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波里亚①·加依一九五五年生于旧莫斯科市中心，准确点说是从阿尔巴特广场开始，终于地铁“克鲁泡特金”站的果戈理街心花园。波里斯是一户殷实人家的独生子。这一家住着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在那些年里，它算是豪华阔气的。那座房子虽然陈旧，却坚固得出奇。
　　
　　①　波里斯的小名。

　　整个房屋是一位大工业家修建的。他将房间出租给一些有钱的阔人，这些人就一直住到布尔什维克到来。房屋的主人、住户，都像古老的家具、正门楼梯上的地毯、看门人以及阔人舒适生活的其他用品一样，消失得不知到什么方向去了。其实那方向倒还是可以猜想出来的。有的逃到了西方，大约一半住户死在内战时期和同革命敌人斗争的年代里，其余的则分散逃到了乌拉尔。大家都知道，俄罗斯是个辽阔的国家。
　　他们在这幢房子里共同过着正常的生活。波里斯的父亲出生在曾经住过女仆的一个小房间里。父亲名叫彼得·伊凡诺维奇，是人民敌人的儿子，但这个“敌人”却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位工程师，在机器制造业工作，因此他没有被消灭掉，而是受到直接“控制使用”，也就是说波里斯的祖父仍然当工程师，不过是在铁丝网内。大家都知道，布尔什维克也好，法西斯分子也好，在两种制度之下，都存在一个概念“有用的”。波里斯的祖父就是一个“有用的”人民敌人，他活到了平反，但孙子出生不久就死了。
　　在解冻时期①，也就是波里斯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突然出现在浪尖上，这一浪先是把他扔到了共青团的工作上，后来又把他抛到了党的工作里。对于党来说，波里斯的父亲是一位无人可以替代的人物。他勤奋、办事认真，没有一点自尊心和虚荣感，他知道自己的地位：对上热爱，对下轻视。他不以聪明出众，但也不很愚蠢。彼得·加依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出于良心而工作的，他从不炫耀遭到镇压的父亲的经历，认为他的恢复名誉是党的功劳。
　　
　　①　指斯大林去世以后的那几年。

　　波里斯的母亲，年轻时是个乡下的美人，是从喀山车站来到莫斯科的。她有中学毕业证书，被安排在建筑工地上。由于她的外貌引人注意，她没去爬建筑木料堆，而是负责订购衣服，和队长们卖弄风情。纳斯塔西娅·伊凡诺夫娜幻想嫁给一个莫斯科人。纳斯佳②的娘家人都在唐波夫省的穷乡僻壤里，所以这位姑娘是个典型的农村美女：黑眉毛，蓝眼睛，脸蛋绯红绯红的，拖着一条淡褐色的辫子。不知道是外婆还是老外婆在作孽，很可能是老外婆，只是纳斯佳虽然长相美、外表朴素，但人却很聪明，而且态度客气，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女人的外貌变得非常精致，有了内在的高尚气质。
　　
　　②　即纳斯塔西娅的小名。

　　如果一个乡下姑娘和阿尔巴特大街上地道的莫斯科人结婚，那么孩子出生以后，他们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就相互颠倒过来了。父亲是个典型的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可母亲却是一位英语教师。一个能读莎士比亚原着的漂亮女人，她看丈夫如果不是居高临下的话，那也是带有几分同情的。
　　波里斯的成长既不是依赖妈妈，也不是依靠爸爸，而是像许多城市男孩子一样，是自行成长起来的。他中等个子，身体结实，一张俄罗斯人的面孔，活像他外祖父和外祖母。他一心一意迷恋体育、音乐、女人。他学习是为了摆脱别人的纠缠。波里斯没在任何方面取得过显著的成绩，只获得过田径和拳击的三级运动员称号。弹过吉他，先是弹奏那些年流行的奥库夏娃的作品，后来是演奏维索茨斯基的作品。他喜欢喝酒，而且很能喝，知心的朋友他没有，但一般的男朋女友却多得不知其数。
　　波里斯中学毕业的时候，他父亲已经在旧广场上的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了。尽管彼得·伊凡诺维奇·加依只是一名普通的检查员，凡是记得当年情况的人都知道，中央委员会里一名最普通的工作人员，也是一位大人物。果戈理花园街上的房子，进行了改造，所有的套房都住满了人。彼得·伊凡诺维奇不想去住新的建筑，在原来的房子里得到了一套经过改建的三居室。
　　波里斯的房间，在门口左边，而父母亲的房间在里面，所以这小伙子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他没开后门，也没作重大努力就进了一所大学的法律系，过起了普通的大学生生活：平时蹓蹓跶跶，考试时拼命地干。他是相当不关心政治的，但与父亲的交往，与父亲同事们的交往，使这个小伙子产生了对政界的厌恶。他是个相当不蠢的现代青年，相当的厚颜无耻，自己的感情从不外露。他入过团，该投票就投票，该支持谁就支持谁，像他父亲一样，并不主动。直到二十岁那年，波里斯才开始显露出个性来。原来他是个非常出色的心理学家，喜爱权力与金钱。大家都知道，这两种癖好，多数男人都有。造物主给了他出色的观察力，善于理解他周围的人，并且具有一种青年人罕见的品质。波里斯敏锐地感到，所有的人都是不同的，每个弱者有强处，而公认的领袖也一定具有缺点。
