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在上海


  从四川的乡间,到十里洋场的上海,这两个地方,实在有太多太多的差距。我初到上海,看到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看到满街穿梭不停的车水马龙,简直看得眼花缭乱。童年的我,从成都,到湖南,经广西,越贵州,回四川,再来上海,我真走了一条漫长的路!这条路不仅漫长,而且充满了狂风巨浪。终于来到了上海,我们流浪的日子应该结束了吧!父母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开始在上海布置起一个全新的家!
  “全新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房间,在上海市外白渡桥的一栋大楼里。这栋大楼有个很洋化的名字;礼查大楼。
  礼查大楼是栋五层楼的楼房,很可能以前是个旅馆什么的。因为,它每层楼都有很长很长的走廊,走廊一面是天井,另一面就是一间一间的房间,每个房间都一模一样。房里附带一个极小的浴室,奇怪的是,浴室里有洗澡盆而没有马桶,“大事、小事”都要到走廊尽头的公用厕所里去。
  这礼查大楼,是同济大学的教职员宿舍。我们分配到的这间房间,在四楼上。一家六口,大大小小就挤在这一间房间里生活。房里有一张床一个大书桌,白天父亲在书桌上改考卷,晚上铺上棉被就是床,我和弟弟们在上面睡觉。至于那间小浴室,母亲在浴盆上面架上木板,买了炉子烧锅煮饭。每隔几天,移开炉灶,孩子们集体洗澡。
  似乎从我出世开始,贫困一直是我们家的问题。这会儿到了上海,情况丝毫没有好转。上海生活程度高,小妹嗷嗷待哺,奶粉贵得惊人。我们三个大的,正在飞快的长大。食衣住行,样样需要钱。父亲那份微薄的薪水,显然无法支持我们这六口之家。但是,在上海,我却有嫡亲的大舅舅、小四姨等。这个时候,我的外祖父母都已与世长辞。母亲的大哥当律师,生活很宽裕,住在亚尔培路一栋非常讲究的房子里。兄妹已经许多年不曾见面,此时一见,不禁抱头痛哭。大舅看到我们一家,如此穷途潦倒,孩子们都面黄肌瘦。当下,就力劝父亲改行,不能再教书了,再教下去,孩子们都会饿死了。一篇谈话,把我那固执的父亲,谈得勃然大怒,拂袖而起,十分激动的说:“人各有志!我念了一辈子书,也只会教书。穷,是我的命!做了我的妻儿,就只好跟着我过穷日子。改行,是绝不可能的事!”父亲大怒而回,从此和大舅行迹疏远,话不投机。大舅劝他改行一事,深深伤了他的自尊。偏偏大舅的脾气也很倔强,看父亲如此食古不化,害苦了他的妹妹,对父亲也有许多埋怨。这样一来,我们和大舅家的来往,就变得很稀少了。只有我的大舅母,常常带着大包小包的衣服来我家,里面有许多小纱衣小纱裙,还是外祖母为我的出生而定做的,我始终没拿到,如今,却正好给比我小了八岁的小妹穿。看到这些衣物,别提了,母亲又哭了好几天。
  我们终于安定了下来,苦虽苦,总是阖家团圆的。父亲开始考虑到我们三个大孩子的教育问题。于是,有一天,父亲带着我们三个,走进上海市第十六区国民小学。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进学校,接受学校教育。那年我九岁,算年龄,应该插班念小学三年级。学校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入学考试,就把我分配到三年级班,麒麟背不出书,降到二年级,小弟一年级。活到九岁,我这才开始进学校念书,记忆中,念得真是辛苦极了。其实,不止是“辛苦”,简直是“痛苦”极了。
  原来,我从四川来上海,讲的是一口四川话,而学校里,从老师到同学,大家都讲上海话。我语言不通,老师说什么我不懂,同学说什么我也不懂。再加上,我来自乡间,难免土里土气,上海的孩子,都精明能干,对比之下,我是相形见绌。再有,我从小,只有母亲教我背唐诗,我的阅读能力很强,但是,数学却连加法都不会,成绩完全跟不上。在这诸多原因下,我在学校中,真是苦极了。
  上海的孩子会欺生,上课第一天,大家在操场中排队。前面的孩子把我往后推,后面的孩子把我往前推,我傻傻的站在队伍外面,手足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老师走来,见我不排队,把我痛骂一顿。全班同学,窃窃偷笑,而我,哭着跑回家说:不要上学了!不上学是不行的。父母正要训练我们的独立精神,和适应能力。我哭了一晚,又乖乖的回到学校去。逐渐的,一天又一天,同学不再欺侮我了。我也学着去交朋友,因为语言的隔阂,交朋友真太难了。
  我上学上得很不顺利,两个弟弟也不顺利。麒麟从小脾气就坏,总是和同学打架。小弟弟更绝了。他一生没有规规矩矩在教室中坐上好几小时的经验,此时,要他坐着听老师讲课,他怎么坐得住?不知怎的,他发现只要举手对老师说:
  “我要尿尿!”老师就会让他去上厕所。结果,他每节课都要举十几次手,去上厕所。有一次,老师忍无可忍,生气的说:
  “不许去!”小弟见计谋不成,如坐针毡,居然威胁起老师来:
  “你不让我去,我会尿裤子!”
