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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的每一个早晨


  也许我们已经把他忘记,不过,太行山却永远记得一个名字──宴阳初。
  本世纪四十年代,宴阳初曾和爱因斯坦等人一起被美洲学者推选为“对人类发展做出革命性贡献的世界十大伟人”。看到民众不能受教育,他曾沉痛地疾呼:“吾辈羞视三万万以上的同胞,在二十世纪的文明世界流而文盲;吾辈恐惧四万々的大民族,不能生存于知识竞争的世界。”
  为了推行“平民教育”,他亲手编写了《平民千字课》,在河北偏僻的农村一住就是八年……
  元旦刚过,我来到了太行山麓的完县,这块土地曾留下过宴先生的足迹。也是国家级贫困县。
  让人不敢相信的是,从去年十月以来,县里已经三个月不发工资了。团县委副书记说:“现在我们全县的干部都没工资,包括县长和县委书记。这些日子县长坐着吉普车四处借钱,怎么也得让大伙儿把春节打发过去。”
  我问:“你们团县委每年的活动经费有多少?”她伸出了三只手指头。我说:“三万。”
  她摆々手。“三千。”她摇々头,说:“三百元。”三百元!这就是一个二十八万人口的团县委一年的活动经费。在经济发达地区,还不够请客吃一顿饭。
  该县团结乡,前年人均收入一百五十三元,去年闹了一场大旱,庄稼减产四、五成,人均连一百元都不到。群山温饱问题没解决,粮食一般只够吃半年。
  不久前刚调来的葛乡长说:“自然条件太差了,你们看々,到处光秃々,几千亩山地和旱地,全部靠天吃饭。基础又差,难唉!这个乡唯一好做的是计划生育工作,由于穷,好些小伙子娶不起媳妇,前些年还有去湖南、广西买媳妇的这几年差不多都跑光了。光棍汉多,入口处于下降趋势。教育自然也不好抓,男孩子到了十四、五岁就想到外地干小工挣钱,女孩子也有不少到城里当保姆。”
  见不到一丝绿意,风却铁硬铁硬。汽车沿着干涸的河床,在冻僵的公路上奔跑。
  傍晚,来到井尔峪村,村子极安静,似乎也冻僵了。村民们站在土屋的房檐下,朝我们投过来的是黯淡、浑浊的目光。
  我们走进一个破败的院子,一位中年男子嘴里“咿々呀々”含糊不清地“说”着,两手激动地比划着。他叫冉平乐,两年前突然中风,虽大难不死,却留下偏瘫,现靠拄着一根木棍勉强行走几步。
  家里的五亩山地,全靠妻子一人忙碌,去年才打了一千斤粮食。为了治病,把家里养的一只驴子卖了,把两棵树砍了,至今还欠着一千多元的债。
  去年十月,地委书记下乡时专门来到他的家,从民政部门特批九百元救济款,让他家买了只小母牛养。
  冉平乐有三个孩子:冉红、冉红娟、冉红州。三个孩子都到了读书书年龄。冉红在学校是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父亲一病只好失学。班主任高俊美老师不忍心让这位好学生流失,便替她代了学费。上了不到两个月,她母亲说:“孩子,家里的活儿妈一人忙不过来,你还是留在家帮々妈吧!”
  高俊美听说了,又发动同学们帮冉红家砍柴,做家务。就这样也不行,冉红和她妹々仍逃不了失学的命运。
  离开校园那天,冉红和冉红娟两姐妹,一人拿两本书(这里的孩子一般都没书包),几步一回头,哭得像泪人似的……
  大岭后村小学,学校已经整々一年没领到一分钱的办公费,三名教师也已经三月没领着工资。寒冬里,连买几张窗户纸的钱都拿不出。往年,校门口的那几棵柿子树还有点小收入,用它买点煤,在教室里生个火炉子。今年,柿子树闹灾绝收,教室里的火炉子生不成了。上课,只好干冻着。
  那天中午,在去杨家台乡的路上,我们遇到了三个放牛的孩子。那个稍大一些,戴着一顶破军帽的叫赵英山,小一些的叫赵豆忠,还有一个叫赵金银。
  问他们念过书没有,他们全摇头。让他们写々自己的名字,他们说,每念书,写不了字。
  “知道天安门吗?”我们中有人问了句。赵英山想了好一会儿,犹豫着说:“是不是过去皇帝住的北京天安门?”
  “广州呢?知道广州吗?”又有人问了句。“广州”把他们全考住了。我问他们为什么不上学,赵英山指着赵豆忠说:“他的父母全没了。”又指着赵金银:“他现在帮人家放牛,到开春时就可以借人家的牛耕地。”
  “那你呢?”我说。“爸々说,念书得花钱,家里供不起。”说罢,他低下了头。
  “村里不上学的孩子多吗?”赵英山说:“不少,光放牛的就有七个。”杨家台乡总共一千零五十二户,却散落在五十三个自然村。点多面广,且又多为沟々岭々,给办学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村里的小学最高才办到四年级,学生们一般念完四年级就不再念了。想再念,必需到乡寄宿学校念。
  观音堂村有个叫臧阳的孩子,全家五口人,姐弟三人只有他一人上学。该升五年级了,做父亲的想,再苦也让孩子把小学念完吧。可再一想,他又发愁了,到寄宿学校上学,就得给孩子带一条被子。可好几年了,一家人就靠一条补丁的破棉被过冬,到哪儿再去给孩子找一条被子?最后,臧阳会不得不停学。
  乡寄宿学校在乡政府后头的半山腰上。赵全民校长告诉我们,全校就设五、六两个年级,四个教学班,一百二十一名学生。学生们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上午再赶来。有的学生家在深山里,单趟就要走四、五个小时。
  我问六年级(2)班的赵颜忠同学:“你们平时吃饭怎么解决?”“学校有个小食堂,我们星期天返校,带些粮食交给食堂,再给食堂交一捆柴。”
  “菜呢?”“家里带一瓶咸菜疙瘩,吃一个星期。”我又问:“上完小学你还准备上初中吗?”
