家的会面并未中断。白天所有的中国人都呆在后院，尽管这样，里夏德还是批评了我。我相信，这是头一次。我对待仆人们所表现出来的乐于助人的行动，与其他外国人相比太突出，因而也太引人注目。 对于我们的小组来说，这几周是活动非常频繁的时期。里夏德除了对与日本有关的所有军事问题感兴趣之外，还对中国人居住区的状况、日本人的虹桥区的状况、中国老百姓的气氛、欧洲人的态度、十九路军的士气感兴趣，比如它的组成，它对待日本人的态度，对待他们曾经反对过的中国红军的态度等。 我的信件反映了我在这段时间所得到的各种印象。 1932年2月2日 ……我们得到消息说，我们一位住在日本人居住区的中国朋友被逮捕了，我们出去寻找。日本人居住区看上去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整条街空无一人，死气沉沉，偶尔看见驶过几辆日本军用汽车和几具死尸。大多数住宅都没有玻璃，门被打破。值得庆幸的是我们①手里有一个日本人的名片，可以到处通行无阻。我们的朋友与他一个当牙科医生的姐夫住在一起。凡是住在交战地区的中国人都将被杀死。那位姐夫听见房子里有士兵的声音，便在楼上与他那9岁的儿子钻进一个大筐里隐藏起来，我们的朋友说，越藏起来，他们越怀疑你。这位朋友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他在美国学习过，读过许多书，家里有一些关于俄罗斯的书籍。当那位牙科医生冒险下楼来时，看见桌子被翻腾得乱七八糟，我们的朋友已经不见了。 ①我和伊萨。 我是应里夏德的请求到日本人居住区去的，关于那位日本人的名片，我在给母亲的信里提到过，是尾崎秀实的，伊萨也认识他，我们那位失踪的姓劳的朋友，是她的书店的一位热心顾客，里夏德同意我们二人一道去执行这个并非不危险的使命，这种事情最好是由女人去做。 1932年2月8日 我已经习惯了枪声，几乎不再去听它。我们失踪了两位中国朋友。昨天在寻找他们时，我看见117名日本人的俘虏被移交给英国人，他们是惟一一批从日本人监狱里活着出来的人，这就是说，英国人发现并拯救了他们。他们的状况简直是无法描述的。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大街上或者在房子里被抓来的，都是普通老百姓，有工人、苦力和大学生。白天在监狱里从来不松开他们那反绑在背后的双手，他们都有被殴打或者刺刀扎的伤痕。其中一人有四天四夜被强制不许睡觉。结束战争！当然，也并非只有日本人特别残忍，中国人也是同样对待他们的共产党人的。而战争①，算了吧，不写了。 ①指1914—1918年的战争。 参观警察局和难民营的许可证，是罗尔夫从上海市政局弄来的。 1932年2月13日 昨天是米沙的生日，阿妈和厨师合伙给他买了衣服和小鞋，衬衣和小裤子是鲜橘黄色的绸子制作的，佩有玫瑰色领带，他穿在身上显得非常滑稽。我真希望客人来之前他把衣服全都尿湿，好换上他那些蓝色的东西，但是也许是怕他弄湿，阿妈每一刻钟便给这可怜的孩子把一次尿。 米沙现在已经71公分高，头和脚顶着了婴儿床，我还没给他买床，因为难民们现在还占一间屋子，我暗地里为这种推延感到高兴，我和米沙睡在一间屋里。 夜里枪声密集，简直无法入睡…… 1932年2月20日 日前战斗仍在进行，中国人的十九路军令人惊讶地具有抵抗力和勇敢，他们几乎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假如政府愿意，早就可以打败日本人。令人遗憾的是，政府不愿意这样做，特别是蒋介石不愿意。结果是中国群众第一次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反对蒋介石，最普通的中国人都明白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最近我和这里的德国新闻记者谈过话，他们是给乌尔施坦写报道的波斯哈德，给慕尼黑、汉堡和科隆报纸写报道的弗格尔博士，我的印象是他们报道得很详细，因为关于这里的战事我不想写得太多。