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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乔治·桑问世


  ●“为什么在我二十岁、姿色尚未失去的时候,在我正是为了让人爱的时侯,没有遇见今日的于勒?”
  ●她不仅在拉夏特尔与情人相会,甚至在诺昂自己的房间里与他纵情享乐,行鱼水之欢。
  ●《印第安娜》的出版,作者署名为乔治·桑。
  ●她反对情夫干涉自己的自由,就和先前反对丈夫干涉自己的自由一样。

  1831年4月,奥洛尔遵守与卡西米尔订下的协约,与于勒·桑多吻别,回到了诺昂。她回家后受到的接待十分平常,就好像她从最普通的旅行中归来一样。她的女儿如花似月般漂亮。儿子拼命吻她,差点叫她透不过气来。她丈夫大声叫嚷,吃饭津津有味。重见她贝里的孩子,她非常高兴,不过她的心留在塞纳街的那套房子里了。
  诺昂的一切如她记忆中的一样,白天,田野的风光如画,晚上,一阵一阵的丁香、铃兰花香袭进她的房间。可是,她老是发觉自己在想念着巴黎,想念它那雾气朦胧的黄昏,想念它那屋顶上的红云,想念簇拥着老亨利铜像的翠绿的柳树,还想念那些深灰色的可怜鸽子,它们在新桥古旧的怪面饰上营巢做窝。巴黎,那里有恋爱的自由、感觉的自由,有她所钟爱的于勒,有朝向滨河街的那间小房。在那里,于勒穿着肮脏不堪、破破烂烂的礼服,领带系在背后,邋遢的衬衣摊在三张椅子上;在激烈的争辩中,他跺脚,折断了小火钳……
  她写信委托勒尼奥照料桑多,并禁止他照自己的习惯,不吃不喝,让自己饿死。
  她急于赶回巴黎。
  有生活的必需品,与情人厮守在一起,这就是奥洛尔的全部要求。别的她都顾不上了。在她的意识中,这就是幸福两块排骨,一点干酪;一间屋顶小室,可以眺望圣母院和塞纳河;一份工作,以支付房租和粗茶淡饭。让她牺牲自己的爱情去迎合公众不可靠的偏好,除非她变成了疯子。她觉得以于勒·桑多的才能,完全可以挣钱养活他俩。
  巴尔扎克和他们一样,也是被拉杜什保护的人。他和两位年轻情人有来往,他们使他感到亲切友好。于是他不时地以他快活的、热闹的激情,给他们的屋顶小室带来生气。
  由于她即将回巴黎,便希望勒尼奥帮忙找一处住所,因为伊包利特要求她把他的套房还给他。
  “于勒无能力做这事,而您就不同了,”她在给勒尼奥写的信中说。
  勒尼奥起初提供了圣路易岛一间六楼的房子。
  奥洛尔觉得六楼高了一点,圣路易岛又远了一点,而且一间房。未免不够。她考虑到母亲、姨妈、姐姐和哥哥肯定要来打扰她。如果只有一间房,那于勒·桑多就有被困住不能脱身和当场被逮住的危险。她希望有个出口,好让于勒在任何时候都可走脱。因为丈夫可能突然降临,由于到了巴黎没有住处,他便来她那里。
  “要是我听见他拉门铃,并感觉到他静静地站在门外边,我会慌成什么样儿。您想想看!不等我开门,他可能就会破门而入,不过这也许是完美的戏剧性情节……”她的担心是实际的。
  由此可见,杜德望先生的通融是有限度的。此外通融的程度也难以确定。于是爱弥尔又提出一套三间房子的寓所,在圣米歇尔滨河街二十五号。
  奥洛尔同意去圣米歇尔滨河街的房子住。她喜欢那个位置。她计划将那所房子整理一番,腾出一屋来做她和于勒桑多的欢乐窝,而看上去那里只有两个房间。这样,任何时候他们都不会被捉奷在床。
  她要求一份寓所的平面图,并附带所有的尺寸,以便能从诺昂带些家具去。因为即便在诺昂,她也只想到她和于勒一起的生活。她去小树林里遐想,从前,在这里,她那么经常地与他相会。偶尔她思量,于勒·桑多“以他二十岁的年华,白里透红的脸蛋”,何以会爱上她这一个年老色衰、体弱多病的于瘪女人呢?
