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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几天,伊拉都在餐厅看见这个家伙,与其说是他盯着她,不如说是经常带着明显的兴趣看着她。
  “格洛利亚”是一家最普通的小餐馆。专横的黑手党从来不会在这里集会,也不会抢劫它。只有收费人一个月来一次,老板给他劈下一定数量的钱,大家就都相安无事了。白天,“格洛利亚”是咖啡馆,从8点到11点是餐馆,这里总是安静舒适,顾客很少,基本上是同一批人,认为在这里既能吃得好,花钱也不多,就在家门口,比眼看天就黑了还要忙乎做晚饭好得多。
  存衣室工作人员科里亚叔叔、餐馆服务员、小卖部服务员知道所有顾客的名字和他们的口味。伊拉也喜欢这家餐厅里弥漫着的那种家庭气氛,大家对她很好,给她些食物,态度和蔼。恰巧住在那幢由伊拉擦洗楼梯的十六层楼里的科利亚叔叔特别喜欢她,他每天遛狗时都看见她先是拿着扫帚扫街,然后拿着拖把和水桶擦洗门厅,到晚上又在“格洛利亚”。
  “你要累死了,”他叹着气说,“有谁见过——这样从早忙到晚玩命做三份工作。”
  他还不知道小商品市场……
  今天这个陌生的青年男子又一次一个人来到饭馆,坐在角落里,同以往一样,要了烤鲜鱼片,酒是杜松子酒。但是老的程序打乱了。伊拉正在擦烤圆白菜馅饼的烤盘,感觉到身后站着一个人。她扭过头去,看见那位顾客带着奇特的目光看着她。
  “您有什么事?”她不客气但是也无恶意地问。
  “没什么事。想跟你聊聊。”男子回答。
  “好吧,你说。”
  “你叫什么名字?”
  “伊拉。”
  “我是奥列格。可以只叫奥利克。那我们就认识了。”
  “好吧,认识了。现在你要什么?”
  “我什么都不要。我想问,你的脸怎么了?病了?”
  “我从小就这样,交易不公平。你问这干什么?”
  “问问而已。大概,你的生活很沉重,是吗?我看你每天晚上在这里像只蜜蜂一样,洗呀、擦呀地收拾。”
  “各人有各人的活法。你干嘛纠缠不休?”
  她背对着陌生人说话,一面没好气地擦着沾满油渍的烤盘。
  “你工作到几点?”
  “到做完所有的工作,几点完事算几点。”
  “你住得离这里远吗?”
  “就在附近。”
  “可是半夜里回家不害怕吗?”
  “害怕,”她终于微微笑了一下,“但是没有办法。没有人给我在家里做的工作。”
  “你愿意吗,今天我来送你?”客人出乎意料地问。
  “为什么?你想要我怎么样?”
  “我什么都不要,”奥列格又一次说,“让我送你怎么样?”
  “那你就送吧,”她冷淡地耸耸肩膀,“反正我不会邀请你上家里去。”
  “我也不会赖着要上你家里去。”
  他回到大厅里,重新端起杜松子酒。过五分钟,伊拉就把他忘了。直到11点钟之后,她到大厅里擦地板时才想起他。他那张桌子空着。“也算是护送人,”伊拉心里冷笑道,“跑掉了。说不定正躺在哪个姑娘身边……”她没来得及转完念头,因为从存衣室那边传来科里亚叔叔的声音。他在同什么人说话。伊拉留神听了一阵,第二个说话人的声音有些熟悉,好像是那个烦人的奥列格。
  在清理餐厅和盥洗室之前,她强制自己压下好奇心,依然平静地擦大厅里的地板。她拎起水桶和地板刷子走出大厅时,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看上去形象欠佳:陈旧过时的运动裤、洗得退了色的汗衫、蓬乱的头发、疲倦的面容。随他去吧。她必须工作。至于他不喜欢——让他滚得远远的。
  奥列格兴致勃勃地在同科利亚叔叔讨论足球或是冰球之类的赛事,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她。她有一阵觉得,他根本不是在等她,此刻只是在同存衣室看门人聊天,然后嘲讽地转动门把手——“拜拜,擦地板的公主!”或许他根本不是在等她,而是在等餐厅或小卖部的某个女服务员。她马上去擦盥洗室,暗中指望着,如果奥列格要走的话,至少不要当着她的面走。但是他没有走。半夜12点多钟,伊拉做完工作,把水桶和地板擦放进杂物房,向门口走去。科利亚叔叔抖响了钥匙串,“格洛利亚”夜间关门和早晨开门都是他的职责。
  伊拉走到外面,示威似的装作没有发现奥列格的样子,即使发现了,也完全不明白他干嘛站在这里。她听见他的脚步声就在身后,让她大感惊奇的是,他没有赶上她,只是在后面跟着。同逐渐增长的恐惧搏斗着,强压下转过身去的愿望,她走到了自家门口。
  “你是送我吗?”伊拉站在门厅口没好气地问。
  “是啊。”奥列格平静地回答。
  门厅边亮着一盏灯,现在伊拉可以好好打量一下他了。中等个头,当然比她自己高些,可爱而诚实的脸庞,穿的衣服很贵,虽然简单。牛仔裤看起来是普通的,汗衫和上衣也是,然而整天在服装中奔走不停的伊拉十分清楚,这种“普通”价值多少。
  “你到底要什么,护送人?”
