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七月七日星期五早晨,甘瓦德·拉森很早就起床了。也不是太阳一出来他就起床了,这样也太早了些。这一天在瑞典叫做“卡拉司”,太阳会在凌晨两点四十九分就出现在斯德哥尔摩的地平线上了。
  六点半时他洗了个澡,然后吃早餐、着装。一个半钟头后,他已经站在索伦蒂娜区松加瓦根一栋小房子前的台阶上。埃那·隆四天前已经来拜访过这里。
  这是所有的事情都将会同时发生的那个星期五。莫里森再一次面对布多沙·奥森,这一次他们就不像上次那么热忱了。也许这就是他们逮到莫斯壮和莫伦,并破坏他们庞大的计划的时刻。
  但是在特别小组行动之前,甘瓦德·拉森心里有一件事情要先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他一个礼拜。那是他在一本闲书上看到的,也许只是件小事,但却很恼人。他现在想一次解决掉,同时也证明自己的想法是对的,而他也做了正确的结论。
  史丹·斯瓦根还没有跟着太阳起床。五分钟之后他才打着哈欠,忙乱地摸索着睡衣的带子走下来开门。
  甘瓦德·拉森口气还算友善,他单刀直入地说:
  “你对警方说谎。”他说。
  “我有吗?”
  “一个星期之前你两次描述银行抢匪,说他乍看之下是个女人,而且你还对他们逃脱用的汽车和坐在车里的两个男人做了详细的描述。你说是雷诺十六?”
  “没错。
  “星期一你重复相同的故事,仔仔细细地,向一个来这里找你的探员。”
  “这也是真的。”
  “还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就是你说的完全是谎话。”
  “我已经尽量描述那个金发女郎的样子了。”
  “是的,因为你认识其他看到抢劫犯的人。你也很聪明,想到银行里面的摄影机大概拍到了些东西。”
  “可是我肯定那个女的!”
  “哦?为什么?”
  “我也不晓得,但是我有一种本能,知道什么事和女人有关。”
  “不过这一回你的本能失效了。这不是我来的目的,我只是要你承认有关汽车和那两个男人的事是你捏造的。”
  “你为什么要我承认?”
  “我的理由与这件事没有任何关联,纯粹是我私人的行为。”
  斯瓦根已经清醒了。他好奇地看着甘瓦德·拉森,然后慢慢地说:
  “就我所知,提供不完整或错误的消息应该不算是犯罪,只要没有宣过誓。”
  “完全正确。”
  “这样的话我们的谈话是毫无意义的。”
  “对我而言则有些意义,我非常希望弄清这件事。这样说吧,我已经得到某些结论,而我想要确定那是正确的。”
  “什么结论?”
  “你为了自己的利益,编了一堆谎言去骗警方。”
  “这个社会中大多数的人只想到自己的利益。”
  “你不是吗?”
  “至少我试着不要这样。没有几个人理解的,就像我的妻子,那就是为什么我不能留住她的原因。”
  “所以你觉得抢银行是正确的?而且视警察为人民的天敌?”
  “差不多吧!是的,虽然并不那么单纯。”
  “抢劫并且射杀一个健身协会的主任并不是一个政治事件。”
  “不是,就这件事而言不是。但是你也可以用观念学的观点来看这件事,由它的前因后果来看。有的时候抢银行就是一种政治压迫下的产物,就如同爱尔兰发生混乱的期间,有时这种抗议是下意识的。”
  “所以,你的看法是,一般的罪犯都可以看作是革命分子,是吗?”
  “这也是一种看法,”斯瓦根说,“虽然一些所谓卓越的社会主义者不太赞同。你读阿特·朗克斯特的书?”
