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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七



  汴京·司马光府邸·政事堂
  苏轼与程颐的相识、罢废“募役法”
  “糊涂”的苏轼语出惊人、新的纷争爆
  发了·

  董太师巷司马光故宅的租主是十月底租期满约后搬出的,老仆吕直提出“修缮房舍、以去旧色”、被司马光以“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为理由而制止,遂于十一月初从“春官居”搬进故宅。同时,司马康带着家人和书籍由洛阳独乐园移居于此。屋内的布置又恢复了十五年前的情状,偏院后寝七间,原是书局,现时成了司马光的书房和接待客人的客厅。
  苏轼急急走进董太师巷,远远望见一个老仆弯腰执帚在司马府邸门前打扫阶径,他猜度必是老仆吕直,便放慢了脚步。这位勤劳的老人,老而不衰,手脚不闲,也染有司马君实俭朴之风啊!及至走近细瞧,果是吕直,尚未开口相呼,却被吕直发觉。吕直抬头呵呵大笑,扔下扫帚,急忙迎上,拱手为礼,热情地转达着主人殷切之意:
  “子瞻先生大安。秀才今日早膳时,得知子瞻先生昨日已由登州回京,即命老仆去白家巷苏府迎驾,可借晚了一步,先生出访了。”
  苏轼与吕直极熟,且喜欢这位老人的戆厚耿直,以“吕伯”称之,急忙拱手还礼:
  “你老大安。谢吕伯操劳了。十五年不见,你老还是如此结实硬朗啊!”
  吕直挽着苏轼的双手,眯着眼睛打量着:
  “十五年啊,子瞻先生也长出白发了。可人还是没有变,眼睛还是带笑的,眉毛还是带喜的,说话还是没掩没藏的……”
  苏轼笑:
  “谢你老吉言,一见到你老,我自个儿也觉得无忧无愁了。请你老快为我向司马大先生传禀吧。”
  吕直仗义作主:
  “不用向秀才传禀,子瞻先生驾临,秀才高兴还来不及呢!”
  苏轼打趣地说:
  “吕伯啊,你老怎么还是一声一声地称大先生为‘秀才’,过时了,叫不得了。”
  吕直不解。
  “你老想想,现时大先生已不再是‘秀才’,而是执政握权的宰相,比‘秀才’大十倍百倍了。若仍以‘秀才’称之,大先生自然不会见怪,但朝臣们会笑你老头脑古板,赶不上趟的。再说,大先生今后要时常接见诸国使者,你一声‘秀才’,诸国使者一听,会说咱们大宋没有‘能人’。叫一个‘秀才’管理朝政,这不就全砸锅了吗?今后就以‘相公’称大先生吧!”
  吕直连连点头,连声说“好”,遂挽苏轼手臂登阶入府。
  苏轼行至厅堂,忽被堂前巨大屏风上司马光亲笔书写的一帧“条幅”吸引,便驻足观看:

    访及诸君,若睹朝政阙遗,庶民疾苦,欲进忠言者,请以奏犊闻于朝
  廷,光得与同僚商议,择可行者,进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书宠谕,终无
  所益。若光身有过失,欲赐规正,即以通封书简,吩咐吏人令传入,光得
  内自省讼,佩服改行。至于整会官职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计,并请一
  面奏状,光得与朝省众官公议施行。若在私第垂访,不请语及。某再拜咨
  白。

  苏轼拊掌叫绝:
  “笃诚廉洁,光明磊落,革故鼎新。邪魔却步,此司马君实之‘泰山石’啊!”
