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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头闹事


  申新三厂生不逢时,中国纱厂短暂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接着便是1922年,荣氏企业遇到了创业以来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危机。
  薛明剑从未停止改革工头制的努力。他是在第一线管理生产的,眼见大小工头腐败习气日甚一日,有的鸦片烟瘾大得吓人,有的每晚泡在堂子里,对设备不注意保养,机器出了问题无人维修,修起来也是乱拆乱装,移东补西,申新5万新锭使用不到3年,已经破烂不堪了。管理落后,生产下降,质量渐低,成本渐高。日货充斥市场,这种状况怎能有竞争力?伙计比东家还焦急,因为薛明剑心中始终洋溢着社会改革的理想和抱负。他不断在荣氏兄弟面前游说,荣德生是赞成废除工头制的,但他下不了这个决心;荣宗敬时而支持,过一阵又犹豫,叫人捉摸不定。
  凭心而论,荣氏兄弟对技术和人才还算得重视的,建厂之初就曾招聘留洋归国的工程师陆建伯等人帮助管理,而且在无锡创办了公益工商中学,培养自己的中级技术人才。但在废除工头制这件大事上不敢起步,请来的工程师和工商中学毕业生在厂里也就无所用其技,不能发挥作用。
  到了1924年秋末,薛明剑再次去上海游说荣宗敬。他想了个绝招:借来两套工装,通过大隆铁工厂老板严裕棠的关系,硬拖着荣宗敬化装成工人到日商丰田纱厂去参观。亲眼看到日本纱厂产量、质量都优于申新,成本则较申新为低,总经理感触很深,当薛明剑再次提出辞退工头、聘请新职员管理的建议时,荣宗敬满口答应:“不改革就无法与洋商竞争。我们明天就回无锡去,立即宣布!”
  可第二天上了火车,大老板却又变卦了。他对申三总管说:“明剑,我理解你的抱负,但事情要一步步做。你们与工头最好能相互合作,文武各显其长,不是更好吗?”
  薛明剑一听,知道大老板仍然没有下决心,他激烈争辩说:“宗先生,新旧两派水火不容,合作是根本不可能的。”
  “可我们生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我们不喜欢却又无法抗拒的东西,要改变难哪。李鸿章昔年主张日学为体,新学为用。比如我们总公司的财务吧,不就用了两班人?中国旧式帐簿不适用于新企业,但银行纯新式的帐务又不适于国情,我们是新旧并用,中外咸宜。”
  薛明剑感到哭笑不得。大刀阔斧地废除工头制是不可能了,但也不能白跑一趟,无所作为。他提出了一个建议:申三有英制纱锭3万枚,美制纱锭2万枚,从以往的生产实绩看,英锭优于美锭。今后可由工头管理英锭,新职员管理美锭,分开比赛,一切行政和技术互不干涉,让事实说话。
  既然决定了,荣氏兄弟当即采取了几项措施:把申三总工头沈阿虎调茂新面粉厂,以削弱申三的工头的势力;从上海聘请技术人员楼秋泉、陈步韩二人来厂掌握2万美锭的生产管理。这场竞赛进行了3个月,结果是新职员大获全胜。荣宗敬大受鼓舞,当即以重金聘请纺织专家汪孚礼出任申三总工程师,余钟祥为副总工程师。孚礼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后在上海丰田纱厂实习”以后被聂云台聘大中华纱厂工程师。他在大中华一开始就用“学生制”,以后成绩卓著,使大中华棉纱成了名牌商标。汪孚礼是中国纱厂新职员管理的创始人,他在接受申三聘请后,还带来了大中华的一批技术人员,这就大大地壮大了新职员的力量和声威。
  1925年春,荣氏兄弟在申新三厂正式宣布废除封建工头制。主其事者对这场斗争的严重性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正因此才一再犹豫,至今才下决心。但以后事态演变的激烈程序,却是谁也没有料想到的。
  4月21日下午,申三工头集团煽动无锡各厂工头并纠集地痞流氓数百人,冲入工厂和宿舍,看到新职员就用拳脚棍棒殴打。副总工程师余钟祥等六人被殴打致伤。工头们扬言薛明剑、汪孚礼是始作俑者,楼秋泉、陈步韩是得力干将,他们高喊“打倒假洋鬼子”等口号,说一定要抓到挖去双目。恰巧汪孚礼去了上海,薛明剑也不在厂里,得以幸免;而楼秋泉和陈步韩是躲到集体宿舍床底下才逃过灾难的。
  荣宗敬和薛明剑得到申三出事的消息后,一面急请县府派警员维持,并立即赶到厂内向工人做解释工作。天黑前工头散去了,但职员也已纷纷逃离,办公室车间宿舍一片狼籍,申三被迫暂时停工。几个月里扬眉吐气的新职员们,在工头的肉体围剿中不堪一击,狼狈逃窜,威风扫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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