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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大学的第一年，学校里铺天盖地的艺术团体招新的广告没有让我有过一丝一毫的动心。有一天中午，在中央食堂前花花绿绿的招贴中我注意到了一份不太起眼的启示：复旦剧社招新。记得从幼稚园起到小学、中学，学校里只要有文艺节目总是少不了我的，每逢元旦、国庆等文艺晚会主持人也大多是我。对话剧的喜爱是在中学时代就萌发的。那时我母亲有个朋友是话剧演员，她常带着我去看话剧演出，有时候他们排练也会带着我。我觉得那么多叔叔阿姨聚在一起或悲或喜大声嚷嚷的样子实在很有意思。我母亲的这个演话剧的朋友不是很漂亮，但风度很好，我那时老是学她说话和走路的样子，希望有一天能象她那样的风采。本以为报了名就可以进去的，没想到还要考试。报名的不少可剧社只招十个人。表演了一段小品，主考的老师说：你的普通话标准，声音也挺好听，形象也可以。于是我就成了剧社的一员。 真的排起戏来才知道排戏原来是那么复杂与辛苦的一件事。从接到本子的那刻起，就得反复地念台词，以至于熟到能倒背如流。不仅要记住自己的台词，而且还要记得别人的台词，以便很自然地接上。常常是一个晚上，一个剧组的人围坐在一起串词，练得大家口干舌燥，心烦意乱，导演还说：下次还要再来一遍。也在这种过程中我知道其实说话也是需要学的，而且还有很大的学问。很平淡的口吻也可以来表达很激动的情绪，同样的文字因声调的不同停顿的差异所产生的效果是迥然不同的。练完台词就要走台。一开始我们就象木桩子，被导演一会儿挪到这儿一会又挪到那儿，然后好象慢慢地从木桩变成活人，并且能够走着说话，再过一段时间总算可以带上表情了。 我演的第一出戏是与阙合作的一出短剧。演一对夫妇，他演一位医生，是位过于考究有点迂腐的书呆子，我演他的妻子。这是一出喜剧，可演员在演戏的时候是不能笑出来的，我常是演到一半不是忘词就会笑出声来。最后导演下了最后通谍：这次绝对不能再笑了！可排到一半我还是实在忍不住又笑了出来，而且感染了全组，连导演也被逗笑了。后来阙想了一个主意：想笑的时候就用牙齿咬舌头——痛得只想哭，再也笑不出来了！这出戏后来排的很不错，还有外校请我们去巡演。那次在华师大演出的时候获得了满堂的喝采。戏结束了以后有几个女孩买了饮料让人带进后台来，并附了一张纸条美美地夸了我一下，我觉得都被夸得要飘起来了!我把饮料分了一半给阙说是他的崇拜者送的，他也是一副自我陶醉的样子。演戏的人多少是有点虚荣的，明知自己不怎么样，可是在掌声与赞扬声中总还有点飘飘然的感觉。这一次，实在是让我们过了瘾。 最受苦的那一次演出是与阿俊搭档演的那一出《机器人的妻子》。戏讲的是在二十一世纪中期，人类的科技已经高度发达，一位相貌堂堂的公司经理一直希望找一位貌美贤淑的妻子。然后他找到了一家专门为为人介绍妻子的公司。该公司推荐的都是一些机器人妻子，机器人哪怕再先进也总是要出故障的，其中冒出了各种各样啼笑皆非的事。最后这位公司经理挑中了该公司的销售经理（即我饰演的这个角色），以为销售经理是个真正的人而不是机器人，没想到这位销售经理竟是一位高级智能型的机器人。演出的季节是在圣诞前夕，可我们必须穿着夏装演出。大礼堂里没有暖气设备，在开演的前一分钟还披着厚厚的军大衣，冲上台去的一瞬间舞台上所有的灯骤起，场里坐满了观众，一紧张竟全然不觉得冷了。戏演得还算成功。我忘了一段台词，于是自己编了一段凑上去，没有露出太大的破绽。谢幕的时候才感到冷得浑身打颤，为此得了重感冒，同剧组的几位女友也都生病了，我是最重的。我在寝室里躺了好几天才恢复过来。这期间我收到一个女孩写来的一封长信，谈的都是她对戏剧的偏爱以及看了我们这出戏后的感受，并且谈到不少中外名剧，希望我能与她共同聊聊话剧。可是我一直是高烧不退，居然把回信的事给忘了，后来病彻底好了却找不到那封信了。事后想想觉得有点负了别人的盛情，很不好意思。获得掌声的是我们，可是那些灯光、调度和舞美所付出的劳动是别人看不见的。剧社就象一个大家庭，彼此都是一些性情中人，对生活的热情特别高涨，大家处得很好。我们的社长老耿先生为人很好，就是脾气不好，性子急起来会骂人，虽然我从未被他骂过，可我很怕看到他训人的样子。 二年的剧社生活很随意地就从指缝间滑过了，它让我慢慢养成一种挑剔的眼光去看戏，甚至看一场普通的文艺演出。在剧社的那么多个日子里我才很具体地领会到一件很普通的工作，其中蕴含的劳动量也许是超出人的想象的。所以不可以轻易地去否定一件事，在我们还没有彻底了解这件事的全部内容时不要轻易下结论。真正的演员应该具备的绝不仅是一个良好的外形和一副动听的嗓音。 离开剧社的时候我很是不舍。那时候剧社正在筹措要排一场大戏，好象是莎翁的《威尼斯商人》。我一直希望有机会能排演莎翁的戏，很可惜我要离开校园了。我对剧社新招来的学友说：以后，我一定会来看你们的演出，我的鼓掌一定是最热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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