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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儿子



  我知道,又要法庭上见了,因为再过半年,刘晓庆又可以上诉了。这时候,由于赵雅氓已经出国留学,儿子也被送到我身边。我的日记里记下了这段事情。
  七月十四日。
  儿子来了,一切都放在一边吧。
  冰箱里空空如也,给儿子吃什么?口袋空空。
  哎!千万不要失去勇气,不要忘了,你是一个父亲。

  我的儿子悄悄长大了,如今已经七岁了。他很乖,常常默默地看着我,一句活也不说。我努力扮演一个父亲的角色,想把我这么多年来欠儿子的都赎回来。
  我给儿子讲那些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的故事;和儿子一起坐在北屋的地毯上看月亮,把儿子搂在怀里教他唱歌……

  儿子腼腆极了,和小时候大不相同,记得那时他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有一大堆节目,怎么也演不完。可是如今,儿子几时的那种天真快乐已经烟消云散,怎么也找不到了。不知道是儿子长大的缘故,还是因为我这个爸爸对于他太陌生了?

  我努力想把儿子那种活泼劲恢复过来,他也放松了许多,靠在我的怀里,嘴里咿咿呀呀地跟我哼哼:“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船……”
  现在,儿子还不懂得阿娇是什么,但似乎已经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其中的意境,我们在洒迸屋子的月光底下摇摇晃晃,想像着月光下的那条小船……

  阿娇没有了,儿子还在。

  每当儿子在我的歌声里安然人睡之后,我都会把他抱到那个大床上,替他盖好被子。这时候,白天已经被忙碌挤掉的往事又一幕幕地在眼前展现。此刻,这许许多多对于我来说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厌恶”。我竭力想躲开,躲到儿子给我带来的那份血缘的安宁中。

  那天下午五点十分,几个朋友正在家里聊天,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儿子跑到厨房叫我:“爸爸,爸爸,您的电话。”
  我连忙跑过去,一拿起电话,我就听出是谁了。“你是谁?”我故意问道。
  那边半天没有说话。
  这个时候我比以前聪明了许多,一般都要留些记录。正当我打开录音机的时候,那边说话了,“我是姜某。”
  “你干什么?有什么事?”
  “听说你要把我写的那东西拿给记者。
  “这是我的事情,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对方十分阴险他说:“你要把它拿出去,小心你的儿子!”
  这句话把我激怒了,我大声地喊着,“我操你妈!如果你敢动我儿子一根毫毛,我杀你全家,要你全家的命。”
  对方迟疑了一会。“啪咯”一声把电话挂断了。
  那天正好有几个朋友来我家,一个朋友过来把录音机关上了。刚才的通话,通过电话的扬声器,大家都听见了。我回头一看,儿子正怯生生地从门外探着头。

  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呀!我的命根!你是无辜的,凭什么受这种威胁?

  真的,如果真有人会动他一根毫毛的话,我会不顾一切,包括我的生命。

  这决不仅仅是一句吓人的话。
  朋友们过来安慰我:“既然把话说出来了,这种人就没有胆量实施,这不过是吓唬人的臭招子。”

  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我在五点四十分给派出所打了电话。在派出所备了案。

  朋友们本来打算在我这吃饭,还带了好多东西,庆祝我儿子来了,可是,这个电话把我们的心情全搅乱了。
  我真的很担心,因为我们家乡有一句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我的儿子今年才七岁,他什么也不知道,即使有人伤害他,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可是,我是他的父亲,我要保护他!
  我想起了刘家有着正义感的大表嫂,就拿起电话告诉她这个情况,请她转告刘晓庆不要伤害我的儿子。大表嫂听了我的陈述也很气愤。我果然没看错,她是刘晓庆离家出走以后椎一一个站出来替我说句公道话的。对于这样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我至今充满了敬意。
  天下所有善良的人,都不会拿一个孩子来做什么筹码的。如果你是一个男人的话,有什么事就来找我!拿我的儿子来威胁我,你不觉得这太卑鄙了吗?你从此失去了和我对话的权力,因为你是一个无赖,徒有男人虚名!

