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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用仁慈做为行动的动机，来代替情欲。 ●索朗芝受到一见钟情的熏染，思想露骨放肆，行为大胆无耻。这使母亲大为反感。 ●人们最钟爱的人和不喜欢的人，晚上在墓地徘徊…… ●莫里斯给母亲下了最后通牒：“他或者我，我们中的一个，必须离开诺昂 乔治·桑经历了爱情，保持着光荣，她没有像其他很多人那样，忧愁地自问着将会发生什么事。她记得过去发生的事。而将近五十岁的时候，她由于年龄起作用，不可避免地衰弱了。但是，发现美貌消失对她又有什么关系？对于不愿只是做为一件奢侈品的女人来讲，承认不能再出风头的那一天来临，虽然不是无关紧要，却是可以忍受的。 乔治·桑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尽管上了年纪，她仍然有吸引力。她是统治诺昂的家长，有巨大的权利。莫里斯的朋友都十分崇拜地奉承她。家里住着那么多男青年。乔治·桑以为，她和年轻人生活在一起，是她保持青春活力的办法：“大家在我家玩耍，我总是很愉快。” 当诺昂的房子里坐满了人，或者拉夏特尔的朋友们来到时，这里的生活仍然像以前一样有规律：午饭，散步，工作，晚饭，玩骨牌，然后大家围在桌旁读书。 乔治·桑经常做非常细致的活：默默地做绒花。午夜时分，芒索给她准备好了油灯，并且陪她到工作室去，她在那里一直呆到早上六点，一边写东西，一边吸烟，她把烟蒂都扔到一个水杯里。 下午，她收拾房子，料理花园。这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需要很多人干活。平时有八、九个仆人，当城堡来了很多客人，或者在夫人做她的醋栗果酱时，还有一些散工来帮忙。她要自己亲手做果酱，她有自己的配方，为此颇为自豪。 在这里做工的人，都得到比较好的报酬。乔治·桑立了条规矩，要比邻近的庄园主多付点工钱给工人，她不愿意别人谈论主人和仆人。一个自由的人是不需要主人的，在她那里有的只是家务工作人员，各负其责。乔治·桑喜欢完美的东西，因此，她要求很高，但她叫人做事。从不使人难堪。她既不同意仆人们穿制服，也不愿人家用第三人称对她讲话。在要求别人做事时，她都采用贝里人的习惯说法：“您愿意做这事吗？”而她又最喜欢人家回答：“我很愿意做。”她特别要求为她服务的人具备一种品德：严守秘密。谁也不能把在诺昂发生的事讲出去。她年轻时的风流韵事始终是个秘密。 大自然的景象，使人体的变化变得容易忍受。秋天黄色的树木，预示着冬天的来临，而不诅咒冬天。乔治·桑也泰然地迎接向她大步走来的老年。 她想用仁慈做为行动的动机，来代替情欲。仁慈是一种她本来就具有的美德，有时却被她强悍的个性所掩盖。她心血来潮，就和病善待人；她希望从此始终如一地做个好人，她以为她的研究结束了。并不是甘心罢休，而是暴力的效果使她讨厌暴力。从此她只愿无怨无仇地为别人的幸福而奋斗。 这种思想状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老年就像剩余的生命，要经历涨潮和落潮。乔治·桑将会有消沉、恼怒、邪欲、懊悔、失足和不公正。因此，她有时也会过分高兴。轻浮是一种狂热状态。而且，嘻笑声往往掩盖了内心的声音。这时，由于她希望自己前后一致，她不仅原谅了自己的过去，而且诚心要改变它，使它配得上这善良的决心。