的确这一切都还称之为停战。日本人的方法可以由下述事实来衡量：中国士兵死亡大约2000～4000人，中国老百姓死亡约10万人，从中国人居住的城区逃出来的难民超过60万人。中国人城区问北的工厂自然全都停工了，再加上关闭的日本工厂，在上海每天有30万中国工人失业，他们得不到任何救助。这种群众性的贫困是可怕的。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欧洲的志愿兵都从租界的边界上撤回来了，由正规部队代替他们，因为志愿兵要来保护租界内部，防备中国难民和工人可能发生骚乱和起义。我们的难民（住在我们家的中国难民）前几天都回家了，但是这七个人现在返回来了。日本士兵在到处游荡。杀人的方式和我从可靠的人们那里听来的事情，我不想给你描述。 不久便有机会去接触中国的十九路军。人们可以以慈善行动的名义去医院探视那些受伤的士兵。我是作为译员跟着去的。 我们的行动并无多么大的风险，困难的是我以怎样的方式提出我的问题，才不至于让那些实习护士和慈善团体的女士们怀疑我们与士兵的热心而迅速的接触。经过两次探视之后，里夏德认为我们最好不要再去病院。 我的问题涉及到士兵的情绪，他们的社会出身，当兵的原因，他们对红军的印象和对日本军队在上海的印象，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战斗这样勇敢。我与七八个轻伤员谈得颇为详细。我能成功地进行如此坦率的谈话，令里夏德颇为吃惊，通常人们是很难接近军队的。在一个有着百分之九十六文盲和少数刊物的国家搜集情报，与在欧洲国家相比，有着非常不同的可能性。 在这段时间里，关于欧洲人的情绪，我给里夏德提供了一个十分准确的图像，因为入侵是主要的谈话题材。在我给里夏德的报告中，瓦尔特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令我高兴的是，在我与瓦尔特进行的数小时之久的讨论中，他的话常常是对的。在他身上由政治事件所导致的思想转变，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 瓦尔特是上海欧洲商人中的重要人物，他与中国商人和南京政府都有联系，他经常在中国内部旅行。我明白他可能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有一次我对里夏德说，我想设法为我们争取瓦尔特。自然，我无法预见瓦尔特的回答，但是我要冒的风险，无非是一个不字，从而让他知道我在从事政治活动。他会保持沉默，却不会轻视我，这一点我是有把握的。里夏德表示同意。 我在与瓦尔特谈话时，内心颇为紧张，并小心翼翼地言归正题。我只是跟他说，中国共产党需要援助，其他一切应该由里夏德来谈。 瓦尔特表示愿意合作，我约定了第一次会面的时间。后来里夏德告诉我，谈话进行得是很顺利的，而且很有趣。我相信，瓦尔特对里夏德是很有用的。我的印象是，里夏德的人格对瓦尔特颇有魅力，并吸引他参加工作。后来他离开了我们，却并未反对我们或者伤害任何一个人。他是几年前去世的。 中国的形势慢慢地平静下来，我于1932年4月11日给我哥哥的信中写道： ……这个月里，日本人没有什么动静，但是我们等待着重开战事，谁都不相信会实现最终的和平。下一次战事也许会发生在上海以外。 这个估计也没有错。日本向中国地区的战争入侵，在6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未受到惩罚，直到1937年终于成功地创立了一个反日统一战线，它包括共产党人和蒋介石，蒋介石无法再忽视全体人民的这个要求。共同的抵抗使日本人的进攻不得不停止。 在上海，外国人的状况于1932年4月恢复了正常。而给中国人民当中的穷人留下的却是烧毁的房屋，上百万的失业工人和他们的死难者。 给父母亲的信： ……我们两个人承受着这种可怕环境的折磨。肮脏、贫穷和痛苦对于你们来说是完全无法想象的。