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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又要法庭上见了，因为再过半年，刘晓庆又可以上诉了。这时候，由于赵雅氓已经出国留学，儿子也被送到我身边。我的日记里记下了这段事情。 七月十四日。 儿子来了，一切都放在一边吧。 冰箱里空空如也，给儿子吃什么？口袋空空。 哎！千万不要失去勇气，不要忘了，你是一个父亲。 我的儿子悄悄长大了，如今已经七岁了。他很乖，常常默默地看着我，一句活也不说。我努力扮演一个父亲的角色，想把我这么多年来欠儿子的都赎回来。 我给儿子讲那些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的故事；和儿子一起坐在北屋的地毯上看月亮，把儿子搂在怀里教他唱歌…… 儿子腼腆极了，和小时候大不相同，记得那时他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有一大堆节目，怎么也演不完。可是如今，儿子几时的那种天真快乐已经烟消云散，怎么也找不到了。不知道是儿子长大的缘故，还是因为我这个爸爸对于他太陌生了？ 我努力想把儿子那种活泼劲恢复过来，他也放松了许多，靠在我的怀里，嘴里咿咿呀呀地跟我哼哼：“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船……” 现在，儿子还不懂得阿娇是什么，但似乎已经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其中的意境，我们在洒迸屋子的月光底下摇摇晃晃，想像着月光下的那条小船…… 阿娇没有了，儿子还在。 每当儿子在我的歌声里安然人睡之后，我都会把他抱到那个大床上，替他盖好被子。这时候，白天已经被忙碌挤掉的往事又一幕幕地在眼前展现。此刻，这许许多多对于我来说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厌恶”。我竭力想躲开，躲到儿子给我带来的那份血缘的安宁中。 那天下午五点十分，几个朋友正在家里聊天，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儿子跑到厨房叫我：“爸爸，爸爸，您的电话。” 我连忙跑过去，一拿起电话，我就听出是谁了。“你是谁？”我故意问道。 那边半天没有说话。 这个时候我比以前聪明了许多，一般都要留些记录。正当我打开录音机的时候，那边说话了，“我是姜某。” “你干什么？有什么事？” “听说你要把我写的那东西拿给记者。 “这是我的事情，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对方十分阴险他说：“你要把它拿出去，小心你的儿子！” 这句话把我激怒了，我大声地喊着，“我操你妈！如果你敢动我儿子一根毫毛，我杀你全家，要你全家的命。” 对方迟疑了一会。“啪咯”一声把电话挂断了。 那天正好有几个朋友来我家，一个朋友过来把录音机关上了。刚才的通话，通过电话的扬声器，大家都听见了。我回头一看，儿子正怯生生地从门外探着头。 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呀！我的命根！你是无辜的，凭什么受这种威胁？ 真的，如果真有人会动他一根毫毛的话，我会不顾一切，包括我的生命。 这决不仅仅是一句吓人的话。 朋友们过来安慰我：“既然把话说出来了，这种人就没有胆量实施，这不过是吓唬人的臭招子。” 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我在五点四十分给派出所打了电话。在派出所备了案。 朋友们本来打算在我这吃饭，还带了好多东西，庆祝我儿子来了，可是，这个电话把我们的心情全搅乱了。 我真的很担心，因为我们家乡有一句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我的儿子今年才七岁，他什么也不知道，即使有人伤害他，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可是，我是他的父亲，我要保护他！ 我想起了刘家有着正义感的大表嫂，就拿起电话告诉她这个情况，请她转告刘晓庆不要伤害我的儿子。