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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批评我们中华民族时，总爱说我们的文化是农业文化。农民和土地天然有拆不开的关系，所以我们民族欢喜株守故土，缺乏进取的精神和冒险的勇气，所谓“安土重迁”竟成了我们民族性的铁板注脚。因此，我们民族性也天然爱保守，喜因袭，陷在“传统”的窠臼里，不以摆脱；永远落在时代潮流的背后，不能适应环境，以求生存。 不过，我们中华民文化诚然是农业的，我们的民族性却未必完全是农业的。据我个人的观察，我们民族其实是极喜向外开拓，关于移殖，善于适应新的环境，尤其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加以消化熔铸，造成自己的文化体系。我们其实是一种最富于进取精神和冒险勇气的人种之一，而且也是聪明睿智的人种之一。远在洪荒时代，亚洲的黄种人便曾举行大规模的移民，向蛮荒僻远之地，寻求新世界，建设他们的新家园了。瑞典学者安特生曾发现我国河南渑池仰韶村出土陶器的形式花纹，与意大利西西岛及希腊北部启罗尼亚，波兰的格雷西亚，俄国西南几富城附近脱里波留，俄属土耳其斯坦等地所发现极为类似，断定同出一源。又我国河北北边石像与里海西岸旱地所掘出者亦同一作风，这均在新石器末期。可见极早的时代，我国与欧洲西亚均有交通。立国西域的大夏，据已故历史家吴其昌氏考证说便是我国历史上的夏朝，商民族崛兴，夏战败，只有率族西迁，另建王国。盖《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均言“天子闻大夏、大宛、安息之属，土著颇与中国同俗。”所谓“土著”，便是他们建立城郭。不像匈奴民族逐水草而迁徙。“颇与中国同俗”，是说他们的风俗民情大概有一点像中国。故吴先生谓大夏之先当是中国人。北美洲的爱斯基摩人自称“殷人”。今日人种学者谓其人面貌与中国酷肖，有许多言语与中国同源，疑是一部分殷商民族于白令海峡尚未断时迁徙而往的。不过这一部分商民族或系文化本低的边疆人，到了美洲极北又因天候过于酷烈，原来带去的那点文化，亦澌灭无余，变成完全的野蛮人了。一般人均认哥伦布为发现美洲第一人。但今日竟发现哥氏之前中国人到达美洲的痕迹。近亦有人在美洲掘出地下木质神像有类我国南极寿星，计其年代实在千数百年前。根据谁最先发现一新土地，则该土地即属此人，则美洲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人的。近代俄人考古发掘古代西提亚国王陵墓，见其陵墓外观，广阔高峻，极像中国帝王之陵；内部衣服、弓矢、刀剑之形式装饰，多与中国蒙古相仿佛。西提亚古时与我国本有文化上交通，文化彼此沾染，不足为异。而有些史地学者则说，这个黑海边的伟大帝国也许是我们北部中国人移民过去建立的。波斯亦曾渍染中国文化，文物制度、语言、艺术，极富中华色彩，此又众所共知之事。 至于我中华民族以武力征服四夷之事迹，见于正式史书者，如黄帝时代，“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史记·五帝本纪》）。唐尧时代威力东至阳谷，南至南交，西至昧谷，北至幽都，（《尚书·尧典》）。虞舜时万国慕义，重译而来朝贡：“幽都来服，南抚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服”（《大戴礼记·少喾篇》）这些史料当然不能凭信，但秦始皇、汉武帝派遣方士寻觅神山和不死药，规模都很弘大。始皇曾派韩终、侯生、石生、徐市等入海，仅徐市便带了童男女数千人，各种量糈，衣服器用，称是。有人说徐市既徐福，今日本有徐福墓，有人说徐福作了日本第一个天皇，这些话不但日本人不肯承认，我国人亦未必以为然。武帝曾大发楼船，令方士数千人求蓬莱神人。他为通西域，发使抵安息、奄蔡、犁轩、条支、身毒诸国。一年中，使者多则十余，少则五六辈，每个使者手下都带了许多人。这些使者并不见得像秦始皇所遣方士，一去不返，反带回许多域外风光，在沟通中外文化上都尽了很大的气力。一直到三国时代，吴孙权尚曾命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觅所谓禀州、夷州，虽没有什么结果，但史家都说鞍州便是今日的台湾。其后孙权又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将康泰通海外诸国，事皆见《三国志·吴志》。