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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本策源于北平那个古都，《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等都是作品发表的重要园地。到民国十五、六年间，北方局势动荡不安，许多文化人避难南下，大都税驾于上海。上海这个华洋杂处的商埠，这个当时远东最大的港口，这个纸醉金迷，繁华甲全国的都市，大书店原来多，出版书报之富，在当时更首屈一指。那些避难来的文化人到了这个地方，文艺气氛更荼火般旺盛起来了。其中有位文坛前辈、艺苑耆宿也未免见猎心喜，加入了这个阵营，干起开书店，发行书刊的文化事业来，他就是本书小说部分介绍过的清末民初以《孽海花》享重名的，笔名东亚病夫的曾孟朴。 病夫于民国十六年在上海开了一家书店，以真美善三字为店名。同年发行《真美善月刊》。创刊号有他一篇《编者的一点小意见》，阐发真、美、善这三字的意义： “真美善”三个字，是很广泛的名辞，差不多有许多学科可以适用。但是我选这三个字来做我杂志的名，是专一取做文学的标准。 那么在文学上究竟什么叫做真？就是文学的体质。体质是什么东西？就是文学里一个作品所以形成的事实或情绪。作者把自己选采的事实或情绪，不问是现实的，是想象的，描写得来恰如分际，不模仿，不矫饰，不扩大，如实地写出来，叫读者同化在他想象的境界里，忘了是文字的表现，这就是真。 那么什么叫做美？就是文学的组织。组织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作品里全体的布局和章法句法字法。作者把这些通盘筹计了，拿技巧的方法来排列配合得整齐紧凑，仿佛拿着许多笨重的锅炉机轮做成一件灵活的机器，合着许多死的皮肉筋骨质料并成一个活的人，自然的现出精神、兴趣、色彩和动感，能激动读者的心，怡悦读者的目，就丢了书本，影象上还留着醰醰余味，这就是美。 那么什么叫做善？就是文学的目的。目的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作品的原动力，就是作品的主旨，也就是它的作用。凡作品的产生，没有无因而至的，没有无病而呻的，或为传宣学说，或为解决问题，或为发抒情感，或为纠正缪误，形形色色，万有不同，但总合着说，总希望作品发生作用；不论政治上、社会上、道德上、学问上，发生变动的影响，这才算达到文学作品最高的目的。所以文学作品的目的，是希望未来的，不是苟安现在的，是改进的，不是保守的，是试验品，不是成绩品，是冒险的，不是安分的。总而言之，不超越求真理的界线，这就是善。 作者又说： 我们把真美善三字来名我的杂志，不配讲以外的话，说一句文言的惯语，便叫做“卑之无甚高论”，不过表明他的一点愿望，除去违背得太甚的罢了。譬如一个时髦的中国人，穿了西装，明明语言相通，却偏要在中国话里，夹杂着几句外国腔，未免太不真了；譬如开一爿旧货铺，可发卖的货色很多，却偏要拿些妓女荡妇的淫脂浪粉，破裤旧衣，一样样陈列出来，这未免太不美了；譬如立个医院，原是救济人类，替人类求健全幸福的，却拿来做毒害人的机关，还有借着病来逼勒人家银钱，这未免太不善了。我们这个杂志，决不占染这种气息，这就是编者要表明的第一种意见。 我们要知道民国十六、七年间，郁达夫正在上海大肆推销他的“卖淫文学”，某博士也正在那里开他的“美的书店”，大卖什么“×史”。那时代新文艺作品真有无“恋”不成书，无“情”不成话之概。而所谓恋，所谓情，又都是极其下流猥亵，煽动兽欲，纵恣肉情的一类文字，没有半点高尚情操存乎其间。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空气本不纯洁，让这群披着新文艺外衣的文人来一闹，更变成恶浊万分的花柳病菌的世界了。《新月月刊》反对“颓废”、“淫秽”的文派，“真美善杂志”反对把妓女荡妇的淫脂浪粉，破裤旧衣的陈列，都是针对当时上海新文坛现象而说的。 病夫将真美善三字的意义细加阐发后，又说他这种杂志是文学杂志，必须将文学二字的范围加以确定，然后应采的材料方能确定。