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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撞车、撞车、再撞车


         “战地记者的命运赌注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可以把它押在这匹马或那匹马上,也可以在最后一刻抽回来。”
               ——罗伯特·卡帕
  临行前,北大一位气功师哥们石松给我占了一卦,说我海湾之行无大凶,但车祸不断。这一算可吓坏了我的朋友中文系的小师妹、日本留学生平岛由美,她特地让弟弟从日本找了个小蛤蟆要我挂在身上,因为日语蛤蟆念“凯露”,与“回家”发音相同。
  我头一次撞车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灾情不重,仅撞瘪了出租车的右门。我一看卦算得挺灵,从此坐车只坐后排,而且总是系紧安全带。
  塞浦路斯使馆经参处的小陆是北大75级的,为人特仗义,开车技术也高,四年来从未出过事,眼看一笔数目可观的行车安全奖就要到手。我在塞浦路斯转飞机、办签证,他没少义务帮忙。
  由帕福斯到尼科西亚的高速公路好得不能再好,小陆开的是使馆的沃尔沃—740GL,据说是世界上最抗撞的好车。小陆轻车熟路,可我总是习惯不了靠左行的英式公路。远处海面上三块巨石,就是司爱与美的女神阿佛罗狄忒诞生处。可由于滂沦大雨,什么也看不清。眼看离尼科西亚还有20英里,我们就要到家,不料斜刺里钻出一辆粉红色的小福特,没亮转向灯就上了快行线。当时我们的时速至少有95英里,一下子就顶在了小福特的屁股上。
  接下来的情景一连有好几年我怎么也挥洒不去:眼前仿佛是在演慢镜头,小红车在大雨中向右前方旋转着滑去,扫断12根中心隔离桩,车内杂物飞得满天都是,小陆一脚刹车停在路中。
  我弄不清我是怎么从后排座位上飞起来,撞断前排枕头的靠垫,又打在小陆脖子上的。碰巧路过这里的塞浦路斯交通部长目睹了全过程,立即用他车上的无线电话通知了中国大使馆。警方当即裁决,责任全在小红车一方。可我的左臂和小陆的脖子全不能行动自如了。
  第三次撞车是在伊拉克。当时听说美军到了扎胡,正在修建难民营,我们就开始摩拳擦掌,由于路途太远,得几个人轮着开。首席老朱技术最精,从凌晨5点开到上午9点30分,跑的全是没有灯光的夜路,险情丛生。我照例坐在后排,将自己紧紧捆在座位上,估计我们的新式奔驰—260不会撞不过别人,除非有人撞我们屁股,那我可就惨了。因为行李箱里装了200升备用汽油,一着火我先得变烤鸭。
  天亮了,路也好了,老朱把方向盘交给了英文记者江亚平,江是新华社驻开罗文字记者,自称有两年开车经验,老朱关照他先把速度摇起来,再上快车道。当时老朱误以为所有年轻人都拥有和我一样的车技,其实战后我到开罗供职才发现,当时全分社14辆车仅有6人有驾照,而有驾照者开得比走路快不了多少。这是因为在国外的中国人惟一有危险的营生就是开车,所以分社领导不开放学车的“车禁”,以免出了事承担责任。在我开辟大吉普天马行空以前,从没有人敢单人驾车开过长途。我也由此犯了封建社会大到可以杀头的罪名——“违制”。
  前方视野很好,自动换档的大奔驰眨眼速度就上了130,速度表电子音响发出动听的鸣叫声,我双目微合,尽量保存体力以待恶战。就在这眨眼之际,只听一声“咩”,几团黑乎乎的东西就越过奔驰的风挡,从我们头顶呼啸过去。车身猛然一抖,安全带勒得我心脏狂跳不止。
  停下一看,傻了!原来傲视群车的奔驰,前脸五官全挪了位,仅剩左前角还残留一只转向灯。冷却系统彻底撞坏,挤在引擎中。车身上满是腥膻的羊血和碎肉。百米开外,两只死羊倒卧路中,几只伤羊正落荒而逃,气得老朱大骂开罗派来个废物。
  老朱老跟我说,伊拉克大沙漠中夏季最高气温可达八十多度。我说这不可能,并要与他打赌。今天我全信了。
  一望无际的大沙海在烈日下蒸气腾腾,金光万丈,仿佛有10万个太阳从360个角度围着我转,弄不清哪边是地,哪边是天。柏油路在烈日下像一条晒干了的死带鱼,泛着死光。刚才开着空调不觉热,可现在一切全来了。
  烈日下无处躲无处藏,眼看着奔驰—260内的液晶温度计已经跳到了60℃,可还在稳步上升。连截了几辆小车,都说拖不动这个大个儿的奔驰。昨天我还为我们车有六个缸得意,今天却恨它为什么不是辆“飞鸽”,骑上就可以走。
  终于来了一辆大拖车,我穿上摄影背心,模仿标准的交通警察姿势,左手向上直伸,右臂轻微向左挥动。这辆大车还居然停下了。老朱夸我挺有眼力,我忍不住又来了劲:“是魅力。”
  拖车司机一听我们是中国人,很愿意帮忙。但翻遍全车仅找到一根丈把长的绳子,好歹算把我们的奔驰—260与他的庞然大物连在了一起。
  汽笛一声长鸣,我们总算颤颤巍巍上了路。可由于绳子太短,前面大车尾灯一亮,我们就得手忙脚乱踩刹车,生怕给已经无颜见人的前脸再锦上添花。就这样,还是险象环生,三拖两拽丈把长的绳子上又打了两个结。
  车速只敢维持在60公里上下,车内的空气总算又流通了。可扑面而来的全是热风,液晶温度计降到55℃就停滞不前了,体内再也排不出汗。我粗壮的汗毛有如干柴根根直立。这种感觉不知算蒸还是算烤。似睡非睡,从曼苏尔到巴格达两小时的路程却足足花了五个半小时,我们几乎也全似涅槃了的乌鸦,肉体干瘪,只剩下一丝游魂。等见到巴格达郑大使,我只剩下说“水”的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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