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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生活是美好的


  ●乔治·桑给福楼拜的信中说:“为什么您还不结婚呢?独身使人不愉快,是会致命的。”
  ●乔治·桑过去的朋友和敌人都去世了!
  ●她最后的话是:“永别了丽娜,永别了莫里斯,永……”

  在生命的旅程中,名列前茅的人总是越来越少。1869年,乔治·桑的首任神师圣·勃夫去世了。
  卡西米尔还活着,妻子在远处继续注视着他,并且让索朗芝和莫里斯提防遗产会落到他非婚生的女儿手里。这个女儿会从吉勒里剥夺他俩的权利的。
  在乔治·桑的推动下,他俩去和父亲打官司。这桩诉讼是关于杜德望男爵夫人的遗嘱应说明的问题。乔治·桑用母亲的热情、女人的策略和法官的灵活引导谈判的进行。
  这个诉讼程序使卡西米尔十分伤心。他失眠了,并失去了健康。他从来没有力量和奥洛尔斗。法庭催促他变卖了吉勒里的财产。他从所得的收益中,给自己留下十四万九千法郎,莫里斯和索朗芝平分剩下的部分(十三万法郎)。从此,卡西米尔隐居到了离吉勒里六公里的巴尔巴斯特村,并于1871年3月8日在那里去世。
  痛苦使他的脑子日渐衰弱,并且扰乱了他的判断能力。1869年5月,他给皇帝写了一封令人吃惊的信。在信中,杜德望男爵,第一帝国退役军官,请求恩赐荣誉勋位勋章。
  拿破仑三世认为,夫妻生活中的不幸,哪怕是有历史原因,并不值得授勋。但是,他不得不认为这封信尖刻刺人,他1870年退位以后,把此信公诸于世了。
  乔治·桑根本没想到埋怨卡西米尔。经过许多困难的折磨之后,她在安享充满活力、荣誉和胜利的晚年。
  1870年,乔治·桑六十六岁。她记述道:自己“没有累倒,身体很好,很活跃,肩上没什么负担。”
  七月,酷热笼罩着诺昂,温度计都升到四十五度,到处没有一株草,树木已经枯黄,树叶纷纷跌落。那非洲般的酷热好像把一切都带到了世界的末日。接着,灾难来临:森林起火,惊愕的野狼也来到人住的房子周围转悠,流行病猖獗。
  在这样凄凉的夏天,普法战争爆发了。
  八月初令人难以忍受。没有任何军事方面的消息,忧愁的期待变成了焦虑不安,被禁止发言的报纸什么也不说。乔治·桑观察着农民对皇帝的愤怒:没有一个人不说,我们要把第一颗子弹打到他的头上!
  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但是,这是不信任和不满的情绪,以及通过将来的选举进行惩罚的决心。
  乔治·桑写信对朱丽埃说:“我们要同时赶走普鲁士人和一切帝国。”
  莫里斯本来想投笔从戎,但是到处都很混乱。”拿起武器!拿起什么样的武器呢?”缺乏枪枝和给养,一切都缺。
  将近八月底,失败的消息开始传开了。1870年9月,乔治·桑在日记中写道:“终于来了一份官方的电报,悲惨啊!唯一的慰藉是皇帝被俘了。但是,我们可怜的士兵啊!因为要杀死他们,结果四万人投降。这是帝国的末日。”
  九月,天花病流行,使诺昂的人口锐减。乔治·桑一家人到拉克勒兹省去了。孩子们特用芦苇杆做的枪,玩抓普鲁士人的游戏。
  在村子的广场上,男孩子们拿着木棍进行操练。乔治·桑做为法国妇女与和平主义者感到难过。德国人使她感到痛苦和惊讶:“他们像暴风一样冰冷残酷地袭来,毫不改变主意,尽管在生活习惯上是最温和的人,必要时也会凶狠毒辣。他们什么也不想,现在还不是想的时候;然而焦虑、怜悯和后悔在家里等待着他们。他们是没有理智的、可怕的战争机器。”乔治·桑希望和平,但希望得到的不是屈辱的和平。
