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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中期，当我进入法医学领域时，国际性法医病理学会议是难得开一次的。但自从空中旅行将所需时间大大缩短以来，我们差不多常在世界各地会面。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已经在各地召开的这样的会议上发表了演说，包括从斯德哥尔摩到布达佩斯的大多数欧洲国家首都；在远东，在悉尼、墨尔本、新西兰；在多伦多、纽约、新奥尔良洲、洛杉矶，以及加勒比地区、罗得西亚和南非……如果一个人在全世界有很多熟悉的法医病理学同事的话，世界就象一只可以轻易橇开的牡蛎一样。 再则，许多国家缺乏这个领域的真正专家，我曾被许多外国政府召请去处理各种凶杀案，包括塞浦路斯、百慕大群岛、巴巴多斯、圣露西亚市和其他加勒比岛；我还应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科威特、直布罗陀和维尔京群岛当局要求发表对案件的看法。邀请是如此殷勤，款待是那么慷慨，致使我无法对有一次(仅仅一次)连自费旅行都不让我入境，并且拒绝让我察看尸体的事件抱怨了。 这件事发生在葡萄牙。1959年2月，有个英国布莱顿市的牙科医生亚瑟·图里斯同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乘车出发度假。但到达里斯本附近格多斯溪他们下榻的姆克西多汽车旅馆时，这次度假却突然悲剧地结束了。安置孩子们上床后，图里斯夫妇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拉古什乌比杜斯的蛤肉和小牛肉，午夜11点回到了他们的单独的木造小屋里睡觉。第二天上午10点，一个侍女去敲他们的房门，中午再去一次，下午4点又去一次，都没有得到回答。她请来旅馆经理，后者强行进入房内。饥饿、疲倦而又困惑不解的孩子们告诉他，爸爸和妈妈“还没有睡醒”。经理很快就明白：他们再也不会醒来了。 图里斯四肢伸开躺在床上，只穿一套睡衣裤。他的妻子帕屈丽莎，则衣着较整齐，跪着靠在另一张床边。没有强行进入或翻箱倒柜的痕迹，也没有足以让警方怀疑谋杀还是自杀的东西。 阿马达地区检查官指令医官(相当于警察外科医生，不是病理学专家)检查尸体。除了两个尸体的脸上和衣服上有呕吐物斑迹外，他们没有找到损伤或其他有关死因的线索。在里斯本的英国领事列斯里·布列克韦尔打电话告诉图里斯的父母，并将孩子们用飞机送回国。《每日邮报》的记者哈里·韦福觉得其中必有文章，飞往里斯本，在那里他被告知死因是食物中毒：特别是拉古什的蛤肉。 韦福提出显而易见的问题：还有多少人受牵累？答复令他惊异。旅馆的不少客人吃了同一批蛤肉，剩下的由餐室职工包光了，然而连出现肚子痛的人也没有。一个名为詹斯·杜斯莱士的侍者告诉韦福，在图里斯死后他还吃了五只蛤肉说这些蛤肉的味道好极了，他健康得很。事有蹊跷、韦福得到旅馆经理的允许，巡视了图里斯住过的小屋，并试图发现他们在晚饭后到毙命这段期间里干了什么。经理指给他看尸体被发现时的准确位置。一个浴室毗连着卧室，其中一个人，显然是图里斯，在那里洗过澡。虽然水已放光，但浴盆里还留有水平面的标志，四根用过的火柴枝保留在水热器附近。图里斯夫人显然在浴室的脸盆里洗过袜子。这似乎就是他们做过的一切。他们的床没有被睡过。看来，—他们似乎是突然、急剧地同时发病，或其中一人还能够呼救。 回英国后，韦福与西瑞尔·普拉格内尔医生取得了联系，他是图里斯在盖氏医院时的同学和好友，普拉格内尔听过我上的法医学课，因此建议韦福，应该征求我的意见。普拉格内尔非常关心孩子们的前途，他们多半要受到双亲身亡的严重影响。图里斯在出发度假前，曾投保一万英镑的灾害保险。 无疑，他考虑到在国外时可能发生车祸或游泳失事，但保证金不止包括这些。保险证书用通常的措词对灾害死亡所下的定义是：“投保人遭受身体上完全的、唯一的、由于偶然的和可见的原因造成的暴力所致的伤害，这种伤害与任何其他原因无关，并导致他(她)的死亡”。