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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诞生于中国一个旧式家庭，出世时代不幸又早了一点，我所处的环境是极其闭塞固陋的，所呼吸的空气也是一种发了霉的空气。在本文里，我要谈谈自己的宗教思想，从幼年时代一直谈到留学法国时为止。 中国是个宗法社会，法天敬祖好像是读书人的唯一宗教。但普通人民是不能祭天的，尽管民间供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他们心目中的天，是经书里的“上帝”？抑是世俗所传的“玉皇大帝”？抑或是民间的什么“天老爷”？都是不易分析清楚的。至于祖宗则每家都有，法律既不禁止你奉祀，传统习惯还要多方鼓励你奉祀，所以我国读书人的宗教虔诚便都集中于敬祖这件事上了。我家庭也算是个读书人的家庭，自然不能例外。在我故乡那个地名“岭下”的乡村，苏姓族人聚族而居，已历数百年。村中有一座祖宗祠堂，建筑之壮丽为全村之冠，祠中供奉着苏氏历代祖宗的牌位，每年冬至前夕为阖族祭祖之日，牲醴极其丰盛，直到元宵过后，祭礼始告完毕。宗祠不惟是宗教中心，也算是政治中心，族中人若犯了罪须送官惩治者，为省事起见，开祠堂裁判，治以家法。由族中长老当主席，阖族长幼参加，加以诫责，甚或痛鞭一顿，受之者均不得有怨言。在岭下那个乡村里，祖宗的威灵有时似乎还在“天老爷”、“佛菩萨”之上，生灾患病，祈祷祖宗赐以安宁，求财谋禄，恳求祖宗保祐顺利，祖宗的神灵永远在子孙头顶上回翔着，看顾着，保护着。 我的祖父在外做官，不能每年回乡祭祖，只好把一部祖宗系牒，装在一具楠木柜里，连柜供于后堂，每天上一炷香致敬。到了腊月底，正厅悬灯结彩，铺设香案地毡，焕然一新，四壁挂的都是祖父头顶上十几代的祖宗遗像。大多数是满清衣冠，但有几幅则竟是明朝的服饰。腊月廿四、除夕、上七、元宵，各办盛筵一席供奉，平时则香茶清酒及素果而已。孩子们在红毹毡上打滚玩耍，看着那满壁琳琅的画像，觉得非常有趣。再由大人们指着画像解说：那位祖宗小时候读书如何勤奋，得过什么功名；那位祖宗做官如何清廉，受过皇上的褒奖；那位祖宗饿死于长毛之乱；那位祖宗于灰烬之余，一顶斗笠，一条扁担，重兴创立家业……孩子们既知自己身体从何而来，半明半昧的脑筋，不觉产生“源远流长”的自负之感，并且也能由此获得许多“做人之道”的宝贵启示。所以敬祖虽是中国宗法社会的特产，对于中国民族绳绳继继永久延续的力量，也有莫大的维护之功。 除了祖宗之外，我们家庭所奉的正式宗教，当然是佛教了。 记得我祖母供着一尊江西景德镇烧制的观音大士像，每日早晚，上香三支。祖母事忙，便打发我姊妹代上。祖母不识字，想学念心经，叫我到家塾老师处学了来，一句一句转授给她。什么“三藐三菩提”，什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祖母还未学得上口，我却念得滚瓜烂熟了。 不过，我们中国人的宗教观念究竟不如欧美人的严肃，我家信仰的除了“祖宗教”是出于至诚，此外则为多神教。我的父亲和二叔少年时代从事举业，曾在文昌帝君和魁星前热心叩拜，祈求功名的顺利。但尽管他们这样虔诚祀奉，他们的功名也只限于“进学”为止。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和二叔已把那些什么闱墨一类的书籍抛得远远，花钱捐了官了。所以他们拜文昌魁星的事，仅由母亲口中偶然提起，我并没有亲眼看见。三叔父无意科名，只想发财，房里供着一尊小小玄坛像，也不知道他是哪里弄来的，只有六七寸高，金盔金甲，跨猛虎，执钢鞭，我觉得它像玩具，很是欢喜。