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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赴任关东军



          肩负使命赴东北,掌握实权来“剿匪”;
          白山黑水抗日火,暂时沉寂冈村美。

  话说冈村宁次就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后,1932年8月19日抵达奉天。
  “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在日军中的规格还不高,其司令官一般由中将担任。借1932年8月日军机构和人事调整之机,关东军司令部为扩大编制、提高规格,采取了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全权大使及关东厅长官三位一体的体制。武藤信义大将被任命为军司令官,陆军次官小矶国昭中将被任命为军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为副参谋长。
  关东军司令部是片面积庞大的建筑群,房间众多。照理说司令部的几位主要首脑每人单独使用一间办公室是不成问题的,可冈村偏偏要和小矶国昭挤在一间屋里办公,原因何在呢?原来小矶国昭此次来关东军,是被荒木和真崎从东京总部排挤出来的,把他放在这里荒木等人仍不放心,特意嘱冈村宁次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尽管冈村多次向人表白什么“在军中繁忙的情况下,参谋长和副参谋长同屋办公是理所当然的”,但关东军上下官位都清楚这是冈村的一项特殊任务,关东军真正的参谋长是冈村宁次,小矶国昭不过是个已失去当时军部实权首脑信任的摆设。
  小矶国昭心里明白冈村的使命,并不情愿接受他来做自己的副手,还在冈村的关东军副参谋长任命未发布时,小矶便找借口私下对冈村说:“你们‘陆士’第16期是陆军的中坚,现在以你的好友永田和小(口克)为首发生分裂迹象。充当这个调停人的非你不可,所以你是绝对不能离开东京的。”
  这个借口是冠冕堂皇的。在“陆士”16期的三羽鸟中,冈村宁次是老大哥与和事佬,冈村回忆说:“中、少佐时期永田、小(口克)之间的友情,极为密切,正所谓歃血为盟的同志。我们3人经常在彼此家里集会聚餐和交谈,来往极为密切。永田在教育总监部工作的中、少佐时期与小(口克)之间平安无事,但从大佐时期转入陆军省,大家都任课长以来,由于公务上的接触及关联到部下课员之间意见冲突等原因,以致率意直行的小(口克)和主张明断是非的永田之间在性格上的矛盾暴露出来。因此,大佐时期后期,两者之间出现了不睦的迹象。1932年2月,我由补任课长转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时,曾向荒木陆相和真崎参谋次长建议:最近永田和小(口克)都预定要进级少将,但进级后绝对不要把二人安排在一起工作。因为在一座山上,放置两只性格不同的猛虎是危险的。可后来人事变动的结果,他俩还是被放在了一起,永田任参谋本部第2部部长,小(口克)任第3部部长。6月份我由上海回东京时,听到了在部长会议上永田和小(口克)已发生激烈争论的消息,我所担心的问题,终于出现了。”
  小矶国昭的这番话,要是在往常,冈村会认为是老前辈出于对他们“三羽鸟”的关心,而此时冈村党得“他对我去任关东军副参谋长这一要职,似乎是站在反对论的一方”。但是,由于荒木和真崎的力荐,“似乎因为我是所谓的中国通,因而认为我是最适任者”。小矶国昭也只得接受。而且,作为安插在小矶身边的一颗钉子,“我在关东军副参谋长任内,为向中央部联络或报告,每隔数月就去一趟东京”。实际上是甩开小矶国昭,直接听命于荒木陆相和真崎副总参谋长。军部规定的两人任务分工,也是让小矶去“指导满洲国”,由冈村专门负责关东军作战、治安、情报等纯军事方面的工作。
