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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温蒂？”他又一次喊到。 “我老了，彼特。” ——摘自J.M.巴利的《彼特·潘》或者影片《一个不愿长大的男孩》 自1988年，卢卡斯的老律师、影片《夺宝奇兵》交易的主要谈判人汤姆·波洛克，当上了环球公司的总裁。他告诉新闻界：“在这个位置上我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之一，就是确保斯皮尔伯格愿意和我们一起工作。”斯皮尔伯格毫不犹豫地签了为环球公司拍5部影片的合同。第一部将是他的《一个名叫乔的家伙》，后改成《永远》。 斯皮尔伯格像从前一样，一旦他的感情生活“变了味儿”，他就放纵自己找上一位女演员，这次是霍莉·亨特，她矮小(5.2英尺)、活泼，是影片《广播新闻》中的女明星，在这部影片中她的角色是一个电视台新闻编辑，她对工作有着强烈的责任感，这样就与体育新闻现场记者威廉姆·赫特的浪漫情感发生了冲突，为此她感到左右为难。这一表演使她获得了奥斯卡提名，同时也获得了纽约和洛杉矾两项电影评论奖。亨特具有在剧院表演的背景，她曾在贝斯·亨利的剧目中担任过许多次主角，其中包括《罪恶的心》。与那些早期与斯皮尔伯格有过罗曼史的女演员们相比，她与艾米有更多的共同之处。随着离婚的发生，她的吸引力便愈发地突出。这对情人对他们的私情并不隐瞒，当斯皮尔伯格出现在英国喜剧女演员特蕾西·乌尔曼的电视节目中时，他与亨特又亲吻又拥抱。在这个节目里他不自然地与乌尔曼合唱着迪斯尼的乐曲《这是一个小小的世界》。斯皮尔伯格说：“霍莉是一个我所见过的最有趣、最温柔、最招人喜欢的女孩。明天会发生什么谁都不知道，但是这会儿，她属于我。”无疑，艾米已得到了信息：“史蒂文没有她只会过得更好。” 在影片《永远》中，亨特扮演空军中队长的女儿，在初稿中叫艾琳·邓恩。维克多·弗莱明的《一个名叫乔的家伙》的故事发生在战时美国空军基地，这是斯皮尔伯格最初曾打算保留的一场戏。但是，自从英国老兵们对《太阳帝国》反应消极之后，他重新将它写成一队空中消防员将水和灭火剂喷洒在森林大火上的故事。可这两个结果没有太明显的区别。就像约翰·高德曼指出的那样，在这部电影中，森林里临时跑道上停着的A一26型歼击机和PBY凯特林娜飞船都能使入感到二次世界大战中军事基地的气氛。完成这部影片的关键人物是格林·米勒。 明星飞行员彼特·桑迪奇(由理查德·德里福斯扮演)完全是斯皮尔伯格心理不健全式英雄的典型，他倾心于技术上的熟练、精通，却对亲近他的人的感情需要视而不见，比如像对他的女朋友、基地空中交通控制员多琳达的态度就是如此。她在这个真实的世界中也并不轻松，她是斯皮尔伯格作品中的一个野丫头，人们很少看见她脱掉飞行服，她一直学不会做饭，却能很好地飞行，并且与飞行员们一起喝酒。 彼特会开玩笑、吸引人、调情、跳舞以及与多琳达睡觉，但是，却从不说出他的爱。在他最后一次飞行开始的时候，他说了那几个字，但却被他的飞机引擎声盖住了声音。几分钟之后，当他救出了最好的朋友阿尔后，他的飞机爆炸了。斯皮尔伯格似乎在说，如果你特别喜欢什么东西，你将会失去它。 彼特被一个叫哈普的魂灵带回到这个世界。斯皮尔伯格第一个想法是想让德里福斯在一个被烧过的森林里的篮球场上苏醒过来，与一个早已去世的叔叔一起投篮。森林的情节被保留了下来，但哈普的角色交给了奥德丽·赫本，是他给德里福斯剪了发并给了他一些兄弟般的忠告。这之后，他们漫步穿过了一片稻田，评论家昆廷·柯蒂斯把它描述为：“在谷地中的跋涉。” 哈普·勃恩解释说，彼特是想引导多琳达走过她的悲伤，投入到一个命中注定能代替他的人的怀抱，那是个魁梧潇洒的男人，名叫特德。起初，彼特不能扭转自己的感情，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去阻挠这段浪漫史，但不起什么作用，因为他是一个既不能被听见又不能被看见的魂灵。他只能通过传递模糊的暗示或者感觉去与人联络，要不就通过特德一次在一个废弃的郊区机场上紧急着陆时遇见的一位像隐士般的人做中介联络。 彼特的灵魂在她的身旁来回游荡，结果事情反而越来越糟。他只好回到哈普身旁，整理思想，寻求答案。这时他解释说，他主要是想去与心中爱恋着的多琳达道别，但是，处在这种无形状态下的他要做这件事实在太难了。后来，他又收到了另一个信息：多琳达的飞机出事了，他必须回去救她。初稿是在篮球场上结束的，彼特的任务完成了，他又得到了另外的指示，让他到达另一个地点(在来世)去完成他的内容不明的任务。在发表的文本中，结尾是他逐渐消失了，就像后来这部电影的命运一样。 罗伯特·布罗索姆对隐士的描写栩栩如生给人印象深刻，它强调了《永远》空灵的主题。影片中几位辅助人物也对影片内容有很大的影响，如马格·海根伯格演的雷切尔，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机械师，命中注定给多琳达当下手；约翰·戈德曼扮演的阿尔·亚科依，他动人的喜剧方式，展现了他非凡的体格。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前的竞技骑手布莱德·约翰逊的表演，用多琳达的话说，“完全是变形的钢和性的吸引力”，他像是“帅哥学校”毕业的帅哥般徒劳无益地扮演了特德的角色。影片安排让他救活了一个被撞的公共汽车司机，即便如此也无法挽回他奇彭代尔或者万德布里德式的平淡无味。 在影片《永远》中，看上去有些效果的场面有：开头一幕，当一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飞机突然吞饮一辆新货车里的水，两个在湖边昏昏欲睡的钓鱼人惊恐地跳进水里；基地单身汉模仿约翰·福特在影片《光荣何价》中的表演，当多琳达脱下飞行服穿上她新的“女孩服装”时，他们都向她大献殷勤s当阿尔看到实习飞行员突然惊慌地撑起了雨伞时，他已遭受到了特德的火焰抑制剂的低空扫射；罗伯特·布罗索姆精心设计了彼特在废弃的机场上运用心灵感应给人以暗示的那个事件，彼特的劝诫以暗示的方式反馈给了特德，于是特德只做彼特最想让他做的事——回到基地，回到多琳达身边。 