于是依据欧洲文学上逻辑分类法，参合中国文学体材，列了一个极其精密的表格。那表格真做的极其出色，足见这位主编的真学问与真才情。他更主张想改造中国文学必须借助外来分子，举了若干例子。他说：“这杂志是主张改革文学的，要改革文学自然该尽量容纳外界异性的成分来蜕化他陈旧的本质，另外形成一个新的种族。这在生物学上叫做分化作用，在文学上就是变迁的过程。无论哪一国的文字，不受外国潮流的冲激，决不能发生绝大的变化的。不过我们主张要把外潮的汹涌来冲激自己的创造力。不愿沉没在潮流里，自取灭顶之祸，愿意唱新乡调，不愿唱双簧；不是拿葫芦来依样的画，是拿葫芦来播种，等着生出新葫芦来。” 这是何等透彻的眼光，何等高远的见解。一个饱受中国旧文学薰陶的老先生能发出这样议论，不叫人咄咄称异吗？这篇弁言还有许多宝贵而伟大的意见，不及备录。总之这是一篇极有价值的文学宣言，可算是一种新文坛的重要文献。对于五四后的新文坛，东亚病夫的批评，非常值得注意，他说： 我对于现代的出版物，虽未能遍读，然大概也涉猎过。觉得这几年文学界的努力，很值得赞颂的，确有不可埋没的成绩。只就我所见的概括说起来，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讽刺的，析心理的，写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余味曲包。第二是短篇小说，很有能脱去模仿的痕迹，表现自我的精神，将来或可自造成中国的短篇小说。第三是诗，比较新创时期，进步的多了。虽然叙事诗还不多见，然抒情诗却能把外来的格调，折中了可谱的音节，来刷新遗传的旧式，情绪的抒写，格外自由、热烈，也渐少诘屈聱牙之病，决有成功的希望。这三件，我们凭良心说，不能不说是良好的新产品。除此外，长篇小说——现在名为长篇，实不过中篇——没有见过。诗剧、散文剧、叙事诗、批评、书翰、游记等，很少成功之作。 我们在这新辟的文艺之园里巡游了一周，敢说一句话，精致的作品是发现了，只缺少伟大。譬如我们久饿的胃口正想狼吞虎咽，而摆在你面前的只是些精巧的点心，玲珑的糖果，酸辣的小食，不要说山珍海味没有你的份儿，便是家常的全桌饭菜，也到不了口，这如何能鼓腹而嬉呢？ 这个现象，很值得我们注意。为什么成这个现象？我想不外乎两个原因。一种是懒惰，一种是欲速。我们来做文章事业的大半是聪明的青年人，聪明人总欢喜做点乖巧的勾当，决不肯去下笨重的工夫。他们见这些小品文和短篇小说，用力少而成功易，又适应潮流，自然群趋一途，何必戴石串戏？等到这种试验，得了些效果，成了些小名，已经有人如天如帝来捧场，自觉在这新国土里已拥了威权，新信仰中已成了偶像，只想保持尊严，享用香火，谁还肯冒险图功，自寻烦恼，这便是懒惰。我们人的普通性，任做什么事，总喜欢越级，政治是如此，文学上也是如此。文学最终的目的，自然要创造，但创造不是天上掉下，石里迸出的，必然有个来源。我们既要参加在世界的文学里，就该把世界已造成的作品做培养我们创造的源泉（下叙述翻译世界名著之重要，略）。 从新文学运动后，译事反不如了旧文学时期，这便是欲速。 病夫这封信就是对当时新文艺现象的批评，也是当时文坛病态的诊断，可谓句句中肯，针针见血。 病夫第一点贡献，便是用语体创作。凡旧文学根柢深厚的人一定瞧不起新文学，且以年龄关系，思想成为定型，脑筋筑起一千丈铜墙铁壁，对于任何高深的新知识都深闭固拒，无论如何不肯容纳，这是古今中外一般常情。再若旧式文人也最瞧不起小说，四库全书不收小说。病夫先生很早便认为梁启超发表于新民丛报上的《小说与群说关系》及该报所附刊的小说杂志，于陶冶国民性及转移风俗厥力至伟。远在五四运动前十五、六年间，他便邀集同志，凑齐股本，在上海设立小说林社，除出版自著小说《孽海花》外，又发行翻译的外国小说，据说商务印书馆刊行林畏庐（琴南）的翻译小说，也是由于小说林的刺激而然。病夫后赴北京，会见林琴南，力劝他译西书宜舍弃文言，改用语体；并劝他翻译西洋小说，宜知西洋文学的流派，宜择欧洲第一流文人的作品，并须择其有代表性者。像英国哈葛德的作品，林氏翻译了好多部，实为浪费精力。林氏不能用其言，反以自己能将外国第二、三流的作品介绍进来，与第一流作家并列，有“化腐臭为神奇”的本领，而诩诩自得呢。这一点，病夫先生，可说新文学的先知先觉，实为难能可贵。