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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是：谁能自救？ ——中产阶级消失和狂热的蛊惑者得势“整个世界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巴西，到处都充斥着不平等，都有专门为富有的精英们修建的隔离区吗？”“您这个问题提得很大胆。是的，甚至连俄国都已在成为巴西。”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1995年于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 在维也纳施韦夏特机场，这架执行汉莎航空公司5851航班的加拿大航空公司的喷气式客机，在飞往柏林泰格尔机场的途中已经晚点，但仍以令人恼火的悠闲姿态缓缓地驶向起飞跑道。30岁的彼得·蒂施勒伸展四肢躺在第16排右侧靠窗的座位上。他极力想显得放松些，但他的身体却在告诉人们：我累得吃不消了。他疲惫不堪地凝视着眼前向上翻起的小折叠桌，目光呆滞，他开始讲述。 在1996年6月这个周五的早晨，他清晨5点起床，驾驶着租用的汽车飞快地驶过摩拉维亚和东奥地利的魏恩区，赶乘9点零5分飞往柏林的飞机。在那里他上午有一个约会，晚上他要回到在波恩附近艾托夫的家中。周末他要去西班牙，周二他必须去美国。对他来说，乘飞机就像其他人乘有轨电车那样随便——因此他过的是一种值得羡慕的生活吗？ 蒂施勒了解这个世界，但却没有人了解他。他不是经理或职业网球运动员，而是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机械师，更确切地说：他为计算机控制的喷射铸造设备修改程序中的错误。他疲于奔命且悲观失望，讲起话来直言不讳。 “这样拼命值得吗？”他自问自答他说。“我每月工作260个小时，其中有将近100个小时是加班。8000马克的薪水实际留给我的只有4000马克，因为给我定的税率等级是一级。”他缺少时间过家庭生活，“国家在挥霍我的钱，将来不会有剩余的钱给我发养老金”。尽管他的雇主，高度专业化的巴腾费尔德机器制造公司有可观的利润入帐，但在最近这段时间里却有占总数四分之一的工作职位被裁减掉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蒂施勒未经问及就列出了他认为该对这件不幸的事负责的那些人，“移民和土耳其人”。此外，“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要为俄国花费这样一大笔巨款并提供发展援助，甚至还要为犹太人付买煤的钱”。如此“廉价拍卖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公司真是发疯”。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国际经验”的人，他知道在选举时选谁：“当然是共和党人”，尽管可惜这“还不是个真正的政党”。虽然他“不能大声嚷嚷”这件事，但的确“有许多公民现在已经把自己武装起来了”。 换场景，另一个飞机场，类似的生活，完全不同的反应：在1996年7月一个闷热的下午，法兰克福汉莎航空公司的飞行副经理卢茨·比希纳不得不安慰一位发怒的经常乘飞机的旅客，这位旅客在他的飞机起飞前12分钟才到达B31号登机口，而此时已停止登机，因为办理登机手段所需的最短时间几周前从10分钟延长到了七分钟。比希销冷静地解释新规则并对这位急匆匆的旅客表示理解：“人们到处都感受到日益增大的压力，甚至有些人现在遇到一点儿小小的不幸都会作出攻击性的反应，而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尽管如此，比希构仍令人信服地声明，“当我每天早晨来上班的时候我都很高兴。我支持这家公司”。不过几天前他曾同他的1000名同事一起站在机场入口处的大门前，因为尽管经营状况良好，却又有86名汉莎航空公司的职员要被解雇。 同那位。动力交瘁的电子数据处理系统专家彼得·蒂施勒一样，35岁的比制内也没有孩子，“因为失业可能很快也会落到我头上”。当然他本人“愿意节省共少拿工资，只要这能确保我们的工作职位”。但是全球化的螺旋形下降趋势不会始终得不到回应，“将会有反抗，这是显而易见的，”比希伯说。不过他是“彻底的和平主义者。当然我会参与，但是我不想在示威游行时被人开枪打死，我将事先带着我的希腊女友迁居到爱琴海上的一个小岛上去”。 现代的极端主义者彼得·蒂施勒和担惊受怕、爱好和平的卢汉·比希销，这两位迄今为止过着富裕生活的普通公民，是德国乃至欧洲未来发展的典型人物形象的体现吗？这两个人物的性格特征是不是展现出了千年之交时的日常政治生活画面？是挥舞拳头冲上去还是偷偷地溜走，将成为决定一切的问题吗？尽管历史不一定会重演，但是毕竟有许多迹象表明，与曾在20年代支配过欧洲大陆的那些冲突相类似的种种冲突正在复苏。 把社会凝聚在一起的社会粘合剂出现了裂缝，日益临近的政治地震正在向一切民主政治发出挑战。这种情况在美利坚合众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尽管对此情况的研究少得惊人。 查利·布朗的孤独 做洲为什么偏要自杀？难道你们就认识不到，你们最终不得不适应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全球的变化吗？”华盛顿的企业顾问格伦·唐宁确信不疑地对一位来自看来正在自取灭亡的大陆的朋友大声喊出了这些话。