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动听的谎言 　　——关于生产基地和公正合理的全球化的神话 　　他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双手握合在两腿之间，紧抿着双唇。墨西哥人赫苏斯·冈萨雷斯恐怕从未想到过他会落到这步天地。他曾苦干多年才取得了电工资格，终于在蓬勃发展的机动车辆工业中找到了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按时领取工资，并且似乎是有保障的。他的工厂为墨西哥的摩托车和拖拉机安装减震器，那里原来一切运转正常。但是后来一切都崩溃了，首先是货币，然后是贸易，最后是国民经济。他的公司倒闭了。现在这位30岁的拖家带口的父亲在墨西哥城中心喧闹的圣何塞大街的人行道上打发日子。他坐在一个白铁皮制的手工工具箱上，在一块硬纸板上以潦草的字迹为自己打出“电工”的广告，希望能接点零活儿干。他不再指望会有好日子。他说，这场危机“持续的时间将比我们料想的要长得多”。 　　赫苏斯·冈萨雷斯的命运1996年在墨西哥属于正常情况。在处于就业年龄的墨西哥人中，有半数人或者没有工作，或者是在影子经济中打零工。一年半以来，按居民人均计算的经济效率下降。政治动乱、罢工和农民起义震撼着这个国家。而政府及其美国顾问们曾经计划过的事情则完全不同。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三位不同的总统顺从地遵循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政府的建议。他们使绝大部分国有工业企业私有化，为外国投资者清除障碍，降低进口关税并使这个国家向国际金融体系开放。1993年墨西哥同美国和加拿大甚至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借助于该协定，这个国家将在十年内完全与北美市场融为一体。新自由党人国际联合会找到了一个模范学生。199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终于接纳墨西哥加入这个富国俱乐部，以此作为对墨西哥人的这条被误认为可以作为榜样的路线的奖励。 　　乍看上去这个计划似乎运转正常。许多跨国康采恩开办或者扩建了生产企业。出口每年增长6％、1982年还使该国陷入危机的国家预算中的外债在减少。此外，墨西哥还第一次经历了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有购买力的中产阶级的崛起，他们创办新的企业并且缴纳税款。但是从这一奇迹中获益的事实上只是少数经济部门和一小部分居民。化学、电子和汽车行业中新的、生机勃勃的新兴工业高度依赖进口，只提供了比较少的新工作岗位。从前国有的大工业落到了几个大股东手里。仅仅25家控股公司就控制了一个生产着一半国民总产值的公司帝国。与此同时，迅速向美国开放使重要的民族经济部门遭受到美国的竞争。进口浪潮淹没了这个国家，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工业屈服了。单是在机器制造业中，就有半数企业不得不关闭，在此前一向稳定的纺织行业情况也是如此。实际的经济增长降到了人口增长率以下。被大力推行的农业资本化本该促进出口并帮助抵御强大的美国竞争者，但是它却产生了灾难性的结果。数百万墨西哥农业工人因采用机器而失去了工作，流入本来就已过分拥挤的城市。自1988年以来，进口的增长比出口的增长快4倍，使贸易逆差不断增加，1994年达到的数额相当于所有其他拉美国家贸易逆差的总和。然而此时墨西哥的发展战略已不能退回去了。为了取悦于选民和使进口货价格便宜，政府以最高利率促使本国货币升值。此举不仅扼杀了国内经济，而且还将美国投资信托基金500多亿美元的短期投资引进了这个国家。到1994年12月，不可避免的后果产生了：靠借贷维持的繁荣土崩瓦解，比索贬值势在必行。由于害怕受骗的美国投资者发怒以及害怕引发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华盛顿的财政部长鲁宾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提供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紧急贷款（参见本书第三章　：负有限责任的专制）。这虽然拯救了外国投资者，然而却使墨西哥陷入了一场经济灾难。为了重新赢得国际市场的信任，埃内斯托·塞迪略总统命令他的国家继续实行休克疗法。实际上高于20％的年利率和政府开支的大幅度缩减引发了6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短短几个月里有15000家企业倒闭，300万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居民的购买力缩小了至少三分之一。 　　在进行了十年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之后，这个位于格兰德河以南拥有上亿人口的国家此时的处境比从前更糟。从南方萨帕塔人的农民游击战到无法偿还急剧蹿升的贷款利息的大约100万有组织的中产阶级人士，各种各样的抗议运动在动摇着这个国家。女社会科学家和地域学专家安妮·胡夫施米特评价说，墨西哥仍然是一个门槛国家，不过它不是正要跨入富裕地区，而是“正处在迈向无政府状态和内战的门槛旁”。 　　因此总结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场冒险，其结果即使对于北方强大的邻国来说也是消极的。当美国的装配厂最初迁移到南方的时候，克林顿政府还可以论证说，在美国的出口工业中，向墨西哥不断增加的商品输出在美国本土创造了25万个新工作岗位。但是随着经济的衰退，墨西哥人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也衰退了，1994年美国对墨西哥的贸易顺差变成了逆差。美国本土预期要增加的工作岗位成了泡影，反之，所有那些因在墨西哥使用廉价劳动力而降低了工资成本的公司的赢利却增加了。比索贬值使许多美国康采恩，此外也使许多德国的和亚洲的汽车和电子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甚至还捞到了额外的好处。这些公司中的工作岗位为许多墨西哥家庭提供了生存基础，但是它们弥补不了国内经济的崩溃所造成的损失。