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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书匠而兼为写作家的我们，每天生活照例是上课、编讲义、看参考书、欣赏古今文艺名著；创作诗歌、散文、剧本、短篇小说之类。光阴有限，人的精力更有限，即以全部生活运用在这些上，成绩也还没有什么可言的，还禁得上再加那永远闹不完，弄不清的家庭琐务么？然而抗战七年以来，家庭琐务一天天加重起来，我们的正当生活一件件被排挤出去，开头时，编讲义和看参考书束之高阁了，上课只是开开留声机器而已。接着读文艺书没兴趣了，为的缺少新出版的东西到手，或者嫌贵不肯买。但为创作欲所冲动，半年前我还在努力写作，直到最近才放下笔。为的现在我实在没有写作的余暇了。近一二年以来，我们这一阶层的人物早已不敢用女仆了，她们一人的工资和伙食，要占据我们每月收入的一半以上，而偷摸和故意糟蹋你的物资，尚不计算在内；淘气、闹别扭、和在外宣传你的刻薄和吝啬，那些所加于你精神上的损失，也不计算在内。教授太太井臼躬操，久已成为常事。我幸有家姊与我同住，炊爨洗浆之事，由她代劳，其他种种家庭琐务，如采办、修缮等等则归我负责。柴米池盐的价格，隔几天便上涨一倍，大量收买囤积，固不失为良好办法，但教书匠只有那点薄俸，又非到期不能领来，趸买物资，当然不可能，过了几天，便须尽一次“跑街”的职务，几两盐要走几个盐摊，几掬干豆要拜访几家粮食店，拈斤播两，琐琐论价，然后在店夥极端鄙薄的神色下，大篮小包，汗流气喘地自街市提回家中。我们每天买菜，初上市的与将下市的都不敢买；豌豆、笋子、包心菜、韭黄，那类比较名贵的菜蔬，也从不敢问津。今年夏季，我们整整吃了四个月的豇豆和茄子，现在则每天上桌的无非是胡萝卜和芥菜，我本是“宁可居无竹，不可食无肉”的俗人，所以经济形况无论如何窘迫，每天午餐还有享受一二片肉的口福，当然不由教书而来，是我别以一种“神通”而致之的。南货店里“海味”虽不多见，“山珍”却确不乏，冬菰、香菌、木耳、金针、云南火腿、下关沱茶，一样盈筐溢篓；腊肉铺当檐挂着一串串腌鸡薰肉，香肠腊鱼；水果店桃李梨橘，涪州的荔枝，沪县的龙眼，红的黄的，青的白的，璀璨满眼，闪耀宝石的光芒；西式糕点铺各色精致糖食如朱古律、咖啡、可可、奶油、各色土司，各色蛋糕，也五光十色引人垂涎，无奈都贴着无形的封条，禁止我们一染食指。记得当年马二先生游西湖，见了许多可口的食物，可是无钱购买，只好买了几个“处片”到茶馆嚼嚼。我不知“处片”果为何物，本地也无处可访，有时到街上观光一转，便买一串凉薯或一斤花生回家泡壶茶与家人共享，倒也吃得很高兴。马二先生若还在人世，恐怕还要羡慕我们。因为“处片”的滋味，照我想来，一定不如凉薯花生的好吧。 以上所说是食的问题，说到衣，本城绸庄布店多的是。但阴丹士林卖到每尺一百廿元，门面极仄的土布也卖到每尺三四十元，我们想添补衣服也就难了。至于那些哔叽花呢绸罗绫缎之类，何尝不是应有尽有，可是我们不但不敢问价，连在店门伫一伫脚的勇气都没有，为的惧怕那些头发梳得光光，西装穿得笔挺的店员们的眼光。幸而我还没有遭过敌机轰炸之灾，尚保存得几件比较体面的章身之具，又学校发过几次平价布，抗战若能于两年内结束，我的穿衣问题或者不致于怎样恐慌的。