唐宁自童年时代起就是保守派，此时他正热衷于向西伯利亚的原油投资。他的女儿艾利森，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法学家，算得上是某个共和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雄心勃勃的工作班子的成员。在前一天即1995年9月最后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她在教堂按宗教仪式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她的爸爸唐宁现在心情极好。“终于又采取行动了”，他高兴地说，他说这话指的是由激进的众议院共和党多数派领袖纽特·金里奇预告的新“美国革命”，自罗纳德·里根以来美国右派的最大希望。 唐宁认为，应当最终停止谈论关于工资下降的废话，民主党人必须对这一切负责，“这方面的统计数字根本就是伪造的，而且通货膨胀计算得不准确”。那些夸夸其谈的人正在使自己“丢丑”，他们说什么“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衰落乃至瓦解”，或者说什么，即使在白人中产阶级看来，夫妻二人现在也必须拼命工作，才能近似地达到以往那种曾令全世界都羡慕不已的生活水准，而在70年代这种生活水准还是理所当然的。那时男人们都有一份薪酬丰厚的稳定的工作，他们的妻子住在郊外的私人住宅里独守空房，有的有孩子，有的没有孩子。绝大多数妇女出去工作至多是出于无聊，而绝非是因为有此必要。 唐宁一家现在的生活还是如此，他们住在弗吉尼亚州的雷斯顿，置身于繁荣的费尔法克斯县的树林之中，这里靠近杜勒斯机场，而且离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也不远。“您在这里四处看看”，这位企业顾问自信地站在自家新建的平台上说，这个平台是他为庆祝这次家庭节日而亲自动手及时赶建的，用色彩鲜艳的地砖铺就，深红色的是五大洲，浅红色的是海洋，正好构成整个世界，非常平整。 艾利森的婚礼过后不到一年，即1996年夏天，事实便证明了这位投资者多么严重地失去了现实感。健全的白人中产阶级已不复存在。虽然唐宁30岁的女儿充满爱心地力求理解年近60的老父亲。但此时她当着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附近一个有人守卫的郊区长大的丈夫贾斯廷·福克斯的面宣布：“他那一代人对社会变化的理解已不那么准确了。”“照我们父母的生活方式生活我们根本负担不起。爸爸在我出生后不久就已买了房子，今天像那样的一套房子售价约40万美元，我们根本买不起。” 贾斯廷·福克斯毕竟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他成了兴旺发达的经济学杂志《幸福》的“撰稿人兼记者”，这对年轻夫妇现在住在曼哈顿。艾利森放弃了她在首都的工作，现任一位纽约州议会共和党候选人的竞选事务主管，月薪假区区1100美元。贾廷斯的工资单表明，他每两周的净工资也只有1157美元。而他们在第39街上的那套舒适但面积极小的公寓房，仅月租金就达1425美元，差不多占他们总收入的一半，电费和电话费还未算在内。贾廷斯·福克斯的年毛工资总计为45000美元。“这根本不够用”，艾利森说，而尽管如此她并未感到不满。“你看看那些比我们更年轻，22岁或23岁刚刚大学毕业的人。他们常常只能找到在餐馆里当招待的工作，或者只能骑着自行车去送信送报。”艾利森的丈夫以新闻般简洁的语言评论道：“中产阶级正在缩小并消失。” 出于对自己前途的担忧，90年代残余的美国中产者把他们不多的积蓄投入股票，唐宁和福克斯除买其他股票外，还投资于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他们对这种软饮料商标中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字样暗自感到高兴。在历时16天的亚特兰大世纪大赛期间，华尔街上可口可乐公司的股价上升了4．2％。 2000万个美国家庭已经在股票轮盘赌中下注，他们至少投资于6000多家投机性基金中的一家，这些投机性基金能在全世界范围调动总计6万亿美元兴风作浪。 20年前美国还有75％的私人积蓄是被存入储蓄存折或投入定息债券——就像今天人们在欧洲仍习以为常的那样，而90年代比例却颠倒过来了：四分之三的积蓄用来在交易所搞投机。因此，首先正是积蓄者们赋予投资信托基金公司的经理们以权力，到处迫使人们降低工资和削减工作岗位，这常常也发生在那些迄今一直向这些小股民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中。 尽管如此，对每一个个人来说，“搞股票投机是理性的一种常规”，福克斯的一位同行1995年10月在其发表在商品味的美国杂志《哈泼斯》上的一篇杂文中坦率地写道。在开始实行里根主义经济政策15年后，芝加哥的特德·菲什曼的这篇文章比无数的数据排列或分析都更充分地显示了这个政治上占优势的、人数不多并且几乎无例外地是白种人的富裕阶层的经济状况和精神状态。 “尽管我是一个37岁的白人男子，在常春藤联合会的名牌大学受过教育（名牌大学毕业生），因此根据一切统计，我都享有人们在美国社会中所能具有的几乎每一种优越条件”，菲什曼写道，“但我绝不能指望，当我达到退休年龄时有足够的钱来继续维持我目前的生活水准。为了积累我将来为使自己能够退休所需的那些钱款，我把股票市场视为唯一的途径。因此我同5100万其他美国人一样是一个股民。