彼特不情愿地在影片结尾时学会了说再见，但是用的是含糊的形式。作为一种给男女平等观念的安慰，多琳达(而不是特德)架驶着飞机完成了最终的英雄式的使命，用水弹为一组消防员(早期的文本中是孩子们)炸出了一条水路把他们带到了安全的地方。但是鬼魂彼特留下了，跟她一起来到了鸡尾酒会上。当她在湖中遇险时就是他把她救了出来。他和她断绝了联系仅仅是为了以后去证明没有他，她不能生存。 斯皮尔伯格打算在影片结束的时候，安排多琳达与特德一起离去，但根据布莱德·约翰逊不冷不热的表演，不但无法再按照剧本中说的他与彼特的关系不能分离，甚至他在多琳达的未来生活里的角色，也只能从恋人降到暂时分担其痛苦的朋友，这与亨特和斯皮尔伯格的关系不无相似之处。 宣传部门是把《永远》作为一部“浪漫幻想片”发行的。它幽暗的感情色调与一个男人从一段毁灭性的感情经历中退败下来的情绪十分相符。斯皮尔伯格说，被特在感情事件中是一个不能被听见、不能被看见的影子。这反映了斯皮尔伯格在他还是孩子时看见父母失败的婚姻后那种孤独的心态。他说这个剧本是电影《斑比》之后，第二部让他流泪的影片。他记得《一个名叫乔的家伙》“教会我如何去爱一个女人，(并且)多年来它始终影响着我，在我长大后，在我没有女朋友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它。”不管怎么说，遍布《永远》中的那些爱的嫉妒、无能为力和孤独，都像是斯皮尔伯格在重现婚姻最后几个月里带绘他的痛苦。 《一个名叫乔的家伙》一片中，艾琳·邓恩与特德保持着一种同志般的亲热和距离，特德是由万·约翰逊扮演的。当评论到这部影片时，评论家詹姆斯·艾吉把故事中最让人困扰的因素分离出来，鉴于在40年代好莱坞对性爱的无知，他认为有些内容不该被表现出来，他说：“彼特和观众都得救了，如果她真的与约翰逊先生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地相处，那会发生什么呢，特别是让被特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在以后的评论里他详述这个观点，他阐述道，正是由于这么一个活着的恋人为死去的人而嫉妒的故事，方使它成为乔塞最好的故事之一(他的小说还有《死》等，后拍成影片叫《都柏林人》)；一个鬼魂看着一个活着的男人向他先前的情人求爱并引诱她的这种感情对我来说似乎是一种预示。但是拍这样一个电影，尤其是在这样的时代，它需要非凡的鉴赏力、真诚和勇气。” 影片《永远》始终围绕着“失去勇气”这种烦人的主题。斯皮尔伯格让彼特难以置信地看着非家庭主妇型的多琳达假装是一个烹调老手为特德做晚饭，观察她抵御诱惑的能力。在特德引诱她去跳舞时她开始崩溃。他让彼特看着他们接吻时，感到极大的痛苦，但是在最后时刻，又让“他们的”歌声从立体音响中慢慢传出。他省去了彼特不得不观看他们做爱的场面。夜里，彼特小心翼翼而且敬慕地躺在睡着的多琳达旁边，表达他永恒的不存在性的爱情，就像亚瑟王的骑士，而那时她却在梦里列着她购物的清单。这是否就是斯皮尔伯格想像中完美的家庭关系——一种被转化了的性关系呢? 在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举行的全国童子军大会上，斯皮尔伯格作为一名曾经笨手笨脚的童子军，被美国童子军全国委员会赠予银鹰童予军奖。委员会最近被他的功绩所感动，创立了一个电影摄影荣誉徽章。斯皮尔伯格说：“1989年对我来说，是最辉煌的一年，整个这一年都是美好的记忆。” 其余的事则令人沮丧。《永远》从一开始就是病病快快，需要不断地治疗。94岁的作曲家欧文·柏林拒绝把他的歌曲《永远》作为影片《永远》的主题曲。他说他“有计划”。导演亨利·杰格勒姆也挑选了同样的题目作为他那部描写与前妻重归于好的低成本喜剧片的题目，并且也要在同年上演。斯皮尔伯格正打算把他的这部影片叫作《我将永远看着你》，因为他一直想把这首40年代的老歌作为彼特与多琳达的主题歌曲。试映式上观众冷淡的反应，使他改变了主意，这个曲调太过时了。他保留了“永远”作为影片的标题，而将这首歌曲的名字改为《烟飞进了你的眼睛里》。1959年时普莱特斯公司就使这首歌复活了，并使它成为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那一年斯皮尔伯格拍了他第一部儿童时代的影片。 《永远》12月22日不冷不热的上演，使汤姆·波洛克怀疑他对斯皮尔伯格早期的忠诚是否用错了地方。影片也使人们对他占据环球公司老板位置的反应出现低调。事情似乎不会有所改善。波洛克一直过着生活在城外的电影制片人的那种生活，这种生活所带给他的东西以及他徒劳地穿梭在具有最新信息技术的制片厂之间这类事实，都使他在某些人眼中成了一个无足轻重和没有决策能力的人物。即便表面上他负责制片工作，但环球公司仍保留了鲁·瓦萨尔曼和西德·辛伯格的制片厂，现在他们是好莱坞的高级发言人和这个变化多端的中介领域内重大国际项目的运作人。 只要一说是波洛克项目，就没有人急着去接受《永远》这部影片了。1990年3月当影片被选去伦敦，在皇家军人表演会上放映时，斯皮尔伯格、德里福斯、亨特和戈德曼都以有紧急事务需要办理为由去了别处。波洛克和布莱德·约翰逊被留下来与赫·梅耶斯蒂一起替人背黑锅。当时一家英国报纸把这部影片称作“对女皇的一次史无前例的蔑视”，这对波洛克所在的好莱坞和他的管理机构来说已经远不止是一种责骂了。 斯皮尔伯格还有许多其他心事。与霍莉·亨特一起拍摄《永远》时复杂化的了浪漫史，甚至没有坚持到影片的后期制作就草草收场了。在拍摄过程中，当亨特一个接吻戏被训练了十一二次之后，德里福斯尖刻地让斯皮尔伯格把所要求的那个接吻动作表演给他看。