婶娘们有的奉送子娘娘，有的祀斗母，甚至什么花神，什么狐仙，也都是我们女眷们崇奉的对象。记得祖父××县署里有一株紫藤，树干粗如人腰，盘旋袅绕，宛如游龙。树荫遮蔽得几间屋子，花时一片紫色霞光，把整个院子映得像落过一场大雪，亮得人眼睛发花。据说此树已有数百年的生命，从前曾显过灵应，已成神了。树下有一小庙，即为奉祀花神之所。我幼时顽皮好弄，有如男孩，一日，爬上这株紫藤，抓着树枝悬空摇晃打秋千，归来即头痛发热。家人说触犯花神，备香纸叩拜谢罪。以后便有位婶娘，选择此花为崇祀的对象，每逢初一、十五，总要买些香纸，叫女仆去代她敬神。县署的屋宇总有相当的广阔，空下的房间颇多。旧式建筑，颇多大屋高楼，深邃幽暗，鬼气森然，夜深人静，常听见各种声响，便以为是借居的狐仙在那里活动了。所以县署的后堂深处，常供着一只香案，陈设些香烛之类，中间是一个纸做的牌位，上写“某某大仙之位”字样，朔望供烧酒一杯，煮熟鸡蛋一个，我姊妹少时都经常在狐仙牌位前叩过头。 生长于这种环境里，我的宗教思想当然也是一团糟的。记得当自己七岁时，婶娘们手中忽然传玩着一部玉历传抄。这是一部有文有图的善书，图画对于孩子们总是莫大的诱惑，这书里木刻粗拙的图画，都是十殿阎罗，地狱变相之类，我一面骇怕，一面又贪看，无条件也接受那些庸俗的“福善祸淫”的思想和那些荒谬可笑的宗教信仰。那时我的四叔在一群男孩子里面是最聪明也最骄傲的一个，他读了点当时流行的灌输新知识的书籍，凡宗教之事，他都一概视为迷信。有一回，他见我坐在一株大树下，津津有味地在看玩着玉历传抄的画图，他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道： “没出息，看这种不相干的书！” “四叔，听见说你是不信天堂地狱的，这本书你倒应该看看。你看善人死后过金桥银桥，恶人死后落地狱，一个是多么可羡，一个是多么可怕……哎，可怕极了，你看这刀山，这油锅……”我说。 “什么是天堂，什么是地狱，我把这劳什子的书丢进茅坑，看有没有天雷来劈我！”四叔气愤愤地嚷着，一面将我手中的玉历传抄抢去，用力向地下一摔。 我听见四叔所说的狂悖的话，看见他狂悖的举动，大惊失色，想青天定会响起个霹雳，劈死他了，赶紧抱头鼠窜地钻进了屋子，但过了一会，天空仍然静静的，并不听见雷响。我又想到二婶娘口中常念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是不报，只是时辰未到”，我的四叔将来是免不了要下地狱的，我心里非常替他悲痛。那天祖母叫我代向观音磁像上香，我奉香拜揖如仪之外，又加磕了三个头，默默地祷告道：“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求你向阎罗大王面前说个情，饶了我的四叔吧，他是个极聪明的人，会画画儿，常画鸟雀，画小猫，画马给我，罚他下地狱，太可惜呀！” 至于那时所谓外国宗教，无非是基督教、天主教之类。大约因为天主教传入我国较早，我们对它的印象较深，所以马丁路德改革后的基督教，我们也视之为天主教。洪秀全起革命军，以上帝教为号召。这虽然是个非驴非马的宗教，实际上则以基督教为根柢，但一般史家论到太平天国，总说洪以天主教愚民云云。我幼时听人谈“长毛”故事，也如此说。身经洪杨之乱的人没有一个不恨长毛，因此也恨天主教。义和团之乱为仇教而起，所仇对象仍是天主教。拳乱虽被八国联军的巨舰大炮压制下去，民间的感情仍未融洽，关于天主教的许多谣言，仍在民间流行。什么天主教士挖人心肝去点他金银啦，什么挖人眼睛去做摄影材料啦，从厨子女仆一类下人口中绘声绘影地描画着，把我姊妹吓得毛骨悚然，以为天主教徒简直是魔鬼的集团，义和团去除灭他们，不但无罪，而且是该而又该。