这里并不包括食物中毒，保险公司对此作为疾病对待；但它又包括了下列一些危险，如火灾、建筑物倒坍，及其他可能使投保人在旅馆中遇到的灾难。但有没有这样一种灾害的证据呢？食物中毒是不大可能的，因为侍者和其他任何人都未遭害；但有呕吐，还有什么原因可以导致他们的死亡？ 食物中毒并不是引起呕吐的唯一原因，它也常见于一氧化碳中毒——一种非常突然和无声的杀人者——的晚期。我问韦福有关浴室内水热器的情况，显然是由丁烷气体供热的。供气筒是在浴室内还是在浴室外？——一在室外。有没有嗅到什么气味？——没有。水热器有没有烟道？——没有(啊！我激动起来)。浴室内通风一类设备怎样？——极少(我更加激动)。假如他们在浴室内就差不多被一氧化碳所征服，但又刚好设法蹒跚地走出来，他们能倒在尸体被发现的地方吗？——能，尸体的位置似乎刚好表明是那样。 由于旅馆燃烧气体的通风装置有毛病或不足所导致的一氧化碳中毒，肯定符合保险公司的灾害定义。 是不是葡萄牙医官们没有去寻找证据便立即作出错误的结论？没有任何政府官员愿意承认错误，尤其是对外国人，因此我们谨慎、机智地开始工作。我没有告诉葡萄牙当局，如同我经常向我的学生们所指出的那样，我们都将在我们的最后一餐饭后死去(但并不一定就推论是这餐饭杀死我们)；我也没有提醒葡方——因为无疑他们应该明白——这不是浮游动物会使蛤产生危险的季节。开始我们只要求验尸报告的副本。答复我们说，尸体已移到里斯本的法医学研究所进行检验，并且怀疑某种“毒素”中毒。在经过一些“暗示”后，我们被告知，检验已经证实，死因是由于食物中毒。但是研究所拒绝提供任何毒物、培养物、细菌或其他科学证据。在温和的压力下他们后来承认，图里斯夫人身上“存在有微量的一氧化碳”“但不足以致死”。 “为什么不是两个人？”我问道，“他们是一起的。” 很清楚，从尸检报告上看，葡葡牙专家们只取了内脏作分析，却没有取重要的血液和肌肉标本检验一氧化碳。显然他们心照不宣地采纳了医官在现场所作的假定，而一氧化碳气体的问题被完全忽略了。我几乎不能相信，调查工作是如此草率，因为我发现尸检报告记有图里斯太太两侧肺的情况。虽然好几年前她的一侧肺已被著名的外科医生布罗克勋爵切除掉，这已由复核他的记录而证实了。 我告诉普拉格内尔，葡萄牙给我签证后，我愿意立即去检查尸体和小屋。于是他和韦福飞往里斯本。在汽车旅馆，友好的主人为他们打开了图里斯的房门，他们检视了浴室并照了像。浴室非常小：长8英尺，宽4英尺6英寸，高10英尺。他们检查并试验了水热器，确信它没有漏气。但是，正如韦福说过的，没有烟道，浴室通风也非常不充分，只有半扇紧闭的小圆窗和一个小小的天窗。从他们提供的情况看，很清楚，自从悲剧发生以来，并没有检查过小屋的电或煤气设备，或检查过通风情况。 普拉格内尔成功地会见了法医学研究所所长，但是其他要求全被拒绝了，他们不许他检查尸体，取回标本、血液或肌肉，或询问葡方专家。最后，他转达了我的意见：死因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并询问可否让我检查尸体和现场。这引起里斯本一个检查官正式的、巧妙的反驳，说他的政府的专家早已“解决了问题”，而且，如果允许任何一个外国人核查警方的现场或验尸报告，那是违背葡萄牙法律的。我关于浴室内的煤气导致伴有呕吐的虚脱和死亡的意见被轻蔑地驳回，理由是我没有看到尸体或了解精心设计的分析，而这些都是发生在里斯本的。 精心设计？还不如说，是精心设计的不当处理——断言毒素和组织胺等等。证明一氧化碳的存在只要花2～3分钟，连能力一般的“实验室的学徒”都会做。 无论如何，葡葡牙当局的意见是决定性的，我没有被允许去里斯本检查尸体。为此，我亮出了一张王牌：死者家属通过正式的途径(不是我们的法医或新闻渠道)提出询问，葡萄牙政府可否让图里斯夫妇的尸体安葬在他们的祖国。当然，这个请求是不可能被拒绝的。 死后的第16天，两具密封在棺材里的尸体空运到希思罗，立即送到益氏医院我的验尸所，而不送去摈仪馆。同遗体一道送来一份检察宫的正式文件，最后结论是：“死亡原因未定”。而我只消几分钟就可以判定，而且是无可怀疑的。 尸体只不过是个空壳，所有器官都被拿走了，但那无关紧要。