  “没有。”
  甘瓦德·拉森大概都是读朱尔斯·雷吉思和此类学者的书,目前则正在钻研宙斯的作品。然而这与这件事无关,他对文学的兴趣是基于娱乐上的需要,他对文学教育没有特别的喜好。
  “朗克斯特得过列宁奖,”史丹·斯瓦根说。“是以一本诗选,名叫《社会主义者》得奖的。他是这样写的——我记得是这样的:‘有时它是如此的无法令人忍受,以至连普通的罪犯看起来都好像是有意地在反抗这个悲惨的社会;他们就像是革命家……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无法忍受的。’”
  “继续。”甘瓦德·拉森说。
  “就这样了,”斯瓦根说。“朗克斯特是个笨蛋,他的推论非常愚蠢。首先,人民可以在不存有观念学的觉醒下就起身反抗他们所处的环境。第二,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的观点……根本毫无逻辑可言。人们为什么要抢他们自己?”
  甘瓦德·拉森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他说:
  “所以,根本没有什么灰棕色的雷诺汽车?”
  “没有。”
  “也没有什么脸色苍白、穿白色圆领衫的司机和任何穿着黑衣服看起来像哈普·马克斯的人?”
  “没有。”
  甘瓦德·拉森对自己点点头,然后他说:
  “事实是,闯进银行去的那个男人快要被捕了。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所谓的无意识的革命家,他是个利用资本主义做伪装,靠廉价的麻药和春宫图片维生,而且没有思想的无赖。他除了自己的利益什么都不顾,他根本就是个自私的家伙,而且他出卖了他的朋友以换取自己的自由。”
  斯瓦根耸耸肩。
  “这类事已是屡见不鲜了。”他说。“随你怎么说吧。但是这个抢银行的人只是个牺牲者,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我完全懂你的意思。”
  “你怎么猜到我说的都是谎话?”
  “你猜猜看,”甘瓦德·拉森说,“站在我的立场想想。”
  “你为什么非要干警察不可?”斯瓦根问他。
  “以前错过了一些机会,事实上我以前是个船员。无论如何,这都是好久以前的事了,而且以前有很多事和现在是不同的。这和我要的无关,现在我已经知道我想知道的了。”
  “就这样?”
  “是的,再见。”
  “再见。”斯瓦根说。
  他看起来非常害怕,但是甘瓦德·拉森没有注意到,他已经走进了他的车子,他也没有听到斯瓦根临别时喊的话:
  “无论如何,我发誓那是个女孩。”
  就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斯瓦·莫里森太太正在永科平区皮尔街上的厨房里烘焙面包。她那个放荡的儿子回家了,她要拿新鲜的烤圆面包和咖啡款待他。她完全不知道此时在一百八十里外,有一个警察用了一些不堪的话来形容他的儿子;如果她听到别人说她眼里的乖宝宝是一个无赖,她一定立即给那个人一棍。
  尖锐的门铃声打破了早晨的宁静。她把一盘刚解冻、圆溜溜的肉桂放在水槽里,手在围裙上擦干,然后穿着一双包到足踝的拖鞋匆匆跑到前门。她注意到现在不过是七点三十分,然后她向关着的卧室忧虑地望了一眼。
  她的儿子正在那里睡觉。她昨天晚上帮他在客厅的沙发上铺好了床,但是时钟的声音吵得他睡不着,所以半夜他叫醒她,要和她换床睡,可怜的孩子,他工作得这么累,所以需要好好地睡一觉;而她几乎全聋了,所以听不到时钟的滴答声。
  门外站着两个大男人。
  她没有听清楚他们在说什么,只知道他们非常坚持要和她的儿子说话。她试着解释说现在还太早,希望他们能够等他睡醒了之后再来,不过她说的话没起什么作用。
  他们很无情,一直说他们的任务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她只能不情愿地进房间去,轻轻地唤醒她的儿子。他用手肘撑起上身,看了看时钟。
  “你在搞什么?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一定要在半夜把我叫醒?我不是说我需要好好地睡一觉吗?”
  她不高兴地看着他。
  “有两个男士说要找你。”她说。
  “什么!”他从床上跳起来并且大叫。“你没有让他们进来吧,是吗?”
