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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在全中国都非常普遍的现象。而且，由于人们已经对此深信不疑，所以许许多多相反的例子，人们就会视而不见。 -------- ①笔者在访谈当地居民，尤其是当地妇女时，一位精通广东方言和普通话的女同志予以了大力协助，特此深表谢意。 例如，笔者在B镇访谈医务工作者的时候，一位女护士谈到，经常有些小姐来看病时穷得买不起药，就把处方偷偷地扔掉。她也遇到过一位小姐被妈咪送来看病，一检查，其实只是饿昏了。可是，才过了几分钟，当谈到“女人变坏就有钱”的时候，还是这位女护士，却不假思索地说：这里的小姐干一次能赚300－400元，能干的一个月就能赚4万元。妈咪则是每月3－4万元。 再如，一位当地人曾经向笔者描述了“二奶”们赚到了多么多么多的钱，最少的也是每个月2000元。可是话锋一转，说起他的一位朋友时，他又说那男人每月只给“二奶”500元。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前后有什么矛盾。 这里面，可能有种种原因。 有些人是人云亦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更没有任何实际的了解。 有些人是看高不看低，或者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所以不自觉地专门说那些收入最高的极端例子。 可是，如果做出夸大估计的人，自己这方面没有任何可以被挑动的因素，那么他们怎么会这么轻易地就被社会舆论蒙住了眼睛呢？ 这恐怕主要是因为，现今的大多数人都对自己的收入状况不满意，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心理不平衡；所以拉出最招人恨的卖淫来说事。实际上，这里面的潜台词是：看看，连不劳而获的、死不要脸的暗娼都赚这么多钱，而我呢？难道这公平吗？ 体制内的、挣死工资的人最容易这样，而他们，恰恰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民间舆论的主流。② -------- ②这方面有一个民间笑话。有一家人一起看电视时，看到里面正在说，某地的小姐赚了多少多少钱。于是父亲说：他妈的，比我挣的还多！母亲则说：男人花那个冤枉钱干什么？突然，十几岁的女儿说：爸，妈，送我也去干吧。 小姐们当然有种种必要来吹嘘自己的高收入。可是许多时候，她们的吹嘘也和一般人的牢骚一样，实际上是在发泄自己的心理不平衡。 例如，阿li曾经说过，当年那个想包她做“二奶”的男人，一张口就答应每月给她一万元，她却没有同意。这话，除了显示她昔日也有辉煌以外，同时也在表达着两种意思：自己现在不应该被这样看低；自己的未来不是梦。至于当年那事情是真是假，其实并不重要。 mei姐是笔者所遇到的少有的明白人。她曾经当着所有手下小姐的面对笔者说（大意）：我们这里地方偏，比不得×feng大酒店，别老听别人（别的小姐）吹牛。她们都是只说吃肉。不说唱汤。从她的这话，联系到她动员阿ying时的旁敲侧击，笔者觉得，她实际上是说给手下的小姐们听的，以免她们不知天高地厚，让非分之想把自己搅昏了头。 在笔者的社区考察中，当地民众对于“性产业”的态度是一项重要的内容。 不同的被调查者一致说，1992年之前，B镇没有小姐，家庭婚姻也很稳定。医生们说，1992年以前不但性病“少少”，就连各种妇科病都很少。 那时候，当地人对于嫖娼卖淫这样的事情很痛恨。据说那时也有少数男人跑到珠江三角洲的其他地方去嫖娼，但是谁也不敢说出来，因为如果被家里的长辈知道了，会挨骂甚至挨打的。 1992年以后，“性产业”一步步发展起来，当地人的态度也逐渐变化。