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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山路住了两周左右，初搬进去时的新鲜感觉，虽被时间略略磨钝，在大体上我总是很满意的。饮食可口而合卫生，驱使又有温良谨慎的工友。想看书阅报，出门没几步，便是山东大学的图书馆，馆长是我们苏州东吴大学的旧同事黄星辉先生，允许我有自由借书的特权。假如你想看书而又懒得连那几步路都不愿意走，可以开单子叫工友去书库里搬来，要不是这寓所里没有沐浴洗衣等等的不便利，叫我在这里住上一两年，也没有什么不愿意的。 自游燕儿岛，看见了山东大学的果圃以后，我对于将来的生活问题，又在脑海里凭空构成了一幅美丽的蓝图。简言之，我要有一个理想的居处，一个理想的归老之地。 本来衣食住行是人生四大需要之一，而无家可归，又公认为人生最大的不幸，如其你心坎里还保存一点同情的火焰，谈起某人连个托身之所都没有，总不免觉得可怜。耶稣一生周游天下，以传道为职志，不愿有室家之累，却也曾以感叹的口吻说过“狐狸有洞，飞鸟有巢，而人子无枕首处”的话。试问除了那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壮士，或者那飘泊成性，四海为家的吉卜赛民族，谁不愿有个安适而温暖的固定居处呢！ 从前我也像一般人的理想：在交通便利风景又幽静的地点，买上一两亩地，建筑一座小小的洋楼，绕砌有花，临窗有树，餐桌下有一匹温驯的猫，竹笼中有一只婉转善歌的金丝鸟雀。同主有这和平环境的，还有一男一女两个聪明活泼，玉雪可念的小孩。当我从外边归来时，他们就欢欣跳跃，到门前迎接我，张开两只小手索我吻抱。这生活的标准在现代的中国看来，也许要被人骂为贵族化，外国则一个收入略丰的工人和农夫都可以达到。我想我的理想，不算过分吧。可怜这点理想，实现还很难。第一，儿女的梦落了空；第二，理由多，说起来很不容易，勉强同自己开玩笑，只好说我命定的应当孤独一生，或者承认自己不适宜家庭生活罢了。一个人当过十年学生，又当过十年教书匠，老是寄居在公共地方，只须付出一定的膳宿费，什么都不用你操心，起居虽然不大适意，过惯了倒还可以对付。这样，一个细腻的女子，也会变成粗疏忽略、随遇而安的男人，何况我原不是细腻的女性？ 家庭果然能够给人以快乐与安适，但那油盐柴米的琐碎，那男女庸仆的驾驭，那宾客亲戚的款待，还有家庭里一切说不尽麻烦事，想来常会教我眉头起皱。倘使我不可避免地有个家，我愿意做个养家的男人，而不愿做司家的主妇。我的独立生活二十年，至今未嫁的朋友周莲溪女士以前曾同我开玩笑地说：她想找一个女友同住，这女友须具有贤惠、忠实、能干，对人又极细心熨帖的主妇的资格，既能像慈母一般爱抚她，又能像良妻一般顺从她。她把整个的家交给她而不愁她有外心。她在社会上受了刺激在她身上发泄发泄，而她能不记恨，能不出怨言。那女友顶好与她自己志同道合；不然便是个无儿无女，一无挂累的寡妇，我常笑她这理想大痴。不惟大痴，而且也太自私自利。要女友成为寡妇，就先有亏人道，何况还要她绝子灭孙，所以直到于今，莲溪这个女友还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还是公共生活，与我们这类人相宜。近日在某刊物上读到某先生一篇文章，介绍哈理孙女士（ＪａｎｅＥｉｌｅｎＨａｒｒｉｓｏｎ）对于居处的理想，觉得极有意思。她说：“在别方面，我却有公共生活的天赋才能。我觉得这种生活是健全、文明、而且经济地正当。我喜欢宽阔地却也朴素地住在大屋子里，有宽大的地面与安静的图书馆，我喜欢在清早醒来觉得有一个大而静的花园围绕着。这些东西在私人的家庭里现已或者即将不可能了，在公共生活里却是正当而且很好的。”哈女士也反对家庭的制度。她断定文化进步时，家庭生活即不至废灭，至少也将大大的改变和收缩。 听说外国大学生住在宿舍里，至少可拥有房子两间：一间作寝室，一间作书斋。教授也许可以得到更多的优待。所以哈理孙女士以八十四岁的高龄住在公共地方而不致感到厌倦。至于贫穷的中国，说来可怜，三四个人像猪似的被纳在一间狭小的笼里，是常有的事。就说可以单独占得一间房，膳食问题也难解决。以我个人而论，我对于住处马虎点不要紧，但叫我再去咽那硬如沙粒的饭，去喝那开水冲成的汤，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了。 问题还不止此。我们现在还可以工作，到处可以栖止；一到年龄迟暮，一切都做不动时，还有什么地方容你久居，那可有点难说了。我理想有种养老院，每人给他两间以上的房子，疱厕等则与人公共。饮食颇精美，像上馆子似的每人可以按着自己口味要菜，有公共的园林和图书馆以及一切娱乐。现代教会办的青年会似乎具有这样的好处，但食宿不能两全，又太拘束，不是爱自由的我们所能忍受。我理想的居处，恐怕始终存在理想中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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