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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才女俏佳人”美称的女作家林燕妮，特立独行于香港文坛。 金庸评价她是“现代最好的散文女作家”。而与她在文学上的才情并立的，是她名门淑女的大家风范和机智过人的广告及商业才能。她的令人为之目眩的多面性格，多面才干，和她多方面的成功，使得我们隔水观瞧林燕妮时，虽看不真切，却能感受到她的不同凡响。 不久前，林燕妮手持她的粉红色的小伞，微笑着从她的书中走出来，欣然接受了本刊记者对她的采访。在北京国际饭店柔曼的背景音乐里，林燕妮轻言细语身为作家的林燕妮和身为女人的林燕妮。 问：林小姐，你好。你的《懒洋洋的下午》、《粉红色的枕头》、《痴》等作品一纸风行，令你稳坐畅销书作家的位置。并继金庸之后荣获第二届“香港艺术家 联盟最佳作家奖”。但系名门淑女，后又留学美国知名学府加州大学读遗传学的你如何与文学结缘？ 答：在香港，虽说是双语（汉语和英语）并行，但中文好的还是不多。我的中文基础尤其是古典文学的功底得力于家庭的教养。我母亲出生在江南的一户书香大家，到香港旅游时遇上了只会说英文的我的父亲。我是家中的长女，父亲就把我送到一所很好的中文学校里，要我一定学好中文。我十七岁赴美读大学时已能用中文写很好的文章了。汉语的声韵之美、节奏之美让我着迷，而古诗词里的情景之美是其它语言无可比拟的。 以后，我又到香港大学读中国文学，获硕士学位，并接着攻读古典文学的博士课程。 其间，有位朋友是《明报》的专栏作家，他要出去游玩，约我替他补缺。不料，金庸在我的文章刊出了几天之后，写信给我，约我另辟专栏，继续写下去。于是，就有了我自己的栏目“懒洋洋的下午”，后结集出版。我也因此有了一个作家的身份。 问：中国古代的许许多多闺秀作家比如李清照、朱淑真，留下来的诗篇有的十分深刻，十分动人。而作为现代女作家，你觉得与她们相比，有何不同？ 答：我写了很多的大都市中成熟的美丽而有钱的女性，她们无可奈何的烦恼和排遣不了的愁苦，始终是“闺怨”。但现代女作家以小说的形式写“闺怨”，可以千变万化，气象万千地写尽各色人生。 我很小地时候，随母亲周游世界。国内不久前上演的歌剧《朵兰多》，我在意大利和美国听过多次。我会在凡高的绘画前感动不语，我会一个晚上听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反反复复地听。贝多芬就这么一首小提琴协奏曲。我还从小到大跳了十几年的芭蕾舞。这些艺术上的交汇都会化成文字流注我的笔端。因此，现代女作家的丰富、生动和多样也会在文学上有所表现。 问：据说，香港名作家倪匡曾更正金庸的话，认为你不仅仅是最好的散文女作家，而是所有散文作家中写得最好的。不过，他对你的小说似乎没有评价。你更喜欢自己的小说还是散文呢？ 答：我的散文好象是我的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女朋友，我与她无话不谈。这些散文几乎都是我在一天工作后的午夜完成的，是每天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感受的真实记录，所以比较主观，是“我手写我心”。 但小说就不同了。我的小说是我虚构的一个七彩世界。是我兴致所至，率性而为的“卡通”境界。我可以躲在文字的背后做鬼脸说鬼话，而不必担心有人会因此指责我不够“淑女”。《盟》中的女鬼，《十小时》里的海伦，《痴悼》中在水上放烛盏的女郎，金庸说他很喜欢这些人物，我也喜欢。 所以，写散文时我很用心，而写小说时我很放松，也很开心。两种手法我都能把握得不错。但散文的写作在前，写小说是后来的事。 问：你好象特别喜欢旅游？古人所说的“行万里路”，你一定深有感悟吧。 答：每年我都会化几个月的时间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除了南极和北极，还有西藏，我几乎走遍了全世界。我发现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 我在非洲的肯尼亚待过一段时间，当地的土人悠然自得，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穷，有人打猎，有人农耕，有人捕鱼，各得其所。我住的旅馆有一个十几岁的大男孩，看我要走了，对我依依不舍。我就想送他一件礼物，看他手腕上没有表，我就把戴着的手表送他。他却不要，说他们从来不看表，他只希望我 回去后能写一封简单的信给他。我当时特感动这份自然观和平常心，在他的眼里，一个朋友是比一件东西更有意思的。 我们经常说非洲落后，不开化，而其实我们自己已经开化得糊涂涂了，整天忙着追求生活中也许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 欧洲的文明也给我很大的启示。我所认识的法国人，意大利人，他们并不在乎你富不富，贵不贵，当我说我是一个作家时，他们马上对我肃然起敬。这说明文化和艺术在他们的眼里还是比钱要贵一点的。 到名牌时装店买东西时也是如此，他们不在乎你是不是能掏得起足够的钱买。当他们看到你能很在行地欣赏他们的名牌的种种好处时，他们就会特高兴特热情。这与香港很不同，香港是谁付钱，就侍候谁。 所以，我们不要被地域限制了，世界其实很大很大。每一种文化里都有更符合人性的东西。 