孙权之求鞍州、夷州，目的在于扩充版图，增益人口；也有点求神山及不死药的副作用存于其间，因为孙权晚年是颇讲究神仙丹药之事的。至于明成祖命郑和七次放洋，直至非洲好望角，中国声威遍于海外。“三保太监下西洋”至今尚艳称于我民众之口。这算秦汉吴孙以来最后一次了。至不藉政府武力为后盾，中国人自己到海外寻觅根据地者如郑昭之称王暹罗，罗芳伯之建国坤甸，张杰诸之开拓鸡笼，都是近代史上脍炙人口的史实。 我国以武力举行移民殖民交通异国之外，还有一种方式，便是通商。这无非出于民间私人的行动，规模既小，经历时间也甚绵长，但以构通中外文化的效果而论，反比政治力量为巨伟。因为移民仅能将我们文化带往别处，而通商则能将别处的带回本国。我们都知道商人贩贱卖贵，追求赢利，万水千山，无远不届；走私的时候，漏税偷关，又是无孔不钻，他们的足迹决不是政治力量所能阻止得住的。他们是货物的贩运者，同时也就成了文化的交互运输者，好像蜜蜂采取花中甜汁作为自己食粮，足上所沾花粉，传播于别的花上，却于无意之间替植物尽了雌雄花蕊交配的义务。古代立国地中海边的腓基尼民族专以航海经商为事，商船往来各国，成为古代民族相互间的介绍人。他自己虽未曾创造何等文化，然能取此族文化传之他族，成为文化的媒介者，地中海一带国家文明进步，实受腓人之惠；即欧洲古代蛮族之开化，腓人亦与有功。至其采取埃及象形与草书文字创造字母，一变为希腊文，再变为罗马拉丁文，成为今日秦西文字之祖，对文化贡献尤大。我中华民族虽居广衍丰饶的大陆，与腓人立国海边，舍经商无以自存者大异，而在商业上的成就却也不下于他们。《史记·大宛传》及《汉书·张骞传》言骞在大夏见蜀中的邛竹杖及蜀布，问他们怎样得来？他们回答说市自身毒。王恢遣唐蒙为使宣抚南越时，蒙于南越王酒席上发现了蜀郡的枸酱，问起才知道是蜀商由柯江贩到夜郎国，又由夜朗国贩到南粤的番禺的。武帝遂使唐蒙发巴蜀民工数万人凿山修道，以通西南夷，数年而工不成，乃罢。后又遣了许多使臣，从冉、驮、邛、樊与荏道，分向西南，探求身毒。使者们西出一二千里，皆为高山急湍所阻，不能前进。南则经夜郎、靡末、滇国及昆明迤西，困居滇国四年，亦复折返，竟不能达到身毒。身毒便是今日印度，在汉之西南，相去极远，中间又阻隔着许多崇山峻岭，所以使者们走不过去。但政府费了偌大气力所不能通者，商人居然能通之，并且通得神不知，鬼不觉。若不是张骞、唐蒙说破，我国史家还不知道有这件事呢？ 但我国商人所造成最大的功绩则为贩运蚕丝。丝为我国特产，极早时代便知育蚕抽丝，作为衣服，并且输出外国，今日欧洲考古学者如斯文赫定、斯坦因、贝尔格曼、科兹洛夫在克里米半岛的古希腊殖民地遗迹中及楼兰、波斯、北蒙古、额济纳河等地均发现丝的残迹，断定公元前五世纪时，中国之缯或已越帕尔米高原而至印度、波斯。及亚历山大大王东征以后，又经叙利亚人手输入欧洲、罗马人秉性浮华，尤爱中国之丝。中国之丝遂亦源源运往，大量倾销，其后竟引起罗马之通货膨胀，酿成大乱。西洋史家谓此赫赫有名一代大帝国之覆亡，由中国丝所引起之经济破产，实为其原因之一（皆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以商业而灭亡西方一大帝国，我国商人所造成的不但是伟绩，而且是奇迹了！ 笔者个人颇喜究心于中国文化来源问题，近代有些史家每言中国民族来自葱岭，最近逝世的吴稚晖先生亦曾言西北为文明摇篮，东西祖宗，皆在里海以东，走廊以西，各向东西散布，致有今日东西文明之世界（见最近《畅流》杂志稚老谈西北问题遗札）。在稚老遗札发表以前，法国人拉克伯里于公元一八九四发表《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谓中国民族来自巴比伦。其说初出，世界靡然景从，我国学术界亦起了甚大波动。蒋观云有《中国人种考》，刘师培有《华夏篇》、《思故国篇》，黄节有《立国篇》，章太炎有《种姓篇》，丁谦有《中国人种从来考》，皆为拉氏之说张目，而刘师培主之尤力，其所著中国历史教科书屡言不一，见刘氏遗著。但拉氏之说颇为牵强矫诬，难于成立，所以欧西学者如斯坦因、罗斯、贾儿斯皆著文痛斥，其后为拉氏之说者亦皆卷舌吞声，不敢再有所言。笔者以为中国民族是否来自两河流域，这是人种学、言语学上的各种问题，兹事体大，未便轻率讨论，但中国文化源于两河，或直接间接受其莫大影响，则确甚明显。譬如天文学上的黄道十二宫，日月五星的七政，世界各国皆受之两河；我们在很早的时候也有了一份了。昆仑与四河源于西亚世界大山的神话，传衍欧亚，我国在极早时代即有关于这个神山的传说。