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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冒着黑烟的巍峨大舰，载着几百个满怀希望，浑身快乐，像春花才放的青年，自上海黄浦码头，向茫茫无际的太平洋出发，其中有一个渺小的我，一个伟大的吴稚晖先生。这就是一九二一年秋天，吴先生与李石曾先生在法国里昂，创立了里昂中法学校，在中国招考了一群学生，由吴先生亲自领导赴法的开场的一幕，也是作者认识吴先生的开始。 赴法留学的人经济状况都比留英留美的坏；那时正值欧战结束，法郎贬值，但自中国赴法，那笔旅费也颇可观。吴先生体谅到这一层，特与法国船长交涉，在四等舱特为我们开辟了一片园地。所有男女生都睡在统舱里，但与其他搭客的铺位略略隔离，男生用的是绳索，女生则用木板——好像统舱里另开了一间客房，因为女生人数不多，所以蒙此优待。吴先生和男生睡在一起，他的铺位正当女生客房的门外，我们朝夕进出都可以看到吴先生的尊容。 一张紫褐色的圆脸，两撇须角下垂的胡须，一对炯炯有光的大眼，看见他的人会把这位已近花甲的老人的年龄，缩短三分之一。他的身裁是胖硕的，但并不高，穿着一身不大合体的半旧西装，看去颇似一个“乡老”又似乎是工厂里一个“工头”，的确，吴先生在一般大人物中是最缺少所谓大人物气度的，他的仪表与他的谈话正相类似，一味率真，一味不拘绳墨，士大夫阶级的装腔做势的身份，和他们满口引经据典文雅高贵的谈吐，是他所最讨厌的。吴先生很早便是提倡手脑并用的一个人，在陈独秀先生所办新青年上写过《青年与工具》一文，曾赢得中国青年的回响。他陪着我们睡四等舱，一路上扫除房间、整理床铺、捆扎行李、搬运箱笼，一切有待于仆役的事都由他自己做，也教导我们做。然而我们这些学生虽说大都出自清寒之门，但既顶着一块“读书人”的金字招牌，便非摆出传统读书人架子不可，一个个五谷不分，四体不勤，喝杯开水，也恨不得教人送来手上。说到“劳动”两字，当然更要视为畏途，吴先生虽对我们苦口劝喻过，并躬亲示范过，我们始终革不了这几千年相传下来的不良习惯。以我个人而论，还是这一次八年艰苦抗战，才把我从象牙之塔赶到十字街头。然而我现在虽说能劈柴、能种菜、能做一点木匠和泥水匠的工作，却还不能好好烹调一顿肴膳，好好洗清一床被单、一顶帐子、好好缝纫一身衣服、若非家姊和我生活在一起，免不了还要受女工的恶气。 这虽说是我自己天生的无能，但过去读书人的习惯其实深深陷坑了我。听说吴先生自随国府西迁以来，以八十之高龄，党国元老之尊贵，居然能够不用仆役，洒扫煮饭都由他老人家自己动手，岂不教我们愧死！一个人光阴精力有限，既要读书写作，对于家庭琐务当然不能兼顾，像我们现在舍弃应为之事而不为，整天在柴米油盐的漩涡里打滚，这种生活，我也不认其为正常，但老天既生我以两手，不能解决一身之事，一旦环境变迁，便闹得手足无措，有志气有骨头的人，咬紧牙关忍受，到倒下来完掉；或日坐愁城，长吁短叹，免不了心理变常。没有志气，没有骨头的人，就要与恶势力妥协，做出许多不利于抗战前途的事来；甚者投降敌伪，甘心作国家民族万世罪人。所以过去士大夫整天鼓吹“安贫乐道”，整天叫人“体认孔颜乐处”而偏把一双手笼在袖里，或蓄养着几寸长的指甲，矜夸为读书人的标志，那些话也就成了纸上谈兵。像吴先生这样，才算真能把古人的教训实践出来呢。 不能自己洗衣煮饭，还是小事，抗战并不是一万年抗下去，况所贵于文化进步者，以其能利用机械代替人的劳力，像我们现在俨然成了漂流荒岛的鲁滨逊，样样都要自己荜路蓝缕地来开创；或者恢复了我们老祖宗原始生活，一饭一粥，都须以无穷血汗换来，也就太缺乏做人的意味了。