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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之一是一本新的诗集，《光与影》。如果我这部书是一部文艺批评，那它就有了颇大的漏洞，我几乎没有谈维克多·雨果先生的抒情作品；但是，我的任务不在评判他的著作，而在叙述。读者早应看出，我在书中不作一句欣赏赞扬之词。这是维克多·雨果先生创作生活的叙述，我应该对关于曾经引起争论，经过变故的作品特别说得详细。文艺活动上的变故多发生在剧场里；这里真正困难所在，也是维克多·雨果先生的评价争执最多的地方。作为抒情诗人，他是第一集短歌起便被群众接受了的；这种胜利每出一集扩大一次；《东方集》、《秋叶集》、《暮色之歌》、《内在声音》、《光与影》、《静观集》都曾有人寻过疵，但这样的人数甚微；其次，批评书的人总不及批评剧本的人力量大；他们没哨子，不能三四人个一声嘘啸划破满堂采声，骇退演员的勇气，破坏观众的情绪，毁坏剧本的面貌；他们无法在故事完结之前，逼人落下幕布；书尽管受攻击、反对、辱骂，依然存在着；恶意的读者不能阻挠善意的记者；激烈的批评常起宣传作用，书受到的攻击愈猛，再版却愈快。 因此，关于《光与影》、《论莱茵河》等等我都没有什么东西好说。我现在一径就谈《庇尔格拉夫》。这《庇尔格拉夫》的演出是维克多·雨果先生戏剧便作生活的最后一个插曲。 《庇尔格拉夫》于一八四二年十月写成。十一月二十日拿到法兰西戏院朗诵。这次作者对戏院只能表示感谢。全体演员，经理比洛茨，秘书佛德伊个个热心拥护，毫无二意；但是，在一部分观众中，作者遇着了巨大的抗拒。 政治问题也夹杂在里面。我前面讲过，从专制传统和革命势力的妥协中产生出来的新兴王朝，在雨果看来，是合法王权过渡到人民主权的有效办法。在理论上他已经是共和主义者，但是他没有反对路易· 菲力浦的实际理由。只消专制君主接受进步改革，他同意共和政体的延期实现。他甚至没有参加宪法所允许的反对党。下面的信是一八三三年七月写的，可以说明他当时的思想情况： “部长先生， 我给你写信，不是为我本人，而是为别人，甚至要以说是为你，因为写信告诉一位部长那里有善用权力的机会，就是对部长做出贡献。 事情很简单，也很容易办。 日报《一八三0年的革命》的主笔安东尼·杜莱先生因犯了新闻法，此刻囚在监牢里，还须二十一个月才满期。他被囚在福尔斯。我刚去看过他；我不是夸大，他真正地受到虐待，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受着和盗贼、苦役犯一样的管制。但是，最难忍受的是，他不能和家人见面。他的家族住在杜埃，有母亲、妻和一个孩子。杜埃有一所监狱。他曾写信给掌玺大臣，要求移转到杜埃去。掌玺大臣把他的请求转到你处，此刻就在你的办公桌子。请允许我为他说一句话。他并不要求宽赦、或者减刑。他只要求让他时时拥抱他七十三岁的老母、年轻的妻和抱病的孩子。我想你不会拒绝。 至于我本人，部长先生，我此刻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我对所有的政党一视同仁。我对法兰西、对进步，满怀着热爱。有时拥护执政党，有时拥护反对党，这看哪一方的行动有利于国家而定。我说过，我不属于任何政党，我只热烈地希望所有的政党互相谅解。同时，我给政权在手的人一个劝告：对政权已不在手，或尚未在手的人要宽厚相待。 请你接受我崇高的敬意，部长先生。” 四个月后，《国王寻乐》被禁，作者曾震怒一时，但不久就恢复了平静状态和宽容收情。一八三上年（《米拉波研究》）他重申前意，说：“在我们的时代，一切意见都可以提；但是贤智之士应该对整个时代抱善意的看法。他应该怀抱希望、信任和期待的态度。他应该尊重理论家的的缓慢，因为思想的发展是不快的；尊重实践家对现实事物的狭窄而有益的执着，没有这种执着，社会便会在层出不穷的尝试中瓦解；尊重热烈的争论，因为从这里边能产生丰富的效果；尊重实利主义，它的精打细算能代替信念，维持事物的联系；尊重执政派，等待他们从黑暗里向光明摸索；尊重反对派，受了他们的鞭策牛方才耕田；尊重中间路线派，由于他们，过渡时期才减少了震撼；尊重极端派，他们刺激了思想——文明的血液——的传播；尊重保守派，是他们保存了残余的根苗；因为他们稳健；尊重青年人，因为他们有耐性；尊重一些人，因为他们正在工作；尊重另一些人，因为他们愿意工作；尊重一切的人，因为个个都要克服困难。” 