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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察·佛毕学先生（《伦敦邮报）的记者）对这件事情大发脾气，实在情有可原。宝莉一点儿也不怪他。 他那毫不遮掩的坏脾气颇具男儿气概，反而让她更喜欢他，毕竟他所说所为的背后，只是一种男性妒嫉的表现，恰恰满足她的虚荣心。 更何况，宝莉对整个事情分明感到内疚。她答应了迪克（也就是佛毕学先生）两点整在皇宫剧院外头见面，因为她打算去看莫德·爱伦的午场表演，也因为他自然想跟她一块儿去。 可是两点整了，她还在诺福克街的面包店里，面对一个把弄细绳的丑怪老头，啜着凉掉的咖啡。 可是你怎么能期待她记得莫德·爱伦或是皇宫剧院，甚至因为这些事而想到迪克？角落里的老人已经讲起那件地铁的神秘命案，使得宝莉忘了时间，忘了她置身何处，也忘了有事要做。 其实她今天很早就来吃午饭了，对于下午那场皇宫剧院的演出，她非常期盼。 她走进面包店时，那稻草人似的老人正坐在他的老位子上，可是他始终一语不发，小姑娘只好大嚼她的薄饼奶油。这人多么粗鲁呀，连个早安也不道一声——她正这么想着，他突然冒出的话，却引她抬起头来。 “能不能请你，”他突然说：“描述一下刚才你用咖啡、点心时，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 宝莉不情愿地把头转向远处的门，一个穿着薄外衣的男人正快步穿过那扇门走出去。宝莉刚坐下喝咖啡吃面包的时候，旁边桌子确实坐着那个人。不久，他吃完了午餐——不知道他吃的是什么——到柜台付了帐，然后走出去。对宝莉来说，这件事看来一点也不重要。 所以她没有回答那粗鲁老人的话，只是耸耸肩，要女服务生拿帐单来。 “你知道他高还是矮，黑还是白吗？”角落里的老人继续说，看来丝毫没有被她的冷漠窘住：“你到底可不可以告诉我，他长得什么样儿？” “当然可以，”宝莉不耐烦地说：“可是我看不出来，我描述这面包店里的一位客人，到底有什么重要。” 他沉默了一会儿，紧张的手指在宽大的口袋里摸来摸去，想找那条缺不得的细绳。当他终于找到了那不可或缺的“思维辅助器”，眼光再度透过半闭的眼皮投向她，不怀好意地又说： “不过假设这事情绝顶重要，需要你对坐在你身旁半个钟头的人做个确切的描述，你要怎么起头？” “我会说，他高度中等——” “五呎八时，九吋，还是十吋？”他静静地打断她的话。 “差一时或两时，我怎么看得出来？”宝莉生气地回答：“他的肤色也是中间色。” “那是什么意思？” 他又问，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 “就是不黑也不白。他的鼻子——” “好，他的鼻子是什么样儿？你画得出来吗？” “我又不是艺术家。他的鼻子蛮直的，而他的眼睛——” “不深也不浅；他的头发也是特别得让人印象深刻；他不高也不矮；他的鼻子不是鹰钩鼻，也不是狮子鼻——” 他带着挖苦把她的描述重复了一遍。 “没错，”她反唇相讥：“他看起来就是很平凡。” “如果你在一堆不高也不矮，不黑也不白，不是鹰钩鼻也不是狮子鼻的人群里再见到他，比如说明天吧，你认得出来吗？” “我不知道，也许可以吧。他确实没那么特别，让别人会特别记得他。” “那就对了！” 他说，同时激动地把身子向前倾，完全像个从盒子里蹦出来的弹簧玩具小丑。 “完全对了！你是个记者，至少你自称是个记者，注意别人、描述别人应该是你专业的一部分。我的意思，不只是注意有明显撒克逊血统特征，有漂亮的蓝眼睛、高贵的眉毛、古典脸庞的达官贵人，而是普通人，那些可以代表他同种同胞百分之九十的普通人。比如说，一般中产阶级的英国人，不太高也不太矮，留个色泽不深也不浅，可是盖过他嘴巴的胡髭，戴着一顶把头型和眉毛都藏得进去的大礼帽，一个事实上穿得像他几百个同胞穿的一样，动作一样，说话一样，没有特色的普通人。 “想办法去描述他，比如说从今天开始的一个星期之内，把他从另外八十九个替身里指认出来；更坏的情况是，如果他正好涉及某件罪案，而你的指认就可以让他上绞架，去宣誓作证，去结束他的性命。” “试试看，如果你怎么样都做不到，你就比较能够了解，那些最下流卑鄙的罪犯之一为什么至今还逍遥法外，也会了解为什么地铁谜案到现在还没有破。” “我想，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真的很想为警察指点迷津，让他们好好利用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你知道，虽然我欣赏那畜生的好头脑，可是我觉得他没被绳之以法，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现在地下铁道和各种交通工具这样普遍，曾经号称是‘到城里和西端最好、最便宜又最快’的老路线常常没人要搭了，老旧的大都会铁路车厢无论什么时候都算不得太挤。不管怎样，当那一列火车在上个月，也就是三月十八日下午大约四点钟驶入爱得格街这一站的时候，头等车厢非常空。” “列车员在月台上上下下，到每一节车厢里看看，心想或许有人会留下一份值半便士的报纸可以看。他打开一个头等车厢的门，发现一位女士坐在较远的角落里，头朝向窗的那边，显然忘了这条路线上，爱得格街是终点站。” “‘您到哪儿去，小姐？’他说。” “那位女士没有动，于是列车员走进车厢，心想她可能睡着了。他轻轻碰了碰她的手臂，仔细看她的脸。用他自己文绉绉的话说，他那时是‘吓得呆若木鸡’。玻璃般的眼珠，土灰色的双颊，僵硬的头，是死掉的模样，绝不会错。” “列车员小心锁上车厢门，急忙招来了两个搬夫，叫其中一个到警察局去，另一个去找站长。” “幸好每天的这个时间，北上月台不太挤，下午排的都是西向的列车。当督察和两位警官随同穿着便衣的探长和一位医官到了现场，围在一节头等车厢时，几个无所事事的人才知道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急忙又好奇地围拢过来。” “于是这消息在晚报版面上就刊出来了，还带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地铁神秘自杀事件’。医官很快就下了结论，说列车员没有弄错，那女士的生命的确已经完结。” “那女士很年轻，而且在惊慌害怕还没有严重扭曲她的五官以前，一定非常漂亮。她的穿着高雅，几家肤浅的报社竟然还为他们的女性读者对那女士的衣服、鞋子、帽子、手套做了详尽的报导。” “有一只手套，是她的右手套，似乎脱了一半，把拇指和手腕都露在外面。那只手握着一个小提包，警方打开来，希望找到死者身分的可能线索，却只发现几个散放的银币，一些嗅盐，还有一个小空瓶。这瓶子后来交给了医官去做分析。” “就是这个小空瓶，使得地铁谜案原是桩自杀案件的传言甚嚣尘上。可以确定的是，那位女士本身或是火车车厢表面，都毫无挣扎甚至抵抗的痕迹。只有那可怜女人的眼神，显露出突如其来的惊吓，描绘出她意外而猛烈死亡前的瞬间景象，全部经过可能只需一秒钟的好几万分之一，可是在她的脸上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要不然那脸庞会是多么安静祥和。” “死者的尸体被送到太平间。当然，到当时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指认出她来，或是这件萦绕她的死亡之谜，提出一点线索。” “冲着这情景，一群闲着没事做的人——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感兴趣——借口说走失了或错过了亲戚朋友，获准去看尸体。大约晚上八点半，一个年轻人，穿得很讲究，乘着一部有篷的小马车来到警察局，把名片递交给警察长。