　　他常常一连数小时听父亲和同事们谈话。这些党的“领导人”对小伙子的态度既嘲讽，又是庇护的。他们有时开玩笑说，你，波里斯，好好听着，学乖一点，别特别去钻，我们并不喜欢聪明人。你扫盲班一毕业，我们把你要过来，你就会成为聪明人、强有力的人，你可能会得到权力。权力并不在头头手里，头头只是一些人手中的玩具。真正的权力在中层人物手里，那些人不骄傲，但关系很广。波里斯赞同地点头，但心里却总要加上有钱人。你们的车子、别墅、特殊供应有一天总会收回去的，可巧妙地挣来的钱却会留下来。
　　请你们注意：波里斯·加依是在八十年代初这么议论的，当时谁也没有听说过戈尔巴乔夫，更没听说过改革，甚至联想也不可能想到的。他本能地有着预感，以后很久，回头想起来，生活中许多行为，而且是决定性的行为，他都无法解释。
　　大学毕业以后，父亲的一位朋友邀他去中央委员会工作。许多人对去区党委，更不用说去市党委工作，都只是一种幻想而已，可波里斯·加依对如此诱人的建议却加以拒绝，说他还不行，所以留下来读研究生。他当时就清楚地懂得法学硕士生本身只是一块空招牌。加依想成为一个大人物的助手。而要当助手，父亲的关系和学位则是有利可图的结合。年轻的硕士生被安排在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总务局工作。这是一个不大的职务，但很有油水可捞。波里斯·加依不签署分配物资的文件，但站在直接分发物资的窗口旁。在这里他对人的理解、关心成了他无法估价的品质。他能从领物资的人中嗅出：谁站的地位低，但处在向上升起的升降机中，而谁虽然现在地位高，但他的梯子正在往下走。他开始编织有用的关系网，收取礼物，大发横财了。领导很快就发现了这位年轻官员准确无误的嗅觉，开始邀请波里斯上他们的办公室去，在那里解决谁的请求应予批准，谁的应该缓批的问题。不久他们就给加依提供了一座不大的国家别墅，尽管按级别他是根本不可能有的。使大家大吃一惊的是，波里斯居然拒绝接受，理由是他不应该享有这种特权，而且他不希望引起同事们的忌妒。于是他在一个很知名的地区弄到一块地皮并被批准允许他自费修建一座别墅。两年以后，恰好是波里斯三十岁，别墅建成了。建筑管理局在获得紧俏物资方面有某些优惠，于是年轻的“主人”便想方设法弄到优惠，在那块地皮上又修起了车库和浴室。
　　这点财产在今天并不会使任何人吃惊，很可能引起的只是嘲笑，但十年前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母亲对儿子的活动持嘲笑态度，甚至是蔑视的，她开玩笑说波里斯像他外祖父，成了积钱的人。她在外交部当翻译，陪伴代表团，不仅离自己乡下的根越来越远，而且离俄罗斯也越来越远，正在逐渐变成外国女人。波里斯的父亲已经年近六十，他担心地想到退休金，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改革还没有开始，昨天还被当成刑事犯的人开始抬起头来了，甚至浮到了表面。波里斯的性格在此以前已经完全形成。特别重要的是他的教育程度高，人聪明，心平气和，在同龄人当中，他的突出之处是不慌不忙，遇事思考。他不急于马上切下一块肥肉，因而不仅受到实业界人士的尊重，而且也受到老练的党务工作者的尊敬，他们已经感到新时代的突然到来，心情烦躁，无法给自己找到位置。
　　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安德罗波夫死了，不久登上宝座的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了，但它以失败而告终。鲍里斯①在随从们的簇拥下，登上了宝座。
　　
　　①　即现任俄罗斯总统叶里钦。

　　我们感兴趣的是一个人的命运，即今年四十岁的波里斯·彼得罗维奇·加依的命运。五年来他在大量涌现的新俄罗斯人中，走马灯似地经常变动的部长们和漂浮中拼命坚持的党务工作者之中，虚与委蛇，曲曲折折地走着。尽管嗅觉灵敏，波里斯还是不知道往哪里靠岸好，生活与形势变得实在太快了。党瓦解了，连牢不可破的克格勃也四分五裂了，纷纷化为一些相互敌对的集团。经验告诉波里斯：千万不要依附于任何人，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装进一个筐子里②，特别是在今天。他并不羡慕那些在短期内成了百万富翁的朋友，确切点讲，是熟人，而不是朋友。俄罗斯过去一直是中央集权很强的大国，而且有着非常强大的警察机构。他认为不论我们被抛到哪里，被扔向何方，我们终归还是要抛锚的。到那时，成百上千万的财产就会被没收，财产的主人会被关起来，要不就得奔走他方，浪迹天涯。波里斯本来是有机会去参加搞石油的，但他不走运，头头们慌了张，多数离开了，一些陌生人占据了他们的位子。不过他还是乘机捞了几大把，在远处的一家银行里开了个户头，并决定暂时把这笔钱忘掉。有一些人对他很了解，他们重视波里斯·加依的意见，定期向他请教。这时人们才发现他不仅能够给他们出主意，而且可以参加谈判。与仲裁法庭不同，他能很快地找到使争论各方，甚至是敌对各方都很满意的解决办法。加依在一家国际康采恩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立足之地，在那里当上了一名普通律师。绝大多数的工作人员没有注意波里斯·加依，没有认真地把他当官员对待。这反而使他感到很满意。他转手收取佣金，却不交税，过着平静的生活。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没有预见到的事。康采恩的一个可靠的伙伴借去了几百万美元，使它处于破产的边缘。加依被请进了总经理办公室，人们向他详细说明了情势，然后提出一个崭新的问题：“怎么办？”波里斯没法回答，要求考虑两天，说完就乘车到郊外公馆找债主。