  事实上,她是个风姿绰约的少妇。不过由于她比情人年龄大,而有了一些多虑。
  我正在对过去生气。我问我的命运:为什么在我二十岁,姿色尚未失去的时候,在我正是为了让人爱的时候,没有遇见今日的于勒?而我现在年老体衰,红颜消逝,精疲力竭,却又在这感情热烈的年轻人身边……
  每个情妇都惋惜未能将自己的童贞献给情夫。不过奥洛尔很清楚,她仍取悦于年轻的男子。她生性难以满足,喜欢感觉到勒尼奥与弗勒里两人都爱她。她梦想建立一个四人共同生活的团体:“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友谊,这一切相互依存,如此紧密,以致靠拢一个,并不就疏远另一个。我们四人之间,难道有什么思想是不一致的?”
  其实,她并未“衰老”。她只有二十六岁,而且,除了有些不适,她的身体健康得很。不过由于她的年龄比情人大,而产生了一丝多虑。
  卡西米尔在诺昂为所欲为。找情妇或不找情妇,全凭他的口味;喝葡萄酒还是喝清水,全看他是否口渴;是攒钱还是挥霍,全由他的兴趣;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奥洛尔认为丈夫享有的这种极大自由是互惠的,这样才公正。要不然,对她来说,他就是变得可鄙、可恨。而这正是他所不希望的。因此,她也完全会独立自主:去拉夏特尔还是上罗马,是半夜归家还是六点归家,这一切都是她自己的事。
  因此,当她决定7月份回巴黎定居时,并未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她的母亲、姨妈和哥哥都指责她。她则反驳,让他们住口。
  劝说妹妹无效,伊包利特便反过来安慰妹夫卡西米尔:“你妻子希望得到她的自由。她希望无拘无束地自由活动。对于她,你不是个坏丈夫。在这里与在家乡的人们正确地评价你。让她这样做吧。如果她因此倒霉,那她别来怪你,也别来怪我以及她的亲戚。既然她一意孤行,你又有什么办法呢?你可以干的,就是打定主意,不要烦恼,保持沉默,管理家产,照料孩子……”
  重新回到巴黎后,奥洛尔住进了圣米歇尔滨河街的住所。那是广场弯角上一座大房子的屋顶室,三间房朝向阳台,看得见天空、流水。空气流通,燕子飞翔。远处矗立着圣母院。
  为了购买一些家具,她不得不向拉杜什和杜利—杜弗莱斯纳各借五百法郎。而怎样偿还这笔巨款,却让奥洛尔犯难。
  于是,她不得不给丈夫写信求援:
  我确实十分朴素地生活,没有半点奢华。我的家具是胡桃木和甜樱桃木的。我的住室在六楼,我必须继续这样过下去。如果你让我掌握我每月的生活费外,另外给我几千法郎,那就让我方便了。我觉得,你通过向拉夏特尔的人借,可以弄到钱。对我来说,此间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买了些住家必需的东西,没打算哥哥和丈夫会让我除了向陌生人伸手借钱还急债。我本应更好地了解我该指望的东西!我给我的地毯商签了一份票据,二百五十法郎,八月十五日付清。我母亲借给我二百法郎。现在必须生活下去。我还需要一些物品,一顶帽子,几双鞋子。另外,还得给一个木匠三百法郎。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尽可能节省,除了乞讨与还债以外,我别无他路可走。我知道只有一条路,就是尸体认领处。它就在我的窗户对面。每天,我都看到一些人,就因为缺少二十法郎而寻死。我总不能喝西北风过日子吧。我等你的答复,以便向一些外人交涉。祝你吃得香。
  八月初,她哥哥伊包利特来看望她。她对他大诉其苦,并指责娘家人对她怎么、冷漠。
  伊包利特不愿独自承担责任,他给卡西米尔写信:
  我看望了好几次奥洛尔。她对我表现得大不公道了。她尽可能让亲人们远离她,然后指责我对她自私,冷漠。她对我说,她有三天饥饿难当。我妻子和我邀请她二十次,可她连一次也没接受。怎么办?我不知道。她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贫困,可对此又惊愕。她原以为能在文学上挣钱。在这方面,看来她已幡然醒悟。她最近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如果我与你串通一气,让她既远离孩子,又处于经常不断的拮据之中,她就要投水!她叫我将此事告诉你,以免出现她死亡,令你自责的事情。我自己提前给她五百法郎,可以支持到十月。她开了一张凭证。我相信你将偿还,因为说到底,尽管她的行为荒谬,但不能让她处于困境,陷于忧伤的想法之中,从而可能走入绝境,使我们永远也不能良心轻松。我告诉她,你大概不会拒绝支付她的家具款,并会继续供给她生活费。我对她说,如果她不让第三者涉足于她和你的协商,而是对你表现出友好和信任,那么她从丈夫那儿得到的,就会比该得到的更多。这些话说得她哭了,我也落了泪。因为尽管她头脑古怪,我们终究还是不能阻止自己爱她。她答应我九月份回诺昂。