四年之后，一八三七年（《内在的呼声》序），他的目标依然未变：“一切党派， 我取其正义的方面，不取其恶劣的方面。”一八四0年（《光与影》序），他为诗人提出同样的理想：“不参加任何一方，不受任何束缚。他的思想和行动完全自由。他对工作的人要以自由地表示亲善，对危害社会的人自由地表示憎恶；对为人效力者表示敬爱，对受苦受难者表示怜悯，遇见欺谎，不问来自何方，他都能自由地加以阻扼；陷入了利害的泥淖的道义原则，他能自由予以拯拔；遇见鳏寡孤独，自由地加以慰问；遇见忠孝义烈，自由地叩头膜拜。他爱人民，而又不恨国王。” 政权的形式，在他看来，只是次要；他深入事物的本质。他在“社会主义者”一词出现之前就是社会主义者：“如果有一天，他在对十九世纪文明的巨大利益问题，通过报纸和论坛，全世界的智人展开讨论的大会上，他有发言的机会，他只预备在议事日程上表示意见， 他将首先要求一点： 用社会问题来代替政治问题。”（《文哲杂论》）序，一八三四年四月） 但是各政治党派都重视政治问题，而忽略社会问题。即在最进步的人看来，废除死刑、世界和平、义务教育、儿童权、妇女权等都是诗人的梦想。他们也不承认一视同仁的、不偏不依的善意中立。一个人如不做他们的朋友，便是他们的仇敌。那时还占少数的共和党就抱着这种不妥协的偏激的态度，这也是被压迫的少数不得不取的态度。在激战的飞尘中他们观看不清，自从一八二八年（《死囚末日记》）即已成了社会主义者的维克多·雨果，在民主主义上，他比社会主义者还前进。他们观看不清，他们是对自己人开火。《民族报》还停滞在阿尔芒· 卡莱尔的政治纲领水平：政治上进步，文学上后退。他憎恨戏剧，只赏识“大朝代”的悲剧。 时代也是于古典悲剧有利的。高乃伊和拉辛依靠一个杰出的女伶，拉仙尔小姐的才艺，恢复了旧日的地位。正在《庇尔格拉夫》排练之中，一个青年从外省来到巴黎，囊中带着一篇悲剧。它有两点迎合时代的特征：第一是篇悲剧，第二是以民主义义为题材。故事是旦尔庚王族的被逐，和罗马共和国的成立。巴黎人士立刻占有了这篇剧本和它的作者。《吕克雷斯》在全巴黎的沙龙里公开朗诵，到处受到欢迎。人们已经有了拉仙尔小姐，而今又来了贲莎、悲剧到了完全光复的时候，路易十四也复活了，而这一切都是在共和国的名义之下产生的。 观众也不知不觉被吸引过去。二十五年以来，他们老听见一个人的名字，有些生厌；一旦换了新人，颇觉快意。 爱多华· 纪埃里，当时任《传信者》文艺栏主编——此报久已停出，写了一篇文章，题名《亚立斯蒂特》，论述其事，说，巴黎和古时的雅典一般，放逐了久享盛名的英雄，立论甚是精当。 雨果成了过时的角色，贲莎才是时代的骄子。先前新剧的演员也都投降了悲剧。巴加奇和陀梵尔夫人在《吕克雷斯》里担任了主要的角色。 再则，《庇尔格拉夫》也实在难演。剧中那些史诗式的人物，超过了寻常标准，非有特出的演员不能演。濮梵莱扮演夏伯，乔福罗扮演渥贝尔，李齐埃扮演巴尔勃鲁斯，各人发挥才力，尽心表演。德囊小姐扮演莱洁娜也极为动人。无奈剧中人的气度过大，无人承当得住。拉仙尔小姐在审查委员会（全体男女艺员都出席了）朗读剧本的时候，表示非常钦佩，但是没有要求担任贡禹马拉，雨果也没有请她担任。拉仙尔小姐正年青，不怕面上划几条皱纹。雨果曾请乔尔治小姐扮演这个角色，是乔尔治小姐自己向作者要求的。如果由她演，倒是个绝似的贡禹马拉；但是演员中反对甚力。雨果改请陀梵尔夫人，陀梵尔夫人记起上次所受的怨气，要求先作社员才肯参加，院方拒绝了陀梵尔夫人而接受了梅林格夫人，梅林格夫人演这一角也很不坏。 第一场演出，成功了，但场面很冷。从第二场起，观众就表示反对情绪。嘘声和笑声，虽不及《爱尔那尼》，但每晚都扰乱了场面。争吵和冲突都有。演员和院方却勇敢地尽心地支持剧本，直到最后一天。 报上的评论大半是反对的。只有爱多华· 纪埃里一人出力地拥护它。戈蒂耶在《出版报》上写了两篇热烈颂扬的文字。 《庇尔格拉夫》之后，雨果离开了戏院，虽然他手头还有一篇近乎完成的剧稿《双生子》，是一八三八年写的。他觉得将自己的思想拿出来，受这类无谓而不负责任的毁辱，十五年来怨仇不解，甚是不值。况且，从今以后，雨果上了政治论坛，没有再乞灵于戏台的必要。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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