  晚上,儿子坐在那里翻我给他买的画册,我默默地看着儿子。

  现在,儿子是我的唯一,为了他,我可以去杀人!真的!我会连眼睛都不眨杀掉所有威胁我儿子的人,我发誓,决不手软!全部杀干净!为此,赔上性命也在所不惜!多少关键的时候,也是为了他,在恨得我牙根冒血,想做一些很痛快的事情的时候。我都忍住了。
  在日记里,我这样记着:“我有一个儿子,他需要我,我不能让他无依无靠。为了孩子,忍!忍!忍!

  现在,我的儿子受到了威胁。虽然那也许仅仅是口头威胁。可那种人的人格是不值得相信的,也许他们真的会来伤害我的儿子。也许我不在家的时候,会有人敲门……会有人闯进来……会……不!我的儿子大小了,他还手无缚鸡之力呀。
  不行,我得带儿子离开。
  于是,连碗都来不及洗,我给儿子穿好衣服,拿了向朋友借的钱,连夜离开了家。
  临走的时候,我把北屋里的灯打开,又拉上了窗帘;把电话的一根线拔掉,这样别人打电后进来永远是占线的忙音:我把收音机打开,音量放到最小.这样在门口听起来好像屋里有人在交谈;最后,我还在门上做了个记号……

  夏日雨后的夜晚,整个马路都是湿涟涌的,路上的积水映着远处的路灯。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甜腻腻的味道。街上的人很少,我背着背囊,领着儿子,在街上匆匆走着……
  儿子非常高兴,屁颠儿屁颠儿的,不时地用脚把路上的积水踩得“啪啪”作响,不时地回头看着我,他不知道我要领他去哪里,一直不停地间我,“爸爸,我们去哪里?

  我对儿子笑着说:“爸爸领你回家。这时候,我所能够信赖的只有我的家人了。

  只是,我的儿子哪里知道,爸爸领他去逃亡!逃脱那可怕的阴谋,不让任何人伤害他。

  那一年雨水很大,回家路上许多铁路都被雨水冲坏了,火车不得不半途改线绕行。由于修铁路,列车在内蒙古的一个小站上停了整整一天。离车站不远,有一个歌舞厅,不时随风送来一阵阵音乐,天边已是夕阳西下,我和儿子仍在月台上玩着。我让他的两只脚踩在我的脚上,一步一步地挪着,我拉着他的两只小手,低着头看着他,嘴里唱着《音乐之声》里的插曲,“哆是一只小母鹿,来是一束阳光……”接下来又是《孤独的牧羊人》,又是《大篷车》……所有我能想起的,半生不熟的歌,只要是欢快的节奏,都会从我嘴里飘出来。我和儿子在月台上玩了好长时间,那一天的晚霞好美好美……

  那回,儿子终于又疯起来了,在我的歌声伴奏下,他在月台上扭着小屁股,乐得不得了。看着他那快活的样子,我的心里呀……也就在这一刻,好像获得了另外一种感觉,那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这种人类最普通最久远的情感第一次这样强烈地被我感受到了——在我带着儿子逃避威胁的路上。这种情感的意识虽然这样晚才出现,可是我清楚,它是那样强烈,似乎胜过了我一直认为崇高无比的爱情。尽管我的儿子也不是最完美的一个,但为了他,我会不惜一切!即使在日后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依然经常听到朋友的劝告。我告诉所有的人,如果真的有人想在我儿子的身上打主意的话,代价是千百倍的,这决不是一句吓人的活。这种动物进化过程中的遗传,并没有被人类的文化冲淡多少,而这种本能的疯狂我保持得比别人更多。
  把儿子送回家,交给了我哥哥和弟弟,我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我相信,我的兄弟们会比爱护他们自己的孩子还要甚地照顾我的儿子,一旦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比我能战斗。这种家族的百折不挠、殊死搏斗的秉性一直维系着我们这一族人,从远古走到今天。我像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勇者,又匆忙赶回北京。
  回到厂住宅区,已是深夜。我格外留心地注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楼上透过窗帘,屋里的灯依然亮着。但是当我走到自家门口时,突然发现……收音机?我的收音机怎么不响了?走廊的灯亮着,不可能是停电,这是怎么回事?
  看看门上做的记号还在,这说明没有人打开过这扇门,难道有人从凉台爬到屋里?难道是收音机烧坏了?答案只有这一个。我不免警觉起来,真要是有人进来,绝不是我的朋友,我在门外做好了准备……
  我把走廊里的灯关掉,门无声无息地被我打开了,一股暖湿气扑了过来……不对!门窗一定被打开了,要不然屋里的空气应该是凉的,一下子,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我做好准备,以对付那最突然发生的事情。

  我毫无声息地推开了里屋的门,一股暖风吹了过来,毫无疑问,有人打开了阳台的门、我轻轻地蹲下来,一只手准备着,另一只手拉开了灯,阳台门上的玻璃被卸掉了,风是从那里吹进来的。可是……屋里没有人!

