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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马”换大炮,陈毅一着妙棋,新四军鸟枪换 炮;大鹏湾上渔炮显威;从敌人到战友,50年风 雨,我炮兵司令员与日军炮兵战俘的传奇故事 “飞马”香烟与平射炮 陈毅在下棋。难得将军有这样的好兴致。 与陈军长下棋的是一位身穿原白对襟布褂、白发飘逸、颇有些仙风道骨的老者。他是当地一位有名的私塾先生。先生姓刘,据说还是晚清的举人。 老先生棋艺不凡,陈老总显然遇到了对手。 早年求学时,陈毅是正门考入北大的高材生,聪颖过人,才思敏捷,文章诗赋更是华美不凡。在校时便特受文苑大豪、北大文科教授王统照的赏识,在王主办的文学杂志中,时常可以看到陈毅的文章。两人在写稿与发稿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即便陈毅后来投笔从戎,他的许多儒雅之气仍未有丝毫的削减。例如,他爱吟诗赋词,一生中与毛泽东唱对多首诗歌,留下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他喜欢棋枰对奕,在黑白世界中可以不吃不睡。建国后,又是他大力倡导扬我国威的围棋事业,从而使得围棋这朵古老的奇葩,在建国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得以生存和飞速发展。 今天与刘先生能坐到一起下棋,其中也有一段隐情。 一个月前,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陈毅刚刚接任新四军军长,面对日军的重重封锁,他正感无从下手时,这位刘先生来了,他们进行了第一次对奕,结果陈毅以两目半告负。 刘先生没有一句客套话,只是指了指棋局,飘然而去。 陈毅反复审视棋局,最终发现左下角的一块棋其实还有成活之道,只要巧妙地利用对方的弱点,完全可以杀出一条血路。 棋局如战局,陈毅由此得到启示,连续在敌人防范的夹缝中巧出奇兵,战则必胜,很快便扭转了被动的局面,使得新四军不但在江北站住了脚,而且声威大震,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信任和欢迎。 第二盘棋是在黄桥决战前夕, 双方苦战了一晚,共下243手棋,刘老先生一条大龙终于被屠,陈毅心情大快,第二天指挥黄桥决战,大胜韩德勤,消灭了反动派1.1万人马。 取胜之后,陈毅才品出其中的味道不对,以刘老先生的棋力,怎会让自己把一条性命攸关的大龙屠掉呢? 终于,陈毅明白了,刘先生让自己放手缚龙,心情大畅,正是为了让自己在随后的战场上一展雄才啊! 这一回,陈老总提前声明:双方一定要拿出真本事,分个输赢高低,拼个你死我活! 刘老先生笑笑,慨然应允。 开始双方落子飞快,至中盘两条大龙相互绞杀后,棋盘上便没有一寸安生之地了,处处硝烟弥漫,刀刀横梗咽喉,粗看双方死子累累,细看却都有可喘之气。 正在陈毅苦思不下时,晚饭的时间到了。 陈毅执意留老先生进餐。 此时后勤部长跑来报告,军中财力告急,原来准备购置的医药、弹药和10门平射炮的计划,都因经费不足而无法解决。 自皖南事变,蒋介石将9000名新四军将士围困于十万大山中,约有2000余人突围,6000余人一部被打散,大部牺牲或被俘。新四军重新组建后,蒋介石仍然极尽封锁围剿之能事,不但断绝了原来允诺的各种供给,而且还处处制造摩擦,以图寻找再次向新四军发难的口实。 陈毅送走刘老先生后,发现桌上有一包没开封的香烟,这肯定是刘老先生忘下的,陈毅正要喊警卫员送回,忽然想起,刘老先生并不吸烟,他为什么将一包香烟丢在这里,莫非有什么用意? 忽然之间,陈毅醒悟过来,这一定是刘老先生的暗示,新四军的驻地江苏淮南一带盛产烟叶,我们的经费紧张,为什么不能自己动手,开办一个烟厂呢?