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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南麓有一个红安县。 红安是一块神奇的土地── 共和国的两位主席董必武和李先念就诞生在这里。建国后，从红安走出来的两百多位功勋显赫的将军中，有两人任过全国人大长委会副委员长，有四人任过国务院总理，有十人任过中央正副部长，有二十人任过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还有一百八十多人担任过省级领导或授予少将以上的军衔。 红安是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土地── 战火曾把这里烧成一片焦土，“无人区”从县北一直延伸到县南。在先后持续的二十几年的战争中，全县遇难群众达十万之多，登记在册的烈士二千二百人。红军长征时，每四名烈士中就有一名属红安籍。 天台山、老君山、黄毛尖……到处是险峻绵亘的山峰，这里的每座山头都曾在烈火中颤栗，它们用自己的胸膛挡过敌人的枪炮，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悲剧之歌。 然而，大山却也有劣势。和平建设时期，它们隔断了山外的文明之声，固执地把贫穷和愚昧挽留在自己的怀抱之中，致使红安这块一万八千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我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那是北京初夏的一个午后。 李先念来到参加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湖北省代表团，他问起了家乡的情况，当代表告诉他仍有相当一部分群众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时，李先念显然激动了：“家乡好、家乡穷、老苏区穷，这是个普遍问题；井岗山穷、大别山穷、延安穷、洪湖也穷。我们对老区人民是欠了帐的，可是，乡亲们没有报怨我们……” 我在红安采访期间，听说了这样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 三年困难时期，张体学省长从红安视察回武汉后，连夜要通了当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先念同志的电话：“李副总理，你就是砍我的脑壳，也要给我拨两亿斤粮食，家乡父老乡亲实在活得太艰难了。”李副总理更着急：“你就是砍我的脑壳也拿 不出两亿斤粮食，现在活得艰难的不仅仅是一个红安县、一个湖北省！”红安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坐不住了，他们作出决议：再上交一千万斤大米，支援外省重载区。三百多位人民代表在县人代会上一致投了庄严的赞同票。而当时，四十二万红安儿女自己却在饥饿中挣扎着…… 这就是红安人！这就是红土地的精神！ 七里坪镇──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如今，当独联体已经将列宁的诞生地列宁革勒又改为圣彼得堡时，这里的那所创办于一九三０年二月十八日的小学，依然高挂着“列宁小学”的校牌。陈列室收藏着半个多世纪前列宁小学的国语课本── 当时的苏维埃政府编写了这样的教材：“春风起，秋风凉，打倒富豪不交粮。”“列宁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他一生都为革命工作。苏联的十月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完成的。”在这里，老赤卫队员记忆犹新，当他们第一次跨进列宁小学的校门时，他们的父母像送子参军一样，为孩子们披红戴花。 老区人民并非不懂得教育的重要，只是贫穷一直困扰着他们，使这里的教育处境窘迫。 就在离七里坪镇不远的花园畈乡马蹄山村，我们走进了学生郑红艳的家。 两间进门要低头的矮墙土屋，已经年久失修。屋内，除了一张油漆剥落的旧桌子，几张摇摇晃晃的板凳和一只木脸盆架外，再也找不到别的家具。