  停战使巴黎政府重新控制法国。
  接着,像1848年一样,举行了选举。除了巴黎,主和派取得了胜利。
  乔治·桑明白,法兰西将会很快地复兴。这个贝里农妇知道自己的祖国有无穷的资源和惊人的复兴能力。她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接近自杀;但是,每次她都从危机中挣脱了出来,重新焕发了青春,显得就像是法国的象征。
  后来,巴黎公社成立了。巴黎到处是街垒、大炮和机枪。
  这事件从三月一直持续到六月,后来,梯也尔取得了胜利。
  这时,乔治·桑觉得,拯救一个开明的共和国需要时间,人们需要有耐心。她的思想完全变了样。
  1872年11月,乔治·桑给福楼拜的信中说:“为什么您还不结婚呢?独身使人不愉快,是会致命的。而且:对于爱您的人来讲,这是残忍。您所有的来信都充满忧愁,使我心痛。难道您没有爱过一个女人,或者您没有被一个女人心甘情愿地爱过?那就娶她,让她和您一起生活吧。是不是在什么地方有个男孩,您相信自己是他的父亲呢?那就抚养他,忘了自己吧。独自生活是不好的。”
  乔治·桑劝别人怎么生活,她自己就怎么生活。首先,普法战争以后,乔治·桑是一个热心的祖母。她教孩子读书,给他们讲地理、历史和文体。对于她这个天生的小学教师来说,这多么愉快。小孙女们围绕着老祖母,像小兔子一样,在欧石南丛中奔跑。“我的上帝啊,当人们喜爱的一切,生气勃勃和乱钻乱动时,生活是多么美好啊!”
  乔治·桑和孙女们在一起,继续愉快地享受着旅行、大自然、太阳和芳香花朵。
  她不像过去那样喜欢写作,她一年写两三本小说,都只是因为要履行合同,替《两世界评论》和《时代》撰稿。这是因为她的家庭和朋友都需要钱用。她应付得相当自如。但是,她写作的主题并没有什么改变,福楼拜促使她读些年轻人写的书,如左拉和都德的作品。她相当喜欢他们的书,但觉得这些书太阴郁了。
  很久以来,评论家们就没再提起她新写的小说。尽管她为雨果写了评论文章。雨果自己不给她写一篇文章;她在文坛上感到很孤立。但是,新的一代人中有些人,开始称赞她的理想主义。文学界和社交界一样,都在围绕着一种固定的观点,摇摆不定。
  福楼拜的喜剧《候选人》和《女人》遭到了重大的失败。在具有鉴赏能力的人们中,他再也没有立足之地了。但是,他仍然相信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相信词的本义、句子的韵律和作品的文雅。只要人们认为作品的艺术性强,别人说什么,对于他来说,都无关紧要。乔治·桑略为温和地责备他说:“他只是追求华丽的句子,这不是完整的艺术,只是半个艺术。”
  她恳求福楼拜到诺昂来,重新投入家庭欢乐和温情中去:“如果一个人被两三个好人爱着,有十万个敌人也不要紧。”
  但是,1872年,福楼拜仍然坚持不去诺昂。
  在1873年复活节时,福楼拜终于到诺昂来朝圣。屠格涅夫也到诺昂来见他。大家邀请他参加狂欢化装舞会,每人要换三次衣服。
  1873年4月,乔治·桑在日记中写道:“大家蹦呀!跳呀!唱呀,叫呀,使福楼拜头昏脑胀。他总是想阻止这一切,以便谈论文学!他无能为力。屠格涅夫喜欢热闹和快乐。他跟我一样孩子气。他跳舞,跳华尔兹舞。这是个多么善良正直的天才!福楼拜的谈吐很生动,而且古怪。但是,他只顾自己说话。屠格涅夫虽然讲得更有趣,却很难插嘴。晚上,玩一个竞赛游戏,直到深夜一点。大家终于互相道别。在生活中,人们的性格比聪明和高尚显得更为突出。亲爱的福楼拜使我很累,精疲力尽。不过,我喜欢他。他是个优秀的人物,但是个性太强。”