因此墨西哥难民的人数再次上升，他们非法地并且常常是在冒险的情况下渡过格兰德河，进入美国寻找活下去的机会，尽管同墨西哥缔结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严格地阻止这种迁移。 　　因此墨西哥的经验揭示出，指望通过完全的市场实现富强奇迹是天真的幻想。一个欠发达的国家如果不目标明确地促进工业发展并通过关税壁垒来保护自己，无论什么时候它试图与来自西方发达工业国的占压倒优势的竞争者较量，失败都是可以预见的：自由贸易仅仅意味着实现强者的权利——不仅是在中美洲。 　　欧洲的墨西哥是土耳其。由于希望迅速推进现代化，安卡拉政府与欧洲联盟缔结了一项关于建立关税联盟的协议，该协议于1996年初生效。土耳其的工业家们期望通过这个协议把更多的产品出口到欧盟。然而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现代化崇尚者同墨西哥人一样，低估了开放给他们自己的市场带来的后果。自从世界各地的商品可以按欧盟的条件输入到土耳其以来，外国的廉价产品成了畅销货。半年之内土耳其的对外贸易结算表上就出现了巨额赤字。虽然出口增加了10％，但是进口却增加了30％。出于对其受到威胁的外汇储备的担忧，伊斯兰繁荣党领导的新政府立即开征6％的进口税。但是按照与欧盟缔结的关税协议，这样的保护措施只允许实行200天。土耳其困在陷阱里了。 　　这再一次证明，满怀希望而资本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无防护地融入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其遭受的损失大于得到的利益。这一认识当然绝不是什么新发现。与迷信市场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不同，南半球较贫穷国家的许多执政者早在许多年前就懂得了这一点，并且为自己的国家开辟出一条更加明智得多的走向富裕之路。 　　不是羊而是龙：亚洲奇迹 　　外国人喜欢来槟榔屿已经很久了。海洋性气候和肥沃的土地上个世纪就引来了美国殖民者，他们在泰国一马来西亚的西海岸前方的这个岛屿上建立了一个据点。该岛首府乔治市今天也仍然繁华热闹。不过吸引外国人的已不再是种植园的热带水果贸易或旅游观光胜地。来自日本、欧洲和美国的浅色皮肤的客人们仍然还是在机场到港大厅的随机行李输送带旁挤作一团。槟榔屿的新魅力在于它的工业区。得克萨斯仪表公司、日立、英特尔、西盖特和体利特·帕卡德等大公司都以巨大的招牌表明，没有一家大电子康采恩能允许这里没有自己的工厂。马来西亚太自豪地把这个他们从前当作浴场的岛屿称作“硅岛”，岛上的工厂使这个东南亚国家上升为世界最大的半导体产品出口国，并且已经为30万人提供了工作。 　　槟榔屿只是这个从前的农业国25年来所经历的这场经济革命的许多令人惊讶的标志之一。马来西亚早已不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从1970年以来，国民经济平均每年增长7％－8％，工业生产的增长甚至超过10％。工业中的就业者今天已不再是只占全体就业者的5％，而是占到了25％，工业生产的产值已占到整个经济总产值的1／3。从1987年到1995年，这个2000万人口的国家的人均收入翻了一番，达到一年4000美元。如果政府的计划顺利实现的话，到2020年，人均收入将再增加4倍，从而达到美国的水平。 　　正在引人注目地赶超上来跨入富裕地区行列的不仅仅是马来西亚。南朝鲜、台湾、新加坡和香港早就被称作亚洲“虎”，早在五至十年以前就已经达到了马来西亚现在的水平。泰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南方地区最终也逐个起飞，以取得完全类似的成就而被称作“龙”。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和工业家们都赞扬亚洲的经济奇迹，称赞它可以作为榜样，认为它生动地证明了存在着一条摆脱贫困和不发达状态的市场经济的出路。然而，亚洲的繁荣与绝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很少共同之处。远东的这些新兴国家和地区无例外地奉行一种在西方简直是禁忌的战略：在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上实行强有力的国家干预。从雅加达到北京，这些在国家的领导下从事建设的龙扩充了各式各样的手段，用这些手段把发展置于控制之下，而不是如墨西哥再次经历的那样，像羊一样被人牵上国际竞争的屠宰凳。对它们来说，融入世界市场不是目的，而只是它们——小心谨慎和深思熟虑地——利用的一个手段。 　　在所有亚洲新兴国家，经济对外国开放都遵循日本人所发明的那种航空母舰原则。在所有那些计划者认为本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实力太弱和打算保护就业的经济部门，以高进口关税和各种技术规定阻碍进口。相反，当局和政府以一切手段，从减免税直到免费提供基础设施，促进出口产品的生产。这一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操纵汇率。所有亚洲国家都模仿日本的榜样，借助于货币发行银行的货币出售，人为地使本国货币的对外价值保持在低于其国内实际购买力的水平上。因此，尽管东南亚的平均工资按其购买力测算至少相当于欧洲水平的八分之一，但是按汇率计算，其价值仅为西欧的四十分之一。 　　不仅金融市场上短期的资本流动受亚洲的经济发展专家们的干预，而且跨国康采恩的直接投资也要承担明确规定的义务。例如，马来西亚有计划地组织本国的国有公司和私人公司参加康采恩的分公司。这就确保了有越来越多的本地雇员掌握适应世界市场需要的专有技术。此外，为了提高本国居民的整体技能水平，所有国家都把很大的一部分国家预算用来投资建设一个有效率的教育体系。 　　如果这还不够，就用关于许可证和专利权的附加协议来保证技术转让。此外，关于本国生产者在为世界市场的生产中应占有多少份额的规定，考虑到了要使足够的出口利润留在国内并流入本国企业的建设。在这方面，马来西亚最成功的汽车是质子牌汽车，它虽然是与三菱公司合资生产的，但是70％的零部件是在国内制造的。不顾经合组织国家的汽车康采恩的徒劳的抗议，印度尼西亚也同两家韩国汽车公司一起奉行同样的战略。所有这些措施都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标：政府在经济上保持独立自主，并保证无论是本国资本还是外国资本，都去完成政治上既定的目标。谁不合作，谁就滚蛋。 　　成功证明亚洲的经济计划者们是正确的。几乎所有东亚新兴国家在当初起飞的时候，都是像墨西哥那样充当单纯的原料或零配件供应者，起着跨国康采恩的延长的工作台的作用。