10分钟内，取自大腿的标本证明，一具尸体的肌组织液内含52%的一氧化碳，另一具含50%，推算血液内至少含有60%——这是一氧化碳致死的饱和度。但甚至在检验之前，我就确信我的论点是正确的。当棺材盖一被打开，我就确信了，我见到皮肤的特征性樱桃红色。为什么所有葡葡牙“专家们”都看漏了呢？仍是未解决的谜。没有别的，这只是福尔摩斯式的简单思考和推理的案件：观察一切事物，了解它的意义。 我让我的同事康纳德·蒂亚尔单独进行尸体检查，他同意我的意见。我的关于一氧化碳饱和度的数字进一步由当时的首都警察实验室主任尼科尔和英国空军医学研究实验室的弗利尔少校证实了。同时，丁烷研究所的主任化学家制造了浴室的实体模型，并安装了同样模式的水热器。他的实验表明，一小时内发生的一氧化碳可以积聚到0.28%浓度，“这个浓度”，他报告道，“能在半小时内致人于死地”。 我们将我们的发现通知了葡萄牙当局，并且邀请他们的专家来检查尸体、物证及我们做过的实验室检验。他们拒绝接受邀请，否认煤气中毒的可能性，并且详细阐述了他们的食物中毒的理论。 这对我或普拉格内尔或图里斯家属并没有什么为难。验尸官安·迈尔大夫(两具尸体是进入他所管辖的伦敦地区的)听取了情况后，便在南瓦克举行了公审。在他管辖的区域内所发生的一切不能令人满意的事情，他都有权这样做。我们的证据不但使这位精明的伦敦验尸官感到满意，甚至连为伦敦和兰克赛尔保险公司出庭辩护的律师也感到满意，该公司以前承受了图里斯的保险。听了我介绍的这些发现后，他告诉法庭，“任何合理的要求”都将会得到满足，不需要进一步的诉讼或费用。一万英镑在一星期内付给了图里斯的孩子们，是完整地全部支付给他们，因为卷入该案的任何专家都没有对他们的服务索取一个便士。 “一个顽强的英国人的胜利”，验尸官这样称赞道。哈里·韦福在《每日邮报》发表的报道最后一章里给予我一个令人愉快的称赞：“神秘的案件被一个端坐于千里之外自己办公室里的法医学家解决了。” 一个人不会为了获取奖章而帮助两个孤儿申张正义，但是我几乎不认为我应当被人申斥。在外交部高大的房间里，站在稍为陈旧但非常雅致的地毯上，也许帕麦尔斯顿勋爵曾经在那里派遣炮舰去给外国人“上课”。时代不同了，一个文雅的外交部重要官员严厉地指责我，他意欲送给“我们最老的盟国”一封情书。他冷冷地瞪着我说，麻烦的国际关系已经出现，好象这桩“可悲的案件”中，我在询问蛤肉的毒性问题之前就应当想到政治影响似的。难道我会愿意亲自写信给里斯本或是阿马达市当局，以助于修补两国关系间的裂缝？或是愿意由外交部草拟一份类似内容的信由我来签名？ 他的训诫只有一点我同意，这就是那桩案件的确是可悲的，因为一个葡葡牙的新发明，以超过英国标准的营业法典安全水平八倍的剂量，使一对无辜夫妇被杀，使他们的孩子们变成孤儿。正是因为外交部不希望这类评论出现在我的信内，所以我告诉这位官员，在这种欺骗勾当中没有我的份，就拿起帽子走了出来。 我被这个事件所困扰，因为在从事寻找事实真相的职业上，是不允许有任何欺诈或不诚实行为的。外交和政治上的因素都决不允许作为借口，用来阻挠或转移法医学鉴定人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设法寻找事情的真相，即使这样会损害谁的感情或声望也在所不惜。 一、两年后，在匈牙利召开的欧洲法医学会的一个会议上，我抓住了这次在布达佩斯偶然遇到的机会，在演说中谈了这个看法。第二天清晨，一辆大型黑色的俄国汽车来到旅馆，在一个司机和一个不祥的、面孔严峻的“同志”陪同下，我被带到市政厅去。市委员会主席用法文作了长达两小时的关于匈牙利政府在法医学服务方面的效率的训诫之后，我在后门被释放了，从市政厅的人行道上象一个不受欢迎的访客那样离开。我妻子看见我再次走入旅馆感到又惊又喜：在欧洲，有人因为发表了远比我少的议论就被拘留、审讯，并且被长期关在监狱里。 (郭朱明 郭景元) ------------------ 转自中鉴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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