  福楼拜回去后,表示了衷心的谢意:
  “我们分手才五天,我就因离开了您,感到惆怅得像个傻瓜了。我因小奥洛尔和您全家不在身边,感到惆怅。是的,是这样的,大家在您家多有意思啊!您是多么好,多么才智横溢。”
  夏天,乔治·桑带领全家外出旅行。她建议去瑞士,孩子们更喜欢到海边去。“去海边!只要去游泳,我就高兴得发狂了。我完全像我的孙女们一样。她们还没去,就欣喜若狂。”
  乔治·桑不再过问政治了。
  乔治·桑给她的朋友拿破仑亲王写过贺年信,当然不是祝愿波拿巴主义者复辟。
  乔治·桑只期待着一个共和国的得救。1875年,她终于看到共和国取得了多数票,建立了起来。
  索朗芝自1873年起就住在诺昂附近的蒙吉弗莱城堡里,这是她以其十分肮脏的钱财,向堂妹莱昂蒂娜,即乔治·桑的哥哥伊包利特的女儿买的。
  1871年,由于战争的原因,她和母亲及莫里斯和好了一段时间。一天,有人看见她来到诺昂,像个难民,苦苦哀求。好心的丽娜出面替她说情。索朗芝被战争的危险制服,一度收回了她的爪子。
  和平恢复后,母女俩的关系又重新恶化。乔治·桑曾制止她得到蒙吉弗莱城堡,因为她不希望这个“猫头鹰”从那高楼上窥视她。
  而索朗芝不予理睬,通过一个中间人买下了这城堡。
  她的生活补贴被取消了。最后连诺昂几乎也对她关闭了,因为她指责这里所做的一切。但偶尔她像一阵风似地回来。孩子们讨厌她,守护着祖母的房门,不让索朗芝进去。
  乔治·桑过去的朋友和敌人都去世了!
  1875年3月5日,玛丽·达古尔死了。在垂暮之年,表现得理智和骄傲。
  于勒·桑多身体已很衰弱。上了年纪后,他身体臃肿,头发篷乱,怠情沮丧的情绪使他头昏脑胀,但是,人们从他的神情中猜得出,他年轻时一定是很迷人的。当他坐在王宫广场咖啡馆时,过路的人会说:“看,那就是桑多,乔治·桑的第一个情人。”这成了他唯一的光荣称号。
  巨人马尔夏尔引起了乔治·桑和小仲马的忧虑,他很懒惰,粗心大意,很不守时。他从来没按时交付过雕刻品和模型。大部分的订货最终都被取消了。另外,他又失去了两个有力的保护人:拿破仑亲王和马蒂尔德公主。自从帝国统治倒台之后,他们都迁居国外了。他过起放荡不羁的可耻生活,不择手段地槁钱,到处告借以维持生活。乔治·桑写道:“好酒与美色将要把他毁了。”
  在别的地方,人们听到这个话题,以为是从乔治·桑给缪塞的信中抽出来的话。她写道:“十年的母爱都没有驱除两个可恶的魔鬼:懒惰和放荡。”
  女人变化大不,男人也一样,这倒是真的。
  霍尔滕丝也渐渐地变老了。她根据自己爱情的经验,写了一本很大胆的书——《谨慎的魅力》。
  乔治·桑七十二岁时,自己还不觉老,并且开始相信她是个老寿星。
  1876年初春,乔治·桑不时感到有些不舒服。她一生都在埋怨肝不舒服,肠胃病难治好。
  五月,莫里斯和丽娜请来医生给她看病,母亲的病使这对夫妇十分担心。
  乔治·桑以为自己得的是顽固性便秘,因而并不怎么在意。
  死亡是个卑谦谨慎的来访者,它会无声无息地来到。
  五月二十八日,午饭乔治·桑女士没来吃,她像往常一样有些不舒服。她觉得剧痛已有好长的一段时间,差不多没有引起她更多的忧虑。午饭后,乔治·桑女士从楼上下来,走了一会,欣赏她十分喜欢的各种鲜花,田野上长满了幼嫩的小草。
  在后来的一些日子里,乔治·桑病痛很厉害。她说:“我的肚子里有鬼啊!”