缪塞会怎样想呢？乔治·桑对于他只是一个忠诚的天使，那神秘的情欲呢？婚姻的恩怨呢？这都只不过是浪漫的形式。 在她写的书里，结婚越来越受人尊敬。是的，上帝希望的爱是由爱情决定的，但它又区别于动物的本能。理智干预了选择，选择是唯一的，要继续下去。 他的小说中的一个人物问道：“如果爱情死亡了，是不是要到别处去寻求呢？” 女主角反驳道：“为什么要到别处去找呢？不如用您赋予爱情的强大力量，去医治它那罪恶的厌倦情绪呢！” 除去自身邪恶的欲念，很好地去了解与之结合的人，比另外找一个人要好，这就是婚姻幸福的奥秘。 巴尔扎克曾把这个道理告诉乔治·桑，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时间是最好的老师；它比朋友的忠告更有效。 这种新的婚姻哲学出现在乔治·桑的脑子里实在是大迟了，以致不能挽救可怜的卡西米尔的婚姻。此外，挽救他们的结合也不可能。有时，一个女人越是尽力深入了解丈夫，她就越难以看到丈夫可爱的地方，怎样鼓吹和解也都是枉费心机。乔治·桑对此本来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然而，老年妇人和年轻姑娘，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那些悲剧。老年妇人想到这些。不是为了自己，而为了女儿、媳妇、孙女的利益，而且，她们也总是有相当的能力去抵御别人感情的诱惑，索朗芝母亲的判断与感受，不可能与卡西米尔妻子的一样。 索朗芝和母亲彼此关系很僵。乔治·桑和莫里斯一起反对这个凶恶的小姑娘。她振振有词地摇唇鼓舌，无耻地挑拨离间，致使她周围的人们，莫明其妙地互相仇视。她从童年起，就目睹母亲的私情。起初，她对此加以谴责，而后，就十分嫉妒了，乔治·桑说：“当我向她谈起上帝，她就当面嘲笑我。” 索朗芝受到一见钟情的熏染，思想露骨放肆，行为大胆无耻。这使母亲大为反感。这两个女人，一边在互相叫唤着亲爱的，其实并不相爱。在肖邦还在的时候，她们之间就暗里争风吃醋。后来，乔治·桑愿意原谅她。 乔治·桑两次给女儿办嫁妆：起初赠予纳博纳公馆；这幢房子被扣押后，又给一笔年金，她毕竟希望女儿的婚姻能够维持下去。 结果乔治·桑劳而无功。因为克莱森热是个疯子，只一年工夫，就欠下了一大笔债，不得不拿那个公馆作抵押。他使妻子破产，使岳母明显地穷了。虽然乔治·桑尽力挽救他，却枉费了心机。 然而，索朗芝热衷于栽赃诬陷，竟对她的朋友说母亲的债主向她讨债！她还鬼鬼祟崇地向乔治·桑隐瞒了自己家庭的真实情况。 让娜·克莱森热的出生，才使这母女间的关系有了缓和，却仍不能使她们亲近。乔治·桑说：“如果说克莱森热是两个人中最疯狂的一个，那么他还不能算是最坏的。” 1851年2月，索朗芝带女儿来到了诺昂。 当时，乔治·桑给奥古斯蒂娜·写信说：“我要告诉你，索朗芝比莫里斯早一天回到这里，同她的小女孩在这里住了四天。这小孩长得很漂亮，但是一点也不好带。索朗芝决心回来，决定要讨人喜欢，显得泰然自若，就像一个贵妇胸怀豁达。我可以告诉你的就是这些。因为索朗芝这次回来的动机和她的本意，谁也不知道。她说要到家乡来避暑几个月，而且设法祖个住所，但是，没有找到，理由是找不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她想不请自来的借口。