  “想证实你平安到家,什么意外也没有发生。”
  “因为什么突然冒出来这份关怀?时间没地方打发了?”
  “有地方。充满关怀,”他突然笑了,“好吧,我走了,祝你好运。”
  他转过身,匆匆往“格洛利亚”方向走回去。伊拉只是觉得奇怪,因为去地铁完全是另一个方向,然后一想,奥列格大概住在附近什么地方。他每天来“格洛利亚”吃晚饭不是没有用意的。
  家里安静而清洁。新房客伊里亚斯刚刚搬来三天就外出办事去了,说要离开十天。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已经睡了,他的房间里没有灯光。伊拉把茶壶放到火上,赶快钻进挂着一面大镜子的浴室。
  这家伙为什么对她纠缠不休呢?事实上她这张脸能够漂亮一些。伊拉对他说的是实话,她从小就这样,因此她习惯了长满令人讨厌的粉红色丘疹的皮肤不健康的样子,大概,不习惯的人,看着会觉得不舒服。没有梳理的头发蓬得像一团乱麻,不,真的,他干嘛还纠缠不休?
  炉灶上的茶炊开始轻轻地响了,伊拉跑进厨房,趁响声没有大到吵醒别人,赶紧关上煤气。她不想打扰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打开冰箱,她忧郁地看清,除了人造奶油和两节小香肠,冰箱里什么也没有。“傻瓜!”她在心里骂自己,“阿尼娅给你留下了一纸袋吃的,可是你却忘记拿了。全都是因为这个傻乎乎的奥列格。”小卖部服务员阿尼娅确实给她留下了一只纸袋,伊拉记得里面有两个圆白菜馅饼和一节香肠。她心里因为奥列格而焦躁不安,就忘记了纸袋。
  自制的小香肠味道不怎么好,已经干枯发皱,引不起食欲,人造奶油也没有什么可抹,因为今天没顾得上去买面包。干完市场的活,立即赶到医院去看望两个妹妹,在那里逗留了很久,等她回来时商店已经关门。当然,买面包对于正常的人来说,在一天当中的任何时候都不成问题。卖新鲜面包的老太太们在地铁站呆到晚上10点钟。不过,她们的面包比商店里贵得多,她没有权力这样花钱。她有目标,她要按计划朝这个目标前进。她的一切乃至最少的零钱都得服从这一目标。连买面包多花一千卢布,都会推迟伊拉最终付清弟弟手术费的时刻。
  冰箱上放着一个漂亮的木制面包盘,那是伊拉给房客们用的,她自己的面包总是用聚乙烯袋包好放在冰箱里。这样在冰箱里不会发霉。而她又需要省钱。伊拉像个小偷似的向四周看了一眼,打开了面包盘,那里放着一大块面包和半节“索科尔尼切斯基”火腿肠。切一小块,行不行?
  不,她坚决地放下木盘,像挨了烫似的缩回手。她有生以来从没拿过别人的东西,即使是在学生宿舍。现在也不会。不错,她是一个粗鲁、没受过多少教育的贫穷的扫街工、清洁工,还是一个洗碗工,但不是小偷。
  伊拉给自己倒了一杯浓茶,放了一勺多糖,坐在桌子边的凳子上。屋里寂静无声,跟平时一样,在这一片寂静之中,她不喜欢并竭力从自己身边赶走的那些念头又涌了上来。她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是准的过错?母亲的?就是!自从出事之后的这些年来她就是这样认为的。不过最近以来,她的头脑里开始出现另外的想法。为什么母亲会突然精神失常?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让她受到这样强烈的刺激?要是她还保持着记忆该有多好……当她非常疲劳时,伊拉就开始为她在那个可怕的夜晚得以逃脱并且躲进邻居的家里而懊悔。让母亲把她也从窗口扔出去算了,也许那样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受罪。让自己也去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享受国家全额保障,也就不知道伤心了。起码,那要比她千方百计节省可怜的一点点钱自己养活自己强得多。如果后果更严重些,也就是摔死而已。那就没有任何辛苦和烦恼了。
  残疾人疗养院在非常远的地方,到那里去必须乘电气列车。娜斯佳·卡敏斯卡娅知道,伊拉·捷列辛娜的母亲从高楼上摔下地之后失去了记忆,她去看加利娜时大体上不抱任何希望。她到那个地方去更多的是遵循惯例行事。
  残疾人疗养院院长没有讲出一点娜斯佳感兴趣的东西,倒是马尔法小姐不失为一个有益的谈话对象。胖胖的马尔法小姐俗名叫赖莎,50岁左右,待人和气,几年前她出家进了离这儿不远的修道院后,一直无私地照料孤身病人。她对加利娜·捷列辛娜格外关照,因为人们对她说,加利娜致残之前,是个非常虔诚的信徒,笃信上帝。
  “只有女儿来看她,”修女告诉娜斯佳,“还有一个人关心加利娜,但是从来没有到她那里去过。”
  “是什么人?”娜斯佳警惕起来。
  “一个很有趣的男人。大概三四个月出现一次,每次都必定找我问加利娜的情况。”
  “他是谁?他如何解释自己对加利娜的关心?是亲属还是家庭的朋友?”