  吕直自得地介绍说:
  “秀才,不,相公入京,朝廷不少官员,前来拜访,‘有的怀揣私笺求官,有的手提盒子送礼,有的说是秀才,不,是相公的门生,有的说是相公的朋友,到此一看这个条幅,都傻眼而后转了。昨日,相公老家来了一位表亲,名叫刘蒙,以为相公做了大官,必定有许多银两,前来讨要,适逢相公用餐,遂与相公共桌而食,见桌面上只有青豆一盘,白菜一碗,鸡蛋一碟,刘老先生惊问:‘相公以此为食?留金银而生蛋吗?’相公笑而作答:‘光不敢锱铢妄取于人,每月所得,薪棒而己,若有金银”珠宝,表亲可抄查带走盖房置地,富其家室。’刘蒙空手而归,出门回头顿脚而叹:‘司马光,傻官也。’”
  苏轼大笑:
  “吕伯,我可也是大先生的故交啊。”
  吕直戆直地说:
  “你一不求官,二不送礼,两手空空,心里没鬼,秀才,不,相公请还请不来呢。”说着,挽着苏轼向偏院客厅走去。
  苏轼来到司马光客厅门口,看见司马光正在和一位道貌岸然的学者交谈。便收住了脚步。吕直轻步走进客厅,低声禀报:
  “秀才,不,相公……”
  司马光回头,目光诧异地望着吕直,微微一笑:
  “不称秀才称相公,是苏子瞻教你的吧?”
  吕直哧哧一笑:
  “称呼‘秀才’过时了,叫不得了,秀才现时已是‘相公’了。相公,子瞻先生已在门外。”
  司马光急忙站起迎接,口中高喊着:
  “苏子瞻,我有一仆,忠厚老实,还是被你教坏了!”
  苏轼跨步进入客厅,急忙拱手施礼:
  ““大先生安好!夫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我在为大先生‘正名’啊!”
  司马光大笑,抚着苏轼上下打量,神情激动,泪花濛濛:
  “好,好,盼你早日回京,回来了,好,好啊!直,快置酒席,为子瞻接风!”
  吕直应诺而去。
  苏轼亦怆然含泪,望着形容憔悴,齿发无几,但精神抖擞,情谊感人的司马光,笑语哽咽:
  “苏轼罪愆深重,累及大先生,心神愧作……”
  司马光摇头,急忙把身边的客人介绍给苏轼:
  “此人乃程顾正叔,程颤伯淳之弟,濂溪先生周敦颐之高足。今日方抵京都。”
  程赜一脸庄穆,周身肃气,向苏轼一揖:
  “久闻苏子瞻先生高名,今日得晤,慰平生之愿,相见恨晚耳。”
  苏轼亦肃然一揖:
  “久慕濂溪先生胸次如光风霁月,早有‘夫子岂我辈,造物乃其徒’之叹。伯淳、正叔,濂溪双壁,世人仰之,今得谒正叔先生,三生有幸,乞今后多加指点。”
  司马光作趣:
  “正叔不苟言笑,动遵礼仪,竟使苏子瞻规矩其行了。”遂挽苏轼、程颐落坐,品茶相欢。
  程颐,字正叔,洛阳人,时年五十二岁,与其兄程颢同从学于理学家周敦颐。其人仁宗皇祐年间曾任太学学职,后二十多年间,大臣屡荐不仕,潜心于理学研究,以“天理”为认识的最高境界,有“天理云者,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之说。他崇尚汉代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学说,宣扬“天人之间最可畏,作善则千里之外应之,作恶则千里之外违之”。他认为“人欲”是通悟“天理”的最大障碍,主张“窒欲”以达“天理”:“人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不知,则至于灭无理而不知反,故目则欲色,再则欲声,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体则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则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觉莫要于思,唯思为能窒欲。”其人由于学“理”入迷,修其身心,其色甚庄穆,其言多讽谏,其行以师道自居,成了宋儒的典范。