但是政府主管部门中的领导者们从未忽视过保护和发展自己的国内经济，他们只不过是用康采恩分公司的出口来为本国经济筹集资金。他们逐渐创立了本国的半国有半私有的大企业，这些大企业现在甚至已跃身于世界市场。不仅韩国有其势力强大的、被称作“财团”的企业综合集团，如现代集团或者三星集团，它们把从汽车、电子计算机到船舶的多个生产部门同时组合在一个康采恩内。就连其居民人口只有2000万人的较小的马来西亚。也已拥有6个跨国公司。其中最大的西姆·达比公司在21个国家中没有200多家子公司，拥有5万名雇员。它的股本价值已经超过了譬如亚洲名列前茅的航空公司新加坡航空公司。 　　因此，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绝非是遵循着一个唯一的、普遍适用的原则。当老牌的富裕国家鼓吹国家减少对经济的干预，给市场力量以越来越大的活动空间的时候，新兴国家却反其道而行之。同一批康采恩战略家，他们在美国或德国直言不讳地拒绝国家对其投资决策的任何干预，而在亚洲却心甘情愿地让数以十亿计的投资屈从于国家官僚们规定的条件，这些官僚们理直气壮地把他们的工作称作中央经济计划。在两位数的增长率中获取的利润，打消了一切意识形态方面的保留态度。 　　自由贸易：是保护穷人吗？ 　　当然亚洲奇迹也有其阴暗面：与经济繁荣携手同行的是腐败、政治压迫、可怕的环境破坏，以及对无法律保护的职工（其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常常是毫无节制的剥削。例如耐克：这种昂贵的运动鞋在欧洲和美国售价达150美元，在印度尼西亚，有大约12万男女工人在这家康采恩的联营企业中缝制和冲压这种鞋，他们的日工资还不到3美元。这即使对印度尼西亚的国情而言也是不足以糊口的工资，但是它却符合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这个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该国8000万劳动力中半数以上的工人。为了保持这一优势，30年来一直执政的独裁者苏哈托的军政府把一切工人抗议活动都扼杀在萌芽状态。例如，当印尼西冷市22岁的耐克鞋厂工人通里斯·西图莫朗于1995年秋动员他的同事们罢工的时候，当地的军人立即把他关进厂区内的一个储藏室囚禁了7天，并且审讯了他一昼夜。他后来总算获释，只是失去了他的工作。而其他一些人，如两位全国知名的工会女会员苏吉亚蒂和马尔西纳，则为自己的勇敢献出了生命。人们在她们试图组织里工的工厂的废料堆里，发现了她们被严刑拷打摧残得血肉们的护照。 　　在中国，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借助中外合资企业确保自己参与这个中央帝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爆炸式的发展，目前这种中外合资企业已经超过15万家，其中许多企业甚至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待自己的工人。在100多万女工中，有许多人不得不在她们的工作台前从事缝纫、冲压或者包装工作每天长达15个小时，需要时甚至更长。一家地方报纸写道，“人们被迫像机器一样工作”。女工们进厂时常常不得不缴纳数额相当于好几个月工资的抵押金，如果她们违背企业主管的意愿离开公司，她们就拿不回这笔抵押金。夜里她们被圈在拥挤不堪的宿舍里，宿舍门通常被锁上，一旦发生火灾这里就变成了死亡陷阱。甚至连北京中央政府都承认，劳动保护法被置若罔闻，1993年仅6个月之内就发生了11000多起工伤死亡事故和28000多起火灾。而与此同时，当局却以中国工人阶级的名义禁止任何抵抗，尤其是在为外国技资者设立的经济特区内。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1996年6月报告说，“凡是抱怨或者试图建立工会的人，通常立即被判处关3年劳动营，目前有几百名工会会员正在坐牢”。 　　面对东亚国家进军抢占世界市场份额的这种——按西方国家的标准——不可接受的做法，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府却持令人吃惊的克制态度。西欧国家的政府首脑们最近一次表演对问题故意视而不见是在1996年3月初，当时他们正在曼谷与8个居领先地位的亚洲国家的政府首脑为促进相互间的经济关系而举行会晤。当演讲人一个接一个地在会议中心呼吁各国相互理解的时候，100多个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一个与之相对抗的代表会议上抗议亚洲工厂中非人的劳动条件。与此同时，五万多名泰国人在自己的政府首脑的驻地前建起一片帐篷营地举行示威，反对本国不断增长的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但是在公开场合，任何一位欧洲贵宾对此都未置一词，相反，德国总理同英国首相一样，宁愿在幕后的会谈中热心地为那些仍在使用德国的或英国的名义的康采恩争取大宗订货。与此同时，戴姆勒一奔驰公司董事长于尔根·施伦普通过传媒宣称，德国必须准备“向亚洲学习”，而德国工商业代表大会则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其中赞扬了印度尼西亚专制制度的“政治稳定”和“特别好的投资条件”。 　　这一类蠢话传递着一个后果严重的信息：只要有利于世界经济，环境和健康保护、民主和人权都应该放弃。对此，国际工会组织工会咨询委员会，即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雇员代表机构的秘书长约翰·埃文斯告诫人们，“我们绝不能容许把独裁政权视为取得经济成功的必要前提。”“只有在民主政体中才能够对收益的分配进行争论。”因此同世界各国的绝大多数工会会员一样，埃文斯很久以来一直坚决主张，以对有关国家实行贸易制裁来惩罚违反人权和环境标准的行为。 　　借助工会支持当选的比尔·克林顿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形式上甚至也接受了这一要求。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结束时，美国代表主张把一个社会附加条款和一个环境附加条款列入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据此，那些可以证实是在违反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最低标准的条件下生产其出口产品的国家，应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被起诉，必要时应处以惩罚性关税。