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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上最后一辆小巴，到了深圳，我在街上徘徊，站在我们第一次到深圳时落脚的北国风味大酒楼……不知怎么走进了附近新建的新都宾馆的咖啡屋。 坐在吧台前，我要了一杯咖啡，一首不知名的萨克斯音乐像一条绳索紧紧缠住我的脑袋，越来越紧…吧台里的镜子映出了两三天没有洗脸的我，显得我是那样的邋遏……在那个记录了很多伤心故事的小本子里记下了我这时的心情： 有生以来第一次坐在酒吧里，除了镜子里反射的那个我以外，再没有其他人了。 你在想什么？ 麻木！ 音乐在响，可是我好像什么也看不见。 我是一只孤独的狼，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没有一个人来跟我说一句话，好像我根本就不存在。 我的口袋里连有几个小钱，我不会被撵走。 你是平什么来了？为什么会这样？ 在你本命年的春节，一颗苦透的心…… 望着镜子里的我，举杯祝福吧！向那个我告别吧！ 再见！死去吧，陈国军。别再自贱了。 刘晓庆，我永生永世地恨你、咒你……哎！还是愿你幸福吧！ 这是一杯酒加咖啡，是我要的，那是我自找的，自作自受吧！ 算了，感想千千万，怨语万万千，沉默吧！像死一样。 记住，不要再提起这最丢人的春节，如丧家之犬流落街头。 一只狗，疡皮狗。俊瓜狗。 别再多愁善感，回家去吧，这个没骨气的东西。 告别了，过去的生活。 当我算账的时候，才发现，这一杯咖啡竟要花掉九十三块钱。哼，看来，我回家的路费真成问题了。 即使到了这份田地，我仍然把一百块钱交给小姐，然后潇洒他说了句：“不用找了。”真是穷大方。 离开了酒吧．漫步在深圳街头，只有我一个人在这样的冬夜里用脚步勾画着悲哀的情绪。 路边有一个建筑工地，用防护网围着，里面当然没有人。我走进去，找了一块干净的水泥地，吹走上面的浮尘，把相机用背包包好，枕在头下躺了下来。 已经是大年初一的清晨了，但天还没有亮，人们大概依然沉浸在狂欢后的疲惫里，在温暖的房间里做着预示一年吉凶的梦。 我也累了，很累……不知什么时候，也人梦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是旭日东升。 工地前面就是一个公共汽车站。这时候，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气球的人们已经在那里等车，准备四处拜年去了；小孩子们穿着鲜艳的花衣服，在人群里活蹦乱跳。一支舞龙队敲锣打鼓地从街前走过，也不知道那位好心的年轻人在不在里面，是不是已得到了许多红包…… 即使是这样亢奋的气氛，也无法感染我这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我不知是太困了，还是好不容易才麻木的大脑不愿意接受痛苦的刺激，我又睡着了。 再睁开眼睛，已是艳阳高照。 街上的人少了许多，在旁人眼里的这种难得的宁静，更使我即使躺在太阳底下也照样寒冷不堪。哎！这么冷，我为什么不多带几件衣服？哪怕多带一件也好啊！ 想着想着，又睡了。 一天里。我就是这样醒醒睡睡，连动也懒得动。回北京时才发现，我的胯骨和踝骨附近，压出大片的青紫。 当我好不容易完全恢复意识的时候，已经是大年初一的晚上了。街上还是有行人过往，可是他们准也没有注意到网子里还有我这么一个人。 我慢慢地爬起来，头晕目眩的，痛得天崩地裂，牙齿在嘴里激烈地磕碰着。我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不远的地方有几个破纸箱子，大概是以前露宿街头的人留下的，现在，连他们都不用了，都回家了…… 我支撑着挪过去，把那几个纸壳捡过来，连想吹也没力气吹了，垫在身子底下，又昏睡过去。 醒了，冷。 再醒。浑身燥热。 又醒了，几点凉意激在滚烫的身体上，开始下雨了，雨下得很大。我不得不往里挪着身体。 两个女孩顶着手袋跑进防护网，在我不远的另一根水泥柱子旁站下来避雨。小姑娘们兴奋地谈论着什么，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 后来，还是那个高个的看见了我，于是，我听到了大年初一的第一句话：“那个人是不是死了？” 两个女孩向这边探了探头，又害怕地缩了回去。我怕吓着她们，连忙说：“不要怕！我还活着。” 看来我的声音也不能使她们相信自己没有遇到鬼，那边半天没有声响，终于，两个女孩顶着书包逃掉了。 我死了？怎么会？我不禁为自己和那两个女孩之间的问答搞笑了。 过了一会，也许是那两个女孩的缘故，来了一个警察和一个打更的老头。把我从地上叫了起来。 也许是出于一种职业习惯，或者是因为爱面子的本能，当我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脸上已带着微笑，好像还是很亲切很惬意的那种。 