　　
　　②　意思相当于汉语中“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

　　谈判持续了一天一晚多，中间只有睡觉和吃饭时才中断一下。一个巧妙而又简单的办法很快就找到了。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里，这样的骗人勾当马上就会遭到揭露，可在俄罗斯它却安全无恙，平静地过去了。诚然，对一方来说结局是很悲惨的，但它却把波里斯·加依的威信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他们周密考虑的骗局，其实非常简单。愈是简单、愈是规模巨大，在俄罗斯反而容易成功。你们回忆一下三M公司①的广告案，就会深信不疑的。
　　
　　①　这是1995年轰动俄罗斯的一次大诈骗案。

　　受到破产威胁的康采恩把所有的现金都转到了波里斯·加依几个老板的账上，当然没有忘记他本人。此后债主去向中央银行提出巨额借款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便宣布自己无力还债。数以百万计的小额存户便被弄到了没有裤子穿的地步，可他们却一边在法律上办理破产手续，一边分赃。
　　一切都是按预先的设计发展的；在一个阴雨的早晨，银行的行长在他自己的汽车里被炸，随后的大火烧毁了两个康采恩之间进行交易的全部文件。了解这次行动的人中，有谁会相信波里斯·加依对于所发生的事没有责任，与爆炸没有任何关系呢？谁也不会相信，而且会作出正确的结论。如果可以对一个人的死、对其他一些人的痛苦进行嘲笑的话，那么最可笑的是：波里斯·彼得罗维奇没有雇佣杀手，而且对于已发生的事，还是从报上知道的。
　　波里斯·加依的两手是干净的，所以他经常良心无愧地生活在世界上，而在这次事件中，他更是如此。他不去上班了，决定装病、等待。一天以后，老板打电话来了，这次他没让秘书打，而是亲自拨的电话。
　　“贵体如何，亲爱的波里斯·彼得罗维奇？”他很客气地问道，但加依却感觉出了老板的声音紧张。
　　“老板相信是按我的指示把对手搞死的。”加依明白了，停顿以后，他回答说：
　　“医生们说我得的是高血压症，我自己也觉得很不好过，很虚弱。不过我很快会好起来的。”
　　“您听说出了一场大不幸的事吗？”
　　“我在报上看到了。很可怕。今天的财经工作者，就像埋地雷的工兵，只能错一次。老板，您该晚上来找我，我们有话可谈。母亲在国外，父亲住在别墅里，我一个人在家。”
　　主席没有作声，他在等待类似的提议，但直接提出要他来，又觉得太厚颜无耻了。
　　“您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加依讨好地说，“我们有必要谈谈。如果我们坐进您的办公室，就会有人来作不必要的谈话。我们本可以一起去某个地方吃饭，但如果被人发现，就会把我们当阴谋家，而莫斯科其实是个大村子，很容易被人瞧见的。要是上级首长去看望一个生病的工作人员的话……”
　　“对，对，那是当然，”老板打断他的话，“七点左右。您不是住在街心花园路吗？”
　　加依口述了他的地址。为了准备接待高贵的客人，波里斯擦去了客厅里的灰尘，拿出母亲从国外带回来的桌上用品，准备了一顿极好的晚餐。他觉得自己容光焕发、精力充沛。不知怎的，他想起了莫泊桑笔下的英雄杜·洛阿。但似乎在他、波里斯·加依和漂亮的冒险家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企图回想起那位文学英雄保护人的名字，又没想出来，于是转到了当前的谈话。虚荣与对权力的渴望，近几年已经成了他所固有的东西，原来隐藏在心的深处，现在露到外面来了。但他很清楚，必须对这些东西加以控制。
　　老板是个很认真的人，他七点正准时来到，很克制地问好以后，把住房仔细打量了一番，说：
　　“过去建房，很讲究它的坚固性，可以住上几百年的。您没搬到新房子里去，是做得很正确的。令尊是在工作，还是已经退休呢？”
　　“他在一家经营不动产买卖的公司里当顾问。”波里斯把客人引到浴室里洗手，邀请他入席。
　　他们两个没有喝酒，但主人斟了两小杯伏特加，把自己的一杯举起来，说：
　　“让我们纪念上帝的奴隶，他是一个好人，而且是个不错的伙伴。”加依一饮而尽，觉得老板的目光紧盯在他身上。他把鱼子酱放进夹心面包里，问：“我们今后怎么生活呢？”
　　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许多东西取决于老板的头几句话。如果他默认保留公司的资本以后，加依已经成了新的代表，那是一回事；如果老板装傻，那谈话就困难了。加依不打算把自己的有利地位交出去，尽管偶然得到的这笔财产的具体数目，他并不清楚。
　　“有什么建议？我准备洗耳恭听。”
　　虽然这答复是非常自然的，但加依却暴跳如雷。他把刀子放在盘子上丁当一敲，挑衅性地望了老板一眼。
　　“我几乎已经把亏损减少了四分之三，”他心平气和地低声说着，但清清楚楚说出每一个字，从而赋予这些话语以特殊的意义。“不幸的事件，”加依既不是演员，也不是导演，停顿是偶然的，但相当使人感到惊恐不安。“不幸的事件，”加依重说了一遍，不由自主地加强了它所产生的效果。“大大改变了情势，您个人发了一百多万美元的财。”