他是贺索定先生，航运代理商，地址有两个：东中区皇冠巷十一号，和肯辛顿爱得森街十九号。” “那年轻人看来一副倍受心理折磨的可怜相，他的手紧张地拿着一份《圣·詹姆斯公报》，里面刊有那篇要命的报导。他没有向警察长讲什么，只说一个他非常亲密的人那天晚上没有回家。” “半个小时之前，他还不怎么着急，那时他突然想到看看报纸。报上对那位死去的女士虽然只有很含糊的描述，却让他变得非常紧张。他跳上一部马车，现在请求看看尸体，希望能消除他最深的恐惧。” “你当然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角落里的老人继续说：“那年轻人的悲伤实在令人同情。贺索定先生指认出，那太平间里躺在他面前的女人，正是他的妻子。” “我在加油添醋，”角落里的老人抬起头看着宝莉，嘴角带着浅淡而温和的微笑，紧张的手指头卖弄似地努力想在不停玩弄的细绳上再打上一个结。“恐怕这整个故事都带有廉价爱情文艺小说的意味，可是你得承认，而且无疑你还记得，那真是非常悲伤而戏剧化的一刻。” “那天晚上，死者不幸的年轻丈夫没有受到什么问题询问的困扰。事实上，他的状况还不适合做有条有理的叙述。直到第二天在法医的侦讯下，一些事实才被揭露出来，那些事实似乎暂时解开了贺索定太太的死亡之谜，可是后来却让这同一团谜陷入了更深沉的黑暗里。” “侦讯庭上的第一个证人，当然是贺索定先生本人。当他站在法医面前，努力为这谜团提供线索时，我想每个人都对他寄予无限同情。他穿得很讲究，像前一天一样，可是他看来非常不适和忧虑，连胡子都没刮，无疑使得他的脸有一种饱经忧患，备受忽略的神情。” “他和死者好像结婚六年了，而他们的婚姻生活一直很美满。他们没有小孩。贺索定太太身体似乎一直很好，直到最近她患了轻微的感冒，由亚瑟·琼斯医生为她治疗。琼斯医生那时也在场，一定会向法医和陪审团解释，贺太太是否患有任何可能让她突然致命的心脏病宿疾。” “法医当然对丧妻的丈夫心怀体贴。他绕了好大的圈子去问他想问的，也就是贺索定太太最近的心理状况。贺先生好像不想谈这个问题，使得法医不得不拿出贺太太手提包里的小瓶来提醒他。” “‘就我看来，’他终于不甘愿地承认，‘我太太有时候的确不太正常。她以前都是很高兴很开朗的，可是最近我常看到她在晚上呆呆坐着，她像在想些什么，可是什么事情她显然不愿意跟我说。’” “法医还是坚持，又拿出小瓶子做暗示。” “‘我知道，我知道，’年轻人回答说，发出沉重的一声短叹。‘您的意思是——自杀的问题……我完全不了解，这件事好像好突然，好可怕……她最近的确看起来无精打采，心事重重——可是也只是有时候而已——昨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她看起来又很正常了，我提议晚上一起去看戏。她很高兴，我知道，还告诉我她下午要去买点东西，拜访一些朋友。’” “‘你知道她上了地铁，要到哪里去吗？’” “‘嗯，我不能确定。您知道，她可能想在贝克街出来，走到庞得街去买东西。可是，有时候她也会去圣保罗教堂广场上的一家店铺，如果这样，她就会买票去爱得格街；可是我不敢说。’” “‘好，贺先生，’法医终于说了，以一种非常温和的语气。‘你能不能设法告诉我，在贺太太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你知道，或多或少可能可以解释她为什么心情沮丧，而且你本身也注意到的任何事情？有没有任何财务困难，可能使贺太太内心痛苦？有没有任何朋友——与贺太太交往，而……你……呃……曾经反对过的？事实上，’法医又说，好像很欣慰那段令人不快的时刻总算过去了，‘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暗示，哪怕是最轻微的，来确定我们的疑虑，那就是您不幸的夫人，在一阵心情焦虑或精神错乱之下，可能希望结束自己的生命？’” “法庭上安静了好一阵子。