他真美善书店便在鼓吹新文艺，而尤着意于小说。 病夫第二点的贡献，便是他的翻译事业。他能用法文直接翻译书，不像林琴南目不识西文仅凭他人口述，做点笔录功夫。原来病夫早年原想入外交界服务，为了英文在那时仅供商业用途，而法文则为外交上必须的文字，是以在北京时入同文馆读书，就选了法文为主修之课，不幸因故出京未能继续，他却以那八个月光阴所学法文为基础，回到家乡后，借助于字典，努力进修，居然将法文弄通了，后来又遇见了寓法有年陈季同将军，陈告以法国文学变迁之情况，并告以法国文人如佛郎士等对于中国文学之评价，病夫始知西洋文艺值得研究，遂发狂一般，大购法国文学书，日夜诵读，以用功太过，患了一场大病，缠绵三年始渐痊愈。在病中仍手不释卷，终则对法国文学筑下深厚的基础，能自由译法文书。 病夫的翻译事业以介绍十九世纪法国文豪雨果的作品为主，他译书纯用语体，努力保存原文的面貌和风格，但又不是呆板的直译。因为他的中文底子好，于原书高深的思想，微妙的意趣，隽永的神韵，幽默的风味，都能曲曲传达出来。不像林琴南因自己不懂西文，只好一随口述者的摆布。他的口述者外文程度往往不高，遇着不解的地方便付之节略，好多西洋名著便被林氏笔录得走了样了。又林氏于西书的题目好改用些香艳字样，像什么“玉楼花劫”、“剑底鸳鸯”、“香钩情眼”、“吟边燕语”，不胜枚举，此风传播，致民国初年那数十年间鸳鸯蝴蝶派大行其道。而东亚病夫的翻译则直用原来书名，像雨果的Quatre Vingt Treize，便译为《九十三年》，Angelo便译为《项日乐》，Hernani便译为《欧那尼》，Lucrece Barqia便译为《吕克兰鲍夏》等等，他翻译的书不能像林译的风行，实也由于曲高和寡的关系。 病夫对于他翻译事业，也曾拟定了一个计划，那计划也大得惊人。他很早便宣布文学之为物，不是孤立的，必须接受外来文学的冲击，始能发生变化，产生进步，一潭死水，没有新源，终于腐臭而已，又好像花之能结果，有类于蜂蝶之传播花粒，花之品类由低劣的品种，变成高贵的品种，也有待于外来珍卉与之屡次的配合。或谓一个民族有其独立性，所谓民族文学也有其独立性，接受外来影响，岂不丧其故吾，与人同化。病夫不以为然，他说外来影响仅足以刺激我们的创造性，并不能将我们的推翻。在他那篇有名的《真美善杂志发刊词》，曾历举英法各国文学潮流为例，说的理由都充足异常。 他所拟翻译计划是怎样呢？第一命他公子虚白将我国已有翻译作品都详细调查，列为一表。然后将这些译品，逐一讨论，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一一分开，再将各国各时代，各派别的代表作，另立一表，说明其应先选择，在杂志里，按期发表，大家共来商榷，以便定出一个翻译的总标准。 那时病夫对于文化事业兴趣十分浓厚，一面创作，一面翻译西洋名著，正拟将他这个计划付之实施，而真美善书店竟以经费支绌，亏累太巨，不得不关门。而他自己以那几年透支精力太甚，健康日走下坡，只好回到故乡常熟，辟圃种花自遣。民国二十五年六月间，竟一病不起，一个伟大崇高的人格，一种超越时代的睿智，一种忠于文化，努力不懈的精神，忽然消失了，随着这位才兼新旧，学通中外才人的遗蜕，长埋虞山之麓了。这真是中国文化界莫大的损失，令人惋惜哀感于无穷！ 本章题目为《曾氏父子的文化事业》则对于病夫之子虚白先生的事也应一提。虚白乃系病夫的长公子，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所学并非文科，但他禀父遗传，爱好此道，文笔雄肆，理论透彻。病夫在沪设真美善书店，他是父亲得力的助手，也是为文化奋斗的同志。他在真美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甚多，与他父亲合著《一家言》，极博好评。他又曾利用山海经、穆天子传、列子等旧神话，撰写若干短篇小说，如《傀儡的造反》、《徐福的下落》等，色彩瑰丽，寓意深刻，实为不可多得的佳作。 选自《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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