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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漂亮的女友


  ●杜德望夫人尽管有点放荡,却仍属拉夏特尔的守旧派。天才的玛丽给她显示了一个享乐的世界。
  ●既然情夫不是盼望之中的神,那么便成了她必须推倒的偶像。在这对情人中,他是被牺牲的一方。
  ●乔治·桑失去了第一个顾问拉杜什,圣·勃夫又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她的知己。
  ●梅里美勇敢地对地进行征服达四十八小时。

  一天,马拉盖滨河街的寓所来了一个出乎意料、然而大受欢迎的女客,她就是玛丽·多尔瓦尔。
  玛丽·多尔瓦尔是一位演员,是大仲马和维尼的剧本的表演者。乔治·桑热烈地敬慕她,曾写信要求她接见。
  那天早上,乔治·桑和桑多聊天的当儿,门被推开了,一个女人气喘吁吁地叫道:“我,我来啦!”
  乔治·桑从未在舞台以外见过多尔瓦尔,但是马上认出她来了。
  多尔瓦尔小巧玲珑,棕色头发,体质柔弱,额发鬈曲,两只眼睛水灵灵的,嘴唇微微颤抖,脸上富有诗意,很是迷人。她身材瘦削,腰肢柔若无骨,似乎总被某种神秘的、仅她一人感觉到的微风吹拂摆荡。这天,于勒·桑多拿她与装饰她帽子的折断的羽毛相比:
  “我可以肯定,”他说,“人们将在整个宇宙寻找和她找到的这根一样轻飘、柔软的羽毛。这根唯一的、神奇的羽毛,是某位邀游的仙女的翅翼摇落在她身上的……”
  在乔治·桑的生活中,多尔瓦尔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某些书信中透出狂热,某些表象看似痴恋,在与男人的爱情中,乔治·桑从未体验过这种纯粹的激情,这种愉快的狂热,这种她寻求的最终的轻松。赢弱的桑多缺乏人类的热情。乔治。桑竭尽所能使自己相信是一往情深地爱他。她和他一起疯狂地追求肉体的快乐,却从未达到目的。玛丽·多尔瓦尔正是乔治·桑所希冀的榜样。
  做为两个流浪戏子的私生女儿,多尔瓦尔是在强烈而卑劣的感情中长大成人的。当她脾气发作的时候,有时便操起了泼妇的腔调。在舞台下,她什么都见过,什么都说过,什么都做过。在舞台上,这个美丽的女人则变得生气勃勃,激情洋溢。
  她原来嫁给演员阿朗·多尔瓦尔,二十二岁时死了丈夫,膝下有三个女儿。她1829年改嫁,第二任丈夫让—图森·麦尔勒是圣马丁门剧场的经理,也是一个殷勤的丈夫。
  1831年,阿尔弗雷德·维尼子爵显得特别多情。这是奇怪的一对情人:维尼子爵是荣获马尔他勋章的骑士,性情高傲,好做沉思;玛丽·多尔瓦尔则不拘礼节,对人热情,不过,在她那严肃的面具下俺盖着淫荡。维尼做为情人,以为使一个堕落的天使重新飞升。在世上,还有什么比一个在化妆室里“检验其灵魂”的女演员更令人爱慕?两人互相吐露神秘的想法,互相给予无法满足的亲热。多尔瓦尔曾笑着对大仲马说:“我变得聪明了。我又使自己恢复了名誉……到底什么时候子爵先生的父母来向我求婚呢?”在这种关系之初,维尼毫无憾意;甚至也不内疚,他说:“在情火中,生活是双重的。”
  多尔瓦尔马上邀请桑多与乔治·桑两人去她家,与她丈夫和维尼共进晚餐。
  乔治·桑穿一条紧身裤和一双带流苏的靴子来了。
  维尼大为不快:“这女人看上去有二十五岁,面貌像美术馆里的女英雄,头发乌青,鬈曲,并按拉斐尔笔下的天使的式样,一直披到颈项。眼睛大而黑,形状恰似典型的意大利女人优美神秘的眼睛。严肃的脸上毫无表情。面部下方不大好看;嘴生得不好。举止不雅,言谈粗鲁。表达方式像男人,言语放肆……”
  乔治·桑对他的评论要公道一些:“我一点也不喜欢德·维尼先生这个人,但我向您担保,要是光论心灵,我就不会这么说,”
  很快,乔治·桑与玛丽·多尔瓦尔两个女人的亲密关系便发展了。
  杜德望夫人尽管有点放荡,却仍属拉夏特尔的守旧派。天才的玛丽给她显示了一个享乐的世界。