也许这种“理学”与司马光心中的某些理念相通,也许这种“理学”有助于司马光“革故鼎新”治乱的需要,六月,司马光荐程颐之兄程颢为宗正寺丞,程颢未及就职而病故。九月十五日,司马光以“江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仪,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伏望圣慈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类,神益风化”为由,荐程颐为秘书省校书郎。程颐在两个月的迟疑之后,今日才风尘仆仆地来到司马光的客厅。
  司马光府邸的酒宴一向是简朴的,几乎是二十年不变的老几样:酒是汾酒,肴是盐卤青豆、清蒸鲤鱼、油煎鸡蛋、牛肉萝卜、香蘑炖鸡、干菜肉丝,今日增加一肴,乃姜辣豆腐,大约是厨师专为牙齿无几的司马光准备的。然久别重逢之乐,劫后余生之幸,使司马光神魂快,冶,举杯不停;使苏轼欣喜若狂,畅怀而饮;连言行“足以矜式士类”的理学大师程颐,在新朋苏轼和故友司马光频频举杯的相敬相邀中,也有些“耳则欲声,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了。酒过数巡,心荡耳热,坎坷诉尽,牢骚已毕,司马光举起酒杯,神情怆然而语苏轼:
  “闻子瞻去年过江宁,晤介甫,光心甚慰。介甫现时情状如何?关念至深。这杯酒为介甫而饮吧……”
  苏轼原是重感情的人,骤然之间,胸堵鼻酸,泪滴几乎滚落,江宁半山园那夜烛光之下与王安石话别的苍凉情景涌上心头。他举起酒杯,声音已现哀楚:
  “介甫久病体衰,荒圃孤影,策杖北望,亦牵念洛阳独乐园啊。”
  司马光点头作谢。
  苏轼声音有些哽咽:
  “岁月老人,介甫已呈龙钟之态,先帝曾有‘凄怆江潭’之叹,苏轼亦有‘人何以堪’之哀。然介甫‘见识高远’之志,仍老而弥坚,似在沉痛哀悔中探索着人生千古不移的谜底,析解‘权力’于世于人深不可测的蕴含,并已将其半山园的房舍田园全部捐于僧寺,现已移居于秦淮河畔瓦弄茅舍之中。江宁介甫,两袖清风,一无所有,或存一有,乃壮志未果、遗恨千秋的一颗心啊……”
  程颐在冷眼旁观中神情惘然:苏轼之所语,仍脉脉相善于王安石。
  司马光心情愈现沉重,望着苏轼,久久无语,相对凄然一笑,为朋友王安石饮尽了杯中酒。
  也许司马光受到王安石在江宁“凄怆江潭”的触动,力求避免自己未来的“人何以堪”,他举杯站起,沉重诚恳地说:
  “‘革故鼎新’伊始,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光短于筹划应变,亦拙于远瞩高瞻,举步颤栗,若履薄冰,请子瞻、正叔为我执箸设谋。且光已日薄西山,自知来日无多,之所以免为其难者,正是有赖于子瞻、正叔、子由、尧夫(范纯仁)、淳甫(范祖禹)诸友的相扶相助。公等之所论,启光之昏愦,亦启社稷之未来也,望公勿因谦而辞义。此光之所请,先饮此杯,以明感激之心。”
  司马光双手举杯,深深一躬,恭敬地饮了杯中酒。然后落坐,神态肃穆,等待着苏轼、程颐开口。
  苏轼原是口无遮拦之人,心里也有许多话要说,但见司马光心情沉重而态度挚诚迫切,反而慎于开口,持重思索起来。程颐似有所准备,便拱手一礼,抢先似地开了口:
  “司马公虚怀垂问,程颐就浪言求教了。”
  司马光急忙执壶为程颐斟酒:
  “正叔请讲。”
  程颐侃侃谈起,如同讲学:
  “司马公此时在论‘革故鼎新’之艰,程颐此时却在思虑‘革故鼎新’之危。‘革故鼎新’之危,不在今日,而在十年之后。何也?今日太皇太后临政,司马公据位,且已雷动日出,横扫阴霾,纵有片云浮起,亦难成为气候,若章悍之流的伺机逆动,徒遭天下唾弃耳!然十年之后,嗣皇年长而主政,则一切决于一人,若奸佞之徒若王安石者复出,则‘革故鼎新’之命运,实难预料矣!王安石‘变法’初时,不也是轰轰烈烈吗?”
  司马光连连点头。他何尝不忧于此事啊!
  苏轼不觉惊讶而叹服:此人虽师道气派烦人,但所思所见,不同凡响!