大表嫂听了我的陈述也很气愤。我果然没看错，她是刘晓庆离家出走以后椎一一个站出来替我说句公道话的。对于这样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我至今充满了敬意。 天下所有善良的人，都不会拿一个孩子来做什么筹码的。如果你是一个男人的话，有什么事就来找我！拿我的儿子来威胁我，你不觉得这太卑鄙了吗？你从此失去了和我对话的权力，因为你是一个无赖，徒有男人虚名！ 晚上，儿子坐在那里翻我给他买的画册，我默默地看着儿子。 现在，儿子是我的唯一，为了他，我可以去杀人！真的！我会连眼睛都不眨杀掉所有威胁我儿子的人，我发誓，决不手软！全部杀干净！为此，赔上性命也在所不惜！多少关键的时候，也是为了他，在恨得我牙根冒血，想做一些很痛快的事情的时候。我都忍住了。 在日记里，我这样记着：“我有一个儿子，他需要我，我不能让他无依无靠。为了孩子，忍！忍！忍！ 现在，我的儿子受到了威胁。虽然那也许仅仅是口头威胁。可那种人的人格是不值得相信的，也许他们真的会来伤害我的儿子。也许我不在家的时候，会有人敲门……会有人闯进来……会……不！我的儿子大小了，他还手无缚鸡之力呀。 不行，我得带儿子离开。 于是，连碗都来不及洗，我给儿子穿好衣服，拿了向朋友借的钱，连夜离开了家。 临走的时候，我把北屋里的灯打开，又拉上了窗帘；把电话的一根线拔掉，这样别人打电后进来永远是占线的忙音：我把收音机打开，音量放到最小．这样在门口听起来好像屋里有人在交谈；最后，我还在门上做了个记号…… 夏日雨后的夜晚，整个马路都是湿涟涌的，路上的积水映着远处的路灯。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甜腻腻的味道。街上的人很少，我背着背囊，领着儿子，在街上匆匆走着…… 儿子非常高兴，屁颠儿屁颠儿的，不时地用脚把路上的积水踩得“啪啪”作响，不时地回头看着我，他不知道我要领他去哪里，一直不停地间我，“爸爸，我们去哪里？ 我对儿子笑着说：“爸爸领你回家。这时候，我所能够信赖的只有我的家人了。 只是，我的儿子哪里知道，爸爸领他去逃亡！逃脱那可怕的阴谋，不让任何人伤害他。 那一年雨水很大，回家路上许多铁路都被雨水冲坏了，火车不得不半途改线绕行。由于修铁路，列车在内蒙古的一个小站上停了整整一天。离车站不远，有一个歌舞厅，不时随风送来一阵阵音乐，天边已是夕阳西下，我和儿子仍在月台上玩着。我让他的两只脚踩在我的脚上，一步一步地挪着，我拉着他的两只小手，低着头看着他，嘴里唱着《音乐之声》里的插曲，“哆是一只小母鹿，来是一束阳光……”接下来又是《孤独的牧羊人》，又是《大篷车》……所有我能想起的，半生不熟的歌，只要是欢快的节奏，都会从我嘴里飘出来。我和儿子在月台上玩了好长时间，那一天的晚霞好美好美…… 那回，儿子终于又疯起来了，在我的歌声伴奏下，他在月台上扭着小屁股，乐得不得了。看着他那快活的样子，我的心里呀……也就在这一刻，好像获得了另外一种感觉，那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这种人类最普通最久远的情感第一次这样强烈地被我感受到了——在我带着儿子逃避威胁的路上。这种情感的意识虽然这样晚才出现，可是我清楚，它是那样强烈，似乎胜过了我一直认为崇高无比的爱情。尽管我的儿子也不是最完美的一个，但为了他，我会不惜一切！即使在日后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依然经常听到朋友的劝告。我告诉所有的人，如果真的有人想在我儿子的身上打主意的话，代价是千百倍的，这决不是一句吓人的活。这种动物进化过程中的遗传，并没有被人类的文化冲淡多少，而这种本能的疯狂我保持得比别人更多。 把儿子送回家，交给了我哥哥和弟弟，我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我相信，我的兄弟们会比爱护他们自己的孩子还要甚地照顾我的儿子，一旦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比我能战斗。这种家族的百折不挠、殊死搏斗的秉性一直维系着我们这一族人，从远古走到今天。我像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勇者，又匆忙赶回北京。 