  维尼惴惴不安,感觉到了一种危险:“我尚未猜测出这个女人的生活。她不时地去乡下探望丈夫,却又和情夫住在巴黎……她和拉杜什有某种情谊……”
  对于作家们来说,巴黎总是个很小的城市。一如从前在拉夏特尔,善良的人们现在说奥洛尔有三个情夫:桑多、拉杜什和普朗什。
  桑多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于是醋意大发。他清清楚楚,情妇固有的冷漠,他并没有战胜。即使他有时上别处寻找些庸俗的、短暂的安慰,他也非常害怕她如法炮制,他不能离开她。
  1832年夏天。诺昂。
  奥洛尔·杜德望刚刚过了几个月的独立生活,回到童年的房子时就已经是个名人了。现实的结果,已经超出了她的最为雄心勃勃的梦想。然而她觉得生活吉涩、空虚。她探索如此热爱的道路,却毫无结果。
  “一切都变得丑陋不堪。充满了朝气,青葱翠绿和诗情画意,给河流、沟壑和美丽的草场带来盎然生机的日子哪里去了?……”
  唯有那泓小泉水保持着美妙的薄荷和芳草的香味:
  “它在那,宛若在雷雨之灾和时间异常之中,一颗保持着纯洁的灵魂……”
  奥洛尔寻找桑多在上面刻下他们名字的树,但卡西米尔已把它修剪了。
  “那时我多么愉快!那时我们多么年轻!可眼下这村子是多么空寂、阴忧、失去了魅力!一切都成过去……幸福隐然消失,地点面目全非,心灵已经衰老。”
  痛苦的事实是:对一个既不能给她以肉体享乐,又不能给她以仰慕的幸福的情夫,她觉得厌倦了。
  “与他分开,她体验到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这又使她惊愕。”
  这一年,桑多没到拉夏特尔来。其父已到别处任职。
  奥洛尔没有召他来。她给另外一些男人写信,语气如此温柔,不知究竟是倾诉爱情还是表示友谊:“我亲爱的朋友……很快我会在您的怀抱里,亲爱的……我衷心地吻您……”
  这是杜德望夫人的风格,大概没有表明任何意思,可是于勒忐忑不安,力求使自己放心。
  对这种爱情,奥洛尔失去了信心。而且,哪个男子又可能不让她失望?
  她期望理想的情夫是个主宰,是个神。可是,偏偏选择的情夫却是个弱者,是个凡夫俗子,因为她想支配他。她既是个男子汉,需要自由自在;她又是个女人,需要她的“窝”,她的孩子。
  她希望离开诺昂,独立无羁地生活,可一旦放弃家,放弃家务活动,她又发现强烈的爱情由于缩小到她仅有的热情,便不能长久地满足她自己的需要。
  桑多是个毫无经验的青年,因为爱得大强烈,也就爱得不高明。他不知道,“自负的女人鄙视那相当谨慎而为之牺牲自尊的情夫”。
  然而,奥洛尔并不希望断绝这种关系。获得如此大的荣誉之后,她把幸福变成了一个自爱的问题。不过她并非不明白自己的恋情。当他决定返回巴黎时,她写信给古斯塔夫·帕佩,说:“我走了,血液带着激动,心灵却怀着失望。不过您别介入此事……我将看望于勒。如果我们互不理解,那谁也不能医好我们……”
  1832年10月,她和桑多恢复了同居生活。两人互换戒指,重修旧好。不过,美景不长,无聊潜入了两人的内心。
  于勒游手好闲,这激怒了勤奋的情妇。
  “这种艺术家的、波希米亚人的生活,从前相当吸引她;这种财富和贫穷的交换,起初她觉得那样有诗意,现在她只觉得是一种相当没趣的怪僻行为,或至少,是一种幼雅的举动。”
  几个最要好的朋友指责乔治·桑。他们原来喜欢这一对情人,因为在他们眼里,这对情人是浪漫主义爱情的化身。可现在女主人公表现脆弱,他们因此颇有怨词。
  公众的议论坚持说拉杜什、普朗什是她的情夫。乔治·桑自己不承认。不过爱弥尔·勒尼奥看得仔细,责备“她的难以满足的风骚”。
  在她这一方面,她也埋怨于勒。她原先借口写作,放弃共同生活,给他另租了一套小寓室。现在她指责他在那里接待一些情妇。在她的《私人日记》里,1832年夏天,她曾写道:“别人有懒惰的习惯和温柔的谅解,且让他们有吧。在我们中间,如果有了严重的创伤,那就不可能重修旧好……”
  既然情夫不是盼望之中的神,那么便成了她必须推倒的偶像。