我每个月向4个不同的合股投资公司缴付股金，并在另外7个合股投资公司中投了钱，有时我对这些钱的分布进行‘调整’。” 然而与80年代不同，那时火爆的股票市场仍在“被某种里根时期的乐观主义推向高潮，因为已经赚到钱的人们能够再从中赚更多的钱，而今天的股票市场则被忧虑所笼罩”，这位芝加哥的杂文作者写道。 “我需要我能得到的一切朋友”，这句话70年代时还以黑色的粗体字印在加利福尼亚的高中生们喜欢穿的鲜艳的橙黄色T恤衫的背面。胸前则是鲜明的例子。《人国》中的卡通人物查利·布朗。这一时期的小伙子现在已成了家庭中操心的父亲，无忧无虑的笑声对他们来说多半已成了过去；至于朋友，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找到。因为受人赞美的美国竞争社会在吞噬自己的孩子，对于在生育高峰期出生的这一代人的少得可怜的工资，甚至连那位小人国明星也想不出什么安慰的话来。 现在每天都有千百万个家庭在一起发烧，即使道·琼斯平均指数只稍稍波动几个点。他们常常数小时之久地同他们的基金管理人和交易所经纪人讨论各种推断。几乎所有的股民都知道，只有少数人最终会赚大钱，而且常常是以那些投资于错误的股票或债券的朋友们的损失为代价的。因此查利·布朗变得非常孤独。 如果说像唐宁家、福克斯家和菲什曼家这样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已感到被逼入了困境，以致于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股票投机才能保证自己未来能过富裕的生活，那么所有那些不那么年轻、健康，没有特权，甚至还不是白皮肤的美国人又处于何种境况呢？ 例如，据1996年2月初的《纽约时报》报道，在迄今仍在工作的1820万办公室工作人员中，有数百万人不得不预想到会在未来的几年中失去他们的工作，计算机同事将接管他们的职位。在报纸投递员清晨把这个可怕的消息投放在住宅前和办公室里的那一天，已持续了几个星期的纽约服务业工人，即电梯工、清洁工和普通家庭佣工的罢工正进入关键阶段。雇主联盟要求所有新雇员的起点工资必须降低40％。迄今为止薪酬一直相当优厚的门房每周工资应限于352美元。服务业工人工会不愿接受这些要求，它担心如果同意了这些要求，有经验的工人很快就会被解雇，被低工资的新工人所取代。于是联合起来的企业生们决定，在夜里招雇15000多名破坏罢工者，这些人顺从地对每小时9美元的工资感恩戴德。 在一向被视为“工会城市”并且已经多次大张旗鼓地驱逐过这样的“工贼”的纽约，这一次却没有听到公众的呼声——甚至当许多工人未能重返工作岗位和罢工以和解结束即起点工资降低20％的时候也还是如此。在此期间。许多美国公民亲身经历了被人用这样的论据来吓唬：流落街头的饥饿的人更好用。 毫无疑问，美国从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人人平等乃至团结互助的社会，这是事实吧？对整个中产阶级的进攻将成为给一场大火添加的爆炸性的新燃料，这场大火本来就已经蔓延到了这个居世界领导地位的社会的许多部分。无法消除的种族对立、众所周知的毒品问题、同样出名的刑事犯罪数量。从前受赞誉的中学的衰败，在这些中学里工作的教师的工资在德国甚至连雇一名家庭文仆都不够。没落看来是无止境的，因此留在上层的人反对下层百姓的革命也将继续下去。 欧洲，你的情况好些吗？此时从里斯本到赫尔辛基之间的这块大陆本身不该有任何自负。虽然投资者和企业顾问格伦·唐宁关于这块旧大陆正在走向自杀的说法幸而没有言中。但是，当年那些编织美国梦的先驱者们是来自欧洲的，当这个已被实现了的美国恶梦突然像飞去来器那样折返回来的时候，欧洲现在该如何自保呢？ 德国统一的终结 抛弃让一个尽可能广泛的中产阶级共同致富的富裕的国民经济的设想，是与日益严重的社会瓦解相伴的。 在德国，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居民已经告别了富裕，中间阶层的下层正在逐渐贫困化。这个仍属欧洲最富裕之列的社会首先使自己的青年堕落，100万儿童现在已经在靠社会救济金生活。比勒费尔德的青年问题研究者威廉·海特迈尔警告说：“青年人在其一生中向来要完成提高或者至少是保持家族的经济地位的任务。而今天完成这一任务的活动余地却变得非常狭窄，因为获得工作岗位或培训岗位的实际机会极其有限。这种计划的不确定性逐渐渗入社会各界。暴力是应付心理压力和生存竞争的一种方法。 自1989－1990年以来，德国的统计人员记录了青少年犯罪率的急剧上升。对于用“道德和风气的败坏”来说明这种现象的各种常见的解释方式，海特迈尔反驳道，“这些引人注目的年轻人并不拒绝‘彻底市场化的社会’的理想目标，而是相反，他们追求这些理想目标做得太过分了”。 “为了及时享乐而去偷、去抢、去施暴，”柏林的《日报周》惯常的简洁明快的笔调，刻划了这一代年轻人的生活意识特征，“到处都潜伏着竞争对手。”联邦议院内政委员会主席。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维尔弗里德·彭销解释说，“父母们忽视教育”，而干百万父母则反驳道：我们不得不夫妻两人都出去工作并且紧张得要命，还有多少时间能用来抓教育，况且，现在还有多少儿童是在父母双全的家庭中长大的？ 即使发起一场全面的、无疑是必要的教育攻势，在未来的几年中也制止不住于百万生活富裕的德国中间阶层成员坠入新的简朴的中等生活水平，甚至最聪明的男孩和女孩也不会这么快就完成学业。 贫富之间的鸿沟在加深，收入较高的人越来越不愿意与日益显得好斗的普通百姓接近。德国的统一正在瓦解，尽管地理上的德国统一才刚刚实现。