  “我说不上来,”马尔法护士轻柔地微笑着,“我有什么权利问他?他说,他跟加利娜已故的丈夫很熟,我只得相信他。但是我有个印象,他是个医生。”
  “您为什么这样认为?”
  “根据他提的问题。他对给加利娜服什么药,她有什么病感兴趣。您知道怪在什么地方吗?他从来没有给她带过任何东西,无论大的或小的礼物。只是找我问他的问题。”
  “就这些吗?”娜斯佳全神贯注地看着修女和善的圆脸庞。
  “不。”
  马尔法小姐坚定沉着地迎着娜斯佳的目光,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
  “还有什么?”
  “他请求我不要告诉任何人他经常到这里来,并为此给我付了钱。我用这些钱为加利娜买各种小用品:牙膏、肥皂、糖果、衬衣,自己一个戈比也没有花,你不必怀疑。”
  “这些情况您连她的女儿也没有告诉过?”
  “当然,没有。我许诺过的。说到底,这是加利娜自己的秘密,但是我有责任保守它。不过她不记得这个人。总的说来,她对发生不幸之前的任何事情都不记得了。”
  “您怎么知道她不记得他?您到底对她说过他没有?”
  “不,您怎么啦,怎么可以,他自己想证实她是否完全丧失了记忆,曾经在我带她到公园里散步时几次走过她的身旁。她对他毫无反应。”
  “兴许,他们过去不认识?”娜斯佳推测道。
  “可能。”马尔法小姐同意。
  “很有趣。这个人最近一次来这里很久了吗?”
  “三个星期之前。”
  “就是说,现在他不会很快就来。没关系,只好等着。马尔法小姐,我可以请您帮个忙吗?”
  “得看是什么事。”修女小心地回应说。
  “我给您留下我的电话,如果这个人再来,请马上给我打电话。不过,一定要马上打,而不是等他走了才打,好吗?”
  “我尽力吧。”她点点头。
  走访捷列辛娜的三个小孩娜塔莎、奥莉娅和巴甫利克所在的儿童医院的结果大出意外。一个陌生男人也经常到这里来,而且也非常关心孩子们的健康。三个孩子从高处坠地的后果各不相同,共同的只有一点——没有别人搀扶他们都不能行走。比如,13岁的奥莉娅停止了发育,现在的智力只相当于母亲把她扔出窗口时那个7岁小姑娘的水平。摔裂的骨头怎么也无法愈合,由于并发症和炎症不断又无法做手术,因此小姑娘至今都打着石膏绷带。17岁的娜塔莎情况相反,智力得以保持正常,她的目的性之强让医生们都大吃一惊——靠课本自学掌握了中学的全部课程。课本是伊拉带给她的。她几次想转到残疾儿童寄宿学校去,那里有老师。但是医生不同意,因为姑娘经常生病,需要治疗。一阵小小的穿堂风就能使她发烧,烧到差不多四十度,而且持续几天不退。除此之外,没有心脏起搏,一个星期也过不去。另外,主要的困难在于,奥莉娅和娜塔莎两人都对许多药物过敏,在她们住院以来,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她们可以或不可以用什么药。两个小姑娘的变态反应如此强烈,以致稍不注意就可能导致咽喉水肿引起窒息而死亡。在这种情况下,把孩子们交给别的机构是危险的。目前还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两个小姑娘一辈子算是完了。
  与拜访残疾人疗养院不同,陌生男人在那里只限于同修女小姐说话,而他到医院来则去看望两个小姑娘和小巴甫利克。因此娜斯佳立即请求带她去看娜塔莎·捷列辛娜。娜塔莎是个漂亮的姑娘,但是病态般的苍白,穿着特制的紧身背心坐在摆满了书的床上。除她之外,病房里还躺着五个未成年人,五双好奇稚气的眼睛立即一起投向娜斯佳。
  娜塔莎·捷列辛娜不论外表还是风度举止都不像自己的姐姐。虽然病得很重,她微笑着同娜斯佳说话,尽量表现出竭力追求留下良好印象的人们通常展现的礼貌。
  娜斯佳不由想起自己同伊拉惟一的一次会面,她指责一切,全不顾忌给周围留下什么印象。
  “萨沙叔叔是爸爸的朋友,”当娜斯佳问起经常来医院看望捷列辛家的孩子的人时,娜塔莎开始乐意地讲述原委。
  “萨沙叔叔姓什么?”娜斯佳感兴趣地问道。
  “尼古拉耶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尼古拉耶夫。”