1990年开始之际，他回到了凯特·卡波肖身边。在他们分居期间，她收养了一个非裔美国男孩西奥。到了3月，她怀了斯皮尔伯格的第一个女儿萨沙。经历了过去的教训，她改信了犹太教。他们之间也不再有关于金钱方面的公开讨论。无论是什么安排，它都被神圣地保守着秘密。 对斯皮尔伯格来说，似乎除了他以外，所有的人都在拍电影。凯特争取到了到目前为止对她最有吸引力的角色，与迈克尔·道格拉斯在里德利·斯克特的影片《黑雨》中配戏，她扮演东京酒吧的一个女招待，一个冷冰冰的角色。从懂事时起就开始为斯皮尔伯格的许多电影做摄影助手的弗朗克·马歇尔，现在正导演恐怖片《蜘蛛恐怖症》，斯皮尔伯格担任这部影片的执行制片人，并且也拍了一些镜头。1991年初，马歇尔正式友善地离开阿姆伯林公司，留下凯瑟琳·肯尼迪做一个新型的、有创造性的工作——制作部负责人。不久她就要跟随着他去他们的新公司是明摆着的事。 另一位新加入的导演，汤姆·斯多波德，正在南斯拉夫拍摄《罗森克兰茨和贵德斯坦死了》。肖思·康纳利在前年受了喉癌的惊吓之后，就自动离开了“牌王”的角色，理查德·德里福斯接替了他。斯多波德和斯皮尔伯格现在非常友好，当斯多波德碰到导演方面的难题时，他就要打电话给斯皮尔伯格。 布里安·德·帕尔玛正在拍电影《无价值的篝火》，这是一部斯皮尔伯格曾经犹豫的项目。好莱坞的行政长官们一般情况下是不急于挑剔能人的，这些人在许多情况下常常是他们的朋友或至少是业务上的熟客。斯皮尔伯格有几次到拍摄现场去见了德·帕尔马。当两人谈到某些与好莱坞有关的话题时，出现了几次令人尴尬的瞬间。一次德·帕尔马打算要一份午饭，因时间晚了，华纳公司的餐厅对他关了门，而这时餐厅的经理瞥见了他的朋友斯皮尔伯格便又立即打开了门。这部电影完成后，有谣传说华纳公司已经让斯皮尔伯格秘密地对它进行重新剪辑了。 3月8日，斯皮尔伯格和德·帕尔马都出席了美国电影学院为授予大卫·里恩电影终生成就奖而举行的宴会。这次这位获奖者没能像希区科克和约翰·福特领取该奖时所表现的那样：病得如此严重，以致除了感谢人们的掌声外，几乎什么也做不了。暴躁的里恩在会上抨击那些聚集在一起的电影人在制作垃圾和垃圾的续集。作为电影《回到未来》第一、二集和后来的第三集，以及《小精灵》一、二集制片人的斯皮尔伯格比多数其他人更有理由去自责，但是，他却兴高彩烈地去出席这个颁奖仪式。 许多项目已被宣布为斯皮尔伯格的“下一部电影。”当·斯蒂尔，现在是一位独立制片人，接手了重拍《破粹的心》的项目，这是杰奎斯·范斯坦制作的一部法国电影，重拍后的影片名为《穿过我的心》。这部电影是关于一个男孩因为害怕被送进孤儿院而隐瞒母亲去世的消息的故事。它看上去似乎不那么容易成功，但是环球公司、三星和迪斯尼电影公司都在背后传播斯皮尔伯格要导演一部“小”电影的言论。此时，斯皮尔伯格正在与妹妹安妮讨论一部家庭主题的影片。 这是关于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一起成长的故事，实际上就是当哥哥与 妹妹在疏远了许多年之后重新团聚的故事，他们试图在他们40岁时补偿那 些年里他们失去的东西——他们分开的时候20多岁……我认为这是一部苦 乐参半的影片。这大概是我和妹妹彼此谈论最多、最接近我们自己生活的 话题。公开这种话题总是有些令人难为情。 迈克尔·克里奇顿至少出了两个好主意。他和斯皮尔伯格两人都不喜欢令人痛苦的医学方面的戏，斯皮尔伯格的这种心理是从为环球公司导演《马库斯·威尔比》和《心理医生》时开始的。克里奇顿提出，在一所大城市医院的急诊室中拍摄一部强有力的超级肥皂剧。斯皮尔伯格被说服了，后来《急诊室》的项目被阿姆伯林公司保留下来。从那之后，它作为全国广播公司的一部成功的系列剧出现在1995年的电视屏幕上。 斯皮尔伯格说：“有一天在我的办公室里，我们在谈论改动《急诊室》的事情。我偶然问(克里奇顿)他正在搞什么项目……他说他正在完成一本关于恐龙的书，称为《侏罗纪公园》。” 这个以遗传工程学来讲述恐龙的想法，从1981年起一直伴随着克里奇顿，而且那时他就打算写一部关于这个题目的剧本。他着手进行的这几年中，其他作家们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恐龙不是冷血爬行动物的祖先，而是鸟类的先驱。特别是约翰·布罗斯南1984年写的小说《恐龙》，他的探索很有影响力，使得罗杰·考曼迅速于1992年先于斯皮尔伯格拿出了这部小说的改写本。 克里奇顿在1989年妻子怀孕的时候，重又开始了他的创作，他像许多期待做父亲的人一样，开始储备大量的玩具。在他买的许多玩具中有一些是恐龙，这些恐龙与一位在伯克利加利弗尼亚大学自然资源学院的乔治·波依纳先生的推测产生了共鸣。DNA恐龙研究会可能从被保存在琉璃中的蚊子的膨胀现象获得了某些想法。这个想法很快被发展为《诛罗纪公园》。 斯皮尔伯格说：“你知道，在我一生中一直有一种对恐龙的幻想，并且我非常喜欢阅读有关恐龙的书籍。”他阅读了这些资料，他完全被它们迷住了，就像这本小说在1990年出版后成千上万的人被它迷住一样。他还在克里奇顿的代理商组织竞争性的招标把他的剧本推向市场之前，就提出去买《侏罗纪公园》的电影版权。 “如果你向我保证你亲自导演这部片子，我就把它给你。”克里奇顿说。 斯皮尔伯格踌躇了，要制作出极有说服力的恐龙模型并将考斯托里卡海岸附近的一个小岛作为可以展示史前景物的主题公园，这些即便对他来说也是些最基本的问题，特别是约翰·哈蒙德这个人物，这个策动着恐龙计划的古怪的企业家。 从某种程度上说，哈蒙德这个人物是克里奇顿从《幻想曲》受到启发后创作出来的人物，他反映出了创作者自身的矛盾心态。“人的另一面是什么？”他问自己，“那么沃尔特·迪斯尼的丑恶一面是什么呢？”哈蒙德这个人物应该是他的答案，哈蒙德像迪斯尼一样着魔似地使用对世界对自然界的孩子般的想像力。克里奇顿的恐龙是哈蒙德扭曲灵魂的扩展。