　　“是八十五万，”老板一边纠正一边擦他汗淋淋的前额。“靠牺牲一个人的性命去发财，是不道德的，不过我甚至无法用这些钱去还清死者欠下的债。这会引起不必要的议论。某些贷款人的神经会受不了的，所以……”他摊开两手。
　　加依在这里下了一着虽是临时想到的，却是非常厉害的棋。他站起身来，画了一个很宽的十字，说：
　　“我们大家都是走在上帝的下面。”接着又画了一个十字。
　　老板面色苍白，惊呼：
　　“我真的不能还钱，不是我们的谈判结果谁也不知道吗？侦审开始了，我站在一旁，因为死者在临死前还清了他欠我们公司的债。我为什么要钻出去解释，从而承认这桩非法的交易呢？”
　　加依明白，他已完全掌握了主动，所以对愚蠢的问题不打算回答。他斟上第二杯酒，同客人碰了一下杯，说：
　　“我们为活人干杯，祝他们走运。”加依没打算进行威胁，一切听其自然。他说的是他内心里的话。
　　“为你的健康干杯！”老板想报以挑衅性的回答，但声音不听话，抖了一下，结果相当滑稽。
　　“也为我的健康干杯，健康不会对任何人有害。”加依决定把形势说清楚，继续说道：“我有一些开销，可又没有时间同您商量。”
　　“多少？”
　　“二十万。需要现金，我的借款人在银行里没开账户。再说您也明白，今天把付这样的钱曝光，是很危险的，可能会发生不正确的理解。”
　　“好，我来办。”
　　“不行，您用自己的名字把钱取出来，再转手交给我。”加依已经在公开地谈条件了。虽然对凶杀事件一句话也没直接提到，但结果却是加依承认了：他直接参与了消灭对手。
　　正事他们不谈了，开始讨论政治新闻，当然包括即将举行的杜马选举。老板说有人建议他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但具体提谁，他没说出来。加依回答说，这事很烦人，要求大量的花费，既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肉体上的。
　　他收起装热菜的盘子，拿来了咖啡和白兰地，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就撒谎说，他已收到与某一政党集团加盟的建议，显然他想起了父亲的功劳，但他，加依，暂时还没有答复，很可能他会拒绝。
　　老板呷了一口咖啡，烫了嘴，差点说于今许多刑事犯罪分子正在往杜马里钻，但他忍住了。他清楚懂得他在公司里拥有无上权力的时代，已经过去。加依是个认真的人，对他必须重视。主人似乎听出了客人的想法，于是心平气和地说：
　　“老板，我的意见是，我们应该客客气气地分手。两只熊是没法在一个洞穴里过冬的。二十万现金您马上拿出来，我在公司里的那一份，您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付。我在组织我自己的事业，以子公司的名义作幌子，得有您的直接参与，以后您就退出来。那样一来，您我就算两清了。”
　　“什么事业？莫非那是秘密？”
　　“不是什么秘密，我想买下一家赌场。原来的老板与当局的关系搞不好，打算廉价出让。”
　　“搞赌场，那纯粹是刑事犯罪。”
　　“这是一般人的看法。在西方，赌场的老板是很受人尊敬的人。这一切我们会不慌不忙地干，等环绕着凶杀案的风潮一平息、侦查进入一般的官方轨道以后进行。”
　　“波里斯·彼得罗维奇，您对自己的哪一份怎么估价呢？”老板不知不觉地已经对他以“您”相称了。
　　加依只是笑了一笑回答：
　　“您委托会计算一算吧，一切都应该合法，同时考虑到通货膨胀和每天的盈利。我已经说过，您把这笔钱作为合伙人投入我的事业中。老板，顺便说一句，我建议您认真考虑一下个人的保卫问题，如今可是很不太平啊。”
　　波里斯·彼得罗维奇·加依的生活，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他还一句也没提到他退出公司的问题，昨天还同他平等相待的同事们现在都避开来，纷纷尊敬地叫他的名字和父名了。他把所发生的变化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于是开始对同事们冷淡起来了，在大庭广众之中摆起一副官架子，但同朋友们单独在一起时，仍然讲笑话，对公司里多得要命的漂亮女人，散布流言蜚语。
　　他与赌场的老板恢复了谈判。在这里等待他的是出乎意料的巨大变化。老板出人意外地同意作出重大让步，这是不久前他都不希望听到的。加依警觉起来了，以为地方上的黑手党向赌场收取过分沉重的税金，新老板会连同债务一起得到赌场。加依既不愿意背上别人的债务，也不愿意同地方势力作战，所以他马上宣布：
　　“亲爱的，”赌场老板是高加索族人，所以这样称呼是完全合适的。“在我们去银行和找公证人以前，我希望同地方当局认识认识，不但要与警察局、税务机关的代表，而且要与具体管辖你的企业的权威人物认识认识。”
　　赌场老板露出一副明显的尴尬相，用加依不熟悉的语言对他的伙伴说了句什么，然后搔搔后脑，叹息一声说：
　　“他们都是坏人，我不同他们说话。”
　　“那这笔交易就做不成了，亲爱的，我不是公子哥儿，不打算承担您的债务。”
　　“我没欠任何债！”
　　“我相信您的话，不得对我有任何还债的要求。”
　　“您自己去谈条件吧，波里斯·彼得罗维奇，我可以给你电话。这里占上风的权威人物是利亚列克。他不交谈，只开枪。你得同他的助手说话，他与你同名，父名米哈依洛维奇，姓哈里托诺夫。他这人很正常，但非常狡猾。”
