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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多穷，只有书籍算是他们唯一的财产。我滥竽大学讲席前后廿余年，薪俸所入，本亦可观。抗战开始时，激于一时的爱国热忱，捐献国家一笔大家认为相当大的款项，一部分钱，维持一寡嫂一胞姊的家庭，担负了五六个甥侄的教育费，再一部分的钱，尽都花在书籍上，虽然不敢说缥满缃架，在一般同人中，我也足称为一个藏书颇富的人。不过自己物质享受，则一点没有了。 我虽爱书成癖，但与书的缘分则颇有限，廿年以来，屡聚屡散，很少有几本书与我相随终始的。我所遭损失，虽无易安居士之大，而事后回忆，唏嘘惋惜之情则一。乱世书生，命运大都相似，我想这还是不说它为妙。 我第一次游学法邦，志愿系学艺术，因为多病及其他事故的耽搁，在里昂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只学到人体素描的阶段，即因慈母病重，辍学东归。东归以后，自知无望再来，既不能将整座的艺术学校搬回中国，继续研究，只有放弃成为一个艺术家的愿望，来改学文学吧。所以临行前，托研究文学的朋友，开了几张书单，买了足足两大箱的文学书，自十八世纪到现代名家的作品，应有尽有。带回之后，因为忙于教书，一直无暇展卷。抗战前一年，舅翁张余三先生将上海的家迁回南昌原籍，把我的书也都运回去了。南昌陷敌后，我们的房子被“皇军”连根铲平，改建什么军事机构，屋中所有，当然一概荡然。我那两箱法文书，损失尚不足惜，最令我惋恨不已的是舅翁余三先生的中文书籍。他虽是个商人，却寝馈于中国古文史，一生别无嗜好，只欢喜购置图书。在战前约值银币万元，说明了将来一概遗传给我，谁知我一本尚未到手，便被战神收拾去了。 在东吴大学执教时，课余常去逛旧书铺，倒给我买了不少真正的线装书。到鄂后，寓所托一男仆看管，五六年都无恙。“皇军”入苏州城，那个男仆当然不得不暂时躲避一下。等到乱定回来，则整屋的东西都化乌有，不知是被日本人运走了，还是当地穷人趁火打劫了去？他们连书都要，也算是风雅盗贼了。 任教武大六年内，我也买了一大批的书。我的书斋中有六只书架，楼上寝室又是六只，一共十二只，都满满插着书。虽然都是商务中华及普通书店的廉价本，并无一本珍籍，但也有几部大部头的像廿五史，十通之类。此外则文艺刊物，无一不备。当时书报订价极廉，每年两三元便可定一份有价值的杂志，人家希望我替他写文章，又愿意常年赠阅，因此杂志也占了几只书架的地位。记得有一位以前中学时代的同学而在母校教书的朋友来看我，见了我的书，吓了一跳，对我说：“你一个人怎么看得了这么些书？我们普通中学的图书馆所有还没有你的多呢！ 廿七年春，战氛愈恶，武大决定西迁四川，我也作随校入川之计。因交通的限制，我们许多衣箱，只好在汉口租界这家朋友处寄顿一点，那家亲戚处安放一些。书呢？平时爱如珍宝，这时则成为很大的累赘，文艺刊物整捆送到伤兵医院，或赠给各地麇集珞珈、待船入川的朋友们作为消遣。不甚重要的书，仍留原寓，等于抛弃；次要的检了几百本送给武大图书馆；重要的装了几大藤箱连同一些杂物，寄存于武昌花园山的天主堂。那时本堂神父即现任主教郭时济，蒙他慨允代为保藏。我自己则仅带了一箱工具书如辞书字典讲义文稿之类到了四川乐山，清出来也磊满了一只书架。 战时留川八年，并没有添置什么新书，一则为了战时书籍纸张印刷太坏，惧伤目力；二则除了新文艺，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书，而我则为了文坛被左派垄断之故，讨厌他们偏激的论调，因而也憎恶新文艺；三则那时我们一般教书匠，终日在柴米油盐漩涡里打滚，实无读书的余暇，既不能读，添购何用？ 胜利第二年，武大始得复员东返珞珈。到天主堂拜访郭主教，询问藏书下落。他说日军入城时，秩序一度混乱，他人寄存的东西，大都失去，我的书箱系寄放在机要文件室，地点偏僻，无人注意，所以还是安全。我领取钥匙，想先查看一下。进室及见那几只藤箱，堆在墙角，尘埃满积。打开一只储藏杂物的网篮，几筒茶叶已霉成黑色，但几瓶药酒，仍闪着琥珀色的光，拔塞一闻，酒香扑鼻，依然可以饮用。尤奇者，一座德制小钟，一托在掌中，竟滴搭滴搭响了起来，并且响了好久一阵，似乎是见了阔别多年的主人，喜不自胜，努力吐出一点声音，来作表示。宇宙万物，无论有无生命，都有一个灵魂，都有喜怒哀乐的情感。我们有了《青鸟》里仙女的金刚钻，固可发现它们的秘密，没有呢，在某种特殊的环境之下，也有很神奇的泄漏。这座小钟不正是一个例吗——我这座钟久成废物，但我至今还是将它带在身边，便是感念它当时对我那一点情意，不便忘怀之故。 第二天，雇了一辆卡车，将所有书籍箱之类运回珞珈，才发现靠墙两箱受霉湿过久，已是朽坏，其中书籍，都变成黑不黑，黄不黄的烂树桩的一团，并有无千无万的蛀虫窟穴其间。恐其蔓延，只有一火了事。其余书籍又陈列了几架。虽不如战前的壮观，也还将就看得过去。复员三年，我又陆续购买了一些书，不过战后物力艰难，所置究竟有限了。 民国卅八年，香港真理学会请我去当编辑，行李寥寥几件，携带并不困难，最难处置的还是那几本书。装了两大木箱，寄存某处，随身又带了两箱到上海，最后仅带了一箱到港，在那个寸金之地，这箱书惹了无数麻烦。卅九年去巴黎企图研究某项文学与古史的问题，千挑万选地又带了一小木箱的工具书。到了巴黎以后，才知这类书巴黎大学高等中文研究所尽都备有，我带它们其实多此一举，花了许多运费不算，寓所管事见了这件笨重行李，也时常皱眉。 但我购书的脾气总是改不掉，在巴黎年余，又买了一百多本神话和古史，还是时常进出旧书铺，徘徊于圣母院附近河岸的书摊前，见了适合于需要的书仍要抓擒到手才罢。 “我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之生逐无涯之知殆已”。何况实际上，我买了书来，只向书架上一插了事，从来不翻开来读，以为现在没有功夫，将来总可慢慢研究。一遇迁徙，那些书都带着从未拆开的页子同我诀别，现不自惩艾，还要作这种没意思的事。这就是我们文人的固执，也是我们文人的痴呆！ 选自《归鸿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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