听说办烟厂投资并不大,但利润十分可观,对于改善新四军的给养、装备肯定大有益处。 这个想法在军党委会上一提出,立刻得到赞同,副军长张云逸立刻调集人员,筹集经费,用买一头猪的价钱购买了卷烟设备,短时间内一个卷烟厂就上马生产了。 1942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淮南铜城镇的一座茶馆里坐满了人,有外地的商人,有当地的烟农,有烟厂的工人,还有几名新四军的后勤干部。大家围坐成一堆,鸦雀无声。桌面上摆着从当时敌占区运来的,在解放区市面上销售的各种牌子的香烟。有大刀牌、小刀牌、翠鸟牌……烟纸的外观印得花花绿绿,其中有一种叫飞马牌的,烟盒上画着一匹腾空飞跃的骏马,这就是新四军自己生产的飞马牌香烟。今天的集会叫品烟会,新四军的干部和工人们把自己生产的香烟同敌占区的摆在一起让商人们试吸,孰优孰劣,分个清楚,看看能不能打开市场。 商家们开始品烟了,只见他们首先看清品牌,然后打开盒封,从里面弹出一颗烟卷,划着火柴,悠悠地点着,然后闭目凝神,细细地品味。 两个多小时后,几种香烟都已品尝,然后开始评判。 从吸烟的效果看,这几种名烟都从头燃到尾,没有截火现象。灰烬呈灰白色,纸不结壳,质量不相上下。再检验烟丝,就分出高下了,大英牌香烟含烟筋在20%上下,其他牌子的更多,惟有飞马牌则无烟梗子,一色金灿灿的纯叶,吸上一支,一片芳香。色、香、味均属上乘,无论从哪个角度评判,都该夺魁。而且价格十分低廉。 评判结果出来后,赢得了一片掌声,商人们纷纷伸出大拇指,夸赞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飞马牌香烟响当当,我们有多少要多少……” 只这一场评判会,飞马牌香烟便立刻美名远扬,红遍大江南北。 在市场上站住脚后,烟厂又更新了设备,扩大了生产规模,还到上海高薪聘请了两位工人老师傅坐阵指导,使香烟质量不断提高。一年后,烟厂有了相当的规模,每天都有2000条左右的飞马牌香烟飞出工厂,飞向各地。 日本人和蒋管区发现了新四军生产的飞马牌香烟已经占据了相当的香烟市场后,大为恐慌,在水陆码头,交通要道设卡,想封死飞马烟的足迹,把新四军困死在淮南的荒野地区。 但是只要货好,价格有赚头,商人们则费尽了心思把飞马烟倒运出境。他们事先准备了许多大英香烟的空盒,然后把飞马烟装进空盒里,越过封锁区后再恢复本来面目,有的干脆就不再换盒了,赠送亲友时只需说一句:“请注意,看是什么牌子?”“尝尝看,人家‘四太爷’的货色怎样?”“四太爷”指的就是新四军。 后来,更有一些大商人精印了大批大英牌空盒运到铜城,把飞马牌香烟整船整车地运出去。于是,“飞马”一举突破了敌伪对根据地的封锁,名扬京、沪等大中城市。 从此以后,不仅新四军的军费开支大为缓解,地方政府的税收大为增加,因香烟进口而造成的资金外流现象基本截止,而且使当地烟农的收入也大大增加。当然,新四军用这些钱不但买回了急需的医药、弹药,还有一批批重型机枪、平射炮等大型武器。 后来,陈毅离开了铜城,也再没有同那位老先生下棋,但每每议及此事,他都会感慨万端地提起这位老人。 香港大鹏湾上的游击队 香港沦陷后,日军便把这里当做一个运输中枢。他们从中国抢劫的大批财物和战争资源,都从这里运回日本。由日本本土运送到中国和东南亚战场上的军火及军用物资,也都在这里转运。 ,1942年,广九铁路被我东江纵队拦腰切断后,日本鬼子为了继续进行战争,又利用水上的优势,开辟了一条从香港到汕头的海上运输线。 看到日军把一船船杀人武器运到中国的各个战场上,又把中国的宝贵资产偷运出去,东江纵队的官兵们既气愤,又痛心。 4月的一天, 东江纵队税收班班长王锦忽然接到上级命令,给他们班补充了20多个战士,并指示将他们班改成海上游击队。王锦和大伙一听到这个消息,都高兴地挥动着拳头说:“这回该出出气,给日本鬼子点颜色看了!” 游击队成立初期,没有海上作战经验,装备也很差,只有三条小木船和一挺重机枪,这样的条件,怎么能和敌人的舰艇作战?怎么能切断敌人的运输线呢? 