然而，反对上述附加条款的木仅是那些有可能受到指控的国家。它们的反对本来应该是可以被克服的，因为由于新协定排除了许多从前的保护性关税和贸易障碍，这些国家不得不由于新协定而失去许多。这项动议首先是由于欧盟国家而遭到失败的，欧盟各国——除了法国以外——全都对这项动仪表示反对。该计划尤其在德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那里遭到了严厉的拒绝，正如法国报纸他界报《外交月刊》尖刻的评论那样，在这些国家，“人们相信自由贸易就像孩子们相信圣诞老人一样”。因此，尽管谈判总计延续了7年多的时间，人们最终未能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实施一项全世界适用的贸易法规。 　　尽管如此，反对人们所要求的遵守最低标准，并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主要标准，如禁止使用童工和强制劳动、禁止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以及保障工会自由等等，本来就是几乎所有国家都早已批准的那些联合国公约的组成部分。以贸易制裁相威胁只不过是要赋予这些已生效的条约以强制手段罢了。与此相反，持异议者如德国联邦经济部长京特。雷克斯罗特或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鲁杰罗却宣称，如果在世界贸易中实施社会规则，“新贸易保护主义就有可能通过后门溜进来”。富裕国家就可以在社会问题的借口下设法摆脱来自南方国家的廉价品的竞争。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日内瓦谈判中也以同样的理由论证道，如果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列入社会附加条款，只会再次拒绝让南方的穷人分享富裕。 　　但是这一论据充其量只具有宣传的价值，出自欧洲政治家之口则近乎伪善。当事关有影响的联合会和资本所有者的利益的时候，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各国政府是不会在其贸易政策方面持矜持态度的。只要欧洲的企业还没有及时在低工资地区为自己搞到一块生产基地，该委员会迄今为止一直是根据提出起诉的行业联合会的申请征收严厉的反倾销关税，特别是对来自亚洲的进口商品。从中国产的滚珠轴承到韩国产的摄像机，直到俄国产的基本化学药品，布鲁塞尔的贸易监管者们在世界贸易组织缔约后仍对100多种产品实行这种惩罚性关税，其令人难以相信的理由是，供货商为了不正当地赢得市场份额，以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出售商品。与此相比，实施社会的和生态的最低标准绝不是什么原则上的新东西，它所涉及的只是公平对待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或深受环境污染之苦的居民。那里的执政者们断言，工会自由或者禁止使用童工将会使穷人更穷，这是十足的谎言。情况恰恰相反，如果说他们的贸易收益将会受到威胁的话，那么这恰恰是因为这些南方非民主的精英们最终将被迫让更广泛的居民阶层分享本国的经济成就。此外，如果把确认违反人权行为的工作委托给联合国组织的有关主管机构去做，那就能轻而易举地防止人们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社会附加条款的基础上保护主义地滥用进口限制。 　　贸易保护主义：是保护富人吗？ 　　虽然对独裁政权实行贸易制裁是合理的和公正的，但这对于减轻来自南方的竞争压力却没有多大帮助。许多工会人士希望以此来阻止工资降低和失业，这种希望是虚幻的。低工资国家的成本优势所凭借的不仅仅是不讲社会福利的企业和政府官员的政治压迫或剥削手法。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数量相对较少，它们的出口增长主要是由于居民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在住房和食品保持低价格的情况下，居民对自己的收入提出的要求也较低。此外，这些资本主义的新兴国家至今不必实行社会保险，因为它们的家庭结构几乎还是完整无损的。当亚洲的政治家们被问及疾病和老年的问题时，他们通常的回答是“我们的社会福利体系是家庭”。更多地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这些新兴国家的货币倾销，它使这些国家的出口商品极其便宜。因此，即使西门子公司设在马来西亚的芯片厂不得不向它的流水线女工每月支付700马克的工资，而且该国有自由工会，这家工厂仍然还是有利可图的。即使把最低工资提高一倍，在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生产耐克牌运动鞋也还是值得的。遵守最低标准是必要的，它将在南方培植更多的社会公正，但是人们却不大可能以此确保北方的工作岗位或者在北方创造新的工作岗位。 　　因此，许多遵循本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传统的法国经济学家要求有针对性地使用贸易税。如巴黎政府的经济顾问热拉尔·拉费建议，对亚洲的出口商征收反倾销税，税额至少要能补偿出口国人为的币值低估。但是这笔关税收入不应流入国库，而应当以欧洲货币结算划入相应的出口商的帐户。这些亚洲的出口商可以把这笔钱用作向本国进口欧洲商品的资金，这样就能在贸易和汇率方面建立起一种较好的平衡。此建议虽然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实行起来却是很困难的。在确定税额的时候，任意独断恐怕将畅行无阻。谁也无法客观地判定，何种补偿是公正的，以及这样做是否事实上封锁了有关国家通向北方市场的通道，而这些国家为自身的发展正迫切地依赖着这条通道。 　　再者说，阻挡低工资国家的竞争，是否能从根本上阻止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急剧贬值，这也是成问题的。毫无疑问，来自东方和远东的日益增长的进在工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中造成了损失。在制鞋工业和纺织工业中，在计算机技术、精密机械和类似的部门中，欧洲、北美和日本这经济三强中的所有国家的工作岗位都受到了损失，而世界经济的后起之秀却得到了好处。