  冈村来关东军就任后,首先面临的是所谓“匪患猖獗”的局面:“我作为副参谋长先期出发,8月19日到奉天上任,接管工作极为忙碌,甚至连日记也未得好好写。8月26日武藤司令官到任后,决定由我出访第一线各兵团。8月30日访问了锦州方面的第8师团。从9月2日连续4天,巡防了驻在北满的各个兵团,在这4天中,就有3天从飞机上亲眼目睹了3次成群的土匪的活动情况。”
  9月2日晨,冈村在“远藤(作战主任)参谋的陪同下,乘小型客机出发,巡视第一线兵团。10时到达洮南,访问了岩田守备队长。午后到达齐齐哈尔,与旅团长、满洲国省长恳谈后在该地住宿。上午离开洮南时,就在洮南近前的开通附近,碰到了成群的土匪。他们看到飞机后就四散逃窜,我觉得有趣,就让驾驶员盘旋了几圈。3日访问了绥化的松木第14师团长,午后到哈尔滨访问了广徽第10师团长,并于该地住宿。这天上午在安达一呼兰之间,从飞机上又看到成群的土匪,但他们从容不迫,似乎知道我们的座机不是轰炸机。4日傍晚到达吉林,访问了多门第2师团后,当晚,宿于该地。5日清晨访问了敦化的长谷部旅团长后,随机将2名重伤军官运往吉林。午后向奉天归航中,又目睹成群土匪在伊通河谷聚集的情况”。
  这是冈村宁次上任伊始短短几大内,乘飞机巡视东北从空中俯瞰到的情景。
  他所说的土匪,就是我东北各地的抗日军民。“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军对东北的疯狂侵略立即激起我爱国军民的愤怒反抗。随着日军侵略范围的迅速扩大,反抗的烽火很快也燃遍了辽、吉、黑3省。以东北军官兵为主体,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地方民团、保安队、警察、民间秘密结社、绿林武装等各阶层群众参加组成的各种名目的义勇军风起云涌,对入侵之敌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当时的情况大致如下:
  辽宁:1931年10月以后,辽宁各地抗日义勇军陆续建立起来。辽南有邓铁梅的东北民众自卫军,李纯华、项青山的辽南救国军。辽东有唐聚伍、郭景珊的辽宁民众自卫军。辽西有郑桂林、耿继周、苏景阳的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辽北有辽北蒙边宣抚专员高文斌组织的抗日武装。这些义勇军的主要成员多是留在关外的东北军和地方警政人员。由流亡在北平的东北各界人士组成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向关外派出许多政治、军事骨干,而李纯华、项青山、郑桂林、耿继周、苏景阳等部义勇军都接受该会的领导。在张学良的秘密授意下,原东北政权所属的部分武装也奋起抗日,如辽宁省警务处长兼奉天市警察局长黄显声所部、奉天市公安督察长熊飞率领的骑兵总队等等。地方民团也有积极抗日的,其中最著名的是锦西的联庄会。1931年秋冬季节,日军进攻重点在吉、黑两省,辽宁省义勇军的队伍乘机迅速扩大,声势大振。
  吉林:吉林省的义勇军是在旧政权主要首脑降日后,军队中爱国官兵自发抵抗日军进犯的形势下成立的。1932年1月,在哈尔滨保卫战前建立的吉林自卫军,即是由依兰镇守使李杜、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驻守哈尔滨的丁超旅和邢占清旅,以及驻守双城的赵毅旅等爱国官兵组成。2月,吉林步兵第27旅营长王德林等在延吉成立中国国民救国军,延吉、珲春、和龙、汪清等县的警察队、保安队官兵以及红枪会等民间秘密结社,也纷纷加入。不到半年时间,救国军发展到数万人之众。