这个时候,东江纵队的政委林平同志来了,他了解了游击队的情况后指示说:“你们的任务是切断敌人的运输线,但首要的工作是要团结好当地的渔民;有了渔民的支持,你们的工作就会顺利地开展起来。渔民既是你们战胜海洋的老师,又是你们的耳目和侦察员。 其次要刻苦训练, 早些适应海战的需要,早些使你们这些‘旱老虎’变成‘深水龙’。至于武器,我们的经费很困难,不可能直接给你们装备,还是老规矩,敌人的手里多得很,就等你们去夺取呢!” 林政委的这番话,拨亮了他们心头的灯盏,使他们明确了斗争的方向。 大鹏湾,位于南海之滨。这儿的人民,多靠捕鱼为生。千百年来,他们风里来,雨里去,冒着生命危险捕一点鱼虾,还要给渔霸交纳税赋,要给海匪上贡捐款。日本鬼子占领后,见了中国老百姓的渔船就抓,见了渔民就杀,渔民的生活更加困苦了。现在,渔民们都不敢去远海捕鱼,只能在海边捕点鱼崽细虾维持生活。 在工作中,游击队的同志们还了解到,这儿的渔乡也算是老革命根据地,群众早期就受过革命影响,还参加过当年的广州起义和省港大罢工,有很好的革命基础,只要认真发动群众,就一定能播下革命的火种,燃起抗日的烽火。 于是,海上游击队立刻行动起来,他们首先除掉了当地的渔霸、汉奸郑寡妇和陈猪仔等一干败类,废除了套在渔民头上的各种苛捐杂税,又帮助渔民成立了渔民乡政府,建立起渔民小学和各种群众组织,同时救济生活贫困的渔民,组织他们修船补网,出海捕鱼,开荒生产。 渔民翻了身,真心地拥护游击队,队伍也在这里扎下了根,还吸收了十多个渔民参加了队伍。于是,游击队便在大鹏湾的羊槽湾,开始了紧张的海上练兵。 海上训练,首先要克服晕船。游击队里的同志大多是北方人,第一次出海,才航行了十多海里就都躺在船上呕吐起来。有的人吐完了饭,再吐水,最后竟然吐起血来。渔民听说部队遇上了困难,都主动跑来介绍航海经验,传授防止晕船的秘方。’ 渔民出身的吴满友、石观福,成了大家海上训练的骨干。每次出海,他们既摇橹,又掌舵,当教师、做示范,还替晕船的同志端汤送饭;返航后,为了让同志们休息好,又主动代岗、放哨。 接连一个多月,大家白天黑夜在海里漂,在日头里晒,衣服整天都是潮湿湿的,个个呕吐得脸色蜡黄,头昏脑涨,但为了战斗的胜利,都咬紧牙关坚持着,以坚强的毅力与各种困难进行着斗争…… 终于,游击队员们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习惯了海上的生活。 在渔民的帮助下,游击队的武器装备也多少有了一些改善,除了原来的重机枪和十几支步枪外,还装备了一些渔民常用的渔炮。这种渔炮大多用炸药和铁砂做成,多用于手抛,平时主要用于炸鱼,但由于它轻便,在海战中威力较大,所以便成了游击队的重要武器。 在海上作战,要想消灭敌人并夺取武器装备自己,就要求能跳上敌船,进行白刃格斗。跳船,跟在陆地上跳高跳远可不相同,首先要掌握好平衡,会使用巧劲,否则在船上站都站不住,更不要说跳了,特别是从小船往大船上跳,就更加困难。 刚开始,有的人腿一蹬,船一歪,还不等跳起来,已经掉到大海里去了。有的人眼看着上了大船,可是脚刚落地,船身一歪,又重新掉到海里。 在学习跳船的过程中,有碰掉脚趾甲的,有崴了脚脖子的,有撞破膝盖的,跳肿腿的……可大家谁也不把这些伤放在心上,一次、两次、三次……终于又越过了这一关。 海上射击,也是个新课题。海上目标时起时伏,想构成“瞄准基线”十分困难。渔民郑大爷知道后,特地向他们介绍当年打海匪的射击经验,手把手地传授射击要领,很快,大家就把这门技术学到了手。 经过三个多月的苦练,游击队员们学会了海上作战的多种本领,“旱老虎”真的变成了“深水龙”。 1942年8月23日, 海面上出现了一艘日本鬼子的炮艇,这家伙在海面上横冲直撞。根据确切情报,鬼子为了便于海上运输,新近成立了一个“海上挺进队”,由一个日本军曹任队长,另外还配备了三艘普通机动船。 纵队司令员命令游击队,趁敌人建队之初,对海上情况不熟悉,采用夜袭战,坚决拔掉这个“活动据点”。 浓云遮住了月亮,水天茫茫,西南风呼呼地吹着,把白帆鼓涨得像挂在桅杆上的大鼓。