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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文学本身问题的文章，过去及现在已有很多的人写过，这便是所谓文艺批评一类的书。关于文艺作家的一切，则尚少人论及，本文之作，即为弥补这个缺陷。虽然我所说的话，无非老生常谈，并且非常浅近，不过对于想成为作家的人，也许不失为一种可供借镜的资料。 我现在请从以下各点来谈谈作家的问题。 一 作家的地位 作家既不凭家世阀阅，也没有利用某种机会，牺牲多数人的身家性命来造成自己社会上特殊的地位和喧赫的声名，他只靠一支笔，像个勤恳的园丁，在自己小小一片田地里，开辟着，栽植着，以他的心血汗水，培出一些色香俱美的花朵，供自己和世人的欣赏，试问像这类人有什么地位可言呢？无怪柏拉图理想国要放逐诗人，认为诗人是浮华无用之流，不配在他的理想国里存在。大名垂宇宙的荷马，生时只是一个斜阳古柳，弹琴卖唱的飘泊盲翁。罗马大剧作家忒伦士（Terence）出身奴籍。足以颉颃荷马的大史诗家魏琪尔（Virgil），也不过是个农家子弟。贺拉士（Horace）的父亲原是奴隶，后来做了自由人，也只能在拍卖场中做个掮客。中世纪时代，有所谓“行吟诗人”（Troubadours）者，也和荷马一样，弹着他们的琵琶，和拉着提琴从这一城堡，游行到那一城堡，唱歌给人们听。写《堂·吉诃德》的西万提士（Cer－vantes）曾做军人，战败被俘于海盗，赎出后做政府机关的小职员，屡以太穷受贿而下狱。莎士比亚的身世至今还是一个谜，照原来传说，他不过是个演戏的伶人，家世并不高贵。与莎氏齐名的莫理哀是小剧场的老板，带着他的小团体游行各省演戏，最后竟死在舞台上。十七八世纪时文艺作家没有一个可以藉稿费收入谋生，大都寄食于贵族沙龙里，那些贵族便是他们的靠山，称之为“主保”（LePtron）。譬如寓言诗人拉芳岱（LaFontaine），一辈子倚靠着一位侯爵夫人，夫人每到一处，必带着她的爱猫和他，诗人与猫，成为同时出现的侯爵夫人的一双侍从，一个诗人成了贵夫人裙边玩物，实在不算什么体面！ 回头看看我们中国，屈原倒是贵族，官阶也高，宋玉则不过是宫庭里的小臣，景差连身世都不清楚。淳于髠、东方朔一味插科打诨，博取君主的一笑。连司马迁那么伟大的史家，汉武帝却拿他和医卜星相同等看待，一句话说得不合，便下他腐刑。六朝唐宋，文人地位略被提高，蒙古人入主中原，又把文人降到倡优乞丐的阶段。名剧作家郑光祖，只能做个小小税员，马致远也只做个小吏。施惠更不成了，只能在吴山城隍庙前摆个小摊，藉资餬口。文学作家的地位大都类此，说来令人气短！ 不过作家的地位究竟另有可羡之处，有时连贵为帝王者也会对它眼热，魏文帝《典论》不是有这样一段话吗？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自己也能写文章，却这么歆羡作家，这是着眼于文学的永久性。他和他的弟弟曹子建总过不去，也许是为了嫉妒。子建的才华，远胜于他，他是明白的。 帝王操生杀荣辱之权，遭他嫉妒，结果总很可怕。鲍照原是宋代一位奇才，但见宋文帝也欢喜吟咏篇章，自谓无人能及，他不得不故为鄙言累句，以示弗如。颜延之便作《休鲍论》，诋照作品为“闾巷中歌谣”。钟嵘也说他“不避危仄，有伤清雅之调。”隋薛道衡便不如鲍照聪明，竟为炀帝所杀。他死以后，炀帝得意地冷笑说道：“看他还能写‘空梁落燕泥’那种诗句否？”德国腓力大帝，钦慕法国的伏尔泰，延为上客，后来又闹翻了，据说是为学问上意见的冲突，实际上腓力也爱搞文学，也许是为了对伏氏的捻酸吧？ 会写文章的人，那怕他是白屋寒士，可成王公贵人的席上贵宾。社会上对于作家是敬重而且惧怕的。敬重的是他的才学，惧怕的是作家那支善于刻划的笔，会将他们的丑态描写入作品。 中外历史都有相当久长，帝王卿相出了不计其数，除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亚历山大、拿破仑、华盛顿、林肯、和魏徵、李勣、范仲淹、张居正寥寥可数的几十人外，你还记得何人呢？可是屈灵均、陶渊明、李太白、杜子美、苏东坡、黄山谷、荷马、莎士比亚、但丁、弥尔顿，则几于妇孺皆知。所以作家的地位不崇高而崇高。若说新闻记者是“无冕帝王”，文学作家则可算是“没有门第的贵族”。 二 作家的性情 作家和我们同样是一个人，他们的性情应该也和我们一样，不过古今中外，作家的性情与普通人每显出很大的区别，这难道是作家禀赋有异？还是文学的陶冶的力量？我以为两者都有关系。作家因自己天性倾向文学，才选择文学作他的生涯，以后历代文学作品气息的薰染，和前辈作家流风遗韵的扇奖，日积月累，他们的性格自然形成了一种型式了。这好像二个人富于尚武精神才投身军旅。军队严格的纪律，刻苦的锻炼，冒险犯难，出生入死的战场生活，又把他造成一个坚毅沉着，豪迈果敢的军人。 作家性情归纳起来，不外是天真、坦率、狷介、刚直、热情、爱美、富同情心与正义感等等。 文人性情大都像孩童，天真烂漫得可爱，所谓“不失赤子之心”的“大人”。孩童看世界一切，总是新鲜有趣。他的“好奇心”（Curiosity）总是非常强烈。孩童与猫狗为友，与其所玩之偶人为弟兄姊妹，摩抚爱护，无所不至，大人觉得可笑，孩童则竭其整个心灵以赴。他视宇宙间烟云山水，草木虫鱼，都具有生命，且与人相等。诗人亦然，其喜怒哀乐通乎万物之喜怒哀乐，故视春花而如笑，聆秋虫而若悲，见星光之闪耀，则谓为天女之流其明眸，夕雾之轻笼，则谓为夜女神之蒙其面幕，睹朝旭升于东方之云海，每设想阿坡罗驱其驷马金车出于癉谷，聆暮籁萧萧作响于秋林，则又疑酒神方率其徒侣，歌舞于深山。