  程颐看见司马光和苏轼凝神静听之状而得到鼓舞,声音更加铿锵:
  “故程颐之所思有三:其一,经筵之事,需从现时抓起。嗣皇幼冲,辅养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宦官、宫妾之时少,则自然气质变化,德器成就。当遴选贤士入侍劝讲,讲罢,常留二人值日,夜则一人值宿,以备访问,或有小失,随时献规,岁月积久,必能养成圣德。同时,当辟师、傅、保之官。师,道之教训;傅,傅其德义;保,保其身体。傅德义者,在乎防见闻之非,节嗜好之过。保身体者,在乎适起居之宜,存畏谨之心。当择内臣十人,充经筵支应,以伺候起居,凡动息必使经筵官知之。再者,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今之经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讲者独立,于礼为悖。今后当令坐讲,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司马光听得出神,连连点头:正叔思虑精细,富经筵之才智,当以经筵之责付之。
  苏轼却听得瞠目结舌:濂溪先生门下,有此世外人耶?如此看管罪犯似的管柬皇上,能行得通吗?迩英殿不是村野私塾,经筵官不是村野私塾里那些手执教板的孩子王,真是烘冬而迂腐!再说,十八年前,王安石任经筵官时,曾主张“讲者坐”,为争得一把坐椅,闹得迩英殿沸沸扬扬,结果,王安石窝脖,还得站着讲。今重复王安石之所为,不是自讨没趣吗?
  程颐的神情更为激昂:
  “其二,王安石的著作文字,如《三经新义》、《字说》者,皆离经叛道之说,贬辱古贤,自尊一家,行于学馆,立异科举,蛊惑学子,流毒天下,当明令禁绝,付之一炬。
  “其三,王安石党羽,遍布朝廷,其同情盲从者,州县如蚂。除恶务尽,以免死灰复燃。业计千秋,万不可有妇人之仁。以上所思,供司马公参酌。”
  司马光的神情已不似程颐开始谈论那样情急有力,并立即把注意力移向苏轼:
  “子瞻,该听你的高论了。”
  苏轼正在琢磨着程颐关于“禁绝王安石著作文字”和“除恶务尽”的激烈言论,突然觉得这位“理学大师”的心结走向,与王安石并无二致,只是比王安石的“躁进急行”更为呆板,更为残忍罢了。王安石之失,在于容不得不同政见,动辄以贬逐为惩,以自己之意判定官吏优劣。难道司马君实也要再走王安石自毁的道路吗?他心头压不住对程颐自居师道的反感和厌烦,便借着司马光的询问开了口:
  “苏轼自登州来京,田夫野老皆谈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皆为司马公入京而欢呼传颂,沿途黎庶挡车断道、相聚呼号寄语者三次:‘寄谢司马相公,毋离朝廷,厚自爱,活我百姓’。苏轼为君实之得民心而欢慰,亦为民心之拥戴君实而高兴。其所以然者,‘变法’苦敛百姓,使黎庶不宁;‘变法’以钱为是,使道德失落;‘变法’官商勾结,使官衙成了贪黩之所。民心寄希望于君实,盼望能有个清廉、公正、安居乐业的日子。苏轼今日在京都所见,民心民愿亦为正直、奋进、自强灵魂的失落而悲哀,为萎靡、颠狂、醉生梦死的世风而绝望。京都东角楼街有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是京瓦‘讲史’大师,名叫曾无党,说了一句极好的话:‘司马光的‘史’,他自己正在讲啊’……”
  程颐在倾耳静听着,似已被苏轼深情地反映民心民情感动。
  司马光点头叹息:
  “民之所望不算高,光知‘变法’之害,光亦知道德失落之灾,光更知追回华夏高尚壮烈灵魂之难。光心之所惧,惧于朝政毫无转机,再使天下黎庶失望。若民心再度失落,大宋社稷只怕真的要沉沦了。”
  苏轼舒怀直言:
  “司马公恕苏轼口无遮拦:公几个月来所行诸事,皆上顺天心,下合民望,无可疑也,故黎庶颂之,百官仰之。‘新法’为虐,病民害国,势在必改,惟募役法一事,未可轻议轻决。差役募役,各有利害。募役之害,揞敛民利,十室九空,钱聚于上,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骨,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愿公良思。”
  司马光神情愕然:
  “著如子瞻之言,计将安出?”