说到行，则从前出门几十步之遥，也非坐车不可。于今十几里也能安步以当之。不过脚劲虽已锻炼出来，腕劲仍然缺乏，若买了十公斤以上的米盐之类，便免不了要受车夫的竹杠之敲了，以收入而论，只配我拉他，决不能教他拉我，于今公然高坐车中，扬扬过市，所以虽被他们敲了一点法币去，心里还是怡然自得。 最后，我要谈谈住的问题。为了某种偶然的幸运，我与同事某某两家合租的一所屋子，倒算宽敞高爽，适于居住。然而这所屋子究竟只是旧式民房，以建筑年代过久，或因本地气候特别潮湿之故，屋子也特别容易败坏，简直是一位工愁善病，喜于撒娇的太太。无论你怎样诚惶诚恐，鞠躬尽瘁地去伺候她，她还是不肯让你好好过几天安静岁月。一场小雨，天花板便漏了几处；过了一个黄梅天，地板便霉烂了一半以上；一阵风过，花格窗掉下一扇来，打碎你桌上一个茶杯，还几乎把你的额头砸破；老鼠在墙角拱了几嘴，墙壁居然塌成一穴，贼伯伯若晚来光顾，只须一钻便进，用不着施行什么“穿窬”手段。地板下的枕木也没一根牢坚的，人在屋里一行动，满屋杯盘碗盏便叮叮当当唱起歌来。还有蜈蚣毒虫什么的，自由从地板缝进进出出，冷不防会咬得你直跳。某同事夫人因为半夜起来赶老鼠，黑暗中在其寝室误踹赤练蛇，被螫一口，脚背肿得冬瓜相似，虽幸未送命，医药费用去将达千元之谱，这不是无妄之灾么？听说蛇和女人的脚跟永远是冤对，这是上帝亲自定下的刑罚，我们当然无话可说，吃了蛇的亏，只有把我们祖太婆夏娃小姐来埋怨一顿，谁教她那么贪嘴，致后代子孙到今还受罪不完呢。我屋里蛇虽不为人害，老鼠借我书斋——兼饭厅和会客室——白昼跑马却比蛇更可厌。到了灯光一熄，当然更是她们的天下来到，成群结队而来，穿柜穴橱，其声万状，记得幼时读柳子厚三言，记永州某家鼠患，有“椸无完衣，室无完器，饮食皆鼠之余”三句，窃疑老鼠不过么麽之物，为害何至于此？文人笔下多喜夸张，也许形容过甚。及到四川，恭领老鼠的大教以后，才想要向子厚先生谢罪。当夜间老鼠闹得厉害时候，你起来把床沿拍拍，吆喝几声，它们不理，跳踉暴啮如故。划一根火柴，想把油灯点亮来看看，左点也不着，右点也不着，原来灯芯已被鼠拖去，油淋浪其满桌矣，只好忍气吞声仍旧睡下，听这一群黑暗之子吱吱高唱它们的凯歌。到冬天它们还要到你被窝来取暖，当你午梦初回，把身子一翻，便听得“扑托”一声，有一物下床而去；或你的手偶尔一伸，会触及毛茸茸的一团。这种可恶小动物，强来与你实行同衾共枕之爱也罢了，有时候，无端把你被头弄湿一滩，或在你枕畔遗下几颗枣核形的东西，那就更弄得你哭笑不得。我知道读者中定有人说四川老鼠之猖狂，虽有大名于天下，但四川难道没有猫么？猫是有的，只是养不起，现在时价：初生两三月的“子猫”三四百元一只，龙钟衰迈，行将挂上树头的“猫公”与“猫婆”也索价一二百元。而“男猫”弱于宝哥哥，“女猫”善病如林妹妹，养不到几个月便会无端死去。本地猫贵，偷猫风气亦最盛，猫儿偶到屋外去逛逛，便会被人捞去。我总算是最勇于养猫的，六七年以来，所蓄之猫大小何止十只以上？死了六七只，走失三四只。现在养一大黑猫每天只咪呜咪呜吵着你要鱼吃，同老鼠像换过兰谱，从来不捉。但我仍然每天一二元钱的小鱼，两碗香饭供养着它，置家姊每日喃喃之怨骂于不顾，一则物稀为贵，此猫亦成为我财产之一，二则我素来爱猫成癖故也。 