  他们之间的气氛一天比一天沉闷。起初,是一些不知怎样引起的争吵,最后以哭泣和亲抚结束。只要泪水加入其中,对于爱情,这些小风雨就犹如酷暑季节降给大地的一场阵雨。不过,很快就形成了一些雷雨:吵骂划过长空,像惊雷一样炸响。
  在日常生活中,奥洛尔如此淡漠,而在脾气发作的时刻,她勃然大怒,性情极为凶猛。由于这是名誉攸关的问题,所以对于断绝关系,她还踌躇不决。到了1833年初,她下了决心以后,便像个男子汉大丈夫,干干脆脆地一刀两断,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她把于勒的房子出租,让他申请得到一张护照,在去意大利的驿车上订了一个座位,并且借钱给他旅行。
  那天,奥洛尔穿着灰色的男礼服,烫了褶线的裤子,迈着坚定的步子,来给于勒·桑多送行。
  事实上,桑多并没有马上走,他吞服了吗啡醋酸盐,但剂量过大,呕吐了出来。在这对情人中,他是被牺牲的一方。
  在他们周围,人们都指责奥洛尔,然而任何事情都不那么简单。她无情地行动,以了结使她难以忍受的恋情,但这并不阻止她怜悯受害者。
  断绝关系的那天,她写信打发勒尼奥去桑多那里:
  去于勒那里,照顾他的身体。他的心灵受了伤。您不要再使它振作,不要尝试这样做。我什么也不需要。我甚至希望今天独自待着。
  再说对于我,生活不再有任何意义。努力让于勒活下去。对于他来说,长时间内,这都是可怕的,不过他毕竟还这么年轻!或许有朝一日,他不会后悔这样生活过。您不要抛弃他,我也不抛弃他。我今天和以后每天都去看望他。让他不要放弃写作,叫他不要在痛苦之外又因自甘贫困而节衣缩食。他永无权利阻止我当他的母亲。去吧,朋友,上他那儿……

  关系绝断后,乔治·桑恢复了平静,重又成为她得心应手的女活动家。
  她通知房主,解除于勒住房的租约,并结清了两期房租。她把于勒留在衣橱里的几件旧衣服打了一包,让人送到勒尼奥那里,因为桑多回来后,她不希望和他做任何会见,发生任何联系。他的所作所为,使她觉得内心受到的伤害太深,以致除了深情的怜悯,不能对他保持任何感情。他的自尊心——她仍希望——不会接受这个条件。她要让他明白,将来任何事情都不能让他们再度亲密。
  在圣洁的友谊与漂亮的女人之间,永远有障碍存在。对于乔治·桑来说,与桑多的绝交并不是那年唯一的伤心事。
  当拉杜什这个尖刻易怒的男人、嫉妒的老师“培养一个才子时”,不容许雏鹰以自己的翅翼飞翔。他给了巴尔扎克支持,但新近又与他闹翻了。
  巴尔扎克说:“拉杜什嫉妒、记恨,心地歹毒。这是个毒液库。”两人从此不再说话,并且拉杜什指责乔治·桑继续接待巴尔扎克,而巴尔扎克则对乔治·桑说:“您得小心!哪天早上,也不知为什么,您就会发现拉杜什成了死敌。”
  拉杜什为了反对浪漫主义团体,写了一篇题为《文人相亲》的文章,巴尔扎克就针锋相对地写了一篇尖锐的文章《文人相轻》作答。这时,事情便发展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拉杜什感情被大大刺伤:“做为一个作家,我刚遭受了一场攻击,和一些尖刻的批评……而侮辱者却实实在在是杜德望夫人的常客。”
  一些好心的朋友告诉奥洛尔,拉杜什从此一谈起她就怒不可遏:“她被光荣弄得飘飘然了,牺牲真正的朋友,轻视忠告良言……”
  那些好心人又把乔治·桑也许说过的话带到欧内。
  “在这上面,我感谢杜德望夫人,”拉杜什说,“尽管她迫不急待罗致恶意反对我的人,并到处宣扬,以便更稳当地充当他们的首领,我也宁愿被我尽力效劳的人冒犯,而不愿什么时候忘记感谢人家。”
  他托人传话,叫她不要再去欧内。于是她因为发现自己与第一位老师不和而痛苦。
  至于与巴尔扎克,他们一直相处融洽。乔治·桑钦佩他,觉得他谈吐有趣,才华横溢,并喜欢叫他满怀激情他讲述他未来的作品。不过巴尔扎克喜欢桑多,因此,桑多他们绝交以后,他便很快做出了抉择:
  于勒·桑多是个年轻男子。乔治·桑是位女人。我对两人都感兴趣。因为一个女人为了追随所爱的可怜青年,不惜抛离一切,我觉得这是壮举。这个女人名叫杜德望夫人,碰巧才华冠世。……我喜欢这两个情人。他们住在圣米歇尔滨河街一幢房子的顶楼,又高尚,又愉快。杜德望夫人已经有孩子。光荣到来了,把不幸扔在鸽棚门口,杜德望夫人认为,由于孩子的缘故,她得离开他。于是他们分离了。可是我认为,分离起因于乔治·桑,或杜德望夫人新爱上了同代人中最恶毒者拉杜什。此人是我从前的朋友,是最有诱惑力的男人之一,可是极为歹恶。即使我没有证据,表明杜德望夫人疏远我——因为我过去经常友好地接待她与桑多——有这点也够了。可是她写了一些讽刺短诗,挖苦从前的主人,并且,我昨天遇见了灰心失望的桑多。这就是《瓦朗蒂娜》和《印第安娜》的作者其人……
  当桑多几个月后从意大利归返时,巴尔扎克大为怜悯他。小于勒心灵有伤。巴尔扎克受了感动,表示愿意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并且一直让他住到他在戏剧方面取得成功的时候为止。他说:“这艘痴情的沉船,必须先把它装备起来,然后把它领入文学的海洋……”
  事实上,被抛弃的情人即使没有忘却旧情,也已经平静下来了。
  两年之间,于勒·桑多的面貌奇变,生着金黄鬈发的头开始过早地谢顶。眼睛更凹,更富有表情。他经受了痛苦;他诅咒奥洛尔。然而从这种痛苦中,产生出了他微少的才华。他根据这段艳史写作了长篇小说《玛丽亚娜》。这部小说倒也不乏真情。他在里面客观地描绘了他的不可忘怀的第一个情妇:
  田野的寂静、学习、悠思遐想和阅读培养了玛丽亚娜。她的才干胜过温柔,想象胜过感情,好奇心胜过真实的感受。迄今为止,她仅是生活在幻想的世界中。她独自一人在克勒兹河边,在山坡上,沿着青翠的篱笆,预先安排一种英雄的生活,充满了耿耿忠诚和高尚的牺牲。她隐约窥见了斗争、拼博、受阻的爱情和动荡的幸福。还没来得及享乐,她就已经精疲力竭了……
  时间的水流和生活的巧合不断地把陌生人冲到人们身边,且其中有一些留在这里。新朋友就这样代替了被落潮带走的旧朋友。乔治·桑失去了第一个顾问拉杜什;圣·勃夫又在一段时间里,成了她的知己。
  圣·勃夫,这个年轻的批评家和乔治·桑一样,1833年29岁。他已经因为观点的敏锐而使人敬服。由于担心变化无常的生活,他便尽力依附维克多·雨果的家庭,然后,由于爱上了雨果的妻子阿黛尔,他又憎恨维克多。在他的内心和日记本中,他嘲笑雨果既幼稚又巨大,其玩笑“是用白色的缆绳串缀的”,其戏剧是“独眼巨人岛上演的木偶戏”,这个“卡利榜装出莎士比亚的样子”。
  圣·勃夫做为评论家,错误地为自己没成为一个创造者而惋惜,就好像重要的批评不是一种创造似的。他喜欢刺探女人的秘密。他进入她们家里,听她们仟悔,给她们忠告,然后把泄露秘密提到天才的高度。在谈话中,他把才智掩藏在平庸的话语后面。
  从《印第安娜》问世起,圣·勃夫就赞扬乔治·桑这位神秘的、天才的女小说家。
  她知道这点,因此,1833年,在《吕克莱修·波基亚》首演之时,曾写信向他要两张票,给自己和桑多:“您是维克多·雨果的朋友,而我们,我的假名和我本身,都是他热烈的仰慕者……如果我给人添麻烦,就请告诉我,不过您亲自来告诉我……”
  他寄来了票;她则坚持要他来访:“您一定要来,什么时候想来都行;我随时都在家接待您……尤其是您不要恨我,因为我渴望着您的友谊。对您说这个或许有点荒谬,不过既然人们觉得自己是正确的,也就不会因为担心错误的解释而打退堂鼓……”
  对于热衷于听人家秘密的圣·勃夫来说,乔治·桑确是一个好猎物;对于乔治·桑,圣·勃夫很快成为难得的文学和情感顾问。在乔治·桑与桑多绝交的风暴刮起时,圣·勃夫得意地注视着这个好现象。有好几次,他和可爱而无耻的霍尔滕丝。阿拉尔一起在马拉盖滨河街乔治·桑家吃饭。
  霍尔滕丝·阿拉尔当时是作家夏多勃里昂的情妇,从她嘴里,圣·勃夫获得了有关夏多勃里昂晚年的珍贵叙述。霍尔滕丝带来一个日内瓦青年,他的名字叫夏尔·迪迪埃。在佛罗伦萨时,他也是她的情夫。
  对一个女朋友爱着的男人,每个女人都感兴趣。乔治·桑以好奇与赞许的目光盯着迪迪埃。他英俊,举止冷漠,不过有男子汉气概,非常吸引女人的目光。杜德望夫人这一天并不让他喜欢:“她既不热情,又不随和,”他写道。“她是一个怪人,我不相信她能够满怀激情。”
