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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一篇文字里说过这样几句话：“记得初级师范卒业后，被留在母校教书，盲目的热心，不知摧残了几许儿童嫩弱的脑筋，过度的勤劳，又曾在自己身体里留下许多病痛的种子。现在回忆起来，真是一个可爱而又荒唐的梦！”自民国六年初级师范卒业后，被留在母校附属小学教书。每周担任二十小时以上的功课，国文、修身（公民）、历史、地理，当时所谓“文科”的大半归我教。母校校长徐皋甫先生爱护全校学生如子女，我们爱戴他也胜于慈父。他平日常对我们谆谆教诲，要求我们毕生献身于教育，培养下一代的幼芽，造成人才替国家服务，使祖国走上富强康乐的大道，才算是师范生报答国家的道途。这些话从我们素所敬爱的老教育家的口中说出来，鼓舞的力量当然是很大的。同时，民国五六年间，江苏有一位私立女校的某校长先生，以刻苦办学的作风，见称教育界——那时甘地还没有红起来，但这位先生也可算是中国教育界的甘地——惜他为了一件恋爱而名誉破产，闹了个“晚节不终”，不过这是以后的事。青年人富于热情和正义感，爱慕英雄，最易受伟人行事的感动。我们都争以某先生为模范，抱着全部牺牲的精神来从事我们所认为神圣的教育事业。而我个人之倾慕某先生更到了狂热的地步，我曾从某种杂志剪下某先生的玉照高悬壁上，像虔诚教徒对于他们所崇钦的神明一般，虽然没有香花供养，朝夕必上心香一瓣。又将某先生办格言写成许多纸条，遍室中，如古人的盘铭、牖铭、时刻在目，以资惕励。 当时各级学校的教科书都由商务印书馆包办，每一种教科书都编有的教授方案，不必教师自己费心去预备。但我上课时于现成的教授方案之外，还要广征博引，恨不得将自己那点浅薄的国文知识一下子都灌输入学生脑筋里去，不管她们能不能消化；并且凭空强她们抄写许多黑板文字。正式功课授毕以后，又将学生扣留一小时，替她们上四书，并加以讲解，要她们背诵复讲，又要她们每天作日记一篇，交大小楷各一张（当时学校对此尚无非作不可的明文规定）。自己在替她们批改正式作文之余，再替她们细细校阅这些课外作物。这样，我每星期所阅的作文簿竟达数百本之多，往往要忙到夜深始得就寝。幸亏当时学风纯良，学生对我们教师又有一种盲目的尊敬，现在看见我肯义务地替她们上经书，替她们改课外功课，当然踊跃听命。但这种精神负担加之于小学生实嫌过重，听说她们在家里也“三更灯火五更鸡”拼命趱赶，因此健康受了影响者大有其人。 当时同在附小任职的共有同事三人，都是我同班卒业的同学。我们平时在功课上并没有竞争，现在当了同事，在教学上竞争却颇激烈。这三位所教的乃当时所谓“术科”，即算术、体操、音乐、劳作之类。她们也增加课外习题，延长学习时间。譬如音乐、体操，她们便命令学生每日早到学校半小时或一小时来练习。每日清晨操场里是一二三四的口令声、哨子声、有规律的跑步声；音乐室里是唱歌声、风琴声。每日傍晚，教室里又是“一阵乌鸦噪晚风”的读书声。学校空气时常是紧张而且热闹，像准备开游艺会的前夕，又像是学期考试将届，人人在急来抱佛脚。这样拚命乱来，不但学生吃不消，先生也累病了。附属小学地势低洼，某年初夏之际，倾盆暴雨，连绵数日，发生了水灾，整个学校都被积潦淹没。我所住的一间寝室在全校中所处形势最为卑下，又无地板的装备，平时已嫌潮湿，发水后，平地水深数寸，别人房间里的水都退了，我房间里的偏不肯退。我每日归室就寝，要用一条长长的木板由门口通到床前。晚间翻身，被角拖在水里，吸上半床水，常把我从梦中冰醒。虽没有像卓别林的从军梦，战壕发水时，军士们睡在水底，用芦管透出水面以通呼吸那类滑稽的描写；也不像古印度仙人修到能够安身万丈海底的伟大神通，我在积水之上却的确睡了整整一星期之久。那一年黄梅季节特别多雨，洪水涨了退，退了又涨，一共几回。水退后，我那间寝室的地坪，永远没有干燥过，四壁的渍痕，幻成了无数奇诞的花纹，床下长出些惨白色怯生生的草类，帐子被褥都是湿滋滋地，好像一绞便可以绞出水来。满室霉腐之气，薰人欲呕。我只得叫校工买了半担石灰撒在床下和墙根。书桌下放了一块木板，右脚踏在板上，左脚架在自己膝头上，照旧预备我的功课，照旧替学生批阅那堆积如山的课内课外的簿子。 母校即在附小的对面，校长徐老先生对我又那么器重，只须我说一句话，搬回母校去住，决不成问题。但我不愿意麻烦人，而且抱定了师范生服务社会必须十分耐劳吃苦的宗旨，情愿以血肉之躯来对付这恶劣的环境，而且还以能获得吃苦的机会为至乐。觉得自己才是一个不负我们校长平时教训的好学生，才是一个我所钦敬的某教育家的忠实信徒，暗地里每觉傲然自得！ 我的身体本来不甚强健，在这间极端潮湿的房间里住了个把月，湿毒深入，觉得四肢发麻，浑身细胞也像都生了霉似的，特别是那只右脚同地面接触的时间较多，麻得也更加厉害。暑假回到家乡，终于害了一场大病，一条小命几乎因此哀哉。从此我的健康情形愈来愈坏。升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二年，留学法国三年，常为病魔所苦，不能好好用功，因之也就不能深植做学问的根基，成了我一生成败的关键，于今回想起来，每觉悔恨不置。 我现在叙述过去的这个故事，并不是想劝青年学滑头，作事不负责。青年人对事业的热心和勇于牺牲的精神是可贵的，但必须有“明智”的指导。否则不但坑害了别人，也带累了自己。 原载《中国一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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