  据娜塔莎说,“萨沙叔叔”就是那个大约一个月来看他们一次的尼古拉耶夫,除了给娜塔莎带书,别的什么也不给孩子们带。这个人从哪里冒出来的,他们不知道,至少在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他,也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他十分和善、细心,关注娜塔莎的学习成绩,甚至检查她如何解物理和数学题。他不吝惜时间,给她讲解中学课本中她没弄懂的那些章节。
  护士们也知道“萨沙叔叔”,但是她们指出,他对奥莉娅和巴甫利克几乎不感兴趣,大部分时间都陪着娜塔莎,同两个小的至多不过坐上十分钟。诚然,关于他们的身体状况他每一次都问得很详细。他长得什么模样?50来岁,一张讨人喜欢的脸,深色的头发杂有白发,没什么特征。
  “您知道吗,我们有时甚至觉得娜塔莎是他的女儿,”一位护士悄悄地对娜斯佳说,“大概,他同他们的母亲有过浪漫史,所以,他对其他孩子关心较少,而且仅仅是做做样子,以免他偏向娜塔莎一个会惹人注意。”
  看来,似乎她离真相不远了。至少,这个假设看起来完全合乎逻辑。如果加利娜·捷列辛娜正是同他在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家里约会,那么可以踏踏实实地放下这条线索。这件事情同阿尼斯科维茨遇害没有关联。
  但是,终归还是有什么妨碍娜斯佳彻底放弃对捷列辛一家的调查。这个“什么”就是神秘的“萨沙叔叔”对加利娜·捷列辛娜和她的三个孩子的身体状况始终不懈的关心。虽然一共有四个孩子,但是他只关心三个。他为什么不关心最大的伊拉呢?或者他最终还是关心她的?
  已故阿尼斯科维茨的宿舍那个门洞的所有居民都认识了米沙·多岑科的相貌,也知道了他的名字。他详尽地询问每一个人,无一遗漏,多岑科清楚地知道,很多人都认为“看见了”和“注意到”之间距离不大,人的大脑能把耳闻目睹的一切记下并且储存起来,但是必须善于选择记忆库的钥匙。成千上万的人看见一个走在大街上的人,之后却完全不正确地宣布,“谁也没看见他”。可以羡慕年轻侦查员的勤奋与毅力。总之,他到底查清了凶杀之前不久楼里来过一个陌生人。确切地说,不久前住进楼里的人们都没有见过他,不错,这一类人毕竟是多数。一个50多岁的男人,可爱的外表,深色杂白的头发,谁都没有从他的脸上看出什么特别之处,也就指不出任何特征来。正确的特征是鼻梁稍稍有点隆起。
  多岑科又一次访遍了在大楼里居住超过六七年,即在捷列辛家发生不幸之前往在楼里的住户。他的奔走得到了回报:一个房客想起,她不止一次看见过有这一特征的男人,但是在多年以前。
  这样一来,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一个在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家里与加利娜·捷列辛娜约会的男人,在加利娜和她的三个孩子住进医院之后不再到这里来了。从那以后过去了六年。在这六年中,那个男人经常出现在加利娜和她的孩子们身边,并且关心他们的身体状况。而不久前,在阿尼斯科维茨居住的楼里,人们又看见了他,之后就发现阿尼斯科维茨被杀害了。一个引人喜欢的故事,什么也说明不了。
  “直说吧,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说法。”当娜斯佳说完自己的残疾人疗养院和医院之行后,尤拉·科罗特科夫指出。
  “谁能做得更好,让他去做吧。”她耸耸肩膀。
  “但是这里漏洞太多,”尤拉气愤地说,“难道你自己没看出来吗?”
  “我看出来了,”娜斯佳并不气愤,她赞同尤拉的意见,“但是补漏洞总比束手无策地干坐着对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过早去世唉声叹气好。当务之急是查明四个男人是否是一个人:第一个同捷列辛娜约会,第二个到残疾人疗养院向修女马尔法小姐提了一大堆问题,第三个上医院探望捷列辛娜的孩子们并且对娜塔莎特别关注,第四个在阿尼斯科维茨遇害前不久才出现。外表描述如此模糊,可以比照着找出上百个年龄相当的男人。按照你所形容的我的经不起推敲的说法,一下子冒出多少取决于事实上有几个男人,一个,两个,三个还是四个。听清楚我的意见了吗?”