老鼠与猫带来跳蚤，而屋子当我们迁入前经军队住过，又留下无数臭虫。天气一暖，便大肆活动起来，我活了四十多岁，尚没有与臭虫作缘，所以不能养成被叮的习惯，常被它们搅扰得失眠通夕。也曾烧过几壶沸水冲过床，也曾发愤用纸条糊贴板壁缝，实行封锁政策，而仅能逞凶氛于一时，不能奏廓清之功于永久。若有一瓶飞脱力药水，则犁庭归穴，聚厥丑类一举而歼旃，岂不人心大快，大快人心。于今只能像对待老鼠一样，惟有叹叹气了事。抗战以来，我们知识分子以生活程度降落太速，不但瞪着眼受商人的气，贩夫走卒也可以揶揄讥笑之，斯文久已扫地，现在又受于老鼠臭虫，束手无策，所谓人类尊严，也澌灭无余了。 跑街之余，则在家里收拾天穿地漏，塞鼠穴、拆床、安床。隔几天又须通烟囱，修灶头，疏导阴沟，营缮破橱破柜，或接桌腿，续凳脚，一把刮刀是我做水泥匠的工具，一把旧货摊买来的旧锯，一把缺口的劈柴刀，是我做木匠的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既不利，工作当然十倍费时而吃力。我觉得匠作之事比写文章究竟容易，若有得心应手的工具，我相信自己可以制造很多器皿来。我渴望能得到现在为我所无的几样工具，如斧子、凿子、刨子之类，甚至形诸梦寐，然终以价格贵得怕人，无法到手。抗战结束以后，我想要置办全套泥木匠的家伙，独力建造一间小屋以及屋中动用的东西。你若不信我有这样能力，将来就请你到我手建之屋居住几时。那时就可以证实我说的话不是瞎吹了。 此外，则劈柴、洗碗、洒归房屋、拂拭几桌，吃饭时端饭菜，更是每天例行公事，不必细述。还有水的问题，应在这里补叙一下。我们喝的是河水，用的是井水，请人挑，每担三元或四元，包月则价略减。但挑水夫每个月要涨价一次，有时事忙，或存心赖账，则一两天不给你送一勺水来是常事。我们大门口有一眼井，可是井中水各有所主，自天才亮到深夜，都有人在那里汲取。你若提着桶子也想去沾溉一点余沥，则十来双眼睛都向你望着，有人还说：“你们都是‘有’的人，为什么来与我们这些‘乾人’争这几滴水？”——其实他们何尝干，腰包里一掏，钞票便是几大卷，我们却早由钱袋干起，现在连一身肉都干完了哪！所以门前虽有一口公井，而我们仍然要出钱买水用，到了缸底朝天时，便向那些人下气低声，照他们行辈，尊声“王大爷，你行行好，替我们送担水来。”或者“可怜我们两天都没水用了！李二娘，你腾出点功夫，救我们个急吧。”为买零水，我们三家人，每天都有人立在墙缺口对着井边曼声哀唤，或亲自到井边对他们说上一车子好话，苦求垂悯，倒煞是一种奇观。但光阴之无端耗费，当然是无法计算的了。 如果我没有失眠的病，或灯光较强的话，则颇可以夜的时光之有余，以补白昼之不足，古人不是有“三余”读书的话么？然而不幸我素来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不良习惯，一吃过晚餐，便不能运用思想，看见别人深夜写文章，惟有健羡而已。看书，那倒可以，但昏灯下看土纸所印，字迹又模糊的新出书籍和杂志，除非上帝给我换对眼睛，否则决无办法。所以每天吃晚饭后和家人在灯下闲聊一阵，时钟指八九点之间，便上床睡了。不错，我还忘记把一件重要的事，列入我每天的工作表。