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斯皮尔伯格本身便是迪斯尼的一个产物，因此，他不能把恐龙看作被一个失常的大脑创造出的一个有害生物。当它们攻击它们的饲养员时，他宁愿它们出于一种简单的本能。他辩解道：“动物所做的都是这些动物该做的。”这对哈蒙德来讲，他的误入歧途似乎是可以容许的，但他并不属于邪恶。 在把小说改编成为电影的过程中，还出现了另外的问题。比如有这样一个紧张的情节——逃跑的恐龙在大陆上狂暴地横穿这个世界，这可能去表现吗？另外还有一些配角的问题，特别是哈蒙德的孙子孙女们，男孩是一个话多的电脑迷，女孩是一个烦人的叽叽喳喳的孩子，她总是在不该打喷嚏或是尖叫的时候打喷嚏、尖叫。这些情节都与小说的初衷有所背离。然而，对于书中的中心人物，中年的古生物学家格兰特和他的助手艾丽·莎特勒的关系的描写，克里奇顿使用了反俗套的方法，使他们成为彼此对性没有兴趣的同事，而对好莱坞来说这就又成了个问题，因为在最后一幕应该有个热烈的拥吻。改编中还有一些其他的障碍，包括这本书中关于反对不能控制的遗传工程的冗长的理论争论，其中大部分被数学家和理论家伊恩·马尔卡姆统一起来了，这个人物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的。如果这部影片要猛烈抨击遗传学的污染，它将不得不在行为上、在形像上这样做，而不用语言。 当斯皮尔伯格思前想后时，克里奇顿的代理商把书绘了其他几个公司，他们已经斯皮尔伯格仍然对此书感兴趣不相信。福克斯公司开了价，想让乔·丹特来拍它。华纳公司把它看作是一部蒂姆·伯顿的电影；而索尼公司认为它更适合于理查德·多纳。但是，西德·辛伯格相信，即使斯皮尔伯格没有接手它，它也自然是斯皮尔伯格的项目，于是，辛伯格用大约200万美元把它抢了过来，又另外加了50万美元给克里奇顿，作为第一稿剧本的改编费。 斯皮尔伯格对《株罗纪公园》的兴趣因仍在进行之中的《辛德勒的方舟》而变得复杂化了。已经为它准备了8年的人们逐渐暴躁起来，现在至少该书的作者，托马斯·肯尼利已经同意将书名改为《辛德勒名单》，以使神经紧张的美国出版商感到满意，因为西蒙一舒斯特公司感觉到“ark”(方舟)一词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好像希特勒的牺牲品们默许了自己的命运，顺从地两个人两个人地排成长队，定进事先预备好的毒气室。现在肯尼利想知道这部影片出了什么问题。当记者理查德·布鲁克斯在一次飞行途中采访斯皮尔伯格时，正被肯尼利遇上，于是他气哼哼地说：“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吗？好，告诉他，我想知道我的手稿出了什么问题。他几年以前就让我写了一部电影剧本，但是，我却从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或者任何好莱坞什么人的答复。这太令人愤怒了。” 在8年时间里，斯皮尔伯格有许多次都在想要是自己摆脱了这个项目该有多好。第一个使肯尼利对“辛德勒”感兴趣的人波尔代克·菲弗伯格定期从他的小店给斯皮尔伯格打电话。他抱怨道：“我已经74岁了，我不会再年轻了。”1985年，波兰政府派出了一名使节找到了斯皮尔伯格，询问这部电影将在什么时候开拍，这位代表解释说，他们要为这件事提供些帮助。克拉考不像华沙，它已被纳粹夷为平地，辛德勒的工厂仍然还在，他的家也在。虽然普拉兹佐集中营的纪念馆已在它原来的地方建立起来，但在半英里外有一个与它十分相像的采石场。 所有这些都如此强烈地让他心感不安。斯皮尔伯格已经参观了波兰，到过了故事中提到的所有现场，但他仍然没有准备好。另外的问题是，肯尼利的剧本，甚至在二稿之后仍不能用。如果说世上有两个人思路不同的话，那就是斯皮尔伯格和这位澳大利亚爱尔兰天主教徒肯尼利。肯尼利用了许多不堪入耳的言词来贬毁斯皮尔伯格。 这个剧本与小说相比就像一本连环漫画。但是，我不在贬意上使用这 种字眼儿……我们这些陷入黑暗之中的可怜的小说家们不得不去这样想， 那些每天赚这么多钱的人们，像斯皮尔伯格，竟有着一种最平庸的想像力。 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事实。斯皮尔伯格告诉我，他把辛德勒当成3头小猪故 事中的第三头小猪。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是一个有趣的想像，是另一种深 入的描述，从这个角度去写，并不是一个坏的想法，这样可以削减像辛德 勒这种人一生的复杂性，使之成为一个清晰的100分钟的剧本。然而，我想 到了我自己，“那就是为什么你斯皮尔伯格会如此成功，因为在对待众人 喜欢的作品方面，你总是能够把所有的事都简化成一个一句话的神话。” 在绝望之中，斯皮尔伯格把这个项目给了西德尼·波莱克，他请求汤姆·斯多波德去写一个剧本，而斯多波德没有接手，汤姆·波洛克又打算让克特·卢德克去写，他曾因改编了艾萨克·丹尼森的《走出非洲》而获得了一项奥斯卡奖。作为一个德国人，他有可能理解辛德勒让人琢磨不透的性格。卢德克在这个项目上花费了4年的时间，但是没有能超越最初的人物表现，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辛德勒这么一个愤世嫉俗爱玩弄女人的人和贪婪的资本家，会在一夜之间认真地作出牺牲自己全部财富去营救他的工人的决定。失败深深地烦扰着卢德克，他失望地离开了斯皮尔伯格。如果一个如此受人尊敬的作家都不能“征服这个故事”的话，也许就没有人能办得到了。 之后，马丁·斯考塞斯开始对辛德勒感兴趣。有段时间对斯皮尔伯格来说，让斯考塞斯来阿姆伯林拍这部电影似乎能解决所有问题，自己将在银幕上看见它，而且，没有挫折感和亲手造成失败的可能。斯皮尔伯格因流感躺到床上，他又读了一遍这本书，并且在他认为重要的地方都做了记号。