游击队的两条小船,在吴满友、石观福、丘求等带领下,乘风破浪,向黄竹角驶去。 第一次参加海战,大家心里都有些紧张。 一会儿,夜空突然飘下大雨来,雨点扑扑地打在白帆上,打在大家的身上。游击队员们都兴奋起来,有的说:“这是老天保佑,咱们想啥就来啥,敌人怕啥就偏给啥……”还有的说:“这样的风雨天,鬼子肯定猫在窝里,咱们一掏一个准……” 深夜两点,夜幕里突然闪出两道手电光,这是游击队发现敌情的信号。同志们立刻静默下来,悄悄驶入黄竹角海面。这时发现敌人的三条大船绑在一起,敌人的哨兵以为风雨天不会有什么情况,正抱着枪在船舷上昏睡呢! 按照预定计划,2号船飞快地向敌船左侧驶去,1号船则直插敌船的右方。 小船飞快前进,眼看就要接近敌人了,敌人的哨兵不知发现了什么,大声喝问:,“你们是什么人?”话音刚落,就响起了枪声。 敌人已经有了警觉,偷袭只有变成强攻。不待敌人再打出第三枪,我游击队的火器便同时开火了,一道道火舌,织成一片火网,向着敌船笼罩过去。 正当我游击队1号船准备向敌人发起攻击时, 海上风力骤减,敌人趁机向我船开火。吴满友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力划起桨来。 就在敌人集中火力向我1号船射击的时候,我2号船从左边隐蔽地接近了敌船,在离敌船还有20多米远近时,小曾便一连投出两颗渔炮。随着两声巨响,敌船马上燃烧起来了。 乘敌人慌乱之际, 我1号船上的石观福也投出一颗渔炮,命中了敌船。中间的敌船一看势头不妙,升帆就跑。正在船头打机枪的丘求眼明手快,顺手操起一根竹篙,钩住了敌船的帆绳。只见他用力一蹬,小船随着竹篙一荡悠,他就如飞一般划过海面,落到了敌人的船上。 只见他手举渔炮,大声厉喝道:“哪里跑,快投降!” 这时,其他战士也从被炸起火的敌船上,跳到了敌人要跑的船上。 敌人一看这些战士们手举渔炮,个个威风凛凛,急忙降帆求饶。 这一仗打得真漂亮,只是打扫战场时,没有找到那个鬼子军曹,一问俘虏,才知道炮一响,他就抢先跳海逃生了。 首战初胜后,大家情绪特别高涨,接着游击队又在南沃口、大浪口等地截获了几条满载军用物资的敌船,消灭了大鹏湾的海匪。经过一连串的打击,敌人的单船再不敢在海上独自航行了。 鬼子丢了“海上挺进队”后,恼羞成怒,纠集了香港、九龙的陆、海军,对大鹏湾开始了残酷的大扫荡。游击队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采用了避实击虚的战术,与敌人进行着周旋。 一天凌晨,一个渔民跑来游击队报告说,发现敌人一艘电船,两只大木船,停泊在水头沙山角。 敌船竟然敢在那儿停留,肯定是有所仗侍。可是敌人护航的炮艇藏在哪里呢?电船和大船上的兵力、装备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为了打好这一仗,游击队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会上,有的同志建议说:“在陆地上,我们可以化装侦察,在海上为什么就不可以呢?只要能弄清敌人的情况,我们就好下手了。” 他的话提醒了大家,经过研究,支部确定先派三位同志,化装成渔民,暗藏渔炮,划一条小船接近敌人,作为突击队。主力部队埋伏在水头沙岸边,隐蔽接敌,打它个措手不及。 于是,游击队侦察员一色渔民打扮,分乘两条小船,在水头沙山角后上了岸,借着岩石的掩护,悄悄地接近了敌人。只见三条敌船并排靠在一起,最大的是电船,有300多吨,两边的货船,都装着100多吨的军用物资。有三个鬼子在海里游泳,五个鬼子坐在电船的甲板上聊天。 按照预定计划,侦察员杨元、罗兴、钟国阶手提一串鲜鱼,向着鬼子走去。 鬼子开始一愣,后来看到是几个渔民打扮的人,手里还拎着鲜鱼,便立刻放松了戒备,放下手中的武器,嘴里“哇啦哇啦”喊叫起来。 正当鬼子准备跑过来抢鱼的时候,小钟胳膊一抡,一颗渔炮不偏不斜地飞上了电船,轰隆一声便爆炸了。