辛亥革命以后，祖父率领全家住在上海作寓公，我才有机会和天主教正式接触。那时有个亲戚家的女孩子在徐家汇启明女校肄业。大约是已领洗为教友了，常对我姊妹宣传天主教的好处，我们虽似懂非懂，但也跟她到徐家汇玩过一两趟。 那座远东第一的徐汇大堂壮丽的规模，给我心灵震撼之大是无法描绘的。我入世以来，第一次看见这样伟大的建筑，竟怀疑它是天生成的一座摩天巨岭。那一双峨特式青石尖塔刺入澄蓝万里的青天，恰有几簇飞云，傍塔移过，我恍然觉得那座大堂在那里不住奔驰，怀疑它将崩坍，压碎了自己，只想抱着头跑开。我的女友将我牢牢扯定，笑对我说：圣堂没有脚，怎会动，这不过是你眼睛眩花的结果罢了。我定了一会神以后，再仰头观看，圣堂果然屹立着并没有动。自愧乡气，也不觉为之哑然。 女友携着我，步入堂的内部，两边绘着宗教画的晶窗，映着阳光，晕着虹霓的光彩，但堂内光线仍甚幽黯，除了一排排的长凳，寂然不见一人，寂静得令人连呼吸都不敢。我幼小时也常和大人们到神庙佛寺去观光随喜，总觉得那些地方，充满了恐怖和神秘。这座徐汇圣堂，神秘的情调虽富，恐怖则完全给排除了，代之的却是一种温暖和柔之感。那堂的最后部立着祭坛，铺着一袭毛毡，栏杆围绕，我知道这是最神圣的地点，普通人不能随便跨越的，便立在栏杆外边，向祭坛窥探。只见那坛上铺着缕空细织的白色帏子，陈列金色焕然的烛台，台上是成行的白蜡。更有成堆成簇的鲜花，拥抱着一座神龛形式的柜子。女友告诉我，这是圣体柜，至尊至圣的天主便安居在里面。我这时候思想也已有相当之新，不信世间有什么鬼神的存在了。但我的心灵被这一种庄严的气氛所压迫，素来嘻嘻哈哈的我，在这坛前，也不由得屏声静气，肃然起敬，按着革命后最流行的礼节，对圣柜深深鞠了三躬，然后转身过去。堂中也有许多神像。女友告诉我，那身穿大红袍，胸前露着一颗红心，心上围着一圈荆棘的是耶稣基督。他曾以这形象显现给某一个圣女看，所以现在天主教有耶稣圣心的敬礼。那手中抱着一个婴儿的美妇人，我问是不是送子观音？女友笑了，她说观音怎么会供到天主堂里来，这是圣母玛利亚，怀中抱着的便是小耶稣。还有几个什么圣人，她当时虽一一给我介绍，无奈不是天主教徒的我，听过以后，也就忘了。不过那些圣像，制作都极精工，线条柔美，五官四肢比例准确，像是活的人一般，而活人则永远没有这么美。那时我虽尚不知有所谓造形之学，可是也有天然的美感，觉得人物像无论雕塑也好，绘画也好，出之中国人之手的只是些畸形，西洋的才算正常的人。那些神像的面貌又都是蔼然可亲，穆然可敬，不像我幼小时在东岳庙，城隍庙所见的那些青脸獠牙，奇形怪状的神像之令人惊怖。这又是令我对天主教发生好感之一端。 女友又带我到圣堂对面的启明女校，会见了校长某姆姆及其他一些修女。校长姆姆只能说几句上海话，但和气异常，她叫我的女友翻译，想我也到启明读书，又带我到小经堂、教室、校园各处转了一遍。临别时，还抱着我在我面颊上亲了一吻，再三请我再来启明玩耍。 我看了那些可爱的事物，接触那些可爱的人，心里很快乐，对我那女友说： “喔！我今天才知道天主教并不是剖人心肝和挖人眼睛的宗教，却是世间一个最严肃，最美丽的宗教，我将来不信宗教便罢，要信便要信你的天主教。” 我祖父在上海住了头尾三年，以经济关系再不能住下去了，于是分作两批，祖父先回到故乡布置，祖母带着我母亲和我妹妹到安庆省城，等祖父布置妥帖再回去。我们暂时借居于一位在安庆开砖瓦行的族祖家里。这位族祖原来是个天主教友，他的正厅布置成一个圣堂。我又看见了久违的耶稣圣心和玛利亚圣像了。不过那都是木刻著色的画轴，相当粗劣，烛台花瓶之类，也不能起人美感。族祖本是一个文化水准不高的商人，这也难怪他。 