像东坡便是一个最富儿童气质的诗人，因此好将自然加以人格化，好凭幻想创造诗的故事，笔者曾写过一篇《苏东坡诗论》。详细论列过，现不必一一举例。总之，凡为真正诗人者“其性灵是永远不成熟的。他对世间万汇是永久张开一双初入世孩童的眼睛来看，抱着信赖一切的孩童的心来相信的，否则他创造的泉源便枯竭了。”这是毛姆的话，我认为极有道理。 诗人性情既天真，第二个表现当然是“坦率”，他憎恶虚伪，不爱口是心非，对人对事一本自然，赤裸裸掏出一片真心与恶浊社会相款接，因此免不得处处碰壁，事事受欺，可是他永远不会悔恨。他若悔恨，便要去讲求阅历，体味所谓“世故人情”，这么一来，他也会变成满腹机械，一个满腹机械的人，只配当当政客，诗的王国却要把他当作化外之民了。 文学家的“狷介”与“刚直”也是姊妹德行。屈原若肯牺牲他的政见与公子椒兰、靳尚、郑袖那群人同流合污，何尝不可永保怀王的宠幸与他的高官厚禄，但他总觉得“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不是他所能干的，他宁可“伏清白以死直”、“虽九死其犹未悔”，于是被排斥出去，受尽寂寞与艰辛，终于抱石自沉汨罗而死。陶渊明好容易谋到一个彭泽令，想积点俸禄，归隐田园，所谓“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计，”不过为须束带见督邮，莅官仅数月，便决然弃去，“不为五斗米折腰”传为美谈。后来穷饿茅檐，江州刺史王弘和檀道济都想交结他，他随宜应付，终不为屈。盖他虽是诗人，却严于君臣之分，自以属于晋朝大人物陶侃之后，不愿再在刘宋朝廷做官，而王檀二人则为宋臣，故不屑与为友。昭明太子称渊明“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实非过誉。这是屈原与陶潜的狷介。其他诗人作家大都秉此性格。 “刚直”的性格与狷介相似。屈原屡于作品中自叙遭人谗陷，皆由性格之过于刚直，故离骚云：“吾法乎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又曰“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冯衍云：“独耿介而慕古兮，岂时人之所喜？”张衡云：“何孤行之茕茕兮，子不群而介立。”鲍照云：“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其他诗人作家作此语者亦不可胜数。 文学的特质，与学术异，学术重于冷静的理智，文学则重热烈的感情。以此文学作家感情总比普通人深厚，而古今中外所谓好文章，其中也莫不充满真挚动人其热如火的情感，故能深深叩动读者的心弦而起共鸣。而且这种力量可以永远传递下去，虽历千百年不绝。托尔斯泰说“艺术是人间交通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可说是作家以其情感传递给读者。马克斯·伊哥伟齐（Marx Eckowicg）也说“艺术究竟的目的，到底不外是艺术家对观众的美的情感的传达，由天才与群众相交通的神秘电波的创造。”又说“艺术家以其笔墨所表现的感情，传播感染于群众，群众以此感到与艺术家相同的印象，相同的感情，使我们与他共分其欢喜、苦痛、梦想、恍惚。”这里无须举出什么具体的例子，总之文人以情感为生命，而情感又必热烈而始真挚，别人以此认识文人，而凡为文人者亦均有此自觉。 文学原是美的创造，作家爱美又几成第二天性。对于美的追求，每有废寝忘食，如醉如狂之概。陆放翁在成都赏海棠，走马锦城，夜以继日，被人唤作“海棠颠”。见某地梅花盛放。又恨不能化身千亿，一树梅下，立一放翁。苏东坡诗云：“诗人固长饥，日午饥未动，偶然得一饱，万象困嘲弄。寻花不论命，爱雪长忍冻，天公非不怜，听饱即喧哄。”这是说瘪着肚皮的诗人，为追求美还有这一股子傻劲，倘让他们吃饱，恐怕连天也要闹塌下来。天公对于这些顽皮胡闹的大孩子实在没有办法，只可忍心让他们饥饿下去了。意大利邦贝古城被火山热灰淹没时，城中居民纷散逃命，某文人反奔近那烈焰干霄，岩浆四溢的威苏伟斯火山，记录其所见壮丽异景，卒留下一篇不朽的文章。韩愈游华山，上至绝顶，战兢不能下，发狂痛哭，投书诀别妻子，有人骂他卑鄙，其实我倒认为这正是诗人真性情的流露。他攀登华山时，一心要饱览大自然的雄奇，忘记了本身的危险，及筋骨疲极，无力下山，当然着急起来。他下山时的胆怯，愈足反映出他上山时的神勇。这神勇不正发自诗人爱美心吗？ 谈到同情心与正义感，乃志士仁人所不可无，而非文学作家所必具，然文人感觉灵敏，易于感受，人间痛苦不平之事，更足以刺激他的心灵，使它生出强烈的反应。你看杜甫自己短褐不完，藜藿不充，却“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天宝大乱后，语及国运之颠连，奸邪之误国，苍生之困厄，辄复大声疾呼，涕泪横流。茅屋被狂风吹破，一家大小淋成落汤鸡，他却恨不得广厦万间，大庇天下寒士，自己冻死亦所甘愿。王安石也是一个社会诗人，故对杜甫特为钦佩，深愿杜甫九泉复起，奉杖同游。凡伤屯悼屈，叹老嗟卑，止于一身者，视此二人，当有愧色！ 白居易创作新乐府，攻击时弊，横遭严势力的压迫，几致生命之危。不但交游目为狂，妻子亦以为非，但白氏始终毅然不顾，这是作家的正义感。左拉为一犹太籍军官之受屈，冒各方面严厉的抨击，为之奔走呼号，冤狱卒为大白，这也是作家的正义感。作品的伟大与渺小，作家的同情心正义感每成正比例而存在，从来没有例外。 三 作家的习气 谈到作家的习气，大都偏于不大好的方向。