  莫里森知道那一定是莫斯壮和莫伦,他们一定是知道他出卖了他们,猜到他躲在哪里,所以来这里寻仇。
  他的母亲惊愕地摇着头,瞪大了眼睛注视他。他慌张地套上衣服,连睡衣都忘了脱掉,同时他在房间里打转,把散在四周的东西收进他的袋子里。
  “到底是怎么了?”她忧虑地问道。
  他扣上袋子的盖子,抓住她的手臂,声音嘶哑地说:
  “你必须打发他们走!告诉他们我不在这里,说我已经去澳洲,随便编个故事!”
  她根本听不见他在说什么,她发现助听器还放在床边的桌子上。莫里森偷偷地走到门边,把耳朵贴在门上倾听。没有声音,他们还站在那里等他,大概还带着一卡车的枪预备要宰他。
  他的母亲走过来在他的耳边悄悄地说:
  “什么事,菲利普?他们是什么人啊?”
  “你只要打发他们走就可以了。”他悄声地告诉她。“告诉他们我已经到国外去了。”
  “但是我已经告诉他们你在这里。我怎么知道你不想见到他们?”
  莫里森扣上他的夹克,抓紧他的袋子。
  “你要走了吗?”他的母亲失望地问他。“我帮你烤了一些圆面包,肉桂蜗牛的样子,你最喜欢的……”
  他转身面对她,怒气冲天地说:
  “你怎么还有时间唠叨什么肉桂圆面包,我已经……”
  他突然停了下来,仔细听着玄关里的动静。他听到有人在含糊的低语。他们要进来抓他了——或当场做了他。他冒出一身冷汗,眼睛在房间里四处寻找出路。他的母亲住在七楼,所以不可能跳窗子;而惟一的门就在玄关这儿,外面有莫斯壮和莫伦正在等着他。
  他的母亲正在床边纳闷,他跑过去说:
  “快出去啊!告诉他们我就过来,叫他们等一下,把他们带到厨房里去,给他们一些圆面包。赶快,快去!”
  他把她推到门口,然后自己背靠墙站着。她出去并带上门之后,他又把耳朵贴在门上。他听到一些声音。过了一会儿,许多脚步声向这边走过来。最后他们停在门外,没有如他所希望的继续走向他母亲放在厨房里的圆面包。他突然体会到“毛骨悚然”这个形容词的意义。
  一阵静默之后外面传来金属的声音,也许是枪上膛的声音。有人清了清喉咙,然后敲了敲门说:
  “出来吧,莫里森,我们是刑事局的探员。”
  莫里森打开门并呻吟了一声,然后就瘫在永科平刑事局侦探督察长赫费利的臂弯里,而那个探员正拿着手铐在等他。
  一个半钟头后,莫里森坐在飞往斯德哥尔摩的飞机上,膝上放着一个大袋子,里面装满了肉桂圆面包。他让赫费利相信他其实非常高兴能和他们在一起,所以他们没有再铐住他。他凝视着下方阳光普照的奥斯特高兰平原,同时嚼着圆面包。回想起最近所经历的一切,他感觉到一种平静。
  偶尔他把袋子推向身边的同伴,他的同伴每一次都难过地摇摇头。探员督察长赫费利对飞机有一种恐惧感,他觉得非常不舒服。
  飞机在十点二十五分整降落在布罗玛机场。二十分钟后莫里森再次进到昆斯荷曼的警察总部内。当警车开进城里的时候,他开始担心布多沙可能正等着给他好看。度过早上醒来那阵慌乱而好不容易放松的心情,现在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寒意。
  布多沙·奥森,还有其他特别小组部分成员,埃那·隆和甘瓦德·拉森,正不耐烦地等候莫里森的到来。在库尔保的带领下,小组里其他的成员正忙着准备下手对付莫伦那帮人的行动。他们计划了复杂的程序,需要仔细的配合。
  自从知道他们在防空洞里发现的东西之后,布多沙几乎高兴得发狂了。他整晚都不能合眼,尤其在这个重要的日子一天天接近的时候。他非常兴奋,期待这天的到来。他已经把莫里森放到他指定的位置上了——对莫斯壮和莫伦也是,只要他们敢做这桩他们所谓的大买卖。而如果这个星期五没有动作,那么当然就是下个星期了。就算如此,今天的行动也可以当作一次预演。一旦他把莫伦这帮人关起来之后,华纳·罗斯也就等于是瓮中之鳖了。
