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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二0年， 雨果在路上遇见上断头台的鲁弗尔。杀贝利公爵的凶手毫无引人同情之处；他身体肥硕，长着两片薄嘴唇，一个象嫩骨片似的鼻子，两只眼睛发着玻璃似的蓝光。《悼贝利公爵之死》的作者用他孩童时代的极端保王主义痛恨着杀人的凶手；但是，眼看着一个健全的人被拉去活活杀死，又觉可怜。他对凶手的憎恨变成对受难者的怜悯。他思考之后，第一次正视死刑问题，觉得社会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经过冷静的思考，将罪犯因百受到惩罚的举动加之于罪犯，深以为怪。他因此想写一本书，反对断头台。 一八二五年夏末，一天下午，雨果上罗浮宫图书馆，路上遇着朱尔·勒费佛尔。勒费佛尔挽住他的手臂，把他拉向费拉伊码头。大群人从各条马路口涌出来，向格莱夫广场前进。 “发生了什么事？”雨果问。 “有一个名叫让· 马尔丁的，杀死了亲生父，今天要受断手杀头的刑罚。我此刻正在写一首诗，描写一个弑父的逆子被处死刑。我特地来看看这个罪犯，但是我怕独自一个人受不了。” 看人被处死必须引起恐怖情绪，这正是非看不可的理由，但可怕的景象将是一种刺激，又促使雨果为反对死刑而斗争。 到了兑换局大桥，人极拥护，不能前进，雨果和勒费佛尔终于到达达格莱夫广场。广场四周的人家都挤满了人。这里的住户把朋友们请来看热闹，桌上摆满了酒和水果，窗口都用高价出租一空。年轻妇女靠着窗子，一手执杯，高声大笑，或者对年轻男子卖弄风情。卖弄逗乐的勾当让位给另一种更大的快乐，送犯人的囚车到了。 犯人面向车尾。他背后站着刽子手和助理人员。犯人头上蒙着黑布，身上穿着白衬衣和灰布裤子，在越下越大的雨里直哆嗦。监狱忏悔师，蒙台斯教士，在向他说话，拿一个耶稣十字架让他吻。 雨果面对着断头台的侧面，只看见一支红色的木柱。一队兵士围住一块空场子，场子中央立着断头架，囚车开进场子。让· 马尔丁下车，在助理人员搀扶之下，走上了断头台。忏悔师跟在他后面；随后书记官也上台去，高声宣读判决书。刽子手除下犯人头上的黑布，露出一个惶恐万状的年轻人的脸孔，将犯人的右手用铁链拴在木柱上，抓住一把斧子，高高地举起——雨果不忍再看，别转了头，只听得人群里发出一声“呀！”报告犯人的痛苦已经停止，雨果神色始定。 又一次，他遇见路劫犯特拉波德的车子。特拉波德原来是个老头儿，两手反绑着，光秃的脑袋反映着阳光。 仿佛死刑有心不让雨果忘掉它，雨果又一次和囚车碰了头。这一次，断头台干的是双工。被处死的人有两个，是杀害兑换店主的约瑟夫的马拉古狄和拉达。雨果注意到两个犯人临死的态度完全不同。拉达长着黄头发，脸色苍白，神气颓丧，浑身哆嗦，两脚站立不稳；马拉古狄长着黑头发，身体壮健，他昂着头，毫无惧色，看他上断头台仿佛是赴宴一样的自在。 有一次，下午两点左右，雨果上市政府广场，又看见了断头台。那晚有人被处死刑，刽子手在做预演。铡刀落下来不够爽利，刽子手在刀槽里加些油再试，方称满意。这刽子手在大白天众目睽睽之下，一面和看热闹的人闲聊，进行这样的演习；在这同时，一个绝望的人正在监狱里，呼天抢地的发狂发怒，或者由于恐怖之极而变得麻木无知，听凭人把他捆绑起来，在雨果看来都是不堪入目的景象。这场杀人的演习和杀人行为本身同样令人憎厌。 第二天他便开始写《死囚末日记》，三星期后全篇写完。每天晚上他把白天写好的部分读给人听。爱德华· 贝尔当听过一次朗读，和戈斯兰谈起，戈斯兰这时正排印雨果的《东方集》，听了这话，要求雨果给他这部散文作品。作同签字后，他取稿子来读。作者有意让书中主角保持绝对非人称式，使读者读了不和任何个别罪犯联系，而看作所有罪犯的代表。关于罪犯的身世这段文字算是已经失落；戈斯兰劝作者，为销售计还是把“那一段找出来”为是。雨果说，他认为戈斯兰先生是他的出版人而不是合作的伙伴。这是两人交谊冷淡的开始。 《东方集》于一八二九年一月出版，三星期后《死囚末日记》也跟着出版。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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