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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林琴南先生在世时，我从不曾当面领过他的教，不曾写过一封问候他起居的信，对他的道貌虽曾瞻仰过一次，也只好像古人所说的“半面之识”。所以假如有人要我替他撰什么传记之类，不问而知是缺少这项资格的。 不过，在文字上我和琴南先生的关系却很深。读他的作品我知道了他的家世行事；明了了他的性情、思想、癖好，甚至他整个的人格。读他的作品，我因之而了解文义，而能提笔写文章，他是我幼年时最佩服的一个文士，又是我最初的国文导师。 这话说来长了，只为出世早了几年，没有现在一般女孩子自由求学的福气和机会。在私塾混了二年，认识了一二千字，家长们便不许我再上进了。只好把西游封神一类东西，当课本自己研读。民国初年大哥从上海带来几本那时正在风行的林译小说，像什么《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橡湖仙影》、《红礁画桨录》等等，使我于中国旧小说之外，又发见了一个新天地。渐渐地我明白了之乎者也的用法，渐渐地能够用文言写一段写景或记事小文，并且摩拟林译笔调，居然很像。由读他的译本又发生读他创作的热望。当时出版的什么《畏庐文集》、《续集》、《三集》还有笔记小说如《技击余闻》，《畏庐琐记》，《京华碧血录》，甚至他的山水画集之类，无一不勤加蒐求。可惜十余年来东奔西走，散佚得一本都不存了，不然我倒可以成立一个小型的“林琴南文库”哩。 民国八年升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林先生的寓所，就在学校附近的绒线胡同。一天，我正打从他门口走过，看见一位须发苍然的老者送客出来，面貌宛似畏庐文集所载“畏庐六十小影”。我知道这就是我私淑多年的国文老师了。当他转身入内时，很想跟进去与他谈谈，兼致我一片渴慕和感谢之意。但彼时究竟年轻胆小，又恐以无人介绍的缘故不能得他的款接，所以只得怏怏走开了。后来虽常从林寓门口往来，却再无碰见他的机会。在五四前，我完全是一个林琴南的崇拜和模仿者，到北京后，才知道他所译小说，十九出于西洋第二流作家之手。而且他又不懂原文，工作靠朋友帮忙，所以译错的地方很不少。不过我终觉得琴南先生对于中国文学里的阴柔之美，似乎曾下过一番研究功夫，古文的造诣，也有独到处，其译笔或哀感顽艳，沁人心脾，或质朴古健，逼似史汉，与原文虽略有出入，却很能传出原文的精神。这好像中国的山水画说是取法自然，其实能够超越自然，我们批评时也不可拘拘以迹象求，而以其神韵的流动和气韵的清高为贵。现在许多逐字逐句的翻译，似西非西，似中非中，读之满口槎■者，似乎还比它不上。要是肯离开翻译这一点来批评，那更能显出它的价值了。他在翻译西洋文艺作品时，有时文法上很不注意，致被人摭拾为攻击之资；他又好拿自己的主观，乱作评注，都有失翻译家严正的态度，不过这些原属小节，我们也不必过于求全责备。五四前的十几年，他译品的势力极其伟大，当时人下笔为文几乎都要受他几分影响。青年作家之极力揣摩他的口吻，更不必说。近代史料有关系的文献如革命先烈林觉民《与妻书》，岑春萱《遗蜀父老书》笔调都逼肖林译。苏曼殊小说取林译笔调而变化之，遂能卓然自立一派。礼拜六一派滥恶文字也渊源于它，其流毒至今未已。有人引为林氏之过，我则以为不必；“学我者病，来者方多”，谁叫丑女人强效捧心的西子呢？ 在创作里，我知道他姓林名纾，字琴南，号畏庐，福建籍。天性纯厚，事太夫人极孝，笃于家人骨肉的情谊。读他《先母行述》、《女雪墓志》一类文字，常使我幼稚心灵受着极大的感动。他忠君，清朝亡后，居然做了遗老。前后谒德宗崇陵十次。至陵前，必伏地哭失声，引得守陵的侍卫们眙愕相顾。他在学校授课时，总勉励学生做一个爱国志士，说到恳切之际，每每声泪俱下。他以卫道者自居，五四运动起时，他干了许多吉诃德先生的可笑的举动，因之失去了青年的信仰。他多才多艺，文字以外书画也著名。他死时寿约七十余岁。 琴南先生在前清不过中过一名举人，并没有做过什么大官，受过皇家什么深恩厚泽，居然这样忠于清室，我起初也很引为奇怪，阅世渐深，人情物理参详亦渐透，对于他这类行为的动机才有几分了解。第一，一个人生在世上不能没有一个信仰。这信仰就是他的思想的重心，就是他一生立身行事标准。