那族祖的办事室里却有一大叠上海徐家汇出版的圣心报，我是个见不得书的人，见了便要擒抓过来，生吞活剥吃到肚里去的。不多几时，我把那一大叠圣教杂志都翻遍了。前面都是些教宗通论和什么枢机，什么主教的演讲，以我那时的教育程度而论，当然不甚了解。我所感兴趣的是圣人们的传记，或各地教友们写给神长的话。这些信的内容大都有关灵迹的报告，譬如因祈求圣母或某某圣人而重病获愈，失物复得之类，求本堂神父给他们证明。饱读神仙魔怪的小说，和花妖木魁笔记的我，对于此类事件，实觉平淡无奇，但那时圣心报称教宗为“教皇”，人家称他“陛下”，他自称“朕”，那些教友对神长，男的自称为“仆”，女的自称为“婢”，称“仆”倒没有什么，我国智识阶级对朋友本多以“仆”自称的；自称为“婢”，却引起我莫大的反感。从此我又讨厌天主教起来。因为革命以后，见了君主时代那些特殊称呼，实在不顺眼。而且凡属人类，一律平等，奴婢这类字眼也该早取消了。一直到我领洗为天主教友以后，我还是不乐以教皇称教宗。记得民国二十年间，有位教友学者徐先生为东北沦陷于日人之手，代教友写上教宗书请求他主持正义，该书居然大用前清时代臣工上皇帝奏折的款式，什么“仰祈圣鉴事”，什么“谨奏”，曾惹许多教友的抗议，教宗是天主代位，我们对他再恭敬些也该，不过我们又何必定要强共和人民以专制君主对他呢？所以我们宣传教义和学说，一定要考虑当时时代的风气，不可太刺伤知识份子的情感。雷鸣远神父之所以高人一等者，便是他懂得中国知识份子的心理，敢于躬冒大不韪，为中国教友奋斗，让他们摆脱所受的无理屈辱。 现在请再把话说回来。我幼时虽颇迷信佛教和多神教，但后来我进了学校，我的头脑又开明起来了，经过五四运动，不但脑子里玉历传抄那一类影像，化为乌有，比较高等的佛教、回教，基督教，也认为不值一顾。我说这些宗教虽不能以迷信目之，但也不过是民智未开时代的需要品，时代进化，这些东西便该抛入垃圾箱了。我也曾读过康南海的大同书，对于这个思想突过几世纪的革新家的头脑，极为佩服。但该书某一章曾说世界进化，人们对于生活满足达于极点，更无他求，便要讲究长生久视之术。那时烧丹炼汞之事又将大盛云云。南海所谓丹汞，或者不过是一种医药的代辞，我却诧异不已，觉得他的说法太荒谬。大同书在老人院一章里又说，老人生活宜绝对自由，老人厌倦纷华，耽好清静，假如他们愿与方外往来，或携僧同住，也应听之。我又奇怪起来了。大同时代，还有方外之人，和尚道士吗？我于是窃笑南海先生思想解放的不彻底，他究竟只是十九世纪的思想家，有时仍不能摆脱旧时代幽灵的缠纠。我想道：假如这部大同书是我所写，我决不容甚么“丹汞”、“方外”这类字眼在书里出现。 达尔文的进化论那时正支配着一代人心。达氏说生物是进化而来的，高等动物如人类者也不过由最单纯，最下等的阿米巴进化而来。人自命为万物之灵，人妄想配天地而为三才，这不过是人类的夸大狂，人类的自我陶醉。我在北京女高师读书时候，又弄了一本德国哲学家赫克尔的书，其中论基督教各节，我认为警辟之至，遂将基督教完全否定了。至于甚么佛教道教回教之被我付之一笔勾销，自然不在话下。抵法以后，我却皈依了天主教。这中间原因非常复杂，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得尽的。好在我那本自传体的小说集《棘心》，即将增补出版，或可供给读者以若干资料。 我幼小时的宗教环境也便是今日五六十岁左右中国人共同的经历。我们中国人宗教观念果然是太欠严肃了。直到今日有钱人家出丧，还是一批和尚，一批道士，又一批扮演牛鬼蛇神的人物在棺材前面走着。做法事是请和尚在一边拜梁皇忏，请道士在一边念三官经。我国人头脑特别混乱，也许与宗教观念之混乱有关。