这就是任情纵性，不受羁束：起居无节，边幅不修；嗜酒爱色，风流自命；恃才倨傲，目空一切；玩世不恭，狎侮流俗，同时文人间又互相嫉妒、鄙视、排斥，所谓“文人相轻”，历来作家鲜有免于此病者。作家在共同社会里不易与人相处，在他们自己那窄小圈子里也难于协调呢。 作家感情冲动既强，最不能过规律生活。他高兴，便手舞足蹈，纵声狂笑；他悲哀，便长吁短叹，流泪痛哭；忽然想访一个朋友，便驾起舟，冒着大雪，连夜航行，天明，已到了那朋友的门前，忽又不想上岸了，叫做“兴至即来，兴尽即止。”忽然不想做官了，束起衣冠，向神武门一挂，就此飘然而去，叫做“麋鹿之性，常在山林。”贪河豚的美味，不顾河豚的毒，反说“其奇值得一死。”闻大家女美，欲偷窥无由，化装舆夫去替她抬轿，又觉得“枉尺直寻，宜若可为。”这类事也只有文人做得出，他们的神经好像都有些不正常，一生受兴趣的支配，想到了便做，世俗的非笑，从来不置念中，他们可厌处在此，可爱处也在此。 有谁比魏晋六朝名士对生活起居之随便呢？有人十几天不洗脸，终年不沐浴，身上虱子无数，终日挠爬，卫生条件岂不太差？有人正和一群朋友围大瓮席地痛饮，忽来一猪，公然伸喙入瓮，大啜一通，他们赶走了猪，仍将余沥饮尽。世间污秽之物至猪可谓极矣，他们仍可与之同盘共碗，则他们不爱清洁习惯之深，也未免可惊吧。 可是作家虽大都土木形骸，不自藻饰，却也有人对衣履特殊注意，甚至像妇女一样讲求化妆。荀蔼好薰香，每至一处，衣香播十里，至人家一坐，帏幕间香留三日不散，他所用之香，简直比巴黎女人最名贵的香水还好。何晏喜修饰容貌，史称其粉白不去手，终日对镜顾影自怜，“敷粉何郎”一语，即由他而来。羊欣好着白练裙，谢玄好佩紫荷囊——当然也为贮藏香料之用。“隐囊麈尾”、“裙屐风流”都是魏晋六朝人士留下的佳话。英国唯美派诗人王尔德常着中世纪的衣服，饰着百合花和向日葵，手摇孔雀羽扇，出现伦敦最热闹的公共厅堂，耸动一时观听。法国高蹈派诗人戈恬又爱穿粉红色的衣裳，口唱自作诗歌，阔步通衢闹市。又有人将头发染成绿色，绿发有什么美，当然是为了要求人们对他注目。 所谓文学作家，对于恋爱的态度，总不甚严肃，这或者文人多负浪漫之名的主因。你看司马相如好好到临邛某富家作客，却拐带了那富家小姐同逃。回到故乡，无法生活，又到临邛，特开小酒店一座，夫妇双双，当炉卖酒，羞得那富人无面见人，不得不拿出许多钱物，向他求和。这种行径，岂不无赖之至！有人说李白诗，篇篇是“妇人”与“酒”，我没有替青莲作品做过详细的统计，觉得这话并不尽然，不过他喜欢谈女人，也并不假。李商隐连出家清修的女道士，幽闭深宫的妃嫔，都敢与之恋爱。温庭筠诡薄无行，日作狎邪之游，科举上不得意，人说与此事有关。杜牧为御史，听见司徒李愿家声伎甚盛，坚请与会，将他最美的一个歌女名紫云者强索而归。这也是宪台执法之官所干的事？元缜与崔莺莺一番遇合，虽脍炙人口，《西厢记》成了中国戏剧史的光荣，但其始乱终弃，薄幸无情，也是不可原谅的。和凝著《香奁集》，无非是其一生绮情艳史的纪录。贵为宰相，人称“曲子相公”，他又恐妨碍自己的地位声望，将《香奁集》嫁名于韩偓。晏几道称其父殊，所作小词虽多，却从不作一儿女语，人家举出他“绿柳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谓为情语，几道虽强辩，究难掩盖。我尚可举出晏殊的“离别常多会面难，此情须问天”、“却留双泪说相思”诸句，恐儿道亦开口不得。柳水一辈子在歌楼舞榭中和妓女们鬼混，因为他曾高唱“浅斟低唱，何用浮名，”被皇帝知道，金榜上有了名字还遭黜落。黄庭坚小词，赤裸裸描写肉情，诨亵不可名状，法秀道人呵其将堕拔舌地狱，才吓得不敢再写，岂不可笑？ 我国文人可以纳妾，可以狎妓，恋爱之越乎常轨者还不算太多。西洋人是讲究严格一夫一妻制度的，诗人文士每于正式配偶之外，另图恋爱的满足。像法国的凯萨诺梵（Casanova）平生所爱女子不可计数。留下一部文学日记，专叙一生艳遇。他贡献一种“爱术”（Art Amotoir）主张男子对女子应该细心体贴，无微不至，我们喊他作西洋贾宝玉也未尝不可。英国史文朋（Swinburne）所作诗歌大都是女人礼赞。他说女人都像花一般的香而甜，蛇一般的美而毒。他愿为女人生，愿为女人死，又说海将为女人而干涸，天将为女人而堕落，世界有了女人，黑暗变成光明，冷酷变成温柔，痛苦变成舒适，眼泪也变成快乐了云云。恋爱诚然可以刺激文艺灵感，成为创作的原动力。但丁的《神曲》肇因与女郎毗亚德桥端的一遇。歌德一生恋爱多回，他的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正是从他对友人妻夏绿蒂失恋痛苦产生出来的。拉马丁更可笑，在某湖上遇一肺病美妇，为之缠绵颠倒，一往情深，后闻妇死，遂成《湖上》一诗，尚有许多名篇，均为此仅睹一面，从来未通款曲的病女人而写。不过这些都还可恕，像欧阳修之盗甥，拜伦之私姊，王尔德、魏尔哈仑之同性恋，无论如何，不能说是道德的吧？ 酒好像是女人之外另一文艺灵泉，作家爱饮的故事更指不胜屈了。孔融说“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一生愿足。毕卓谓世间最高乐趣和他自己最大的愿望是手持蟹螯、浮泊酒池。阮籍听说步兵厨人善酿，储有美酒三百斛，便百端钻营，去做一名步兵校尉。他喝酒喝得怕人，故事甚多，现不具述。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出门游览，车中常带着许多酒，命人荷锸随之，说我若醉死了，随地掘个穴埋了便罢。他的太太劝他戒酒摄生，反被他骗了一桌誓神的酒菜，更醉得一塌糊涂。杜甫的醉中八仙歌，形容八仙喝酒的狂态，淋漓尽致。