  现在只剩下北屋了,我蹲下身。用一只脚猛地把北屋门蹬开,屋里还是没有人,不过收音机的插销已经被人拔了下来。我百思不得其解,翻过身才发现茶几上有一张便条,“陈国军,因为你屋里的收音机没有关,你的邻居告诉我们后,我们怕你出事,故打开阳台门查看,希望你能理解,回来后请速和我们联系厂保卫科“。

  原来,由于我房里的收音机昼夜不停,所以,我的那些好邻居们担心我发生意外……

  我十分理解他们的好意,真的打心眼里感谢他们。

  回到北京不久,我就接到了香港的妹妹打来的电话。从她支支吾吾的语气里,我觉得有什么事不对头。怎么?妹妹和妹夫吵架了?虽然我现在已经自顾不暇了,但自己的亲妹妹总还是要管的。我让妹妹找妹夫接电话,想跟他谈一谈。可是,妹夫也是支支吾吾的,让我感到很奇怪。
  经过再三追问,他们才说出了原因。原来,他们也接到了好几个匿名电话,说是香港黑社会打来的,他们拿我的外甥和外甥女作要挟,其目的就是迫使我妹妹和妹夫劝我尽快离婚,因为他们受人钱财总要替人办事。

  自然,我也能猜出来这电活是谁打的、因为对方已经把目的说得很明确了。如果这电话真是黑社会打来的,能出钱找黑社会逼我赶快离婚的还能有谁?
  后来在那个律师写的书上,说刘晓庆曾经资助过我妹妹出国。哼!真是滑稽!我妹妹凭她自己的学识、能力和运气出的国,又嫁了一个能干体贴的丈夫,有一双聪明漂亮的儿女。这一切和你刘晓庆又有什么关系?刘晓庆所给她的,不过是当别人谈论其风流韵事的时候她无法摆脱掉的尴尬罢了。

  放下电话,我的心里难过极了。我这个小妹妹,从小就很招人喜欢。我一直有一个梦想:等我发了财,要给她买好多的首饰,让她开心,让她快活。可是,我一直没有发财,到后来,连我上夜大学的学费还是我妹妹提供的。
  我娶了这样一个媳妇,给我和我的家人带来些什么呀!我兄弟们一点点进步,都会被别人描述成受到了刘晓庆的资助;他们所有人的成功都被刘晓庆的暗影笼罩着,甚至为此遭人白眼。
  值得庆幸的是,我的父母不会知道这些事了。要是我那可怜的妈妈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她该多难过!要是我那性格刚烈的父亲知道了这些事,更不知要被气成什么样子了。

  我上对不起父母,下对不起儿子,连我的手足也跟我一起承受耻辱。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呀!

  八月亡日下午,厂法律顾问陈某某通知我到厂里参加一个四方会议。

  我所理解的四方会议就是我、厂里、刘晓庆和她的律师,所以也没怎么重视,那一大天气很热,因为我准备会后去游泳,所以只穿了一条运动短裤和一件跨栏背心就去了。
  到了厂委会门口,我才发现有些不对头。门外停着一辆天津大发和一辆伏尔加,从司机注视我的目光里,我感觉有些异样。

  当我推开门进去的时候,才发现是一个五方会议,我、厂里、刘晓庆、刘晓庆的律师,及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人参加聆听。法院的人除了法官、书记以外,还有法警;刘晓庆的人除了律师以外,还有一些人坐在后面,我也没太注意。
  那次所谓的法院诉讼保全和送达行为被某人在自己的书里胡诌八扯,颠倒黑白地记了个大概。过了很多年,当我看到这篇“瞎话”之后,突然想起了非常类似的一件事。

  有一次,在去苏州的列车上,卧铺同格的有一位自称是青艺的演员,在那里大谈特谈陈国军。当时陈国军和刘晓庆的离婚案已经尽人皆知了,而且好像关心的人还不少。在座的就有几个很感兴趣,一个劲地问他,“你见过陈国军吗?