我明确地对她说，不愿意接待她的丈夫、仆人、朋友、马匹和狗；我只愿意接待她和她的女儿。这是出于小心，提防争吵。她回答说，不打算住在我这里。因为她有很多仆人，恐怕我的家容纳不下。她说她丈夫挣了很多钱。这我相信，我只是想知道她的债务是否还清。她总是多方袒护丈夫，说他只是脾气不好，心地却很好。只要她满意，那就太好了。我觉得她只是把变为上流社会的贵妇做为个人幸福的标准。而她对于所面临的社会，无情地加以损害和嘲笑。她身体不好，这是不好的方面，我认为，那是她的过错。她有一次小产，第二天就骑马，从此，几个月她都没能恢复起来。她假装温柔地给我写了些信。我对此已拿定主意，不再伤心，也不再受骗，我心平气和地看着不可改变的事实。” 乔治·桑十分憎恶索朗芝和她的丈夫，认为这一对夫妇可能犯罪作恶。她恳求莫里斯不要去她妹妹家里吃饭。 她说：“我不愿你在他们家吃饭。克莱森热是个疯子，索朗芝没心肝。这两个家伙缺乏道德，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他们认为私利高于一切。残忍的嫉妒心，早就吞掉了索朗芝的良心，去他们那里要千万小心，但别忘了我说的话。对于罪恶，人们往往不相信会发生。这不是偏见，是必然的倾向，罪恶正在残忍的人的心里慢慢地产生。这是一种狂暴的行为，通常是一种疯狂的举动。” 她终于承认，对她的女儿，她已丝毫没有感情。乔治·桑给索朗芝本人写信说：“你的生活太荒唐了。 索朗芝的行动很古怪。她有时到吉勒里她父亲那里住。可怜的卡西米尔怀疑自己是否有资格做她的父亲。虽然尽了做父亲的责任，他却免不了被索朗芝埋怨。 克莱森热变了心，索朗芝也想效法。由于她长得很漂亮，有种特殊的美，思想又敏捷开朗，很容易打动钟情于她的人。1852年，她离开了克莱森热，因为丈夫对待她如对待模特儿。后来，她躲进一个修道院里去了。 从前的两个杜邦夫人，也就是乔抬·桑的奶奶和母亲，婆媳不和，全靠她在某些日子里把母亲和祖母联在一起。现在是同样的情形。乔治·桑和索朗芝在一起时，都喜欢听索朗芝的女儿说话。 1854年5月，新的灾难终于来临了。克莱森热得知妻子和意大利卡尔洛·阿尔菲里伯爵关系暧昧，强行闯进索朗芝的房间。经过一场可怕的争吵之后，他拿走了妻子情夫写来的全部信件，寄给了自己的律师。他离开自己的家，由人陪着到诺昂去找女儿，并且利用这个有利的机会，向通奸的妻子提出分居。可怜的孩子再次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个人的手里：有时寄养在她的教母那里，有时在她父亲那里，最后被父亲送进一所寄宿学校。 可是，这事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初步结果。索朗芝十分激动，心碎欲裂，想改弦更张。隐居在圣心修道院，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想依靠上帝，表现出了某种谦恭：“应该出现奇迹，把我的女儿归还给我。上帝能够让奇迹出现，但是，我值得上帝显灵吗？” 盼望出现的奇迹，终于在1854年12月出现了，法庭在宣判这对夫妻离婚的同时，将孩子托付给外祖母。 元旦临近了，要是让娜这时回来，诺昂将会怎样祝贺她呀！乔治·桑想。可惜，要等待判决生效。克莱森热还会上诉，而且律师是冷酷无情的。 1855年元旦那天，索朗芝只得拿了些玩具去夏托布里昂街的德里尼埃尔寄宿学校。她就像小时候一样，站在寄宿学校门口。 