  黑龙江:在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中,黑龙江的义勇军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徘徊观望后才成立的。在“九一八事变”初期,马占山率爱国将士江桥抗战,曾给进犯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在马占山降日后,黑省的抗战声浪很快沉寂下来。及至马占山重新抗日,部队的实力已大不如前。1932年10月,呼伦贝尔警备司令兼中东路哈满护路军司令、第2旅旅长苏炳文和护路军副司令兼第卫旅旅长张殿九等率部组成东北民众救国军,抗日斗争再度高涨起来。
  东北义勇军成立初期,爱国旧军人和知识分子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后来,大量农民加入了抗日队伍;不少民间秘密组织如大刀会、红枪会等以及某些绿林武装也卷人了抗日的洪流中来。到1932年4月,即伪满洲国建立之初,估计东三省义勇军的总数已发展到30万人以上。
  义勇军兴起后,对东北各处日军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战斗,1932年夏秋季节形成抗日斗争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义勇军袭击辽、吉两省重要城市30次,其中袭击奉天11次,袭击长春6次,烧毁了奉天和哈尔滨的飞机场,破坏了抚顺的日本发电所。辽宁的义勇军乘日军进攻北满,南满兵力空虚之机,控制了省内多数县城,日军被迫龟缩在铁路沿线的县市。关东军承认“确有16个县处于抗日势力控制之下”,“沈海、营口线铁路不通,满铁本线屡遭袭击,夜间运行处于极其危险的状态”。吉林义勇军冯占海部于4月收复方正,5月攻克宾县,7月再克榆树,打死打伤不少敌人。据日伪方面统计,1932年夏,吉林参加武装抗日的人数多达十几万人,抗日活动遍及18个县区。
  冈村宁次于1932年夏秋之交来关东军上任,正是东北义勇军势力的高涨时期。他通过对东北各地的实地考察、巡视,感到解决所谓治安问题是首要任务。为此,冈村一方面给军部打报告,要求从国内增派援军;一方面通过伪满政权加强所谓“法制”建设和地方武装建设。1932年9月,日伪统治者发布了由冈村等人参与炮制的《治安警察法》,11月又颁行《暂行惩治叛徒法》和《暂行惩治盗匪法》,把义勇军污蔑为“叛徒”、“盗匪”,可以格杀勿论。9月末,关东军司令部指示成立由伪满国务总理任委员长,军政部、民政部为主体的清乡委员会,在各省、县设立由日伪军政头目组成的地方清乡委员会。它们在各地网罗汉奸走狗,拼凑民团组织,进行各种反动宣传和破坏活动。不久,日军混成第14旅团和骑兵第4旅团分别于10月和12月先后增援到东北,增强了关东军的实力。日本关东军准备就绪后,武藤信义大将下令,由小矶和冈村具体负责指挥,向义勇军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
  其实,至1932年底,整个关东军的人马不足5万,它的强悍,主要在于军队的素质。关东军以区区几万人马,要向散布于东北广大地区的20多万抗日义勇军发动扫荡,谈何容易?冈村宁次带着斋藤弥平太大性和远藤三郎少佐等几个司令部高参,整日关在作战室里埋头搞扫荡计划,并提出了“步步为营,重点突破”的作战方针。
  日军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活跃在辽宁东边道的以唐聚伍为总司令的辽宁民众自卫军。9月12日,关东军以第1、第4骑兵旅团为主力,并从其他师团抽调部分步、炮、装甲以及工兵等部队,外加伪满奉天警备军的3个旅,开始向东边道地区进攻。东边道辖宽甸、桓仁、新宾、通化、辑安、临江、柳河、辉南、金川、抚松各县,该地区30年代初属辽宁省。现通化、辑安、柳河等县市划归吉林省。