　　加依开始沉思，突然他出现了一个相当疯狂的思想，但他什么险也没冒，要是走运的话，他会赢得许多东西。他拨了一个电话，使他感到高兴的是他听见了一个文质彬彬的声音：
　　“我在听你说话。”
　　“您好，波里斯·米哈依洛维奇，打扰您的是一个打算收购‘弗拉明戈’赌场的人。”
　　“您好，请问您尊姓大名？”
　　“加依·波里斯·彼得罗维奇，我现在在一家公司里工作。”加依说出了公司的名称，然后转入正题。“我们曾经同‘菲尼克斯’合伙，遗憾的是它破产了，它的总经理前不久死了，他的汽车被炸。”
　　“我听说过，”哈里托诺夫回答。“这么说来，您就是那个进行谈判的人啰？”
　　“对，不过我只进行谈判，代表自己的老板。”
　　“谈判、谈判，我听说‘菲尼克斯’同您算清了账，可后来发生了爆炸。多不幸啊！”
　　“我们生活在可怕的时代。”加依支持哈里托诺夫的看法。
　　“可现在您却决定买下赌场，”哈里托诺夫说完就沉默下来了。加依决定不慌不忙，也沉默下来。他明白当地有权势的人很清楚。“菲尼克斯”和爆炸的情况。
　　“我的老板和赌场眼下的拥有者关系不好，但我们自然很关心赌场的合伙人。”哈里托诺夫小心谨慎地说。
　　“让我们见见面吧，如果我们谈得成，我就把赌场买下来。我预先声明，付钱我是不会的，但您的利益我保证。您会有一份的，而且是不纳税的一份，请您帮我解决某些小问题。同您的顶头上司谈谈，我也再考虑考虑，然后我们见面讨论。”
　　“好，后天早晨您给我挂电话，”哈里托诺夫不很乐意地同意了，因为他很清楚知道利亚列克不喜欢贸易，参加股份对他来说，是个很复杂的概念，他宁愿今天拿一美元现款，也不要明天五美元的股票。
　　波里斯·米哈依洛维奇·哈里托诺夫被老板的直率和他手下人的粗暴弄得疲惫不堪了。老板手下那些人都清楚地知道，参谋长在利亚列克那里是很有威信的，但他不是自己人，好像是临时的。
　　同利亚列克的谈话，出乎哈里托诺夫的意外，非常轻松。刚听完开头的几句开场白，知道想买赌场的那个人表现出了应有的尊重之后，利亚列克嘿嘿一笑：
　　“你说他把竞争对手炸了？”他哈哈一笑。“让他来，我们需要这样的人。让他买下赌场，把钱包拉到我们区里来。”
　　“连人带车都炸了，这是确实的，”哈里托诺夫小心谨慎地说。“至于说这事就是他干的，那还只是一种设想。”
　　“好，你就去查清楚吧。”
　　哈里托诺大同利亚列克在一起工作不是第一年了，利亚列克表面上的简单没能蒙住哈里托诺夫。似乎利亚列克，也就是亚姆希科夫·雅科夫·谢苗诺维奇，是很单纯，很容易理解的。这位天生的领袖，在土匪中享有巨大的威望，他人不聪明，但很狡猾、很残忍，因此是非常难以预测的。他非常平庸，喜爱权力与金钱，这一点似乎他很像波里斯·彼得罗维奇·加依。但刚加入刑事犯罪集团的加依和强盗与刑警都很知名的亚姆希科夫，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加依对身边人的吹捧不感兴趣，只要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就足够了。虚伪的排场也不能使他激动。在饮食、女人方面，他是个最没有什么要求的人。他大量用钱，只是为了收买政府官员，巩固自己的权力。
　　亚姆希科夫—利亚列克则相反，他主要对外在的东西感兴趣，对欺侮身边的人感兴趣，他花钱是为了买昂贵的汽车，玩女人。对这些车子他愿踢就踢，毫不可惜；对女人则只是一时的迷恋，也很快就将她们一个个扔了。
　　哈里托诺夫同加依一起在一家朴素、洁净的咖啡馆里吃晚饭的时候，对这一切就是这么想的，或者差不多是这样想的。在同新的生意伙伴见面之前，哈里托诺夫作为一名优秀的侦探，是非常细心的，他对新伙伴进行了详细的了解。他多次去加依上班的地方，还到过他在果戈理大街的家里，对他感到很满意。哈里托诺夫喜欢加依举止克制，穿着朴素。他穿严格的西装、细条纹衬衫、系不引人注目的领带。加依的某些性格特点是女秘书补充的，哈里托诺夫在昨天晚上请她吃过饭。
　　“您不喝酒吗？”哈里托诺夫发现加依的酒杯原封未动，问道。
　　“我不喝酒，”加依微微一笑。“不过有时不得不喝。”
　　“我也是尽量限制，但与上司交往，有时非喝不可。请原谅我的好奇，为什么您把钱投到赌博生意里去？”
　　“能吸引我的是优美的环境，清洁、安静、保养得很好的顾客，漂亮的女人。”加依似乎是绝对真诚的，但哈里托诺夫对他的话却不相信。
　　“我听说您打算竞选杜马代表，”他说道。“人民是不会投赌窟老板的票的。一个人要在五年之内脱胎换骨也是不可能的，赌场嘛，就是赌窟。”
　　“既然您已经搜集了我的材料，那您就应该知道在我还没当上赌场老板以前，我已经投资修建一所幼儿园和装修了两所学校。”
　　“甚至是这样？”哈里托诺夫大吃一惊。“我向您祝贺，您有长远计划，但我的老板……”他欲言又止。“是个只顾眼前的人。您会同他很难相处的。”
　　“我也不打算同他相处，波里斯·米哈依洛维奇，”加依斟满他的酒杯，往自己的杯子里只滴几滴。“这是您的头痛病。我会给您付钱，只同您打交道的。亚姆希科夫是个暂时得势的人，他很快就会被人杀死或者被人送进监狱的。他的地位将由另一个人来占据，很可能是像他那样的人，可您却会留下来。”
　　哈里托诺夫本来打算把酒喝干，但听完如此坦率的话后，他的身子抖了一下，把酒杯放回了原处。
　　“您有情报？”
　　“只是预感，土匪在莫斯科公开行动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不是指具体的执行者，他们将来总是需要的。但在区一级里需要一些有威望的、可以进入官方办公室、有广泛的联系的人。”