面对这些我们无法令自己麻木不仁，最近我在大街上发现一个死去的婴儿，尿布还是湿的呢…… 我在中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好的休息，总是那些驱车去中国内地的旅行。在那些不多的假日里，我们走的并不太远，但是“内地”距离上海并不遥远。 给父母亲的信： ……复活节妙极了，按照规矩是在具有宗教气氛的地方度过的，而且是在一个佛教寺院里。星期四下午从上海出发，乘汽船去明浦（请看中国地图），星期五到达那里时是早晨8点钟。明浦南边有一座“天子”庙。登上一只摩托小船，行驶两个小时，途中非常有趣，单是这只小船就很有趣。这是一只小托轮。摩托船是一等的，我们是躺在它的顶盖上度过这次航行的。二等的是数只连接在一起的划船，船上有半圆形的竹篷，五只船上坐满了活跃的中国人……一只船上坐着一个敲锣打鼓的歌手，他以长长的诗伴随这次航行。在他坐的地方，人们鸦雀无声地听着，并施舍许多铜板。 庙周围的环境十分漂亮。第一座庙后面是一个鲤鱼池，它的后面是两个金鱼池。寺庙巨大的石铺庭院里摊着大米，和尚用竹耙子在翻晒。我们睡的是中国床，吃的是中国饭，床很宽大，有一个顶盖和布帘子，床上铺的是稻草垫子。吃的是佛教的饭。和尚们总是问，为什么我说中国话，罗尔夫却不说。我作为女人却比男人知道的多，他们是无法理解的。但是罗尔夫突然引起了他们的尊敬和赞扬，因为他画了寺庙，还给两个和尚画了像。 圣灵降临节时，我和瓦尔特、埃里希·兰道尔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郊游。罗尔夫一旦有机会跟我一同离开上海，或者即使他不能跟随前往，也总是高兴的，在这种事情上，罗尔夫是大方的，心地善良的。 埃里希·兰道尔是一个化学家，古斯塔夫·兰道尔①的侄子，他也来到上海，关于他，我在给家里的信中写道： ①慕尼黑议会共和国领导人之一，1919年被暗杀。 他是那种在这里不讨人喜欢的人；活跃、聪明、机智，科学家。 他是进步的，我曾经想争取他为我们工作，但是他娶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中国女人，深深受了她的影响，所以我并未设法去做他的工作。 1932年5月19日 这次旅行十分迷人。星期六中午出发，乘6个小时火车到达南星桥，这是杭州后边的一个小站，在那里我们走进整洁的中国饭店…… 第二天清晨是我的生日，第一件事情就是饭店招待员给我端来一堆电报，我一下子就认出这是瓦尔特伪造的。然后乘渡船去河对岸，火车从那里直通兰溪，10个小时的旅程，沿途是异常美丽的风景。这里的窄轨小火车是我们的好朋友伯恩施坦（奥伦施坦＆可佩尔）给中国人修建的，这是他的骄傲和乐趣。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坐在车箱外面的平台上，摇晃着双腿，我们不想在附近走来走去，免得给火车“丢面子”。火车道两侧是种水稻的梯田，田地里有圆锥形的坟堆或者极为美丽的古树，它们都是为了纪念祖先而栽植的。这些树木也有经济价值。冬大麦已经收割完毕，由于田地里灌满了水，没有地方晾晒，于是它们被捆起来，一排一排地挂在树上，看起来这些树仿佛穿上了黄色衣裳。稻田后面便是绿色的群山…… 兰溪位于钱塘江畔……我们到达的当天晚上便去拜访了兰溪市长，伯恩施坦让我们给他带去一封介绍信。第二天我们要乘船溯江而上，市长不容分说，非让我们带上他的两名警察保护我们。的确，当我们已经躺在床上时，兰溪警察局长带着两名助手出现了，费了好多唇舌才把他们打发走。第二天早晨我们租了一条帆船，江上的航行从风景的角度来说，是我到中国以来最美的一次经历，除此之外，我们玩得十分尽兴。船上有三名舵手，他们划着船，飞速地逆流而上。船上有一个半圆形的竹篷，共分三个部分，可以随意伸长或者缩短。中午我们停下来游泳，又有机会钻进水里，我感到十分幸福。下午我们躺在一片野地上，然后去攀登一座十分诱人的山头。南方这一带是富饶的。不久我们便迷失了道路，这就是说，这里根本无路，我们像打仗一样穿过荆棘、芦苇和碎石。