这主要表现为，他们在评价“性产业”，尤其是在评价小姐时，陷入了4种相互冲突的情感。 1.对小姐的传统式的鄙视 无论男女，当地人都很鄙视小姐。但是为什么鄙视她们呢？既不是出于婚姻道德，也不是因为她们违法，而是嫌小姐们“衰”。 在当地方言里，“衰”＝晦气、倒霉、让人恶心、烂货等等。因此，当地出租房屋的人，一般都不许小姐带男人回来住，“嫌衰”（但是长期被包的“二奶”，就无所谓了）。当地女人都把小姐叫做“街婆”，当地男人则使用“街妹”这样的称呼，而最通用的“鸡婆”则干脆就是骂了。就连五六岁的小孩，看见穿得好的、浓妆艳抹的年轻女人，也会说：鸡婆！ 良家妇女与小姐的界限，简直就是人类中最深的鸿沟。老年良家妇女对小姐的愤怒，更是无以复加，因为里面混杂了“九斤老太”对于“世风日下”的愤怒。例如，一位当地老太太是这样说的：“（我）看到‘衰街妹’就生气，（她们）最好死！衰！原来衣衫不贵，现在小姐们不靓不穿，农村妹看了学样（衣衫就贵了）。小三角（裤），还伸大腿！” 中年良家妇女的鄙视里也混杂着愤怒，但是恐怕更多的是嫉妒式的心理不平衡。例如：当地的一位管理区（村）妇联主任，声称自己曾经深入到“鸡婆”里了解情况。但是当她向笔者描述“鸡婆”的情况时，只字不提小姐们的辛苦和风险，却首先提到她们都“穿金戴银”。看来，这一点深深地刺激了她（其实多数小姐也并不是这样）。 年轻女性大概是本能地意识到，“九斤老太”对小姐的愤怒里，夹杂着婆婆对儿媳的嫉妒，所以笔者所访谈的当地年轻女性，对于小姐是一种“无冤无仇”式的鄙视。她们只是一再表白：我们（当地年轻女性）自己一个人不会去卡拉OK或者酒楼。如果一帮人一起去的话，就自己包房，因为不愿意与大厅里的小姐为伍。 当地的男性正人君子又是另一种鄙视。例如，笔者访谈的一位原来的生产队长是这样谴责小姐的：男人不理（她们）都不行。男人点了小吃，小姐上来就拿、吃，真（让人）生气！在这个男人的鄙视里，小姐对男人的冒犯才是最令人看不起的。而且，他实际上已经注意到了一部分小姐的可怜相，她们甚至不得不跟客人抢一口饭吃了。 2.对小姐危害婚姻的愤怒 当地人，尤其当地女人，对小姐的愤怒声讨，其实主要是针对“二奶”的，只不过她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笔者在访谈中，特意指出“二奶”与“小姐”的区别。结果，所有的男男女女，无一例外地都说“二奶”更可恨。而且，只要一点出这个区别，笔者就根本别想了解他们对小姐的看法了.因为他们都抓住“二奶”不放，即使满口“小姐”这个词，说的也仍然是“二奶”。 这说明，对于久已淡忘了妻妾成群这个中国正宗传统的现代中国人来说，危害最大的是各种各样的小老婆，而不是娼妓。 较年轻、较有文化的当地女性，对于小姐的危害想得更深一些，涉及到了男女两大社会性别集团的利益的问题。例如，一位女护士说：当地的22－23岁的未婚女性都提心吊胆，不知道应该如何挑选老公。（她们）对男人不敢相信。有这么多小姐来这里找钱，当地的男人无法把握自己的。③ -------- ③另一位当地农村年轻女性也说道：外来妹冲击当地农村女子。一些农村女28岁了还嫁不出去；还有30岁的老姑娘。一个村里就有四五个。过去可没有这样的事情。不过，这位当地女性显然又把“小姐”与远来的新嫁娘给混为一谈了。 3.对小姐的某些宽容与同情 当地人眼看着自己的家乡是怎么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最清楚打工妹的功劳与艰辛，所以也相对地更容易理解小姐的成因。年轻人尤其如此。 例如，当地一位23岁的女护士这样说：（1）“通过某种途径我钱，也应该算职业。”（2）“（应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小姐最优秀，漂亮，有姿色，所以最有钱，又能（让男人）廉价消费，所以是正常的。”（但是在场的别人没有附和） 再如：当地的3个男中学生到×le歌舞厅来玩，点了阿ying小姐“坐台”（仅仅是陪坐）。