　　“理论上这一切都是正确的，但实际上却相当复杂，我担心您在我们这里落脚以前就会被人杀死。”
　　“您不是没有被人打死吗？虽然您自己不开枪，甚至不带武器。”
　　哈里托诺夫觉得自己不舒服，好像正坐在医生那里看病，而医生正在仔细看他的内脏照片似的。
　　“我花了几十年才走到自己的位子上，可您却边走边跳，似乎想跳到一辆从身旁开过去的电车上。”
　　“我什么也不想要，”加依干巴巴地回答，“不论是劝人为善的谈话，还是特权。我只想买下赌场，并且认为同这个区里有威望的人和平相处，是明智的。如果他们觉得我合适，我们就谈条件；不合适，我就悄悄地走掉，好像我没来过似的。”
　　“你看，一个心肠多硬的汉子，可外表和风度却像是个普通职员。”哈里托诺夫想道。
　　“我觉得您绝对合适，但我不作决定。”
　　“那就请您转告亚姆希科夫，有个人想在区里落脚，他今年就会成为杜马代表。我将代表你们区竞选，你们都是相关的人士。赌场将给您付纯利润的百分之七。为了使这笔钱不交税，我把它转到慈善基金的账上。您的任务是保证选区和我的客人们的安全。赌场的秩序由我来整顿，汽车站的秩序则应由你们的人来维持。”
　　加依和哈里托诺夫的会见是早春进行的，离国家杜马的选举还很远。加依是在虚张声势，其实任何一个政党，都没听说过他的名字，因此也就没把他算在自己的名单里。但他是个优秀的心理学家，知道社会舆论是男人操纵的，但制造社会舆论的却是女人。他找到一些银行家和其他的有钱人，由他们出钱来修建一所幼儿园，用现代电脑技术去装修两所中等学校。对于区里来说，这是小事一桩，但关于一位俄罗斯的新人为孩子们不吝惜钱财的传闻，很快就传开了。当着众人的面，加依从不说他打算竞选杜马的新代表，但他结识市长和他周围的人，而在回答他是否出马竞选的问题时，他只是连连挥手，开玩笑说，他的癖好是赚钱，而不是搞政治。
　　加依把赌场买下了。在它所在的街上，出现了一个岗哨，破旧的帐篷换成了新的、漂漂亮亮的。这一切都是根据鲁日科夫市长的命令搞的，而由区警察局执行的。不过加依该付钱，于是小区的住户们便又听到了他的名字。
　　那年春天，哈里托诺夫碰到了一些麻烦事。头年秋天不知道哪个“贴心人”用一个写给利亚列克的信封，装着外币和一包麻醉药塞给了哈里托诺夫，他于是马上被当场逮捕。一个小时多一点，他已经坐在了古罗夫上校的办公室里。古罗夫自然没给他送麻醉药，但猜想到麻醉药不是属于哈里托诺夫所有的。不过，古罗夫当时正在解决往亚姆希科夫领导的集团内派坐探的问题，哈里托诺夫作为他的亲信，来得正好。从精神上把哈里托诺夫打垮，使他同刑警合作，并不太难，所以古罗夫办到了。古罗夫很少过问坐探事务，但因为他很需要情报，于是给哈里托诺夫办好了相应的雇佣手续。
　　总的说来，那年秋天交易就达成了。古罗夫得到了必要的情报，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切断了情报从总局流失的渠道。是的，叛徒乌索夫上校起初被捕，但后来因罪证不足而获得释放。
　　哈里托诺夫当时轻松地吁了一口气，因为古罗夫像往常一样，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消灭了哈里托诺夫手中的麻醉品。
　　从那以后几乎过去了半年，哈里托诺夫继续与利亚列克和他的集团保持接触。但因为波里斯·米哈依洛维奇本人从不带枪，也不参加任何战斗，所以他在这方面觉得自己绝对放心。有一天傍晚，他从赌场出来，正朝自己的车子走去。这时一辆深灰色的“雷诺”牌小车停在附近，右门打开，接着传来一个平静的声音：
　　“波里斯·米哈依洛维奇，坐进来吧，让我们开几分钟的车，兜兜风，有话要谈。”
　　哈里托诺夫朝车子望了一眼，认出了古罗夫上校。古罗夫把车子开进附近一条小胡同里，停在一幢什么建筑物旁，愉快地望着，甚至使了一个眼色。哈里托诺夫鼓起勇气，责备说：
　　“怎么能这样呢，列夫·伊凡诺维奇，您向我保证……”
　　“第一，你好，波里斯·米哈依洛维奇，很高兴见到你好。第二，你生活怎么样？这样白痴式的问题，你可以不回答。”
　　古罗夫本来把一包烟给哈里托诺夫递了过去，一想到他不抽烟，便自己抽了起来，问：
　　“我到底答应过你什么没有履行呢？”
　　“您说我们的账算清了的，您不会再提任何问题了。”
　　“我问过你的健康情况，说过你可以不必回答。”古罗夫记住了克里亚奇科的忠告，微微一笑。
　　“现在您会说，我们见面是偶然的，您祝我晚安了。”哈里托诺夫揶谕说。
　　“没有极端的必要，我是从不说谎的。你说说，波里斯·米哈依洛维奇，你是否有亲戚在周围？我有关于你的材料，但忘记了。”
　　“有个姑妈在巴尔瑙尔，”哈里托诺夫惊慌不安地说。“我们甚至没有通过信。您要知道干什么？”
　　“你能不能到巴尔瑙尔去找你姑姑一趟，或者再到别的什么地方呆个把星期呢？”
　　“为什么？”
　　“不想回答，知道多余的事会使人短寿的。”
　　“您打算收拾利亚列克？”哈里托诺夫身子缩了起来，甚至冒汗了。
　　“我本人不负责处理你们那个集团。不过最近几天会发生某些事情，你最好不在莫斯科。”
　　“如果我突然飞走，以后再发生您所说的事情，那我就最好别回来了。”
　　“让我想想，”古罗夫放下车窗玻璃，吐出一口烟。他总是想方设法对待坐探尽可能好一些，尽量理解他们。有时这种关系变得很好，几乎是同志式的，但有时他也不喜欢坐探。对哈里托诺夫就是如此。古罗夫对他是根本不相信的，但因为知道他胆小怕死，所以他明白“这位理论家”不得不讲真话，他不敢冒险，火药不足。当古罗夫完成任务时（他雇佣哈里托诺夫就是为了完成任务的），他同哈里托诺夫高兴而轻松地分了手，尽管并不排除同他恢复关系的可能性。的确，现在并无直接的需要，因为情况不同了。
