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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大街上拣回一个宝


               ——唐师曾一二
       新华社摄影部主任、中国照片档案馆馆长 徐佑珠
  《人民摄影报》连续发表了唐师曾从海湾发来的文字和图片报道之后,《人民日报》2月3日又在“每周文摘”版“摘”登了唐师曾的戎装照片。一名专事新闻报道的记者一时成了新闻人物,他的像片被几家报纸转来摘去,这本身就极具新闻价值。
  “唐师曾是怎么来新华社的?”
  因为据《人民摄影报》介绍,唐师曾1983年从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后,分配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书,所以人们有这样的疑问。
  “从大街上拣的。”
  这回答不完全是玩笑。1986年冬天,一位在新华社工作的北大毕业生走进我的办公室,引荐一位想当摄影记者的校友。没待我开口,这校友便虔诚地捧过一本贴了他几十张见报照片的大本子,证明自己在新闻摄影方面的建树。我接过来翻了翻,未见佳品,随即就递还给他。也许是我漫不经心的态度伤了他的自尊心,他顿时涨红了脸,急切地介绍自己如何爱好新闻摄影,说如果让他当新华社记者,他一定像卡帕那样玩命地干活,而且什么要求都没有,除了两台莱卡或尼康……
  “来了就想当记者?还要两台相机?”
  “一台也行。”
  “一台也没有,也不能来了就当记者。如果新华社要你,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哦,不给相机,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深思了片刻,“行,只要让我来新华社。”
  他从我办公室出去后,走廊上满打招呼。奇怪,摄影部怎么这么多他的熟人?一问,有个把是校友,多数都是大街上采访时认识的。小伙子们说,到哪儿都有他,这人一见背相机的就亲,见面熟,又挺谦虚,所以对他都挺有好感,听说他想来新华社,都帮他说好话。
  政法大学也愿意成全他,尽管舍不得放走了一位好教员,但他实在太迷照相,留不住。
  几个月后,他如愿以偿。那些在大街上认识他的“老新华”逗他说是拣来的。
  只看照片未谋其面的人可能以为唐师曾很魁梧,其实这个形容词对他不合适。他虽说是1米83的个头,但有些罗锅,不着意挺起胸脯,得减去三厘米,身材偏细长。一张清秀白净的脸上架副近视眼镜,摘掉钢盔,一副书生气概。可在我们摄影部,谁要把“书生“这个概念和唐师曾的形象联在一起,一定是他的大脑软件出了毛病。有谁见过唐师曾稳稳当当地走路、按台阶爬楼呢?他什么时候都是急匆匆的,仿佛屁股后面永远跟着追兵。
  “下雨啦!”刚来的那年夏天,一个下午,他冲进一间又一间办公室,兴奋地大叫。
  下雨谁看不见?下雨有什么可激动的?一位小姑娘被他叫得心烦,骂他“神经病”!
  他生气地嘟哝:久旱下雨,就是新闻……转身背起相机冲向大雨滂沦的大街小巷。晚上回来,浑身湿透,却眉飞色舞,捧给编辑一摞千姿百态的雨中人物照片,连骂他神经病的小姑娘也高兴地夸他“唐老鸭真聪明”。一组《雨中曲》专题照片发到香港,大受报纸欢迎。
  这以后,他仍然经常犯“神经病”,又经常在挨骂之后得到夸奖。
  他拍的照片越来越多,他的要求也随之多了起来。两台尼康已经不在话下,他还要BP机,要无线电话,要汽车,车上还要有麦考尔用的那种警灯,遇到紧急情况,能像麦考尔那样,把警灯往车顶上一放,红光闪烁,警笛长鸣,通行无阻。这过程中,又不知多少次挨骂。但他坚持,今天要,明天要,向主任要,向社长要,一遍一遍地向上司宣传,这些东西都是记者必备的。他的要求终于被理解,除了麦考尔的警灯没指望,专用汽车在国内暂时也没条件。BP机和无线电话到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名片上加印四个字:“昼夜工作。”摄影部成立新闻中心的头一年,几乎每天都有他“昼夜工作”的成果。