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只好停下来。在一个距山头尚远的地方，我们欣赏江面上的美丽风光和周围的山峦。埃里希对动物、石头和植物感兴趣，他非常欣赏那些身上有着红黄条纹的蜈蚣（我可不喜欢）、蝴蝶和热带植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第一次登上这座山的欧洲人，于是便带着满身的划伤和污垢走下山来。这是一次消耗体力的活动，我喜欢做这样的运动。舵手们给我们做好晚饭。我们决定立即去睡觉，这就是说，把我们的被子铺在竹篷下，这里没有别的，只有光亮的地板……月亮出来了，舵手们信口唱着歌曲，山峦越来越高，我们还是决定马上去睡觉，这里太美了…… 在同一封信里还有这样一句话：“这个星期天像上个星期天一样，基希①和艾格尼斯都在这里。” ①用德语写作的捷克报告文学作家，着有《中国的秘密》。——译注 我在此前的一封信里曾经提到，埃茨·埃尔文·基希来吃晚饭，滞留到夜里两点。在同一封信里也提到，我一开始跟他发生了争论，我说他太轻率。我们之间有三个星期未通电话，后来我们又和解了，我在给家里的信中说，他是一个既有趣又活泼的人。 1932年5月4日 现在我们关系很好，他来电话说：“喂，孩子，这里是你基希大叔，我想星期天到你那里去。” 最后一次基希疲倦了，他挽起衣袖，解下领带便躺在躺椅上睡着了。我们给他拍了一张照片，希望能成功。后来他收到一张写有“愤怒的记者”的照片。明天他要出发了。① ①去北京。 基希读到一篇副刊文章，他非常激动，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在日本手里》，①但是他不知道这是出自谁的手笔。 ①1932年4月24日发表在《红旗》上的一篇报道，是我用笔名写的。 ……上海天空的另外一颗明星是罗茜·格莱伯格—乌尔施坦，我在伯恩施坦家举行的便餐会上“欣赏”到了她。她曾经愤怒地告诉我们，基希称她为“一枝资本主义泥塘的花朵”…… 我非常尊重基希那些书籍，我之所以持有异议，是因为我知道他仅停留三个月，便想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艾格尼斯和我不喜欢他那种在我们看来肤浅的写作态度。有谁会想象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便可以详细了解这个国家呢？我们丝毫不了解基希那卓越的写作方法。他做了充分的准备，有能力迅速把握本质的东西，从来不做经不住考验的事情。 1932年夏天，艾格尼斯和我准备去牯岭度过最炎热的时间，牯岭坐落在江西省海拔1200米高的地方。艾格尼斯事先去那里为我们租了一栋小别墅。本来宋庆龄也想一同去。我认识她已经很长时间，她是已故中国总统孙逸仙的夫人。他死后她在政治上进一步接近左翼。当时她已经认识到与苏联合作的意义。我经常与艾格尼斯一道去她那里，我也单独拜访过她。她是一个娇嫩而又妩媚的女人，她的生活并不轻松，她的一个妹妹嫁给了蒋介石，另一个嫁给了蒋介石的财政部长。由于政治观点的缘故，她在她们那影响很大的家庭里是失宠的。有一次她送了我一件绸制的衣裳，我穿了许多年。后来她到底未去牯岭，里夏德不赞成我在公开场合与她在一起。 我在一封给父母亲的信里，描述了去牯岭的旅行、到达和逗留的情况： 1932年7月 前天顺利到达牯岭，受到艾格尼斯非常热情的欢迎。沿扬子江逆流而上（五天），风景是美丽的，但却有点令人伤心。在停泊的地方有些乞丐坐在大木桶里划过来，他们都是去年洪水时的难民，今年扬子江又涨水。可以看见房屋的一半泡在水里，许多农田都被水淹没。离开船以后的旅行是相当困难的。在倾盆大雨之中，坐在一辆敞篷人力车上，道路是泥泞的，坑洼不平的。然后乘坐一辆轰隆轰隆直响的汽车，花了一个钟头的时间，才到达山脚下。从那里又乘坐摇摇晃晃的滑竿要在陡峻的道路上攀登三个小时。买了票付了钱。五分钟之后，苦力们放下滑竿，说客人太重，要求追加一份小费。我只好照办，否则天黑之前是无法到达牯岭的。