但科学之事非实验不为功，晏然高坐于书斋，凭脑筋里的空想去致知格物，如何能格出什么？中国科学不进步，原也害在“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那句话上，吴先生所写《青年与工具》一文，当时虽说曾引起青年界一点回响，但回响终于回响而已。若当时大家能把吴先生的话深切体认一下，我们现在抗战也不致于因科学过于落后，而吃这么大的亏吧。 到了里昂，吴先生把我们安置妥当以后，有时回英国他的家庭一趟，有时到比利时，德意等国替学校奔走。每到一处，必有致同学的公开信一封，详叙各地的风俗人情，文物制度，以及新发明的事物。千言万语，不外提倡西洋科学精神，而希望我们迎头赶上。他也曾在里昂中法大学对同学演讲过几次，他的话像是一股洪流，开了闸口，便滔滔滚滚地永远流下去，一口气讲两三个钟头。这样长的时间，也许会叫听众不耐烦，但吴先生的谈话，融贯中西学术原理，而以庄谐杂出之语调出之。妙趣风生，令人乐而忘倦。读吴先生的上下古今谈是愉快的，读吴先生的黑漆一团人生观更其愉快，然而听吴先生演讲，愉快应该加上三倍。因为我们除了耳朵溢洋着那大海潮音的妙奏，眼前还涌现着一个纵横挥霍，元气淋漓吴先生的法身！ 吴先生抱了为国育才的目标，又抱了沟通中西文化，促进中法友谊的宗旨，不辞辛苦，在海外设立许多教育机关，叫中国青年去读书求学，然而他所得于青年的报国却是出乎人情之外的恶劣，简直可以说叫人万分愤慨。虽说为群众服务者照例要领受这一份荆棘冠和十字架，然而也是那时代青年过于狂妄无知所酿成的结果。当时我也是那些狂妄无知的青年之一，曾做了一点大对吴先生不起的事，于今回想起来，只有疚心，只有好笑。吴先生始终爱护青年，原不以此芥蒂于胸；而且时过境迁，我们也已无恳切向吴先生表示忏悔的必要。但自五四运动以来，青年误解个性自由的真义，而蹈于狂妄无知之过者，至今流风未泯，那么，我以过来人的资格而向青年说这句话或者不是毫无意义的吧。 五四运动之起，像一股初出三峡莫可阻拦的奔流，动摇了数千年来封建的壁垒，冲决了最森严的礼教的藩篱，打破了蒂固根深的传统习惯，于过去的制度典章，历史上的圣贤豪杰，都要重新加以估价，而估价的结果，总觉得都是一文不值。那时个人主义大昌，人人以发展个性为唯一要求，个性发展到了极度，则以叛逆为美德，以反抗为勇敢，以破坏为当然手段，我们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都是这个时代思潮冲激震荡出来的人物，学问虽谈不上什么，经验也异常贫薄，但上述这些论调却早跟着时贤之后，听得惯而又惯了；自己谈话写文，开口即至，摇笔即来，也熟而又熟了；而且居然认为天之经，地之义，谁敢反对，谁就是思想落伍，并可以说是不齿于人类了。带着呵佛骂祖，抹煞一切的“狂”，抱着壁立万仞，唯我独尊的“妄”，与生吞活剥，一知半解的“无知”，到了自由平等先进之邦的法国，以为我们的个人主义，更可以发挥尽致。不意法国之一切，并不如我们所理想，他们传统威权倒是很大，青年很讲究服从，我们闲与法友谈起我们的思想来，他们每每点头赞叹道：“你们是太前进了！”如果在现在，我们听了这句讥讽的话，也许会引起一点反省，但在当时却反洋洋得意。我们比自由平等的法国人还要前进，岂不光荣吗？譬如吴稚晖先生办中法学校，虽有学生数百之多，吴先生对于我们的前途却并不抱如何的奢望，他曾和他几个亲信人说，将来能出得一个“胡适之”，也就不枉他一番办学的苦心了。