  “司马公志在‘革故鼎新’,则应放眼各朝各代,兼蓄优长。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
  司马光默而不语,低头沉思。
  程颐却神情惊诧,心里狐疑:“革故鼎新”难道可以“相因”王安石的法度吗?难道能够因“民不惊”而自缚手脚吗?苏轼与司马君实之所思,相歧分明啊。
  苏轼进一步申述自己“法相因则事易成”的看法:
  “司马公明察。有人专欲尽罢‘熙宁之法’,以图创新,不复校量利害,则可能事与愿违,欲东而西。举例言之,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其源实出于介甫的过激自专。介甫之文字未必不善,而患在好使人同。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介甫却欲以其文同天下,能办得到吗?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介甫之同也。”
  司马光仍在沉思不语。苏子瞻之论,不是没有道理。介甫制定之法,是自己臆想的吗?也是“相因”历史上各朝各代的变革方略而成,因而掀起了“变法”初期不可抗拒的潮流。介甫的文字著作也不能说是全错,《三经新义》就有许多独特的见解。但在此时,这种“相因”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将会导致“革故鼎新”成为一纸空文,将会导致民心的再度丧失。苏子瞻毕竟是思维敏锐而才子气太浓,长于夭马行空而短于政坛实践,也许可执掌台谏之职,终不可握权行政……
  程颐却对苏轼的言论道感难耐了:苏轼在为王安石解脱罪责啊。若任其此种言论张扬,司马公“革故鼎新”之举将瘫废难行矣!遂肃然开口,冷语讥讽:
  “妙语惊人!子瞻先生遭贬流离十五年,其‘欲速则不达’之论,仍坚之如昔。”
  苏轼闻声瞠目,旋即纵声大笑,报程颐以讥讽:
  “‘欲速则不达’,夫子所教,虽非‘天理’,亦事物进展之律途,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难道正叔先生不以为然否?”
  争论相讥在骤然间发生了,司马光感到震惊:一种不祥之兆!正叔之论,是朝廷一些人的想法;子瞻之论,何尝不是朝廷一些人想法呢?要融合各种所见于一炉,谈何容易!介甫当年面临的棘手难题,今天终于落到自己的头上了。他举起酒杯站起,诚恳地说:
  “光自五月就任门下侍郎之职,于兹七个月矣!能直言善意规谏光之失者,惟子瞻一人耳!若非相交以心,荣辱与共,谁能如此?子瞻有关役法之论,可否形诸文字,理之成策,赐教于光,光当内自省讼,佩服而行。这杯酒,特敬子瞻之忠公坦直耳!”
  苏轼笑,与司马光碰杯而饮。
  程颐受到冷落,但他依然是不苟言笑,动遵礼义,神色上似乎无一丝不快之感。
  几天后,苏轼便践司马光之请,在“役法”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名曰。《论给田募役状》交司马光上呈太皇太后:

    ……臣伏见熙宁中尝行给日募役法,其法亦系官田,及用宽剩钱买民
  田,以募役人,大略如边那弓箭手。臣知密州,亲行其法,先募弓手,民
  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复罢。臣问之道路,本出先帝圣意,而左右大臣
  意在速成,且利宽剩钱以为它用,故相更驳难,道不果行。臣谓此法行之,
  盖有五利:朝廷若依旧行募役法,则每募一名,省得一名雇钱,因积所省,
  益买益募,要之数年,雇钱无几,则役钱可以大减;若行差役法,则每募
  一名,省得一名色役,色役既减,农民自宽,其利一也。应募之民,正与
  弓箭手无异,举家衣食,出于官田,平时重犯法,缓急不逃亡,其利二也。
  今者谷贱伤农,农民卖田,常苦不售,若官与买,则田谷皆重,农可小经,
  其利三也。钱积放冬常苦币重,若散以买田,则货币稍均,其利四也。此