  “你的意见你明白,结果如何,你等着瞧吧。”科罗特科夫埋怨道,“我说,让我去过一夜好吗?”
  食道真窄,娜斯佳差点没让一口咖啡呛着。
  “怎么啦,你被从屋里赶出来了?”
  “不是被赶出来,而是我最好两天不回去。我恳求科良还跟以前一样,但是现在不方便,瓦莲金娜住在他那里。”
  自从科利亚·谢卢亚诺夫认识瓦莲金娜之后,尤拉·科罗特科夫就碰到了特别尖锐的“住宿冲突”问题。以往他到同事家去住宿没有丝毫不便,因为谢卢亚诺夫离婚后一个人住一套宽敞的宿舍。现在呢,来了个迷人的瓦列奇卡,使局面大大复杂了。问题不在于拥挤——他们可以随意分住在谢卢亚诺夫的三个房间里,而在于礼貌不允许尤拉打扰两个彼此相爱的人单独相处。与此同时,这种微妙不知为什么却没有延伸到娜斯佳的单间宿舍去。尤拉十分清楚,娜斯佳的丈夫眼下正出门在外,还是请求她给他一个栖身之地吧。
  “走吧,”娜斯佳点点头,“你可以睡折叠床。不过我那里没有吃的。”
  “没关系,我们在路上买,”尤拉振作起来,“同时我们可以预先排练一下明天业务会上的凄惨场景。我要直接看看,小圆面包,将如何为阿尼斯科维茨案件而让你我的脸面擦桌子。”
  “会是他正确,”她忧郁地补充道,“这么多天过去了,而我们还在原地踏步。”
  “啊,亲爱的,你不对,”科罗特科夫摊开双手,“我们也在调查抢劫动机,检查所有的销赃渠道,顺便说说,我向你夸一句海口,我给邻居们帮了大忙。定购阿尼斯科维茨收藏品的人我没有找到,但是我发现了向一位大古董商定购赃物的线索。同事们在那里全线布置了预防措施,敞开口袋等着小偷呢。可是你想想,如果这些小偷准备去杀害老板呢?到那时候,我,聪明的密探科罗特科夫,还会使我们免于一死。而你却不夸奖我,只是一味地责骂埋怨。”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啦,”娜斯佳大笑起来,亲昵地弄乱他的头发,“等着‘小圆面包’明天骂人吧,倒霉的事情不少呢。我一般是他旁边的天使。”
  他们坐进尤拉那辆奄奄一息的旧汽车,开到娜斯佳住的谢尔科夫斯科耶路。他们在家里很快用半成品做好晚饭,同时科罗特科夫还不停地埋怨娜斯佳不会理家。
  “应该加上点蒜和其他调料。”
  “蒜没有。调料嘛,大概有,但是我不知道廖什卡把它们放在什么地方。”
  “沙拉油你这里总该有吧?要是有沙拉油也行。”
  “好像没有,要到冰箱里去找找。”
  “瞧你,居然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没有什么。”
  他打开冰箱门蹲下来。
  “亲爱的大姐,你这里放着一锅汤!”
  “是吗?”娜斯佳真的吃惊了,“正需要呢,而我竟然不知道。那里头还有什么好东西呀?”
  “好像是剩下的烤羊肉。干酪也很多,你最近一次光顾这里是什么时候?”
  “去你的吧,科罗特科夫,别逗了,”娜斯佳挥一下手说,“我拿近处这一块,赶快吃完好睡觉。”
  “你这个怪女人,”尤拉谴责地摇摇头,“廖什卡辛辛苦苦为你做好了吃的,好让你不至于在他出差期间饿死,而你却在凑合。”
  “别给我起这么难听的绰号,要不我不给你折叠床,让你睡在地板上。好了,把汤拿过来,还真的要喝掉,否则廖什卡该委屈了。”
  没想到晚饭还很丰盛,娜斯佳同尤拉由于饥肠辘辘,一下子往肚子里塞进好多食物,已经撑得不能动了。
  “听着,”娜斯佳害怕地说,“我好像连站都站不起来了,贪嘴犯了个大错误。”
  “我们再在桌子旁边坐一会吧,着什么急呀?”科罗特科夫漫不经心地附和道,“廖什卡什么时候回来?”
  “再过三天。”
  “你想他吧?”
  “我?”听到这个推测,娜斯佳甚至连夹在指缝间的雪茄都扔掉了。
  “当然不是我。齐斯加科夫是你的丈夫,不是我的。”
  “不,不想。你也知道,尤里克,我从来不想。”
  “谁都不挂念?”他怀疑地问。
  “谁也不挂念。自给自足到令人生厌的程度。有时我觉得,我一般谁也不需要。一只自得其乐的小猫。”
  “阿霞,你有没有为你的自给自足害怕的时候呢?”
  “有的,”她笑笑,“经常有。但是我同这种胆怯作斗争。”
  “以什么方式?”