这时游击队的同志们立刻冲了上去,枪声炮声响成一片。 被打晕了头的鬼子清醒过来,将一挺轻机枪架在船头,对着游击队员“哗哗”地扫射起来。 杨元此时已经跳上敌人的木船,见旁边的船上有鬼子在顽抗,便又准确地抛出一颗渔炮。轰隆一声,敌人的机枪哑了。 战士们跳上电船,敌人一看,大势已去,只好乖乖地举手投降。在海里游泳的三个鬼子,赤着身子跑上海滩,还没等穿上衣服,便当了俘虏。 这一次海战后,海上平静了许久,但鬼子很快又玩起了新花招。 一天晚上,渔民郑大爷报告说,海上有一条日本人的大木船在活动,大船被帆布蒙盖着,看不出是什么船,也不知船上载的什么东西。 王锦队长认为,这只船有两个可能,一个是鬼子伪装的运输船,企图趁我们不明底细,蒙混过关。另一种可能是敌人的军船,船上藏有重兵,当我们轻易出击时,他们就会突然从船上钻出来,狠狠地咬我们一口。 不管是什么东西,我们都要去会会它!王队长下了决心。 经过一番细致准备,游击队的船便出海了。驶过海关口海面,便发现了那艘不明来历的船只。 王锦用望远镜一看,啊,好高的船帆啊!船身虽被蒙盖着,但基本可以断定不是商船。 王队长立刻命令大家作好战斗准备,然后警觉地向敌船慢慢逼近。 距敌船300多米时, 敌船突然向我开火了,这完全证明了游击队早先的判断。对此游击队早有防备,他们的船队船小,灵活,在风浪里前后起伏移动,目标很小,敌人不容易击中。 “按照作战计划,大胆地靠上去!”王锦下达了作战命令。 小船像一条条蛟龙,乘着风浪,从四面向敌船围攻上去。 敌人原来想乘游击队不备,打他们一个伏击。没想到游击队有备而来,而且集中了优势兵力,加上船多船小,火力猛烈,战斗一开打,敌人便觉得吃不住劲了。3号船靠近敌船左侧后, 战士邹来一连投出三颗渔炮,但敌人也早有准备,渔炮落到帆布上,都停留不住地滚了下来。3号船此时处于不利的位置,还没等调过头来,船帆便被敌人的炮火击中了。在这紧要关头,只见吴满友像一只灵巧的猴子,冒着弹雨,爬上桅杆,重新扯起船帆,使小船脱离了险境。 1号船上的磨盘机枪,不停地向敌人射击,2号船也边打边前进。丘求一连投出两颗渔炮,由于时机得当,渔炮一落地便炸,敌船上立刻浓烟滚滚。 在这致命的打击下,敌船上的船篷、船板、桅杆……被炸得飞向了天空,鬼子的斗志崩溃了,有的拼命往海里跳,也有的在船上疯狂地胡乱射击。 大家见鬼子还在抵抗,便又投了几颗渔炮,敌船迅速下沉,很快便被大海淹没了。落海的鬼子有的抱着船板,有的揪着木箱,还有的想弄翻游击队的船,战士们火了,干脆开始了海上打靶,一阵枪打、桨砸、竹篙戳,把鬼子全部消灭在了大海里。 从此,日本鬼子的运输船,没有大型的铁甲舰护送,再也不敢在这条海路上通行了。而鬼子的舰艇又极少,很难抽调出来专门保护运输船。这样一来,大鹏湾上平静多了,红日蓝天,白帆点点,渔歌荡漾,海鸥翔集。海上游击队为抗日立下了大功。 一张照片的回忆 王大田将军是原济南军区炮兵副司令员,当笔者采访他时,他从皮包里拿出一张45年前的照片。这是一张黑白照片,是1950年拍照的。右边的一位是我们面前的这位王司令员,中间的一位,血气方刚,双目炯炯,他是一位日本士兵,叫山本胜。 说到他们之间的交往和结下的生死情意时,王司令员热泪盈眶。 那是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当时王大田在新四军1纵1团任作训科长。在淮安县东桥战斗中,俘虏了十多名日本士兵,其中有一个小队长,叫山本胜。刚被俘时,他态度十分蛮横和强硬,整日沉默不语,还带头绝食,与新四军相对抗。 但是,新四军的同志们没有灰心泄气,而是针对他们的抵触情绪,耐心反复地进行教育,深入细致地做工作。经过一段时间苦口婆心的教育,山本胜慢慢开始觉悟了,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罪恶,战争给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带来的苦难,最后自觉参加了日本反战同盟,成了我们的战友。 