  耽于肉欲者自有本能。尽管乔治·桑表面冷漠,日内瓦人迪迪埃却并未弄锗。
  乔治·桑当时在痛苦中创作,并念了长篇小说《莱莉亚》的一部分给圣·勃夫听的。这部书虽然仅仅是肉体上无能的长篇自白,却因仟悔的直爽而具有重要价值。在那里面她通过描写爱情的失望,并分析其原因,而感到一种忧伤的慰藉。
  女主人公莱莉亚是个拒绝爱情的女人。她姿容秀美,人品高尚,但是像雕像一样冷漠。年轻诗人斯泰尼奥热烈地爱着她,试图让她激动,却是枉然。
  莱莉亚富于幻想的知己特朗莫尔,既是上流社会人物,又是苦役犯。他求她不要把她冰冷的气息吹到斯泰尼奥的大好年华上。
  但莱莉亚没有勇气弃绝。“我乐于抚摩您,”她对斯泰尼奥说,“乐于端详您,就好像您是我的孩子……”
  这就是爱情中的母性不协调的、令人不安的主题。后来,这种主题那么经常在乔治·桑的生活中引起回响。
  可是莱莉亚希望的,不是像一位母亲那样去爱,而是像她亲姊妹,妓女普尔舍莉(她在小说里象征肉欲的爱情)那样去爱。她试图那样作,但大失所望。
  于是,对莱莉亚来说,开始了她称为“牺牲与克己”的生活,因为她同意给予情人她不能分享的肉体快乐。
  对于想了解乔治·桑的人,小说中下面的内容是极为重要的:
  缺乏个人满足在我的官能上引起的强烈刺激,使我长久地爱他……我和他在一起,便有一种奇怪而狂热的欲望,任何肉体的拥抱都不能使它满足。我觉得我的胸脯被一团熄灭不了的火烧的,他的亲吻并没带来任何缓解。我以超出常人的力量将他紧搂在怀里,然后我倒在他身边,精疲力尽,灰心泄气……欲望在我身上,是一种心灵的活力,早在唤醒感官的能力之前就已经使它麻痹;占据我的头脑并仅仅在此集中的,是一种粗野的狂热。在我的意愿巨大发展的期间,我的血冰冷、无能而又可怜。……
  当他心满意足,昏昏沉沉的时候,我却躺在他身边,一动不动,心情沮丧。我就这样一个钟点一个钟点地看着他熟睡。这男人,我觉得他那么美!……我沸腾的热血波浪般涌到脸上,接着难以忍受的颤抖传遍了我的四肢,我觉得感受到了肉体的爱情带来的心绪不宁,和肉体的欲望越来越大的骚动。我极想一下把他唤醒,抱在怀里,要求他亲抚。这种亲抚,我尚不善于受用……我抵抗着我难以满足的要求的痛苦,因为我清楚,他不能平息我的痛苦。……
  有时,在困倦中,被这些打破禁欲主义思想的狂喜所俘虏,我就觉得自己和他一起被带走了……于是我在一种说不出的感官快乐的波涛里游泳;我伸出懒洋洋的手臂勾他的脖子,身子倒在他的胸部上,嘴里喃喃地说些含糊的话。但他醒来了,于是我的幸福就完蛋了。我又发现了人,粗鲁的、贪婪的,像猛兽一样的人,于是我惊恐而逃。但他紧追不舍,声称他的睡眠并不是白被打扰的,他将在一个昏厥的、半死不活的女人胸脯上,领略他粗野的快乐……
  我的官能远未减弱,反而恢复了。春天的芬芳和光彩、和煦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令人兴奋的影响……又把我投进新的惶乱之中。我感到焦虑不安和模糊无力的欲望在刺激我,我觉得我还能爱,今后还能对此有所领会。第二个青春比头一个青春更旺盛,更激昂,让我的胸脯频频颤动。在这些欲望和担心交替出现之中,我随着力量的恢复,又把力量消耗……我梦见一个陌生的魔鬼拥抱我;我感到他的热烘烘的气息灼烧着我的胸部,我把指甲掐迸我的肩膀,却以为是他的牙齿咬我,留下齿印。我以永被罚人地狱为代价,要求快乐……曙光出现时,我已疲乏不堪,脸色比晨曦还苍白……我发出痛苦和愤怒的喊叫,试图以此来解除痛苦……

  由于莱莉亚的想象使她的希望升得过高,所以落下来也就更头晕目眩。她因为这场跌落耗尽了力气,所以不再爱她的第一个情夫。不过,分享这种她未感受过的、但被别的女人如此轻易地获取的幸福——肉体的爱情,成了她唯一的念头,她的行为的唯一准则,她的意愿唯一的目的:
  在让我的欲望朝影子飘去后,我有时在梦中跟在它们后面跑,在它们飞的时候抓住它们,蛮横地向它们要求幸福,至少也要求几天的感情激动。由于这种看不见的放荡不可能使人不快……我便毫无内疚地沉溺其中。在想象中,我不仅对正在爱的男人不忠,而且每天都背弃头一天所爱的人……