回到厂住宅区，已是深夜。我格外留心地注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楼上透过窗帘，屋里的灯依然亮着。但是当我走到自家门口时，突然发现……收音机？我的收音机怎么不响了？走廊的灯亮着，不可能是停电，这是怎么回事？ 看看门上做的记号还在，这说明没有人打开过这扇门，难道有人从凉台爬到屋里？难道是收音机烧坏了？答案只有这一个。我不免警觉起来，真要是有人进来，绝不是我的朋友，我在门外做好了准备…… 我把走廊里的灯关掉，门无声无息地被我打开了，一股暖湿气扑了过来……不对！门窗一定被打开了，要不然屋里的空气应该是凉的，一下子，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我做好准备，以对付那最突然发生的事情。 我毫无声息地推开了里屋的门，一股暖风吹了过来，毫无疑问，有人打开了阳台的门、我轻轻地蹲下来，一只手准备着，另一只手拉开了灯，阳台门上的玻璃被卸掉了，风是从那里吹进来的。可是……屋里没有人！ 现在只剩下北屋了，我蹲下身。用一只脚猛地把北屋门蹬开，屋里还是没有人，不过收音机的插销已经被人拔了下来。我百思不得其解，翻过身才发现茶几上有一张便条，“陈国军，因为你屋里的收音机没有关，你的邻居告诉我们后，我们怕你出事，故打开阳台门查看，希望你能理解，回来后请速和我们联系厂保卫科“。 原来，由于我房里的收音机昼夜不停，所以，我的那些好邻居们担心我发生意外…… 我十分理解他们的好意，真的打心眼里感谢他们。 回到北京不久，我就接到了香港的妹妹打来的电话。从她支支吾吾的语气里，我觉得有什么事不对头。怎么？妹妹和妹夫吵架了？虽然我现在已经自顾不暇了，但自己的亲妹妹总还是要管的。我让妹妹找妹夫接电话，想跟他谈一谈。可是，妹夫也是支支吾吾的，让我感到很奇怪。 经过再三追问，他们才说出了原因。原来，他们也接到了好几个匿名电话，说是香港黑社会打来的，他们拿我的外甥和外甥女作要挟，其目的就是迫使我妹妹和妹夫劝我尽快离婚，因为他们受人钱财总要替人办事。 自然，我也能猜出来这电活是谁打的、因为对方已经把目的说得很明确了。如果这电话真是黑社会打来的，能出钱找黑社会逼我赶快离婚的还能有谁？ 后来在那个律师写的书上，说刘晓庆曾经资助过我妹妹出国。哼！真是滑稽！我妹妹凭她自己的学识、能力和运气出的国，又嫁了一个能干体贴的丈夫，有一双聪明漂亮的儿女。这一切和你刘晓庆又有什么关系？刘晓庆所给她的，不过是当别人谈论其风流韵事的时候她无法摆脱掉的尴尬罢了。 放下电话，我的心里难过极了。我这个小妹妹，从小就很招人喜欢。我一直有一个梦想：等我发了财，要给她买好多的首饰，让她开心，让她快活。可是，我一直没有发财，到后来，连我上夜大学的学费还是我妹妹提供的。 我娶了这样一个媳妇，给我和我的家人带来些什么呀！我兄弟们一点点进步，都会被别人描述成受到了刘晓庆的资助；他们所有人的成功都被刘晓庆的暗影笼罩着，甚至为此遭人白眼。 值得庆幸的是，我的父母不会知道这些事了。要是我那可怜的妈妈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她该多难过！要是我那性格刚烈的父亲知道了这些事，更不知要被气成什么样子了。 我上对不起父母，下对不起儿子，连我的手足也跟我一起承受耻辱。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呀！ 八月亡日下午，厂法律顾问陈某某通知我到厂里参加一个四方会议。 我所理解的四方会议就是我、厂里、刘晓庆和她的律师，所以也没怎么重视，那一大天气很热，因为我准备会后去游泳，所以只穿了一条运动短裤和一件跨栏背心就去了。 到了厂委会门口，我才发现有些不对头。门外停着一辆天津大发和一辆伏尔加，从司机注视我的目光里，我感觉有些异样。 当我推开门进去的时候，才发现是一个五方会议，我、厂里、刘晓庆、刘晓庆的律师，及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人参加聆听。法院的人除了法官、书记以外，还有法警；刘晓庆的人除了律师以外，还有一些人坐在后面，我也没太注意。 那次所谓的法院诉讼保全和送达行为被某人在自己的书里胡诌八扯，颠倒黑白地记了个大概。过了很多年，当我看到这篇“瞎话”之后，突然想起了非常类似的一件事。 