肯尼利现在已当上了加利弗尼亚大学的教授，斯皮尔伯格与他讨论了这些变化之后，在罗伯特·德·尼罗的建议下，把这个引人注目的剧本送给了史蒂文·载里思，他曾改编过奥利弗·萨克斯的剧本《醒》。这是潘妮·马歇尔拍的一部情感影片，这部成功的影片来源于一部关于一位患昏迷症的病人通过一种神奇的麻醉药恢复了知觉，但后来又回到昏迷状态的剧本。在这部电影中，德·尼罗和罗宾·威廉姆斯在陈述复杂的药物治疗的道德方面也几乎无能为力，由于无法探明萨克斯的性格，威廉姆斯只好把他塑造成了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而载里恩至少成功地把一个尽是平庸人物毫无高潮刺激的故事，改编成了一部成功的电影，所以同样，他也许能够解决《辛德勒名单》所带来的问题。他们两人一起去了波兰，载里恩开始了工作。 这时候，斯皮尔伯格的想像力让环球电影公司的一项重拍片的计划拖住了，这是又一部反映青春时期热情的影片，是J·李·汤姆森1962年拍过的影片《恐惧角》，一个被判过刑的人向他所居住的小镇上的法官实施报复，这个法官曾经草率地将他送进监狱。罗伯特·米查姆是一个沉默的心黑手狠的人物，是每个家长的恶梦。影片结尾，乔治·帕克把法律文本拿在自己的手中，这一幕强烈地感染了斯皮尔伯格。 威斯利·斯特里克写出了一个有趣的剧本。当德·尼罗表现出对扮演反面角色有兴趣时，斯皮尔伯格出于一个制片人的本能马上替他按住了这个本子。斯特里克和斯皮尔伯格去纽约找德·尼罗谈话。斯特里克说：“他似乎感兴趣，尽管他还没有真正表态。他把马蒂(斯考塞斯)也拉了进来。我印象中他和史蒂文一起，近乎拼命地拧着马蒂的胳膊让他加入。事实上，他们在纽约已开始阅读这个剧本了。为了马蒂的利益，我也参加了。”斯皮尔伯格把《恐惧角》让给了斯考塞斯和德·尼罗，但是直到他们答应让法官的家庭始终保留在影片中他才放手。故事结尾的大圆满是让环球公司取得票房成功的必要因素，斯考塞斯向他们保证故事中的好人都活着。斯皮尔伯格说：“做到这一点，你们会得到你们想要的任何东西。” 由于斯考塞斯在忙于《恐惧角》的工作，斯皮尔伯格就自己坐到了摆着《辛德勒名单》的书桌前。他与汤姆·波洛克两量，有可能的话把它作为下一个影片，但是环球电影公司不急于赞助另一部《太阳帝国》。市场上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片爆炸一般地飞了出来，如赫尔曼·沃克的小型系列片《战争与回忆》，有争议的影片《大屠杀》和《索菲的选择》，以及克劳德·兰兹曼纪念大屠杀的纪录片《舒赫》，这些影片都给最终的《辛德勒名单》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许多人都觉得肯定应该有更好的导演去把这本书拍成电影。比利·威尔可以算是一个，他自己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理由：1933年他曾飞到过柏林。“当他如此热衷于这件事的时候，他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了我自己。”斯皮尔伯格说，“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考验了我的决心。”澳大利亚导演福来德·斯凯皮斯，曾导过电影《罗克珊妮》和《富裕》，这位很会在舞会上甜言蜜语的人也告诉斯皮尔伯格，他是“这部电影的最差的导演。”他还说，“你会把它搞砸的，因为你太注重拍摄技巧了。” 斯皮尔伯格承认说：“他是对的，相当地对。但是他鞭策了我亲自去拍这部影片，这是我结束做这件事的方式。” 当索尼公司尽情享受与哥伦比亚公司结合后蜜月般的幸福之时，麦克·奥威兹代理了一桩与1990年松下公司以6亿美元买下MCA／环球公司相类似的生意。这桩买卖给瓦萨尔曼和辛伯格带来了一笔可观的利润——瓦萨尔曼得到了3.27亿，辛伯格得到了1.2亿，而且他们还将在松下公司的控制下继续负责这个电影制片厂。辛伯格作制片人的长子乔纳林阑谈胡扯时，将这笔交易的秘密泄露绘了他的朋友们，这引起了安全交易贸易委员会内部人员的指责，辛伯格为此感到十分丢脸。越来越被商业界人士当作辛伯格的干儿子的斯皮尔伯格，出于对辛伯格的忠诚，对这个红太阳国家渐渐在好莱坞地平线上升起的事实采取了一种平缓的低调。他说：“我们可以嫉妒日本人。但我们也不得不为他们那些非常好的小汽车和VCRs那样好的娱乐设备和电视机而佩服他们。”他们也是高清晰度电视机的先锋，斯皮尔伯格把这一点看作是未来的新浪潮。然而，松下公司这笔买卖后来证明是一种灾难性的错误结合。瓦萨尔曼和辛伯格就好像仍然拥有环球公司一样，他们定期对松下公司展开进攻，松下公司很快就明白自己上当了，并开始寻找出路。 位居旧哥伦比亚制片厂之上，索尼公司还没有失去它的乐观。1990年底，奥威兹给斯皮尔伯格提供了一桩生意。阿吉诺·默里塔急切地想要在1991年的圣诞节为开创他的新电影制片厂拉一个侈奢的项目。派拉蒙公司那个因需要投入巨大的周转资金而无人问津的项目《彼特·潘》已被搁置多年了。现在，终于有人为开展这个项目找到了理由。奥威兹建议将这一项目交给斯皮尔伯格，作为索尼公司的第一个大项目。他暗示斯皮尔伯格钱将不成问题，他能选择CAA的客户们负责演员问题。 5年没有闻到腥味了，这个几乎保证能成功的项目吸引了斯皮尔伯格。索尼公司早巳准备好了一笔投资是不容置疑的。1亿美元被用于整修伯班克拍摄场地之后，另外几亿美元正投向《赫德森·霍克》、《布格塞》和《一个印第安纳安酋长的故事》等影片中，而这些影片注定都是些昂贵的废品。当乔恩·彼特斯以一次3万美元的价格派一架鹰式直升飞机去伦敦接他的女朋友，并让她和他的前妻占据了行政长官位置的同时，彼特·古伯也在为“索尼主题公园”吸引投资兴趣。 清闲的高薪职位在招手，而斯皮尔伯格却依然忧心仲仲。尽管古伯和彼特斯在哥伦比亚索尼公司有一定实权，但制片厂的管理权仍掌握在他最不喜爱的管理者弗朗克·普赖斯手里。