走到陡峭的地方，他们突然又说，我得步行，尽管路旁的木牌上写着，他们有义务全程抬着。于是我只好怀里抱着米沙，爬行了一段陡峭的石路。苦力们幸灾乐祸地跟在后面。 正是这类事情，令许多人对中国人不满。人们常常十分生气，但是人们对那些报酬微薄，过分劳累的苦力们能要求什么呢？ 在船上时我曾有机会结识了各种类型的传教士，其实不能说是各种类型的，大多数都是一种类型的，即可怕！他们的女人更糟糕，尤其是那些美国女人。她们都是些带着甜蜜蜜的微笑的、于巴巴的，胆小如鼠的老太婆。有几个当然好一些。一个传教士的老太太1907年第一次去牯岭，是因为她的小女儿忍受不了汉口的炎热。大夫告诉她，只有凉爽的气候才能帮助她，于是这位太太带着孩子上了山，在中国人的帮助下，花了三个星期用石头和泥土盖起了一栋房子，几天之后，她的孩子健康了，欢蹦乱跳地到处跑。同一个孩子她又带来了，现在大约39岁，十分瘦削，头上戴着一顶非常难看的帽子。胳膊上挎着一个手工制作的编织袋。 给父母的信： 1932年7月5日，牯岭 艾格尼斯和我每天下午都跑很长的路，欣赏扬子江河谷里的美丽风光，欣赏湖北那连绵不断的山峦，那里有红军。站在这里的山上便能理解他们的战术，因为这里也是些荒山野岭，有着密布的热带丛林。只要山上没有道路，外来的军队是无法发现道路的，只有当地的红军在当地农民帮助下才能找到道路。遗憾的是这里没有树林，只有茂密的灌木丛。中国农民太贫穷，无法等到它们长成树木，他们砍伐灌木和小树，用来烧炭或者绑成扫帚去卖钱。在中国只有竹子能保存下来，因为竹子在6周之内便能成长起来。 1932年7月27日 艾格尼斯返回上海去了，她比我早出来5个星期。德国商会的弗格尔博士现在在这里，有时我跟他出去散步。上周与他和奥特马教授郊游了一次。奥特马是中国语言专家，我们走进一座庙里，他能阅读并流畅地翻译那些碑文，其中也有古文字，连中国人也不懂。他被公认为是通晓中国方言的外国语言学家。除此之外，他并不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人。 我在写给家里的信中从未提到，有时我也有烦恼。母亲有6个孩子，她有足够多的问题去照料，我再也没有理由向她倾诉我心里的忧愁。我在牯岭逗留的最后两周，是在压抑的情绪中度过的。早在好长时间之前，有两个欧洲同志被捕，他们是来自瑞士的诺伦斯一吕格夫妇。我并不认识他们本人，可我们大家都关心他们的遭遇，他们被中国法院判处了死刑。在《左尔格博士东京来电》中写到，左尔格筹措了一笔钱，把他的死刑改成终生监禁。 诺伦斯夫妇有个五岁的儿子，他父母被逮捕之后，艾格尼斯给他买了一大堆礼物，我认为像个王子一样娇惯他是不对的，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现在的问题是，我要不要收容这孩子。我很愿意这样做，我会设法给予他母亲的温暖，米沙也会有一个大哥哥。但是里夏德不同意。否则我就得放弃自己的地下工作，可这样做他不愿意，我也不愿意。 我们在牯岭听说，诺伦斯—吕格夫妇绝食了。这一天当我们坐下来吃中午饭时，艾格尼斯突然说，她无法吃饭。我当时可能颇为冷漠地回答说，她这样做是帮助不了诺伦斯的。艾格尼斯站起来，离开桌子而去。下午我独自一人出去散步，当我回来时，我发现了一封信，意思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不能再停留下去，她要返回上海去。说我过多地考虑个人幸福，考虑我的家庭生活，私事在我头脑里扮演着过分重要的角色，说我并不是人们所理解的那种革命者。 我坐在这封信面前，无法领会它的内容。这两件事情是我无法理解的。艾格尼斯熟悉我，她应该知道，只要有机会搭救两位被逮捕的同志，我是愿意冒任何风险的。事实也证明，她的遭遇同样也可能是我的遭遇。 我是否一定要对艾格尼斯说，我常常想到这个五岁男孩的母亲？我是否一定要表达出我的感情，来向艾格尼斯证明？ 令我惊讶的是，如此密切的友谊，怎么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了裂痕呢？