大冷天，父亲让女儿出去，没有注意到她还穿着夏天的裙子啊！晚上，他把女儿带回家。女儿病倒了，而他却到离巴黎很远的的不知什么地方去打猎了。可怜的孩子染上了猩红热，不久就病死了。 乔治·桑悲痛至极，感到要为小外孙女的死写一篇文章。乔治·桑说：“上帝对于男人冷酷无情，对女人更厉害。” 让娜死了以后，莫里斯和别的朋友想带乔治·桑去意大利散散心。 这是一次很美好的旅行。他们先走海路，坐船从马赛到热那亚，在长满果实的橙树下露天吃饭。然后，他们走陆路，穿过罗马乡村，挤在公共马车里，朝佛罗伦萨走去。乔治·桑恢复了体力，登山虽然使她感到劳累，却很快乐。他们找到很多不知名的植物和昆虫。他们在废墟上捕捉蝴蝶。总之，乔治·桑感到幸福。 在年老时，人的思想变得像块墓地。人们最钟爱的人和不喜欢的人，晚上在墓地里徘徊。 格朗萨涅在1847年去世了，伊包利特则死于1848年，肖邦和多尔瓦尔死于1849年，巴尔扎克和马尔利亚尼死于1850年，拉杜什和吕茜姨妈死于1851年，让娜·克莱森热死于1855年。 然而，诺昂仍然贵客盈门。 莫里斯为母亲仍心神不定而担忧。他做了很多事，都做得相当好，可是没有一件做得十分完美。他的漫画画得很有趣，他的插图很精巧而且富有诗意，他为木偶戏谱写的音乐非常奇特，他甚至写起小说来了。但他一点也没有从郁郁寡欢中解脱。母亲的光荣沉重地压在他的身上，尽管乔治·桑蜚声文坛，她一直全心全意地爱自己的儿子，一直用保护人的腔调和儿子谈他的作品：“把你的小说拿给布洛兹看看吧。为了让我高兴，他会接受的。” 莫里斯将近四十岁，年纪也不小了，还只是母亲的孩子，他感到很难过。乔治·桑本来希望他早点结婚，但他对此犹豫不决。 乔治·桑还是很惋惜他没有娶奥古斯蒂娜，乔治·桑和她经常通信。奥古斯蒂娜和她丈夫总是有些事要求她办。 由于芒索经常咳嗽，吐出的东西十分可疑，而这只有乔治·桑才知道得最清楚。 至于索朗芝，她像个放纵的女人，在社交界里闯荡。她美貌绝伦，但品格低下，一味追逐男人。她去过比利时、伦敦和都灵。 乔治·桑因为要维持这个家，帮助被放逐的人们，资助玛丽·多尔瓦尔的孙子们，以及很多靠她和靠她的笔杆子生活的人，她比任何时候都要加倍工作。 在诺昂，她每天都要应付川流不息的来访者。很多女人请求借助她对拿破仑亲王的影响，为她们打通关节。她很恼火，希望有一个僻静的地方，好干自己的活。 有一次，她和芒索到拉克勒兹河谷郊游。那里依山傍水，地势渐高，已是山区。她把那里叫做贝里的小瑞士。她发现了一个名叫加尔吉列斯的小村子，村旁有条同名的小河流过，她高兴极了。 这个村子建在一个漏斗状的洼地上，那里气温高，又保护得很好，有泉水，景色十分秀丽。村里有一个罗马拜占庭式的教堂，一座浪漫派的城堡。乔治·桑说：“我们不是非要住在巴黎，我们梦想在村里安排个临时住宿处。所有热爱乡村的艺术家，都渴望在简单的生活条件下，甚至是田园式的生活中安度余日。” 她很快就想在加尔吉列斯买一幢房子。这要花五百到一千法郎。芒索征得她同意，替她支付了这笔钱，他在河边找了一幢房子，买了下来，接着花三百法郎请人包工把房子重新粉刷了一遍，另外置办了家具。他把房子装饰得像一只船似的，房间很小，但很舒服。 乔治·桑一开始就喜欢这地方。一旦她想要宁静地工作，就和芒索离开诺昂，躲到加尔吉列斯。他俩在这里享受田园诗般的乐趣。 1857年，阿尔弗雷德·缪塞和古斯塔夫·普朗什去世了。 普朗什一直到最后都用文章支持乔治·桑。乔治·桑把他看作是当代唯一严肃的批评家。 