哭威兹向他保证：这部影片可以通过哥伦比亚公司的姐妹公司，三星电影公司制作，现在这家公司是由斯皮尔伯格的老朋友和前任代理人麦克·米达沃负责经营。 《彼特·潘》的主题让斯皮尔伯格感觉很棘手。在这个不愿意长大的男孩子的故事陪伴下，他已经长大了。对许多人来说，这个故事似乎是他生命和事业的比喻。20多年的时间里，他充分表现了这个主题——他拍《E.T。外星人》，《迷离境界》中的《踢罐》，《印第安纳安纳·琼斯和魔宫传奇》以及《太阳帝国》。他积极地操作了迈克尔·杰克逊的片子，然后是斯多波德的作品。 然而现在，当表现这一主题的机会又一次来临时，他犹豫了。就像1988年他说的那样，他不再感觉自己与彼特·潘或者他的背景有一致之处了。他也发现这个人物很难说清楚。无性的彼特使得他的形像经常由女人在舞台上扮演。(也许有某些相关的原因，这个人物经常吸引着迈克尔·杰克逊。)这就提出了一个性别认定的问题。如果有人尖锐地问他，他是不是彼特·潘的话，斯皮尔伯格会回答：“不，不。我想我的母亲是彼特·潘的代表。她甚至看上去都很像他，真的。” 尽管迪斯尼公司在去除了其中的糟粕后已把它拍了出来，并作为庆祝圣诞节的哑剧推到了舞台上，但《彼特·潘》还是问题重重。一本关于巴利的新传记已揭示出他是一个性无能者并且迷恋他的母亲，他甚至为了尽可能保持一个孩子般的长相而去抑制自己的发育。《彼特·潘》这本写于1904年的书，是一个涉及精神一性欲分裂问题的雷区。 在初稿中，彼特是一个伦敦小男孩，在他出生的那天他从真实的世界中逃跑，来到世外桃园“奈佛奈佛”国，这是一个住着神仙和小孩的小岛，这些小孩都是一出生就死了，要么就是被他们的奶妈或保姆遗忘了的孩子。这些男孩子们住在一个树房子里，睡觉都在一个床上，身上都穿着熊皮。彼特被他的朋友皮坎尼尼·印第安纳安斯保护着，并受到小神仙婷科拜尔的帮助，他带领他们与海盗霍克船长展开斗争。 他偶尔回到伦敦，令人伤心的是他的父母已经把他忘记了。他让他的朋友们带着温蒂·达玲和她的两个弟弟，并把温蒂引诱到了“奈佛奈佛国”，成为他和那些男孩儿们的母亲。因为霍克也想要一个母亲，他和他的海盗绑架了温蒂。彼特救出了她，绝望中的霍克跳进了大海。一只鳄鱼咬掉了他的手，从此以后这条鳄鱼就一直跟着他，渴望吃掉剩余的部分。温蒂每天都回来清扫彼特的房子，对她来说岛上的一天就是一年，她把孩子们拢在一起，睡觉时给他们讲故事。但是当她成熟之后，她不再与彼特联系了。一些孩子跟着她一起回到伦敦，他们长大了并且忘记了“奈佛奈佛国”。然而彼特留了下来，把自己锁在幻想之中。这是一个反对现实成人世界的经久不衰的隐喻。 巴利继续将故事加以扩展直到1937年他逝世。1910年他将故事写成了小说，后又为派拉蒙公司改写成了电影剧本，但后来一直没拍。“奈佛奈佛国”后被缩写成“奈佛国”。彼特逐渐变成了一个残忍的家伙，他杀了14个海盗，砍断了霍克的手，并把它喂了鳄鱼，后来这只鳄鱼吞噬了一个闹钟，所以每当它走近时，闹钟就发出警报。作为一种回报，巴利给霍克这个与他本人很相像的人物，这个在故事改写本中被他写得像谜一样的人物，加了一个很可爱的伙伴“斯密”。 好莱坞最终通过把它变成全然不同的故事而最后“征服了《彼特·潘》”。 在80年代初期，剧作家詹姆斯·V·哈特的小儿子问道：“爸爸，彼特·潘到底长大了吗？” “是的，”哈特想了想说，“彼特·潘的确长大了。我们都长大了。我们都结束了我们的童年，我们当了律师、银行家、电影制片人、显要人物、会计师和华尔街的大银行家。我们不再相信小时候相信的那些事。一个小时之后，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故事。” 哈特想像着成年的彼特现在应该叫彼特·班宁，他应该是一位大亨，整天被他的移动电话束缚着，他女儿在学校演出的时候打来了电话(当然演的是彼特·潘)，他还因为太忙没赶上他儿子“小棒球联合会”的决赛，他错过了去看那关键的一球。他将自己彼特·潘时代的生活完全忘记了。 温蒂现在是一位90多岁的博爱主义者，仍然在保护着年长的图特里斯，他是“丢失的孩子”中得救的一个，但他到现在也没从那被遗失到“奈佛国”的经历中恢复过来。当霍克听说班宁在伦敦出席以他的名誉举行的宴会时，他绑架了他的儿子和女儿。为了一决胜负，他决定引诱他们回到他童年时经常出没的地方去。 在彼特不在的时候，海盗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暴力团体，与此同时“孩子们”也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族群部落，由“潘头”指挥，以前，他曾是常在纽约街道踩着滑轮滑板的男孩鲁菲奥。在小神仙婷科拜尔的帮助下，班宁重新学会了想像技能，这种技能能让他飞起来，他接管了那个部落，从霍克手中救出了他的孩子们，可那时霍克几乎已经把班宁的儿子引诱得站在他那一边了。 哈特把这个剧本卖给了导演尼克·卡斯托他的声望来自于影片《最后的星球战士》。卡斯托把它拿给了制片人克雷格·鲍姆格坦和盖里·阿代尔森。有一次，斯皮尔伯格对此表露出一些兴趣，然而，卡斯托已经出局了，这个剧本很快被转到索尼公司和CAA公司的手里。达斯汀·霍夫曼读到了它，他通过减弱彼特的角色，树立那个一直被他看重的詹姆斯·霍克船长的角色，从而进一步改变了这个剧本的侧重面。斯皮尔伯格声称他不知道任何有关卡斯托也介入过此事的情况，而且他是“惊恐”地发现了这一点。他留下米达沃去进行这个交易，去弄清楚所有权问题和解除误会。在这宗复杂的买卖中，三星公司买下了所有有关人员的权利，包括那个阿曼德大街医院的指定制片人都迪·费伊德的权利。鲍姆格坦、阿代尔森、费伊德和哈特最后都被列在执行制片人的名单上(哈特同时为列在共同编剧和共同创作者的名单上)。现在这部影片名为《霍克船长》。卡斯托仅以参与了原创工作而被撇在了一边。 ＊ ＊ ＊ 索尼公司和奥威兹很欢迎像《霍克船长》这样构思巧妙的作品。特别是它巨大的影响可以与一个日本大财阀相媲美。