因此而降低的主要是对非技术性劳动和机械的流水线劳动的需求。英国经济学家阿德里安·伍德在一份依据经验材料写成的长篇研究报告中证实，自1980年以来，由于同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日益扩大，经济三强各国的工业的劳动供给平均减少了15％。 　　但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计算，这种发展趋势迄今为止对于绝大多数北方富裕国家来说一直是赚钱的买卖。因为随着进口的增长，新兴国家在其买主那里的采购也在同时增长。从工厂设备到通讯卫星，它们最终不得不购买一切它们自己现在还生产不了的东西。在这一方面，没有哪一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比德国更成功。迄今为止，这个地处欧洲心脏的经济巨人，按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计算，是世界上出口最强劲的国家。联邦共和国不仅在同东南亚，而且在同中欧新市场经济国家的交换中甚至达到了出超。不过大部分出口盈利都落在了资本密集型和科技导向型行业的帐上，如机器和设备制造、化学、电气工程和精密技术等行业。 　　这一转变是劳动危机的最重要的原因。绝大多数德国企业，此外还有法国的或日本的企业，由于全球化而赚了大钱。只是它们从其收入中支付给本国劳动力的份额在不断缩减。不是总的富裕程度降低了，而只是工资所占的比例，即经济成就分摊在工资和薪金上的份额减少了。甚至在直到前不久还在考虑平衡问题的德国，工资所占的份额自1982年以来也下降了10％。与此同时，工资总额在各个不同的职业群体中分配不均的状况加剧了。难以替代的专业人才或者掌握特殊技能的服务业从业者几乎不受国际竞争的影响，他们肯定还可以指望增加薪水。大多数其余的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未经过培训D的非熟练工人，工资收入则逐渐下降。 　　然而，这一进程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与亚洲或中欧的新工业化国家有关。对劳动力市场的巨大冲击主要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相互间的迅速联合造成的。即使在90年代，仍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跨国投资是在该国家集团内部进行的。虽然北方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有所增加，但是这种资本转移半数以上是用于开采原料或者建立服务性企业，如饭店或者银行，因此与劳动力转移关系不大。而增长更快的首先是富国之间的跨国的企业买卖和投资。从1992年至1995年，投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从每年将近550亿美元增加到970亿美元，而在同一时期，这些康采恩投向经合组织国家的直接投资则从每年大约1110亿美元提高到了2160亿美元。同样，这个富国俱乐部所开展的繁荣兴旺的世界贸易，绝大部分也仍旧是在它的成员国之间进行的。 　　这些数据表明，经合组织国家间的资本联合和贸易联合已达到了何种规模。随之而来的富裕国家自己相互间竞争的加剧，导致若干年来劳动生产率总的来讲比经济成就增长得更快。在竞争中加速实行的技术变革，越来越多地使劳动变得过剩。造成失业和工资降低的罪魁祸首不是南方和东方的廉价工人。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使经合组织范围内的合理化和降低劳务费用的螺旋继续进行下去的工具和润滑剂。 　　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用大量的研究著作填满了所有的图书馆，这些著作试图证明，引起就业危机的只是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的进步，而不是跨国的联合和竞争。然而这种区分是纯粹学究式的。在现实世界中，这两种现象是不可分割地彼此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只有全球性的紧密联系才使得技术进步具有了那种今天能把数以百万计的人排挤到社会边缘的决定性力量。但是，要抗拒这种发展趋势，设置贸易障碍和实行防御性关税恐怕是个拙劣的武器，只要这种贸易保护主义仅仅是针对着低工资国家的。只有当一个国家同时也阻挡来自其他发达国家的竞争的时候，它才能重建自己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但是，为此它将失去自己所有的出口市场，因为竞争对手们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一种制造混乱的战略。而相反的结构变化的代价又将是巨大的财富损失，尽管就业率较高。 　　经济学家和经济贤人们在一切场合总是告诫说，富国的国民将来必须自我克制，因为到处都有新的廉价劳动力大军涌入市场，而同时他们却隐瞒并且讳言，富国的总生产效益一如既往地在增长。所投入的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也在以同样的甚至更快的速度递增。因此绝不能说是穷国夺走了富国的富裕。 　　恰恰相反，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是那些北方和南方的特权者，即富有的有产者、资本所有者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获取了经济全球化在牺牲其余居民的利益的情况下给他们带来的在全世界范围生产的——和日益增长的——财富的越来越大的份额。联邦银行关于个人收入来源的统计反映出，这一发展趋势同样也早就席卷了德国，尽管德国迄今为止一直存在着强大的工会和高额的社会福利费拨款。在西德，到1978年还有54％的可支配收入分摊在工资和薪金上。其余的部分一半用作利息和利润收入，一半用来支付养老金和社会福利费用。16年后，实际工资和薪金所占的份额降到了仅剩45％。因为现在已有足足三分之一的国民收入被用来支付有价证券利息和企业利润的受益者的非劳动所得。 　　因此就不难理解，随着世界的经济一体化而发生的种种冲突，恰好都与分配斗争有关，而这种分配斗争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一件事令人感到吃惊，即市场神话的信徒们直到现在还总是能面对他们自己和广大公众否认这个简单的真理。