在每个在场的人眼里，贺索定先生那时正遭受极度道德挣扎的煎熬。他显得苍白而惨淡，两度开口想说话，最后终于以轻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 “‘没有，没有任何财务困难。我太太有她自己独立的财务——她也没有奢侈的嗜好——’” “‘也没有任何你曾经反对的朋友？’法医追着问下去。” “‘没有，没有任何我……曾经反对的朋友。’那不幸的年轻人结结巴巴地说，显然说得很吃力。” “侦讯庭上我也在场，”角落里的老人继续说，喝完了一杯牛奶后又叫了一杯。“我可以向你保证，在场最笨的人都知道贺索定先生在说谎。再钝的脑筋也明显看得出来，那不幸的女人落人情绪低落的状态，不是没有原因的，而且或许有位第三者比这位忧郁、遭丧妻之恸的年轻鳏夫，更能对她怪异且突然的死亡提供更多的线索。” “很快，她的死现在显然变得比刚开始更离奇。不用说，你那时一定读过这案子的报导，也一定记得那两位医生的证词给群众带来的骚动。亚瑟·琼斯医生是贺太太的一般治疗医生，他才刚医好她最后一次非常轻微的疾病，最近也以专业的身分看视过她。琼斯医生以充满同情的语气说，贺太太身体上没有任何可能造成突然死亡的毛病。不但如此，他还协助地方医官安得鲁·松顿先生验尸，他们共同的结论是：死亡是氢氰酸引起的。可是这种会立刻造成心脏衰竭的药是怎么进入她体内的，他们两个目前都没法解释。” “哪么，琼斯医生，死者是被氢氰酸毒死的，我这样说对吗？” “‘我的看法是如此。’医生回答道。” “‘在她手提包找到的小瓶子里，有没有氢氰酸？’” “‘当然，曾经有过一点。’” “‘那么，依您的意见，那位女士是服了一剂药而造成自己的死亡喽？’” “‘很抱歉，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暗示。贺太太是被药毒死的，但是药是如何施用的，我们没办法确定，不过当然是以某种注射方式。药确定不是吞下去的，因为胃里没有一点药的残余。’” “‘对的，’医生又回答了法医另一个问题。‘注射之后很可能紧接着就死了，比如说两三分钟之内。很可能身体忽然快速地痉挛一下就死了，大致是如此。这种情况下的死亡是绝对突然而且致命的。’” “我想，当时在法庭上没有人真正明白医生的证词有多重要。顺便说一句，他证词的细节都被主持验尸的地方医官——加以确认了。贺索定太太是因为突然被注射进氢氰酸而死亡，怎么注射进去或是什么时候注射的，没有人知道。她搭乘头等车厢的时候正是白日繁忙时段。这位年轻高雅的女人，如果真当着大概两三个人的面将致命的毒药注入自己的身体，必然要有超人的勇气和镇静。” “请注意，我刚才曾说那时法庭上没有人了解医生的证词有多重要，我说的不对；其实有三个人马上了解到事情的严重性，也了解到整个案子的惊人发展正要开始。” “你见过艾林顿先生，那位和地铁命案关系非常密切的人吗？’” 角落里的老人一边问，一边把两三张快照相片放在宝莉·波顿小姐的面前。 “这就是他，栩栩如生。长得蛮帅的，脸孔讨人喜欢，可是很平常，绝对的平常。就是因为没有任何特色，艾林顿先生差一点——还好没有——被送上了绞架。我想我讲得太快了，让你摸不着头绪。” “当然，大家从来不明白事实上艾林顿先生是怎么跟这件事扯上关系的。这位住在爱博特华厦里，常出现在格洛维诺和其他花花公子俱乐部的有钱单身汉，某一天天气好得很，他却发现自己站在弓箭街的法院里，被指控和玛丽·碧翠丝·贺索定的死有关，死者的住址是爱迪生街十九号。” “我可以向你保证，新闻界和大众都吓了一大跳。你知道，艾林顿先生在伦敦上流社会某些团体里很有名而且很受欢迎。剧院、跑马场、运动场和保守党总部他都是常客，交游甚广，所以那天早上的法庭里来了好多人。” “事情是这样的，在侦讯庭上的证词零零碎碎被揭露之后，有两位先生经过深思熟虑，认为他们对国家和社会大众都该尽点责任，于是挺身而出，愿意尽他们所能地为地铁的神秘事件尽点心力。” “警方最初当然认为他们提供的资料来得晚了些，事实上也是如此，可是后来发现这些资料绝顶重要，而且这两位先生无疑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因此他们很庆幸能得到这些消息，马上采取了行动。