  “劝说自己,一切都归咎于我的工作占去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致我没有同任何人交往的愿望。后来,我有了廖什卡,他代替了我的女友、朋友、情人和所有的人。顺便说说,关于朋友,我和你都忘了给斯塔索夫打电话了。”
  “对呀!”科罗特科夫突然想起来,“我们两个马大哈,现在已经晚了,大概不便打扰。”
  “晚了?几点了?”
  “12点半。”
  “嘘,你,尤尔卡,你总是用你那些哲学思想骗我。好吧,早晨再打。去铺床吧。”
  她给科罗特科夫铺好折叠床,按照待客之道把冲澡的优先权让给他。娜斯佳钻进被窝,缩成一团,疲倦地闭上眼睛。但是睡不着。不由想到伊拉·捷列辛娜,虽然她没有过错,却命运不济,孤孤单单地活在世上。
  “不,我不明白。”她突然说出一句话来。
  “你不明白什么?”已经入睡的科罗特科夫不理解地应道。
  “什么都不明白。一个小姑娘苦苦挣扎,玩命似的干四份工作,竟然没有一个人想帮助她,要知道她的父母有朋友,那么这些朋友现在都在哪里呢?难道岁月把人都改变了?我不明白,尤利克,怜悯、同情还有普通人常见的恻隐之心到底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的心发抖?我记得很清楚,我14岁的时候,我们过的什么生活。假如我的家庭碰到什么事情,但愿不会,至少会有十个家庭帮助我、支持我,我不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也不会让我去住寄宿学校。可是现在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的世道是,你看见了捷列辛娜活生生的实例,金钱毒害腐蚀着人们的心灵。阿谢尼卡,文明世界生活在天经地义的观念中,一部分人,钱多,甚至太多。另一部分人,钱少,甚至没有钱。这是生活的正常潮流,对此不必大惊小怪。可我们的同胞们都是在大家的钱应该一样少的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所习惯的生活潮流突然被打乱了,而且突然得心理来不及适应。哪里见过这样的事,一个人的退休金只相当于一张市内电车票。而一个邻居却有三辆小汽车和两幢郊区房子,这位邻居上一趟超级市场买食品,就花掉三个老人的退休金。除了仇恨、嫉妒,对别人的不幸漠不关心和无根据地贪婪,这还能导致什么?”
  “是啊,大概你是对的。”娜斯佳沉思地说,“加上普遍缺乏信心:明天会不会被抢走一切?所以甚至富裕的人们也不从事慈善事业。担心明天政权更换,财源断绝,为了以后一辈子生活得体面,就要想方设法积攒得更多。即使如此,城里还是有一个人对伊拉·捷列辛娜的母亲、妹妹、弟弟极为关心。尤拉,这是为什么?他的关心从何而来?而他为什么不关心伊拉呢?”
  “听着,你给我出了道难题,”科罗特科夫抱怨地说,“你总是在该睡觉的时候冒出一串一串的问题吗?等我们找到这个尼古拉耶夫,一切都去问他。忍耐一下吧。”
  “对不起,”娜斯佳抱歉地说,“晚安。”
  她此刻已经确信,他们根本找不到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尼古拉耶夫这个人。当然,好在不是伊万诺夫·伊万·彼得罗维奇,不过本质上差别不大。
  卓娅与薇罗奇卡完全相反,不引人注目,历经坎坷,直到37岁了还是个待字闺中的老处女,她把自己受孕当做是上帝的恩赐,而看他就像是看一个至高无上的人,怀着难以言表的喜悦和高兴。尽管他是她未来孩子的父亲,可还是对他称“您”,与充满活力、精明强干的薇拉不同,她甚至从未提起过合法婚姻。
  他在卓娅身上用的是另一种方法,她需要每星期进行一次照射。他严格注意,不让两个女人在他的诊室碰面。
  “您为我做了这么多。”她在程序结束后边穿衣服边羞怯地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
  “别说蠢话,”他兴奋地嘟哝着,“这是我们共同的孩子,我应该关心你也关心他。你感觉怎么样?”
  “谢谢,很好。只是有些害怕。听说,在这个年龄生头胎很危险。您看,不会有事吧?”