  “尿就尿!”老师说:“不许去就不许去!”
  谁知,老师的话才说完,我那小弟真的就“就地解决”起来,弄得全班师生,大惊失色。那时,学校里有个规定,学生讲了粗话或做错事,要用红笔在嘴上画一个圈,那红墨水画在嘴上,洗好几天都洗不掉。老师这一气,就在小弟嘴上画了好几个红圈。那天麒麟因为打架骂人,也被老师用红笔在嘴上画了圈。结果,我正上了一半的课,训导主任跑来通知我说:“你今天不要上课了,把你两个弟弟带回家去吧,他们一个尿了裤子,一个打了架!”
  学校离我们家,要走一大段路。平常,都是我带着两个弟弟上课下课。那天,我领着两个弟弟回家,看到他们嘴上画的红圈,和小弟的湿裤子,真是觉得丢人极了。两个弟弟还气呼呼的嘟着嘴,路人都回头看着我们笑。我又羞又恼,对两个弟弟说:“早知道,你们两个在东安城丢掉就算了,找回来干什么,这么麻烦!”话才说完,想起两个弟弟在东安失散后的凄凉惨状,不禁大大后悔起来,心中一酸,泪水就滴滴落下。小弟见我哭了,就也哭了,用手拉着我的衣襟说:
  “你不要哭,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麒麟见我们两个都哭了,眼眶就也红了起来。我在那一瞬间,体会出我是这个家庭的“长姐”,两个弟弟,终生都是弟弟,不论他们怎样,我再也不要和他们分开。于是,我一手揽住一个弟弟,三人一路哭着回家。到了家里,我急忙把两个弟弟藏进浴室里,拚命帮他们两个洗掉嘴上的红圈,就怕父母看到了,会和我一样伤心。
  在上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记忆中,属于欢乐的事情实在不多。贫穷会把欢乐从身边偷走。冬天的上海,冷得出奇,我和弟弟们缺乏冬衣,冷得牙齿和牙齿打战。每天三个人手牵手的去上学,经过卖糖炒栗子的摊子,真想买一包糖炒栗子来暖暖手,甜甜嘴,但是,身上没有钱,就是吃不到。学校的同学流行跳橡皮筋,人人手中一大串,只有我没有。那时,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串橡皮筋,直到离开上海,愿望都没有实现。说实话,从小,我就在困苦中长大。但是,只有在上海的这段时间,对困苦的感觉特别敏锐。
  在上海住了一段日子,因为父亲的收入实在不够维持,(大舅一直想接济我们,父亲隙骄傲的拒绝了。只有大舅母,变着花样,吃的穿的,经常往我们家送。)母亲见这样不是办法,就也去中学里教起书来。这样一来,我就忙了,每天下了课,就飞奔回家照顾小妹妹。我家那张大书桌,已不够我们睡,我们就打起地铺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成了妹妹的小保姆。生活里的喜悦实在不多。但是,也就在那年,我发现了写作的快乐。我写了我生平的第一篇小说《可怜的小青》。父亲读了,似乎颇受感动,他帮我寄给了大公报的儿童版。当这篇稿子登出来之后,我整天捧着那张报纸,兴奋得茶不思,饭不想。把自己这篇短文,读了起码一百遍。可怜的小青,到底写些什么?如今已不复记忆。但,顾名思义,那“可怜的小青”,必然有自我的写照吧!
  自从在报上发表了作品之后,我开始迷上写作了。每天下课回家,就涂涂写写。那时,我的小四姨参加了话剧社,演出曹禺的《北京人》。当年,小四姨是个胖妞,很有喜感。虽然不是主角,却是重要的次角。我因此可以拿到招待券,去戏院看小四姨演话剧,是记忆中最快乐的事。看完话剧回家,我居然写起剧本来了。不会分场,我全写“独幕剧”。人物一多就搞不清,我全写“双人剧”。好长一段时间,我乐此不疲,父母看了我的“编剧”,只是笑。因为我的取材,全是父亲与母亲间的“对白”,所谈的问题,全是逃难时的点点滴滴。
  我这些“剧本”真可怜,从没有发表过,出版过,当然也没有人演出过。最后,都进了垃圾筒。
  我在上海念了一年书,渐渐有了朋友,学会了说上海话,也熟悉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我会一个人逛书店,逛得忘了回家吃晚饭。也会抱着妹妹,去外白渡桥上看船,看落日。每到星期天,就和弟弟们去外滩公园奔跑——以发泄我们在一间房间内无法发泄的体力。
  但是,父母的脸色又不对了,上海市的气氛也不对了。物价飞涨,金元券贬值,上海的商店中,发生了惊人的大抢购……这些事情,对幼年的我来说,是根本无法了解的。我惟一熟悉的,是那种紧张的气氛。我知道,战争又逼近了!
  果然,战争又逼近了。上次是抗日战争,这次是内战。对我而言,战争代表的就是流浪和苦难。父母脸上又失去了笑容,他们整天讨论着讨论着。最后,父亲决定,把母亲和我们四个孩子,先送回湖南老家去。他继续留在上海,把他未教完的那学期教完。于是,我们离开了刚刚熟悉的上海,又回到了湖南。这是我们第二度回乡,第二次和祖父团聚。两次都在战争的阴影下,两次,湖南都只是我们的中途站,而不是我们长久栖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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