他们于是以谋杀罪嫌疑把艾林顿先生带进了法庭。” “那天我初次在法庭上见到被告的时候，他看来苍白又焦急，这其实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想想看他当时的处境，多么可怕！” “他是在法国马赛被捕的，他正打算由那儿到可伦坡去。” “我想他刚开始并不真正了解他的处境有多危险，直到后来，在侦讯庭上听到所有逮捕他的原因，还有爱玛·芳诺又重复一遍的证词，说艾林顿先生早上来到爱迪生街十九号，而贺索定太太下午三点半出门要到圣彼得教堂广场去。” “贺索定先生对于他在侦讯庭上说的话没有任何补充。他最后见到他太太，是在命案的那天早晨，那时她还活着，她看起来又健康又快乐。” “我想每个在场的人都明白，他在极力避免任何可能把死去的妻子和被告名字连在一起的联想，能不说则不说。” “可是，仆人的证词无疑揭露出真相。年轻漂亮，又喜欢别人仰慕的贺索定太太，曾经一两次因为和艾林顿先生略嫌开放但纯然无邪的打情骂俏，激怒了她丈夫。” “我想，每个人对于贺索定先生中庸而尊严的态度都一致地印象深刻。这一堆照片里，你可以看到，那就是他。在法庭上他表现的就是这个样子，他全身当然是深黑色，可是绝无卖弄忧伤之嫌。他最近留了胡须，而且仔细修剪得恰到好处。” “在他作证之后，那天的高潮开始了。一位高大黑发的男士，全身上下无一处没有市侩的味道，亲吻了《圣经》后等着说实话，除了实话什么也不说。” “他说他的名宇是安得鲁·侃博，是梭摩顿街上安氏证券公司的老板。” “三月十八日下午，侃博先生也搭乘地铁出门，他注意到同车厢里有个很漂亮的女人。她曾经问他，她要到爱得格街去，不知道搭对了车没有。侃博先生说她没搭错。之后就埋首看晚报上的证券交易行情版去了。 “到了勾沃街那一站，同节车厢上来一位穿着粗呢西装和硬礼帽的先生，在那女士对面坐下。” “她看到他似乎很惊讶，可是安得鲁·侃博先生记不起来她到底是怎么说的。” “那两个人谈了很多，那女士显得兴高采烈。证人没有注意他们，他正全神贯注在买卖计算上，最后在费灵东街下了火车。他注意到那穿粗呢西装的男人跟女士握过手，并且愉快地说：‘再会，今晚别迟到了！’之后也紧跟着他下了车。侃博先生没听到女士的回答，很快那位男士就消失在人潮里，看不见了。” “这时每个人都坐立不安，焦急地等着那令人悸动时刻的到来，等着证人描述并且指认出那位女士最后见到并且交谈过的人，也许就在她神奇死亡那一刻的五分钟前。” “我个人在那证券商还没说话以前，就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会对嫌犯做什么样的描述和图绘，我早就可以记下来。那样的描述用在刚才坐在那张桌子吃午饭的男人身上，也同样适合；十个你认识的英国男人当中，绝对有五个可以适用他的形容。” “那个人高度中等，留着颜色不太深也不太浅的胡须，他的头发是中间色，他穿的是粗呢西装，戴硬礼帽……还有呢……可能就是这样啦——侃博先生若是再见到他，也许会认得，可是，也可能不认得——对那位和他坐在车厢同一边的男士，他没怎么注意——而且那人一直戴着帽子。而他自己忙着看报纸，对，他可能认得他，可是他实在不能确定。 “你会说，安得鲁·侃博先生的证词没什么用。的确，它本身是没什么价值，如果不是另外有詹姆斯·维拿先生的证词补充，它根本不足以当作逮捕任何人的依据。” “维拿先生是一家卖彩色印刷机电的公司罗得尼企业的经理，也是安得鲁·侃博先生的私交。事情似乎是这样：他在费灵东街等火车，看到侃博先生从一个头等火车车厢里下来。维拿先生和他谈了一下子，火车就要开了，他才踏进刚才侃博先生和穿粗呢西装男士坐的同一节车厢。