  一通电话打断了布多沙的美梦。他拿起听筒,听了三秒,然后大叫:
  “马上带他进来!”他丢下话筒,拍着手激昂地说:“各位,他来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甘瓦德·拉森低声抱怨,而隆不太热心地说:
  “当然。”
  隆非常清楚他和甘瓦德·拉森在那里主要是当观众的。布多沙喜欢有观众看他表演,而今天无疑是他表演的时刻。他不仅喜欢当主角,也身兼导演;除此之外,他还一定要让其他的演员至少换过十五个角色,他才会满足。
  布多沙现在坐在书桌后面那张审判椅上,甘瓦德·拉森则坐在靠窗户的角落,而隆在他右边,坐在桌子的边上。莫里森的位子在布多沙正前方,离桌子有一段距离,就在房间的正中央。
  甘瓦德·拉森正用火柴棒剔牙,同时狡猾地瞥了布多沙那一身可笑的夏装:芥茉黄的西装,蓝白条纹相间的衬衫,橘色底的领带上还有一朵绿色的麦克玛斯雏菊。
  在几声敲门声后,莫里森被带了进来。他的心情非常紧张,而布多沙房间里那几张熟悉的脸孔也没让他好过一点,他们全都板着脸。
  那个高大金发的家伙,甘瓦德·拉森还是什么的,让他觉得不是很和善的样子,他其实早就已经猜到会有这样的场面了;坐在那儿有个酒糟鼻的北方佬,他似乎也是个不好惹的人;然而更糟的是布多沙,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像个和蔼的圣诞老公公,现在却也满脸不信任地注视着他。
  莫里森坐在他们指定的椅子上,看了看房间里面,然后说:
  “早安。”
  没有人有反应。他继续说道:
  “你给我的证明文件中没有提到我不能够离开城里,地方检察官先生。而且就我的记忆里,我们也没有这类的协定,完全没有。”
  布多沙扬了扬他的眉毛。莫里森马上接着说:
  “但是我会尽可能地帮助你们。”
  布多沙倾身向前,双手紧扣搭在书桌上。他看了他片刻,然后温和地说:
  “真的吗,莫里森先生?你一定会不顾一切地帮助我们的。你真是太好心了,莫里森先生。但是现在我们不再需要你的帮助了,莫里森先生,不需要!现在该是我们替你服务的时候了。你先前对我们并不诚实,莫里森先生,不是吗?我们知道你承受了很重的压力,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安排这次小组会议的原因。所以你应该可以毫无负担、安心地对我们说实话了。”
  莫里森一副不解的样子,他看着布多沙说:
  “我不了解……”
  “是吗?如果我告诉你是关于上个星期五的事,那也许,莫里森先生,你就能了解了。”
  “上个星期五?”
  莫里森的眼神飘忽,在椅子里扭动着。他的眼光从布多沙身上移到隆那儿,然后再看着布多沙,之中还碰到甘瓦德·拉森那双冷峻、淡蓝色的眼神,最后他看着地板。房间里一片死寂。
  布多沙开口说:
  “上个星期五,也就是一个星期以前,是的!的确是不可能的,莫里森先生,你真的回想不起来当时你在做什么吗?无论如何,莫里森先生,你不会忘记那一天得到的东西吧?九万元不是笔小数目,或你根本不屑一顾?”
  “九万……什么九万元?我不知道哪儿来的什么九万元。”
  莫里森现在胆子大了些,而布多沙的口气不再温和,他说:
  “所以,莫里森先生,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莫里森摇着头:
  “不知道。”他说。“我真的不知道。”
  “也许,莫里森先生,你希望我说得更清楚些,是吗?”