  关东军的这次军事行动部署周密,采取了不同于以往一阵风似的作战方法。首先用3周左右的时间以沈海、安奉铁路沿线的要地为据点组成警备网;又在攻击开始前,派出一支部队从临江向八道江进犯,切断义勇军向东部山林地带转移的道路。从日本国内增派的混成第14旅团也参加了这次“讨伐”,并抽出部分兵力作机动,穿插于警备网内,逐渐向通化、桓仁一带缩小对义勇军的包围圈。
  10月11日,日伪军分4路发动了总攻击:西路从千金寨向新宾李春润部,南部经风城向宽甸张宗周部,东路由朝鲜江岸向辑安、临江王风阁部,北路从沈海路出发,经海龙、山城镇向三源浦包景华部、通化孙秀岩部及唐聚伍所在的自卫军总部进攻。日军的装甲车横冲直撞,跟进的骑兵攻势凌厉,迫击炮和机关枪猛烈轰击扫射,又出动飞机狂轰滥炸。在日伪军猖獗进攻面前,自卫军各部之间失去了联系,各自苦战一方,终因抵抗不住而节节败退。唐聚伍的第37路军司令王永成阵前投降,有的队伍宣布自行解散。唐率领自卫军总部和部分主力部队,突出重围,向北转移。11月上旬,关东军首脑再度集结重兵进攻自卫军,在临江一战中,驻守该地的自卫军徐达三投敌,由冈村宁次代表武藤司令官出面宴请“宣抚”。临江失守后,驰援的郭景珊、惠空光、魏萌楼等部陷入重围,自卫军伤亡惨重,被迫向抚松转移。日伪军穷追不舍,11月下旬,又把“讨伐”扩大到吉林省桦甸地区,自卫军难以抵挡,唐聚伍决定将余部化整为零,进行游击战。但由于在冬季的原始森林里,部队生存异常艰难。12月,唐聚伍、郭景珊先后退至热河凌源县,这时部队仅剩千余人。
  日军在攻打东边道的义勇军得逞后,紧接着就转向峋岩、庄河和凤城等所谓辽东“三角地带”。这一地区活跃着邓铁梅率领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和李纯华所部辽南救国军。日军的进攻从1932年12月中旬开始,各路义勇军奋起抵抗。12月下旬,邓铁梅率众3000余人攻击岫岩县文家街守敌,击毙日军70余人,并包围了守城的日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不久,日伪各路“讨伐队”分头进入岫岩以东的大营子地区,在大营子西南包围了邓铁梅、李纯华部义勇军。经过激战,义勇军主力溃败,邓、李率余部突出重围。日军的这次“讨伐”到1933年1月上旬结束,先后发生过50多次战斗,辽南义勇军大部溃败。
  按照冈村宁次制定的扫荡计划,关东军对辽东“三角地带”完成“讨伐”后,即开始向活跃于辽河地带的黄显声、张海天部义勇军进攻。1933年1月下旬,日伪军分4路从太子河东侧、奉山铁路沿线、营口以及营口铁路支线出发,边扫荡边前进,逐渐在大高丽房和沙岭一带缩小包围圈。这次“讨伐”破坏了义勇军的许多据点,将部分队伍缴械,迫使大部分义勇军转移或分散活动。
  辽宁基本“安定”后,武藤和冈村等关东军首脑,开始对吉林的义勇军进行大规模“讨伐”。这时,吉林各部义勇军主力集结在东部密山至梨树沟镇和穆棱一带(今属黑龙江省)。李杜所部吉林自卫军、王德林所部中国国民救国军和丁超所部护路军曾联合对敌,被日伪当局称为“满洲国治安的一大祸根”。12月,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批准了第10师团长广濑寿助的扫荡计划,并为其增强兵力。1933年1月,第10师团各“讨伐队”向各部义勇军猛扑过去。卫日,日军国部支队首先攻击磨刀石隧道及东南方守军,并向穆棱进逼,迫使义勇军主力向绥芬河、梨树沟镇方向退却,5日,日军占领梨树沟镇。4日,日军竹本支队从下城子出发东进,5日进入绥芬河,日军熊山支队也于4日从下城子直扑密山,李杜所部于6日退出密山城向虎林方向转移,日军穷追不舍。9日,日军汽车纵队以最高时速进入虎林城内,李社部全军溃散,李杜等乘雪橇逃到冰河对岸苏联境内,日军追至时,见苏联边防军正荷枪实弹在江那边等候,未敢作进一步行动。饭冢支队于8日占领七星河镇后,向宝沟进犯;13日,丁超等率部投敌。日军在扫荡密山地区的同时,又在小绥芬河方向进攻王德林部,义勇军在东宁力战不支,王德林等率2000余官兵退人苏联境内。在此以前,冯占海部义勇军于1932年10月向吉林市进军,直抵郊外,因关东军在城内有重兵驻守,防务坚固,不得不撤退。义勇军在渡饮马河时,突然受到日伪军袭击,损失惨重。11月后且战且行,经长岭、瞻榆等地,于1933年1月退到热河。