“人人富裕”，路德维希·艾哈德1957年写的在当时具有指导性的书是这样标榜的，而现在，按照美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希于1995年死后发表的最后一部著作的论点，“精英的反叛”却在大行其道。富人们的自我封闭正在成为常规，巴西正在成为榜样。 精英的背叛：世界样板巴西 客人们从软管里把香草奶酪挤在椒盐饼上，淡啤酒盛在预先冷藏过的铝制酒杯中摆到折叠式桌子上。大块的肉排在木炭火烤肉架上煎烤，此时8岁的儿子穿着一件“迈阿密国家足球队”的T恤衫从花园跑进自己的房间，去取他在学校上一次柔道比赛中获得的金黄色的塑料奖杯——这是在美国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城郊的周末田园生活吗？ 晚上，父亲罗伯托·容曼骑自行车带着小柔道家和更小的路易莎穿过住宅区——在新栽种的按树和用阿尔卑斯山区风格的木阳台或后现代派的门脸装饰起来的小房子旁驶过。街上的路坎使本来就开得不算快的往来车辆降低了速度，由于养狗的缘故，垃圾袋都装在高支架的薄铁皮筐里，摆放在汽车库门前。“这里是天堂”，罗伯托的夫人劳拉说。这个天堂名叫阿尔法维莱，位于大圣保罗的西面，精确测定的面积为322581平方米，差不多是44个足球场的面积。它由几米高的围墙围着，配备有探照灯和捕捉一切动静的电子传感器。对于那些在市中心害怕刑事罪犯和暴动者的大都市居民来说，这里是一个理想的避难地；这些居民想象欧洲或者美国的仍然富裕的地区的一般家庭那样生活，而不必面对本国的社会现实。 这里的私人警察的第二职业多半是还在宪兵队服现役，他们骑着摩托车和乘坐闪着令人望而生畏的警灯的值勤车辆在阿尔法维莱昼夜巡逻，搜索闯入者——就像从前在收视率很高的电视剧《旧金山的街道》中看到的那样。即使只是一只猫潜入这个富人隔离区，阿尔法维莱的警卫们也会立即快速赶往出事地点。 “这个系统必须万无一失，”女译员玛丽亚·达席尔瓦要求道，“因为有很多穷人就住在附近。”只有“真正有钱的人”才能雇得起若干名自己的警卫。业主雷纳托·德·阿尔布开克认为，对于中产阶级来说，“阿尔法维莱是未来的样板”。尤里斯特馆曼高兴地说，“我儿子可以整天在这里随意玩耍，而我则不必担惊受怕。”12岁以下的儿童没有监护人陪伴不得超过入口处的钢栅栏，未成年入只有得到父母的书面批准才能出去。 每一位来访者都必须出示证件，在通过电话与要拜访的区内居民联系之后才被允许入内。较大的车辆都被非常仔细地彻底检查，门卫对商贩和建筑工人向来要搜遍全身——他们有可能偷了什么东西。 居民们愉快地把自己托付给民兵，民兵的统治几乎是不受任何限制的。雇家庭勤杂工在巴西绝非是人数很少的L流社会的特权，但是只有经保安队同意后方可雇用。保姆、厨娘或理发师——所有雇工的履历都要借助宪兵队的档案仔细审查。合伙建筑业主高冈次郎宣称，“偷过或抢过东西的人在我们这里无机可乘。” 这位日本血统的建筑业巨头申明，这个真实的阿尔法维莱与法国电影导演让一吕克·戈达尔30多年前拍摄的科幻恐怖片《郁可尔法维莱》没有任何关系，该片曾预言了在一个滥用技术手段的世界中出现的全面监视的情景。据说这个名字是一位巴西建筑师凭想像虚构出来的——它体现的也许是一种越过大洲的弗洛伊德心理紊乱现象。 高冈将地产“只卖给没有坏名声的人”。每平方米的价格约500马克——这只有少数人能买得起，不仅在第三世界国家巴西是如此，其他地方也一样。 据高冈说，这个被坚定不移地实施的社会隔离计划，是“解决我们的问题的一种办法”。它取得了惊人的成果。十几个类似的阿尔法维莱——“安全岛”（居民们习惯于这样称呼）已经建成，另外还有许多正在建造或者正在筹划。高冈的合伙人阿尔布开克估计，在阿尔法维莱和占地约22平方公里的相邻的隔离区赛拉村，总共大约能住12万人。 工业企业、办公室、购物中心和餐馆就设在附近，它们也都被严密地守卫着。国家警察被骂成是腐败的和无能的，他们极少在这里露面。 代替国家警察的是400名腰里佩着装6发子弹的左轮手枪的保安队员，他们保卫着这块美丽的世外桃源。另外还有全副武装的别动队围绕着隔离区巡逻，他们手持着．12口径的托罗斯步枪，枪管被锯短，“为了能同时击中5个或6个人”，阿尔法维莱一区的保安队长若泽·卡洛斯·桑多夫热心地讲解道。 在隔离区的图德内，警卫们可以向任何一个陌生人开枪，即使他没有威胁到任何人并且没有武器。桑多夫说，“在自己的私人产业上枪杀闯入者的人在巴西总是有理的”。 巴西分析与研究中心的社会学家维尼修斯·卡尔代拉·布兰特认为，“这事实上是那些有金钱和有力量来保卫自己的人的一场内战”。布兰传本人曾多次成为1985年以前执政的军人统治者们的受害者，他说：“在欧洲，住在围墙后面的是暴徒，而在我们这里却是有钱人。”而业主高冈则辩解道，阿尔法维莱是“市场的一种必须满足的需求，我们在为人间幸福创造条件”。 如果说阿尔法维莱的警卫们迄今为止很少使用他们的柯尔特式手枪，“那是因为暴徒知道，这里的保安措施是多么的完善”，桑多夫队长解释说。只是在他的第二个雇主，即宪兵队那里，才随时都需要用枪，因为在大街上通行的法则是：“强者为王，弱者遭殃。”假如有朝一日在阿尔法维莱周围爆发饥民暴动呢？“但愿这一天我值勤，”桑多夫面带浅浅的、几乎是信然自得的微笑说道，“到时候我能镇得住。” 阿尔法维莱——是一个世界样板吗？自从全球化导致的后果也同样撕裂了以往的富裕国家的社会结构以来，这种背信弃义的飞地的翻版越来越多：例如在南非，在开普敦周围或葡萄酒产地斯泰伦博斯周围，这些地方在国家推行的种族隔离结束之后，把人们按种族和财产分隔开的努力仍在继续；这种飞地无疑也出现在美国，在那里，贝弗利希尔斯的地产周围的高墙和作为社会地位象征的私人警卫，也同样占领了诸如亚特兰大附近的巴克黑德或伯克利附近的米林达等一些郊区；它也出现在法国，以及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还出现在新德里，以及新加坡的由街区管理人控制的住宅公寓和高层楼房中。