  “当然。把这种忧虑从脑袋里扔出去。你是个正常健康的女人,一切都应该顺利过去,不会有事的。我每个星期为你检查一次不会白做的。”
  卓娅怀孕才三个多月,但是他对她寄予了最大的希望。二十年顽强不懈的努力,夜不能寐,与自己不爱的女人同居,终于应该带来盼望已久的结果了。如果卓娅不辜负他的期望,他就娶她为妻,作为对命运的感激。同卓娅的关系是一种资本,可以把它的利息倚为依靠直至终老天年。她将幸运地成为他的妻子,看来,她会宽恕他的一切,并且忠实地照料他后半辈子的生活。
  但是总的看来她说得对,37岁生头胎是件冒险的事。不用说,他关注着她的身体状况,不过要在妇产医院的严密保护下,让他们邀请高明的心脑科大夫,还有外科大夫。如果卓娅自己不能生产,就只好做剖腹产手术。卓娅本人不能冒险,孩子更不能冒险。小孩子应该用母乳喂养,否则一切都没有意义。
  “您很快要过生日了,如果我送您一件礼物,请别生气。”
  上帝,多么感人!他为什么要生气?恰恰相反。
  “卓尼卡,孩子,当然,我非常高兴你记得我的生日,”他温和地说,“但是,你不应该为我花钱,很遗憾,我不能像我应该和心想的那样帮助你,我自己挣钱不是太多,可是要知道我有家庭,妻子和孩子,这你是知道的。如果你买礼物送给我,我自己会难为情的。”
  “看您说到哪里去了,”卓娅嘟嘟哝哝地说起来,就像看一尊圣像似的看着他,“您怎么可以这样说,您什么也不欠我的。既不用帮助我,也不用给钱。我什么都不需要,我什么都有。这样您不生气吧?”
  他轻轻地拥住她吻了一下她散发着好闻的洗发水香味的头发。对待同他的每一次约会,卓娅都像准备第一次见面一样,洗干净头发,穿漂亮衣服,修剪指甲,尽管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所有的约会都照常在他的诊室或实验室里进行,少有例外。怀孕之后,她不再要求床笫之欢,不像年轻貌美、精力过剩、贪求欢娱的薇拉。她一般什么都不要求,除了默默地忘我爱他的权利。
  “你走吧,亲爱的,”他温柔地说,“我有很多工作。”
  他不是撒谎,工作的确很多。他计划给一家大型的科学杂志写两篇论文,尚未动笔,甚至病例材料都没有收齐。此外,桌子上上星期就放着一大摞学术专著手稿,别人送来请他写书评的,而他连翻也没有翻。还有他自己的一件工作,这对他比其他一切更有意义也更加重要。这项工作什么也没有带给他,既不能扬名天下,也不能获得金钱,更不为世人承认,因为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知道。当然除了他自己。他为自己的思想工作了二十年,直到现在,似乎接近完成了。只有成功才能给他安慰。甚至不会有一个人知道这一成果,随他去吧。如果他能够对自己说:“我做到了这件事。我证明了我是正确的。现在我能做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到的事情。”这就足够了。
  然后,就可以同那个沉默少语、容易满足、永怀感激的卓娅安度一生了。至于为了完成这一思想而犯下的过失,将不再烦扰他的良心。
  娜斯佳和科罗特科夫的顾虑并非多余。早晨的业务会上,绰号叫“小圆面包”的戈尔杰耶夫上校,又一次向整个反严重暴力犯罪处宣称,他没有特别偏爱的人。侦破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遇害案没有结果,得到了应得的评价,尽管我们满心希望,也不能把这一评价称为是令人满意的。
  “非常不好,”戈尔杰耶夫作了令人不快的结论,“散会。娜斯塔西娅,你留下。”
  娜斯佳靠在椅子背上等待训斥。她知道,维克多·阿列克谢那维奇当着大家的面,不会指责任何一个人,最激烈的言辞都留待单独谈话时才说,因此她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不错,让人惊奇的是,上校没有留下尤拉·科罗特科夫,也放走了米沙·多岑科。寻找替罪羊或者放狗咬“靠边的”都不是他的准则。
  办公室里剩下他们两个人时,“小圆面包”挨着娜斯佳在会议桌旁边坐下来,摘下眼镜,习惯地把塑料镜腿放到嘴里。
  “你谈谈吧。”他十分平和地说。
  “谈什么?”
  “谈谈阿尼斯科维茨案件。怪我,我忽略了这件案子,放松了监视,我曾经相信一切都围绕着收藏品和钻石。我早就该找你谈谈的。什么在困扰着你,斯塔谢尼卡?这个案件什么地方不对劲?”
  “全都不对劲!”她绝望地说,“我压根儿就没弄明白。”
  “嗯,这种情况并不少,”上校笑了一下,“十年来,我至少每个月听你这样说一次。”
  “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有些绝对荒谬的想法,而且检验它们的路子也未见得好多少。但是我自己应付不下来,我的锋芒很快会受到挫折。”
  “这样才像话,”上校点点头,“至少像一次实事求是的谈话虽然有关荒谬的设想我也听你说过一点。这种情况过去有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自我们认识以来有过二百次。你别唬我,更别让我大吃一惊,那是什么想法?”
  “根据熟悉阿尼斯科维茨的人的证词,她保守着大量的风流隐秘,她经常在家里安排幽会,幽会的主角是一些知名人物。糟糕的是,她把这些隐秘真的埋葬了。至少,同我谈话的人当中,没有人能说得出这些风流韵事中的一个角色。”
  “是不能还是不想说出来?”