李白一味高唱“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一生清醒的日子谅必甚少，但他所有佳篇大都产自美酒，“斗酒百篇”是这位天才诗人的佳话。波斯奥马伽音的名著《鲁拜集》，篇篇是酒。中世纪的西洋诗人歌颂的也无非是女人与酒。西洋作家酒之外还用别的麻醉品。戴·昆西（Th．De Quincey）是一个有名的吸毒作家，他的《一个英国吸鸦片烟者的忏悔录》是世界文库不朽作品。据说他一生的奇思幻想，均自阿芙蓉朦胧烟雾中得来。莫泊桑好用“以脱”、“哥罗芳”、“吗啡”、“亚斯希”等毒品。他还列举出这类刺激药剂作用的差别，他说“以脱”能够增加人肉体和精神的能力，“哥罗芳”能使人飘飘然如凌云，“亚斯希”则使人的精神缥缈，脑子里凭空生出许多美丽的幻想。恶魔派诗人波特莱尔也爱使用吗啡和印度大麻。十九世纪的下半期，称为“世纪末”，思想混乱，人心沉闷，找不到正当出路，一般作家藉酒精毒物麻醉神经者当然更多，现亦不必一一举例。 天才与骄傲，好像是一物的两面，这也难怪，千里神驹每每“顾影骄嘶自矜宠”（杜甫诗句），孔雀之称为禽中高傲者，为它有一屏金翠辉煌的尾儿，何况万物之灵的人类呢？然作家亦以太骄，往往取憎世人，终身穷厄，甚至招杀身之祸。嵇康之所以刑于东市，还不是为他对钟会的态度过于偃蹇？其实会虽是贵公子，颇深于名理之学，并不是纨绔者流。他撰《四本论》，欲取定于康，畏康不理，徘徊康家门外数四，卒不敢入，掷之门内而逃，亦可见嵇康之惯于使人难堪了。杨炯闻时人王杨卢骆之称，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我们不知究竟怎样位置才使他满意？李白搞到“世人皆欲杀”的地步，也何尝不是为了骄傲太过。他每以“谪仙人”、“金粟如来后身”犯帝座的“客星”自命，天才固可自负，话也太夸诞吧。 西洋近代唯美诗人，鄙视俗众，称为“俗群” （Vulgarhad）或“中等社会”（Bourgeois），又贬称之为“俗物”（Philistine），以为不足共语，将自己深闭于艺术宫殿，或高坐象牙塔中。他们自己的作为，也无视于社会的习惯和传统的道德律，像魏尔哈仑及王尔德皆其显例。（见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 作家之狎侮世俗，佳话尤繁。魏晋名士为排斥礼教，倡导自然人生观，故意造成此种风气。阮籍作青白眼对客，见了礼俗之士，白眼一翻，同志来，乃见青眼。嫂氏归宁，他去絮絮话别，人讥之，他却说礼岂为我设吗？酒家妇美，他便常到那店饮酒，醉了便在老板娘身边躺下，呼呼大睡；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他并不识其父兄，却去抚尸痛哭一场。刘伶夏月在家中，脱得一丝不挂，客笑其太狂放，他却说：我以天地为庐舍，你们现入我书斋，等于钻入我的裤裆，你们是虮虱，有何资格笑我？清代盐商最富，有盐商某捐二品官，翎顶辉煌，日乘绿呢大轿四出拜客。汪中乃一穷秀才，穿起他的秀才蓝衫，以松枝作花翎，红萝卜作冠顶，颈围纸锭一大串代替朝珠，跨蹇驴，瞰盐商轿出，或前或后，总要紧钉着不舍，盐商恨极而无可如何，后来只有托人斡旋，贿以一笔重金而后罢。这玩笑开得太恶毒，借此敲人“竹杠”，尤属下流，汪中想丢那富商的脸，不知反而丢尽文人的脸了。英国蔼里斯（FrankHarris）好谈猥亵之事，曾作《我的平生及情人》，历叙一生风流奇遇，甚至描写性爱，历历如绘，毫不隐讳。相传他到王公贵人家作客，只能一次，以后人家决不敢再行请教，为他那张嘴，太没遮拦，说的话，每令人掩耳，尤其可恶的他对教会女执事每大谈女体曲线美，与荡妇隔座，又大谈耶稣人格的崇高，其玩世至此，严肃古板的英国绅士岂能相容，除了敬而远之，尚有何法？ 文人中流品尤有甚不堪者：潘安轻躁趋世利，謟事当权者贾谧，每见谧出，必望尘而拜。范晔厚姬妾而陷老母饥寒，临刑，母不哭而反痛数其不孝之罪。谢灵运靠拢刘宋，恨不获重用，数举兵叛乱，作诗以椎秦之张子房，义不帝秦之鲁仲连自命，却不知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结果是白白送了大好头颅一颗。魏收操史笔，每以私意抑扬人物，常言你们什么东西，敢和我魏收表示脸色，我笔头轻轻向上一指，可以举你上天，向下一按，又可按你入地。他所撰的《魏书》，人称“秽史”，即因议论欠公。宋之问巴结张易之，至为捧溺器，想伺候武则天，作《明河篇》见意，反落一场没趣。韩愈抨击佛老，保护儒家的正统，一封《谏佛骨表》也算风骨凛然，但谪贬潮阳后，又上书皇帝，再三乞怜，求召还朝，唯恐自己那副老骨头，终葬蛮烟瘴雨。他又最爱赌博，据说赌术甚精，常赢人家的钱，故乐此不疲。我想他的手脚也许不大干净，会偷牌，或使用灌铅骰子。他作诗鼓励儿子读书，不教他怎样做人，却以仕禄宅庐的猎取为标鹄，这岂是一个做父亲的正当训子之道！ 作家里甚至有盗贼杀人犯，石崇出身海盗，苏曼殊窃师兄度牒下山，又偷报馆同业的银钱。法国十五世纪的维龙（Villon）乃有名的绿林诗客。李白曾手刃数人，刘叉曾杀人亡命。杀人也罢了，尚有杀人而大吃人肉的，像宋初柳开，便曾屡为此事。他常设计借来一个挟制主人的恶仆，差他洒扫屋子，买东买西及油盐作料，奔忙一整天，却将他杀死，将人肉香喷喷地煮了一大锅，请那主人全家赴席。虽足令人称快，究竟太嫌残酷。他做陕右及全州县官，处置罪犯及叛夷，常生擘其肝为下酒物。其事令人心悸，不知一个文人何以竟能做出这种事来。 又有叛国者，例如唐代有些文人，中朝无出路，便去拥护土皇帝的藩镇，对抗政府，说什么“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宋张元、吴昊投奔西夏，儿为北宋大患。