例如在德国，该国围绕经济基地问题的争论显得越来越荒诞不经，并产生出极其错误的政策。 　　德国模式：关于生产基地的谎言 　　赫尔穆特·科尔曾满口甜言蜜语。他对德国的雇员代表们恭维道，“工会表现得特别有合作精神和乐于对话”，它们的劳动联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他赞扬德国五金工业工会主席克劳斯·茨维克尔是一位“有崇高使命感的德国同胞”，并说他必须对化学工业工会“表示尊敬和感谢”。他热情地向这些讨好对象保证，自己将在困难的时候向他们提供援助。“我是路德维希·艾哈德的学生。这个党绝不会制订只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社会条件也是政策的导向之一，因此不会撤消社会福利。”1996年4月这位联邦总理在第一套电视节目黄金时段中对每一位听众这样说。仅仅两个月之后，这些受到阿谀奉承的听众就在波恩组织了战后规模最大的工会示威游行，抗议这同一位总理及其政策。30多万人分乘74趟专列和5400辆大客车举行示威游行，部分人行程达对小时，以表示他们对削减社会福利、失业和国家下令降低工资的抗议。德国工会联合会领导人迪特尔·舒尔特宣布，如果联邦政府坚持其纲领，那么“这个共和国就会遭遇这样的局势，与其相比法国曾出现过的局面只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序幕”，这里他是在暗指半年前法国的同事们举行的那场十分相似的起义。对此科尔只得用这样的话来回敬他从前的合作伙伴，他称他们是“专爱发牢骚的人和有疑心病的人”，说他们“只顾捍卫既得利益”，而“拿德国的未来当儿戏”。 　　在德国，时代正在发生转折：保守党人一自由党人的政府不再只是遮遮掩掩地，而是全面地和进攻性地采取了该国的资本精英们多年来一直主张和要求的政策。总理说：“我们太贵了”，而他所说的这个“我们”只包括那些作为职员和工人领取其收入的人。有一个词开始走红：既得利益。萨克森州的总理和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智囊库尔特·比登科普夫甚至发现了“一大堆既得利益”，据说这些既得利益现在都需要打破。他所指的是病假工资、子女补贴费、对不当解雇的保护、失业救济金、国家创造就业机会、每周5天工作制、每年30天法定休假，以及其他许许多多迄今为止构成德国市场经济的社会方面的东西。毫无疑问，与其他国家相比，绝大多数德国雇员的处境还是挺不错的，他们的生活状况曾使这个国家受到全世界的赞赏和羡慕，并且曾促使德国各政党从前一直把“德国模式”奉为自己的竞选活动的主题。但是在全球竞争的背景下，以往取得的成就突然变成了既得利益。1996年4月出台的政府施政纲领使用了这样的标题：《为了增长和就业》。科尔和他的部长们现在开始剥夺这些既得利益，全面削减各种社会福利和工资。甚至连因怀孕而增加了既得利益同时又不能再上班的妇女，将来也应当用扣工资来惩罚。 　　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全球化的经济机器中，劳动报酬所占的份额剩得越来越少，所以领取工资和社会福利金的人应当在他们中间这样分配剩下的这点儿余额，即人人都分上一点儿，使失业人数降下来。德国应当向美国学习，美国有更多的人分享工作岗位，但为此他们就不得不忍受低工资。几乎无社会福利、较长的工作时间和较差的工作条件。主张在德国实行较高的资本利润率的一位代言人毕竟公开宣布：“为了重新实现充分就业，把毛工资削减20％是必要的。”这就是诺贝特·瓦尔特的公式，此人是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前所长，现任德意志银行的经济研究负责人，该银行的董事会刚刚因对股票持有者利益的关照而以附权股的形式得到了正式的回报。假如是在几年前，这位银行经济学家提出这样的建议恐怕还要冒政治越位的风险，而今天他知道政府支持他。瓦尔特和他的同伙把这一突破归功于多年来通过多种传媒进行的一场宣传运动，在这场宣传运动中，为了取得胜利，所有的歪曲和伪造都是经过精。已炮制而不易识破的：经济基地德国衰落的谎言。 　　这场宣传运动的核心论据之一是德国的社会福利国家变得愈来愈昂贵了，过多的公民沉湎于“全面综合保险心态”（瓦尔特语），他们宁愿领取社会福利金而不去工作。的确，德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是有许多方面需要改革。在总计152种不同形式的社会福利项目中，有一部分组织混乱，造成了高额的管理费用，并且常常助长弄虚作假行为，而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却甚至无处栖身。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现在已经超过800万，缺乏资金来对他们进行培训和创造就业岗位，以使他们重新溶入社会。只是有一点说得不对：社会福利国家变得愈来愈昂贵了。虽然1995年为所有的社会福利申请支付了将近1万亿马克，比1960年增加了11倍，但是同期国民总收入也同样增加了11倍。1995年共和国的全部社会福利费支出总计占共和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近33o。而1975年，即20年以前，西德社会福利费支出的数值与此完全相同，也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3％。如果不把东德计算在内，今天的比率数甚至还降低了3％。 　　相比之下，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是社会福利费用的经费来源。社会福利开支的将近三分之二是来自从工资和薪金领取者的收入中提取的保险费。由于失业和收入增长缓慢，受薪者的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不断下降，因此为了筹集支付养老金、失业救济金和医疗费用的经费，保险费不得不逐年超比例地提高。单就养老金保险机构来说，400万失业者就意味着一年失去160亿马克。因此德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危机几乎纯粹是劳动危机的结果，而不是什么一个安乐国中变懒了的居民过分自我享乐的结果。鉴于国内财富日益增多，为了避免不必要地提高劳动力的价格，本来只有这样做才是合乎逻辑的，即借助于征税使那些本来不缴纳社会公共福利税的人，即官员、独立经营者和富人也分担社会福利费用。