我绞尽脑汁设法弄明白，艾格尼斯是怎么对我产生了这种印象的。也许在某些地方她是对的？我在享受着生活，对日常的事物表现了不寻常的兴趣。也许我把它们看得太重要了？我喜欢我儿子的每一次呼吸，并且下定决心多要几个孩子，尽管我不认为我的婚姻能够克服眼前的矛盾。 有一次，艾格尼斯伤感地说：“我把自己的孩子都献给了斗争。” 诚然，我对待自己对米沙应尽的义务，不会像对待艾格尼斯进监狱那样心平气和，但是，难道我会因此而出卖什么吗？ 被捕的可能性对于我来说一直是现实的。我在有意识地锻炼身体，以增强自己的抵抗能力，我不吸烟，不喝咖啡和酒，免得一旦被捕时，还要戒除这些嗜好。 我们的友谊这样突然破裂。对于我是个沉重打击，这友谊曾经是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相信，对于艾格尼斯也是如此。 后来，我们在上海偶尔还能见上一面，艾格尼斯当然也还到我们家里来，但这已经不再是老关系了。我感觉到艾格尼斯没有改变她在牯岭对我形成的看法，像历来那样，她毫不妥协地按照自己的看法行动。 现在与里夏德的谈话，对于我来说更为重要。我很高兴自己在会面之间的那些日子里，我总是有些话要对他说。有一次我提起与艾格尼斯的疏远。里夏德似乎把这视为女人之间的争执，他无意介入这种争执，这对于我来说是必要的。假如里夏德也失掉了对我的信任，我真不知道我会怎么样。凡是我所尊敬的人，都很容易震动我的自我意识。 我和伊萨继续保持着频繁的来往。在资产阶级的客人当中，我们最喜欢的是弗里茨·库克老师，我们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他理解中国人民。1933年以后，库克成了头一批纳粹党人。恰恰是发生在他的身上，这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很难理喻的。他见过许多世面，读过许多书，与上海的普通欧洲人相比，他的视野宽阔得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爱着一个与别人订婚的中国姑娘。 1932年12月中旬，格里沙来电话，让我下午去他的住宅，里夏德要在那里与我谈话。我很少到格里沙住宅里去，照我的理解，事先他将再一次给我来电话。后来他告诉我，我们说好，万一中间有什么事情，他才来电话。总之这是一次误会，我未到他那里去，这是长时间未能克服的误会。 当天晚上我们家有客人，里夏德·威廉教授的儿子们来拜访我们，威廉教授从前是驻华传教士，后来成了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中国研究所的领导人。 威廉教授死于1930年，他的一个儿子像父亲一样，也成了汉学家，曾长期生活在北京。另外一个儿子成了建筑师，手里拿着一封给罗尔夫的介绍信。 在给我父母亲的一封信里，我提到了那天晚上他们来访的情况： 1932年12月17日 ……这些威廉们令我好失望。那个北京来的威廉尚可以，他比较活泼，是个不折不扣的文人，一个老式的中国朋友，他更爱三千年前的中国，对今日的中国却不怎么感兴趣……他在东亚协会做了关于中国研究所的报告，事后却给库克老师放映了他的陕西、甘肃之行的幻灯片。然后我招待他们大家在我这里用晚餐，这是一次失败的社交活动，因为除库克之外，他们都是沉默和无聊的。建筑师和他的妻子一言不发，尽管他们刚刚从德国来，我们提了许多问题…… 正当我举办这次社交活动时，电话铃响了。我们围绕门厅的桌子坐着，从这里有一座楼梯通往二层楼上。楼梯被一块画着竹画的帷幕与起居室隔离开来。我走进隔壁房间里，电话机就放在写字台上，挨着电话机是一幅风景画，上面画的是白霜覆盖的施拉赫滕湖。一切我都记得十分清楚，包括桌旁客人们的坐位次序，我还记得我就在隔壁房间里。 我拿起听筒，是里夏德·左尔格在说话。他说他下午等了我两个小时，一再打电话，也没有人接。他说他要与我告别。我从写字台前拿过一把椅子坐下。