有一次，在去苏州的列车上，卧铺同格的有一位自称是青艺的演员，在那里大谈特谈陈国军。当时陈国军和刘晓庆的离婚案已经尽人皆知了，而且好像关心的人还不少。在座的就有几个很感兴趣，一个劲地问他，“你见过陈国军吗？ “见过。 “他长得什么样？ “一米八的大个子，穿一身旧军装、脚蹬一双高筒的大马靴，背着一个书包——嗅，书包就是过去部队的那种，上面还绣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一一一书包里装着两把菜刀。每天到我们青艺去，找姜某拼命。 “那……他什么模样？” “哦，一脸落腮胡子。说起话来声音很大，太没文化了。” 他的描述绘声绘色，而且还不乏细节，让人不得不信。 当时，我坐在靠窗户的位置上，动也没动，由着那些人议论纷纷。那些议论里有的可怜女人，也有的为男人抱不平，说什么的都有。 听了一会议论，我站了起来，过去拍了拍那个“青艺演员”的肩膀，“我跟你说几句话。” 在车厢的连接处，我问他：“你认识陈国军吗？” “当然认识。” “哦……我是北影的。” 他听说我是北影的，自然很客气，连忙掏出烟来让我抽。我谢绝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我的工作证，说：“这是我的工作证，上面还有照片，你看你认识这个人吗？” 他迟疑地拿过了我的证件。 我现在还记得他那时脸上僵硬的表情。 所以日后看到刘晓庆的律师写的那篇东西，我又产生了同样的感觉，只不过，我看到的仅仅是像那个“青艺演员”一样的胡说，却没有机会看到他被揭穿之后的不自在。 那天，法院的法官王范武先生送达了刘晓庆的离婚请求，又宣布同时执行诉讼保全。 诉讼保全对我来说不算陌生，当刘晓庆的父母把我的家全搬走的时候，就有朋友告诉了我这个法律名词，它是指在离婚双方怕财产流失，不利于法律分割的时候，由法院出面，对家庭财产进行冻结和登记。 当时朋友们说，刘晓庆的父母不在北京，北京的家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在你和刘晓庆不在家的时候把家里的财产搬走了，侵犯了你们的权益，你应该要求诉讼保全。 可是我不能那么做，因为对方是我的岳父岳母，而且我也不忍心把老人叫到北京来打这场诉讼保全的官司。 可是如今，我的一念之差使刘晓庆顺利地完成了她的财产转移三部曲：第一步，她找来小姚把我的家搬空；第二步，她利用我的善良把我手里唯一的一张存折（这也是我和刘晓庆最说不清楚的财产）上的钱全提走了：第三步，她借着第二次起诉离婚要求诉讼保全，这次，她还是借助法律的力量完成了她第三次财产的占有和分割。 不能不说，这个女人相当有心计，相当厉害。她三番五次利用我的善良和仗义把我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光蛋。 我的态度确实不好。“什么，你要诉讼保全？家不是都让你搬光了吗？你还保全什么？” 我没有想到，真是没有想到，她居然还要保全很多。凡是她认为有用的东西部保全了，而保全之外的东西基本已不剩什么了。 哼！我都没有要求保全财产，你反倒要求了，你可真行呀！ “我反对。”我跟法官很明确地谈到这一点。 但法官还是坚持。因为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法院还有：个合议庭，他不过是一个执行者。而且，我心里明白，刘晓庆第一次起诉时搞到的那张纸条还在起作用。 其实，如果我当时转身就走，他们也没有办法进行诉讼保全，因为诉讼保全必须两人都在场。可是，陈某某一直劝我：“事已至此，保全就保全吧！”我这个人一向不想让朋友为难，只好和他们一起去了我北影的住所。本来刘晓庆的律师还要来，我坚持说不可以，他才独自留在了主楼。 走到门口的时候，我还坚持着：“我可以参加诉讼保全，但钥匙我不交，随你们便。” 于是，法警把门端开了，因为他代表法律。 邻居不知道怎么回事，纷纷探出头来，当他们发现了我和法官以后，又都关上了门。 他们一样样地进行财产核对。我在一边拍了两张照片。尽管法院的人阻止我，但这是我的家，也不是你们法庭，照片我依然留着。 刘晓庆低着头，把她认为该拿的东西统统拿走了。奖杯（这本来就是她的，即使她不来拿我也要给她，省得占地方）、录像带（包括我的工作带），最后，她甚至贪婪地指着书柜上的书，也要一起拿走。 