  莱莉亚跟了一个又一个男人,因为没有一个男人给她快乐。
  小说显示出,在作者的头脑里,已经产生了照亮思想的光辉。年近三十岁的乔治·桑分析自己时已有自知之明。
  圣·勃夫读完这部小说,次日就写信给她:
  夫人,我急于想告诉您,昨天晚上我读了您的书,先前我也听过您朗读它,引起我许多思考。《莱莉亚》使我继续进一步对您表示由衷的钦佩,巩固和发展了你对我的友谊。……普通的读者,在借阅处随便借一本小说看,会讨厌这部书。不过,在那些认为长篇小说只不过是永恒的人道思想较生动的形式的人们中,您会名列前茅。一个三十岁不到的女人(而且根本看不出有这么大),就具有广博的学识——而且是轻松自如地获得学识,并不加声张——而我们要得到这种学识,真要穷年皓首才行。这就是我首先钦佩您的地方……夫人,您是个罕见的能人……
  她第二天就回了信,心里不安,因为她想象着在一个敏慧的读者眼里,她大概会变成为畸形而衰老的人物。这个读者把她与莱莉亚视为同一。她在信中说:
  听了我朗诵《莱莉亚》以后,您对我说了一件事,让我难受:您说您怕我。驱走这个念头吧,我请求您,并且请您不要把人与痛苦混为一谈。您听到的是痛苦……请替我向上帝求情吧,您这个永远信教、经常祈祷的人……并且不要过于相信我的魔鬼般的样子。我向您保证,这只是我给自己装的样子……您差不多是个真正的天使。因此,伸手拉我吧,别把我丢给撒旦……
  这证明了两点:其一,她对圣·勃夫了解不深;其二,男人比女人更善于装出有道德的样子。
  任何一个女人,由于对情事的爱好,都是不被了解的撮合者;而圣·勃夫身上女人的一面使他倾向于做这些好事。
  乔治·桑独自一人在巴黎生活,且无羁无束,不能长久没有男人在身边。可是要找到一个信服的情人绝非易事。
  圣·勃夫起了一个怪念头,想把哲学家泰奥多尔·儒弗鲁瓦提作候选人。他俩交情甚笃。这是一个蓝眼睛、思考缓慢、严肃和温和的人。他和杜德望夫人一样,都喜欢乡村的、自然的盎然诗意。可是想叫他与乔治·桑结成一对,那是发疯,她一下就会把他斗垮。
  不过,由于乔治·桑把圣·勃夫当作神师对待,所以她还是谦卑地回了信。
  我将从您手里接受儒弗鲁瓦先生。尽管我对身边添些新人无甚准备,但我将克服我孤僻的性格所作的这种暗示,并且,我将可能在您如此热心地推荐的人身上,发现值得尊重的所有长处。我请求您把我外表的冷漠与生硬,不可克服的懒惰和可耻的无知——它们使我在大部分时期沉默寡言——告诉他,以使他不致把在我是一种习惯、一种怪僻,但绝非恶意的东西当作无礼行为。在儒弗鲁瓦脸上,我看出他能够有美好的心灵,良好的理智,但我也许承认他具有这些优点(当然,这些优点是很罕有的,很值得尊重),却不表示很大的钦佩,有些男人来到世上就很成熟,无须像别人一样陷在暗礁里,互相碰撞,拼命搏斗,他们穿行过去,甚至不知道存在有暗礁,有时看到周围漂浮着那么破片残骸,他们大觉惊讶。这些生来就有美德的人,我有点怕……
  但在最后一刻,她突然有了理智,取消了约会。
  她仍然忧郁、执拗地沉陷在冷酷无情的、带有嘲笑意味的痛苦中。在这难过的几个月中,只有玛丽·多尔瓦尔是她真正的知己,玛丽·多尔瓦尔无耻、自然、伟大和激情的混合?当时与乔治的失望十分相宜。可能莱莉亚与聪明的妓女普尔舍莉的对话就是从养治·桑与玛丽的谈话搬移而来的。
  她们见面频繁,今天在你家,明天在我家。乔治·桑总喜欢看戏,多尔瓦尔演的戏她场场必到。给票和讨票,这几乎是她们所有书信的总的主题。然而乔治·桑把讨票变成了写作多情的便函的机会。
  多尔瓦尔回信很短,稍微疏远了这位朋友。大概那是为了避免使维尼不愉快。
  对此,乔治·桑颇有怨恨。
  乔治·桑本想陪玛丽去巡回演出一次,哪怕是以女仆的身分也行。她听玛丽·多尔瓦尔激烈地抱怨上天和人,感到一种奇特的魅力。
  玛丽·多尔瓦尔一点也不掩盖自己的思想,什么也不修饰,什么也不假装。她信口而言,口才罕见,有时粗野,但从不下流,即使说粗话也是纯洁的,然而到处显露出她对飘缈的理想的追求,对纯粹的幸福的向往。
  在这个生活经历比自己丰富很多的女人身上,乔治·桑又发现了自己绝对的需要。