  “见过。
  “他长得什么样?
  “一米八的大个子,穿一身旧军装、脚蹬一双高筒的大马靴,背着一个书包——嗅,书包就是过去部队的那种,上面还绣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一一一书包里装着两把菜刀。每天到我们青艺去,找姜某拼命。
  “那……他什么模样?”
  “哦,一脸落腮胡子。说起话来声音很大,太没文化了。”

  他的描述绘声绘色,而且还不乏细节,让人不得不信。

  当时,我坐在靠窗户的位置上,动也没动,由着那些人议论纷纷。那些议论里有的可怜女人,也有的为男人抱不平,说什么的都有。
  听了一会议论,我站了起来,过去拍了拍那个“青艺演员”的肩膀,“我跟你说几句话。”

  在车厢的连接处,我问他:“你认识陈国军吗?”

  “当然认识。”
  “哦……我是北影的。”
  他听说我是北影的,自然很客气,连忙掏出烟来让我抽。我谢绝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我的工作证,说:“这是我的工作证,上面还有照片,你看你认识这个人吗?”

  他迟疑地拿过了我的证件。

  我现在还记得他那时脸上僵硬的表情。
  所以日后看到刘晓庆的律师写的那篇东西,我又产生了同样的感觉,只不过,我看到的仅仅是像那个“青艺演员”一样的胡说,却没有机会看到他被揭穿之后的不自在。

  那天,法院的法官王范武先生送达了刘晓庆的离婚请求,又宣布同时执行诉讼保全。

  诉讼保全对我来说不算陌生,当刘晓庆的父母把我的家全搬走的时候,就有朋友告诉了我这个法律名词,它是指在离婚双方怕财产流失,不利于法律分割的时候,由法院出面,对家庭财产进行冻结和登记。

  当时朋友们说,刘晓庆的父母不在北京,北京的家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在你和刘晓庆不在家的时候把家里的财产搬走了,侵犯了你们的权益,你应该要求诉讼保全。

  可是我不能那么做,因为对方是我的岳父岳母,而且我也不忍心把老人叫到北京来打这场诉讼保全的官司。
  可是如今,我的一念之差使刘晓庆顺利地完成了她的财产转移三部曲:第一步,她找来小姚把我的家搬空;第二步,她利用我的善良把我手里唯一的一张存折(这也是我和刘晓庆最说不清楚的财产)上的钱全提走了:第三步,她借着第二次起诉离婚要求诉讼保全,这次,她还是借助法律的力量完成了她第三次财产的占有和分割。

  不能不说,这个女人相当有心计,相当厉害。她三番五次利用我的善良和仗义把我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光蛋。

  我的态度确实不好。“什么,你要诉讼保全?家不是都让你搬光了吗?你还保全什么?”
  我没有想到,真是没有想到,她居然还要保全很多。凡是她认为有用的东西部保全了,而保全之外的东西基本已不剩什么了。

  哼!我都没有要求保全财产,你反倒要求了,你可真行呀!

  “我反对。”我跟法官很明确地谈到这一点。
  但法官还是坚持。因为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法院还有:个合议庭,他不过是一个执行者。而且,我心里明白,刘晓庆第一次起诉时搞到的那张纸条还在起作用。

  其实,如果我当时转身就走,他们也没有办法进行诉讼保全,因为诉讼保全必须两人都在场。可是,陈某某一直劝我:“事已至此,保全就保全吧!”我这个人一向不想让朋友为难,只好和他们一起去了我北影的住所。本来刘晓庆的律师还要来,我坚持说不可以,他才独自留在了主楼。
  走到门口的时候,我还坚持着:“我可以参加诉讼保全,但钥匙我不交,随你们便。”

  于是,法警把门端开了,因为他代表法律。

  邻居不知道怎么回事,纷纷探出头来,当他们发现了我和法官以后,又都关上了门。

  他们一样样地进行财产核对。我在一边拍了两张照片。尽管法院的人阻止我,但这是我的家,也不是你们法庭,照片我依然留着。
  刘晓庆低着头,把她认为该拿的东西统统拿走了。奖杯(这本来就是她的,即使她不来拿我也要给她,省得占地方)、录像带(包括我的工作带),最后,她甚至贪婪地指着书柜上的书,也要一起拿走。

  这下,连法官对她的态度都起了变化,不得不提醒她:“你除了要求诉讼保全的东西,其他东西都不能拿走,你不能什么都要啊!”
  我这时也提醒了她一句:“冰箱里还有一匝多挂面,那边书架上还有三十多元钱,是我这个月的工资,你看,是不是也要拿走?”