亦有贪污狼藉者，盗弄国柄者，屈身阉党，为祸清流者，如严嵩，阮大铖皆是。这些都是文人特殊的性格，不算习气，现亦不过附带论之罢了。 四 作家的充实自己 许多人都说学问和文章是两件事，这话古人也有类似的见解。如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云：……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于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泛渭之笔。吟咏风月，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于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元帝的话固然有点偏差，并且他之所谓学也并非我们所谓学，但他认为诉之理智者唤作学问，诉之感情者才能算是文学，却是很合理的。这样说来，搞文学的人是无须究心学问之事了。我认为这话可以认为对，也可以认为不对，要看你从哪一个角度观察。事实上有许多平民作家，平生甚少读书，谈不上有什么学问，但他们能跳出传统的案臼，打破刻板的规律，自由驰骋其想象力，活泼发挥其创造的天才，写出许多体裁新颖，趣味丰富的作品。这些作品虽一时不为正统文艺批评家所欣赏，也不为一般读者所接受，但它们确能替文艺界开出一条新的路子。文人作家对这类作家，初则鄙视、排斥，到后来，却要对他们投降，跟着他们的脚步走了。从诗三百到汉魏六朝的民歌、宋词、元曲、各体小说都是平民作家做开路先锋，胡适先生“一切文学都从民间来”这条定律，便是由上述诸事实归纳出来的。 不过平民作家限于学力，文笔每苦幼稚，意境更不超卓，他们中间固然有人能写出很优秀的作品，大多数的作品则够不上成功的标准，因此也就不耐读。譬如小姐后花园赠表记，落难公子中状元，以及夫贵妻荣大团圆一类的弹词唱本，只有不识字的妇女喜听，我们便不屑一顾。《说唐》、《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之类的小说，也只有粗识之无的贩夫走卒爱读，我们也不能终卷。真正有价值的文艺作品，要老幼咸宜，雅俗共赏。像《今古奇观》那部短篇小说，除二三篇艺术水准略差外，其余各篇，俗人读固觉有味，雅士读也觉有味，少时读是一种境界，中年读境界便进一层，老时读，境界更深一层。这便是耐读，耐读的作品，当然是好。《今古奇观》之所以好，是由于文人作家冯梦龙曾将其大加改作的缘故。即如《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等书原来本子也颇粗疏拙劣，其有今日的局面，都是经过无数文人作家修改补苴之功。 所谓伟大作品，结构总是很庞大，人物总是很众多，事迹总是很复杂，上下今古，经纬万端，没有充实的学问，能写得出吗？《红楼梦》之所以称为中国小说第一，固由于它的文笔美，实际还是由于它的内容富。有人批评此书道：“翰墨，则诗词歌赋，制艺尺牍，爱书戏曲，以及对联匾额，酒令灯谜，说书笑话，无不精善。技艺，则琴棋书画，医卜星相，以及匠作构造，栽种花果，畜养禽鱼，针黹烹调，巨细无遗。人物，则方正阴邪，贞淫顽善，节烈豪侠，刚强懦弱，以及前代女将，外洋诗女，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倡妓优伶，黠奴豪仆，盗贼邪魔，醉汉无赖，色色俱有。事迹，则繁华筵宴，奢纵宣淫，操守贪廉，宫闱仪制，庆吊盛衰，判狱靖寇，以及讽经设坛，贸易钻营，事事皆全。甚至寿终夭折，暴亡病故，丹戕药误，以及自刎被杀，投河跳井，悬梁受逼，吞金服毒，撞阶脱精等事，亦件件具有，可为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又说“莫非八斗之才，又被曹家独得？”（《石头记总评》） 一部文艺作品固不在将世间万态，——摄之毫颠，但作家却不可无此能力。养成这种能力的方法，无非在充实自己的学问而已。以外国作家而论，但丁的《神曲》（原名《神的喜剧》）想象力之宏伟固甚可惊，不过单凭想象力，《神曲》还是无法写成，主要的还是靠他的深厚学问。正如李辰冬博士所说：“他从希腊神话或当代的传说里借来天堂、净土、地狱的骨架，又从天文学家多罗谋（Plotemy）那里借来天体的结构，神学家圣多玛斯（Saint Thomas）那里借来宗教哲学，亚里斯多德那里借来政治、哲学、道德的理论，从希腊文学家维尔吉、荷维帝（Ovido）、吕加禄（Lucano）、斯答秋（Stajio）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文学家那里借来许许多多的人物名称，又从圣经与历史上借来许多善善恶恶的人物，再加以他亲自经历的事迹，这样，组成了各色各样的形相而表达了他的意识。这些形相，好像都是历史上的，书本里的，传说上的，现实社会里的，然经过但丁的组合后，成了完整的想象。”（李著《文学与生活》第二辑，《意识与想象》）巴尔札克一生写了九十七种书，仿但丁《神的喜剧》之例而名之为《人的喜剧》。批评家泰纳称赞他道：“真正使他成为哲学家，而且超乎一切伟大艺术之上的，是把他的所有作品，连合成一部作品，部部作品都是互相连接，同一个人物重复出现，而彼此关联……从来没有艺术家聚积了这么多的光辉于其所要描写的人物，而且从来也没有这样的完美……巴尔札克之所以真正伟大，就在他握住了现实，而且握住了全体，他的伟大的系统，又把他的绘画有力地统一起来，忠实而且有趣。”