妈咪mei姐逗他们说：这个小姐可是你们的老师哟！结果3个小家伙把阿ying小姐一直护送到她的住处。他们在路上一致劝她：坐台可以，千万不要出台；还留下了其中一人的电话号码，说是有危险可以找他们。 当地人传说最多的，是各级各种领导人对于“性产业”的宽容。例如，据说当地的领导在开大会的时候说过：男人要“叫街”（找“街妹”），女人要吃饭，这些都很正常。可是，这种传闻跟笔者调查过的其他地方一样，虽然肯定不会是空穴来风，但往往只是一种“表意”，查不清来龙去脉的。在B镇，笔者先后听到五次有人这样说，但是没有一次能够通过笔者的测谎。 这其实是中国老百姓的一种惯用斗争策略。它既可以为自己的无法无天辩护，也可以表达自己实际上对“社会丑恶现象”深恶痛绝；既可以发泄对官方的不满，也可以证明自己绝对是忠顺良民；既可以表明自己关心国家大事，也可以证明自己是官逼民反。由于人们可以使用这样的传闻达到各种各样的目的，所以这传闻也就最容易三人成虎。至于领导人到底说过没说过，反而成为其次的问题了。 4.“性产业共荣圈” 在考察这个方面的时候，笔者遇到了一出“戏”。 在访谈当地××管理区卫生室的医生、妇联主任、男队长时，笔者问他们：“性产业”该不该封掉？他们众口一词地说：封了好！可是那位妇联主任接着就告诉笔者：她自己的房子就在×ye大道上，已经租给一间发廊了。于是笔者问她：如果封了发廊，您的房子还能租出去吗？她显然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逻辑问题，当时没有回答，而且后来再也不谈她出租房子的事情了。 那位卫生室的医生也是如此。笔者访谈时，她刚刚大骂了“鸡婆”一顿，刚刚积极表态要求禁娼，就来了两位小姐（说普通话）看病。这位女医生给她们看完以后，告诉笔者：她们就是“鸡婆”；然后“脸不变色、心不跳”地继续冲着笔者骂小姐。 这不是她们个人的双重人格，也不仅仅只是一种自我心理防卫。这是中国人在“表态文化”熏陶下的人格悲剧：“态”是一定要“表”的，而且必须“表”对；至于自己的实际行为和切身利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二者必须分离，甚至必须相互矛盾。久而久之，不仅没有人会察觉其中的矛盾，而且许多人会发现它大有好处。于是“表态”就成为一种行为方式，一种文化，一种民族习惯。 访谈镇内的男女时，他们就比较暖昧了，一般都说：“性产业”不关我的事，封不封我都没意见，也不愿意管闲事。可是笔者在前文里已经举过例子，在B镇，无论是出租房屋的，还是经营各种小买卖的，连开摩托车载客的当地人都知道，他们与“性产业”已经是“砸断骨头连着筋”了。 人都是这样。道德义愤最后还是要服从切身利益。有文化的卫生工作者，对于这一点认识得更清楚。 一位女医生这样说：我们看不起做这种事的女人，但是从职业上来说，对她们的态度必须好，服务也要好。从女人的角度来说，我们支持关闭这些色情场所，但是一扫黄，医院马上就没有病人，没钱可收。过去几年，春节时小姐们回家过年，医院的生意就少许多。现在有些香港人过年也来，或者来这里过年，所以生意还不那么冷清。 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因为当地正规医院的妇科，主要的收入来自女人的冲洗阴道和阴道内放药。当地80％的小姐有各种妇女病，主要是霉菌性阴道炎④。农村妇女和打工妹里面，阴道滴虫比较多。所以，平时每天可以来70－80人，笔者访谈的那天是90人。每个星期一是人最多的日子。最旺的时候，每天可以来100－150个病人。 -------- ④医生们的统计是：被“包租”的小姐得性病的少，其次是酒楼里的，发廊里的较多。丈夫传染给妻子的也发现了一些，1995年－1996年多起来，尤其是1996年最多。其实，这是因为，被包租的小姐一方面相对有钱，另一方面包她的男人也更严格地要求她的卫生。