  “我想上,可是……”赵忠颜摇了摇头,“家里困难,肯定上不了……”一位家长说:“我们咋不想让孩子上学呢?孩子的成绩在班上也是数得着的,可总不能让孩子空着肚子上学吧,总不能把房子卖了供他们上学吧?”
  贫困,撕碎了多少孩子的读书梦!踏着银灰色的积雪,我们来了涞源县。祭刀岭、插箭峰、将军峪、走马驿……面对这样一些地名,不由得要叫人发思古之幽情。
  这是一块有着古老历史和英雄业绩的土地。在我们的民族惨遭日军铁骑蹂躏的苦难岁月里,这里的人民和八路战士,浴血奋战,普写了可歌可泣的抗日救亡的壮丽篇章。那位所谓的“名将之花”(日军阿部规秀中将)就凋谢在这里的崎岖的山岭上。
  涞源城东有一个村子名叫孙家庄,在孙家庄北有座“全神庙”,这便是赫々有名的“白求恩手术室“。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为粉碎日寇的冬季大扫荡,在易县摩天岭同敌人展开激战。援助中国抗日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改变了原定的回国计划,率医疗队来到孙家村,选择了这座小庙作临时手术室,抢救从摩天岭撤下来的伤病员。
  往事如烟。面对这座在岁月的风刀雨箭下,显得衰旧败落的小庙,我突发了这么一种遐想:假如这座小庙不在这里,而是在广东顺德,或福建石狮,或浙江温州,它的生价又如何呢?那些精明的南方人,准会把她开辟为旅游胜地,既可以让人们缅怀历史,又可捎带增加当地的一笔收入。
  “小庙”遭冷落,还不是因为一个“穷”字?提到“穷”字,县里的领导说:“你想在我们县找一个富的典型,那真是不太容易;你要是想了解贫困情况,只要一出县城,到处都是。”
  我说:“那就随便挑一个村子看々吧。”县里领导说:“你们可以先去桃木疙瘩村看々。”
  桃木疙瘩村位于海拔二千米的韭菜山上。我们在县政协车志忠副主席的陪同下,驱车来到山脚下,谁料想残雪未化,山路被阻,不得不临时决定放弃此行。
  曾经三次到过桃木疙瘩村的车副主席,谈起桃木疙瘩来感慨万端。第一次上韭菜山,车副主席他们是去考察旅游资源的,没想到大山顶上,还藏着这么八户人家、三十来口人的小自然村。
  一群衣衫褴缕的孩子前脚后脚地跟着随着,简直把他们看成“外星人”了。他们戴的眼镜、手表都引起孩子们莫大的好奇。
  一间低矮昏暗、四面透风的泥巴房,便是村里的小学。地上到处是羊屎,一问,老乡们说这里还得关羊。
  一名代课教师十三名学生,一至三年级三级复式,读三年级的只有两名学生张胜利和吕成山。
  代课教师告诉车副主席:“这里好象从来没来过这么多生人,所以,孩子们见了你们感到格外新奇。”
  待车副主席第三次上山,小学已经解散了。村长告诉他:半年前,张胜利的父亲病故,他没法再读书。他不念,三年级只剩下一个吕成山,吕成山也念不下去;这中间,由于家庭困难,又哩々啦々流失了九个孩子,最后只剩下村长的两个孩子,两名学生,叫老师怎么教?村小只好停办。
  车副主席听后默々无语,心像山一样沉重。一九五九年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分到涞源后,他一直呕心沥血地工作在教学第一线,好几次调回北京的机会他都放弃了,这里虽然贫穷,可山区的教育需要他。
  回到县城后,为了桃木疙瘩村这十一名流失的学生,车副主席四处游说,八方呼吁──恰在这时,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杨晓禹带着调查组到了这里,张胜利他们幸运地成为第一批被救助的儿童。
  坚实的经济实力可以促进教育的发展,而教育的发展又可以带动经济的繁荣。可是,在贫困地区,经济的贫穷和教育的落后孪生,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难以解脱。生产方式的陈旧,导致物质文明的落后,物质文明的落后又制约着教育事业的发展。
  这是一个怪圈!阜平县的曹县长进山考察,在寿长乡上寺村,路过一个羊圈时,竟然从里头传来读书声──因为没有建校,村小只得设在羊圈里。头顶上,沤烂了的稻草一滴一滴直往下流黑水;脚底下,一堆々羊屎散发着恶臭。曹县长落泪了,责成有关部门限期解决这个问题。可是,阜平县近千间破危的校舍,全国近八十万平方米亟待修缮的校舍,并不是哪一位领导当场拍板即可解决得了的。
  站在城南庄当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司令部的小院前,我久久地注视着东墙上刷着的那条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在太行山区,几乎到处可见这条标语,这是一种多么良好的愿望啊!然而,经济不发达,良好的愿望,也只能仅々是一种愿望而已!
  太行山,古老而神圣的山!昨天,抗日战士以它为舞台,在这里演出了一部英勇而又悲壮的话剧;
  今天,太行儿女,将会借改革开放的惠风,再来一次伟大的觉醒,再来一回神奇的再生!
  太行山的每一个孩子,在充满生机的早晨,都能背着书包,走进本该属于他们的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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