1945年夏,新四军1纵奉命拔掉苏北平桥据点,1团担任主攻。为了减少伤亡,尽快完成任务, 纵队派出了一个炮兵连加强1团的攻坚力量。山本胜就是炮兵连的炮手。 根据战斗需要,团长把这个炮兵连直接交给王大田指挥。 战斗打响了,我军按照预定计划开始了炮火覆盖,可是担任山炮射击手的山本胜每次发炮,炮弹不是偏左就是偏右,有时候还出现跳弹。 王大田静下心来,这才发现这个小个头炮手左瞄右瞄地在装模作样,他根本没有打算去击中目标。王大田火了,他知道这个小个子士兵一定认为日本人打日本人不光彩,于是便严厉地说:“山本胜,你听着,我们宽大是有条件的,如果你再不命中目标,我就执行战场纪律了……” 说罢,便从腰间把手枪拔了出来。 山本胜一看害怕了,他矫正了一下标尺,第一炮就轰掉了碉堡的一角,第二炮便炸塌了一面墙,没有几炮,便把整座炮楼轰成了废墟。 “打得好,打得好哇!我要给你记功……”王大田激动地搂抱着山本胜动情地说,刚才的那些不愉快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从此以后他们就相识了,山本胜射击技术高超,是个极难得的神炮手,而王大田也是个性情豪爽的汉子,由此,他们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抗战胜利后,内战烽烟又起,山本胜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东野战军第29军炮兵团任参谋,后任副营长,跟随部队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从长江一直打到厦门。在渡江战役攻打江阴要塞时,由于炮兵隔江射击,江上阴云密布,风大浪急,命中率很低,我们的渡船在江中受到对岸国民党炮火的严重威胁。山本胜又拾起了他的老本行,跑到炮位上,亲自瞄准操炮,发发击中目标,有效地压制了敌人的火力,掩护我们的船队和步兵冲上了对岸…… 此次战斗中,山本胜荣立了二等功,还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就是王大田。 说到这里,王副司令员感慨地说:“在入党时,他说,虽然我很不幸,参加了一场罪恶的战争,但是我又很幸运,我找到了真理,我想把我的名字改一下,今后就叫我林胜吧……” 1950年,全国解放了,党和政府考虑到要有一大批日本人回国开展中日友好活动,便动员军队中的日本人回国。当时组织上找到林胜,要求他回国去开展工作。林胜犹豫地找到王大田,让他帮着拿个主意。 王大田说:“你是党员了,要服从组织决定,回国后,要为改善中日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的睦邻友好关系多做工作。” 林胜紧拉着王大田的手说:“道理我都懂,可是我舍不得离开你,舍不得离开中国……”说着,泪水一串串滚落下来。 1951年,王大田接到紧急命令,随志愿军入朝参战。临行时走得匆忙,未能给林胜送行,没想到这一分手竟然一别至今。 打那以后,由于历史的原因,王大田和林胜隔海相望,却没有机会重聚。1979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后,林胜曾来中国找过王大田,可是由于久未通信,王大田的工作单位又一再变动,离境的时间到了,林胜只好怀着遗憾离开了中国。 事后,当王大田知道这一实情后,也禁不住扼腕叹息。 弹指一挥间,近50年过去了,当笔者离去时,从王大田副司令员深邃的目光中和不尽的叹息里,听得出他的思念是多么沉重。王大田和林胜都已是鬓发苍苍的老人,他们这对在战场上相识相知、结下生死情意的战友,在有生之年,还能得以相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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