  法既行,民享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宽剩钱者,凡以为我用耳,疑谤消释,
  恩德显白,其利五也。
    此法独有二弊:贪吏狡胥,与民为奸,以瘠薄田中官,雇一浮浪人暂
  出应役,一年半岁,即弃而走,此一弊也。愚民寡虑,见利忘患,闻官中
  买回募役,即争以田中官,以身充役,业不离主,既初无所失,而骤得官
  钱,必争为之,充役之后,永无休歇,患及子孙,此二弊也。但当设法以
  防二弊,而先帝之法,决不可废……
    右所陈五利二弊及合行事件一十二条,伏乞朝廷详议施行……

  苏轼所提的《给田募役法》,原是王安石“变法”中对“募役法”缺失匡正的产物,由于他在密州有过半年的实践,其利弊得失论述明确,所举十二条防止弊端的措施,亦为切实周到,无论此法是否能消解“役法”上根本难题,但苏轼的态度、用心是真诚的。但在朝廷详议中,由于是“熙宁中”的产物,由于与王安石的“新法”有着联系,由于有着与变法“相因”的色彩,被朝廷断然否定了。这也许就是苏轼与司马光政见分歧相撞相击的种子和开端。
  司马光的心胸毕竟比王安石宽阔,他没有因为苏轼在政见上,特别是在“募役法”上与自己的主张不同而厌忌朋友,半个月后,便荐举苏轼为起居舍人,掌记皇帝言论,成了皇帝身边的近臣。三个月后,又荐举苏轼为中书舍人,掌管起草诏令,参与朝政机密,使苏轼青云直上,权力大增,给了苏轼在政坛上施展才能的时机和天地。表现了一个高明政治家的自信与容忍。
  司马光毕竟也有着自己的“固执”,他没有因为苏轼的规谏而放慢“革故鼎新”的步伐,更没有因为苏轼在“募役法”上言之坦荡的劝告而动摇罢废“募役法”的决心。也许心中长期积淤的愤懑感情在起着作用,他固执地认为:“募役法”的罢废与否,关系着章惇、蔡确、张璪等人的命运,也关系着“革故一鼎新”的命运。不怕现时添乱,只怕遗患于未来,即使“募役法”确如苏子瞻所论“与差役法利害相等”,也是必须断然罢废的,不能让“新法”的幽灵仍游荡于朝廷,继续影响群臣的心志灵魂!政争是一种把握不住的怪物,有时不是你牵着它走,而是它牵着你走!他似乎从王安石执政期间大喊大叫、纷争不息的混乱中得到教益,他决定不再声张,不再议论,不再招惹麻烦,不再浪费时日,悄悄果敢地进行着“罢废募役法”的筹划……
  元祐元年(1086年)二月十二日,他上呈《乞罢免投钱依旧差役札子》于太皇太后,奏请明令罢废“募役法”,恢复“差役法”,并提出了具体施行的方案,并很快获得了太皇太后的恩准。
  二月十八日,他召知开封府蔡京至政事堂,商议在京郊两县先行实施“罢募役、复差役事”,并以五日为时限,检讨其实施中的利害情状,以便摸清底细,依例推行。蔡京慨然应诺。
  二月二十四日,他在政事堂议事中,正式颁布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罢募役依旧差役”的诏令。司马光与苏轼的争论爆发了。
  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和往日一样,除左相蔡确、右相韩缜、中书侍郎张璪、知枢密院事章惇、尚书左丞吕公著、尚书右丞李清臣外,还有御史中丞刘挚、起居舍人苏轼、左司谏王岩叟、右司谏苏辙、左正言朱光庭、天章阁待制范纯仁等人。司马光以门下侍郎之职,奉旨主持。
  会议开始,司马光一如昔日,神情肃穆,话语从容。他首先宣布了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罢募役依旧差役”的诏令,接着申述贯彻“诏令”的具体措施:
  “圣诏耀世,当去募役病民害国之灾,复差役便民利国之制。然尚虑天下役人利害,逐地各有不同,今来敕内,举措如下:
  “其一,指挥行下开封府界及诸路转运司,誉下诸州县,委逐县官看详。
  “其二,若依令来指挥,别无妨碍,可以施行,即便依此施行。
  “其三,若有妨碍,致施行未得、即仰限敕到五日内,具利害擘画申本州;仰本州类聚诸县所申,择其可取者,限敕到一个月内,具利害孽画申转运司;仰转运司类聚诸州所申,择其可取者,限敕到一季内,具利害擘画奏闻朝廷。候奏到,朝廷委执政官再加看详,各随宜修改,别作一路一州一县敕施行,务要所在役法,曲尽其宜。