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墙上竟赫然贴着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两年前，父亲不幸病故，他没有留下任何值钱的家产，却留下了一千元的债。 为了还债，母亲吴喜梅终日劳作，省吃俭用。在他们家，一年也难得吃到一回沾油星的菜。哥哥正在上初中，每天一放学就跑去帮别人家放牛，为的是在农忙时能借人家的牛耕耕地。 郑红艳寒、暑假一天都不敢在家里呆，全在县城里帮人照看孩子，每学期几十元的学费，就指望着两个假期靠自己去挣。 “你会带孩子？” “开头不行，后来慢慢学会了。” “带一个月给多少钱？” “十七元。” 吴喜梅红着眼圈，说：“两个孩子不讲吃不讲穿，就想着读书。成绩也好，哥哥每回第一，红艳也是头几名。好几回，我想说：孩子，家里实在太穷了，你们就莫念了……可话到喉头，我又说不出口……” 是的，没有什么比孩子对读书的渴求更让人动心！ 盐店河村的秦罗庄，是一位上将的故乡。站在将军的旧居前，我的两眼在四处寻找着，试图想寻找出这个一代名将的诞生地，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然而，我失望了，我看到的依然是一个破旧的小山村。 村民秦巨华的家就住在将军旧居的后门。六口之家。去年的全部收入是：三千六百斤稻谷。油料卖了二百元，打小工挣了二百元，村里还给了二百元救济款。秦巨华身上披着一件面子已经破了好些洞、裸露着发黑的棉絮的旧军棉袄。 有人问：“老秦，这军棉袄是谁给的？” “这？听说是那年秦先楚将军回上兴集镇老家，见乡亲们过得艰难，专门从部队调来的，十好几年了。” 秦巨华的三个儿子，除了老小在上小学，大儿、二儿子都失学在家。我说：“老秦，你家老大、老二怎么只读了三年，就不叫再读了？” “同志，不瞒你说，是叫穷逼的。我常年有病，孩子妈是个哑巴，老娘八十多岁，这些年是年年欠债。老大、老二上学都是老师代垫的学费，到现在还欠了张老师和刘老师一百多元没还。” 秦巨华的哑巴妻子一会儿撩开自己的破衣烂衫让人看；一会儿又把人拉进里屋，指着千疮百孔的蚊帐比划着，不知说些什么。 村支书告诉我们，一九八九年初夏，将军回来过一次，当时，有人提出来让将军开开口，请中央、省里帮助解决一些困难。将军为难了，他说：“我们在外面当领导，如果光顾着自己的家乡，有人会说闲话的。家乡要想真正富起来，还得靠乡亲们自力更生。”有将军这番话，乡亲们谅解了。 当年，秦罗庄同将军一起出去当红军的有近百名后生伢，几十年南北转战，都相继倒在了异乡的土地上，将军是唯一的幸存者。今天，看到家乡的人民还被贫穷折磨着，将军的心像灌了铅似的沉重！ 太湖县──也是地处大别山的腹地。 群山起伏，沟壑纵横，自然条件恶劣，农民靠天吃饭。一九九０年，全县人均收入只有一百二十六元，人均粮食一百七十四公斤，离国家规定的“人均收入三百元、人均粮食三百公斤”的温饱线，还差着好大的一段距离。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都不能相信，这里至今仍有１０％的人家常年吃不上食盐，只有在春节或农忙季节才能得到国家的一点救济盐。一位细心的记者在为桐山乡中心小学的师生拍了一张合影后，写下这样一段话：“我注意到：一百零六名学生中竟有七十四名赤着脚站在冰冷刺骨的雪地里，许多孩子都只穿着一件极其单薄而又破烂不勘的裤子，大腿却裸露在寒风中。孩子们没有一个不拖着长长的鼻涕，那一双双皱裂的小脚被冻得通红，那一张张稚嫩的小脸被冻得乌紫，那一个个弱小的身躯在寒风中立颤栗！这些可怜的孩子，他们当中有几个穿过真正的袜子？又有几个吃饱过一顿白花花的米饭呢？也许他们天天都在幻想着能有一小碟咸菜，幻想着能有一件能遮寒的棉袄，幻想着能有一双温暖的棉鞋！也许，他们什么都不曾幻想，他们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我要读书’！” 他叫李明林。 两年前，妈妈不幸瘫痪。去年，才十四岁的姐姐又因病去世。白天爸爸要上山种地，留下妈妈连口水都喝不上。为了照料妈妈，李明林不得不辍学回家，小小年纪过早地分担了家庭的重担。他要洗衣、做饭、打柴，还要为妈妈端屎端尿。晚上，本可以歇一歇了，可是，只要爸爸一进屋，他便拿起书本，举一支活把，托着疲惫不堪的步子翻一座山，到邻家上学的小伙伴那儿去问字。他才九岁，他才只有九岁啊！ 他叫胡为忠。 那天，放学回家，只见屋里围着好些人，妈妈在失声痛哭着。他急了，一问，才知道在城里拉人力车的爸爸让汽车给轧死了。爸爸死了，家里的生计无法维持。妈妈说：“孩子，你就别读书了，好吗？”他说：“不，我要读书！”