他依稀记得一位女士坐在他对面角落的位子上，脸背对着他，显然是睡着了，不过他也没有特别留意。他就像天下所有的生意人一样，坐车时聚精会神地看报纸。不久，他对一篇物品行情报导感到兴趣，想要记下来。他从背心口袋掏出一枝铅笔，看到地上有一张干净的名片，于是捡起来，把报导的重点写下来，这是他要留下的。然后，他把名片塞进了口袋。” “‘直到两三天之后，’维拿先生在一片令人屏息的静默中又说：‘我才有机会把我当时记下来的东西拿出来做参考。’” “‘那时报纸上已经满是地铁神秘命案的报导，而那些相关人士的姓名我都蛮眼熟的，所以，当我看到我无意中在火车车厢里捡到的名片，上面的名字是“法兰克·艾林顿”时，真是大吃一惊。’” “法庭上这时的骚动无疑是空前的。自从芬雀曲街谜案发生，审判梅瑟斯特之后，我就没见过这样的群情激动。请注意，我自己并不激动，我那时已经知道这罪案所有的细节，就像是我自己做的案子一样。事实上，即使是我做的案子，也不见得会比凶手高明，虽然我研究犯罪学已经好几年了。法庭上好些人——多半是艾林顿的朋友——都相信他完蛋了。我想他也这样想，因为我看到他脸色惨白，而且时时用舌头舔嘴唇，好像非常干裂的样子。” “你知道，他现在因为根本没办法提出不在场证明——我插一句话，当然他没办法——处境非常危险。那罪案——如果真有罪案的话——也是三个星期以前的事了。一个像法兰克·艾林顿这样的高等游民，他自己可能记得他某天下午在俱乐部里或是运动场上待了几个小时；可是要找出一个能够发誓肯定那天见过他的朋友，百分之九十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艾林顿先生被困在死角了，他自己也知道。你知道，除了这证据之外，还有两三件事对他也极为不利。第一个，就是在他毒理学方面的嗜好。警方在他房里找到各种有毒物质，包括氢氰酸在内。” “然后是马赛之旅，尤其是他正要启程去可伦坡，虽然完全无辜，却非常倒霉。艾林顿先生漫无目标地随兴去旅行，却被大家想成是畏罪逃亡。不过，亚瑟·英格伍爵士这次又代表他的当事人展现出绝佳的辩护技巧，用高明的方法把所有几个忠君爱国的证人搅得天翻地覆。” “这位聪明的律师，首先让安得鲁·侃博先生肯定地说，他的确认不出穿粗呢西装的男人就是被告，然后在二十分钟反覆询问之后，证券交易商终于承认，他很可能连自己公司小弟都认不出来，原先的沉着自若已被彻底击溃。” “不过，即使侃博先生狼狈不堪又生气得很，他对一件事还是很确定，那就是直到穿粗呢西装的男人跟那位女士握过手，用愉快的声音说：‘再会，今晚别迟到了！’之前，她还是活生生的，而且和那男人谈得很愉快。他没听到任何尖叫或挣扎，所以他判断，如果穿粗呢西装的男人真的替那女人打了一针，她一定知道而且是自愿的，可是火车上那女人的模样或说话的神情，怎么看都不像准备好要惨然而死。” “詹姆斯·维拿先生，就这件事情同样信誓旦旦地说，从侃博先生下车那一刻到他上车的那段时间里，他就站在那儿，看得到整个车厢，而且费灵东街和爱得格两站之间，没有任何人上车，至于那位女士，他深信她在整个旅途当中都没有动。” “幸亏有他的律师，聪明的亚瑟·英格伍爵士——” 角落里的老人带着他的招牌冷笑又说： “没有，法兰克·艾林顿先生没有以死罪接受审判。他完全否认是穿粗呢西装的人，而且发誓从命案那天早上十一点以后，他就没再见过贺索定太太了。事实上即使他见过，也无法证明。更何况，根据侃博先生的证词，那穿粗呢西装的人很可能不是凶手。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女人不可能被凶手打了一剂致命的针而不自觉，还一面和他愉快地谈天。” “艾林顿先生现在住在国外，快要结婚了。我想真正是他朋友的，没有一位相信他会犯下这起卑鄙的罪案。警方却认为他们知道得更清楚。他们的确清楚地知道，这不可能是自杀案件，也知道命案那天下午和贺索定太太一起坐火车的人，如果心里没有鬼，早就会挺身而出，尽他所能对命案提出线索。” “至于那人是谁，警方却茫然毫无头绪。