  “其四,复行差役之初,州县不能不少有烦扰,但执之当坚如金石,虽小小利害未周,不妨徐力更改,勿以人言轻坏良法……”
  司马光一字一句地讲着。平心而论,这道“诏令”和司马光的四项举措,并非“强行抑迫”,较之去年十月司马光在延和殿的声讨诛伐温和得多,而且留有宽阔的议商余地。但因其突然提出,引起一些朝臣的逆感,也就使政事堂寂然无声。政见不同的人们都沉默着。
  “这是比王安石更为阴森的突然袭击啊!”蔡确、韩缜、张璪、章惇心神惊悸:不叫的狗才是咬人的狗!蔡确、韩缜、张璪几个月来已权落势失,早已失去了抗争的勇气。特别是蔡确,在王珪病故之后,已被任为山陵使,几个月来已离开中枢,曾几次上送“辞呈”,现时,对什么“募役”、“差役”早就没有兴趣了,他原本对王安石的“新法”就没有什么感情,主政时,不过是奉其名号而已。可章惇却不肯在这道“诏令”面前屈服,他有着对“新法”的留恋,也有着对司马光的仇恨,他在惊悸中转动着心机,在司马光的言论中寻找纸漏,准备伺机反扑。
  “这是一种可哀的征兆,司马君实难道也要甩开中枢议商,步介甫自专自毁的后尘吗?”苏轼、范纯仁心里犯疑了:圣诏已下,还计议什么?此风若长,朝廷只怕又要多事了。特别是苏轼,似乎从司马光今天异乎寻常的冷静中,感到了程颐以师道自居而又杀气腾腾的阴影。一个多月来,程颐影随司马君实而不离,实堪忧啊!昔日吕惠卿塑王安石,自己是爱莫能助。今日程项欲塑司马光,是断不能允许的!再说,天下之治,在于宽猛相资、可否相济,若上之所可,不问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问其曲直,下亦否之;则是晏子所谓“以水济水”,谁能食之?他抬头向吕公著、刘挚、朱光庭、王岩叟等人一瞥,个个都是仪表生威,胸背戒备,目视章惇、蔡确、张璪等人,若面对仇雠。他心里狐疑突起,纷乱无序。
  司马光的话说完了,举措分明,清清爽爽,人们沉默着,似乎都没有什么话要说。章惇在司马光的言论中找不到纰漏,但他似乎不甘寂寞,不愿看到这政事堂一片宁静,不愿司马光过得舒心如意,便举手一拱,玩世不恭地打破了沉默:
  “圣诏耀世,当执之‘坚如金石’,我无话可说。但司马公在四项举措中,准予‘具利害孽画奏闻朝廷’,章惇就有几句话要说了:今复以‘差役法’代替‘募役法’,中枢事先未议而突下诏令,是司马公一手操办的吧?此与王安石的‘独断专行’何异?司马公宣讲中通示:复‘差役法’,准予详议熟讲。但县官实施限时五日,其推行之速胜于王安石昔日之推行‘青苗法’,是不是也属于‘传呼抑配’之类?其弊只怕更甚于王安石昔日的‘躁进急行’。”
  章惇恶劣的态度,恶毒的话语,没有惹怒司马光,却使吕公著发火了,他勃然站起,厉声反驳:
  “司马光之论,大意已善,其间虽不无疏略,但章惇之言词尖刻,出于不平之气,专欲求胜,一泄私忿,不顾朝廷大体,实为对抗圣诏之逆动。”
  接着,御史中丞刘挚、左司谏王岩叟、左正言朱光庭相继站起,同声支持司马光所论,合力围剿章惇所言。有的斥章惇是“寻衅滋事,用心莫测”,有的斥章惇是“躁忿忌嫉,败群乱众”,有的斥章惇为“安石党朋,惠卿余孽,朝廷大害,贼心不死”
  司马光击案,声色俱厉地制止了这些声色激愤的支持者:
  “群起而噪,成何体统。”
  人们都归于沉默了。
  糊涂的苏轼见小而忘大,在人们骤然的沉默中竟吁叹出声:
  “昔日君子,惟介甫是师;今之君子,惟君实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
  话出惊人。
  苏轼的哀叹,道出了十多年来官场上的实情,也道出了政坛上趋炎附势的丑态。但祸从口出!特别在此时此地,分明是与章惇等人相近相亲。吕公著、王岩叟、朱光庭、刘挚等人愤懑而侧目,连司马光也感到茫然。右司谏苏辙急忙以目光示意哥哥勿再“口无遮拦”,但苏轼的目光一直盯着司马光,司马光的“茫然”反而使他不吐不快:
  “募役、差役之害,半斤八两,轻重盖略相等,何操之急啊!”