而事实上科尔政府所做的却正好相反。在建设东部的过程中，政府强行挪用社会福利基金，用于支付与本来的保险用途根本毫无关系的各种可能的开支，从支付德国统一社会党受害者的补偿金，到支付被解职的原民主德国国家公务员的提前退休金。据联邦主管当局的管理人员估算，养老金、失业和医疗保险机构只要免除了本来就不该由它们来支付的那些费用，社会公共福利税在工资中所占的比例立即就能降低8个百分点。那些领头指责社会福利国家搞过头了的人也同样随心所欲地花费社会保险投保人的钱。从1990年至1995年，德国的企业主和企业人事主管部门让75万雇员提前退休，在由保险纳费人承担费用的情况下使自己的职工队伍年轻化。由此给养老金保险机构造成的额外支出每年达150亿马克，相当于保险费率的足足一个百分点，或者说是相当于工资总额的三％。 　　使联邦公民降低其社会福利要求的一个同样值得怀疑的方法是对劳动成本作国际比较，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劳动成本高于德国。然而，不同国家小时工资的差别就其所表明的问题而言，与在法兰克福市内和在佩勒贝格郊外建造新建筑的费用的差别是一样的。相反，事实上在世界市场上计算的是单件产品的劳务费用，即用统一标准计算的一定量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海涅·弗拉斯贝克和马塞尔·施特雷默对这方面的数据进行了世界范围的对比分析，从而揭示出令人吃惊的事实。以各国的本国货币为基础计算，西德单件产品的劳务费用在1974－1994年间总计增长了97％，而相比之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其他各成员国平均增长了足足270％。也就是说，德国的效率机器运转得非常出色。正因为如此，德国企业在许多市场上至今一直占上风。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是受托向联邦政府提供咨询意见的6个经济研究中心之一，该所的经济学家们在1996年7月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雇员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幅度没有哪一个地区低于德国”，这个经济研究所的专家们在一份为波恩的经济部撰写的鉴定书中写道。“出现类似数值的只有美国。这些数据证实了温和的德国工会的论点，双明在劳动时间短而有效的情况下，由于生产率高，高额的小时工资是合理的。” 　　可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持续十几年在世界各地卖出比自己的进口量更多的商品而不造成后果。这个必然的后果就是德国马克对其他货币的比价不断升值。德国人在每一轮集体谈判中都要重新贯彻的成本约束，总是由于以外币结算的收入的贬值而很快就再次失效。因此1994年德国出口产品的收益比1992年降低了10％，因为欧洲货币体系的危机和美国中央银行的美元疲软政策促使德国马克的汇率上升和美元的汇率下降。德国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经调查发现，如果把这种汇率的变动考虑在内，多年来各工业国家的成本变化与德国的成本变化差不多是平行的。因此如果按美元计算，甚至连亲企业主联合会的科隆德国经济研究所也计算出，在加工制造业中，德国的单件产品劳务费用与美国的基本上相当。 　　在此背景下，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前任主管，联邦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奥拉夫·亨克尔在1995年秋针对昂贵的德国雇员所使用的宣传伎俩实在是厚颜无耻。据说由于德国企业每年在国外投资数十亿马克，所以随着资本外流，工作岗位也会外流。亨克尔断言：“工作岗位是德国人最大宗的出口畅销货。”这一论断像炸弹一样使公众感到震惊，在全国成百万次地被人传播——然而它却是卑鄙的谎言。 　　为了证明自己的论断，亨克尔算了这样一笔帐：自1981年以来，企业主和康采恩向国外的子公司投资了1580亿马克。同一时期，那里的职工人数增加了75万人。所以说德国每年“出口”将近7万个工作岗位。而事实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一个持续多年取得贸易顺差的国家，资本输出必然要多于资本输入。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同一时期日本的康采恩向国外子公司的投资甚至比德国的康采恩还多1000亿马克。这些投资大多数不是流入低工资国家，而是流进了其他工业国家。德国向国外扩张的最重要的目标是英国、西班牙、美国和法国。 　　尤其是所谓国外新增加的工作岗位，更是一个纯粹虚幻的数字。柏林对外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米夏埃尔·沃尔特曼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点，该研究所10年来一直在从事德国企业的国外投资问题的研究。虽然据联邦银行的统计资料显示，国外的德国企业的职工人数从1989年至1993年增加了19万人。但是在同一时期，德国投资者也购置了一批外国企业，这些企业的原有职工人数甚至超过20万人。也就是说，所谓输出的工作岗位实际上是早就存在着的。当然，确实有许多康采恩建立了新工厂。宝马公司在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西门子公司在英格兰北部、博施公司在威尔士、大众汽车公司在葡萄牙和中国都建了厂。但是与此同时，德国的世界市场战略家们在他们购置的早已存在着的外国公司里毫不迟疑地推行他们在家里搞的那一套：合理化、生产外移化。集中化。此外还有许多人收购外国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扫清市场，这些公司购置后不久就关闭了。因此总的来看，德国企业在国外同在国内一样，很少创造出新工作岗位。 　　虽然围绕着德国的竞争能力展开的这场争论混杂着无稽之谈、矛盾和对公众有意识的欺骗，但对政策的影响仍然是后果严重的。由于对市场激进派关于设在国外的生产基地的雄辩坚信不移，联邦政府为本国制订了一项弊大于利的紧缩计划。到1998年，仅在公职范围内就要裁减掉20万个工作岗位。此外由于减少了用于创造就业机会的资金，东德又将有19．5万人被推入失业者的行列。与此同时，削减社会福利费还将使国内市场上的购买力下降。