  关东军在黑龙江省进攻的主要对象是重新抗日的马占山所部官兵和苏炳文、张殿九等人领导的东北民众救国军。
  1932年4月,才当了“满洲国”军政部长没几天的马占山,在黑河通电抗日。6月初,关东军司令部令其第14师团向齐齐哈尔附近集结。接着,该师团所属的第28旅团及部分伪军侵入海伦,对马占山部进行“讨伐”。日伪军首先切断马占山各部队间的联系,包围歼灭了一部分义勇军;并派日军北进,切断马部退路。7月27日,日军在庆城附近借助浓雾,伏击了马占山率领的精锐部队2000余人,打死打伤300余人;次日夜,又围歼了露宿在林中的马占山余部。在马部的牺牲官兵中,日军发现了一具50岁左右留有胡须的矮个子尸体,于是吹嘘击毙马占山的电报、文件满天飞,日伪军争相报功请赏。实际上马占山早在27日的伏击战中,已率领少数人突围进山,不久收拾残部,绕道于10月间到达扎兰屯与苏炳文汇合。
  关东军击溃马占山所部主力后,仍不得安枕。10月1日,苏炳文、张殿九在海拉尔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部众有5000余人。马占山旧部朴炳珊、邓文等也率部坚持抗日。朴炳珊、邓文和苏炳文商定联合进攻省会齐齐哈尔。朴炳珊率队攻占克山,向齐齐哈尔进发,途中被日军骑兵阻击,无法前进,转至讷河、克东一带活动。邓文部攻下安达后,因嫩江水大无法渡河,回师明水驻防。朴炳珊与日军激战20余日,部队损失惨重,退守拜泉。11月20日,拜泉失守,朴部瓦解。朴炳珊只身经大连到内地。邓文部亦于1933年初退至热河。日军在向朴炳珊、邓文所部义勇军进攻的同时,投入了更大的兵力向苏炳文部发动攻击。10月7日,日军向驻守在富拉尔基车站防线的救国军张玉挺团进攻,日飞机大炮狂轰滥炸,救国军伤亡甚众,被迫撤退。11月11日,关东军司令部令各部日军消灭集结在嫩江右岸、兴安岭以东、中东铁路沿线的救国军。29日,由日军混成第14旅团和第14师团骑兵第1旅团编成的服部支队从齐齐哈尔出发,于12月1日攻占扎兰后,继续向西北进击。3日,关东军侦知马占山的指挥部设于海拉尔的面粉厂内,即令轰炸机前往轰炸。4日夜间,马占山、苏炳文率部乘火车离开海拉尔,5日晨抵满洲里以西的中苏边境,向苏联边防部队交出武器后,马、苏及其残部4000余人被允许暂居苏联境内。
  至1933年春,也就是武藤、小矶和冈村他们组成关东军新首脑班子半年后,东三省各部义勇军在日军围剿面前,除少数坚持斗争外,绝大部分先后遭到失败。武藤信义大将是只过问“大事”的司令官,而小矶又不为军部所信任。所以,冈村宁次是扑灭自“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抗日高潮的实际指挥者。千千万万义勇军战士为反抗日本侵略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表现出的中华儿女决不当亡国奴的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将永垂史册。
  随着抗日义勇军的失败,日本侵略者以为他们在东三省的统治逐渐安定了下来,关东军司令部便把夺取热河提上了日程。欲知其占领热河的计划是否得逞,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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