至于缪塞，他的心因太疯狂和太过分，已过早地疲惫了。他曾想替代乔治·桑，他从来也没忘记过乔治·桑。在1851年，他曾去意大利旅行，让当年美好的记忆重新浮现脑际： 啊！命运！盲目而又变化莫测！ 痛苦使爱情如痴如醉！ 走开吧！纠缠不休的记忆， 走开吧，我总看见的那双媚眼…… 威尼斯朝夕相处的情人，令人失望而又难以忘怀。每当他在梦中不由自主地看见“她那如天鹅绒般温柔的眼睛，带着深邃居郁的目光，从眼前经过，”他就反复吟咏上面的诗句。 乔治·桑保存了她和缪塞的全部情书，约在1860年时，她想公开发表这些资料。她确信，这些信件可以证实他们相互间真挚的感情。 但发表这些信是否合适呢？乔治·桑决定请教圣·勃夫。他是自己和缪塞关系破裂的见证人。圣·勃夫建议她还是不发表为好。 1861年2月，乔治·桑给圣·勃夫复信：“您的意见很好，我将照着去做。这些信只在我百年之后才发表。我想这些信将证明，下面的三件事不会使您的女朋友在思想上感到有重压：一、当着垂危的缪塞的面，与新欢恣意作乐；二、威胁并想把他关进疯人院；三、在他神智恢复后，不顾他的意见，决心重新得到他和引诱他……” 乔治·桑对自己的信任，使圣·勃夫很感动。从索朗芝那里得知诺昂社团财政不佳后，圣·勃夫想通过法兰西学院，发给这个伟大的小说家价值两万法郎的戈贝尔奖金。但表决结果反对乔治·桑的有十八票，只有六票赞成。 于勒·桑多没有参加投票！为了乔治·桑能获奖，梅里美十分积极，写信鼓动小于勒。但是，桑多不能原谅损害他青年时代的人。 在皇宫里，不管乔治·桑愿不愿意，大家继续保护她。皇室因这次失败而感到很气愤。皇后提议说，法兰西学院不发奖金，也许可以给一个席位吧。后来，出现了一本叫做《妇女进法兰西学院》的小册子，作者描写了法兰西学院接纳一名女院士的情形。这只能是乔治·桑。 在1861年，莫里斯三十八岁，他母亲已五十六岁了。乔治·桑因感到年老体衰，极力坚持要莫里斯结婚。她又想抱孙子了。 “我更喜欢一个新教家庭……”乔治·桑和天主教的关系越来越松弛。在英国女修道院时，她喜欢天主教的仪式。后来，她不参加宗教仪式，只信奉有限度的基督教。 事实上，莫里斯没有娶一个信新教的姑娘，而是娶了一个二十岁不信教的意大利姑娘。她是雕塑师卡拉马达的女儿。他是她父亲的朋友，因而看着她长大。 丽娜·卡拉马达在巴黎生活过一段时间，她是个漂亮迷人、聪明能干的姑娘。在乔治·桑的眼中，十分重要的是，她是个热情的爱国者。这样，在婆媳之间将不会有政治上的分歧。 虽然如此，对宗教信仰上，莫里斯与乔治·桑意见相悖。 莫里斯在这点上，比他母亲更加不妥协，而丽娜赞成未婚夫的意见。因此，他们举行的是世俗婚礼。 在诺昂，这两个女人和睦相处。丽娜有一副美妙、爽朗、圆润的嗓子，这使她的婆婆很高兴：“这是一种天性和特点：唱起歌来令人高兴，发脾气也温柔动听；声音甜蜜，使我们感到很意外。她把我们每天的休息时间，都变成了快乐的节日。”乔治·桑说这个意大利姑娘感情细腻。不久，这对夫妻就要添个孩子了。 1863年7月14日，正好是攻陷巴士底狱的纪念日，莫里斯的儿子马克安托万出世了。像所有激动诺昂人心的事件一样，他带来了生动活泼、近乎疯狂的气氛。 但是，乔治·桑想离开诺昂。 很久以来，莫里斯和芒索之间的关系紧张。莫里斯一向把这个同龄的伙伴视为部瞩，眼见他成了宠儿，不免感到痛昔。芒索做为秘书、会计，受权管理诺昂，不仅是代理人，而且是真正的经营者，莫里斯感到蒙受羞辱。 芒索出奇地像乔治·桑小说中的民众英雄。大公无私成了他的癖好。