（李著同书《意识与天才》）。左拉是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作家，不但勤求书本上的知识，还要努力搜集实地的证据。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正是科学突飞猛进的时代，左拉主张文学必须将基础建筑在科学上。他写《庐贡——马喀尔家谱》（Rongon Macquart）一名《第二帝政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发挥遗传学的理论。他之写此书是由于他认识了一位实验生理学家名叫戴洛士·拉庚（Therose Raquin）者，从这位生理学家处，听到了许多遗传学的理论，左拉遂大读科学、医学及遗传学的专门著作，将所得学识运用在卢贡——马喀尔几代人身上，写出各种精神病态，堕落趋向，证明不良遗传是如何的可怕。这是左拉勤求书本知识之例。他写《土地》（LaTerre）之前，曾到蒲斯（Bauce）住了一个夏季。写《裘弥娜儿》（Terminal）则在某矿山住过一个月的时间。写《罗马》特到罗马旅行一趟。写《巴黎的肚子》（Le Ventre de Paris）又曾巡历市场各地，无昼无夜，穿梭般奔走，拜访医生、洗衣妇、木工、石工、将他们谈话一一记录下来。他写《三城》（Lestrois Villes）和《露德》（Lourdes）共作了一千七百页笔记。这是他搜集实地调查证据之例。左拉作品尽是社会实录，绝无向壁虚造，或专凭幻想与妄逞臆说之病，是以他的写作态度，被称为“左拉主义”（Zolalism），这都是学问和人生经验的总和。作品之所以有价值，全靠这两者做它底子。 有了充足的学力，天才即稍逊，也不碍其成为大作家。西洋文艺界有“养料胜天然”（Nourriture pass Nature）之语。中国则有“勤能补拙”之语，意义均相类似。如此，则作家充实自己的学力，当然是写作的第一条件了。 五 作家的修养自己 所谓修养自己，即修养自己品格之谓。如前所述，文人习气偏于坏的方面居多。但社会对于文人总欢喜以另外一种眼光看待，譬如恋爱不专一，在普通人为之，大家认为罪恶，在文人则反认为是风流韵事，津津乐道，若有余慕。骄傲也是一种恶德，在文人则又认为天才应有的自负。好像一为文人，任何事都可原谅，文人得到社会这样的宽容，胆量愈来愈壮，恶习愈积愈多，终至变成与一般群众格格不入的另一种动物，这也是社会对文人过于姑息造成的——诚然，文人是世间俊物，有如琪花瑶草，古玩法书，乃不可多得的东西，理应爱护，即如笔者平生论人有相当之严，但看待文人则常喜另用一副尺度；自己并不配称为文人，而文人坏习气却也不少，也希望人家能担待我一些哩。 我固言作家也是一个人，有对社会应尽的义务，所以也有他应该实践的德目，万不可因社会对他过分的爱重，便以特权阶级自居，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甚至破坏道德的规条，干犯国家的法纪，致使拘谨者为之侧目。像何曾便曾当面斥责阮籍道：“卿任性放荡，败礼伤教，若不革变，王宪岂得相容？”又建议司马昭，谓“宜投之四裔，以挈王道。”何曾的话，固迂腐可笑，阮籍种种作为，以今日眼光看来，也嫌其太过吧。《颜之推家训·文章》篇，历举无行文人的实例，多至三十余条，除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是冤抑外，其余各例都相当公平。无怪宋陈与刘挚不约而同地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于是，“文人无行”这句话竟成为定律，这还不是文人自取之咎吗？ 关于作家应该如何修养自己的品格，笔者替穆中南先生领导的文坛函授学校写过一篇讲义，题目是《文学写作的修养》，该文第四节是作家应该怎样《创造完美的人格》，所有意见，均已发挥，此处不必重复。现在所补充者：第一，作家应抱固穷的精神。以前作家没有稿费之说，虽有所谓“润笔”，亦限于少数著名文人，他们的写作完全是受创作欲的压迫，即处境极端困厄，仍然染翰挥毫，撰写不辍。陶渊明躬耕柴桑，饥而乞食，其哲理最富，境界最高的诗篇均产生于此时。杜甫天宝大乱前过着“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的生活，大乱后，流离蜀道，甚少宁居之日，反而写成了无数沉郁顿挫，苍凉感慨的鸿篇。曹雪芹的《红楼梦》写于繁华梦醒，饔飧不继的岁月之中。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也脱稿于万金散尽，穷饿潦倒环境之下。他们的写作，不仅不求金钱，甚至不求名誉。于今作家虽有稿费可领，版税可收，靠它养家活口，固然不行，甚至仅仅维持个人衣食都是问题，不过作家应该认清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可一会儿怪政府没有尽到保护文艺的职责，一会儿又责社会不识货，埋没了他的天才，以至怨天尤人，牢骚满腹。或者逢迎读者低级趣味，写出些诲淫诲盗的黄黑作品。当然我们都希望作家生活将来能够改善，不过目前我们只有忍耐，况且困厄环境对于创作，反而有益。在这里，我愿意引恽敬一段文章，以为同业劝。恽说之大意云：“古人之蓄道德，能文章者，饥寒之外，复多变故，或家室违异，或朝廷岐阻，或毁败于谗讥，或辗转于疾病，使历暌变之人情，发幽沉之己志，故一旦事权或属，则智力所诣，悉中机牙，而牢落一生者，其遗文逸事，法书名画，皆能曲折精凝，鸿懿绝特，不类乎人人之所为。