警察自然又是一番盘问，然后我又是拿出身份证和工作证来解释。哼！这个节过的，尽和警察打交道了。 那位警察用于电筒在我脸上和工作证上照了半天，还是将信将疑，“你到这干什么来了？” “哦，我们正在搞一个作品，其中有一段流落衔头的情节，怎么也找不到感受，所以我出来体验体验。 “还是你们搞电影的浪漫，大年初一的晚上，出来体验生活！”警察终于相信了。 那位打更的老大爷也笑了，“看着电影上一晃而过，想不到你们还这么辛苦。” 我冲他们笑着月是浑身却抖个不停，我快支撑不住了，也不知道这样勉强的笑容能维持多久。 他们大概也看出我在发抖了，眼里露出关切的目光。 不行，我已经坚持不住了，所以，还没等他们问寒问暖、就强笑着说：“过一会有朋友来接我，你们去忙吧！” 两人放心地走了。 我的笑容也维持不住了。一下子，我仿佛掉进一个巨大的冰窖，浑身上下都冷冰冰的。 街上的行人已经不是在走了，而是在云雾里缓慢地飘。路灯也在空中游离，好像是鬼火。一辆辆车从街上驶过，明亮的车灯透过防护网，烧的着我的身体……整个世界都在摇晃，摇晃…… 嘴里像堵着什么东西，令我有窒息的感觉，应该把它吐出来。可是，我知道我不能吐，不能。堵在嘴里的是我的心，如果吐出来，我也会像那些行人一样飘起来的。 昏睡过去，又醒来，还是被雨淋醒的。 那两个女孩又一次顶着手袋跑进来躲雨。我估计，那时已经是初二凌晨两三点钟了。看来，这两个女孩是在附近做黑夜生意的。住处离这也不远。 这回，我似乎已没那么可怕了，她们凑过来，也开始了“盘问。” 还是那一番谎活，可是骗得了警察，却骗不了这两个经常与男人打交道的女孩。“哼，要是来接你，早该来了，你不用骗我们。”那个高个于很大方地又问一句：“大哥，你怎么了？大过年的！” 听口音。她也是个北方人。虽然不至于两眼泪汪汪，但这种老乡相见的亲切也使我心里热乎乎的。 “你是不是病了？高个子伸手在我额头上摸了一下。 记得和刘晓庆一起写《我的路》时，我曾经说过：“一滴水并不珍贵，可是把这滴水放在上甘岭就无比珍贵了。” 她过来伸手摸了一下我的额头一一一这个素不相识的女人，这个平时我看不起的女人，这个很多人提起来都嗤之以鼻的女人，并没有丧失那种善良的大性。她摸了一下我的额头…… 我并不想把她和哪一个人作比较，但生活这样不经意的剪辑使我愕然了。 萍水相逢，在昏暗的灯光里她可能都看不清我的模样，在我的心目中，她也不过是一个昏黄的轮廓，甚至没有五官。可是，多少年来，每当我想起这个女孩的举动，就会激动不已。也许，她就是那个春节里，上天派到我身边的天使吧！ 矮个子女孩拿来一瓶药，还有一大瓶可乐。 她们把药送到我嘴边，帮我服了下去，还嘱咐我要四个小时吃一次，药才会起作用。 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女孩慢慢地跟我说：“大过年的，我们的生意也不好，要不，再给你留两个钱。 我怎么能要她们的钱呢？“不，不，我有钱，真的有钱。” 紧接着，她又问我：“你这里有朋友吗？有电话吗？我可以帮你打，让他们来接你。” 我能怎么办呢？我知道我既不能告诉她们我朋友的电话，也不能用她们的钱，因为那是她们的辛苦钱。 我法律上的妻子离我并不远，我不知道如果我把她的电话告诉这两个女孩，她们一个电话打过去，她知道我病了的消息后，会不会赶来。 会的，这一点不容我置疑。只是，我不想给她任何补偿的机会了，在我心里，她连这两个上“夜班”的女子都不如。 我只能用这样的手段来报复她！ 如果不是发生了后来的事情，也许我会把我的地址留给那两个女孩。可是这时．来了一个矮胖的女人，她穿着一条短得不能再短的裙子。一扭一扭地走了过来。她对那两个女孩说：“你们死了心吧！他这种人，怎么会看上你们姐妹？还不快回去！要不，我告诉大哥了。” 显然，“大哥”这个名词是她们所惧怕的，女孩们什么也没说，乖乖地跟着那个胖女人走了。 不知什么时候又睡着了，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遇到了一件我永生不能忘记的事情：我的身上盖着一床破旧的毛巾被，上面还有一件雨衣。 当时，我禁不住哽咽了。 我知道，这一定是那两个女孩偷偷送来的。 这使我相信了，世上还有善良，还有温情，还有素昧平生的热情相助。 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遗憾的是，我不知道那两个小姐妹的姓名，也无法报答她们对我的恩情了。如果她们看到这本书，希望她们想起当年的这个春节，如果能和我联系的话，这将是我很高兴的一件事。不管她们做着什么或者做过什么，我都把她们当做我的朋友。 也许是药起了作用，也许是那旧毛巾被的温暖，我的感觉好了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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