甚至从前囚禁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政治犯的监狱岛，因为富人们不想为他们的傲慢付出代价，现在也变成了残余的有钱人的避难所，例如位于南美洲东海岸前的美如仙境的格兰德岛。 甚至新德国对巴西的价值也不再感到陌生：德国最古老的海滨浴场海利根达姆在寻找投资者时碰到了科隆的丰都斯不动产集团。这个著名的“白色城市”连同其在离罗斯托克不远的波罗的海岸边的20多座古典主义风格的别墅，在它衰亡以前是威廉皇帝时代深受贵族阶层喜爱的避暑地。现在要用另外的150—250座新的豪华住所和一座经过修缮和扩建的豪华大饭店为其注入活力，它将成为一群伯见太阳并且常常也怕见光的名流显贵和金融财阀的新的独占的退隐处。条件是：公路必须被隔断并能实行严格的通行限制。是前民主德国的一道新的篱笆墙吗？“重要的事情是，这里终于动起来了”，一家生意每况愈下的咖啡馆的已经解约的承租人君特·施密特说，这家咖啡馆主要靠仍住在海利根达姆的学美术的大学生们维持生计。“特殊的宾客当然有特殊的安全需要，否则他们根本就不会来。” 因此，到时候它会给人们完成了的20；80社会的印象。但是，在它变为现实以前，反抗早就开始了，这种反抗美化过去并明显地具有独裁的特征。 富裕沙文主义和非理性：现代的极端主义的市民彼得·帮施勒 “这些人将会吃惊的”，极端化的德国飞机乘客彼得·蒂施勒在降落在柏林泰格尔机场之前一再这样威胁道，他说这话指的是他下面的几乎所有的人。“我们一年接纳20万移民，所有的人都在嘲笑我们，法国人、西班牙人，都嘲笑我们做这种事。小船上挤满了人，现在这些人正从东方驶来。要支付他们的一切费用，我们必须拼命干活。俄国德意志人在我家附近拥有一块极好的地皮。我们为得到地皮需要在银行办理担保，而国家却为他们付帐。” 这位爱国的计算机专家对被接回国的德意志人的愤怒直接同人们所熟悉的排外结合在一起。“外国人的数量太多了，现在失业在增加。社会福利体系被人利用，钻空子的正是那些申报失业又在打黑工的人。这些人必须当心，这种事情在德国不会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这些人？“政府里的人，当然还有外国人”，蒂施勒解释道。“作为设在国外的经济基地，我们现在还有这样的问题，这并不奇怪。我想成为青年企业家，但是不能指靠国家的帮助，国家的帮助使人承担义务，因此宁可不要。”同时他还认为自己知道，为什么德国的企业现在乱糟糟的：“我们在国外购买了过多的零部件用于生产，因此产品质量受损，这些产品确实不再是德国的产品。” 据他讲，直到80年代末经济还在增长，人们应该把这些年代的强劲增长继续下去。德国，出口的世界冠军，这是为政治家们预先规定的目标，“他们必须重新为国民着想”。因此，“库尔德人轻而易举地封锁高速公路”，这肯定是不能容忍的。蒂施勒当时正在去杜塞尔多夫机场的路上，他必须飞往阿尔及利亚，“这些库尔德人那时肯定也不会等我”。依这位搞电子数据处理的环球旅行者看来，解决办法是：“我会叫来边防警察或者第九边防大队，5分钟内就把那里清理干净。” 他与其他干百万德国人有同样的感觉：尽管他们所有的人都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劳动，但是他们的劳动所得却减少了。由于在富裕沙文主义者中间富裕是一种权利，所以必须有人为富裕的损失承担罪责。口号是：与其剖析自己，不如让外国人和难民滚蛋。 作为选民，蒂施勒尽管赞赏共和主义者的口号，但是即使在他们那里他也还是没有找到家。“可惜，问题是我们在德国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政党。”不过，“如果我们找到一个像奥地利的约尔格·海德尔那样的人”，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阿尔卑斯山区一普鲁士的上空，蒂施勒这样描绘一个现代极端主义市民运动的轮廓，它“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恢复秩序。这样一个党肯定能得到20％一30％的选票”。当他终于在德国首都重新感受到脚下的地面时，他有几分钟感到非常满意。尽管汉莎航空公司飞机的这次飞行联结的是欧洲联盟内部的两座城市，但在第14登机口的狭窄的到达厅里，仍有几名非常严肃认真的边防警察坐在他们的小房间里。“尽管如此他们仍在这里检查护照，这使我满意，”这位一向总是那么匆忙的电子数据处理系统专家说，“即使我不得不在这里等上一个小时。”但是检查过护照后他就不再逗留。这位体面的市民跑步离开这里，赶着去办预约好的事情。 原教旨主义者上台：科学论派、罗斯·佩罗和约尔克·海德尔，救救我们！ 在德国，赫尔穆特·科尔的伟大还能掩盖几乎所有其他迄今的工业国家中再也无法忽视的问题：越来越多的选民疏远自己传统的代表。就像被看不见的手牵着一样，他们抽回了对中间党派的支持，转而在右翼民众主义者那里寻找安慰。旧的政治机构在衰落，这在美国表现得最为明显。美国公民参加选举向来不大积极，即使在1960年约翰·肯尼迪和理查德·尼克松举行引起巨大轰动的总统竞选辩论时，也不过只吸引了60．7％的选民。而在1992年的选举中，投票支持胜利者比尔·克林顿的选民仅占全体有选举权的公民的24．2％，右翼民众主义者罗斯·佩罗第一次出马竞选就得到了10．6％的选票，由此赢得了全部有效选举人票的19％。 1996年夏，佩罗像4年前一样在民意调查中远远地落在后面，但是这一次他已经能够依靠他所创建的改革党的受到严格管理的机构，该党甚至通过因特网督促它的党员投票。