  奥洛尔确实回了诺昂,不过于勒同时也在拉夏特尔住下。而且两个情人的生活,几乎和在巴黎毫无二致。
  他们在一起写长篇小说《玫瑰红与雪白》。有个名叫雷诺的出版商同他们签订了合同,答应每卷交稿后,支付一百二十五法郎,三个月后再付五百法郎。
  对桑多的爱情,奥洛尔·杜德望一点也不掩藏。每当人们把她视为要求“人家尊重其秘密”、并“爱护其名誉”的女人,她就大为气恼。
  她不仅在拉夏特尔与情人相会,甚至在诺昂自己的房间里与他纵情享乐,行鱼水之欢。当然,这时候有忠厚的古斯塔夫·帕佩替他们放哨。
  古斯塔夫没有抱怨;他忠心耿耿地参与这对情人疯狂的行动。于勒在她房间的时候,古斯塔夫便在她的帐篷里过夜。
  于勒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来到她的房间的,冒着卡西米尔、她哥哥、孩子和保姆等人都可能发现他的危险。奥洛尔什么都算计好了,都预料到了。他来到她的房间之后,便被她搂在怀里,愉快地捶打,亲吻。他们又是叫,又是哭,又是笑。两人狂欢极乐,在一起做爱。
  于勒的身体从不曾强健过,狂欢纵欲的生活无疑又是雪上加霜。
  他身体瘦弱,面色苍白,拉夏特尔的人都把他视为肺病患者。奥洛尔也清楚,他的身体确实变得很糟。这是一对矛盾:看到他她是那么高兴,拥抱她是那么快乐,可是这消耗精力的爱情在慢慢地杀死他;她知道这幸福的快乐在燃烧他的血,耗费他的生命!
  在诺昂,写作与纵情齐头并进。五卷《玫瑰红与雪白》完成了。这是一个女伶和一个修女的故事,但拉杜什从里面看到的,只是对浪漫派和感伤派作家的模仿。书中不过也有引人入胜的方面:比利牛斯山的风光,粗犷的人物,有韵味的语言,最优美的部分出自奥洛尔的手笔。她把修道院的回忆、母亲的隐情话,旅行的印象都写了进去。桑多则增添了相当粗俗的放荡语言。
  该书出版后,激起了奥洛尔的母亲索菲的反感。做为生活的讽刺,许多作风放荡的女人,也爱读贞洁的小说。
  奥洛尔开始写另一部书,不过这一回是一个人写。桑多去了巴黎,她没有马上跟随他去。一段时间以来,她觉得丈夫“非常好”。况且还有莫里斯,越来越可爱。她正在教他历史。
  然而,到了十一月,勒尼奥写来信说于勒病倒了。于是她急忙赶去。拉夏特尔的人说他有肺病并没错。他经常发烧。她心中内疚不已:难道这是过度耽于肉体享乐的结果?
  在写给勒尼奥的信中,奥洛尔做了一番反省:
  我是多么不安和内疚。那是因为看到别人或许可以救活的人在我怀里死去,感到他日渐消瘦、衰竭、虚弱,意识到这是叫他死,因为抚爱是毒药,爱情是火,只消耗精力而不能使生命复苏,吞噬并且烧毁人,只留下一堆灰烬。想起来是多么可怕……我给他的只是损害。三个月里,我让他在我的怀抱里遭受着痛苦的折磨。我有一百次看见他几乎昏厥,我还继续坚持。最后,我终于让步,害怕把他弄死。为了治好他,我牺牲了我的意志。我的意志,总不是无足轻重的东西吧!可是,今天,我因我的忠诚比我的坚持给他造成更大的损害而颤抖,是我毁了他。我给他的肉体快乐是用他的寿命换来的……
  十二月,《玫瑰红与雪白》出版了。公众和批评界的反映不错,这部现实主义小说十分畅销。卡西米尔来到巴黎。在圣米歇尔滨河街的住所里,那几天他们过得相当愉快。
  奥洛尔已习惯过一种非常简朴的生活,所以卡西米尔在这里的几天对她来说,简直是大吃大喝、奢侈享受。
  卡西米尔离去不久,她也回到诺昂。老家需要她去料理。而且家里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伊包利特夫人的侍女怀了孕,莫里斯的家庭教师布古瓦朗被人指控。但奥洛尔并不把事情看得严重。
  她只想安静地写作,而诺昂乡间的夜晚无比宁谧。
  1832年春天,当她重新在圣米歇尔滨河街出现时,带来了她的女儿索朗芝和一部长篇小说:《印第安娜》。
  索朗芝的到来叫母亲年轻的贝里籍伙伴大吃一惊。让一个三岁半的小孩与姘居的男女一起生活,这合适吗?
