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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会昌灭佛



教派斗争在党争的淤涡中浮沉

  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三武”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指周世宗柴荣。“会昌灭佛”就是指唐武宗在会昌年间的毁佛活动。
  “会昌灭佛”是佛教与封建国家发生经济上的矛盾冲突、佛教与道教争夺宗教上的地位的斗争的结果。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西汉末年。它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魏晋以前为输入时期,东晋南北朝为传播时期,隋唐为兴盛时期。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门阀世族统治阶级的提倡下,获得了广泛的传播。皇帝、贵族和世族官僚大都信仰佛教,印度僧人佛图澄、鸠摩罗什先后被后赵石勒、石虎和前秦苻坚尊为国师。南朝梁武帝更是一个迷信很深的教徒,他尊佛教为国教,并曾三次舍身出家为僧。所以,这个时期佛教寺院大量兴建,僧尼空前增多。北魏时,佛寺多达3万余所,出家僧尼达200余万人。南朝梁武帝时,仅建康一地,就有佛寺500余所,僧尼10万人。而且这些佛教寺院都拥有独立经济,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形成了特殊的僧侣地主阶层。
  佛院经济的发展必定会在经济方面与封建国家发生冲突。北周武帝当政时,北周有僧侣100万,寺院万余所,严重影响了政府兵源、财源。为了消灭北齐,他决定向寺院争夺兵源和土地。建德三年(574年),下诏禁断佛、道二教,把僧侣地主的寺宇、土地、铜像资产全部没收,以充军国之用,近百万的僧尼和寺院所属的僧祇户、佛图户编入民籍。此后四年,北周灭北齐,北周毁佛的范围达到关内及长江上游,黄河南北的寺院也被毁灭。江南自侯景之乱后,佛教势力也受到影响,陈朝的佛教已不及梁朝之盛。佛教势力的再次膨胀与隋文帝杨坚的提倡有极大关系。
  隋文帝杨坚于开皇元年(581年),发布诏令,可以自由出家,并按人口比例出家和建造佛像。隋炀帝时,命僧人法果在洛阳缩写佛经经目。所以在隋朝时,佛教已再度兴盛起来,唐朝时更为发达了。
  唐朝统治者虽也有几次抑制佛教的活动;但总的说来还是提倡的。
  唐高祖比较信佛,但唐初时,傅奕多次上书,列数佛教的恶果,请求废除佛教。唐高祖曾下诏淘汰僧尼,并波及道士。由于唐高祖退位,太宗摄政,大赦天下,所以并没有实行。唐太宗时曾于贞观初年,下令凡有私度僧尼者处以极刑。
  唐太宗晚年有忧生之虑,所以留心佛法,再者,因爱玄奘之才,所以曾亲自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宣扬佛法。并下令度僧尼18000余人。以后的高宗、中宗、睿宗都很信佛。武则天之时,则更是大力提倡佛教,到处建造佛像,又建明堂,修天枢。佛教势力更加膨胀。佛教寺院可与宫室相比美,极尽奢华。以后诸帝也多信佛,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养了数百个和尚在里面早晚念佛,宪宗时还举行迎佛骨的活动。
  代宗时下诏,官吏不得“箠曳僧尼”,僧尼犯法也不能绳之以法。当时关中的良田多为寺院所有。
  佛教在统治者提倡下,迅速发展起来,但同时也与封建国家存在着矛盾。大量的劳动人手出家为僧或者投靠寺院为寺户、佃户,寺院控制了许多土地和劳动力,寺院经济发展起来,而封建政府的纳税户却大为减少。傅奕反对佛教的理由之一就是,僧尼是游食之民,不向国家交纳租税,浪费了封建国家许多钱财,减少了税收。韩愈在反佛的文章中也从国家财用的角度,指出了佛教的弊端。代宗时,彭偃就建议:
  僧道不满50岁的,每年交纳四匹绢,女尼及女道士不满50岁的,交纳二匹,并和普通百姓一样应役。他认为如果这样,那么出家为僧也就没有什么害处了。因为存在争夺土地和劳动人手方面的矛盾,在这一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时,封建国家就会向佛教势力宣战。
  另一方面,唐武宗灭佛也是佛教与道教斗争中的一个回合。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追尊老子李聃为教祖。北朝以来的皇帝多信道教。唐朝建立后,因为皇帝姓李,道教尊奉的老子也姓李,统治者为了借助神权,提高皇家的地位,自认是老子的后代,所以推崇道教。高宗时,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还亲自为《道德经》作注,叫人学习。尊老子的《道德经》为《道德真经》,庄子的著作为《南华真经》,庚桑子的著作为《洞灵真经》,列子的著作为《冲虚真经》,在科举中增设老、庄、文、列四子科。并规定道士女冠由宗正寺管理,宗正寺是管理皇室宗族事务的机构,说明唐朝把道士和女冠当作本家看待。武则天崇佛,一是因为佛教曾为她当女皇制造理论根据,同时也是要用佛教来压道教。
  由于唐代尊崇道教,有很多为皇帝所宠信的道士。这些道士,继续前代以来佛、道二教的斗争,对佛教大肆攻击。唐武宗灭佛的根本原因在于打击佛教寺院的经济势力,但也和道士赵归真对佛教的攻击有很大的关系。
  武宗前面的敬宗、文宗仍照旧例做佛事,但敬宗已酷信道教,赵归真可以出入皇宫。文宗时已有毁佛之议,曾下令禁止度僧和营建寺庙。武宗未即位时,已好道术。即位后即召道士入禁中。赵归真利用了这一点。对武宗说:佛教不是中国之教,应当彻底清除。
  唐文宗曾对宰相说,古时3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中吾民尤困于佛。唐武宗说:使吾民穷困的是佛。于是下诏废除佛教。先拆去山野招提和兰若(私立的僧居)4万所,还俗僧人近10万人。会昌五年(845年),规定西京留4寺,每寺留僧10人,东京留2寺,其余节度观察使所治州34处可以留1寺,留僧照西京例。其他刺史所在州不得留寺。并派御史4人巡行天下,督促实行。共废寺(朝廷赐名号的僧居)4600余所,僧尼还俗260500人,释放奴婢15万人,被寺院奴役的良人50余万。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凡被释放的奴婢,每人分给田百亩,编入国家户籍。
  并将寺院铜像用来铸钱,铁像铸成农具,金银像收归国库。民间佛像限一月送交官府,如违犯则给以处罚。会昌末年,全国两税户比宪宗“元和中兴”时增加了两倍多,比穆宗时期增加了1C3,是安史之乱以后国家最盛时期。可见,这次灭佛运动是成功的。
  但是,武宗死后,宣宗即位。宣宗崇信佛教,下令恢复武宗时被废的佛寺,并杀死道士赵归真等。在此之后,佛教势力又兴盛起来。
  对佛教的态度也是唐后期牛李党争的一个内容。李德裕反对佛教,他在浙西做官时曾拆毁寺观1400余所;在西川任节度使期间,也曾毁寺观兰若干处,把寺院土地分给农民。会昌年间的灭佛运动就是李德裕和唐武宗协同进行的。宣宗大中元年(847年),李德裕被贬为潮州司马,后又贬崔州(海南琼山县东)司马。教派斗争终于纳入了政治斗争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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