问：听说你曾从事广告行业多年，曾任跨国广告公司行政总裁，这在香港历史上成为独一无二的翘楚。你如何协调作家心态和工作状态？ 答：写作是我的理想世界，办公是我的现实世界。我很喜欢不停地做事。很多人说在大机构中工作，人事之复杂让人难以忍受。我的看法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一直相信，在智者的眼中，一切都是简单的，因为他快捷明敏，不像我们一般庸碌之人，思路有如饶毛线球。 我和我的搭档各拿二万五千元起步，组织了一家广告公司。在我做公司的十一年的岁月里，我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因为我必须同时兼顾写作。我不能没有写作。但是，很累很累。后来有一家英资大财团想收购我们的公司，我们就把自己的公司卖了。我和我的搭档被他们考核了半年，结果我被选中出 任行政总裁。现在这家公司在国内的分公司也发展得不错，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盛世广告公司”。这“盛世”二个字还是我给起的。 问：很多人都称赞你是“女人中的女人”。你初踏入社会，就在无线电视台得到了“最佳司仪及天气女郎奖”，又连任香港小姐、亚洲小姐的选举评判和亚洲小姐名媛顾问团，以及首届香港先生的选举评判。还有全美华埠小姐的选举评判，和最佳衣着女性奖、十大魅力男女奖等等，简直让人为之目眩。 答：（笑）是的。我还是香港艺术家联盟的创办人及副主席。是香港芭蕾舞筹款委员，美国大都会Cosmopolitan月刊和美国Bazaar月刊中文版顾问等，连我自己都数不过来了。 我的出生决定了我可以鲜衣华服美食以及香车宝马，无所事事地过一生。不过，那岂不是闷死了。我所受的教育和我的个性使我很想认认真真地做点事。写作，生意，和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使我的人生丰富而充实，我想，我是活了普通人几辈子的人生。这是很有意思的。 同时，我的社会工作也确实给了我很多东西，有荣誉，也有很多荣誉以外的收获。比如，香港人都是要做“义工”。我是香港聋哑协会的副主席。（我并不聋呵。）跟这些身有残疾的人在一起，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生命的勇气。开晚会的时候，听不见任何音符的他们却能用心去感受着节拍跳舞，把地板跺得震天响。当时的我特别感动。 问：目前，你致力于写作本身。那么，在香港做一个作家是不是很有意思很轻松，精神上的和经济上的压力如何？ 答：可能没有想象中的轻松。我在《明报》、《明报周刊》和《新报》做了几十年的专栏作家。我自小至大，唯一矢志不渝的事情便是写作．我没有比写作更大的寄托。但香港是个高频率的社会，时间上的压力对我始终是个最头痛的问题。所以，我最近把一些俗事尽可能放一放，专心于写作本身。 香港作家一般同时又是专栏作家，文章也是先在报刊上发表，然后由出版社结集出版。我的书先后由“博益”和“明窗”出版，有的已经是第十几次印刷。 香港作家的版税一般都能到１５％。报刊的稿费就千差万别了。有几十港币一千字的，也有几千港币一千字的。因作家而论。但仅靠稿费就能养车养房过家家的作家没有几个。 但香港作家不用担心盗版，在这方面，香港作家的权益要比国内作家受到更多一些尊重。我的书在国内已经印刷发行了很多，很遗憾其中有不少是盗版书。最近，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会推出我的作品。 很可惜，香港的报业光芒万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主要原因是金庸一代的有眼光有新闻良心的报人大都离职退休了。 问：金庸说你是一个“用香水写作”的女作家，有什么出处或特殊的含义吗？ 答：（笑）有人说我是全香港最罗曼蒂克的女作家，因为我喜欢枕着粉红色的枕头，就着粉红色的稿纸，还要喷香水于稿纸之上。其实，我在生活中很少使用头，就着粉红色的稿纸，还要喷洒香水于稿纸之上。其实，我在生活中很少用香水，但写作大都是在深夜进行，温馨的香水会给我营造一个很好的氛围。 问：你以后有什么创作计划，你会离开香港到别的国家定居吗？ 答：我想，我老了以后心态会渐渐平和，奔放的激情也会趋于平静。但是，爱心还在。我一直想给孩子们写一些童话，那多有意思啊。对我一生影响最大最深的书，可能还是很小的时候，我的一位耳聋的小九姨给我看的《格林童话》、《木偶奇遇记》等等。童话的世界黑白分明，爱憎分明，会对人一生的是非观打下一个基础。 我走到哪里，我都说我是一个中国香港人。我热爱香港，因为是香港成就了我的一切。香港奋发图强的时期，正好也是我奋发上进的时候，我对香港有着很深的感情。我不会离开香港。 问：最后，请你对《女友》的女友们说几句心里话，好吗？ 答：心里的感触有很多，最想说的是希望你们能把握住青春的美丽。美容和时装也都是需要的。内在的质量是需要外在的美丽去表现的。但青春是不长久的，不要以为青春就是你有很多很多的时间供你挥洒，其实青春最大的优势是你可以有很多次成功的机会，而且，青春还会允许你失败，失败了之后你还是有可能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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