　　在州里“潮湿”的地方抓住了亚姆希科夫——利亚列克集团的两名伙计。利亚列克本人还不知道他的人被捉住了。那两个小子是吸毒者，他们在多数场合下经不起长时间的审问。因为他们是在战斗中被抓住的，手中拿着武器，所以他们很快就招供了，说出了利亚列克。在他们的供词中还顺便提到一个绰号“老爷”的人。那几个土匪只知道绰号，却从没见过那个人，但听说“老爷”是利亚列克的助手。绰号是属于哈里托诺夫的，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小心谨慎的哈里托诺夫总是呆在一旁，大肆宣传的事他从不参加，但他可能很容易被烧死。烧死他的，可能是利亚列克本人。古罗夫的同事在一次例行袭击中，打算干掉利亚列克。利亚列克手中很少拿枪。但有资料说明，这种事很快就会发生。如果把利亚列克抓起来，那就要对他身边的人进行清理，因为其中有的人不知道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工作，比如会计、门卫、秘书。也许哈里托诺夫也会落网，那就在与亚姆希科夫当面对质时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比如利亚列克可能用哈里托诺夫来掩护自己，说哈里托诺夫是集团实际上的头目，而他自己则退到暗处，只是一个普通的执行者。
　　古罗夫还是失算了，他明白精心安排的坐探已经处在失败的边缘，尽管他对这个人没有好感，还是决定把他引到一旁去。如果战斗顺利，利亚列克不是被抓住就是被打死，他的集团就会被粉碎，那么这事就闹大了。不过，那还是暂时的。神圣的位子不会空着，区里不可能没有刑事犯罪力量的影响。整个莫斯科都有人监督，而一个区难道会按另一种规律生活吗？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整个机体受到了毒害，难道一只手会好吗？利亚列克的位子会来另一个人取代的，他会招集残余的势力，引来新的匪徒，一切又会回复到原来的样子。新组织里有一个像哈里托诺夫这样水平的坐探，那就可以把整个新的集团全都控制起来。应该救助哈里托诺夫，应该再给他点麻醉品！紧紧地掐住他的喉咙，否则没办法对他做工作。
　　古罗夫不喜欢采用这类方法，不过一个人不喜欢的东西还少吗？牙科医生的椅子，每一个正常人坐起来都忍受不了，可他自己一跑来，很快就坐上去了。
　　“你想出了什么办法？”古罗夫熄灭了香烟。
　　“我不知道怎么可以得救，”哈里托诺夫小心翼翼地回答，没有望古罗夫。“如果是下小雨，带把伞就行了；如果外面下倾盆大雨，那就别出门；如果地上震动，就该进地下室。也许，只是几个小孩子在屋顶上跺脚，搞得轰隆隆地响，吓唬人呢。”
　　古罗夫大为生气，但他没露声色地问：
　　“如果利亚列克被死死地捉住，他在对质时会出卖你呢，还是他自己一个人全部承担责任，像‘火车头’似的开走呢？”
　　汽车里面静悄悄地，似乎外面整个城市也暂时静了下来。
　　“如果他牢牢地被捉住，他就会拿我来当掩护。不过由我来掩护还不够。”
　　古罗夫赞同地点了点头，又抽起了烟。
　　“也许不抓利亚列克呢？现在他是干净的，如果预先通知他，让他不犯新的案子，我们就可以过冬。”哈里托诺夫望了古罗夫一眼，舔了舔干燥的嘴唇。
　　“有趣的想法，”古罗夫微微一笑，好像他早就预见到了这一着。“有趣的是具体由谁去通知呢？这个大胆的人怎么向利亚列克解释他是从哪里得到情报的呢？”
　　“可以写匿名信去敲击……”
　　“你忘乎所以了，波里斯·米哈依洛维奇，不知道该怎样同我谈话了。”
　　“请原谅，列夫·伊凡诺维奇，我是出于害怕，请原谅。这么说来我得从莫斯科滚出去啰？”
　　古罗夫从后座上拿起一个公文包，把一张纸和一支圆珠笔放在上面。
　　“把你姑妈的地址、姓名和电文全写下来。你说姑妈病得很厉害，不知道房子怎么处理，请马上飞来。”
　　哈里托诺夫乖乖地写下了。古罗夫把那张纸收进公文包里，扔在后面的座位上。
　　“你收到电报后，马上拿给利亚列克看，并且补充一句，说你姑妈有金子。机票我给你买来。”
　　“您不在时我可以做什么呢？列夫·伊凡诺维奇？”哈里托诺夫讨好地说。
　　“我的电话你记得吗？”
　　“我一辈子也不会忘。”哈里托诺夫重复了一遍电话号码。
　　“你一到就给亚姆希科夫打电话，说你姑妈养病去了，但同她谈话很有意思。他会明白的，你姑妈不能死。你的老板虽然不是斯宾洛沙，死没死这一事实他还是查得出来的。一个星期以后你再给我打电话，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回来。亚姆希科夫在巴尔瑙尔可能有朋友，你要小心谨慎。”
　　“我明白了，谢谢，一切我都会考虑到的，一定完成任务。”
　　“生活怎么样，区里有什么新闻？”古罗夫问道。
　　“没有大变化，赌场的老板换了，原来的老板被利亚列克挤走了。”
　　“新老板是谁？”
　　“不是您那方面的人，列夫·伊凡诺维奇。是一个叫什么加依·波里斯·彼得罗维奇的。他是个大脑袋，人很固执，是搞财政的，打算竞选杜马代表。”哈里托诺夫回答道。他隐瞒了加依请了保镖与地方行政和民警建立了联系，完全不像他想装的那么简单。
　　古罗夫感觉出了哈里托诺夫的话里有某些虚假的成分，但他还是认定哈里托诺夫投靠了这个新来的老板，所以才没把话说完。当时密探古罗夫还没有领到侦查“生活服务部”的任务，所以他没有作声，只是顺便想了想，如果与匪帮的战斗很顺利，哈里托诺夫又能在新的集团中占住相应的位置的话，那么，赌场的新老板就值得关心一下了。但古罗夫不久就认识了玛丽亚，后来又是一大堆工作，所以次要的谈话就退到后面去了。