据德国零售商总联合会负责人霍尔格·文策尔估算，由于缺少顾客，在商场和百货商店中每年将损失3－5万个工作岗位。受联邦政府委托的经济五贤人之一沃尔夫冈·弗兰茨甚至警告说：“失业会自己喂养自己。”但是联邦政府的部长们却断言，这个紧缩计划是唯一的出路，并且以公共基金日益庞大的赤字作为论据。 　　但是这个论据也是漏洞百出的。在失业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国库的税收收入自然会减少。然而这些财政亏空的管理者们却始终尴尬地避而不谈，他们自己也有意识地减少了税入。联邦和各个州每年都慷慨大方地把更多的减免税额分配给各企业和独立经营者，并且容忍资产愈来愈多地转移到低税率国家。随着多次降低股份公司的公司所得税和大量给予折旧优惠，从1990年至1995年，企业利润的税负从33％降到了26％，国家从中得到的收入甚至减少了40％。1980年时收益税还占国家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假如这个数值至今还保持不变的话，那么当联邦财政部长1996年增发公债的时候，公共基金本该多收入86亿马克，即增加一倍半。甚至这个被人们信以为真的紧缩计划也预定要再次降低收入。随着取消财产税和工商业资本税，又要少收入110亿马克。 　　据说所有这一切措施将使在德国建立新企业和创造新工作岗位更容易些。财政部长特奥·魏格尔在为这种降低国家收入的税收改革说明理由时曾谈到，甚至在向企业征税方面，各国之间也存在着竞争。然而，指望较高的利润在一定程度上会自动转化为较高的增长和更多的就业机会，这种希望也同样早就被驳倒了。从1993年至1995年，联邦共和国的企业利润平均足足增加了27％，而投资率却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 　　突破螺旋形下降趋势 　　德国生产基地所引起的这些矛盾，证明把全球竞争宣布为目标本身的政策犯了原则性的思维逻辑错误：它目光短浅。争夺世界（劳动）市场份额的无限制的竞争，使劳动力循着螺旋曲线愈来愈快地贬值，而且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种竞争就像是兔子与刺谓之间的赛跑。某个更廉价的竞争对手总是已经在场或者至迟明天就会到场。自我“调整”的结果只是迫使其他地方的竞争者重新调整，并且很快就又轮到自己需要重新调整。绝大多数雇员无论怎样努力，在这场竞赛中都只会输。受益的只有少数富人和某些具有高技能的人——这部分人在老牌工业国家中平均约占人口的五分之一。现在甚至连经济自由主义的职业辩护土，譬如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巴黎总部的经济学家们，也无法再否认这种向20：80社会发展的趋势。收入统计将贫富之间愈来愈深的鸿沟显示得太清楚了。 　　但是，这种螺旋形下降趋势无止境地继续发展下去既不是命中注定的，而且从根本上讲也不是有很大可能的。实行相反的战略是可能的，而且这种战略早已被大量制订出来。提高劳动的价值必须处于这种反向战略的核心位置。甚至在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中间也无异议，存在着按生态学的要求进行税收改革的极大的可能性。如果借助于征税逐步地和长期地提高能源消费的价格，那么这不仅将遏制危险的环境污染，而且在此过程中还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并延缓自动化工艺的使用。此外，运输费用提高将给跨国的劳动分工以新的限制。以高速公路上不见首尾的载重卡车长龙形式存在的流动的零配件仓库将不再合算。 　　德国经济研究所在一个其假设经过慎重选择的模型计算中证明，借助于对取暖燃油、汽油、天然气和电流消费征收的每年小步提高的生态税，10年之内就能在德国创造出60多万个新工作岗位。把能源消耗减少到最低限度，大部分是通过在建筑物和分散的能源生产中使用手工劳动实现的，因此将为许多人创造就业机会。 　　如果原料消费价格上涨，还会需要更多的劳动。对此，产品学研究者瓦尔特·施塔埃尔在你速的陷阱还是乌龟的胜利这一独具特色的标题下开列了一份值得注意的帐单。为资源规定较高的价格，将使使用寿命长的产品相对于一次性使用的产品和以竞争性报价提供的不耐用的产品取得明显的成本优势——这对劳动有利。施塔埃尔以生产为例预测这种反向发展趋势。从技术上讲，早就能生产其车身和发动机组能使用20年的汽车，取代今天这种通常只能用10年的汽车。在汽车使用寿命为10年的情况下，购车款平均占总费用的57％，只有19％的开支是花费在维修工作上。而在汽车使用寿命为20年的情况下，消费者购置新车的费用所占的份额降到了31％，而汽车总费用的36％不得不用于维修。假定消费者在这两种情况下为他们的汽车支付同样多的钱，那么工厂中的机器人工作就贬值了，相反劳动密集的维修工作则升值了。 　　在社会的其他领域也不乏有意义的工作。在卫生保健部门中、在过分拥挤的大学和中小学里、在恢复遭到破坏的农业区或重建衰败的卫星城的过程中，工作是绰绰有余的。但是单靠私人企业和市场，在这些领域中不可能办成任何事情。只有当国家，首先是各城市和乡镇能够向这样的计划投资的时候，才能创造出相应的工作机会。 　　国家必须取得必要的收入。可以对跨国的资本流动征税而又不损害经济，因而可以以此开辟一个不会提高劳动价格的丰富财源。禁止资产转移到从列支敦士登到海峡群岛这样一些非征税地区还会带来更大的好处，这些地区就像是世界经济的一个黑洞，每年都使更多的资产逃避征税。此外，这样的税收改革还将抵制自下而上的再分配。 　　对上述这样的建议明显地存在着反对意见：正因为卷入全球经济，各个单个的民族国家，至少是北方富裕国家集团中的各民族国家，多数都根本无法再进行这种彻底的改革。尽管联邦议院中的各政党原则上都支持符合生态学要求的税收改革，但是工业界的代表已经扬言，提高能源价格将驱使数千家企业迁往国外，最终使改革计划失败。于是民主变成了无结果的闹剧。 　　因此，未来的中心任务是重新获得政治行动能力，重建政治对经济的优先地位。因为今天已经可以预见，以往的路线不能再长期继续下去了。盲目地适应世界市场的压力必将把迄今为止的福利社会引入无法无天的社会反常状态，使社会结构崩溃，而这些社会结构的正常运转本是福利社会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在社会地位降低和受社会排斥的人中，少数极端分子的队伍正在扩大，而对于这些人的激进化所产生的破坏力，市场和跨国康采恩都没有办法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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