  “是。”莫里森谦逊地说。
  甘瓦德·拉森坐直了起来,激动地说:
  “不要坐在那里当哑巴!你根本就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
  “当然他知道,”布多沙和气地说。“莫里森先生只是要让我们知道他到底有多聪明,这也是游戏的一部分。但是游戏就要结束了,当然他可能在表达上有一些困难。”
  “出卖朋友的时候就没有这些问题了。”甘瓦德·拉森不悦地说。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布多沙说,他探身过去,双眼凝视着莫里森。“你要我说得更明白吗?没有关系,告诉你也无妨。我们已经知道上个星期五抢韩斯街上那家银行的人就是你,而且我们有证据,所以你也别想再否认了。只是很遗憾的,你还在抢劫,这是相当严重的事,不用我说你也应该知道自己的情形不太好。当然你现在可以维持嫌疑犯的身份,不会被判死刑;然而结局不会有什么改变,你死定了!”
  莫里森脸色转为苍白,汗珠在他的额头周围渗出,他开口想要说些什么,但是布多沙继续说道:
  “我希望你了解自己所处的困境,再玩什么诡计也是枉然的,你能做的就是不要把事情搞砸了,现在就表现合作的诚意。我讲得够清楚了吗?”
  莫里森张着口,同时猛摇他的头,然后他结巴地说:
  “我……不知道什么……你正在说什么。”
  布多沙起身在莫里森面前来回踱步。
  “我亲爱的莫里森,需要有耐性的时候,我有用不完的耐性,但愚蠢是我怎么也无法忍受的事情。”他在暗示说他的耐性是有限度的。
  布多沙一边讲一边在莫里森和书桌之间来回踱步,莫里森再次摇着他的头。
  “我想我已经尽可能清楚地表达我的意思了,但是我再重复一次:我们知道,你,单独一个人进人韩斯街上的银行;是你开枪杀了一个男客户,而且是你拿了九万的现金逃离现场。我们知道这些,就算你否认也没有什么用。另一方面,你可能得到一些宽恕——不多,这是我必须承认的,但是在可能范围里一定有一些减刑——只要你俯首认罪,不要让我们太麻烦,并且表现一些诚意。你会得到最好的待遇,只要告诉我们相关的一切,像钱的流向、你逃离犯罪现场的方式、还有你的同谋有谁。好吧,我说得够清楚了吗?”
  布多沙停下脚步,回到书桌后坐下。他靠在椅背上先瞥了隆一眼,然后看着甘瓦德·拉森——接受他们无声的喝彩。隆的神情看起来很暧昧,而甘瓦德·拉森心不在焉地摸着自己的鼻子。布多沙原本期待看到他们用赞赏的眼神,对这一番简洁、心理学上的演说表达钦佩之意,他心想这是“先礼后兵”。他再次转向莫里森。
  莫里森用混合着怀疑和恐惧的眼神注视着他。
  “但是这件事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他激动地说。“我根本没想过要抢银行。”
  “现在不要跟我耍嘴皮子,你听到我说的了,我们掌握有证据。”
  “什么证据?我没有抢过任何一家银行,也没有开枪杀过任何人,这根本是无稽之谈。”
  甘瓦德·拉森叹了口气,然后起身走到窗户前站着,背对着房间。
  “用这种温和的方式跟那种人说根本没用。”他回过头来说,“一拳打在他脸上,他就会记得所有的事了。”
  布多沙挥了挥手要他冷静,他说:
  “等等,甘瓦德。”
  他把手肘架在书桌上,然后将下巴搁在他的手中,困惑地注视莫里森。
  “好吧,莫里森,这全都看你了。”
  莫里森两手一摊。
  “但是我真的没有做!我发誓,我发誓!”
  布多沙还是一副很为难的样子看着他。然后他弯下身去,一边拉开书桌底部的一个抽屉,一边说:
  “真的吗?我保留怀疑的权利。”
  他伸直背部,拿出一个绿色的美国军用肩袋放在桌上,然后以胜利的姿态看着莫里森。莫里森看着袋子,满脸惊讶。
  “你看到了,莫里森,我们全都知道了。”
  他把袋子里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拿出来放在桌上排成一列。
  “假发、衬衫、眼镜、帽子;最后一个,但最重要的,枪。好吧,你现在要说什么?”