但我们听了这话，竟大不以为然，我们不但人人都将成为胡适之，而且还要胜过胡适之，因为那时候，五四思潮已转了方向，而趋向于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成了我们所崇拜的偶像，胡适之在我们眼里早已变成过时人物了。又譬如那时我们在国内读了几本什么爱伦凯的恋爱论，都成为恋爱至上主义者，男女社交更要讲究要绝对自由。听说吴先生家有男女公子数人，而家教甚严，不许自由交结朋友。有某男同学对他某位小姐献了点殷勤，便大遭吴先生之白眼。一回，那男同学又赠他女儿以鲜花一束（或者还附了一封情书），他老人家竟勃然大怒，赏了那鲁莽青年一个耳光，挥之大门之外，从此再不许上门。这话教我们听了，不唯当做笑谈，而且深为惊讶。于是我们批评吴先生说他究竟是半路出家的新人物。他接受先进各邦的思想，敢于革满清政府的命，但他脑筋里还保留中国传统的观念，所以不敢革旧礼教的命。现在我们也已忽忽到了中年，阅历已比前加深，对于五四以来青年由盲目冲动所闹的恋爱悲剧，所见也已不少，才知吴先生那种持重的态度，是为人父母所应该取法的。字典和人类良心上所有“爱戴”、“尊敬”、“感激”那类字眼，到唯我主义面前，照例是不能存在的。吴先生虽是革命元老，思想界先辈，我们却并不知如何敬重。吴先生虽费尽了苦心与劳力，把我们弄到外国，给我们一个优美安适的读书环境，我们却认为理所当然，对吴先生并无半点感谢的表示。吴先生初见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洲各国劳工缺乏，以华币折合贬值的法郎，又可以得到许多便宜，遂与李石曾先生等发起勤工俭学运动，领导上千的清寒子弟赴法留学。然而这些青年学生原属于“酱缸倒了酱架不倒”的中国读书人，哪肯流汗出力去做工人的事？他们到法后，只知终日包围着吴李诸公讨索生活费用，不满所欲，便咆哮怒骂，并且发传单，登报章，百端侮辱。及吴先生与法国政府在里昂办了中法学校，各地勤俭学生麇集数百人，毫不客气将我们校舍来一个鹊巢鸠占。法政府见他们不可理喻，只好将他们一概押送返国。他们当然不甘，返国后与吴先生起诉，登报毁骂，足足纠缠了两三年，还不得清爽。当他们在里昂闹得最激烈时候，原已宣言要与吴先生拚命。吴先生也曾对我们叹道：“以后我都不能自由自在在街上走了，也许他们会当胸给我一手枪的。” 勤俭同学把弄他们到外国来的吴先生当做大冤家大仇人，可说太不知好歹。想不到我们中法学校的同学其不知好歹比他们竟有过之无不及。我们到了里昂的第二年便闹了场要求“平等待遇”的大风潮，竟把吴先生由他手创的中法学校轰跑了，原来中法学校虽说由中法合办，但法方仅供给校舍，经常费则由中国担负，大部分的钱，出自广东，所以广东学生特受优待，不惟旅费由公家代出，每年学膳费豁免，并且每月还给几百法郎的津贴。其他各省同学则每年须自出学膳费华币六百元之谱。这比之自费留学英美已不知便宜若干倍，所以事前我们原已欣然允许了校方的。但六百元的华币虽为数不巨，而在寒士家庭也成了一个重负，不出岂不更好，况且还有额外津贴呢。于是有数位同学发起要求学校平等待遇，学校不允，风潮遂起。不但出了许多传单揭帖之类，将吴先生和几个学校当局，攻击得体无完肤，并且几次开会把吴先生请来当面质问。我们既想将自己的要求变成百分之百的“有理”，不得不把“无理”推在对方身上；竟牵强附会地指出吴先生许多罪状。