  不知法警没有听出我的挖苦,还是他别有用心,居然真的过去把冰箱打开了,里面果然只有一匝半挂面和半瓶豆腐乳。关上冰箱门,法警看着我笑了。我想,这是一个男人对另外一个男人友善的笑。他可能也为刚才端门的那一下感到不妥,对我解释了一句,“我们是执行公务。”

  再没什么可拿的了,满满的装了两大箱。陈某某一直在安抚我,告诉我:“明天会有人来给你修门,厂里派人来。”
  哼,我的家。被我的妻子带着人破门而入,而且一切还是合法的。真是“猪八戒吃西瓜一一一倒打一耙”。

  在中国、一贯没有冤假错案的记录,所以在人们心里,法院总是对的,总是代表了正义,那么我这种与法庭抗争,怨恨法院的情绪就是错误的,是非正义的。
  我委屈!

  当财产登记完,我签了字之后,我指着刘晓庆说:“总有一天你会人老珠黄,你会门前冷落车马稀,到那时候,你一定会想起今天这一幕,今天这一刻,你会后悔的。”这是我当面跟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他们走了。在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一眼也没有看刘晓庆,而是死死地盯着地。她走到门口的时候站住了,对我说:“哥们,我走”了。
  我拼命抑制着自己,再不抬眼看她。她又停了一会,终于走了。
  陈某某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临走时还把那扇被端开的门开关了好几次,安慰我说,“国军,别难过,我明天就找人来修门。”
  门关上了,那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了。
  我一直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脑子里依然是一片空白。
  过了好久好久,电话铃响了。我一点也不想去接,让它在那里不停地响。
  铃声停住了,过一会儿又响了起来,我还是没有动。可是这回,它一直执著地响着。我不想不想不想接,而且恨不得把电话拽下来摔碎,但,我还是没有动。

  它怎么这么烦,响响响,响个不停。
  终于,我受不了了,过去把电话拿了起来。
  “喂!是陈国军吗?”
  一下子,我听出来了,是赵雅氓的声音。
  “你怎么样?”
  我能说什么……

  “喂!你怎么样啊?”

  “我一切都好。”可是,我的泪水却扑扑蔽籁地落了下来,我想那回流下的泪水比我以前所有流过的泪水都多。我拼命用手捂着话筒,不让对方听出我在哭。
  那边一直不停地“喂、喂、喂”,她大概以为电话线路有毛病。“你生活得怎么样?缺不缺钱?如果缺钱我给你寄些回去。”

  这决不是杜撰的巧合,也不是刻意安排的情节,我敢以最毒的誓言来保证它的真实性。上天把两个妻子都安排在同一天出台,为什么?当我第二个妻子凭仗法律来抢夺我的财产的时候,那个当年我伤害过的妻子却远隔重洋打电话来问询我;第二个妻子恨不得把我的每一个铜板都拿走的时候,第一个妻子却问我是不是生活困难,缺不缺钱。都是女人,何以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的泪水能止得住吗?能吗?所有用心爱过生活的人、所有真实的人、所有诚实的人遇到我这种情况,都不会不哭吧!

  尽管我一直抑制着,可是对方还是听到了我抽泣的声音。

  “你怎么了?”那边关切地问。

  “没什么,没什么。”
  她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天会对我进行诉讼保全,也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天对任何人都是怎样一个难以忘却的日子,以为我不过是因为孤独而伤感,所以,她安慰了我几句,说:“国际长途太贵了,以后再聊。”就把电话撂下了。
  放下电话,我动也没动,坐在那里实实在在地大哭了一场。这是我对曾经有过的翻天覆地的爱情最后的挽歌,一定非常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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