又“世界由混沌开辟”、“天地上下皆水”、“地上水与天上银河相通”、“大瀛海环绕大地”、“地分九州”、“大地之中心称为脐”、“国家首都或重要圣地居脐上”、“天地各有九重”、“人死则魂归死神所居之山”、“地府出入口如陷阱”、“神鬼之形皆如鸟类”、“亡魂须享血食”、“阴阳河”、“死者含钱买渡”、“指河为誓”，凡此种种，不可胜述。更有“洪水故事”、“十日故事”、“神魔大战故事”、“开辟以来分为十纪”之说；及“阴阳”“五行”所推衍出来的高深哲理。希腊印度各文明古国，或接受，或否，或接受以后，将其形式大加改变，难以认出原来面目，而我国则吸收得甚为完全，至今尚可和盘托出与两河流域文化互相印证。两河流域以时代久远，变乱频仍，所有文献尽湮地底，或归于澌灭，仅希腊古籍中保存少许，今日欧美考古家殷勤发掘，所得究竟不多。且以古籍文字每多残缺，意义又复渺茫，难于探索，所以他们对于两河文化的研究，成功实不能谓为彪炳。倘他们知道两河古文化全盘储藏我中华宝库中，将今日所得地下资料更证以我国文献，定有意外惊人之收获，而两河古文明的全貌定可早日复现于世间。再者“中国”一词，本源西亚，印度、波斯、天方、希腊，于极盛时也会至夸其国居大地中心，俨有“中国”之义，惜昙花一现，即归寂灭，而我们数千年来对外即用此二字为国号，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更正式定为国名，实为古今万国稀有之例，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无上的光荣。 我国与西亚距离如此辽远，而文化上竟能如此相通。想必都由于移民及商业上往来之力，否则这个哑谜怎样解释呢？ 英国诗人吉柏龄作了一首诗，大意说：东方自东方，西方自西方，二者永不见面，以后则将并为一家云云。吉氏此诗原涵有世界主义，但他认东西文明原来各成系统，却是大错特错，一般浅薄读者则偏偏牢记此诗前三句，对东方文明每生误解，由误解而生轻视，后患遂不胜言。有些学养甚佳的人，虽然钦佩中国文化，认为东方代表。但他们潜意识中总觉得他们文化源于希腊，比较高尚优越，亚洲文化则总不免简陋野蛮，他们中有一学者倡“我人皆希腊人”之说，极以作希腊文化子孙自傲。他们也承认希腊文化曾受两河影响；但他们却不知道，我们中国与两河文化之接触，更比希腊为早。我们同出一个大家庭，而我们中国实为文化的老大哥，希腊只能算小弟弟。我们是长房的子孙，欧美人只能算二房三房的苗裔，他们凭什么敢瞧我们不起？ 窃尝谓国际间彼此的歧视，由于血统之异者尚少，而由于文化之不同者实多。但若知道世界文化本来同出一源（此处所谓世界暂以具有代表性的几个古国如中国、印度、埃及、希腊为限），则世界人种虽有肤色之异，其实都是兄弟手足。以前不知道，是以不免彼此轻视、仇恨、而至于互相斫杀；现在知道了，则应当互相拥抱，喜极而泣。大家真像一家人般，守望相助，有无相通，和和气气过日子，共为增进人类幸福与世界文明之进步而努力。如此，则笔者“世界文化同出一源”的主张，对于增进各民族相互了解，或者有其涓埃之助吧。 我国文化来源久远，已如本文所述，这些文化分子虽因时过境迁，大部分不适用于今日，但源远流长，为今日世界各国所罕有。仅凭这一点也值得吾人自傲，何况它又是我们文化的基础，则我们更当加以珍视了。况笔者前文因曾说：中华民族乃是聪明睿智的人种，吸收外来文化以后，每能陶熔之，变化之，造成自己文明体系。自商周以来，我国文物已灿然大备，历代圣贤豪杰，智士哲人，又以其劳力和心血，一点一滴，抟造出一种笃实光辉，庄严伟大的中国文化，这是我们中华立国的基石，也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所以“抢救中国文化”实为我们当前最迫切的课题。 现代我国侨胞散布地球每一角落，盛况远胜于过去移民经商时代。目前沟通中外文化之责固无待于侨胞，但保护文化的大任，却又落在侨胞肩上。我们体念先民奋斗之艰难，中华文化创造之不易，必须群策群力，一德一心，使我们宝贵的文化永久延续于世界。当此民国四十三年新年来临，仅揭兹旨，以与台湾八百万军民及海外二千万侨胞共勉。 民国四十三年为南洋某报作自跋 此稿系谢幼伟教授主印尼某报笔政时来函索写，嘱对侨胞宣扬祖国文化事多作表彰，以励侨志而收侨心。此文对沟通中外文化事与笔者向来持论稍有不同，然中国移民通商，虽未能沟通文化主流，琐屑之功亦不可没，所谓沧海不遗点滴，始能成其大，泰岱不弃拳石，始能成其高也。收之本编，作为我屈赋研究补遗之一章。 民国六十五年于古都 选自《屈赋论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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