孟东野曰‘身病始知道’，道尚可进，其他所得，宁有既哉？”法国美学家居友（Guyou）常说：“人生不经大痛苦及大快变，斯无美学上的价值。”又曰：“情至深时，苦与乐同。”此言皆发吾人深省。 第二，作家应养成言行一致的习惯。所谓“言”便是作家所写的文章，所谓“行”，便是作家的行为。作家固不必照着自己所写的话一一实行，然话说得冠冕堂皇，行为却龌龊卑鄙，则陷于虚伪，虚伪是作家第一应该戒绝的毛病。班固《白虎通》云：“苟不见其性情，虽有文章，伪然而已，奚望不朽哉？”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谓感情真伪，有诗人辞人之别，诗人为情而造文，辞人为文而造情。为文造情者，“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游人外……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这里，笔者可以举出几个例子来证明。汉代息夫躬，本是个干特务的险恶人物，以攻讦告变，陷人于死，而得封侯，后得罪下狱，自杀而死，临死时作了一首绝命词，其中居然有“发忠亡身，自绕罔兮！冤颈折翼，庸得往兮！”又曰：“仰天光兮自利，招上帝兮我察。”虽替自己这样呼冤，读者却没人肯信，朱熹也说：“躬以利口作奸，死不偿责，而此词乃以发忠亡身，号于上帝，甚矣其欺天也！”清代某孝廉武断乡曲，渔肉善良，种种劣迹，不一而足，乡人恨之入骨，而他所作诗歌，却慷慨激昂，忠义愤发，常对人说乡里恶名不过十馀年便归消灭，而文章则至少可传五百年，五百年后，人家读我诗歌，岂不以我是一个正人君子吗？某孝廉如此存心，总算善于取巧，无奈言为心声，心术不正，文章也好不起来，所以他的假诗文，究竟一首也不曾传流后世。 第三，作家应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诚挚的真理爱。如前所述，白居易抨击时弊，几致颠危；左拉为受屈犹太军官控诉，亦屡招暗杀的恫吓，不得不出避国外，但他的呼号并不停止，感动许多文人，联合一起，共同奋斗。那如火如荼的大尉德莱浮斯（Dreyfus）事件，替世界文坛奠下了一座光芒四射的纪念碑，永远象征着公道的胜利。作家对真理之爱也应和正义感有同样的热度。这就是说作为一个文学作家，应当永远站在真理的一方面，爱慕真理，拥护真理，服务真理，甚至不惜为真理牺牲生命。像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倡人伦道德之说，抵抗风行一时诡辩学派，卒被迫饮鸠而死。方孝孺不肯为燕王草登极诏，嚼舌骂贼，血染阶石，九族骈戮，株连门生。文天祥，史可法，张煌言，黄道周这些文人，不仕异族，壮烈成仁，虽说国家民族的观念使然，实际上也是正义之感和真理之爱内在的驱策。国家民族的观念不过是二者的象征罢了。 第四，作家应了解自己的使命，领导时代的潮流。我以为凡所谓伟大作品，必须站在时代尖端，领导时代，趋向正鹄，或忠实地反映时代。其泊没时代潮流之中，不能振拔者，或攀住时代尾巴，拖曳前进者，作品每缺乏真正价值。 所谓反映时代，如杜甫之诗歌与天宝大乱前后十余年的国史相表里，故称“诗史”。美国司徒活夫人之《黑奴吁天录》描写黑奴之痛苦，英国迭更司写私塾之弊端，俄国屠介涅夫《猎人日记》写农奴之惨，亦属此例，其他例子甚多，笔者前已说过，现请从略。 所谓攀附时代尾巴拖曳前进者，我只须举一简例，以概其余。如唐初百年之文人，迷恋六朝之残膏剩馥，惟风花雪月是尚，韩愈倡文学革命乃一举而摧陷廓清之；宋初四十年之文风亦沿晚唐五代陋习，欧、曾、三苏等出，而文坛面目始为一新。我们究竟觉得哪种作家有价值呢？ 所谓泊没时代潮流之中者，关系近代作家甚大，值得多说几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文学上，艺术上产生所谓颓废、野兽、恶魔、又什么达达主义，未来主义，及许多五光十色的主义。徒然把文学艺术搅得一团糟，实在谈不上有什么意思。厨川白村论此类主义发生之原因云：现代人终日为生活奋斗，已无余裕的时间，而宗教信仰，道德信条，亦被自然科学破坏无余，心灵上遂亦失安身立命之地，于是“不安”、“动摇”为这一时代普遍的情调，一面发出悲观厌世的呼声，一面怀疑苦闷。此种风潮起于十九世纪之初，欧洲各国的民心，都有此种倾向，人称之为“世纪的痼疾”。又曰：近代为怀疑的物质的个人主义时代，其结果，凡浪漫时代美丽之梦想、憧憬、希望，皆变成幻影空花，一代人心都带着惨怛哀愁的颜色，深沉愁暗的调子，是所谓“近代人的悲哀”。又曰：现代人为了精神种种病态，要求强烈的刺激，俾得麻醉一时，于是现代变成了“急”（Haste）和“丑”（Ugliness）的时代。（均见《近代文艺思潮十讲》）这种“世纪的痼疾”病根，固由于半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飞跃的进步，但开始时病态尚不甚显著，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欧洲，陷于大流血，大破坏，如飓风之横扫，如怒潮之震荡，而后人心各种潜伏的症候，一时迸发，遂产生上述那些文艺派别。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去才十余年，不幸又来了第二次大战，给予人类精神的打击更为沉重了。 