他手上有一点钱，都要设法拿了去给人，对乔治·桑夫人，他像只狗一样忠诚。对别的人则隐约地表露出骄傲。 此外，他也是个有才华的男人，不仅文艺批评家们认为他是优秀的雕刻家，而且他对戏剧也颇有见地，在乔治·桑的大力帮助下，他写了一出小诗歌剧，在剧场上演。他常为乔治·桑主持排练，给演员们读剧本。这个家庭的客人，诸如小仲马、福楼拜对他都很热情亲切。马蒂尔德公主请他去吃过晚饭；他的戏首场演出时，拿破仑亲王也前来观看。 乔治·桑向小仲马称赞芒索说：“这就是您可以器重而不怕失望的人。一个多么好心，多么忠诚的人啊！也许是我和他朝夕相处十二年，才使我终于与人类的本性和解。” 1863年，诺昂的紧张气氛变得难以容忍。莫里斯和芒索为了玛丽·卡约争吵起来。玛丽·卡约因陶醉于演戏和做女人的成功，她变得轻浮和随便。因此，就像在肖邦在的那段时间一样，莫里斯给母亲下了最后通牒：“他或者我，我们中的一个，必须离开诺昂。” 一时间，乔治·桑似乎要牺牲芒索。 但是，经过一个晚上的考虑后，乔治·桑认为，现在的情况和1847年不一样。莫里斯已经结了婚，成为了一个孩子的父亲，从此可以不需要母亲经常在身边；而芒索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不应该抛弃他。 二十四日，乔治·桑选择了芒索，决定出走。 接下去是艰难的日子。乔治·桑被这决定的严重性弄得心神不安，她病倒了。神情紧张的芒索，在诺昂和巴黎之间往来如梭，在乡间寻找一个住所。 在巴黎，乔治·桑和芒索住在斐扬底纳街九十六号。她装了一口假牙，每星期看四次戏，并且常跑郊区，打算在那里找一所小房子。 芒索的堂兄麦亚尔住在帕莱索，就在凡尔赛到利穆尔的那段路上。他给他们介绍了一幢房子。 德拉克鲁瓦刚去世。乔治·桑拥有这个画家的二十幅画。乔治·桑写道：“这些画值七万到八万法郎。” 她决定卖掉这些画，只有两幅不卖：画家送给她的第一幅画《异教徒的仟悔》和最后一幅画《半人半马》。这笔买卖可以使乔治·桑送给莫里斯一笔三千法郎的可观年金，还可以买一小块领地。 乔治·桑别墅是用芒索的名义买的，芒索答应以后遗赠给莫里斯。 他们在诺昂做了最后的逗留，向乡亲们告别。年迈的镇长都哭了。莫里斯和丽娜劝告童心未老的母亲要审慎从事。 诺昂变得处在黯然神丧的状态，因为莫里斯和丽娜也不愿挑起管理这所大房子的重担，他们决定去吉勒里，到卡西米尔家去。卡西米尔一直是孩子们最重要的庇护者。莫里斯和丽娜十分热爱他。 乔治·桑喜欢巴黎的新住宅，它虽然很小，却令人愉快，方便适用，窗明几净，式样迷人。帕莱索使她感到高兴。 但乔治·桑在帕莱索刚安顿好，就接到了一个可怕的消息：孙子小马克安托万在吉勒里病倒了。 接到消息后，收拾好了箱子，他们就赶紧出发了，急忙奔向吉勒里。 他们下午两点钟到达。但半小时前，他们从乡邮员那里得知，来得太迟了，孩子已经在早上死了。 他们最先见到的是莫里斯，然后是乔治·桑的前夫杜德望先生和他的情妇，接着是孩子的母亲丽娜。 乔治·桑在那里最后一次见到了她的丈夫。 卡西米尔讨厌在家里看见她，但他说：“我不能阻止她来看她的孙子。”当有人说男爵夫人的马车来了时，杜德望和他的朋友们出来，站在台阶上。 奥洛尔带着医生和芒索一起来到了。她喃喃地说：“卡西米尔……” 他说：“夫人，您认得您的房间，自您走后，它一直是空着的。” 小妾有礼貌地陪着正妻。乔治·桑对她说：“我的老丈夫就托付给您了。” 乔治·桑穿着一条古怪的裙子，卷在红色底裙上面。她抽着特大号香烟。