  刚开始莫里森不解地看着那些物品,然后他的表情变了,他注视着桌子,脸色慢慢地转白。
  “什么……这些是什么?”他说。
  听他的口气,这些似乎还不能令他信服,他清了清喉咙,重复他的问题。
  布多沙丢给他无奈的一瞥,然后对隆说:
  “埃那,你可以去看看我们的证人还在这里吗?”
  “当然。”隆说,他起身走了出去。
  过了几分钟他走回来,在门口停了下来说:
  “还在。
  布多沙从椅子上飞出来。
  “很好,”他说。“那我们就可以过去了。”
  隆马上又离开了。布多沙把东西放回袋子里,他说:
  “走吧,莫里森,我们到另一个房间去,我们要做些时装表演,你也来吗,甘瓦德?”
  他抓起袋子冲到门口,甘瓦德·拉森在后面推着莫里森跟了出去。他们走到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里。
  这个房间和其他的办公室不太一样,里面有书桌、椅子、档案柜和打字台,墙上有一面镜子,面对墙壁的另一面。这面镜子就是窗户,所以从隔壁的房间可以看到这里的一切。
  埃那·隆正站在房间里偷偷地看着布多沙帮莫里森穿上蓝色的衬衫,在他的头上戴上金色的假发、帽子和太阳眼镜。莫里森走到镜子前面看着自己的影像不知所措;而隆在墙壁的另一头直视镜子后面那个男人,他很不习惯别人看不见自己的这种感觉。莫里森已经戴好太阳眼镜和帽子,每件东西似乎都很合适。
  隆走去带来第一个证人,一个女人,韩斯街银行的主要出纳员。莫里森把袋子背在肩上站在房间当中,布多沙对他说了些话后,他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走着。
  那个证人隔着玻璃窗看着他,然后看着隆点头。
  “看仔细一点。”隆说。
  “绝对是她,”出纳员说。“没有问题。我想她那个时候穿的裤子比较窄,这是惟一的差别。”
  “你确定吗?”
  “哦,是的,百分之百确定。”
  下一个证人是银行经理,他匆匆看了一下莫里森。
  “是她。”他的语调里没有丝毫的怀疑。
  “你必须仔细地看。”隆说。“我们不希望弄错了。”
  银行经理看着莫里森在隔壁房间走来走去。
  “没错,没错,我认得出她。走路的姿态、神情、头发……当然,我非常肯定。”他摇了摇头。“真遗憾,”他说,“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
  之后的那个早晨,布多沙都和莫里森在一起。但是直到一点左右他都没有招供,所以他就结束了审问。但是布多沙相信莫里森的说词终究会不攻自破,无论如何,这些证据要定他的罪已经足够了。他们允许莫里森请一个律师,然后他还是会被监护,直到被正式逮捕。
  考虑所有的事之后,布多沙觉得这个早晨真是快乐。他到福利社里点了比目鱼和马铃薯泥,很快地解决了午餐,然后以全新的精力让自己投入下一个工作:抓莫伦一帮人。
  库尔保已经结束了工作。主要的警力已经移到两个会受到攻击的重点地区:罗沙仑兹街和银行附近。
  机动警力奉命在这两个区域附近待命,同时避免自己过于引人注意。沿着固定的路线,一些车辆被安置在固定地点,以期能够快速地封闭道路——如果那些银行抢匪出乎意料地逃到很远的地方去时。
  在昆斯荷曼街的警察总部里只剩一些摩托车,停车场和车库都快空了,所有的车辆都派到城里的战略位置上。
  在关键的时刻,布多沙坐在警察大楼里,这样他就能够利用无线电随时掌握事件的动向,在逮到那些歹徒之后他也就能在这里等着他们。
  特别小组的成员都参与这次行动,且分配在银行四周,除了隆,他的责任是注意罗沙仑兹街的动静。
  两点钟,布多沙坐着一辆灰色“T”开头的富豪亚马逊车到处巡视。在罗沙仑兹街附近出现的警车也许多了些,但是在银行附近则没有丝毫受到监视的样子,而且警车的数量不会让人觉得不对劲。布多沙对这样的安排非常满意,所以他回到昆斯荷曼街等候那个关键的时刻到来。