  维尼嫉妒这种热烈的友谊。不幸的维尼幼稚地担心,自己的情妇会受到这个鼓吹爱情自由的理论家的影响。
  事实上,令人快乐而又卓越的多尔瓦尔,本身就无须从任何女人那儿获知这类事情。
  当乔治·桑惶惶不安、寻找慰藉和启示的时候,她遇到了唯美主义作家梅里美。
  梅里美是圣·勃夫的挚友,他和斯汤达一样,童年时代就被培养成为猎色之徒,从那时起就心灵受伤,多愁善感。他乐于以技术专家的身份,操着医科学生的露骨的话,来谈论爱情。这使他在歌剧院的休息室和贵妇人的小客厅里受到欢迎。
  与乔治·桑这位漂亮、怪异、不受拘束、聪明的女人邂逅后,梅里美便着手准备征服她。从1833年初,他就向她献殷勤,但是没有成功。
  她答应接见他,然而在最后时刻又借口神经痛或丈夫来了,而请他原谅。
  他变得爱挖吉人,并且有点辛辣:“您告诉我您是否好了,您的丈夫是否有几次单独外出,最后我是否有点运气见见您而不使您烦恼,我将对您感激不尽……”
  他勇敢地对她进行征服达四十八小时。
  他大胆地置人们的尊重于不顾,背着睡熟的小索朗芝,站在歌剧院大楼梯的最上面,亮相给全巴黎的风雅人物看。
  她发现他是个沉着而坚强的男人,他思想的力量迷住了她。
  1833年4月的一天晚上,他们两人在马拉盖滨河街沿着塞纳河的陡岸散步时,她提议建立一种钟情的友谊。
  他回答说,他只能以一种条件来爱,其余的条件都是不现实的。
  这是最虚伪的爱情观。
  可是,她像处于焦虑不安之中的妇女,准备抱住任何希望。
  她写信给圣·勃夫说:“我相信,他掌有幸福的诀窍,他会告诉我的……但愿他傲慢的无忧无虑治愈我幼稚的敏感易怒”
  最后,他终于使她相信,也许有一种适合她的爱情,肉欲既可以接受,灵魂亦感到陶醉。
  这正是乔治·桑仍存希望的。
  她听任自己被有技能的人的魔力迷住。
  “好吧,”她终于对梅里美说,“我很愿意。既然这让您如此快活,那就照您所希望的做吧。至于我,我应该向您声明,我确信没有半点快活。”
  他们一起上了她的寓所,吃了点东西。她便在女佣帮助下换上睡服。
  梅里美后来声称,她在这个场面缺乏廉耻心。
  无疑,在他面前,她装得更加随便。
  无论如何,这是个可悲亦复可笑的失败。一如他的朋友司汤达类似的遭遇,梅里美遭到了彻底失败。
  使他大吃一惊的是,他发现了一个假正经的女人,缺乏援助人的机灵,既是由于无知,也是由于傲慢。
  他大为恼火,以一场辛辣而无聊的讥讽,给自己做了补偿。
  他走了后,她痛苦、厌恶、沮丧得哭了起来。
  她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玛丽·多尔瓦尔。她认为自己值得同情,也不应该遭受责备。
  多尔瓦尔嘴里不牢,不能严守秘密,把此事告诉了爱饶舌的大仲马。
  于是,这场艳事在巴黎流传开了。
  大仲马说这句话是乔治·桑说的——“我昨晚骗了梅里美,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一些好心的朋友来告诉乔治·桑,说玛丽·多尔瓦尔出卖了她。
  乔治,桑很不客气地对他说:
  “你们说她出卖了我,这我清楚。可是你们,我的好心朋友们,你们中谁又没有出卖过我呢?她才出卖了我一次。而你们呢,你们一生中每天都在出卖我。她不过把我告诉她的一句话讲了出去,而你们则把我没有说过的一些话在外面宣扬……”
  圣·勃夫这个十分关心别人缺点的人,已经从传言中得知了这一事情。于是,乔治·桑向他作了完全的仟悔:
  您没有要求我吐露隐情,因此我在对您说出以下的话时,不是向您吐露隐情,因为我并不要求您严守秘密。我一生中的所有事情,我随时准备讲述出来,只要我认为这对某人有益。由于您的尊重对我有益,而且必不可少,我便有权利把我的真实情况告诉您,即使您拒绝听我忏悔。在我烦恼、失望时的一天,我遇见一个厚脸皮的男人。他一点也不理解我的性情,嘲笑我的忧愁。有一件事,我颇不相信,即我地地道道、完完全全是莱莉亚。我想相信我不是的;我希望能够放弃这个冷漠可惜的角色。我发现周围有个妇女毫无约束,而且非常美丽。而我呢,严肃,几近纯真,却因我的自私和孤独而丑恶,我试图克服我的秉性,忘记过去的失算……我传染了这种浪漫主义的不安和叫人晕眩的疲倦。这种疲倦使人在否定一切之后,又认为一切有问题,并开始接受比放弃的谬误要大得多的谬误,这样,在认为几年的私生活不能使我与另一个人结合之后,我便想象几天的迷惑会对我的一生起决定作用。总之,三十岁上,我的举止行为比十五岁的姑娘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请放勇敢点……余下的故事说来叫人讨厌。既然我没有罪过,那我又为何羞于被人讥笑呢?我毫无经验。我因痛苦、厌恶、沮丧而哭。我得到的不是能给我同情和补偿的爱情,而仅仅是辛辣而无聊的讥讽。这就是事情的原本。可人家用两句话概括了整个事情。我既没有说这两句话,多尔瓦尔夫人也没有泄露,更没有创造。这两句话不会给大仲马先生的想象力带来什么光彩……
  她毫无悔恨,叙述着事实,既不说谎,也不辩解。她曾在危险的场地猎逐幸福;她错过了它。这最近的失败使她更不安。像多尔瓦尔那样,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情妇,在她眼里,这也许是一种成功,一种赎罪。即使对梅里美本人,她也未怀怨恨:
  如果普罗斯佩·梅里美理解我,他或许会爱我的;如果他爱我,他或许会使我顺从他;如果我能够顺从一位男人,或许也就得救了,因为自由在折磨我,杀害我……
  不过,如果她能够顺从一位男人,她也就不成其为乔治·桑了。
  十年前,她曾是个满怀希望和诚意的少妇。她曾认为自己能够改变爱她的男人,把他们引到她当时的神秘而高尚的爱情观念上来。她没有经验,忐忑不安地等候,对前途热烈地向往。接着,与奥雷利安的爱情破裂和与卡西米尔·杜德望的结合失败之后,她便寻思不幸存在于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存在于严酷的婚姻之中;只要摆脱平庸的偏见和陈腐的法律,自由的情人便能实现他们的理想。这同样也碰了壁。自由的爱情和夫妻的爱情同样显得叫人失望。
  在家乡,由于对于小城市人的心胸狭窄生气,她曾相信学有专长、彬彬有礼、雄辩滔滔的人们。她曾想象在巴黎“有一种高级的生活,有一个和气、优雅、有教养的机会,具有某种长处的人在那里受欢迎,并找到交流情感与思想的机会”,她不知道天才永远孤独,也不知道并不存在为优秀人物所一致接受的精神等级制度。所有写诗的人,她都把他们当作诗人。两年的艰苦探索给她指出,伟人们并非巨人;世界是由野蛮的人铺就的,在上面迈一步,不可能不引起一块铺地石叫喊。她曾寻找导师,她找到的是一些谨小慎微的、虚伪的可怜人。她知道了直爽的危险。
  1833年夏天,乔治·桑处于厌倦和不安之中,在自杀的恐惧与隐修院永久的安宁之间摇摆。新的伤口在流血,她真的成了地地道道的莱莉亚——渴望爱情,值得人爱,却不能接受屈辱。而没有这种屈辱,任何爱情都不能成立。
  然而,她内心清楚,在英国女修道院时的少女,诺昂的女骑士,乐于救助穷人、渴望学习、纯洁而严肃的那个姑娘并没有死。
  当乔治·桑与霍尔滕丝·阿拉尔一起愉快地进餐时,当她贪婪地倾听玛丽·多瓦尔说话时,她不再是乔治·桑。她在一个晚上的时间里又恢复了心灵的青春,又恢复了奥洛尔·杜德望的希望。
  于是,她想到了诺昂的小径,想到了星光,想到了如此有利于吐露隐情的庄严、肃穆的静寂,想到了贝里籍的朋友。有一天,她也许会倚在他们的手臂上,向他们讲述所经历的风暴。而当她的客人们走后,她独自留在马拉盖滨河街的寓室里,伴着睡熟的索朗芝时,在这个波涛汹涌的灵魂上浮游的,是尽管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仍然相信有爱情,或许有神圣的爱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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