吃饭时，她什么也没说。在场的吉勒里人注意到她的神情沮丧，身体圆胖，耷拉着脸。第二天她就走了，后来，一位医生问卡西米尔：“和您妻子最后一次见面，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他回答说：“啊！我不想叫她奥洛尔，她更像一个落山的太阳了。” 莫里斯和丽娜回到了诺昂，乔治·桑回到帕莱索。 在这服丧期间，乔治·桑又一次使朋友们大为惊讶——她很快就平静下来。“多么痛苦啊！但是，我需要另一个孩子，而且我要支配他，因为需要爱，需要经受痛苦，需要哭，需要希望，需要创造。” 她在饭店吃晚饭，看通俗笑剧，去体育馆、剧场。生活重新又成了封闭线路。 迁到帕莱索后，芒索经常咳嗽。晚上，他常和乔治·桑玩纸牌。 1865年是痛苦的一年。芒索咳嗽、发低烧，身体迅速衰弱，快得吓人。乔治·桑也一样，埋怨着浑身的痛楚。但她还是很活跃。她跑到花园的泥地里，种下诺昂寄来的洋葱。每天晚上去巴黎看戏，使芒索在奔波中耗尽了气力。但她总是抵挡不住木偶戏的吸引。 乔治·桑像仁慈的修女，忠诚地照顾着芒索，亲自替他擦身、洗澡和湿敷。现在只有她自己一个人写日记了，芒索每天念日记。现在，她要显出不真实的乐观，又难免流露出使垂死的病人害怕的失望，她在这两者之间，艰难地保持着平衡。 1865年8月，芒索整日整夜咳个不停。 8月21日，经过表面上完全平静的一晚，他在早上六点钟去世了。 整整五个月，乔治·桑没有一天离开这垂危的病人。当他一去世，乔治·桑就写信给莫里斯： “我们可怜的朋友不再受痛苦的折磨了。半夜里，他睡着了，神志十分清醒。不管怎样，我心都碎了。但是，我给他穿好衣服，并亲自把他安顿在他临终的床上。我还有能力控制自己没有哭。我不会病倒的，放心吧。一旦我替可怜的死者妥善地办完后事，整理好他的东西和我的东西，也是你们的东西，我就想去和你们团聚。” 尽管芒索还有双亲和一个没有出嫁的妹妹，但他还是把他自己的东西留给了莫里斯。 安葬完毕，激动不安和悲痛的一天过去以后，莫里斯领着母亲回到诺昂。 1865年8月21日，乔治·桑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儿子就是我的灵魂，我将为他而活着。我将爱善良正直的人们——是的，至于你，你曾那样地爱我！安息吧，对你的爱是永恒不灭的。” 乔治·桑见到丽娜已经怀孕四个月了。她很精神，身体发胖了，房子收拾得整齐、清洁。莫里斯和丽娜似乎越来越爱诺昂了。媳妇勤快、温柔和顺从。 乔治·桑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后来，暑假结束以后，人们又见到她在巴黎：在剧院，在剧场。她忍受着痛苦，她不愿使自己感到痛苦。她谈到自己，像谈另一个女人一样：“她像小孩一样痛苦，这使事情越来越糟，而不能唤起责任感，她每天花几个小时，到孩子的坟前，不是为了祈祷或思考人们不道德的行为。而是为了看看这小块的土地，那里只剩下他不朽的灵魂在人间暂短停留的躯壳。如果伤口不继续恶化，时间将使创伤愈合。” 乔治·桑给福楼拜写了一封信，十分真诚地描绘了她的这种精神状态。在她经受这次考验时，福楼拜时常来看望她，是个忠诚友好的知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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