此外，绿党人士在对克林顿的敌视少数和反生态的民众主义感到失望后，也第一次正式提名消费者律师拉尔夫·纳德作为自己的竞选人，他打算推动“建立一支未来的进攻性的政治力量”。 随着这些候选人在选举中取得成绩，美国两大政党的主张取消种族歧视的力量进一步减弱——为明显非理性的决策者和决策让出了许多地盘。共产党和民主党的候选人在排斥移民方面一个比一个更激烈，这种事仅在几年前在这个世界头号移民国家中还是无法想像的。而在1996年8月，受欢迎的前足球运动员杰克·肯普被提名为鲍勃·多尔的副总统竞选搭档，作为这一提名的代价，他不得不像一个悔过的叛教者那样修正自己从前在不歧视非法外国人方面所持的比较宽容的立场。 敏感的政治观察家们在评论这个世界上迄今最稳固的议会民主制目前发生的变化时，以报警式的口吻发出警告：“我们正处于一种准法西斯主义的状态”，已不再表现出社会政治判断力的华盛顿知名记者和作家威廉·格雷德说。早在1987年他就已经在《圣殿的秘密》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怎样“统治这个国家”，1992年他又发表了后来被《纽约时报》评为畅销书的《谁将告诉人民》，论述本国成问题的政治制度，该书的副标题是“对美国民主制的背叛”。 同形形色色的新纳粹组织和放置炸弹的自命的“民兵”保持着密切联系的极右翼共和党人，此外还有各种所谓的“疯子”，他们在例如怀俄明宣布成立自己的“独立国家”来对抗华盛顿的中央权力，这些人常常不过是些富裕社会中被遗弃的失败者，再加上包括被专家们归类为“新型政治极端主义”的科学论派在内的一些教派——在这种情况下灾难即将来临。 “法西斯主义源于某些经济的和财政政策的倾向。任何一个权威的美国政客，只要他能表现出一点儿可信性并向人民许诺为他们搞到面包，即使他讲话带有种族主义腔调，他也会很快赢得大量支持者”，格雷德预言道。 当民族主义者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代言人帕特·布坎南在1996年共和党提名总统候选人的预选中起初迅速地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这一预言差一点儿就变成了现实。目前在纽约大学任教的来自吉森的政治学家克劳斯·莱格维认为，“说在布坎南的纲领中可以找到许多与从前欧洲的法西斯主义相类似的东西，这不是夸大其词。”布坎南的竞选之所以受挫，主要是由于他对大企业的同样也表现出反犹和排外情绪的一些做法的民众主义的攻击，对于共和党核心集团和因拥有170万盟员而成为共和党的一支核。动力量的组织严密的基督教联盟来说，他的攻击毕竟走得太远了。 但是，“‘布坎南运动’使人想起当前欧洲的民族民众主义者，如约尔克·海德尔、翁贝托·博西和让一玛丽·勒庞，他们同样是以政治阶级的局外人和对手的身份出现，同样都反对移民并为激进的非国有化和道德净化而斗争”，莱格维类比道。“布坎南对华盛顿的看法与他们对维也纳、罗马、巴黎和布鲁塞尔的看法是一样的，而且他也同样提出了抗税的思想。”这些新右派的力量还不是在于到处都有他们的代表人物，更确切地说是在他们的思想的蛊惑力。当1996年的美国竞选斗争开始进入白热化阶段时，市坎南作为个人已不再是人们谈论的话题，但是他提出的论点却起了突出的作用。 权威主义作为对做过头的新自由主义的反动，像荒野上的燎原烈火一样燃遍世界。譬如新西兰，它很早以前就已经向主张解除调控的人敞开了大门，现在又不得不同一个非理性的、种族主义的防卫运动作斗争，该运动自称“新西兰第一”，其首领温斯顿·彼得斯恐怕不久就会成为政府首脑。邻国澳大利亚通常很少引起全世界的注意，1996年8月中旬它却在各国报刊上引起了轰动，因为新的保守党政府计划出台严厉的新劳动法并削减公共开支，致使土著居民、工人和大学生抢占了议会。甚至在从前如此对外开放的瑞典，排外分子也在胜利进军，如同在瑞士、意大利、法国或比利时一样。 这些例子证明，原教旨主义确实不是一个只有伊斯兰教才有的问题。《国际先驱论坛报》以俄国主张倒退的共产党人根纳季·久加诺夫为靶子评论道：“我们都有自己的久加诺夫。”声势搞得最大的又是奥地利人：自1986年以来，极右翼民众主义者约尔格·海德尔就在政治舞台上驰骋，不仅他本人自吹自擂，而且舆论也认为，这将使他在千年之交到来以前入主维也纳的总理府。只是他在有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唤起人们对千年王国的回忆的不当言词，此前给他造成了损害，但这向来只是短时间的。与世界各地的其他志同道合者们不同，这位40多岁仍然朝气蓬勃的职业民众主义者得益于本国特别文雅的世外桃园般的环境。1995年1月，奥地利在无选择余地的情况下加入了欧洲联盟，而海德尔则坚决反对加入。由于加入欧盟，这个阿尔卑斯山国家已经经历了一场主观上难以承受的适应性休克。与此同时，人们还要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后果，这些后果给整个欧盟造成了严重的困扰。对于在有疑惑时总是倾向于排斥和逃避的绝大多数奥地利人来说，这是一个双重的挑战，对此挑战他根本无法适应。‘我们被这个天生善于思考的民族所选中”，海德尔说——而此话却没有讲明，这位被选中的人只会使他的选民更深地陷入困境。因为这位蛊惑者也是一位市场至上论者，他自吹从哈佛大学的新自由主义者杰弗里·萨克斯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如怎样使经济对全球性的挑战作好准备”。然而在1996年秋季大选中，他却让人沿着维也纳的大街小巷张贴海报：“维也纳不应成为芝加哥”。