旧时代读书人以忠孝为一生大节。帝制推翻后，一般读书人信仰起了动摇，换言之便是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地，他们的精神哪能不感到空虚和苦闷？如果有了新的信仰可以代替，他们也未尝不可以在新时代再做一次人。民国初建立时，一时气象很是发皇，似乎中国可以从此雄飞世界。琴南先生当时也曾对她表示热烈的爱和希望。我恍惚记得他在某篇文字的序里曾说过“天福我民国”的话。但是这新时代后来怎样？袁世凯帝制自为了，内战一年一年不断了。什么寡廉鲜耻，狗苟蝇营，覆雨翻云，朝秦暮楚的丑态，都淋漓尽致地表演出来了。像林琴南先生一辈的人不知道这是新旧递嬗之际不可避免的现象，只觉得新时代太丑恶，他们不能接受，不如还是钻进旧信仰的破庐里安度余生为妙。在新旧过渡时代有最会投机取巧的人，也有最顽固守旧的人，个中消息难道不可以猜测一二。第二，我们读史常见当风俗最混乱，道德最衰敝的时候，反往往有独立特行之士出于其间。譬如，举世皆欲帝秦而有宁蹈东海的鲁仲连，旷达成风的东晋，而有槁饿牖下不仕刘宋的陶渊明，满朝愿为异族臣妾的南宋，而有孤军奋斗的文天祥，只知内阅其墙不知外御其侮的明末，而有力战淮扬的史可法，都可为例。我觉得他们这种人行事，如其用疾风知劲草，岁寒见松柏的话来解释，不如说这是一种反动，一种有激而为的心理表现。他们眼见同辈卑污龌龊的情形，心里必痛愤之极，由痛愤而转一念；你们以为好人是这样难做么？我就做一个给你们看！你们以为人格果然可由利禄兑换么？正义果然可由强权压倒么？真理果然可由黑暗永远蒙蔽么？决不，决不！为了要证明这句话，他们不惜坚苦卓绝去斗争，不惜斩头流血，不惜一身死亡，九族覆灭，历史上还有许多讲德行讲到不近人情地步的故事，好像凿坏洗耳式的逃名，纳肝割股式的愚忠愚孝，饮水投钱临去留犊式的清廉，犯斋弹妻，纵恣劾师式的公正，如其不是出于沽名的卑劣动机，就是矫枉过正的结果。 还有一个原因比上述两点还重要的，就是林琴南先生想维持中国旧文化的苦心。中国文化之高，固不能称为世界第一，经过了四五千年长久时间，也自有他的精深宏大，沉博绝丽之处，可以教人惊喜赞叹，眩惑迷恋。所谓三纲五常的礼教，所谓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信条，所谓先王圣人的微言大义，所谓诸子百家思想的精髓，所谓典章文物的灿备，所谓文学艺术的典丽高华，无论如何抹不煞它们的价值。况且法国吕滂说过，我们一切行事都要由死鬼来作主。因为死鬼的数目，超过活人万万倍，支配我们意识的力量也超过活人万万倍。文化不过一个空洞的名词，它的体系却由过去无数圣贤明哲英雄名士的心思劳力一点一滴建造成功。这些可爱的灵魂，都在古书里生活着。翻开书卷，他们的声音笑貌，思想情感，也都栩栩如生，历历宛在。我们同他们周旋已久，就发生亲切的友谊，性情举止一切都与他们同化。对于他们遗留的创造物，即有缺点也不大看得出来，并且还要当作家传至宝，誓死卫护。我们不大读古书的人，不大受死鬼的影响，所以对于旧文化还没有什么眷恋不舍之意；至于像琴南先生这类终日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的人，自然不能和我们相提并论了。他把尊君思想当做旧文化的象征。不顾举世的讥嘲讪笑，抱着这五千年僵尸，同入墟墓，那情绪的凄凉悲壮，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同情的。辜鸿铭说他之忠于清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的文明——见林语堂先生的《辜鸿铭》——王国维先生之投昆明湖也是一样。如其说他殉清，不如说他殉中国旧文化。 总之，林琴南先生可谓过去人物了，但我个人对他尊敬钦慕之心并不因此而改。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读书人，一个有品有行的文士，一个木强固执的老人，但又是一个有血性，有骨气，有操守的老人！ 原载《人间世》1934年10月第1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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