  司马光有些不悦:
  “子瞻可详而言之。”
  苏轼又口无遮挡地侃了起来:
  “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是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其募役之法实类此。司马公欲骤罢募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
  吕公著极为反感,喝断苏轼的议论,怒而讥之:
  “子瞻先生狂言滔滔,不就是因为你上呈的《论给田募役状》没有被采纳吗?”
  苏轼反应极快,立即报以讥之:
  “不错,《论给田募役状》乃苏轼上呈,但《给田募役法》乃出于先帝之意,吕公厌之,烦之,贬之,否之,只怕是因为看花了眼,发现了王安石的影子吧?”
  吕公著目瞪语结。
  这不仅是公开与司马光唱反调,简直是为王安石唱颂歌了。王岩叟等人惊骇变色,连章惇等人也惊诧咋舌,苏辙禁不住暗暗叫苦。
  天章阁待制范纯仁却起而支持苏轼的看法:
  “新法当废,罢其太甚者可也,恢复差役法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不然滋为民病。且宰相职在求人,变法非所先也。愿司马公虚心以延众议,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
  司马光色忿而语急:
  “子瞻、尧夫之论,光不敢苟同。募役病民害国,百害而无一利,民皆厌而讼之,何其子瞻、尧夫钟情而不悟!”
  范纯仁紧谏不移:
  “公如此,以是使人不得言尔,若欲媚公以为容悦,何如少年合王安石以速富贵!”
  司马光心头一震,忿色稍敛。
  苏轼神情自若,笑语司马光:
  “公记否?二十年前,魏国公韩琦为相,建议于陕西成立义勇,公时为谏官,极言不便,争之甚力,魏国公曰:‘吾在此,君无忧’。公不为屈,曰:‘光终不敢奉信,恐相公亦不敢自信耳!’魏国公怒斥:‘君何相轻之甚啊!’公直言而答:‘相公在此可也,万一他人在此如何?’魏国公默然乃止。司马公今居此位而为相,亦似魏国公不许苏轼尽言。”
  司马光了解苏轼,口无遮拦,出话图快,不计影响,他望着苏轼笑而无奈:
  “苏子瞻,毕竟是苏子瞻啊,光谢罪矣。”
  恰在此时,知开封府蔡京急急走进政事堂,把一份《奏表》呈于司马光。
  蔡京,字元长,福建仙游人,时年三十九岁,熙宁三年进士,因拥护王安石变法而累迁至知开封府,其人聪颖机敏,善言词,行事果敢。熙宁变法,附王安石;王安石罢相,附吕惠卿;吕惠卿遭贬,附章惇。司马光去年再起,殷勤恭趋,亦得司马光赏识。
  司马光打开蔡京的《奏表》阅览:

    ……得复差役旨,依敕令而行。委逐府县官吏看详,群情踊跃;布之
  城乡,黎庶欢腾;诵圣母陛下、皇帝陛下之恩,颂朝廷“革故鼎新”之政。
  五日之内,募役尽废,差役倡行,现京郊两县,已差一千余人充役……

  司马光大喜,霍然起立,面向与会重臣,亲自诵读蔡京的《奏表》,以蔡京的闻风而动、政绩卓著激励同僚。然后庄严宣布:
  “圣诏如日悬中天,上合天心,下符民愿,若朝臣人人若元长之勤劳奉公,何患‘差役法’之不行。”
  吕公著、刘挚、王岩叟、朱光庭等群起而欢,向蔡京祝贺。
  苏轼却不合时宜地又发出一声哀叹:
  “离奇的岁月,荒唐的岁月!今日蔡京之于司马君实,亦如当年王广渊之于王安石啊!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官场的必然?”
  蔡京望着苏轼隐忍微笑着。
  王岩叟、吕公著、刘挚、朱光庭向苏轼投去了猜疑和冰冷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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