吴先生有亲戚马女士率求学的子女数人住在校中，我们即指他为“徇私”，吴先生办有某项学术团体，邀同学某某数人加入，我们即指他为“植党”，我们原主张男女社交绝对自由的，但这时候偏又摆出道学先生卫道的面孔，指摘某某学校办事人与女同学往来之不当。当双方言语冲突到极激烈时，吆喝之声，连校舍的墙壁都像为之震动，校外行人都为之伫足而听，若非校方预派有力校工数名将吴先生援助出去，吴先生也许在我们的盛怒之下挨一顿毒打呢。 吴先生一向把我们当小孩子看待，凡事都不计较，这一气却非同小可，即日带领马氏全家离校赴英而去。我们的斗争居然获得胜利。尚恐国人不谅，又写了几篇宣言寄回国内各大报纸发表，署名者共二十八人，我亦附于骥尾。我们把那一次向吴先生的质问，认为“开庭审判吴稚晖”；而报纸宣言则夸为“二十八宿闹天宫”，同国内朋友写起信来，非常沾沾自得，以为这是我们革命精神之表现，连吴稚晖都被我们打倒了。 所奇者，我们闹这场风潮的本意，原是为了私人的利益，但既藉口于学校待遇不公，闹到后来，竟完全忘其所以，觉得自己的动机非常光明纯洁，举动非常热烈悲壮，俨然感觉自己是一个极力与黑暗及不公道搏斗的革命志士。凡不敢附和我们举动者，非视之为“懦夫”，则斥之为“叛徒”。记得初发起风潮时，曾邀平日比较接近的几个朋友参加。杨润余女士本属我们的密友，因其兄端六先生与吴先生私交颇笃，未便对吴先生公然采取敌对行动，婉辞谢绝，我们对杨女士便立刻鄙夷唾弃起来，说她圆滑，说她没有肩膀。又有几位同学认为良心未安，中途脱党而去，我们也不把他们当人类看待。当时愤慨之情，至今犹能记忆。这才知青年的正义感和热忱是可以误用的。自由权利之滥用，也是非常危险的——罗兰夫人的“自由，自由，天下几多罪恶，假尔之名以行！”诚足令人警惕。 但假自由之名以行恶固可怕，因自由之故忘其恶而反以为善则尤可怕，以其可以流为“暴民政治”而不知。法兰西号为自由平权先进之邦，而他们社会一切都非常讲究秩序，他们的思想，也比我们五四青年为保守，可说是大革命时代暴民政治给了他们以绝大教训的缘故。五四以后，有许多热血青年，醉心破坏与革命，为了追求光明，走上偏激的道路，不但葬送自己前途，而且败坏国家民族多少大事。他们的心地，我是可以原谅的，但他们的行动，我却不敢赞许。为的我也是在“暴民政治”里翻筋斗过来的人啊！ 凡属青年，都免不了要干几件糊涂事，吴先生虽屡次受我们之辱，却始终爱护着我们。他回国以后，勤俭同学和里昂中法学校的同学还缠着他不肯放松，日夜包围着他聒絮，聒得他老人家真不耐烦了，登出了一个活死人吴稚晖的哀启，讣告全国，吴稚晖现在已经死了，你们不必再来寻他吵闹吧。这篇妙文，想大家还能记得。在他人处此地位，一定要对青年灰心失望，从此决不再与青年打交道了，但吴先生还是一批一批护送学生出洋，遇着国内青年与人争论时，他总爱站在青年一方面，替青年说话。吴先生之所以永不失“青年导师”资格者在此，吴先生之伟大处也在此。 但是先生对青年虽以期望太过之故，免不了流为过分的宽容，而青年却不该永远糊涂下去。所以我今日借着庆祝吴先生八十大庆的机会，作这一番诚恳坦白的表示。这在吴先生诚然是多余的，然而在我却觉得若不如此则不能求得良心的平安。但愿阎罗天子不算那笔“秤钩账”，让吴先生再在人间八十年，领导青年完成庄严灿烂的祖国复兴工作，以后青年想不致再像我们过去之糊涂了吧。我诚恳地希望着！ 选自《归鸿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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