——为了“让维也纳永远是我们的家园”，适用的口号是：“选举日是算帐目”。社会民主党全国书记卡尔·施勒格尔承认：“我们处于危险的局势中，”前红党中央书记彼得·马利齐预言：“将要发生一场灾难。” 初步预测：重现皇帝和国王的首都 假如不得不像选举时那样依据发展趋势和第一轮投票的计票结果对未来的胜利者作出预测的话，那么前皇帝和国王的帝国首都维也纳可能会名列榜首。上一次世纪之交时，维也纳是全球第七大都会，而今天仅就人口规模而言，它在与在此期间出现的325个百万人口级城市的竞争中远远地落在了后面。但是尽管如此，它不久就能从将来的伟大中受益，就像它从现在的平凡中受益一样。 至迟到2050年，根据气候条件变化可预见的海平面升高将威胁到绝大多数大城市，全世界的山区都将同可怕的泥石流作斗争，而此时，围绕维也纳直线派发展起来的现代派的这块诞生地却幸免于难：尽管温度较高仍还算是宜人的大陆性气候，视野所及望不见大海，只能看到坡度舒缓连绵起伏的山丘，上面覆盖着经常被人歌颂的曾抵御过土耳其军队的维也纳森林。 今天的执政者们从哈布斯堡家族的错误中汲取了教训：与上个世纪末的混乱局面不同，在不受欢迎的外国人的移民潮真正开始之前，就把它制止住了。无论是肮脏的波斯尼亚民众，还是吉卜赛部落，或是黑非洲的黑市商人，都不该打扰住在维也纳普拉特公园周围的上流阶层的宁静安逸的新生活，就在离这座公园不远的地方，100年前曾有10多万犹太人寻找避难处，以逃避东欧更可怕的贫困和新的大屠杀。 别害怕，估计不大可能再次驱逐犹太人，恐怕根本不值得为此花费力气，只不过还存在一些绝非只是在维也纳的定期聚餐会上才能听到的无耻言行。尽管如此，维也纳式的排犹主义这一效力如此强劲的奥地利出口产品，还是找到了一种时兴的、同样行之有效的后继形式：恐外、排外、拒外。 现在仍在奥地利执政的由社会民主党和人民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早在1994年就已经有先见之明地作出了反应，当然仅仅是出于对在约尔格·海德尔的得票中如此清楚地显示出来的民族心态的恐惧。内阁像往常一样一致通过了一项一揽子法律，该法律使这个阿尔卑斯山共和国在对外国人采取非歧视性政策方面落到了所有西欧国家的末尾。每年只有区区一千名不能出示欧洲联盟护照的外国人能获得初次工作许可，这主要是一些高技能的管理人才或职业运动员。 这项法律丝毫无损于海德尔，相反，这样一来排外最终变得堂而皇之了。海德尔继续获得成功，即使他不当政，政策也在海德尔化。当德意志帝国首相冯·弹斯麦的一位直系后裔，社会民主党的内政部长卡斯拍·艾内姆要求人们至少在家庭团聚方面宽容大度一点儿时，他的顾问们不得不像无知的学童那样在他们的社会民主党总理的最亲密的知己面前为自己辩解，似乎他们刚刚向这位内政部长提过主张对贩卖海洛因的毒品贩子克于刑事处罚的建议。 在1996年10月举行的维也纳市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失去了保持数十年之久的议会绝对多数地位，在这样的困境中，社会民主党人由其市政交通委员会委员约翰·哈茨尔出面，鼓吹使用法律手段：“因此我完全可以设想，我们在审查时发现，某个有居留许可证的人（因此是一个合法居住在奥地利的外国人）经常由于开快车或乱停车而受到交通处罚。这也是与社会不合作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居留许可证应当被吊销。 尽管经常进行这样的清洗，随着经济形势日益尖锐化，人们无法再完全阻止甚至也包括非外国人在内的令人恶心的贫困和令人厌恶的好勇斗狠。在美好的红色20年代，社会民主党人还致力于改造外环带，即环绕维也纳内城区的一个近乎封闭的环形街区，以繁华的环行大道为样板，用社会福利住宅建筑将其建成“无产阶级的环行大街”。这条环行大街现在成了交通地狱，停车道旁挤满了主要是来自东欧的妓女。海德尔凭着敏锐的直觉抨击该地区及一些毗邻地区的“贫民窟化”，在这些地区的廉价住房里，住的主要是来自东南欧的外籍工人。市政府最近提出一项所谓的“再加一条城市外环带”倡议，努力改善这一地区。 这可不是幻想出来的。按哈茨尔和海德尔的意思，人们不应像在1850年以前那样在环行大道旁抵御土耳其人和其他入侵者，现在应当沿着外环带高高地砌起一堵城墙，不过这一次应当是高科技式的城墙。在这个有悠久传统的皇帝和国王的首都，有了这堵墙，就不会只是通过危机才创造出稳定的工作岗位，维也纳也能提出一项令世界瞩目的有名气的和具有导向性的规划。这个从来不想成为一个动荡之城，而现在政治上却如此动荡不安的联邦首都，其健康的核心部分由此很快就能重新恢复该城历史上一向如此珍视的那种安宁。 相反，几十年来被秘密存入设在得到精心修缮的市中心的各家受到严格的银行保密法保护的分行里的各种游资始终是受欢迎的。1996年夏当一位可疑的格鲁吉亚商人在市中心被谋杀时，奥地利的电视报道说，少数特殊的俄国客人在维也纳花的钱比每天潮水般涌来的所有德国游客的钱还要多。在从前喜欢向沙特的百万富翁推销自己的别墅的房地产经纪人那里和在珠宝商人那里，特别看重的顾客是来自俄国的客人。宝石销售打破了纪录，主要商家的珠宝首饰店改建得富丽堂皇。 “奢侈在世界范围被社会所接受，它不再遮遮掩掩，而是得到承认，受到尊重，甚至成为公众关注的中心。这一趋势是90年代的主题。卡蒂埃通过改造维也纳的店铺，决定性地参领主导了这一趋势”，卡蒂埃·约阿利尔斯1996年7月这样通知他的顾客，并且还自信地把这封信贴在分店前施工现场的篱笆墙上，这家分店就座落在豪华的菜市场旁，紧邻美味飘香但却声名狼藉的皇帝和国王的宫廷糕点师德梅尔的店铺。 但是，多么尴尬，这封通告信一再被人撕掉，这面篱笆墙甚至被人用粗野的、反资本主义的涂鸦污损，过路的行人表现出愤怒的样子。