  奥洛尔并不担心有女儿在身边生活有什么不便。索朗芝只有三岁半,她既不会有所注意,也不会发议论,更不会提问题,多嘴多舌。
  于勒爱上了“他的女儿”,带她上飘溢着刺槐清香的植物园,指给她看长颈鹿。他还牵着她的手,在圣米歇尔滨河街的阳台上浇花。一次,索朗芝折断了几枝花茎,怕挨母亲骂,便试图用封信用的小面团将它们粘接好。
  桑多钦佩地读了情妇的《印第安娜》手稿,既觉得惊讶,又有一定的难堪。在他看来,这部小说写得太好了。
  但是,在作者署名上出现了问题。对于一部他未付出劳动的作品,于勒·桑多拒绝署名。于是,她应该用个什么笔名呢?由于《玫瑰红与雪白》,他们共用的笔名J·桑已经小有名气。署“杜德望”是不可能的,婆婆和丈夫都反对;要是署上“杜邦”,母亲本人大概也会感到不便。
  最后,他们决定用乔治·桑这个名字。她保留姓氏“桑”,改换名字。由此诞生了乔治·桑,因为她一心想要人家把她看成男人。她念念不忘妇女受支配的状况,希望通过姓名和衣着来摆脱。
  五月底,出版商刚把印刷出来的第一册样书寄到圣米歇尔滨河街,拉杜什来到了屋顶小室。
  他拿起长篇小说,嗅着,既好奇又不安,像往常一样开着玩笑。他翻着书页:“这是部模仿之作;学了巴尔扎克的!你要我说什么?我说模仿之作。你要我说什么?我说学了巴尔扎克的。”奥洛尔在阳台上。他拿了书,走过去,一清二楚地向她指出,她仿效了巴尔扎克的手法。她明白自己不应该遭受这种指责,但她没有为自己辩护。
  拉杜什带走了她签名送给他的这册书。
  次日,一醒来,她就收到了这张便函:
  乔治,我来当众认罪,我跪倒在您膝下。忘记我昨晚说的无情话;忘记六个月来我对您说的无情话。我昨夜未睡,拜读大作。啊,我的孩子,我真对您满意!
  快乐!奥洛尔快乐极了!由于是来自这位严肃的、好挖苦人的评论家,这种激动的钦佩便叫人极度兴奋。
  很快各家报刊都做出反应。
  巴尔扎克在《漫画》上撰文,写道:“此书是真实对幻想的反抗,是现代对世纪的反抗,是内心的悲剧对历史上体裁的束缚的反抗……我未见过笔法更简朴,构思更精妙的作品。事件自然而然地接踵而来,纠合一起,宛如在生活中。生活中,万物互相触碰,偶然常常聚集着连莎士比亚都写不了的悲剧,总之,此书的成功是确实的……”
  为作家们所惧怕的、瞧不起雨果和巴尔扎克的古斯塔夫·普朗什在《两世界评论》上,把乔治·桑捧上了天。他认为她在法国著名女作家德·斯达埃尔夫人之上。他赞扬她心灵的说服力和表述的简朴:“无疑,《印第安娜》的作者有朝一日会变得更为灵巧。”
  奥洛尔向古斯塔夫·普朗什表示感谢。他则代表《两世界评论》的新主编布洛兹来看望她,并提议她与杂志合作。
  乔治·桑喜欢这个独立、骄做、贫穷的怪人。他们结下了友谊,于是她与布洛兹达成了交易。她保证每星期交给《两世界评论》三十二页稿子,布洛兹则每年给她四千法郎,由于同一时期,《印第安娜》的出版商为另一部长篇,即她向他们谈过的《瓦朗蒂娜》预支给她一千五百法郎,所以她突然发现自己名声大振,发财变富了。
  《印第安娜》写的是什么呢?乔治·桑本人在序言里谈到了这点:
  如果您硬要希望在这部书里解释一切,那么,印第安娜就是一种典型:这是柔弱的妇女,她的职责是代表被压抑的——或者,如果您更愿意这么说——被法律剥夺的激情;这是与贫困搏斗的意志;这是用额头盲目地撞击一切文明阻碍的爱情……