彼特·古伯狂喜地说，“我们得到了斯皮尔伯格，这就像我们得到了教皇的祝福。”他这么有信心是完全有理由的。有投资商评估《霍克船长》这部影片肯定能获利2亿美元，此外还有先进的录影和广播电视方面的交易、商品广告利润、国外市场的销售以及电影院经理们的保证金。影片《霍克船长》将像斯皮尔伯格的许多部影片一样，在拍摄开始“之前”，就会有所获利。即使他永远不完成它，它的保险金也能抵销哥伦比亚公司的损失。单就这个结果也是各制片厂的负责人们梦寐以求的，这是件完全有保证的事情。 在1990年底，索尼公司宣布了他们的多明星阵容：罗宾·威廉姆斯扮演彼特，朱莉娅·罗伯兹扮演婶科拜尔，霍克当然由霍夫曼扮演，只有理查德·阿坦伯诺夫爵士拒绝了斯皮尔伯格，因为他正忙于执导《卓别琳》因此不能来扮演图特里斯。迈克尔·杰克逊已不再属于这个行列，约翰·威廉姆斯的歌曲也没在这部影片中出现，有几个人悄悄加入了这部影片，他们是来模仿杰克逊曾经扮演的鲁菲奥的，一般情况下他们都是些西班牙人、黑人或是同性恋者。 理查德·德里福斯主动提出扮演斯密。但是，斯皮尔伯格出于谨慎，没有让德里福斯和霍夫曼这两位大明星同时出现，而是选了《谁陷害了兔子罗杰》中的演员鲍勃·霍金斯。每当有人问起德里福斯是否感到恼火时，他就怒气冲冲地吼道：“我不只嫉妒霍金斯，我甚至嫉妒让未莉姬·罗伯兹来扮演婶科拜尔。” 斯皮尔伯格看到84岁的戴姆·佩吉·阿什克罗福特在大卫·里恩的《印度之行》中的表演后，让她在《霍克船长》中扮演温蒂。当她由于背痛的原因不得不退出时，弗兰克·马歇尔请求正在纽约为霍夫曼试装的服装设计师安东尼·鲍威尔推荐一个人。 “玛吉·史密斯怎么样？”鲍威尔说，他尽心地推荐了一位朋友，并且让这位1973年在舞台上演过彼特的人方便的时候来一下。 马歇尔问：“她现在多大了？” “噢，我不知道。”鲍威尔吱晤着：“她现在该是90出头，91岁……92岁？” 史密斯得到了这个角色，她在影片中的表现是非常值得赞扬的，其实那时她才只有58岁。 ＊ ＊ ＊ 对《霍克船长》一片来说最首要的问题是要规模大。斯皮尔伯格说：“我们都对‘奈佛国’充满期望。因此需要我们把我们的大脑放在一起去创造一个人们有可能相信的‘奈佛国’，它看上去就是‘奈佛国’而不是勒古那海岸。”最后他坚定地认为，只有在拍摄现场把这部影片全部的幻想内容表现出来，这一目标才能实现。除了在加利弗尼亚州开头的那一幕以外，所有霍克的镜头都是在场地内拍摄的。 这部影片的预算被定为4000万美元，斯皮尔伯格、霍夫曼和威廉姆斯根据奥威兹起草的合同，将从预算中获取大笔收入，这份合同规定他们将得到全部利润的40％。朱莉娅·罗伯茨为一套住房而工作，从这个肥差中她将获得250万美元。阿曼德大街医院收到30万英镑，在“滚动运作法”的计算下，加上“纯利”而不是毛利的利润百分点，它几乎等于一无所获。“我们并不指望靠它挣个几百万。”该院的行政长官冷冷地同意了。 《巴西》的制片人诺曼·盖伍德在“视觉参谋”约翰·纳佩尔的帮助下建起来了这部影片的场地。他们是大卫·盖芬向斯皮尔伯格推荐的。纳佩尔曾在1982年为皇家莎士比亚公司的《彼德·潘》担任过设计，而且也为歌剧《尼古拉·尼克利比》，《猫们》和《苦难》以及《西贡小姐》的舞台设计提出过许多建议。他的布景实用坚固，使这部影片更像是在舞台上而不是在银幕上，而且也更像是一种迪斯尼乐园的游戏。一条滑板轨道从丢失了的孩子们的树房子里婉蜒穿过，这里还有秘密的小屋和隧道，海盗们的总部就在这里。由这些大帆船、码头、储藏室和霍克奢侈的公寓组成的复杂场面，俨然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企业家所梦想的那种带活动门和可翻转小楼梯的大舞台。 《霍克船长》在卡尔弗城搭建了9个拍摄棚，其中包括让斯皮尔伯格感到非常愉快的第27号摄影棚。在这里，《绿野仙踪》里的艾默拉尔德城的那些场景被他们拍了下来。这里是如此之大，以致众多的表演者仍无法填满这空间，仅仅出于这个原因，海盗的人数又猛增了150名，这150名群众演员都是从好莱坞最差的地区找来的。表演者队伍中还增加了一些被精心安排的配角：昆西·琼斯，摇滚音乐家大卫·科罗斯比，甚至还有格林·克劳斯，他们都被贴上了特别浓密的胡须。在伦敦的几场戏中，菲尔·柯林斯扮演了一名警察，短暂地露了一面。 ＊ ＊ ＊ 斯皮尔伯格刚一接过《霍克船长》，剧本就被他非正式的参谋们进一步改写了。“史蒂文使用作家就像使用画笔一样。”詹姆斯·哈特说：“他想要这个作家做这个，那个作家做那个。”人们认为卡尔·菲舍尔为婷科拜尔编写的对话充满生机，这在番对话中他把小仙女写成了一个不会嫉妒的彼特的追求者。在这个经常使人感到深深的内疚的影片中，有一个最让人难堪的场面：婶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跟人同样大小的姑娘，偷偷穿上了一套巴比化妆舞会的服装，并且故意从她的老朋友身边招摇而过。罗宾·威廉姆斯，这位影片中非男非女的中性人物的表演者，在一般情况下以潮水般涌来的喜剧激情即兴表演他对女人的热情，就像他对其他东西的热情一样，他的反应本应是强烈的、突然的、有深度的，他本该或许是无意地带来一些喜剧性的。然而，在整个影片的表演中，他都呆若木鸡地站着，最后他沮丧地退出了这部影片。斯皮尔伯格承认抑制威廉姆斯的喜剧创造性是一个最大的错误。“我应该让罗宾放开，让他自由发挥。我限制了罗宾。” 就像把威廉姆斯的缰绳勒得太紧的结果一样，斯皮尔伯格给霍夫曼的邪恶角色配上了太多好听的曲调。这部影片还在进行之中，霍夫曼就雇用了玛丽亚·斯科兹·马默去重写霍克这个人物。这位作者曾为拉塞·赫尔斯多姆的《再来一圈》写过剧本，影片由德里福斯和霍莉·亨特主演并受到了好评。霍夫曼想像着霍克应该是个兔龅牙的鲍斯顿·布拉明，具有评论员小威廉姆·勃科利的那种联想能力。一些人把他的口音和风格比作罗纳德·考尔曼、詹姆斯·马森以及英国喜剧演员特里·汤姆斯的混合体。