这下，连法官对她的态度都起了变化，不得不提醒她：“你除了要求诉讼保全的东西，其他东西都不能拿走，你不能什么都要啊！” 我这时也提醒了她一句：“冰箱里还有一匝多挂面，那边书架上还有三十多元钱，是我这个月的工资，你看，是不是也要拿走？” 不知法警没有听出我的挖苦，还是他别有用心，居然真的过去把冰箱打开了，里面果然只有一匝半挂面和半瓶豆腐乳。关上冰箱门，法警看着我笑了。我想，这是一个男人对另外一个男人友善的笑。他可能也为刚才端门的那一下感到不妥，对我解释了一句，“我们是执行公务。” 再没什么可拿的了，满满的装了两大箱。陈某某一直在安抚我，告诉我：“明天会有人来给你修门，厂里派人来。” 哼，我的家。被我的妻子带着人破门而入，而且一切还是合法的。真是“猪八戒吃西瓜一一一倒打一耙”。 在中国、一贯没有冤假错案的记录，所以在人们心里，法院总是对的，总是代表了正义，那么我这种与法庭抗争，怨恨法院的情绪就是错误的，是非正义的。 我委屈！ 当财产登记完，我签了字之后，我指着刘晓庆说：“总有一天你会人老珠黄，你会门前冷落车马稀，到那时候，你一定会想起今天这一幕，今天这一刻，你会后悔的。”这是我当面跟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他们走了。在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一眼也没有看刘晓庆，而是死死地盯着地。她走到门口的时候站住了，对我说：“哥们，我走”了。 我拼命抑制着自己，再不抬眼看她。她又停了一会，终于走了。 陈某某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临走时还把那扇被端开的门开关了好几次，安慰我说，“国军，别难过，我明天就找人来修门。” 门关上了，那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了。 我一直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脑子里依然是一片空白。 过了好久好久，电话铃响了。我一点也不想去接，让它在那里不停地响。 铃声停住了，过一会儿又响了起来，我还是没有动。可是这回，它一直执著地响着。我不想不想不想接，而且恨不得把电话拽下来摔碎，但，我还是没有动。 它怎么这么烦，响响响，响个不停。 终于，我受不了了，过去把电话拿了起来。 “喂！是陈国军吗？” 一下子，我听出来了，是赵雅氓的声音。 “你怎么样？” 我能说什么…… “喂！你怎么样啊？” “我一切都好。”可是，我的泪水却扑扑蔽籁地落了下来，我想那回流下的泪水比我以前所有流过的泪水都多。我拼命用手捂着话筒，不让对方听出我在哭。 那边一直不停地“喂、喂、喂”，她大概以为电话线路有毛病。“你生活得怎么样？缺不缺钱？如果缺钱我给你寄些回去。” 这决不是杜撰的巧合，也不是刻意安排的情节，我敢以最毒的誓言来保证它的真实性。上天把两个妻子都安排在同一天出台，为什么？当我第二个妻子凭仗法律来抢夺我的财产的时候，那个当年我伤害过的妻子却远隔重洋打电话来问询我；第二个妻子恨不得把我的每一个铜板都拿走的时候，第一个妻子却问我是不是生活困难，缺不缺钱。都是女人，何以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的泪水能止得住吗？能吗？所有用心爱过生活的人、所有真实的人、所有诚实的人遇到我这种情况，都不会不哭吧！ 尽管我一直抑制着，可是对方还是听到了我抽泣的声音。 “你怎么了？”那边关切地问。 “没什么，没什么。” 她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天会对我进行诉讼保全，也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天对任何人都是怎样一个难以忘却的日子，以为我不过是因为孤独而伤感，所以，她安慰了我几句，说：“国际长途太贵了，以后再聊。”就把电话撂下了。 放下电话，我动也没动，坐在那里实实在在地大哭了一场。这是我对曾经有过的翻天覆地的爱情最后的挽歌，一定非常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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