  用这种方式,小说把作者强烈的情感表达出来了。有些性格特征是女主人公和女作者所共有的:“由于人家把爱丈夫定作她的义务,由于默默地抵抗所有的道德约束成了她的第二天性,成了她作人行事的准则,成了她良心的法则,所以,她不爱丈夫……”印第安娜对情人雷蒙·德·拉米埃,对丈夫戴尔马上校都感到失望。。她丈夫是个莽夫粗汉,俗里俗气,却没有邪心恶意。主题是妻子与丈夫的不合。妻子寻求一种纯粹的感情,而丈夫却总是喜好虚荣,贪图肉欲,缺乏爱情。最后,一位高贵的、沉着的英国表亲拉尔夫·布朗爵士,人为地拯救了印第安娜。爵士把她带回她童年时期田园诗般的河谷。
  第二部长篇小说《瓦朗蒂娜》的女主人公瓦朗蒂娜,也是一个婚姻不理想的女人。做为一个贵族小姐,她嫁给了本阶层的一个凡庸人物。佃户的儿子贝内蒂克对她的爱慕使她不安。这本书是成功的。一方面是因为回到人民中间,一如回到往昔,引来的生活环境令人愉快的改变是美好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奥洛尔在其中描写了她的贝里地区的一隅,诗情画意缓缓渗人心灵与文笔之中。二十四年以来,她生活在这些小溪边,在修剪过的树木中间,在绿树成荫的“围栅”里;她对此一一作了描述。
  若干年来,在法国,圣西门主义在知识分子中大受欢迎,此时因为信徒们在婚姻问题上存在分歧而遭到损害。昂方丹神甫是这个教派的大教士,他教导说:只要妇女继续服从忠贞不渝的法则,其解放便是不可能的;基督教对于肉体的爱恋的处罚大概撤销了。信奉这些理论的人读了《印第安娜》和《瓦朗蒂娜》以后,都转向了乔治·桑。这个大胆的、突然成名的少妇,打开了婚姻的缺口。对于新的教派,她会是众所期待的女首领吗?圣西门主义者希望如此,并企图吸收她入会。但她并没有任人摆布。
  她有农妇的谨慎,女人的明智。然而这种传闻还是改变了她的生活。她不再去报社,可是为数大多的来访客一直到她家里来找她。晚间,她把自己和笔、墨、钢琴、火一起关在房里。她异常勤奋,喜欢这些温暖的写作的夜晚。一些较长的中篇小说在她笔下诞生:《梅泰拉》、《侯爵夫人》,桑多虽有点不好意思,却是这种多产的见证人。她鼓励他仿效自己,却是徒劳无功。
  “你希望我写,”他写信给她道,“我也希望如此,可我无能为力!我不像你,天生脑子里就有盘小的钢发条,只须按下按钮,就可使意愿运转……”
  情妇不可改变的职业使他暗自担心,怕失去她。
  她反对情夫干涉自己的自由,就和先前反对丈夫干涉自己的自由一样。“我觉得哪里好,就去哪里,”她相当生硬地对他说,“无须向任何人报告。”
  拉杜什由于总是闷闷不乐,心怀嫉妒,慢慢染上了被迫害狂想症,于1832年离开巴黎,去夏多勃里昂地区一个叫欧内的村镇居住。
  临走前,他将马拉盖滨河街的寓室赠送给乔治·桑。他曾在此接待她的初次访问。现在,白色的大地毯和侵入窗户的刺槐都属于她了。
  1932年夏天,她常去欧内看望拉杜什。坐公共马车,然后走小路,便到了愤世嫉俗的诗人僻静的乡间住所。这些探访亲切、愉快,宾主交谈直到深夜。乔治·桑去鸡舍摸鸡蛋,去果园摘果子,并且准备晚餐。
  “有人说他爱上了我,他大生醋意,却不承认……”奥洛尔说。
  巴尔扎克相信他们有关系。不过拉杜什回忆的是友情,充满爱恋、遗憾与幻梦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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