在深信艾林顿有罪的情况下，他们不眠不休，把前几个月的时间都花在寻找更多、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他有罪。可是他们不可能找得到，因为根本就没有。而对真正的凶手也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将他绳之以法，因为他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下流胚子。他思虑周密，事前看到所有可能性，深艾谙人性，而且可以预知什么证据会对他不利，他可以好整以暇地加以反击。” “这个下流胚子打一开始就把法兰克·艾林顿的身材、个性放在心里，好量身制造。法兰克·艾林顿是这恶棍撒向警方眼里的沙子，你也看得出来，他想使警方盲目的计谋成功了，让他们甚至盲目到完全忽略了简单的一小句话，那句话是侃博先生无意中听到，而且当然是整个案件的关键，也是那老奸巨猾的混球惟一的失误——‘再会，今晚别迟到了！’——贺太太那天晚上本来打算和她丈夫去看戏……” “你很惊讶吗？”他耸耸肩又说：“你还没看到真正的悲剧呢，不像我，早就看到它在我面前演出。那位轻浮的妻子，和朋友打情骂俏？都是眼障，都是托词。我花了警方即刻就该花的功夫，去找出贺家财务的情形。十之八九的罪案里，钱都是主因。” “我发现玛丽·碧翠丝·贺索定的遗嘱是她丈夫查验过的，他是惟一能使遗嘱生效的人，这笔财产有一万五千英镑。我还发现爱德华·萧伦·贺索定在和这位肯辛顿有钱建筑商的千金结婚时，只是个航运代理公司里的穷职员。我还记下来，自从他太太死后，这个悲伤的丈夫开始留胡子。毫无疑问，他是个聪明的大坏蛋。” 那古怪的老人又说，身子激动地倾靠着桌子，盯着宝莉的脸看： “你知道那致命的毒药是怎么跑进那可怜女人身体里去的吗？用最简单的方法，这方法每一个南欧的无赖都知道。戒指！对啦，用戒指！那里面有个小针孔，可以装进足足可杀死两个人的氢氰酸的量——不只是一个人。穿粗呢西装的男人曾和他漂亮的女伴握手，而她也许几乎没感觉到被扎了一下，无论如何没有痛到让她尖叫的程度。还有，请注意，凭那混球和艾林顿的交情，他要拿到需要的毒药非常方便，更不要说他朋友的名片了。我们无法知道到底几个月以前他就开始用心模仿法兰克·艾林顿的穿着、胡髭修剪的式样和一般外貌，他的改变可能非常缓慢，慢到连他自己的仆人都没注意到。他挑了一个身高体格跟他一样，头发颜色也相同的人作为模仿的对象。” “可是他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他可能被搭乘同一班地铁的其他旅客认出来。” 宝莉提出意见。 “没错，的确有这样的风险。可是他选择了冒险，真是聪明。他想过，那个人，一个全神贯注在报纸上的生意人，要是真的再见到他，无论如何也是命案好几天以后的事了。犯罪成功的最大秘诀，就是熟读人性。”角落里的老人又说，一边开始找他的帽子和外套。“爱德华·贺索定非常清楚。” “可是那个戒指呢？” “他可能度蜜月的时候就买了，”他以一阵可厌的咯咯笑声提示她：“这悲剧不是一个星期就计划出来的，可能花了好几年等时机成熟才动手。不过你得承认，这个可怕的坏蛋一直逍遥法外，我留给你的相片里，有他一年前照的，也有现在照的。你看得出来，他又把胡子剃掉了，髭也是。我可以想象得到，他现在是安得鲁·侃博先生的朋友了。’” 留下满腹怀疑的宝莉·波顿，不知道该相信什么。 这也就是为什么那天下午，她与《伦敦邮报》记者李察佛毕学先生相约去看莫德·爱伦的舞蹈，后来却失约的原因。 ------------------ 飞飞扫描，帆帆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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