评论家迈克尔·康弗尼把“这位‘牙缝先生’费劲地念出元音字母并与带着拳击手套的武士们一起喧闹”看作是对几代英国演员，即那些在好莱坞焙耀自己有教养有气质并在舞台上使用假冒的美国口音的演员最大的文化报复。但这更像是霍夫曼，他已不是第一次让他的想像力失去控制。他所感兴趣的霍克就是一个油腔滑调表演过分的瞥脚演员。 无论如何《霍克船长》也不可能“便宜”了。由于索尼公司迫不急待地拿这个初次露面的小媳妇煊耀，这笔投资继续攀高到约7500万美元。这部影片除了不断萌发的新思路影响预算渐渐上涨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幸。惟一的麻烦就是因未莉姬·罗伯茨的原因偶然引起的一件事。在拍摄临近之时，这位因在《漂亮女人》中扮演一位似乎天真无邪的妓女而获得巨大成功的女明星，因所谓的“极度疲惫”而倒下，并突然宣布她将放弃与明星基弗·苏泽兰德结婚的计划，飞往爱尔兰去看望她的新情人(苏泽兰德以前最好的朋友)杰森·帕特里克。斯皮尔伯格打算让吉姆·巴森格或是米切尔·菲弗填补这个角色，但是罗伯兹最后通知说她还想继续这份工作。但因为她的合同已经作废，索尼公司又与她签了一份一天7。5万美元的新合同，剩下的事是让保险公司去讨论谁去付她这笔款。罗伯兹在蓝色的背景前拍了许多镜头，这些镜头后来都由卢卡斯“光魔工作室”的特技高手们插入到影片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仅仅为了保持罗伯兹的脚的清洁，他们就以2000英镑雇了一位化妆师。 尽管《霍克船长》表面上属于封闭的拍摄，但实际上它的制作过程允许参观。阿吉奥·默里塔和他的随从参观了所有的摄影棚，并对此印象深刻。但是画家大卫·霍克尼认为这个项目是荒唐可笑的，是一个没有风格，没有设想，只利用了庞大规模的项目，是一个空洞的用技术手法制作的空乏无味的项目。零乘以7000万个零仍然是零。 甚至斯皮尔伯格也开始怀疑，每天他来到现场，面对令人头痛的问题，心想“这是不是一次失控的飞行呢？”去年，杰弗瑞·凯赞伯格在迪斯尼为斯皮尔伯格的工作作了一份28页的备忘录，迪斯尼认为现在该是“从不合理的工资待遇和不合理的签约方式中冲出来的时候了。”在折磨着美国商业的丑闻阴影下，制作这部影片看上去就像一个宣告好莱坞极度挥霍时代结束的告别会。“也许《霍克船长》是我的最后一次熔耀，”斯皮尔伯格沉思道，“我将来的影片一定要缩小规模。” 当《霍克船长》于1991年的圣诞节期间在美国全国范围内2197家剧院上演的时候，它所带来的让人伤心的评论仍让事先已有所准备的斯皮尔伯格感到意外。它在第一个周末收回1400万美元——对这么一部影片来说，这笔收入太微不足道了，如果人们把它的广告费和推销费都算进去的话，创造2亿美元的收人才能让它打个平手。“必须在这个周末再搜罗出1400万美元来，”一位电影院老板阴沉地说，“如果不这样，就会有大问题了。” 《综艺》杂志认为这部电影“杂乱而无节制，同时它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它“让大预算的斑点溅满了银幕”。已付出许多财力的影院老板努力使自己确信“大的成功似乎是有保证的”。少部分评论家比较尖锐，许多人把这部电影比作那些“丢失的孩子们”梦中互相投掷的彩色粘糖，或是一块巨大的导致人精力过盛的冰冻甜蛋糕。《新闻周刊》评论道，“等到这部塞满了史诗般内容的影片终于该结束时，你的感觉就像刚才一直在看一个8万镑重的诛儒在跳舞。”另一些人想起了公园里的一种游戏。华盛顿邮报写道：“脱去那昂贵的特技外衣，这里便除了俗套以外什么也没有了”。只有这次，斯皮尔伯格没有遵守他的规则，读了这些评论，“史蒂文伤心了。”一位知情人说，“连我的孩子也伤心了。” 在华尔街债券丑闻引起的自我批评的道德气氛中，关于《霍克船长》失败的责任的讨论过多了。许多人都来责怪斯皮尔伯格过多地在公众面前展示他青年时期对天堂的想像。但是如果说在他的生涯中有一部真正的合拍影片的话，那么人们会一致肯定地认为就是《霍克船长》。他曾经无数次地拒绝去接《霍克船长》这个“圣杯子”，但是有人总是把它拿回来，而且一旦他接过了这杯混着明星、金钱和期望的特殊“饮料”，这个项目就按照他所不能控制的方式自己运行了。 他所能够安慰自己的是，就像预先做的最坏的准备那样，它至少通过全世界范围的发行，抵偿了电影的制作成本。到1994年初，它通过国内市场出租录像带的业务收回了1.197亿美元，从海外市场上收回了1.798亿美元，这是一个值得庆幸的数字。但是，与最初所希望的结果相比，它还是令人失望的。这部电影得到了5项奥斯卡提名，全部是技术方面的，但最终一项也没有得到。分析家们几乎早就在盼着它的失败，以此作为一种校正制作费用不断攀升现象的开端。杜纳尔森·卢夫金和简里特投资公司的一位专家马克·梅森在电影还在拍摄当中时说：“这个行业的人所需要的就是让《霍克船长》爆炸”，这样索尼公司才会说，“够了，我们不打算再这么做了。” 失败使索尼公司与好莱坞之间的关系挂了点彩，但却不足以把日本人逐走。在后来的4年中，索尼公司由于一直在这种注定要被逐走的生意中挣扎着，因此在金钱和可信度方面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1993年，索尼公司因投拍了《最后的动作英雄》而陷入1.24亿美元赤字的亏损中，这是一部由阿诺德·施瓦辛格主演的商业冒险片，他们希望通过这部影片来挽救他们的电影部门。由于该片未能如愿以偿，他们开始谈判退出了。又一位外国人败了下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斯皮尔伯格的责任。 ------------------ 文学殿堂 扫描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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