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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收到一本自某地寄来新出版的《宇宙风》，其中标题最惹我注目的是××的“磕头了”三字。我想以前刘半农先生曾谈什么“作揖主义”，现在××又说什么“磕头”，难道我们的新作家对中国旧时代的野蛮礼节，竟有如此恋恋不舍之情么？及把内容一读，原来是诉说编辑先生向他索稿之苦的一篇文字。他要求朋友们豁免他这分苦差，竟不惜行这样“大礼”以为报谢，可见其情之迫切了。盖××近正在写作长约百万字以上的小说一部，预计花上两年工夫来完成它。但××在抗战时期也得了一般文人的通病，即是颇为严重的贫血，用脑略过，便会发生眩晕，不得不放笔休息。所以工作进行，时有停顿。而朋友们却还不肯体谅他，每苦苦叮着他，要他替他们的刊物写点零碎文字。他说他的心，虽想“有求必应”，而他的脑力，却因健康不良的关系，非“力求节约”不可。一篇小文必须占去他一两天功夫，假如都“有求必应”起来，他那长篇便永无交卷之期，他是以文学为生命的人，这个长篇写作计划，若被迫放弃，则他必因失望而苦闷，而至于自杀云云。 ××原是一个幽默的作家，惯于说俏皮话，他又是文人，文人说话常喜夸张，也不能十分认真。但他这回说的话，我却认为是由衷之言，而且字里行间，我还隐约窥见他泪光的闪耀呢。中国文人与中国的农夫，虽一个耕的是砚田，一个耕的是土地，而命运却毫无异样。农夫胼手胝足，栉风沐雨，一年忙到头，而其所获，往往填不饱一家的肚子。苛捐杂税，又多于牛毛，他们的脂膏，常被别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吮吸尽了。中国文人，只能以写作为副业，当然不容易产生伟大作品，而略略成名以后，便有许多书刊及报纸副刊请求写零碎文章。战时纸张缺乏，印工奇贵，文字的篇幅也力求节约，普通以五百一千字之间为适宜，长了，编辑先生便会感觉头痛。这对于作家，实为难于忍受的虐政之一端。凡有写文章经验的人，便知短文之难写，更甚于长篇。它同样需要有一个主题，一个中心思想，它需有一定的结构，若干的段落，它需要必有的辞藻和隽永的风味，正合了两句俗话：“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况且篇幅小了，更要写得峭拔生动，言有尽而意无穷，既求其雅俗共赏，也得保持相当的文艺水准。昔人谓绝句在各体中为最难作，因其寥寥二十八字，须说出一个意思，而起转承合，章法井然，具有开阖动荡之致，我谓小文亦有焉。所以写小文而尚须求其佳，那不仅叫人写文，竟是叫人做诗了。 以我个人而论，觉得一篇五百一千字的小文，与一篇五千一万的长文，并没有多大分别。我还有一种坏习惯，答允人家一篇文字，便像负了一笔债，重沉沉地挂在心头，一天不偿还，一天不能安逸。写一篇小文，有时固可一挥而就，然而选择题目，却也要费不少时光。题目选定了，落笔以前，又少不了一段酝酿意象的工夫。这段工夫，正如酿酒一般，蒸熟了米，拌下曲子以后，一定要过一二天或两三天，才能变成酒，急是急不来的。无怪乎以××这样一个大作家，写篇小文，竟要费去他一两天宝贵光阴了。虽说天才可以凭藉瞬息的灵感，而口占佳章，如神仙之造“巡逡酒”，将白水灌进壶里，倾出来便成佳酿，然而我却不是天才！ 文章的性质，因作家个性而不同；也随作家年龄而改变。像我们现在这样年龄，“哥哥妹妹”一类文字，固绝对无法再写，即感慨时序，流连光景一类“风花雪月”的文字，也不容易写出来。一株老树所表现的姿态，说得好听，是古朴奇矫，不好听是僵直干涩，如何能勉强叫它开花？然而一般刊物向你索稿时，附带条件却也不少。你供给它以谈论时事的文字，它怕触犯某种权威而不敢刊出；你供给它以研讨学术的文字，它又说过于沉闷，不能为一般读者所欢迎，它只是要求你写新清秀丽，可以陶情适性的散文，或活泼轻松，足供饭后茶余消遣的小品，那就非“哥哥妹妹”、“风花雪月”不可了。天呀！这样强人以所难，不是虐政中之虐政么？ 我虽不像××之有百万字长篇小说在写，然而我也很有点“抗战病”，譬如贫血头昏之类，还有程度相当深的目疾，视物如雾里看花，看书略久，便胀涩发痛，写文则更甚。在乐山偏僻的地方，既配不到合光的眼镜，又没有好的眼科医生可以治疗，况且××可以藉卖文为生，而我却非靠教书糊口不可。上课改文，还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精力，应酬各方的索稿？若条件不苛刻，也未尝不可以替人家偶而写一两篇，倘竟要“点菜吃饭”则惟有恕我不能奉教了。我现在也要学××先生向拉稿的编辑先生们“磕头”，请你们大沛洪恩，把这一类文坛的苛捐杂税，蠲免蠲免吧，因为我砚田的出产，实在不丰呀！ 选自《归鸿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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