  现在是两点四十五分,但是在罗沙仑兹街完全没有动静。一分钟后警察总部也没有任何消息。到了两点五十,银行也没有被攻击。至此事情已经很明显:这不是他们计划中的日子。
  为了安全起见,布多沙一直等到三点三十分才撤回所有的人。这表示他们多出一个星期的时间去改进所有的计划和细节。然而他们全部都同意的是,所有的事都依据计划进行,他们全都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时间的安排也不错,每个人都可以在正确的时刻到适当的地点。
  只有日子算错了。但是一星期之后,全部会重来一次,如果可能的话,还会更精密、更有效率。
  然后就是希望莫斯壮和莫伦真的会现身。
  而那个星期五,每个人害怕会发生的事全发生了。警察署长得到消息说有人准备向美国大使丢鸡蛋,或许在大使馆丢番茄或放火烧星条旗。
  安全警察对此非常忧心。他们的生活周围飘浮着一些酒鬼,一些危险的共产党员和到处放炸弹的暴徒,还有一些想藉此反对使用塑胶牛奶瓶及反对破坏郊区环境而让这个社会恢复秩序的野蛮人。安全警察的消息大概都是由马斯达莎等其他法西斯主义组织得来的,他们希望能和这些组织保持接触,如此便能够得到左翼行动主义者的一些消息。
  警察署长自己更是闷闷不乐,因为他知道一件连安全警察都还没有得到风声的信息:隆那·雷根正在国内。这个不受欢迎的统治者刚和女王吃完午饭,正从丹麦飞过来。他极有可能会到瑞典访问,而他的到访几乎无法掩盖得住。
  这是为什么当晚的越南游行示威,在最不适当的时刻发生了。数千人愤怒地抗议美国为了宣扬国威而对北越各堤防和完全没有屏障的村庄进行轰炸,这种行为简直是回到了石器时代。示威的人群中有一些人聚集在哈保加拟定抗议书,然后他们决议到美国大使馆门口递交抗议书。
  这是绝不允许发生的事。然而情况非常微妙:斯德哥尔摩警方的首长下班了,而防暴警察的头头也在度假;数以千计扰乱秩序的滋事者不断逼近城市中最神圣的建筑物:美国的玻璃宫殿。在这种情况下,警察署长作了一个改变历史的决定:他希望他能亲自将游行示威平和地解散。他将亲自领导队伍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远离危险的地点。这个安全的地方是休姆加登公园,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在那个鬼地方,他们将大声地读抗议书的内容,之后游行示威将被解散。那些抗议者本身是支持和平的,他们同意这些。队伍行进到卡拉维根,每一个可动用的警力都被派去监督情况。
  例如甘瓦德·拉森,他突然发现他自己正坐在直升机里凝视下方的人群。他们像一条蜿蜒的蛇一样,手里拿着越共的旗帜向北方缓行。他可以清楚地看见下面发生的一切,但是能做的不多,甚至根本管不到,而他也不想做什么。
  在卡拉维根和斯特尔街的交叉口,警察署长亲自引领队伍冲进一大群刚从市立运动场出来、情绪极端不满的足球迷中——他们对自己家乡队伍差劲的表现很不满意。两群人不断互殴,就好像是滑铁卢大战后溃败的军队,又像是教宗到耶路撒冷朝拜的情形。
  在三分钟之内,各类的警察从左、右方插入人群中,见人就打;足球迷、在休姆加登散步的人、和平主义者同时发现警棍突然如雨点般落下;骑摩托车的警察和骑马的队伍从人群中粗鲁地开出一条路;示威群众和球迷不知道为了什么开始打架,而最后穿着制服的警察还误伤了着便衣的同事。警察署长必须坐上直升机才能离开。
  他搭的不是拉森坐的那一架。经过这一阵混乱之后他说:
  “飞下去,该死!随便你喜欢停在哪儿,只要离这里越远越好。”
  一百个人被拘捕,还有更多人受了伤,没有人知道是为什么。斯德哥尔摩陷入一场混乱,而警察署长纯粹出于习惯地说:
  “这一切绝对不能让外界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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