妈妈说：“下学期，妈实在拿不出学费了。”他苦着脸，想了想，说：“妈，我自己挣。”学校放暑假，他开始打柴卖。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他就动身上山。近山的柴差不多都打光了，他就到远山去打。一个暑假，他的双肩鼓起了一个又一个的血泡，脱了一层又一层的皮。开学那天，他带了一包硬币去交学费，可是数来数去，还差八毛九分钱。他急得出了满头的汗，“哇”地一声哭了：“老师，你们就让我上吧，不够的钱，我星期天再去打柴卖……”班主任也被感动得哭了，一把搂过胡为忠：“可怜的孩子，你来上吧，不够的老师替你垫了。” 他叫刘小山。 生出来三个月，爸爸就去世了。妈妈拉扯着他，什么苦都受过。 该上学了，他嚷着要上学。可那十几元的学费却把妈妈难住了，急得“巴嗒巴嗒”直落泪。后来，妈妈变卖了家里的床板，送他上了学。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瞒着妈妈一个人到深山里打柴。那个星期天，北风凛冽，天寒地冻。傍晚了，他没回来；天黑了，他还没回来。妈妈急了，去找村长，村长一拍大腿，说；“坏了，可能要出事了。”村长带着全村乡亲们满山遍野地找，终于，最后，在一个偏僻的山坡边上才找到了一根骨头和一本课本.妈々撕心裂肺地喊了声“我的儿啊我的儿”便昏死过去了。 后来，妈々成了疯子，披头散发，见人就喊：“我的儿啊我的儿──”仅々一个太湖县，去年就有五千二百九十四名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失学，这些将来有可能成为国家栋梁之材的孩子们，含泪离开了学校，汇进了文盲大军之中。 去年“六一前夕，大别山鄂豫皖三个老区县（湖北省罗田县、河南省新县、安徽省金寨县）的三位县长，联名发出了《全社会都来关心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的呼吁： ……为了振兴山区的基础教育，我们这些山区贫困县一直是“勒紧裤带办教育”。在财政状况十分艰难、党政干部的工资都发不出的情况下，每年仍挤出一半的财政收入投入教育。我们的口号是：“再穷不能穷了教育，再苦不能苦了孩子”，“粥少先让孩子喝”。但是一些贫困家庭的子女死。失学问题，仍然深々的困扰着我们这些“地方官”。在目前情况下，县、乡两级政府尚无力全部免去这些失学孩子的学习费用。看到这些老区人民的子弟含泪离开本该属于他们的校园，我们犹如一块巨石压在心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怠误了儿童等于怠误了未来。为此，我们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贫困地区的少年儿童失学问题，共同伸出友爱之手，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与全国所有孩子一样，在社会主义阳光的沐浴下，幸福生活，健康成长…… 李先念主席一次在接待来自家乡的县委书记时，曾十分感慨地说道：“早年时，咱们山里人要是连有几个丰年，肚子里见了油水，就要搞名堂了，什么烧香修庙、修坟积德；现在不兴这些了，可是现时有现时的善事，下点本钱，把学堂办好，就是给后代积了大德。看这社会的潮流，不多喝几瓶墨水，将来怕是要连饭都吃不起了……” 我在翻阅《洪安县革命史》时，看到这样一段文字：1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击了汉口，在董必武等支持下，黄安县（即现在的红安县）党组织领导革命知识分子夺取了黄安县教育局的领导权，成立教育委员会，领导全县教育改革：一是废除私塾，兴办了学校和夜校；二是考核教师，淘汰不称职的私塾教师。1927年初月18日，县教育局第一次检查全县教师，董必武定下了这次国语试题是做一篇作文，题目是《如何打破黄安县偏处山乡消息闭塞的局面？》，经过考试，那些教“子曰”的私塾教师多被淘汰…… 我们呢？在过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也来考考怎么样？题目依然还是那个题目： 如何打破红安的封闭和落后？ 如何打破整个大别山的封闭和落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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