不过敬祖之俗，我认为未可厚非。记得近代学者如胡适之先生等曾说儒家的祭祀祖宗，不过是想象祖宗的存在，以寄其哀慕之意而已，并没有真的相信祖宗已成神灵，当作神来祭拜。孔子说“祭如在”，这个“如”字我们可以不注意吗？礼记祭义又说“斋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斋三日，乃见其所为祭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见乎其位，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这几段话又岂不足证明“想象”的意义吗？不过我以为胡先生说的话实有太把现代的眼光来看古人的行事之弊。我以为古代儒家祭祖是确信祖宗为神灵的。商民族奉的便是祖宗教，甲骨文每天祭某祖父，祭某祖妣，便可为证。周民族所奉亦同。“文王在上，于昭于天”，“严父所以配天”，都可以说明这个意义。祭义又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圣人以是为未足也，筑为宫室，设为宗祧，以别亲疏远迩。教民反古复始，不忍其所由生也，众之服自此，故听且速也。”这些话更把祖宗教的精义揭发无余了。故此，雍乾教难发端于祭祖之事，虽属莫大遗憾，但在教廷方面说却也是有理由的。 然而我又何以说敬祖之俗，未可厚非呢？中国过去是个宗法社会，每一宗族，天然成为一个部落，或可说隐然成为一个小小国家。这许多“小国寡民”再凝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大的国家。每一小国，团结极其密切，合成了大国，大国也就坚实了。好像一座大厦，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是烧得很坚硬的，每一根柱子，每一条椽子也是上等木料，这座大厦，自然不易为狂风暴雨所撼摇，而屹立于永久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就曾以他的慧眼，看出了中国宗族的团结力，主张以宗族为单位，将这单位的力量推广之于国家民族。试问宗族团结的力量不是由敬祖而来吗？ 各宗族祭祖的风俗不久将被时代淘汰，我们今日实无提倡的必要。不过我觉得天主教的体系与我国的祖宗教颇有相似处。天主是我们共同的祖宗，教会是他大家庭、大宗族，全世界的教友血脉相通，声气相接，团结力巨大无比。陆徵祥院长也曾看出了这一点，说中国儒家的孝道与天主教道理最为接近，在中国宣传天主教，只须打通这一关，宣传起来是很容易的。 我自问之所以能接受天主教也许与幼年时代敬礼祖宗之事，有相资助相启发之功吧。 至于我幼时那一团糟的多神思想，对我也还有利而无弊。我今日对于中国民间各种祭典，兴趣特别浓厚。可说酝酿于彼时。我以为不了解民间祭典及其流传的故事、神话，也决不能解决中国整个历史文化问题。顾颉刚先生曾说“一部道藏价值在十三经之上”，可谓“大有见地”之言，道藏不正是我国多神的总汇吗？颉刚先生又曾一度极热心地研究东岳、城隍、土地、碧霞元君，及流传极广的孟姜女故事，友人劝他不必耗精神于无用之地，还是探讨他的上古伪史要紧。颉刚先生始将这些研究放弃。不知他所曾注意的，与我国古代的伪史正有莫大关系，他若继续研究下去，他的古史问题恐怕也早解决得一半了。 原载《自由太平洋》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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