卡蒂埃的女经理最终不得不让人用花大价钱印上公司名号的纸重新被糊整堵篱笆墙。而这类乱子借助于激光支持的城墙守卫，存储着个人资料的磁卡，以及通过在各种通道和地铁车站对往来人员的有效监视，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地铁这一时髦的交通工具轻率地也驶往郊区，但是却愚蠢地没有提供去飞机场的逃跑路线。不过明智的是，维也纳外环带内的房租和房价今天已经如此之高，因此这里居民可以心平气和地被算作卡蒂埃的常客，而不会与那些懒惰的涂鸦者为伍。 速度、速度、速度：涡轮资本主义令所有的人都难以承受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要高喊：不、不、绝不。维也纳以这种方式再生只能是一场梦，一个不祥的梦，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是一部成功的好莱坞恐怖片，无论如何不是现实，也根本不会在未来成为现实。这一切都会证实是像前几次在选举过程中常见的那种完全错误的预测，是失真的幻象，是过快的速度激发的热梦，全球化在以这种过快的速度向前飞奔，使人几乎没有时间进行冷静的思考。 正是这种速度，“创造性破坏进程的加速度，是今天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的新现象”，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勒特韦克分析道，他为此创造了“涡轮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这位出生在罗马尼亚、同时也是知名的军事战略家和历史学家的学者说，“这场变革的可怕的速度”将给“大部分居民造成精神创伤”。 这位在美国亲共和党人的勒特韦克，直言不讳地攻击他的同志，因为他们像总统候选人鲍勃·多尔一样，在自己的演说中发誓要“重视家庭”，但是却推行相反的政策：重视家庭和共同体的稳定的人，不能同时又主张取消对经济的调控和实行经济全球化，因为这些做法是工艺技术快速变化的开路先锋。美国家庭的解体，将会在世界许多地方看到的有意义的共同体的瓦解，以及在例如墨西哥等一些国家中出现的动乱，就是这些做法的破坏力所造成的结果。 勒特韦克把美国取消对空中交通的控制称作“涡轮资本主义的后果的一个在此期间已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此举虽然实现了低票价，但是同时也导致了大量解雇员工和出现一些“混乱的和不稳定的航空公司”。这种发展趋势“也许会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有趣的对象：它导致了多少起离婚并由此造成了多少问题儿童，它给在这些航线上工作的雇员家庭带来了多少经济上的烦恼？” 这种可怕的速度的另一个同样严重的后果是：商品供应在国际竞争中变化得如此之快，以致于连30岁的人都不了解只比他们小几岁的青少年的消费情况。电子娱乐和电子计算机令人难以理解。千百万雇员在其职业生涯中不得不多次彻底改行，谁想取得成功，谁就必须表现出“灵活性”并且经常变换居住地点。“这简直是胡闹”，在维也纳的黑伦街这个卡尔·马克思曾在1848年革命年代作过反对剥削的鼓动演说的地方，罗伯特·温宁格说，“从前每天修理一处管道破裂就够了，今天至少要修理八处。甚至在建筑业中现在也不得不只用极少的人去完成相当于从前正常工作量几倍的工作。” 在这样的发展速度中，必然有越来越多的人落伍，他们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不断改变自己的世界观，毕生提供最高效率的劳务。甚至关于人生规划或企业目标一类的重大决定也常常是在有害的忙碌中作出的，政治家们总是在等待着“即时反应”。党派偏好在填写选票室里还有可能改变，甚至使最及时的预测落空。偶然的情绪和印象以这种方式成为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的基础。温宁格曾干过25年水暖工，后来失了业，现在在保安公司第4大队当门房。过去他一直投社会民主党的票，但是从1994年起，“当然要选约尔格·海德尔。我们必须让他试试”。 维也纳的国民经济学家和组织顾问埃伦弗里德·纳特尔说，出于正当防卫，“在这样的时期我对某些无效率甚至磨洋工现象产生了同情”。谨慎的西奥地利思想家弗兰茨·克布劝人们怠工，并宣传个人的“拖延时间”，而这种被认为已如此过时的“怠工”，在这个单一的世界上现在突然成了全球性的“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全球化导致结构变化加速，越来越多的人对此难以承受”，现在甚至连季尔·内克尔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此人长期担任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他一直自豪地宣称，“我决定性地参与发起了关于（德国的）生产基地问题的讨论”。现在这位一向如此自信的工业界领袖认为，“关于全球化后果的严肃的讨论早就被延误了”。现在的势头显然令所有的人——绝不仅仅是普通的选民，而且也包括那些被认为根本不可能受到伤害的全球大腕儿，都难以承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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