  他的要求没完没了,从要设备,转而要任务。
  山西大同、河北阳原间发生地震,电台广播后刚半小时,他已从家里骑车到新华社,连蹦带跳地冲进摄影部值班室,全身颤抖地抓起电话要国家地震局。买10包饼干,乘一辆“大发”,飞车千里,赶在救灾的解放军之前到达震中地区。连续38小时工作,向全国和世界各地发出第一批独家新闻照片。
  北大生物学家到秦岭考察野生大熊猫,正是秦岭山区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他穿着普通的羽绒衣跟了去。在海拔2000米~3000米的林海雪原跟踪搜索。人过竹林中的大熊猫通道必须爬行,竹丛上一寸多厚的积雪灌进脖子,两层防寒服都湿淋淋地贴在脊梁上,大头鞋也灌满了雪水。但能拍到完全在自然状态下的野生大熊猫,就足以补偿一切。当大熊猫在雪原上消失,他的眼泪滴在取景器上,融化了上面的积雪。他珍惜这年冬天的经历,说一辈子也忘不了。
  为了揭开可可西里神秘的面纱,他随国家科考队去了海拔五千多米的无人区。那里严寒、缺氧、干旱、强辐射,由于从来无人涉足,被称为“神秘的死亡地带”,轻微的感冒就可能导致肺水肿,几小时内丧命。死亡的威胁挡不住他对那“野生动物乐园”的向往。为了追拍云端里的野牦牛,走几步就得扒在岩石上喘粗气,肺像在油里煎,几乎要炸裂。这光景,他竟能生出无限的遐想:从“乞力马扎罗的雪”到“走出非洲”。
  海湾战云密布,他一份报告又一份报告,以至直接上书社长,要求派他去拍摄第一手战地照片,和美联、路透们比个高下。40天工夫,他从巴格达到安曼,又从安曼到特拉维夫,单枪匹马,拳打脚踢,已经有近30幅照片和6篇文章见诸报端。
  在新华社三年,他去了不少没人去的地方,都是他自己要求的。惟有一次例外,1989年初春去德国多特蒙德采访第40届世乒赛,是组织派遣的。
  他整天东跑西颠,看不见他有安分的时候。摄影部办青年记者培训班,请他讲讲采访社会新闻的体会,早就跟他打过招呼,但从不见他坐下来准备,办班的人提醒了几次,果然准时上讲台,带着厚厚的讲稿还有若干张卡片。从中国讲到外国,从鲁迅讲到黑格尔,旁征博引,滔滔不绝,有理论,有实践,令听课的老少同行折服。
  讲课的时候,离他去巴格达还有五天,他在课堂上说,要去巴格达,要当卡帕,最好是单身男青年,别结婚。
  如果你因此相信了他是预见有巴格达之行,才没谈恋爱,甚至以为他会为事业抱独身主义,那可就上当了。
  他刚来新华社那年,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当时两伊战争还没结束,他整天嚷嚷要去贝鲁特。他问介绍人,姑娘有尼康吗?她能去贝鲁特吗?具备这两条,我就同意。态度挺诚恳,气得介绍人骂他傻瓜。他笑嘻嘻的,好像真有点傻。
  装傻,是他应付难题的绝招,这招数到巴格达还真用上了。临战的巴格达,不许任何外国记者随便拍照,背相机上街被视为“违法”。老百姓不懂英语,他不会阿语,除了“西尼夏比撒狄克“(中国记者好朋友),说完这句话,就冲人家傻笑。老百姓莫名其妙,看他样子和气,便朝他友好地挥挥手,不再纠缠。
  在巴格达机场采访联合国秘书长时,他又一次靠装傻得逞。军警命令所有记者列队进入一间屋子与德奎利亚尔见面。他俯首听命,规规矩矩,趁其不备,一个急转身,迈腿跨过栏杆,几步小跑,追上秘书长一行,紧贴着贵宾往里走。这回真的是后有追兵,他却佯装不知,抢到最好的位置,拍到令美联、共同记者望尘莫及的镜头。
  有道是大智若愚。识不透他的狡黠才真是犯傻。
       (本文原载《人民摄影》1991年2月13日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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