好像何欣先生在《海明威创作论》中说：“战争给予这一代青年心理的影响实是太大了，他们觉得战争剥夺了他们的一切——理想、希望、正常的生活，在失望之中，他们不知道该责备谁，该责备什么，于是造成了流行一时的否定态度。”又说：“战争后欧洲支离破碎的情形，当然更甚于美国。而精神方面的解体则更为悲惨——整个人类居住的大地干燥荒芜，整个文化死灭，人类的灵魂干枯……欧洲的作家们，尤其是英国，在无可奈何之下，似乎心甘情愿地承认了这种空虚，这种沮丧，这种绝望。有一部分作家重返象牙之塔，追求艺术之纯美，有一部分作家则返回原始社会中，根本弃绝了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m），两者都是逃避现实。”“但在欧洲的美国青年，多少继承些了他们的祖先的拓荒精神与对力的崇拜，他们不愿乖乖地屈服，不愿承认自己的无能，他们要在这绝望中表现个人的精神，就是说，要以个人的光彩来战胜这种失败，正如卡静所说“在一个只是蹂躏个人的社会里，欲求忍耐，只有保持一己的个性，因之才能宣知一己的胆力。”以此掩饰内心的冲突与不安，在积极的行动中麻醉自己，控制内心的感情，表现了一种握紧拳头，咬紧牙关的坚忍主义（Stoicism）。”近代作家喜写“奸淫”、“抢劫”、“仇杀”、“斗牛”、“打猎”、“屠戮”一类混乱、残酷的事件，在这类描写里，表现自己的英雄，算是对命运的嘲笑和抗议。海明威可算是近代人的代言人云云。对于海明威这种大作家，我当然不敢有所非议，也不配有所非议。不过藉奸淫残杀诸暴行来表示英雄气概，究竟不算心理的正常。倘使海明威永远写这类文章，则我将列他于泊没时代潮流的作家流亚，幸而他对人生还能发出肯定的声音说“这个世界是好的，是值得为它而战的。”（见《海明威创作论》第十一章）因此，我对他的看法又两样了。 不仅是美国，欧洲如英如法，文坛风气也和以前大不相同，从前左拉、莫泊桑在一般保守者眼里看来很不道德，但他们作品还有点含蓄，现代则放纵粗野，令人惊骇。人家说这一代青年正在愤怒，也可说理智已不能控制他们了。他们何以愤怒，还不是为了心灵上的空虚。 现在我要谈谈所谓领导潮流，使之趋向正鹄。这是主题，不幸我偏偏无多话可说，因为过去说得太多，数年前又曾发表过：《文艺功用与其对国民品性的影响》，近又写《文学写作的修养》，于前一文中，主张文艺有改造人类历史，推进时代巨轮的伟力，从文学本身、思想和政治、民族运动、法律、社会、教育理论各方面举出若干实例。于后一文中，则主张我们应该肯定人生，肯定世界，以人类心灵的力量，消灭罪恶，增进幸福。这两文现均收本集之中，请读者自己参考，不必我再来噜苏了。 六 结论 我国古人每以动物来比喻作家，作家也喜以动物自况。孔子叹息“凤鸟不至”，楚狂接舆，调侃孔子，也唱“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凤这种祥禽，也惟孔子足以当之。曹子建文采彪炳，人称“绣虎”。嵇中散家居不仕，声望足以左右世局，钟会比之“卧龙”。李太白自比高飞九霄的大鹏，作《大鹏赋》大肆吹擂。杜子美最喜咏雄雕与骏马，“皂雕寒始急，天马老能行”，“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诗中屡见不一；而《去矣行》“君不见鞲上鹰，一饱即飞掣，焉能作堂上燕，衔泥附炎热……”《述古》“赤骥顿长缨，非无万里姿，悲鸣泪至地，为问驭者谁……”则真以二物自况了。韩昌黎《上宰相书》，也以不遇伯乐，则将伏枥以终的千里马，比方自己。这些譬喻的意义都属于好的方面。至魏收有才而轻薄，人号之为“惊蛱蝶”，林和靖被人嘲为咳嗽林间的“病猕猴”，苏东坡无纸写字，自笑像“长夜空咬啮”的“饥鼠”，又说自己行动迟滞，好像雨滑泥深，连鞭子也赶不动的“老牛”，此种比喻，则不甚可爱，惟大都出于游戏，不必深论。又有许多作家或则轻癯以鹤，或则闲散如鸥，或凄凉似吊月之寒蛩，或失群如天边之孤雁，各随所爱，取以自名，现亦无庸缕举。生为现代文人，究竟应该做以那一类动物自拟的作家呢？做惯常发出厌世绝望呼声如怒吼饥鹰的卡莱尔吗？做实行斯多噶主义，忍苦至死如老狼的诗人惠宜吗？做反因病态以成其美如含珠之贝的颓废耽美文艺家吗？做如叔本华所说，一受世途伤害便永远钻入黑洞野兽般的近代孤独诗人吗？我理想的作家都不该这样，我的理想作家是英国大诗人弥尔顿所说的旧时代已没落，新时代将莅临之际的那只神鹫。 一世纪以来，杂糅的学说大都是偏于破坏性的。破坏本来不坏，陈旧腐败的社会，正要这样扫荡一番，才有新生的机运。可是有许多人因失去了原有的安身立命的境地，投入茫无边际的旷野，便弄得心慌意乱，手脚无措了。有的回到旧窝，躲在断壁颓垣之下，追寻旧日的好梦；有的摸索前进，但找不到正确路线，终于误入岐途；有的竟就道旁坐下，一任时代的狂风暴雨不断袭来。苟安旦夕，终于饥寒而死。但也有一批人，他们有勇气，有胆量，更有准确的眼光，他们知道旧世界不可久留，应该另觅更美好的迦南福地。他们扬起了大纛，奏起了雄壮的冲锋号，率领同伴，冲出了雾障，趋向光明，截断了众流，直航大海，锦天绣地的新环境在前面张开双臂，欢迎着他们，等待他们去开拓，去建设，实现一个比彩虹还灿烂，较旭日更光辉的人间仙国！ 这岂不像弥尔顿所说的那匹神鹫吗？鹫鸟经过了绵长的严冬，旧的羽毛脱落了，换上了一身新的。它身体里充满了活力，双眼炯炯发光，翘首望着那前面的蔚蓝万里，正待展开两翼，试作浩荡的长征。看！它盘旋，盘旋，青天在上，碧海在下！看！它飞扬，飞扬，投入无穷的无穷，永恒的永恒！ 选自《读与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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