里夏德问我还在不在家，他要来谢我，他说我对他和别人总是照顾得很好，不过，这只是开始，我眼前还有许多事情。他说我要继续保持坚强，我必须答应他，但是现在……一切，一切都好，再见。 隔壁房间里的客人们等待我回去。我注视着墙角里的椅子，我简直无法想象里夏德要走了，他不再坐在那把椅子上与我谈话，倾听我的谈话，给我出主意，跟我一同大笑。 从前我是怎样蒙骗自己的？现在是否意识到我离不开他？至少我需要10分钟好好想一想。但是这只好与保持坚强同时进行了。当我走回来的时候，客人们谁都未发觉出了什么事情。 其余的同志，在后来的岁月里我都见到过，伊萨、保尔、格里沙、马克斯、弗兰茨，但是未见里夏德。 我早就打算在1933年春天，也就是在我们离开德国三年以后，回我柏林的家里去度假。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再见到父母亲和妹妹们，见到那湖边的风光，我是在这湖岸边长大的。我希望做这样一次旅行，更主要的还是为了让我儿子离开一下上海这潮湿的气候，这是大夫建议我这样做的。 然而这年春天，德国爆发了可怕的事件。 我是1930年离开的，我简直无法想象德国工人阶级怎么会让法西斯上台。对德国命运的忧虑，对家庭的牵挂，使我们心情十分沉重。在给家人的信中却很少谈到这些。 ……我们怀着恐怖的心情注视着德国的发展……关于德国的事情报纸上登载的很少，这就是说，报纸上登载的那点消息，足以引起人们不断的思考。这里的新闻界所知道的，只是发生过的事件的一部分，我的印象是，你们的电报是令人欣慰的。心里有事，不愿意挂在嘴头上。但是，如果可能的话，请你们多写点…… 在报纸上我们最想读的，自然是关于德国的消息。这里的领事馆已经悬挂起囗字旗和黑白红旗。幸好罗尔夫是在一家英国公司工作。每天都有各种职业的失业者①拥入上海。在罗尔夫那里至少有10名建筑师想谋得职位。这里也越来越困难。 ①都是德国人。 不久我就明白了，原来计划好的旅行必须推迟。在中国同样也出现了政治麻烦。 1933年2月19日 中日冲突仍在继续。据悉日本要占领热河，中国人不会抵抗。中国政府始终不想派军队去抵抗日本，它需要用自己的士兵去反对红军，现在尤其是在江西。日本首先不会进攻天津和北京。什么时候和会不会发动对俄国的战争，现在很难说。 如果说八九个月之前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尚未完全站稳脚跟的话，现在却又稳定下来了。蒋介石在反对红军的战争中取得了部分胜利，他在日本进攻上海期间丢掉的贷款又收回来了。宋子文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人，他虽然未把政府财政理顺，但首先是挽救了它免于崩溃。南方叛军和广东政府的领导人被削弱了，一部分逃往国外，南京政府通过认真构筑堤坝，试图阻挡洪水，保住扬子江地区，到目前为止，南京政府在这一带并无影响。这就是说，根本谈不上一个独立的南京政府，因为这个政府是完全受美国控制的，财政上也是依附于美国的…… 1933年5月21日 战争①在北方实际上始终未断……中国的南方势力汇合在一起，据说是以广东为首，他们计划向南京进军，以便推翻南京政府。常常听人们这样说，这一次能否实现，必须静观待变。这里在政治上一直是动荡不定的……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一直在忙于享受中国。我尽量走出上海，那里有那么奇妙的乡村、坟堆和寺庙，还有那么多道路和人群！我相信，如果我在这里再住上几年，这个国家容纳了我，我会根本不愿意走开。尤其是现在它是一种慰藉，我是这样喜欢这个国家。我应该把你们大家都接来！ ①指日本对中国的战争。 这是来自上海并保留下来的最后一封信，这是我最后写给家里的一封信，地址是柏林施拉赫滕湖露台大街17号。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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