  肠梗阻的剧痛使她大声喊痛。她的医生对莫里斯说:“她没有希望了。”
  只有马上动手术,也许还能挽救她的生命。乔治·桑要人把法弗尔医生从巴黎叫来,她相信他。
  当地的乡村医生终于决定把外科医生于勒·贝昂找来。但是,他认为不能做肠切除手术,只能做腹部穿刺。这之后,乔治·桑还是痛了六天,她拼命呼叫着要死,并觉得自己得了这种病,是件丢脸的事。
  六月七日,她要见见孙女们,她说:“我亲爱的孩子们,我多么爱你们啊!拥抱我吧。要听话。”
  从七号晚上和八号,她说了多次:“我要死啦,我的上帝,我要死啦!”这时,索朗芝和丽娜已在她身旁。莫里斯叫人带了字条去告诉索朗芝:“我们的母亲病了,而且病情十分严重……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来看看吧!”
  当时索朗芝在巴黎,她接到仆从的电报通知,就赶回来了,事先十分谦卑地请求允许她探访一小时。
  晚上,就只有索朗芝和丽娜守在乔治·桑的床边。她们听到乔治·桑说:“永别了,永别了,我要死了。”
  接着,她讲了一句难以理解的话。只听见她最后说:“留下青翠的草木。”
  仁慈与温存仍然流露在她的眼神里和握手的动作里。但是,她说不出话,显得心不在焉。她最后的话是:“永别了丽娜,永别了莫里斯,永……”
  她在早晨六点钟去世。
  午饭时,索朗芝坐在她母亲先前坐的位置上,指挥着大家。莫里斯痛苦得泣不成声。
  乔治·桑安葬在诺昂花园里围起的墓地里,在她祖母、双亲和外孙女旁边。
  那天,下着寒冷的细雨,风儿吹动了多节的紫杉和黄杨,发出了微微的沙沙声,与年老唱经人的祈祷声混杂在一起。附近所有的农妇都跪在潮湿的草地上,诵读着长串的祈祷文。
  乔治·桑的朋友们都十分惊讶,葬礼竟然按照天主教的礼仪举行。这是索朗芝要这样做的,莫里斯作了让步。
  十五个亲密的友人从巴黎来参加葬礼,其中包括1872年重新获准在法国居住的拿破仑亲王,以及福楼拜、小仲马等人。
  受维克多·雨果的委托,莫里斯宣读了雨果的一封信:
  我痛惜一个伟大的女性的去世,向这个流芳百世的人致敬……我们失去了她吗?不,她的崇高形象虽然隐去,却不会消失。完全相反,人们几乎可以说,她的崇高形象会获得发展。那形象变成以一种看不见的形式,又以另一种看得见的形式出现。那是崇高形象的升华。人的身体好比遮光板,它遮掩了神圣的面貌,即思想。乔治·桑是一种思想,她超出了肉体,她自由了,她去世了,她却永生了。
  1876年6月25日,福楼拜写信给屠格涅夫:“可怜的母亲乔治·桑的去世,使我感到无限悲痛。在她下葬时,我像头小牛似的哭了,而且哭了两次。她永远是法国的一位杰出人物,而且是法国唯一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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