  “我不知道,”娜斯佳坦白地说,“事实就是没有说出来。这些幽会者之中有一个人的行径尤为奇怪。我有有力的证据认为,他好像与谋杀有关联。但是怎样找到他,还没有想出办法。”
  她详细地向上司讲述了脸孔讨人喜欢的神秘男人。
  “因此必须有步骤地采取行动。首先要尽可能确认是不是同一个人。然后想方设法找到他。这有两个方法,一个保证通向成功,但完全是愚蠢的。”
  “谁愚蠢?”戈尔杰耶夫不明白,“是成功还是脸孔讨人喜欢的男人?”
  “方法愚蠢。是极其简单的意思,没有创造性。主要是要求大量的人放下工作,时间长短不定,肯定会相当长。我指的是在残疾人疗养院和医院设伏傻等,等他在那里出现。”
  “第二种方法呢?”
  “设法通过与阿尼斯科维茨相识的人找到他。这有细微的差别,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对于没有秘密在她掌握之中的人,阿尼斯科维茨也不是无所掩饰的。她最为亲近的三个人是前夫彼得·瓦西里耶维奇·阿尼斯科维茨,童年的朋友、收藏家伊万·叶利扎罗维奇·贝绍夫和知心朋友马尔塔·根利霍芙娜·舒尔茨,他们都没有享受过好客之家的服务。不过,如果找到在那里幽会过的人,那就完全有可能,恰好是这些人知道,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哪些人因为自己的风流韵事到阿尼斯科维茨的家里去过。我几乎相信,她对他们不至于如此滴水不漏。”
  “怎么如此有把握?”“小圆面包”的眉毛向上挑起。
  “这不是有把握,”娜斯佳摇摇头,“这是一种期望,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期望阿尼斯科维茨是一个正常的女人。渴望分享秘密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并不取决于是谁的秘密,是你自己的还是别人的。这种需求实现起来一般有两种形式:掌握秘密的人或者记日记,或者泄露秘密。实话告诉您,当查清阿尼斯科维茨的贵重物品没有被抢走之后,我马上就想到了日记。但是,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三个最亲密的朋友异口同声向我保证说,她从来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我认为,贝绍夫和舒尔茨对此可能不知道,尽管他们不知道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与她共同生活了多年的丈夫不可能不知道。就是说,她告诉过什么人。否则我只得承认,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是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头目,曾在专门的训练中心接受过相应的心理训练。”
  “你说什么?”戈尔杰耶夫亢奋起来,“这老太婆是个老牌间谍——这里有什么名堂。新思路。好吧,笑归笑,但愿你是正确的,斯塔谢尼卡。根据熟人讲的情况判断,阿尼斯科维茨是一个正常的乐观愉快、友善待人的阿姨,照这么说来,她的心理应该是正常的。带着自己的情妇上她家里去过的知名活动家的名单你有吗?”
  “问题就在这里,没有。不过这是她圈子中的人,是她认识的人,她同他们在社交活动、首映式、周年纪念会和宴会上见面。首先急需拟出一份尽可能齐全的这些人的名单,然后小心挑选出那些背叛夫人躲藏在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背后的人。在这些轻浮的情人之中,应该有哪怕一个人知道,这个脸孔讨人喜欢并同加利娜幽会的人是谁。也许,我们会走运,这个男人就在熟人名单上。”
  “明白了,问题难在哪里呢?”
  “难在他们不会同我谈话。您想想,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我去找一位前部长,并开始向他盘问那套房子的女主人的情况,就是他曾经在那里嫖过女人的那套房子,请原谅我的粗鲁。前部长会急着向我解释我的想象出了毛病;并把我赶出门外让我下不了台。那种以揭露某桩谋杀案的名义散布对自己有害的私人秘密的人,您这一辈子见得多吗?”
  “很少,”戈尔杰耶夫赞同地说,“就是说少得想不起几个来,甚至就没有过。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困难在哪里,怎样克服它我却不知道。有一个希望是,等拟好阿尼斯科维茨的熟人名单后,角色自己撞上门来。有一个推测,他是个医生。”
  “如果不来呢?”
  “到时候我要想一想。离这一步还早着呢,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暂时必须鉴别外貌。”
  “那你别磨蹭。我今天批准了米沙·多岑科的休假申请。”
  “怎么让他休假!”娜斯佳惊讶地叫了一声,“从几号开始?”
  “7月10号。没有安排好——只好怨自己。”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娜斯佳开始给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熟人打电话,跟他们约定见面。
  “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说没说过,有一个她几年没见的老熟人到她那里去过?”
  “记不记得在她的熟人中有个深色头发开始变白,脸孔招人喜欢的男人?”
  “阿尼斯科维茨的熟人中有没有接近医生的人?”
  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要问。至于回答能不能给这位迟暮的老妇被害的秘密泻进一线亮光,没有丝毫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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