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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退成败的关键人物


  王禹卿即往来于南北各方,他善于应酬,长袖善舞,加上有“兵船牌”商标作号名,茂新福新的面粉销路大开,常常是产品尚未出厂,已为客帮订购一空。福新开工的头一年,就获利3.2万元,盈利率达到80%,是荣氏企业历年来最高的。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了,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无力东顾,还纷纷向中国大量订购面粉。荣宗敬看准了面粉工业大发展的苗头,不失时机地大力扩充,股东们议定三年内不分红利,把全部盈余用来添机办厂,扩大再生产。从1914年至1922年8年间,无锡茂新系统发展为4个厂(其中四厂在济南),上海福新系统发展为8个厂(其中福五在武汉),日产面粉8.6万余包,占当时全国面粉总产量的29%。这种高速度不仅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产业史上也是罕见的,荣氏企业己稳操“面粉大王”的桂冠。
  荣宗敬并不满足于“面粉大王”的称号,他又集中全力向纱布行业挺进了。江南有句俗话:江阴强盗无锡贼。充满了冒险精神的荣宗敬综合了“强盗”和“贼”的两大商业特性,他渴望的黄金梦是要既做“面粉大王”又做“棉纱大王”!他已经在上海苏州河上游的周家桥建立了申新纺织一厂,正准备在无锡建立申新三厂。二厂的招牌空着,是有用意的。今天刚结束了同上海纱业巨头穆藕初、聂云台的会谈,以40万元买下了祝兰舫的恒昌源纱厂,心中十分得意,经过添机整顿就可以投产,这就是申新二厂。
  崭新的黑色轿车沿西藏路北上,转入苏州河越过新闸路桥,就到福新一、二厂了。荣宗敬叫司机在福新一厂门口停车,他对福一这只老母鸡是格外关切的,总盼望要从它身上多挤出几只蛋来。作为茂、福、申系统的君主,他从不让部下有一刻清闲。
  走进福一办公室,没有看到王尧臣。推开里间,却发现王禹卿躺在榻上抽鸦片。
  “怎么还抽?”荣宗敬浓眉紧锁。
  “偶尔香香。”王禹卿红着脸说。
  “禹卿,你是那一年来上海的?”
  “14岁……是光绪十九年吧?”
  “令尊王梅森临行时的话,还留在耳际吗?”
  这句话问得很厉害,“不混出个人样就不要回来见我!”父亲的话过去是王禹卿自勉自励的动力,目前却实实地戳到他心上的痛处了。
  “当年,你我都是背着铺盖在苏州河上岸的,我们不是靠实力办实业,而是凭志气和精神。商战很残酷,竞争很激烈,我们基业初成,任重道远,我不能没有你,而你的精神却要在吞云吐雾中消蚀干净啦!”
  自从相识相交以来,荣宗敬这样严厉地批评王禹卿,还是头一次。王禹卿是得理不让人的,今天自知无言自辩,他长叹一声,双手抱头坐下了。
  荣宗敬还是不放过他,“连烟都戒不掉,开拓事业的毅力从哪里来?再过数年,我担心你会成为流落街头的瘪三!家资巨万的膏梁子弟,染上这东西终至暴尸街角的人,在上海还少吗?到那时你有什么脸回去见青祁村的父老!”
  王禹卿受不住了,他左右开弓劈劈啪啪自扇着耳光,两道血痕从嘴角渗了出来,他不去擦拭,却从腰际掏出自备的勃朗宁手枪,说:“荣先生,我什么话也不说了,只求你一件事:再看到我抽这东西,就给我一枪!”
  荣宗敬笑了笑,他站起来从榻几上拿起烟枪,双手握住两端,使劲往膝上一磕,“卡嚓”一声折成两截。“我只没收烟枪。开手枪没有学过,还是由你自己来吧!”
  1934年3月,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这两家银行都与荣氏有密切关系)传出风声:即日起,将不再给申新放款。于是数十家银行钱庄闻风而动,纷纷发表声明,要将申新的新旧欠款全部收回。上海江西路58号三新总公司大楼内,各行庄讨债人日夜坐催,通宵不散。荣宗敬一再请求通融,无济于事,终因身心交瘁而至中风,躺倒了。
  总公司要求无锡申三和茂新系统调度资金救急,申三股东却联名写信给荣德生,说:申新三厂是股份无限公司,一向独立经营,决不同意跟其他各厂捆在一起。荣德生十分为难,他心里也清楚,申三与茂新系统目前也只能勉强维持,一杯水是救不了一场大火的呀!
  至此,荣宗敬只得宣布引退,发表声明让王禹卿接任三新总公司总经理,同时仍兼福新面粉公司经理。银行界和社会舆论立即集中到王禹卿身上:这位长袖善舞、应变有方的角色临危受命,有没有回天之力呢?
  王禹卿自从戒绝了鸦片,香烟却抽得更凶了。他既不到总公司上班,也不露一点声色,杜门谢客,关在书房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荣宗敬无奈,只得派大侄儿伟成赶回无锡,向荣德生详细报告情况。他挣扎着叫侄儿转告弟弟:“倘若度不过今日的难关,事业就毁了,荣家的身价将一文不值!”坐卧不安的荣德生在荣巷书房里踱着步,听大儿子讲完这句话,又看了看握在手中的一把紫砂茶壶,猛然悟到:他们兄弟所创造的事业,正好比手中的茶壶,一旦破裂,拿着半爿又有何用?一向小心的荣德生,终于以破釜沉舟的大决心出面调度了。
  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是荣家兄弟的老朋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宋汉章是德生的儿女亲家,而中行总经理张喜ao又是汉章的多年知交,与荣家的交谊也不薄。尽管有这几层关系,空口说白话还是不行的,荣德生断然决定将手头所有的股票、债券、存折面值共1100万元,同时又行使无限公司经理职权,将申三财产600万元作为抵押,一夜间与上海通话十一次,终于商得中国、上海两行暂借500万元。第二天上午九时,荣德生带着各种票证乘早班车赶往上海,在中国银行立契签字。至此,各行庄才答应照常兑付,大局初步稳定了。
  可是,到7月4日,中国、上海两行付款到280万元,却突然停止付款了。说是总经理王禹卿并未到职,三新总公司无人负责,申新支票一律退回。王禹卿又一次成了新闻的焦点,也成了荣氏企业进退成败的关键人物。
  7月13日,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去向王禹卿劝驾。一直不见客的王禹卿破例在豪华的客厅里会见了这位金融巨子,给他看了一份“致荣德生坚辞三新总公司总经理职”的函件。
  陈光甫大惊,说:“禹卿兄!此函发表,岂不自陷于不仁不义的境地?”
  王禹卿又点着了一支烟,冷静地说:“光甫兄,我不否认有明哲保身的一面。但我仔仔细细想过了,倘若申新有一线希望,那么担得起这责任的只有德先生。试问:我王禹卿拿得出1100万证券作抵押吗?我有权动用申三的财产吗?既无力挽狂澜,就受不起临危受命的虚名。他人如何评说,我是顾不得了,能维持住福新,也算对得起宗先生啦!”
  于是,这“调度责任”就义不容辞地由德生承担起来了。经过荣氏兄弟的苦苦奋斗,在全国工商界和社会舆论的支援下,终于粉碎了国民党政府企图接管申新的阴谋,使企业顶过了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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