　　具有远见卓识的波里斯·彼得罗维奇·加依终于成了赌场的老板，而且很快就表明，他的这一行动，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赌场的许多东西都很合加依的心意，但某些东西却必须加以改变。他不打算匆匆忙忙实行新的制度，认为非常重要的是要让赌场里所有的工作人员喜欢，同他们建立起信任的关系。这家赌场并不过份豪华，两个大厅都是由土耳其一家公司装修的。加依认为赌场应该有平静、舒适的环境，互相尊重、友好的气氛。姑娘们很中男人的心意，但男人不同女人竞争。加依并不天真，他明白这一切取决于服务人员的文化程度。而文化这种东西是天生的品质，可这种品质几十年来在俄罗斯已被消灭殆尽。他打算不慌不忙地去认识自己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并尽可能理解他们中的每一个。
　　大家知道，通地狱的道路是用崇高的美好愿望铺成的。加依也没有避开这条道路。考虑到原来老板的民族性，在赌场工作的，许多都是高加索人。剧院从挂衣架开始，赌场则从看门的开始。又高又大的看门人口音重，目光中带着鄙视，嘴巴上挂着虚伪的微笑，百分之百地不合要求。不仅需要将他调离赌场的大门，而且要将他调离这一地区。但后来的情况表明，据哈里托诺夫说，这位看门人与当地的黑手党和民警局都有关系，要把他弄走，并不简单。
　　但等待新老板的主要麻烦，并不在企业内部。加依不清楚赌场老板这个人物在区里有多重要，他要同多少人打交道。他还没来得及了解问题的实质，民警局、反间谍局、税务局和警察局的工作人员就已经经常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了。他们全都文质彬彬，喝喝咖啡，尽管有的人期望更大，但加依为自己解决这一问题是很坚决的：不给任何人摆酒菜。再说多少严肃一点的人，喝喝酒是收买不了的，让这些小官僚习惯于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来自吹自擂，他并不愿意。
　　出人意外的是过去的老板打电话来了，问候他的健康，这就使加依警觉起来了，因为他们最后一次分手是相当冷淡的。加依以他并不具备的坦率向他表示歉意，说他很忙，要求对方开门见山。
　　“我始终闹不清楚您是怎样不受损失而与股东们分手的。”过去的老板沉默下来，显然是在掩着话筒，因为可以听到那里压低的声音。加依本想放下话筒，老板突然又说起来了：“有一位很体面的人有事求您。鄙意以为，应该接见萨莫依洛夫先生并听取他的意见。”
　　“明天上午十点。祝您一切顺意。”加依放下话筒，感到有点惊慌，但他认为拒绝会面，是极其不明智的。
　　第二天上午十点正，保镖走进来，把一位年龄和民族均难以确定的男子带进了办公室。加依起身问道：
　　“是萨莫依洛夫先生吗？”得到肯定回答以后，加依把保镖打发走开，请客人落坐。“我恭听您的意见，不过不必来开场白。”
　　“我建议您得七十万，”萨莫依洛夫说道。从他的口音来判断，他的真实姓名，不是俄罗斯的。
　　加依什么也没回答，有表情地朝门口望了望。客人会心地微微一笑，连连摇头：
　　“我的爸爸是一个聪明人，常常说，着急总是不好的。但您，尊敬的波里斯·波得罗维奇却说不要开场白。我说出了问题的实质，但我觉得用这种阉割的形式，是不会使您感到高兴的，我不会滥用您的耐性。有一个人借了我两百一十万美元，咳，他却不还。他有钱，我有他的借据。如果您能把钱收回来，您可以留下三分之一。我认为这是公平的。”
　　“为什么您不找法院，可以理解；为什么您来找我，这就不好理解了。我感到吃惊，绝对拒绝您的建议。”
　　“百分之四十。”
　　加依出现了一个想法：出五十万给哈里托诺夫手下的人，不论是谁欠的债，都收得回来。
　　“您自然需要考虑考虑。”客人说完，把装得满满的一个信封摆在桌上。“这里面是借款人的全部材料。他们借据的复印件和五千美元。这钱是对您花去的时间的报酬。”
　　加依没有作声，他终于作出了决定，说：
　　“我设法完成您的请求，但得有一定的条件。”
　　客人理解地点了下头。
　　“关于收到我所需要的原件，我不会开任何收据。还有，我必须知道是谁把我的名字告诉您的，为什么您正是来找我。”
　　客人摇了摇头，好像在掂量条件的份量，他回答说：
　　“开收据是愚不可及的行为，我目前的处境就是证明。谁告诉我的，我不能说，因为我下过保证的。我爸爸是个聪明人，他常说，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对诺言的履行程度。尊敬的波里斯·彼得罗维奇，我相信您的承诺。”
　　“好，萨莫依洛夫先生。”加依把信封收进展子里。“请您留下您的名片，我会给您挂电话的。”
　　“您就不必麻烦了，我自己会来的……”
　　“把您的名片给我，”加依打断他的话。我得从确定您是什么人开始。
　　“您英明，”客人把名片放在桌上，鞠躬退出。
　　波里斯·彼得罗维奇·加依开始新生活了，尽管在看名片的那一刻也不怀疑这一点。名片上简单地印着：“萨莫依洛夫·维克多·谢尔盖耶维奇，电视机修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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