发廊妹则是一方面收入太低，舍不得来冲洗和放药；另一方面她们与嫖客也没有长期的关系，嫖客不大在乎她们有没有性病。至于被丈夫传染的妻子，过去不见得就一定很少，而是过去妻子怕丢人，不敢来看病。现在妻子敢来了，实际上也表明了当地社区日益宽容“性产业”的一个侧面。 在B镇流行一句话，叫做“一昌（娼）带来百业兴”。事实上怎么样，笔者无从全面认证；但是这无疑已经成为该社区的一种共识。 当地人说，刚开始的时候，公安狠抓小姐，每人罚款3000元。结果不但小姐少了，而且留下的小姐也穷了，到后来，本地的商店连百货都卖不出去了。特别是酒楼和饭店，只好“停业不关门”，以便对上面报喜不报忧。例如，1995年7月有一个18岁以下的外来妹，在B镇被迫卖淫。后来她告状到省公安厅，于是省里直接派人来抓，搞了一次大“扫黄”，影响B镇的商业长达4个月，直到11月以后小姐们才陆续回来。 从那以后，B镇一年只抓一两次小姐。每次抓了以后，市面都会冷落整整一个季度。可是上面要求，所以只好一年抓两次。 地方利益当然也与“性产业”息息相关。例如，当地的一位官方人员说：×qiao大酒店是香港人在B镇开办的，势力相对小一些。省里物价局检查它，要罚款。结果香港老板罢工了，镇政府少了250万元租金，也不干。最后这事不了了之。 这就是说，“性产业”的经济纽带已经把许多行业和个人都拉进了一个“共荣圈”。社会学一般理论告诉我们：一种社会现象能不能生存和发展，最关键的并不是看有多少人参与它，而是看有多少人不反对它，尤其是并不真的用行动去反对它。 对于“性产业”和“红灯区”，大多数中国人还很少思考。这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人们仅仅依靠“飞进几只苍蝇”、“沉渣泛起”的理论并不足以说明所有问题。 笔者曾经访谈了一位当地的官方人员，他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少数大学生之一。他分析说，当地形成“红灯区”的主要原因有五个： 一是外来投资带来了大量港台人和外国人； 二是本地人赚钱很容易⑤，小姐们又年轻漂亮，本地男人对她们有很强烈的新鲜感，所以很舍得在她们身上花钱。 -------- ⑤本地人除了经商、搞实业以外，出租房屋的收入也很可观。例如，镇区内的本地人平均每家都租出去3间屋，每间800元，每月就纯收入2400元。所以他们觉得赚钱很容易。 三是卖淫的高收入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妹。她们在工厂里打工，每月才挣400－500元，而卖淫一次就可以挣到这个钱数。 四是她们远离家乡，卖淫也没有人知道，所以下水的人越来越多。 五是当地的各种各样的纵容与支持。 笔者知道，许许多多中国人都持有类似的看法。可是我们却很少体味这种看法的真实意义。 这一方面说明，我们中国的具有一些思考能力的人们，对于“性产业”的问题已经形成了一个思考套路，一个解释模型。任何地方的任何时期的任何情况，都可以圆满地放进这个理论大筐里，以便在稀里糊涂之中求得一团和气。 更重要的是，这样思考出来的任何一个原因，都必定是根本无法解决的，而且往往是并不需要去解决的。这样，人们不仅可以不必再劳心费神地探索问题，而且理论上的无奈就是实践中的无奈，人们可以因此而相当心安理得地容忍问题的存在。 由此，笔者经常想到，在许多禁娼文件和正式出版物里，也常常出现一些对于嫖娼卖淫的原因的理论分析。可是笔者总是觉得，它们真是难得的黑色幽默：不管作者分析出多少条原因，可是读者都会发现：它们是根本无法解决、无法改变的。那么，这样的宣传材料，到底是为禁娼呢，还是仅仅满足于宣传？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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