我在学校教授一班中国文学史，两班基本国文，每周平均要批改学生作文一次。每次整整要费去我两天或一天半功夫。此外到校门口看看当天新闻广播，到图书馆翻翻报纸和杂志。此外，又要偶尔上朋友家坐坐，良辰美景，也免不了邀集几个知心朋友到郊外溜达溜达，亲友有信来，也免不了要写封回信。我不是三头六臂的人，要说能腾挪出写作的功夫，那不过是欺人自欺之谈罢了。 照西洋生理学者的研究，人类的脑力以四十至五十的中间十年为最好。又说四十以后才是人生成熟的时期。这几年以来，我虽感觉自己的五官百骸都迅速地在退化，呈出老衰现象（中国人照例未老先衰，何况我生来体质孱弱），然而头脑比前灵敏——记忆力当然除外——特别是民国二十八九年间。灵海中曾涌起一度狂澜，所以那一年竟有三四十万字创作和撰述的收获，以后这狂澜虽逐渐衰退，而写作的兴趣犹甚浓厚。我仔细检讨自己写作的动机，说是为名，则以我这样不能迎合时代潮流的文字，不被人家打倒便算侥幸，还梦想登龙么？说是为利，那我亦不故鸣清高，不肯承认。抗战期内的文章虽不值钱，千字稿酬也可以换两三斤肉吃——前文说我午餐必有少许肉，系别有神通以致之，恐人疑我有剪叶为鱼，咒泉为酒的手段，若惹得一般三月不知肉味的穷酸文人，争来拜师学道，岂不麻烦，故急在此声明，免得人家白送一张门生帖——但一篇文章所耗之心血，决非几斤肉可以补益得起来，我虽不工会计，这个算盘还是会打的，所以我之写作动机，其实另有所在。创作是人类基本欲望之一——欲望建筑在人的生命力上，而生命力是常常要求向外发展的，正像树木的萌蘖，要求从土地里迸出到阳光空气中间，而生长茂盛一样。也像婴儿在母胎十月满足，非生产出来不可一样。当我们从事创作之顷，我们的生命力便得到自在发挥的机会。发挥愈充分，所感到创作的“法悦”愈大。创作自由被剥夺，则生命力郁纡盘屈而不伸，便要化成一种苦闷来咬啮你的心灵，提撕你警觉，鞭策你去寻觅发展的机会。这时候我们所感觉的痛苦非常之尖锐化，好像把一颗心搁在滚油里煎熬般。抗战以来，我也饱尝这类痛苦，前几年来敌机日夜来袭，扰得我们万事皆废之际，我烦恼不堪，极想逃到一个世外仙山，以便从容写作。最近一年，生活程度上涨愈剧，使我们整天在柴米油盐的漩涡里打滚，滚得头昏脑胀，无法捉笔，我更加痛恨，诅咒奸商没天良，只顾自己发国难财，不管同胞死活。但最近半年，我的心境忽然和平起来了。一则抗战前途曙光已现，我们苦尽甘来之日不久来到；二则认为琴棋书画与柴米油盐同属人生之一面，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实为不可；三则数月前写了一篇南明历史小说，题曰《黄石斋在金陵狱》，描写石斋的“著作热”，与“山水爱”和他“殉国决心”的冲突。在“著作热”这一点上，我是以自己精神状况为蓝本的。无非借石斋之酒杯，浇自己之块磊。最后石斋想通了，便毅然尽节，我的地位及所处环境与石斋不同，一时没法死，所以生命力咬啮心灵的痛苦，也一时消除不得。但后来好像也想通了，因之也不大痛苦了。 1941年撰于四川乐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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